| 第六章 軍區司令繼續干涉 |
| 送交者: x-file 2016月02月09日18:56:56 於 [世界遊戲論壇] 發送悄悄話 |
| 回 答: 第五章 德里拒絕我的脫離戰鬥計劃 由 x-file 於 2016-02-09 18:55: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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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軍區司令繼續干涉
當我回到吉米塘，天已很晚，我發現來迎接我的是，從後方指揮部來的我的幾位高級參謀官，他們碰巧從提斯浦爾飛來。莫伊特拉上校是我的高級軍醫官，他已來吉米塘一兩天了，正在籌劃從吉米塘到提斯浦爾快速撤運傷病員的問題。我們急需為戰場傷病員準備房間。我確信，不用幾天我們就要開始接收戰場傷病員。卡爾茵·辛格旅長仍在那裡，面色是嚴肅的，但具有一種溫和而不氣餒的神態。撒古爾·辛格中校是我的高級軍需官；還有其他一兩位軍官。連同兩位直升飛機駕駛員威廉士和塞加爾，他們是一群愉快的人。 使我無限驚奇的是，處在這樣的逆境之中，這些優秀的軍官們，能夠如此臨危不懼。他們知道，一旦戰爭爆發，他們勢將任憑頑強的、物質上優越的敵人所擺布，他們的生活條件是極端的困難——壓低標準的定量供應；沒有足夠的冬衣抵禦刺骨的寒風；一個荒無人煙而又危險叵測的地帶；只有最低限度的一點點醫療設備；而且遠在千里之外，長期不能與家人親友相聚。但他們仍然經常是愉快的、積極的並且決心在逆境中盡力而為。有這樣一些朋友為我服務，我感到很幸運和欣慰。 我可以在此提一句，我的後方指揮部的軍官們，常常到前線去視察，以便直接提供幫助，這同軍區或軍部的高級軍官們形成了明顯的對照，他們最喜歡堅持他們那些不符合實際的要求，並向遠在戰地的人們索取報告。 我的高級作戰參謀(一號參謀)曼諾哈爾·辛格中校打斷了我的休息時間，交給我一份軍部來的電報，這就是把我從吉米塘“召回”的原因。電報是前晚從提斯浦爾發來的。我逐字引述於下(但是避免了軍用縮寫字)： 繼續我們172020的02120 [ 譯者註：系密碼代號。 ] ，在章勒地區要執行以下部署。甲從10月6日起，派一個連占領章勒並增援現在駐地的部隊。乙命令一個連到第五號橋，參看我們上面所引電報，現將全部布置在第五號橋北岸地區。任務(1)加強巡邏以控制第五號橋與章勒陣地之間的地區。(2)如可能，作如此布置，與章勒連隊處於互相火力支援的距離以內。(3)肅清第五號橋與章勒之間的敵人入侵。丙立即增派一個加強連(第三連)掩護第五號橋的南岸。該連先帶三天乾糧。如果沒有輕工兵，動用一個排的兵力幫助該連背運給養。答覆收到。 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軍部非但不批准我從克節朗河疏散部隊，現在反倒拿士兵當兒戲，像走棋子一樣把我的連和排推向前進。提斯浦爾命令我集結差不多一個營的兵力到最遠的“前哨基地”，那是一塊無關緊要的地區，離開我們的基地有四天的路程，位於有爭議的領土內，而且受到中國占有高地的控制。我無法保證那個前哨基地的給養，除了士兵攜帶能夠作戰半個小時的袋裝彈藥以外，我是無法接濟他們彈藥的。這簡直是發瘋。我決定不執行這些指示，除非考爾將軍直接給我下命令。 我向軍部打電話，但我只能叫到一個中校接電話(他的姓名已忘記了)。他不能夠(不願意)告訴我軍長在何處，也不能找參謀長卡·卡·辛格准將來按電話。他通知我，找不到任何一位高級軍官。我說好啦，在我未能與高級軍官通話以前，我拒絕按電示行動，我就這樣結束了對話。 我回到辦公室，情緒很壞。坦率地說，比吉·考爾發來這樣一份無益的、不得要領的命令，使我驚異。他曾看過地形，他知道章勒離扯冬有四天的路程，而且與第七旅的作戰陣地無法配合；即使作為一個和平時期的哨所，在那些條件下，也是毫無辦法維持的。怎麼能夠把500人的部隊部署到那裡？一個排(在正常情況下是30人)，怎麼能夠給他們搬運維持8天一個周期的給養？軍部難道沒有人具有一點最起碼的後勤工作的常識嗎？ 在一小時之內，第二個電報隨即發來了。這一次在時間次序和安全保密兩個方面分別升級為“火速”與“絕密”。 第一“從軍長到第四步兵師總指揮。如果對防守章勒不遵照所頒發的命令，參看本部所發172020的02120和182150的02130電報，那麼不執行和不貫徹這些命令的軍官將予撤職”。第二要不惜一切代價繼續守住章勒。遵照命令着手建立章勒的防務。復電告知收到。 讀了第二個電報，此刻我才認清，寫這些電報的主使者不是考爾將軍，而是森將軍。我認出他那大聲威嚇的口氣。第二電中的威脅性質，第一電中指明向找和我的一號參謀官所發出的不切實際、不符合戰術的指示——都帶有森的一貫作風的氣味，這些我們早就領教了。考爾一定是為了某種原因不在提斯浦爾，在他缺席期間，軍區司令接管了軍部。不論是什麼情況，我決定不遵從這些命令。如果森要撤我的職，就聽他的便。 我打電話給達爾維。如前所述，我不願意過早地告訴他關於10月17日“上級司令部”的決定——命令克節朗河一線的第七旅仍留原處，這只能增加他的憂慮。我曾指望上邊有人——國防部長，陸軍參謀長，任何人——能及時理解克節朗河的部署，在戰術上既不是可以防守的陣地，在給養上又不是能夠維持供應的戰線。但是沒有這樣的人，命令堅持不變。我必須說，對此，我主要責怪比吉——因為這是他的責任：他在親自偵察和從我手中得到給養儲備的統計數字、掌握實際情況之後，應該堅持把部隊撤回來。但他沒有這樣做。(後來我得知)在新德里的會議上，比吉向總理提出了三種可供選擇的方案：第一，向中國人發動進攻；第二，推遲進攻，但要堅守克節朗河的陣地，第三，撤退到後面的高地。這樣擺出三種方案，顯然意味着這三種行動方針都是可行的。政府、尼赫魯或者梅農，或者任何人勢必選擇中間路線，折衷辦法。對我來說，這是一粒要吞下的苦藥丸——是被我自己的軍長以及我們所有的上級拆了台。現在最苦的藥丸是我不得不把這一切困難轉交我的下級——約翰·達爾維。 正如我所預料，我一同達爾維通上電話，他就開始列舉他的一切苦處——他的指揮部的許多問題，後勤供應的無數困難，迫在眉睫的中國進攻。這一切我全知道。我也曉得，要求第七旅從那註定要失敗的河岸線打出去是多麼的不合情理；因為在那河岸線上，他們完全沒有可能抵抗中國的攻擊。但是我毫無辦法減輕他的負擔。我曾準備抗拒命令不再派部隊前進，如果我認為是精明的話，我也能夠主動地重新安排我的部隊。但這是不能由我選擇的，我不能違反命令放棄一條防線：那將是嚴重的玩忽職守。所以我所能夠做的就是對達爾維堅決，並且保證不論發生什麼情況，也不論他的處境如何，他必須堅持戰鬥——像我們其餘的人一樣——即使這意味着一定打敗仗。我儘可能溫和而又堅定地把這些傳達給他——並且掛上了電話。 從那以後，很多人問過我，為什麼我不提出辭職，而寧可被迫把自己的部隊置於如此無望的危境之中。事實上，我曾想過辭職，倒不是在那個時候，而是在那以前的幾天：當時情況在我看來是明顯了，我基於敵我雙方後勤情況的事實提出的建議被駁回了，而德里虛假的政治姿態卻受到贊同支持，看來陸軍最高當局不願意或者無力加以抑制了。後來我拋棄了辭職的想法，有兩個原因。第一，在危機的時候，戰場上的指揮官是不應當辭職或是丟下他們的部隊和崗位的，只有在和平地區或是在參謀機構，如果指揮官認為給他們的命令顯然是不合理而且可能導致災難，從道義上說，他們有自由辭職。第二，我深信，我若辭職，對於提斯浦爾和德里的妄圖虛張聲勢，也起不到抑制的作用——的確它可能對我們的部隊更為有害。不管怎麼說，我認為我不是“辭退”類型的人；我寧願繼續反對我所不同意的政策，也不退卻溜掉。 我召集師部現有人員開了一個短會，然後提前吃了晚飯就上床睡覺。那是一個嚴寒的夜晚，我很久不能入睡，因為過去幾周的事件繼續在我的腦中縈迴。到那時，我已深信中國即將發動攻擊，可能就在次日上午。一切跡象都指向這一發展趨勢。回想起來，真痛心，正是我們自己的政策，提供了敵人所需要的一切挑釁，至少在克節朗河前線是如此。 我回想比吉所說，關於10月11日在德里舉行的會議，總理和國防部長出席了，參加會議的有全體陸軍高級軍官和外交部與國防部的秘書們。在比吉作了匯報以後，唯一應該討論的問題，是現在應如何使第七旅從它的河岸線暴露的陣地上解脫出來，並且在戰術上適當的地點建立陣地。事實不是這樣，總理選擇了折衷的路線——而這是軍長絕不應當向他提供的路線。在與會的軍界高級官員中或是其它各界的官員們，竟沒有一個人能夠有勇氣或聰明才智，對於這一致命的決定提出疑問。 至於把部隊調到章勒，“使之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那是要由森負責的一件危險的蠢事。他親自下令占據章勒，這是在河的那一邊難以防守的陣地，而且沒有戰術上的價值。我自己的印象是。森要在令人生畏的比吉·考爾到達現場以前，他要作出一些作戰的姿態。(雖然考爾的職位比森低，可是他的名望和他在尼赫魯面前的顯著地位，總有一種使森感到氣餒的力量，森在考爾的面前就顯出一付毫無掩飾的獻媚相。)所以，由於他是小人物，就急忙把部隊趕到章勒，通過他自己私下採取的行動，為自己爭取好的評分。由於比吉(顯然的)不在軍部，森大概覺得這正是他表現自己的機會了。 在我的頭腦里，有一百次了，我企圖想清楚：一旦中國發動攻擊，我將如何控制戰局。在自己的頭腦里，我必須對此十分明確；即使我不能讓我的下屬軍官了解我的思想——由於我發現自己的處境獨特。在公開場合，我不得不附和森所發起的並且通過內閣大力推行的虛構計劃。一旦成為命令，它就奇蹟般地轉化為軍事戰略：住第四步兵師的指揮下，第七步兵旅將在克節朗河一線的陣地上一決雌雄，並且牽制住中國人，直到印度陸軍聚集力量發動自己的反攻，把敵人趕出印度。我知道不會有這樣的“戰鬥”。因為一旦中國進攻，我們的部隊還擊，在大約半小時內我們的彈藥就會用完。此後，第七旅和在我三個防區的其他部隊都會成為那麼多的“難民”：如果我的部隊不落入敵人手中的話，我的作戰任務就真正成為“撤退難民”。我不知道，歷史上是否有任何指揮官曾經面臨這樣一種令人難堪的任務。 就連“撤退難民”也很成問題。我們的部隊處在荒涼而遙遠的高地，只有幾條狹窄小道，根本談不上是道路。很快就要下大雪。部隊只帶有一兩天的口糧——要想獲得食品，到最近的居民點，也耍5天到7天的路程——而且那裡還不一定在印度的領土內。沒有可靠的地圖指示我們能夠通過的地區，沒有標明準確的海拔高度，也沒有其他基本的地形資料。 我將試圖解釋說明我腦海中的“撤退難民”計劃，我想可分為不同的五組，需要區別對待： 第一，在遙遠的西部，在章勒和第五號橋有兩個連完全靠他們自己。如果克節朗河哨所和基地同時受到攻擊，這些部隊不可能回到章多。只有一點可能性，他們繞過章鄉向北，並且走向嘎坡第一山口和不丹，經過布萊亭向南，但是我未曾要求對這條可能的路線進行偵察，因為那是違反官方政策的。 第二，扯冬、第三號橋和第四號橋各組(拉加普特聯隊和阿薩姆聯隊)，第七旅旅部，第九廓爾喀聯隊和在章多的部隊。一旦這些人的彈藥用完，因而成為失去戰鬥力的人群，他們有可能全部走向章多，然後到嘎坡第一山口，最後向南到不丹，經過布萊亭到塔希崗宗，最後到印度。 籌三，第一號橋、第二號橋各組(第四近衛軍聯隊和旁遮普聯隊)和在哈東山口、色基姆及倫坡的部隊。這批人要在哈東山脊進行抵抗，然後經過倫坡退卻到娘江河谷，如果他們能完全擺脫敵人，一旦到達吉米塘的主要道路，他們才是比較安生的。 第四，在兼則馬尼、仲昆橋、布羅昆桑和吉米塘以南所部署的部隊(布羅昆桑是吉米塘以北約一英里左右的一個小哨所，這用從大路岔出一條去倫坡的小路)。如果兼則馬尼的主要部隊能在炮火之下越過那段危險的小道和兼則馬尼與仲昆橋之間的橋，那麼這一組部隊會有一條容易的通道回來(小道是從仲昆橋的東岸橫穿到西岸)。我的計劃是把這一組(加上以上三個組中任何一組)沿盧姆拉路線帶回到達旺，因為我相信中國人不會同時攻打達旺和克節朗河線。 第五，達旺的駐軍。這一支部隊既能打第一仗，又能在彈藥用完時進行恰當的軍事撤退。當然，政治上的約束是不允許預先計劃甚至提出“撤退”兩個字的。然而，我確信卡爾茵·辛格(或者是他的繼任人，第62步兵旅的指揮官)會很好地掌握局勢，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有一定的人力物力。 我自己對未來“戰鬥”情況的預測是這樣：中國人突然而又猛烈地攻擊，我們抵抗半小時，彈藥用完；然後四散潰逃。這是對著名的“紅鷹”師的一種不光榮的頂測，但是，假如我能適當地執行我的撤退計劃，至少我可以挽救千萬條人命，以免他們死於那些荒涼的高地。 為了保證在戰鬥爆發以後，我能應付事變，我迫切需要良好的通訊，可以同所有的防區和有關哨所取得聯繫。在這一方面，我得到以下兩位很好的協助，我的通訊主任(迪瓦里中校，他最近還到克節朗河地區視察過)和他的第二把手拉姆·辛格少校，後者在吉米塘曾同我在一起。簡單地說，我的通訊聯繫情況如下： 後方：與軍部和我在提斯浦爾的後方指揮部有無線電和有線電兩種聯繫； 第七旅防區：與第三號橋有無線電和有線電兩種聯繫，但是我的無線電收音機收聽不到旅部前方各部隊(章勒、章多、第三號橋、第四號橋和第九廓爾喀聯隊)的消息，中部防區：有線和無線電通向所有的哨所——第一號橋，第二號橋，倫坡、哈東山口、兼則馬尼、仲昆橋和布羅昆桑。 達旺防區：有線電與無線電均暢通。 我的通訊官和全體人同，保證無線電收音機和有線電話操作良好，保證我同各防區和前哨基地保持聯繫沒有困難。所以我有信心，一旦發生戰爭，我能幫助和指導我的部隊。以此作為唯一的安慰，最後我漸漸入睡了：而且睡得很熟——在今後的若干夜晚中，這是我最後一次熟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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