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的名人到北京排不上号，绝非首都人民排外，实在是因为北大的牛人太多了，此时又忙着搞新文化运动，个个都是报纸上的焦点，人人拉出来在全国排得上号，毛泽东跟他们差得实在太远。可怜的毛同学不仅地位低，而且满怀仰慕之心去讨教时，还发现教授们都非常忙碌，没有工夫同一个图书管理员废话，尤其这个土包子连北京话都不会讲，满嘴难懂的湖南口音，最多敷衍几句就走。据说最让人伤心的一次是毛泽东去听大学者胡适的讲座，鼓起勇气提了个问题，结果胡适搞清楚提问的是个图书管理员后，居然当众拒绝回答，认为他不配。

在当今社会，地方的局长厅长调到中央部门时往往会不适应，因为他们本来是一呼百应的一把手，结果到中央连老资格的科员都不如，毛泽东这个时候大概也差不多。北漂的日子又穷又受气，只有一件事可以觉得舒畅些：他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恋爱了。

这一年毛泽东二十五岁，杨开慧十八岁。

除了谈恋爱，毛泽东并不是一无所获。除了同直接领导李大钊、北大教授陈独秀搞好关系之外，他还认识了一个情商很高的人，叫张国焘。张同学是学生领袖，不仅口才独到、影响力强，而且做事十分到位，人情世故非常精熟；而北大那些风华得意的学者们要到三十多年后才会明白，他们当年都干了什么傻事。

北漂的生活总是匆匆忙忙，几个月一晃而过。一九一九年四月，去法国留学的人选定下来了，里面没有毛泽东，一方面毛泽东手上的钱不怎么够，另一方面虽然毛泽东不反对留学，却觉得中国的国情太过复杂，想多体验几年再说。人生实在太过短暂，象杨老师那样一出去就是十年，对毛泽东这种急性子来说，实在是太长了。

一块跑到北京准备出国，结果别人留洋镀金，毛泽东却灰头土脸地回了长沙，在修业小学找了个历史老师的工作，重新做他的孩子王，实在是垂头丧气。他刚刚到长沙，立刻就发现形势不对，因为这一年的四月，出大事了。

事情要从一九一八年说起。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对中国来说还是很值得高兴的，因为德国打输了。

万里之外的德国战败，中国却兴高采烈，绝非幸灾乐祸，主要原因是北洋政府当时站在协约国（英国、法国）一边对德宣战，跟风成了战胜国。不过以中国当时的能量，实在对世界大战没什么影响，除了卖矿（不打仗其实也卖的），就是派了一批华工去帮忙。

不管怎样，战胜国总是赢家的意思，北洋政府这一局侥幸赌对，于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一月，兴高采烈地派出外交代表团去巴黎，参加战后谈判。按中国的想法，几十年来都是割地赔款，好歹站对位置跟赢了一回（不好意思，实在不是打赢的），中华民国一不瓜分殖民地，二不索求战争赔款，把德国的不平等条约取消掉、德国割去的地还给我总成吧？

这实在是个合理的要求，但再合理的要求碰到不讲理的对手，也会变成不合理。对列强来说，世界大战好比一伙流氓打架，打输的要把身上的钱交给打赢的，这一点没有问题；问题是大伙打架的时候中国并没出力，最多是在旁边递了几条擦汗的毛巾而已，实在算不上功劳。德国是战败了，可不算中国打败的，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只能根据中国的实力来划分，而不是什么战胜国不战胜国。

北洋政府其实也明白这一点，因此要价并不高，可到了巴黎才发现，连这样客气的要求也不能算数。山东早就被日本用对德宣战的名义占了，当时的理由是为了打德国人，现在德国人投降了，山东却还要继续占下去。

只要具备起码的外交常识，就会明白日本的做法连强盗逻辑都讲不通，但大和民族向来是不怕无耻的，因为他们就靠这一套起家，有没有脸都成问题，要不要实在不算个事。天皇派人来巴黎开会，最想要的就是中国的山东省，虽然他们也没有派兵去欧洲打仗，可却是拥有强大军队的战胜国，海军还跟大英帝国联手巡逻过。于是列强根据利益做出了判断：得罪日本不如得罪中国，所以应该割中国的肉喂日本。

几天后，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桌上明白了一件事：弱国的地位，就是没有地位。

这一年的四月，毛泽东还在四处游荡，北京已经是热血沸腾，因为从巴黎传来消息，中国代表团受不了列强的压力，要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了。

签字，等于同意把山东割让给日本，从一次割地变成另一次割地。要命的是北洋政府根本顶不住压力，而且事情到这个地步，段祺瑞从前同日本签的条约也被翻出来，原来一九一八年初北洋政府就找日本借了大笔军费，代价是同意日本在青岛和山东铁路线的特权。虽然只是铁路线的特权，可有了这个条约，就等于变相承认日本人对山东的占领！

段褀瑞可以乱签条约，但中国的老百姓却明显没有契约精神，街头巷尾都炸开了锅，认定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必须维护，否则养政府还不如养狗。北京得到消息最早，出事也最早，四月底北洋政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五月一号北大的学生就知道了。当年没有游行示威法，也没有坦克维稳的传统，天不怕地不怕的学生代表集合起来，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三号举行临时大会，反对签约。

五月三号晚，临时大会决定，第二天游行示威，抗议政府丧权辱国。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高校三千多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云集天安门，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几个铁杆亲日派。狂怒的学生一路游行到曹家，痛打了卖国公使章宗祥，还点火焚烧曹汝霖的房子，直接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在几乎失控的情形下，军警们也不是吃白饭的，干脆利落地出手，抓走了三十二个学生代表。

在教育落后的中国，学生就算是智识阶层，而北京的高校学生则是精英中的精英。这帮精英们不安心读书感谢国家，反而未经当局批准胡乱游行，闹出了影响社会稳定、危及官员财产安全的群体性事件，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威信，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打乱了国家的外交步调，给各级领导造成了不必要的压力，北洋政府对事件是意外的，对结果也是痛心的。北京政府（注：一九一九年的）立刻颁布戒严公告，由大总统徐世昌亲自下令镇压，并要求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北洋政府周围，各级部门吸取深刻教训、彻底打击学生中的黑恶势力，集中力量抓一批影响较大的重犯，把包括交通总长曹汝霖在内的广大领导利益作为根本利益，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以外交大局为重，切实整肃官民关系。

北洋政府有兵有炮，学生们什么都没有，但意外还是并不意外地发生了。

广大首都人民同北洋政府一样，对五月四号发生的事非常关心。但首都人民在危急关头的表现却不大对劲，他们没有相信政府、感谢政府，也不肯紧密团结在以徐世昌总统为核心的第N代北洋领导周围，甚至没有对施暴的学生进行谴责或表达愤慨，反而利用媒体对政府进行了很黄很暴力的攻击和责难，对在暴乱中痛失住宅的卖国总长曹汝霖等官员，给予了更黄更暴力的批评与痛斥，直接痛骂这帮领导连狗都不如。上海、天津都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纷纷表示支持，怒火烧到全国各地，很快五月十九号北京学生罢课，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的学生跟风响应，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学生影响不断扩大，北洋政府坐不住了，本着稳定压倒一切的精神，决心采取强硬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六月三号，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抗议活动，军警们集体出动，抓走一百七十多人，北京学校附近大批驻扎人马，戒备森严；到六月四号，他们又抓了游行学生八百多余人，但邪恶下作的北洋政府竟然不敢对学生开枪，反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学潮一个月，终于影响到社会实业界，工人开始罢工了。

一九一九年六月五号，上海两万多工人大规模罢工，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纷纷跟进，前后约有六七万人参加。上海工人一罢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和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罢市运动涉及全国。六月十一号，陈独秀、高一涵等人索性到北京前门外的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果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这已经是公然宣称要造反了。

北洋政府顺理成章地逮捕了陈独秀，也顺理成章地引来了各地的通电抗议，事情越闹越糟。内外交攻之下，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在六月十号终于被免职，十一号总统徐世昌焦头烂额，索性提出辞职，打算远离这趟浑水，回家种田养老。

虽然全中国都痛骂徐世昌不是东西，但徐大总统真要走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局面真的很困难，谁也收拾不了这个烂摊子。于是十二号之后工人陆续又开始复工，学生也停止了罢课，大家一齐强力观望，期待着奇迹的到来。

短暂的平静持续到六月十七号，消息再次传来，内外交攻的北洋政府撑不住压力，决心要在巴黎和约上割让山东。顿时全国民意再度沸腾，又开始了新一轮请愿示威，闹到二十三号，总统徐世昌不得不接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经下了命令，要巴黎的代表团“从缓签字”。

从缓？从缓之后又如何！

二十七号，京津学生和留日留美学生再度请愿示威，二十八号北京商学界代表又发起请愿，北洋政府没有政法委和维稳大队，他们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而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压力也到了极限，因为国内可以示威罢工，国际列强的压力却是无从推卸的。

六月二十八日，在内外交攻之下，中国面对列强威逼无路可走，也无从妥协，全权代表陆征祥终于撕破脸皮，对全世界愤然宣告： 中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爱谁谁！

拒绝签字，不能改变青岛和山东大部分地方被日本占领的事实，但中国政府绝不承认这种占领，并随时保留恢复的权利。

弱国也许没有外交，但我们依然保留尊严，保留希望：我们不承认，不忘却，不原谅。

于是一切都清静了。

中国没有签字，日本没有撤军，列强袖手旁观。从表面上看，这场折腾啥效果也没有，但其实却有着巨大的后续效应，并直接影响到山东的主权归属。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后面会详细解释，总之在国内支持和外交努力下，日本没能占到多少便宜。

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直至六月四日之后，在北京等地相继爆发的系列群体性事件，在历史书上称为“五四运动”，中国青年学生的热血奉献、社会各界的无私支持，都已永远载入史册之中。这场运动的意义之深远，不仅在于大家一齐参与国策、维护国家主权，更在于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以一个新的高度来看中国和世界，深入研究一个全新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永远只能是战败国，哪怕我们战胜？

这些年来，大家推翻了清王朝，买武器、立宪法、建军队，结果却只是一批又一批军阀打来打去， 无数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只是无谓地成为军阀的牺牲品，民众依旧麻木疲惫，国家也依然脆弱不堪。

中国怎样才能自新、自强？

从五四运动起，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学术研究，而是全体走向社会，决心寻求一条自强之路，为这个几千年的老大帝国寻找药方，学习西式民主科学、研究社会改良和变革，把知识切实用到社会政治当中去，五四运动的意义也由此超越了学生游行抗议的范畴，成为中国从文化上反省自新的标志。

由此上溯到厉行文字狱的满清时代，有气节、有思想的士人大都逃不出被剐、被杀、被凌辱抄家的命运，中国的眼睛被层层蒙住，只能随着统治者的指挥棒打转。五四运动是历史的爆发点，从那个热血沸腾的早晨起，伴随着赵家楼的火光，中国人再次开始独立思考的新历程，他们开始参与国政，开始追求民主自由，开始形成自已的思想体系、推行语言改进、推广文化普及，寻求改造社会的良方。

每年的五月四日是中国青年节。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当年的热血抗争与英勇不屈，但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明白，我们的祖辈正是在那个时候发出怒吼，老大帝国也正是那个时候艰难地直起腰来，划出一道电闪雷鸣的抗争。

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壮哉五四，壮哉中华青年！

一九一九年五月五号，全中国都在为巴黎和会而愤怒，愤青毛泽东显然更不会例外，只不过他的反应慢了一步。要说这也不怪他，实在是当年的通讯手段太过原始，从得知消息到联系各学校已经是五月二十五号，而到二十八号才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赶紧赶慢六月三号组织起统一罢课的时候，北京已经开始军警戒严、大抓游行学生，他们赶不上趟了。

虽然时间有点晚，湖南学联在态度上还是端正的，向北洋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对这些完全正当的要求，政府部门没给什么答复，原因倒也简单，这时给他们提要求的人太多了，湖南学联要在名单上排队的话，估计连第一页纸都轮不上，至于学联的毛泽东…等等，您说哪位？才辞职的某个图书馆办事员？您开玩笑吧，走好啊，不送，我这儿正忙呢！

毛泽东就这样度过了慷慨激昂的五四。湖南学联交完昂贵的电报费，什么反应也没有，六月二十八号消息传回来，中国代表团没争到山东的主权，最多只是不签字而已，所有人都是垂头丧气。运动结束了，但学联没有结束，所有参加的人也不想结束，大家都在探头探脑地商量一件事情：中国的路该怎么走？

指望军阀是不可能的。七月九号，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参加五四运动的人基本上没闲着，先后办了十多种杂志，探讨救国和社会问题。杂志当然是一片激进口号，不是革命就是快点革命，从名字上也能看出味道来：《觉悟》、《女界钟》、《新文化》、《热潮》、《向上》、《奋争》、《新声》…还有一个十三岁的女学生十分冲动，居然带人冲进湖南省议会的议事厅，异想天开地提出女人也该有财产继承的权利，轰动一时。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叫蒋伟，她还有另一个耳熟能详的笔名：丁玲。

所有人都忙碌的时候，毛泽东当然也没闲着，学联按他的建议办了《湘江评论》杂志，他当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分 “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 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全部使用白话文。毛泽东十分欣慰，这以前都是听别人的话，现在终于可以发表自已的意见了。

这一年，他才二十五岁，但也已经二十五岁了。

当小报编辑并不能改变毛泽东苦逼的屌丝处境，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鸭梨山大。没名气的小报编辑根本不招人待见，可怜的毛老师四处约稿，却经常被放鸽子，只好紧急操刀上阵。那时正是长沙的大夏天，蚊叮虫咬不得安宁，毛总编常常是挥汗疾书替自已赶稿，一写就是大半夜。有一次一个叫易礼容的商科学生来找他，已经大白天了，可毛泽东还在睡觉，易同学也不客气，直接掀开蚊帐，于是看到了一幅吓他一跳的自然景观。

毛泽东先生（二十五岁，应该叫先生了）躺在脏兮兮的床上呼呼大睡，枕着发黄的老式线装书，而床上、书上到处都是圆鼓鼓的臭虫自得其乐，正在共建一个标准的生态群落。

毛泽东不是动物爱好者，更不是不杀生，但做小报编辑得自已写文章、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薪水仍然只是历史教员的那一点，每月都是月光族，实在没什么时间整顿个人内务，只能凑和过日子。估计毛大爹要知道儿子混了这么多年就这点出息，一定会痛心疾首，因为他当初投资的学费实在是白花了，一个大子都收不回来。

但是毛泽东不这样想。那时没有网络，没有论坛，也没有帖子可以顶，一切消息都在闭塞之中，正是在做编辑的日子里，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

以前毛泽东一直以为，要重振中华，必须等古时那种大圣人出山；而此时的他开始明白，重振中华不是靠圣贤或大学问家，关键在每一个平民，因为中国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抛开每个工人、每个农民的切身问题去谈振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有的历史都从草根阶层发生改变，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实实在在地能够左右一切，而理想的社会也应当对每个人都公平、劳动、正义。

想要不重复帝王将相的历史，必须先超越帝王将相的历史。

一九一九年，毛泽东感到自已看到了真正的希望。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济世救民，工农团结。

毛泽东做杂志的本事确实不错。《湘江评论》一开刊就卖得很好，后来名气传到北京，胡适专门在《每周评论》里推荐这个刊物，估计他贵人多忘事，早已忘了那个当众闹过红脸的图书管理员。

然而问题也很快跟着来了。评论刊物做得太好，就难免得罪领导，而得罪领导就要完蛋，这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千古不变的规律。毛泽东的杂志七月中开刊，才做了五期一个月，到八月中就被封禁，同时被取缔的还有湖南学生联合会，短短一个月工夫，毛泽东又被下岗了。

刊物被封了，热情却没法封掉，好在当时新杂志多如牛毛（同样，办不下去关门大吉的也多如牛毛），毛泽东又找了一家《新湖南》，这是医学专科学校主办的杂志，也是五四运动的产物。

毛泽东的杂志结局都很惨。八月中他接手，十月就被封，仅仅比湘江评论多活了半个月，可见杂志办得再好，也不如军阀的枪杆耍得好，毛泽东只好继续郁闷下去。

这时的湖南军阀叫张敬尧。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恨上了他，而张军阀也确实不是什么好鸟。自一九一八年三月成为湖南督军以来，史书记载他的“政绩”包括纵兵劫掠、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 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种种，湖南当时还有一句话：“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也正是在郁闷的十月，毛泽东的母亲病逝了。

毛泽东在家里同老爸关系不好，但对母亲的感情是深厚的，她的死让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他为母亲写了祭文，回忆她“病时揽手，酸辛结肠；但呼汝辈，各自为良”的情形，在办完丧事之后，又回到了长沙，继续不屈的抗争。

没有刊物作主阵地，毛泽东只能给《大公报》投稿，主张社会平等、反对婚姻包办等，想做一个小有名气的政论家。但光是政论显然是不够的，张敬尧的所作所为不仅严重阻碍了他的前程，也引起了湖南的民愤，终于出现了另一起群体性事件。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带着家乡父老乡亲的期望，带着据说一万多个签名到了北京，打算借外界的力量驱除张敬尧。

按正史的说法，未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此行是正义之举、威武之举，作为湖南驱张运动的领导人，他在北京发表了大量有关湖南时政的文告，获得社会一致称赞，沉重地打击了军阀张敬尧的反对统治云云。

纯属胡扯。

事实上毛泽东确实去了北京，可以说是代表各界请愿去的，但也可以说是被赶到北京去的，因为湖南是张敬尧的地盘，而张督军对捣乱分子向来深恶痛绝，已经容不下毛泽东了。

毛泽东到北京后没有太多的作为，倒不是他不努力，实在是当时北京还在五四后的风波里，所有人都在慷慨激昂地谈论天下大事。湖南的事情实在隔得太远，而且全国军阀一个德性，更坏的鸟一抓一大把，也不在乎多一只张敬尧。

毛泽东在北京折腾了几个月，一无所获，反而又碰到了一件悲剧：授业恩师杨昌济逝世了。

作为恩师，杨昌济一直关照着毛泽东在北京的生活，也是毛泽东极可依靠的靠山。他在一九二零年一月十七日病逝，一生读书育人，文治教化，死后归葬湖南板仓。

这一年的一月，他的父亲毛顺生也逝世了，对这个暴燥顽固的父亲，毛泽东始终心存芥蒂，毛顺生虽然到晚年原谅了儿子，儿子却不肯原谅他。然而到此时，毛泽东终于感到了痛苦，因为他接连二三地失去了父亲、母亲和恩师，在家里成了挑大梁的长子，在外面却是孤苦无依的北漂。面对北京阴沉的天空，他不禁仰天长叹：

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都很重要！

从十四岁被迫成婚到现在，毛泽东已经度过了十一年单身生活，失去亲人之后，他和同样失去父亲的杨开慧的交往多了起来。虽然结婚要一年以后，但感情总是可以先发展的，事实上这两个人对仪式都不是很看重，因为杨开慧结婚前就怀孕了，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心知肚明。

但是对毛泽东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杨开慧，而是接触到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虽然工农联合一类思想先前也传到了长沙，但毕竟只是片言只语的报道，没有成体系的理论，而在北京，毛泽东能看到系统的共产主义理论书籍，还发现这一理论有了具体实践的对象：俄国。

同很多年轻人一样，毛泽东很激动，因为在他看来，奔走江湖这么多年，终于找到真理了。

对一个痛心于兵祸、侵略的年青人来说，有什么比工农联合、普世平权的社会更好的前景呢？毛泽东很快就醉心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当中，而在准备确立自已的信仰时，这一年的四月，他做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旅游。

按照常理，旅游是件陶冶情操的好事，可毛同学的旅游却是相当怪异，毫无章法。 当时杨开慧已经回长沙送父亲下葬了，毛泽东就一个人从北京出发，既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准备好要花的钱，就这样跑到天津。没钱的时候四处游荡（准备要饭？），正好碰到一个同学，借了十块钱买了去南京的票，顺道居然跑到山东曲阜欣赏名胜古迹，又登了一趟泰山，然后才赶到南京；这时又没钱了，连鞋也被偷走，结果在火车站外又碰到一个老乡（运气真好），借钱买到鞋子和车票，改去上海。

他的目的地居然是上海。

一个屌丝在兵荒马乱的时候玩穷游，象没头苍蝇一样转了一圈，靠借老乡的钱侥幸过关，这是我看历史时的第一印象，而且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人一定不少。但合上书本后，我总觉得有些事情就掩盖在迷雾之下，需要去探索或发掘，并从里面还原历史的真实。

毛泽东游历的时候是二十七岁。二十七岁的毛泽东智商不算低，从他随时能借到钱来看，他的情商显然也不低。在事情非常多、非常忙的时候，突然跑去旅一场没钱的游，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我相信，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因为历史虽然没给出明确答案，却给出了阴森森的记录。

为一段旅游苦寻答案，因为它的后果很严重。

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他四处乱转的原因。不过我们知道，毛同学旅游之前经历的事情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及接触革命理论，此后做杂志主编也一直没有脱离这几件事，而在五四之前，他刚刚放弃了出国留洋的大好机会，呆在国内说要读懂中国。

毛泽东一直认为，想要寻觅改造社会的良方，必须先弄清这个社会的主导思想和理论，弄清它的根源和由来。在书本上想象是一回事，实地去体验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复制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至少可以复制他的经历。

行走在曲阜的孔庙，抬头就是森严的石像、石马，到处都印着孔子的痕迹，庙里还如奉至宝地藏着大批发黄的线装书，以及历朝历代的祭品文物。两千年来正是这些书本里的老迈文字构成了自上而下的一整套统治基础，按级别一层层规定每个人该想什么、配想什么，甚至穿什么衣服、看什么戏，从皇帝到县令，从族长到小童，孔子的影响已经渗进每个角落里，整个社会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从结构到思维构成了一张纠结的大网，把所有人都死死地兜在里面。儿子不能违拗父亲，臣子必须服从君王，每个人都必须对古老的信条顶礼膜拜，在上一代的阴影中战战兢兢地长大，再死死约束自已的下一代，不让他们走出圈子一步。

虽然从理论研究来看，五四运动时“打倒孔家店”提出的很多糟粕，其实都不是孔子当时的言论，倒是后来统治者添加的思想；但毕竟是孔氏文化公司的加盟产品，他的后世子孙也在享受相关专利成果，因此给那些东西打上孔子的烙印也不算有错，而要指望孔子他老人家两千年前能有多高的觉悟，写出一本《资本论》或《共产党宣言》之类的东西似乎也不靠谱。所以时至今日，孔子的理论跟不上形势是肯定的，他的影响却始终没有消除，仍然在影响着每个中国人。

去完肃穆压抑的曲阜孔庙，穷得叮铛响的毛泽东又去了泰山。在这座封建帝王最高权力的象征面前，毛泽东没有一览众山小，也没有留下什么豪情壮志的诗句。没有人知道这趟山东之行有什么后果，他也很少对人说起过。

但是，结果却是知道的。

四十六年后，在他的指使下，一个叫谭厚兰的女暴徒带着一群同伙，佩着毛泽东的像、拿着毛泽东的书，冲进曲阜的孔庙大肆打砸。它们毁掉了六千多件珍贵文物、两千多部古书，象疯子一样红着眼睛四处砸烧，甚至连孔子后代的坟也挖出来曝尸，对孔庙进行了最为严重的摧残。无论是北洋混战还是日军入侵，孔庙都始终免于难，偏偏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败得精光，记录着灿烂文明的历史也在这一页戛然中断，残碑碎月的背后，我依稀能看到，当年那个背包客困窘而寂寞的身影。

一九二零年五月，毛泽东经过一番游历，终于到达上海。在上海他和另一个人碰了头，这个人对他的影响极为深远，将来他还要曲折地接手这个人的工作，再冤枉他、批判他几十年。

这个人必须专门介绍一下。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书生，他剑胆琴心，刚正不阿，却遭人陷害直至开除下岗，两个儿子受尽酷刑惨死屠刀（乱刀分尸砍死，蒋介石亲自下令不许收尸），国共内战多年，他是唯一一个被捕时，国共两党都幸灾乐祸的人；最后因为抗战出狱，却既不去延安当泥菩萨供着，也不接受蒋介石的资助，贫病交加死扛到底也不改一点气节，用当年明月评价陈友谅的话来说，“端的是一条好汉！”

这个人叫陈独秀。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一八七九年生于安徽安庆。从小他就没有父亲，只能跟着祖父修习四书五经，邻里街坊都说那是他的“白胡子老爹”。

同毛泽东一样，陈独秀也是不招人待见的孩子，一直就很顽皮，而且无论怎样打都是一声不哭，把祖父气得发狂。老头子对他的评价十分吓人，说是“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原话），而邻居的评价则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成龙成蛇还不知道，至少陈独秀成了秀才。十七岁那年，也就是一八九六年，他考中了秀才，来年又进杭州的中西求是书院学习。

这个孩子要成为强盗的预言似乎是真的，因为他两年后被书院开除了，罪名是言论反清。

不能享受国家的公费教育，又没有言论自由，陈独秀当真开始了一系列造反生涯。

现在还不十分清楚陈独秀做了什么事情，总之陈独秀在当地混了两年，搞反清宣传可能有了点成效，因为他被官府盯上了，在安庆当地遭到通缉（肯定不是小事），只好逃到日本。那时去日本也没什么特别的手续，买张船票就能走人，要是象现在又是护照又要签证，档案里满是黑材料的陈秀才估计是没戏的。

陈秀才在东京先是找了家学校读书，两年后又溜回上海，帮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第二年看风声不紧，偷偷回到安徽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次年开张了第一个反清帮会：岳王会。

陈独秀年轻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政党，所有团队都要走黑社会，连孙大总统孙中山也做过致公堂（北美黑帮）的洪棍大哥，所以开帮会立香堂并不丢人，反而是光宗耀祖的好事。陈总舵主在岳王会当了一年总会长，又被官府盯上了，呆不下去，只好再奔东京逃难，先学英语、后转早稻田大学，混到三十岁、也就是一九零九年的时候，居然化身海龟成功人士，到浙江陆军学堂当了老师。

通缉犯怎么变成了军校的公务员，实在是件搞不明白的事情，很明显陈独秀虽然是秀才，脑子却一点也不生锈。别人还把留洋当成投靠洋鬼子卖国的时候，他已经发现了里面的实惠，并成功开拓出国际国内一系列人脉，可谓是造反有方。

很快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来了，清政府也狼狈下台了，陈老师凭着他的反清资历和海归名望，当了中华民国安徽省都督府首任秘书长。随着袁世凯大总统排挤国民党搞独裁，陈秘书哪里咽得下这口鸟气，当即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抓起来坐牢，第二年从号子放出来，立马再度跑到日本避难，这回总舵主不读书了，改行帮章士钊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从此人们管他叫陈独秀，而不是陈庆同。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七年初，北大校长蔡元培走后门把他提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第二年十二月，又同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

从一九零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纵观陈总舵主的经历，就是在办报－造反-逃亡-海归再办报-再造反的圈子里打转，间或夹杂着去牢房走个过场。这种日子听上去很浪漫，却是一点也不舒服，尤其是穷得一塌糊涂。据记载，陈独秀混到三十来岁的生活，不过是“三餐食粥，臭虫满被”，典型的酸秀才形象，比毛泽东还不如。

但陈独秀不在乎，他有一句牛气冲天的话：“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要改观！”

这句话由他说出来，就不是吹的了。陈秀才的思想超前锋锐，办杂志不是为了钱，而是推行社会不安定因素。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通辑、被逃亡，却始终不肯放弃；而十余年努力播下的火种也没有白费，直接在五四运动中成为绽开的思想火花，陈教授并在这场运动里光芒四射，用自已的人格为中国青年写下了光彩照人的新篇章。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号，四十一岁的北大教授陈独秀来到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号召造反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终于被当局抓捕入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高学府，文科学长居然凌空散传单宣扬造反，当即让全国人民刮目相看。陈独秀则愤愤不平地说：学来的东西就是要用的，要是天天缩在家屋，象冷血动物一样漠视社会，就不配新青年的称号！（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

并不年轻的陈教授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以天下为已任冲锋在前，所以他虽然穷困，虽然没有文凭（去北大上岗的文凭是假的，蔡元培明知有问题，但人才难得，硬是留下了他），却一直斗志不衰。第二年春天陈独秀出狱，在北京已经呆不下去，他只好去上海谋出路，这时有一个人也到了上海，声称自已是李大钊介绍来的，要找他有事情。陈独秀接待了他，很快两个人就谈得非常投机。

来找陈独秀的是个老外，叫维金斯基。他的职务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两个人谈的事情也很简单：南陈北李，建党救世。

陈独秀和李大钊从此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程。他们清楚地知道，将要走的那条路步步荆棘，个人会死亡，家庭会破裂，每个人都可能失掉所有。

但无论如何，国家已经如此不堪，不能再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做，也许是死，但不做，大家都一定会死。

要死，让我先大众而死。

这是先驱者的真实想法。无论后来的路是否偏离，无论奋斗的结局如何，他们的勇气与付出始终是值得敬佩的。

一九二零年五月，穷游完毕的毛泽东来到上海，见到了陈独秀。

毛泽东在北京就认识这位大领导，这趟并不是专程来看陈独秀的，而是给另一批赴法国留学的同学送行。前面说过，曾经有人劝他一块留学，却被他拒绝了，因为他感觉未来的答案不在法国，但是怎么才能找到实现理想的答案呢？

他来见陈独秀就是找答案的。

陈独秀很忙。远东局的维金斯基在和他讨论如何建党，他只能抽时间见毛泽东，顺便送几本社会主义的书做启蒙，鼓励毛泽东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当然，毛泽东眼前的第一步不是入党，而是考虑到哪里吃饭。

陈独秀自已都穷得要命，当然不可能给毛泽东发工资。可怜的毛老师东转西转，只找到一家洗衣店当小工，月薪十二元，扣掉坐车的费用后，只剩下区区四块钱。

毛泽东当然不是为这四块钱呆在上海的。他来上海之前已经和人联系过，打算试验一种叫改良社会主义的东西，具体做法是同几个朋友合租一处房子，在里面过所谓工读团的生活，一同上班、一同吃饭、一同看书。

无情的事实证明，生活不是生产线，大家各有各的性格，划不进统一的框框里。很快工读团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只能散伙，毛泽东的第一次社会试验也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正所谓有失必有得，虽然毛泽东丢了工作、散了工读团，却得到一个意外的大收获，足足让他舒服了好些年。

当湖南的驱张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人正在信心满满地跃跃欲试，打算把张敬尧赶走，自已做湖南王。

想赶走张坏蛋的人很多，其中最得力的是前任湖南都督谭延闿，而谭都督手下最得力的师长叫赵恒惕。对谭都督来说，赶走张敬尧不仅要靠枪杆子，还要有中央政府点头才行，否则张大帅找到中央做靠山，上面派兵干涉的话，自已仍然讨不了好去。

北洋政府虽然是一帮军阀，但军阀也是讲关系义气的，要在湖南做草头王，就必须让领导同意张敬尧走人。因此除了舞刀弄枪之外，谭延闿和赵恒惕还需要在北京搞点高层公关的活动，他们选中的帮手是多年相交的老朋友、知名学者章士钊。

章士钊是有名的学者，同时也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早些年里一直搞反清活动，跟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是战友，还在讨伐袁世凯时当过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军务院秘书长。章秘书对张敬尧没有好感，却是谭延闿等人的老战友、老同事，自然很痛快就答应了下来。

跑关系是要讲人情的，赵恒惕十分慷慨地给了一大笔经费，让章士钊看情况随便花，相机行事。

赵恒惕出手大方，章士钊也不含糊。拿到钱后，章士钊立刻四处走动，琢磨如何制造张军阀的不利舆论、协调各方面行动，这时有人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他面前：毛泽东。

说起来章士钊实在是关系广博，不光是谭延闿的朋友，也是杨昌济的好朋友，毛泽东则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兼女婿。杨教授虽然逝世了，生前却留了一封信给章士钊，希望老朋友能帮忙资助留学生勤工俭学的事情。看到一脸英气的毛泽东和故友的信，章士钊顿时有了主意。

对于留学法国，章士钊并没有太多钱去资助，但毛泽东既然是驱张运动的代表，自然可以用另一个名义去帮忙，也不算辜负故友的期盼，章士钊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钱我有，不过是办另一件事，你有兴趣吗？

毛泽东也笑了。对付张敬尧这种混蛋，他当然有兴趣。

章士钊点了点头，然后把赵恒惕的钱交给他：两万大洋。

拿到钱的时候，毛泽东吓了一跳。两万块大洋是一笔不折不扣的巨款，堂堂北洋火柴厂当年筹建的时候，股本金也不过两万，月薪十二块的毛泽东突然多出这笔钱，等于一夜变成百万富翁。当然毛泽东也知道，军阀的钱不是好拿的，虽然章士钊给钱的名义是资助留学，但如果不在驱张运动里弄出点成绩，赵恒惕肯定不会放过自已，甚至可能连累章士钊，毕竟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一点事不办，似乎也说不过去。

正当毛泽东手握两万大洋存折、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从湖南传来好消息：张敬尧倒台了。

这一年的六月底，湖南地方系军阀谭延闿成功赶走张敬尧，成为新一任湖南王（很快又被手下的赵恒惕赶走），北京的中央政府果然心平气和，没有说一个不字。谭延闿开开心心地当上了湖南督军，在上海洗衣店混日子的毛泽东也兴高采烈地回了长沙。谭督军当然不会小气兮兮地找章士钊要回那点钱，而且对同一立场的小兄弟还十分够意思，大手一挥给了毛泽东一份校长的工作（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长），不久又聘他做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班主任。

一个中专毕业生，赤手空拳地掺和到军阀混战里头，平白无故发了两万大洋横财，又捞到一个校长的职务，也就算是成功人士了。十年以前，毛泽东强行离家、跑到县城里读小学，受尽同学白眼；十年后，他凭着小小的中专学历，空手套白狼地当上小学校长、中学班主任，手握两万大洋巨款，可以说是功成名就、志得意满，毛大爹九泉有知，也该欣慰地咧开嘴笑上一场：他家石三伢子终于出息了。

从流行的成功学角度来看，毛校长的前程非常远大，他应该和军阀们搞好关系，成为一个人脉深厚的所谓专家，学术政治两不误，甚至有兴趣的话混入军政界，弄个幕僚来干干也可以。总之多求进步、努力上爬，只要马屁拍到了位，自然金钱大把、美女如云，这辈子的人生价值就算是超标实现了。

毛泽东不是不懂享受生活的人。做校长的薪水特别高，他于是找了个月租十二块钱的大房子，体体面面地接回了杨开慧，开始逍遥的二人世界：孤零零地漂了这么多年，终于能享受一把，兄弟我不容易啊！

有钱实在好办事，毛校长又是喜欢折腾的人，很快开了一家书社，大量卖有关俄国革命的书，并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依照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建立团组织。

有钱、有权、有书社，讲的话也有人听，毛泽东的生活从来没有这么逍遥过。

手上有书社和杂志社，身边有一群人围着讲马列主义，当校长的薪水又高；老爹逝世后，毛泽东在家里是长男，无形中他就是新的家长，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讲，在家里都有讲得起话的资本。毛泽东立刻安排二弟毛泽民进入第一师范、三弟泽覃在一个很好的中学读书，还把继妹泽建送到附近衡阳市一所师范学校，准备来个全家革命，拚出一个新中国。

好日子总是不长久的，毛泽东在长沙搞了几个月，又混不下去了。提拨他的谭延闿是比较开明些，可很快就发生了政变，一番争斗之下，最后赵恒惕翻身做了湖南王。赵督军没有谭督军的好性子，对毛泽东十分不待见，毛校也是个明白人，不等闹到对方公然通缉的地步，就识时务地消停了下来。

通常正史写到这里的时候，都喜欢把谭延闿等人大骂一顿，说他们压制民主、不脱军阀本色云云。但其实这些人并不能算太坏，至少谭延闿是一个好人，一个比毛泽东还厚道的好人。

毛泽东不招待见，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太过超前，提的那些普选治宪一类口号太过高档。说句不客气的话，即使毛主席将来掌握政权的时候，自已也从来没有做到过，想要谭延闿超前觉悟，那是实在有点难。

而相比毛泽东，谭延闿的名声倒是要好得多。谭督军出身世家，著名的“谭家菜”就是他家的特产，谭公子从小就极有才气，被誉为“湖湘三公子”之一，和大名鼎鼎的谭嗣同相提并论；而且他的颜体楷字书法更是一绝，是公认几百年一出的大精品，号称民国以来无出其右（才上台的时候，他也为毛泽东的书社题过字）。

谭延闿在任几个月没什么作为，下台后去找孙中山，孙中山喜爱他的人品，曾经想把小姨子宋美龄介绍给他，但他思念亡妻，最后还是拒绝了这桩好事，把宋美眉介绍给了蒋介石。谭公子做人坦诚，对家庭忠贞不二，治政治军都力求宽厚，甚至号称是“民国第一完人”，贬低一些的看法，也不过就是说他处世不够进取而已。他死后，蒋介石和宋美龄为他女儿选了个女婿，叫陈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