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浮沉，信也夫！

谭延闿和毛泽东都不知道后来的事情。十一月谭延闿带着手下离开湖南时，毛泽东也在一片萧条中去了江西萍乡，在萍乡愤愤不平的毛校长平静下来，总结了从前湖南新民学会的书信往来，然后明确了一个认识：

靠改良是不能改变社会的。要推翻军阀、建设新社会，唯有凭实力！

这个认识后来被浓缩成七个字：枪杆子里出政权。

这一年的七月，毛泽东刚在湖南当校长的时候，去法国留学的同学也开了个会，研究未来中国的出路问题。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会上分成两派，比较平和的萧瑜认为应当实行无政府主义或改良主义，一步步用教育改良社会；而蔡和森则主张走俄国革命的模式，用暴力改造社会。毛泽东显然肯定后一种方案，因为没有实力的改良是不现实的。

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组建共产主义政党的三大条件（信仰、领袖、成员）都逐渐完备，因此一家名叫中国共产党的公司很快就要开张了。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号，毛泽东重新回到湖南，正式建起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二月份的时候，他带着弟弟毛泽覃回韶山过阴历春节，就在年三十晚上，毛泽东和 弟妹们围着火塘守岁，弟弟毛泽民面带愁容地告诉他，家里起了一次火，修屋用了不少钱，前些时候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景已是一年不如一年。

毛泽东的反应很平静。他对这样的事情既不吃惊、也不心痛，这些年见过的阵仗已经太多，几亩田的家业实在不算什么。作为一家之主，他告诉弟弟妹妹们说：国乱民不安，要懂得舍家为国的道理，走出去干点事业，所以家里的房子给人家住就是了，田也给需要的人种好了；欠人家的钱赶紧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 家里那几头牛给别人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春耕时粜给上下屋场的人吃。

用一句话总结毛泽东的持家方针，就是大哥我压根不打算过日子了，弟妹们都出来混世界吧！

毛大爹逝世，家里是大哥作主，弟妹们也就听大哥的话。过完春节，毛泽民随大哥离开韶山到了长沙，到一师附小做校 务，同时在工人补习学校读书。从此毛泽东领着全家走上了造反的道路，在未来的岁月里，几个弟妹毛泽建、 毛泽覃、毛泽民都没能走下去，先后为他的理想献出了生命。

很快到了六月，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一步步干着，他手上已经有三十九名团员了。这个月月底，有人告诉他一件事：开会。

这个会不是一般的会，而是决定建党的会。换句话说，参加会议的人要决定建立自已的政党，从此拥有自已的组织，他们将以全新的身份活动。

对毛泽东来说，这当然是个大好消息，他马上同何叔衡去上海，在那里见到了其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本来要让陈独秀主持大会的，但是陈教授在广州太忙，李大钊也赶不过来，只能让包惠僧代他张罗，由张国焘任主席主持。来开会的不光是中国人，还有共产国际两个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毛泽东资历太浅，只能发挥他图书登记的特长，做一个会议记录员。

从正史上看，这是一次开拓创新的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获得了一致的意见，进行了广泛的拥护，最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走向光辉正确的解放之路，并在后来每年举办活动，纪念这次伟大的会议。

正史永远很丰满，现实也总是很骨感。六月的上海热得要命，参加秘密会议的代表们闷在小小的房间里，一面相互认识，一面讨论中国革命到底是马上组织城市工人暴动，还是渐进式教育工人，最要命的是革命活动已经引起西方各国的注意，所以他们时不时还要小心租界的侦探。

拿一种没实践过的主义开研讨会，搞改变社会的纸上谈兵，俄国的代表也不懂马克思主义怎么在中国实施，加上天气热得吓人，实在是件为难的事情。更为难的是开会的十三个代表根本做不了什么主，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基本上由共产国际同缺席的李大钊、陈独秀决定，甚至洋气的陈公博心思根本没花在开会上，而是同新婚的妻子四处游乐。

一群南腔北调的人，一种莫名其妙的主义，加上几个需要翻译的外国朋友、时不时出没的租界探子，这种会开得无比头痛。毛泽东六月底就到了上海，七月二十三号代表们才全部聚齐，在贝勒路树德里三号开会，房间又小又热，汗臭熏天。“大”会开到三十号，终于租界警察也产生了怀疑，开始上门拜访，一群活动家只好集体出逃，坐火车去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最惊险的是临转移的时候，开会的陈公博夫妻遭到跟踪，费了好大劲才摆脱，看到这么危险干脆不去开会了，此后也一直自由散漫，终于在一九二三年被开除出党。

虽然经历很曲折，但是毛泽东很高兴。冒险对他来说不是什么稀奇事，而且去嘉兴的路上还多了个伴：湖南留学的老相识萧瑜正好从法国回来，两个死党有机会坐下来一块聊天。毛泽东力劝萧瑜也参加会议，不过萧瑜显然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意义的大事，反而说自己没兴趣参加，只记得开会那天毛泽东回来得很晚，什么都没说就睡下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从此两个关系很铁的湖南才子分道扬镳，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

对毛泽东和所有人来说，在南湖开会都是件舒服的事。船上很凉快，还有各种东西吃，大家一面尝鲜鱼，一面在凉风中谈天，喝着清茶定下了几件大事：他们要建的党叫中国共产党，经过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党的中央局，由陈独秀当书记，决定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不管开会的十三个代表将来各走怎样的路，他们都是在年轻有前途的时候，怀着社会责任和信念去冒险和奉献的，所以我认为，应该记下他们的名字来，作为当年努力和决心的尊重：

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 

毛泽东的心情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

有钱，有职位，有组织，有纪律，毛泽东作为湘区党的负责人，很是起劲地干了两年活，这两年也是事业最顺的时期。他在湖南办夜校、教工人识字和组织工会，又办湖南自修大学，秘密发展组织共产党员，还把手伸到了江西萍乡，那里的安源煤矿有一万多矿工，每天劳作十几小时，工资低廉，生活困苦，是搞工人运动的理想对象。

很快冲劲十足的共产党员李立三就到了安源，后来又陆续赶到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人，毛泽东也几次前往安源办工人学校，组织工会、工人俱乐部。不到半年时分，安源的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湖南则成立了团结工会，在赵恒惕两万大洋的帮助下，从安源到长沙，各行业的工人都学会罢工了。

连年军阀混战，湖南督军赵恒惕一直很忙，毛泽东也就顺利潜伏下来。一九二二年，中共第二次大会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没能参加，据说是因为活动太过保密，毛校长来了上海却找不到组织，只好买车票回家。二二年的十一月，毛泽东已经成立了湖南省工团联合会，自已担任主席，还能发布宣言通 告全国，这时中国共产党手上象样点的组织只有两个，另一个是 湖北省工人团结联合会，负责人的名字叫向忠发。

毛泽东的成功没有持续多久。张扬到一九二三年，赵恒惕终于感到不妙，四处发起的工会严重制约了老板们盘剥的自由，更可怕的是自已的权威受了影响，对于军阀来说，这方面是没有商量的。

虽然是驱张运动的同道，但毛泽东显然不再有任何价值，而赵恒惕的忍耐也到了极限。这一年四月，毛泽东悄悄离开长沙去了上海，街头上已经有了通缉他的告示。

逃到上海的毛泽东并不孤单，他见了一位老朋友：一块开建党大会的马林。两个人相约去了广州，在那里陆续又见到了几个老朋友： 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

这么多造反专家聚在一起，很明显不会做什么安分的事情，原来是中共要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了。很快在一九二三年的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东山恤孤 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了三大，毛泽东以湘区党代表身分出席，大家从容地选出陈独 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当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陈独秀是中央局委员长，毛泽 东则代理中央局秘书，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的共产党，所有文件没有陈独秀和毛泽东共同签字就不算数。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一年他三十岁，刚好是而 立之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年的辛苦终于有了点盼头。

但是三大的意义绝不在于选了毛泽东当秘书，而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共产党无限责任公司要集体加盟到另一家叫国民党的大型集团里面，服从总裁孙中山的领导。

几十年风云际幻，上百万人兵戎相见，无数家园沦为荒丘，整个中国至今一分为二，全都从这个决定开始，而要说这次合作是怎么回事，就得从那个叫孙中山的总裁说起。

让我们先看一看孙中山的简历。

孙中山，一八六六年生，广东香山县人。小时候叫帝象（不安分的名字），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因此也叫“孙中山”。

孙中山十三岁时，跟老妈去了夏威夷的大哥那里，在当地教会小学读书（免费的），十五岁想信基督教，把大哥吓得够呛（那时信洋教是离经叛道的事情），赶紧把小弟送回国，此后到香港找了家克莱登式的学校念书，叫香港西医书院。

从历史上看，西医书院应该是很差劲的，因为孙中山二十六岁毕业的时候，那一年毕业生只有两个。更要命的是西医书院没有立案，得不到香港当局的承认，当然也拿不到官方的行医执照，只能给人打下手。

本来想好好混生活，结果前途被劣质民办教育毁了，无牌医生孙中山过不上安分日子，只好另谋职业，做点不安分的事。

小孙大夫二十八岁的时候正是一八九四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的年代。他先是给李鸿章上书要求改革，被拒后跑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开始了一系列造反历程。

一八九五年三月，孙中山在广州策划第一次起义未果，被清廷通缉，香港也呆不住了，只好去日本。一八九六年去美国，同年秋天去英国，被清廷扣在使馆里，后在外交压力下交出人来，反而因此声名大涨，筹集经费十分方便。一八九七年他经加拿大前往日本，又结识了一帮日本军政要人和梁启超等保皇派，一九零零年想和李鸿章一同搞独立的南方政府未果，同年九月准备在日本支持下从广东造反，结果日本态度变化，失败。一九零三年在日本青山开军校，立誓反清，零四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当了黑帮致公堂的高级长老“洪棍”，目的仍是反清（后来成立中华同盟会，北美移民法律限制移民的流动，同盟会有活动就是通过致公堂进行的），到美国宣传反清无果，于是接受资助去欧洲筹款，零五年再去日本同黄兴一齐反清，八月，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联合各组织成立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劝人革命，推翻大清国。

简而言之，孙中山这些年的工作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造反。

清朝政府当然不傻。慈禧老大妈打仗虽然不行，维稳还是有点本事的。在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有关部门很快就盯上了孙中山，并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日本政府以清日关系大局为重，采取措施阻止一小撮反清势力的干涉与颠覆，切实尊重大清主权和权益不受影响。日本不愿意为一个人得罪一个政府，只好找孙中山商量，说你在我这里很有麻烦，直接赶你走又不大好意思，送一笔钱给你到别的地方“读书”吧。

孙中山具体拿了多少钱不大清楚，有的说法是一万多块，总之数目不会少。不管怎样，反正他拿钱后去了美国，继续当他的黑帮洪棍，四处拉人造反。因为拿钱的事没跟同盟会商量，会里吵得热火朝天，纷纷说他贪财，孙中山一气之下还跑到南洋，同胡汉民、汪精卫两位小弟另外成立了同盟会总部。

马克思曾经曰过，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这句话实在一点也不错。历史记载着孙中山解决经济问题后的一系列“职业”生涯：

一九零七年五月，命余丑起义于潮州黄冈，历六日而败，这是第三次起义；随即六月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今天的惠州市汝湖镇），历十余日而败，第四次；七月六日徐锡麟起义于安庆，失败殉难；同月，孙中山经越南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再告失败，孙中山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直到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踏足中国国土；一九零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黄兴由安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第七次起义；四月，黄明堂起义于云南河口，第八次；一九一零年二月倪映典发动新军起义于广州，第九次。

这是一份屡败屡战的简历，也是一份剽悍人品的证明。孙中山和陈独秀从本质上讲是一类人，但他们的方法却是完全两样，陈独秀想先唤醒民众再选造反，孙中山则要生猛得多，打算直接造反后再唤醒民众。不管谁对谁错，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失败，孙中山大半辈子的生活，大致说来就是造反-逃亡-再造反-再逃亡。

屡败屡战不是没有代价的。从海外找人捐款的时候，孙大洪棍没有资本，唯一的许诺是将来成功后一定给回报，反复失败后大家渐渐明白了，造反这种事实在不靠谱，国家领导也不是说当就能当的，眼看投资都打了大水漂，广大人民群众干脆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孙大炮”，笑他成天忽悠人。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终于走到了人生的低谷。四十五岁的致公堂老大混得穷困潦倒，身上找不出几文钱来，只能跑到餐厅里洗盘子打工混饭吃。没想到正在这一年的十月，湖北武昌爆发起义，同盟会势力迅速在南方建立政权，山西的阎锡山趁机倒戈反清，顿时南北交通断隔，半壁江山突然宣布独立，朝廷一下子慌了手脚。

看到形势一片大好，孙中山大喜过望，赶紧坐轮船回国参加革命。他一到国内，同盟会立刻推选他当了临时大总统，定下新国号“中华民国”，并制定了民国约法，准备再接再励、革命全国。

昨天还在洗油腻腻的脏盘子，今天就黄袍加身当了大总统，孙中山实在是喜出望外。然而在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他很快回过神来，俗话说天下没有白掉的馅饼，总统绝对不是白当的。武昌起义不是他指挥的杰作，大家之所以肯把宝座让给他，不是请他享受权利，而是要他承担义务，具体来讲是希望他能帮忙背黑锅。

当孙大总统喜气洋洋地上任时，清朝政府并没闲着。毕竟大清国帐面上有一百多万大兵，尤其是精锐的北洋军丝毫未损，此时正气势汹汹地逼进武昌，准备把“叛军”一网打尽。面对大军压境，一盘散沙的起义军根本招架不住，临时抬出一个孙中山，是希望他有妙方能解决问题。

作为满清政府真金白银砸出来的精锐部队，北洋军是孙中山无论如何扛不住的。

所谓北洋军，是李鸿章在淮军底子上建起来的新式军队。按清朝当时的地理划分，从吴淞口往南的浙江、福建、广东算南洋，而往北的山东、平津及东北都叫北洋，李鸿章在北洋几个省建的部队，而部队司令又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支军队就叫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

北洋军的实力有多强，可以从数字上看出来。当年的北洋军每个师（当时叫镇）有一个炮兵团，每团三个营，共计七五口径野战炮十八门、山炮三十六门，还大量装备当时的先进武器--水冷重机枪，而且不象后来的军队经常吃空额，这些师的炮和士兵都是齐装满员的。

一直到几十年后，蒋介石手上装备最精良的所谓中央军，一个军也不过十二门七五山炮，已经算是火力强大；抗战胜利后靠美国援助的所谓国军五大主力，一个师的七五炮仍然不超过十二门，只有最精锐的军级部队才有八到十二门一零五炮，对比北洋军一个师五十多门七五口径大炮，简直就不好意思打招呼。而且北洋军时代是旧中国军工的黄金年代，大炮不是进口就是用进口设备按国际标准严格生产，性能绝不落后，随着北洋军阀的倒台，中国进入几十年战乱年代，炼钢厂也纷纷关门，留下来的底子一点点耗尽，中国军队装备不上国产大炮，更赶不上北洋军的标准，重火力一落千丈，一直到一九五零年后新中国全面引进苏式装备，这才算改善过来。

在清廷眼里，北洋军就是他们的王牌军，来而能打、打而能战、战而能胜，是朝廷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胜利之师、维稳之师。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就是国际列强也要给几分面子，临时凑起来的南方起义军自然更加不用提了，更为严重的是起义军不光装备差，连军饷都发不出来。

几个独立出去的省并没有多少积蓄，清廷当然也不可能给他们发钱，临时政府发不出军饷工资，急得四处找日本和列强借钱，无奈好话说尽，对方就是摇头不答应。南方革命党急着让孙中山当总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为他有大笔海外捐款救急，谁也没想到孙大炮是从厨房放下盘子赶来的，啥也没带来，还要拿总统的薪水吃白饭。

出来混，没钱是不行的，南方起义军接连战败，汉阳也告失守，北洋军很快直逼武昌。孙大总统上岗的时候，南北两军已经开始谈判，南方政府被逼表态，只要袁世凯反清，可以选他当大总统；等到孙中山赶来当临时总统的时候，面对清朝政府军司令、北洋大臣袁世凯咄咄逼人的进攻，他只能继续谈判。

孙中山Vs袁世凯，两个世纪强人开始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你行，还是我行？

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用多猜测的。

如果硬打，最多北洋军和革命军两败俱伤，满清朝廷可以坐在一旁喝茶，毫无违和之感；如果不打，军机大臣袁世凯倒也愿意参加造反，但是袁司令的要价极高，他要求当未来的民国大总统。为了解决前线的经费，孙中山被逼得没办法，甚至急得答应把中国东北押给日本，用来换应急的军费，可日本考虑到南方政府的兑现能力，始终是钱袋紧捂，一分钱赞助费都不掏。

实力决定一切。孙中山没有实力，所以他只能答应袁世凯的条件，只要袁司令能让清朝滚蛋，大家可以在民国约法的基础上拥护他当大总统。他的想法很简单：不灭了清朝，中国肯定没有崛起的希望，那就先达到这一步，然后慢慢来。

从官方的历史书上看，孙中山显然是不对的，众多历史叫兽纷纷摇头晃脑，品头论足地说孙中山是搞右倾主义，对袁世凯让步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云云。

街头卖菜的老大妈这样胡诌几句可以理解，堂堂叫兽也这样认为，实在应该拖出去，好好打一顿屁股。

这帮叫兽该打，是因为他们总给些非常呕吐的评论，如此信口开河，等于存心抹黑革命先驱。孙中山虽然姓孙，却不是孙悟空的亲戚，不能拨根毫毛变出粮弹兵丁闹革命，不妥协难道要他上吊么？

很明显，袁世凯是不管右倾不右倾的。有了孙中山的承诺，他马上回宫去找老寡妇（皇帝溥仪太小，一切还是太后做主），施展他的忽悠才能。经过一番细致又周到、暴风加细雨的思想工作，袁司令连吓带唬地哄太后发了一个逊位诏书，宣布朝廷现在不想理政，所以暂时关门盘点，国家大事交给大家去操心。

虽然只是“暂时”关门，没有明说下台，可所有人都知道，大清朝这一跤是栽到了坑里，再也别想翻回去。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号，也就是发布逊位诏书的第二天，圣寡妇皇太后还习惯性地上班，傻傻地等军机大臣袁世凯早朝汇报工作，等到中午也不见人影，就派太监去催。

太监当然不敢怠慢，气喘吁吁地跑了一趟，然后回来禀报说：袁世凯回话，从今天起，不用来早朝了！

太后毕竟是太后，过了半天终于反应过来，顿时坐在椅子上又气又急，最后失魂落魄地丢下一句话：“大清的天下，难道就亡在我手里了么？”

老寡妇越想越害怕，越怕越难过，坐在椅子上哭了一场，又稀里糊涂地让太监掺回去睡觉。她这才明白，从昨天发出那道要命的诏书时起，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残害禁锢整个中国的封建清朝，已经半忽悠半认真地宣告完结了，而她则是列祖列宗最后的那个送终人。

老太后哭哭啼啼地回宫里拜祖宗，袁世凯高高兴兴地当总统，孙中山则恨恨地咽下了一口气。袁世凯有钱有枪，他却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本刚刚印出来的民国约法。

一九一二年八月，在宋教仁的努力斡旋下，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正式合并，改组为国民党。这个月二十五号，孙中山在北平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选为理事长，但孙中山知道形势不妙，借口自已“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推让宋教仁做了代理理事长。

在当年的民国，宋教仁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他不仅人品好、声望高，而且长得又帅，极有感召力，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按照约法进行选举肯定能当总理，组建内阁实现民主；不少人也相信，只要宋理事长当选，中国肯定可以象英国、美国一样蒸蒸日上，成为新一代富强国家。

面对宋教仁如日中天的声望，袁世凯当然不能坐视，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很简单：摆不平选票，就摆平拉选票的人！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

宋教仁的凶信很快震惊了全国。上海警方办事倒不慢，马上抓到凶手应桂馨，又查出背后指使竟然是袁世凯手下的“国务总理”赵秉钧，相关电文一在报上公布，立刻舆论哗然，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赵秉均是袁世凯的亲信。

案件查到这个地步，可以说离真相水落石出只有最后一步距离。但是终究还是没能查下去，因为袁老大是拿枪的总统，没有警察敢找他的麻烦，于是孙中山怒了。

不就是造反么？兄弟我造了十几年的反，还怕了你不成，这口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一九一二年的七月，孙中山指挥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纷纷起兵，这次终于不是反清了，改反袁。

孙中山反袁的结果很是凄惨。北洋军队的实力实在不是吹的，国民党七月反袁，八月广州就被攻破，九月南京也失陷了，孙中山等人只好再次逃命日本。好在日本朋友多，容身之所还能找到，这次短暂的战争被称作“二次革命”。

而那个暗杀宋教仁的应桂馨也没有好下场。他本来就是上海流氓帮会出身，一九一四年二月，这个头脑简单的流氓大概是昏了头，以为自已从驾有功，竟然得意洋洋地招摇过市，大张旗鼓跑去北平向袁世凯请赏，这下袁总统的脸面挂不住了。

应桂馨可能在帮会里混得太久，不懂得官场的规矩，但袁大总统是懂的，而且一点不讲客气。很快应桂馨就在进京的客车里被人灭口，八天后赵秉钧也被袁世凯毒死，这下宋教仁的案件就成了悬案，彻底死无对证。

弄死应桂馨，袁世凯丝毫没有歉疚，但把赵秉钧也搞掉，大总统心里还是过意不去的。虽然人死不能复生，他还是在几年后称帝的时候，给赵秉钧追封了个一等忠襄公的头衔，意思大概是说当年对不住你，所以赐你哀荣作为补偿。

做政客，可以没有廉耻，不能没有面子；同样作为政客，不仅要无耻，而且要有无耻的实力，在这一点上，袁大总统是玩得很转的。每每回顾这段往事，不少历史书都会叹息宋教仁的死，因为他死了之后，全中国再也没能够实现民主。而我认为更该叹息的是我们这样伟大的中华民族，为什么只出了一个宋教仁，只能出一个宋教仁。

袁大总统胡作非为的时候，蹲在日本的孙中山并没闲着。经过二次革命的失败，他从袁世凯那里学到了很多有争议的东西，并很快成为一个更加有争议的人。

长期以来孙大炮同宋教仁、黄兴一道走江湖，讲究的是实现西方式政治，但血淋淋的现实告诉他，理想纯洁是没有用的，人品正派也是没有用的，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靠的都是实力，如果不建起自已的势力，理想就只是一句空话。

不愿只说空话的孙中山开始了重新建立革命党的历程，并先后两次发表讨袁宣言。同先前的国民党不一样，为了巩固实力，孙中山这次决定搞一些新花样，一些不大上得了台面的花样。

按孙中山的规定，新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还要按手模宣誓，又把国民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受不同待遇；如果再加上若干稀奇古怪的手续，除了不用杀鸡喝血酒外，基本上跟黑帮神汉一类组织没有两样。这种思想转变自然不怎么上台面，老一批高端大气的革命党人都不赞同他的做法，但孙中山却吃了药似的我行我素，丝毫不改变。

屡经失败的前任孙总统最需要的不是道德或赞同，他需要马上能用的实力，这是用无数人鲜血换来的教训。所以他不顾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哪怕一道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反对他，哪怕同盟会里的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都不加入他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也丝毫不肯改变主意。他当然知道众叛亲离的孤独，但却不肯放弃自已的目标，哪怕不择手段。

为了实力，他决定把革命党搞成黑帮；同样为了实力，他找到日本，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许诺只要日本出钱出枪，他可以把未来的主权和领土划给日本作为报偿。日本方面自然是大喜过望，有关部门极有兴趣和他谈判，但却没有签一个协议，而是拿这些条件去要挟袁世凯，要求更高的报价。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袁世凯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已，袁大总统不想当冤大头，却还是不得不让日本人宰了一刀。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人趁机侵占了德国人占领的山东半岛。袁世凯自然是无可奈何，日本趁机步步逼进，要袁世凯同意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倒霉的袁世凯百般周旋，又动用舆论力量，希望英法等国能采取制约手段，可当时英法的注意力都在欧洲打仗，没精力理会他的要求。

日本人一路强逼到一五年的一月，终于图穷匕见，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项要求的最后通牒，史称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内容分为五个大项，大致意思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承认日本南满（中国东北南部）和内蒙古的特权；承认日本在旅顺大连等地特权，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并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日本以外的其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看过日本人提的条约，袁世凯十分明白对手是什么样的货色。自已每往下走一步，就是往奴才的位置更近一分，这个条约签出来，中国就不再是中国，简直可以算是日本治下的一个行省。

袁大总统是堂堂大总统，当然不想做一个省民。但正所谓人在屋檐下，想抬头也不行，在扯皮无效之后，他发现自已除了让步签字之外，竟然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说到中国为什么受日本节制，要一直从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讲起。

当年老佛爷向十一个国家的列强宣战，战败时订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加上地方赔款一亿六千八百万余两，以年息四厘算，三十九年一共要赔白银九亿八千多万两（实际上赔了六亿五千多万两）。这么一大笔钱，把中国当时所有白银都搬空了也不够，于是列强决定拿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为抵押，搞个按揭还债，一年年地扣。

海关税、常关税、盐税是中国最重要的税收，这些税一卡，中国政府自然要闹钱荒。北洋政府本来也不是经济建设标兵，当时又不搞三观教育、廉政建设，除了养兵发饷还要收姨太太、抽大烟、圈地起房子，四处弄军火抢地盘，刮百姓一时刮不到那么多，就只有找列强借钱用。

列强不是慈善机构，自然不可能说借就借。英美法这些国家相对小气，不愿意付大价钱，德国的兴趣又在欧洲，最想吞并中国也最肯下本钱的就是日本。大总统每年要扩军，手下要建公馆养姨太太，要养军政要客，只能要找日本要钱要军火，而日本的胃口又不是一般的小，不光不做赔本买卖，连少赚一点都不愿意，此刻干脆亮出刀来吓唬人：不签约就捅死你没商量，你借不借！

从某种程度上讲，袁世凯和后来的好几届政府都陷在这个怪圈里，明知借这种钱就是喝毒药解渴，但还是非借不可，终于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晚，袁世凯终于同日本签下了卖国协定《二十一条》，于是他彻底走向了灭亡之路。

全国对卖国条约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老百姓不答应，他的政敌不答应，孙中山当然也不答应--虽然孙前总统和日本人提的条件差不多。于是孙大炮突然变成了激进分子，义愤填膺地指责袁世凯卖国，号召大家起来推翻他，拥护自已建设新的和谐社会。

袁世凯不是傻子。同日本人签约除了对方咄咄逼人外，还有更隐密的原因迫使他需要更多的钱去收买亲信，也需要更多的枪炮去镇压可能的敌人。他已经把民国约法扔到一边，成为所谓“终身大总统”，但一个人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他还有更加进步的追求，也是所有独裁者的终极目标：当皇帝。

做终身总统，只是一代独裁，当上了皇帝，才是世代做老大。袁总统精明一世，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绝不含糊的。

 一九一五年对孙中山和袁世凯都是喜庆的年头。孙中山在十月二十五号同宋庆龄结婚，袁世凯也在十二月十一号经过闹剧式的“推戴”后宣布登基，新国号为“中华帝国”。有趣的是袁大皇上宣布要对旧清廷“永远优待”，被他忽悠下台的清宫吃人嘴软，也表示要永远拥戴袁大皇上，绝不起贰心。

清廷的遗老遗少们用自已的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理：这个世界上有奶不一定是娘，但给奶的一定是娘！

大家各办各的喜事，各操各的心，孙中山的生活非常和谐，袁世凯就比较麻烦了。虽然袁皇上知道当皇帝可能不得人心，但具体有多糟糕却不清楚，具体来讲是北洋系几乎全面反水，连冯国璋等心腹都不赞成。很快蔡锷在云南造反，各地是纷纷响应、处处开花，袁老大做总统的时候想打谁就打谁，可一宣布当皇帝，手下竟然四散走人，谁也不理会他。

北京城四周都在唱楚歌，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又气又急，只好在一九一六年三月宣布取消帝制，但已经毫无用处。可怜的袁皇帝嚣张一世，最后却闹了个大笑话，灰头土脸地病死在北京，总统的职权也随之落入手下的北洋实力派手中。

袁世凯倒台，孙中山自然是光荣平反，带着老婆顺利回到中国。可回国后的孙总统发现，经过袁大头的这番折腾，他已经啥也不是了，民国恢复了旧国会，在南北又重新形成各路实权军阀，但国民党却是毫无力量，因为上次讨袁失败，实力都消耗完了。

没有军事实力，就意味着再一次被排挤，成为边缘分子的孙中山只有呆在上海，继续等待机会。

乱世里总是不缺乱子的，第二年机会就来了。当时北平的总统是黎元洪，总理段祺瑞，都是袁世凯手下的重臣。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北洋的两头老虎都是公的，自然看对方都不顺眼，很快吵得不亦乐乎，最后拨刀相向，反目成仇。

段祺瑞是实力派选手，黎元洪也不肯示弱，干脆请督军团团长张勋进京帮忙。没想到遗老出身的张勋虽然进京，却不肯帮忙，而是在七月一号宣布复辟满清王朝，顺带解散了名义上的国会。张团长的复辟当然不得人心，很快被段祺瑞镇压，黎元洪也因为引狼入室不得不辞职，总统职位在七月六号由冯国璋取代。

赶跑张勋的段祺瑞当然是十分得意。在他眼里，全靠自已打败了大坏蛋黎元洪，才把中华民国从老坏蛋张勋手上解救出来，实在是功勋卓著，有关部门还给事情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字，叫“再造共和”，意思是段总理英明神武，拯救了共和民国。当然，新政府里段褀瑞肯定要当老大，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

尽管段总理千算万算，却仍然算漏了一件事。旧国会一解散，从前的国会会员就等于全体下岗，孙中山趁机联系受排挤的海军部门和原国会议员一百来人，依附西南各路军阀的势力，在七月在广州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并毛遂自荐、自我选举为“临时大元帅”，表示要维护中华民国的旧法统，宣告成立“护法运动”，同北方的段祺瑞政权对着干。

从理论上讲，孙中山干的事情是不合民国约法的，考虑到孙大炮向来就是造反起家，反清廷还是反北洋无非是一句话的事，合不合法也无所谓。只是可怜了广州军政府割据一方，得不到外交承认，天天要提防中央政府的进攻，更严重的是孙中山如何筹到经费搞这么大动作，一直还是扯不清的烂帐。最可信的说法是孙中山反对中国对德国宣战，德国政府投桃报李提供了两百万银圆经费，让他同段祺瑞捣蛋，如果事情是真的，那从名份上讲，孙总统完全是利用外国敌对势力、分裂中央政府的反面典型，绝对要划进敌对势力的范畴里面。

不过一切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孙中山终于有权了，可以名正言顺地要回自已大总统的名份。

一九一七年十月，孙中山协调南方各路军阀，开始了梦想中的北伐，找袁世凯的手下们算旧帐。一开始北洋各系矛盾重重，南方军乘虚而入，护法军大败北洋军，段琪瑞也不得不下台；但北洋军队实力实在强悍，到来年四月护法军被曹锟打得大败，幸亏北洋军前敌指挥吴佩孚不顾军令，找南方政府议和，新上任的北洋“总统”徐世昌也主张和平，第一次护法战争才以和局收场。

孙中山同北洋军阀大打出手时，毛泽东正在中学里读书，组织学生兵对抗溃兵。孙大元帅当然不会关心湖南某所中学的命运，对他来说打赢打输其实意义都不大，因为他没有自已的亲兵。 虽然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但是除了海军、卫队和心腹陈炯明掌握的二十个营粤军外，其他实权都在广西桂军及云南滇军为主的“客军”手里。前方正打仗的时候，，军政府内部已经矛盾重重，实力派军阀更不愿冒分裂国家的名义对抗北洋，而是主张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组织南北联合政府。

没有实力的孙中山勉强撑到一九一八年，终于应付不下去了。这一年海军总长程璧光被暗杀，顿时几派势力分崩离析，广州的“国会”成了广西桂系操控的对象，五月份军政府改组，决定用七大总裁取代大元帅之职，孙中山一夜之间又光荣下岗，再次成为前总统，离开广州到上海避难。

虽然离开了广州，但孙中山也不是一无所获，一直拥护他的陈炯明还占着广西的汀州、漳州、龙岩等地盘，这块小小的根据地叫“闽南护法区”。 一九二零年，广州军政府出现内哄，桂系同滇系争权，陈炯明乘机在八月进军广州，驱逐了滇、桂等外地军阀，十一月底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组建军政府，开始他的第二次护法大战。

一九二一年四月，广州的非常国会重新召开，取消了所谓军政府，宣布组织正式的中华民国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五月份就职，从此南北再次对立起来。

虽然重新顶起总统的头衔，孙中山的门面着实有些难看。新的广州政府没有任何外国承认，“大总统”头衔到底有多少合法性也很难说。总统最重用的亲信是陈炯明，陈司令以拥立之功身兼陆军总长、内政总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实际上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可孙总统和陈司令之间的关系，并不怎么和谐。

孙中山每天叨念的是两件事：当总统和北伐。现在总统当了，自然要向北进军，统一全国，没想到陈炯明却对打仗没有兴趣。陈司令没有统一天下的壮志，反而认为全国满目疮痍，广东的实力也弱得一塌糊涂，应该以联省自治为目标，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广东内政上；最出格的是，陈司令不肯向孙中山打指模宣誓效忠。

本来是心腹亲信，但因为大大小小的事情，陈炯明总是惹得孙中山不高兴。乱世讲的是实力而不是道理，陈炯明偏喜欢跟孙总统讲道理，而且他还不是旧式军阀，抓不到个人作风一类毛病予以打击，这就比较不好办了。史料记载陈炯明在广东搞得卓有成效，禁烟禁赌、兴办教育，连孙中山也佩服得不行，经常感叹陈司令“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下属实力强悍能干，个人作风却抓不到毛病，对领导显然不是什么好事；更何况军政大事上同领导谈不来，等于原则问题上坐不稳立场，十分危险。孙中山执意要北伐当总统，甚至同意让外蒙独立来换苏俄的军援支持，陈炯明却非常抵制，认为中国之内政不能靠外国势力，不然后患无穷。

孙总统同陈司令面和心不和地坚持到二二年四月，终于矛盾再也无法调和。这时北方军阀正在混战，孙中山认为应该趁乱大捞一把，于是要陈炯明来梧州讨论北伐问题（注意他平时不在广州）。他的要求很简单：一、参加北伐；二、给我筹五百万军饷。

对孙中山的无理要求，陈炯明态度也很明确：你要逼我北伐，我就辞职。

拿辞职要挟领导从来不会有好结果。孙中山自然是非常生气，于是在四月二十一号下令，自即日起罢免陈炯明各项职务，所遗广东省长一职由伍廷芳继任，粤军总司令一职裁撤！

发布这道命令的时候，孙中山手上没有亲兵，也没有任何实权。

事实证明，孙中山虽然有胆气，却经常没有清醒的头脑。陈炯明手上有兵，撤职只能撤掉他的名义，却撤不掉他的军队，而在军阀时代，枪杆子才代表一切，其他什么省长、部长一类都是白搭。

陈炯明倒是个实在人，他没有造反，也没有抗议，忍气吞声地带着手下退回惠州；而可怜的孙中山失去了这支亲兵，也就失掉了权力的保障，等于什么都没捞着。

一九二二年六月，北洋军阀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了。让孙中山大跌眼镜的是，他的军事眼光实在太差，本来预期北平的直系军阀会吃败仗，他可以趁机捞点便宜，可才一个礼拜工夫直系就大获全胜，反而是东北奉系被打得一塌糊涂，傻子都能看出来，这个时候北伐，就是找死。

北京城的政治继续风云变幻。徐世昌很快下野，黎元洪重新上台，宣布恢复一九一七年被段祺瑞废除的旧国会，顿时人心大定，惠州的陈炯明也认为十分有理，于是给孙中山发了一封更加不时识务的电报。

在这封电报里，陈炯明发扬了他一贯认死理的风格，表示孙总统来广州是为了护法，现在“中华民国”旧法统已经恢复，黎元洪又是合法国家元首，也就没必要护什么法了，希望徐世昌、孙中山二人同时辞掉总统的名号，拥护黎元洪。

这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徐世昌的名号肯定是要完蛋的，陈司令叫两个人辞职，等于公开宣布自己不支持孙中山、改为支持黎元洪，理由是黎总统手上有所谓中华民国的法统。

对陈炯明的举动，孙中山的第一反应是深恶痛觉，第二反应是极其深恶痛绝。因为孙大总统十分明白，所谓法统不过就是个借口，真正做事都是靠枪杆子和地盘，陈炯明不给他急需的东西，反而在关键时刻胡说八道，形同叛逆。

现在很难说清楚孙中山具体采取过哪些行动。有资料说孙中山打算刺杀陈炯明、收编他的部队，但没有正史核实这种说法，我们只知道五月二十号的时候，孙中山突然任命陈炯明手下的叶举为粤桂边督办，希望能把叶举拉拢到手下，但叶举却不领情，直接带了六十多营（有几千人）部队开回广州，要求恢复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两职，并罢免军政府里比较得罪人的胡汉民。

不管这些要求是不是陈炯明指使的，几千支枪杆子都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在叶举的压力下，孙中山焦头烂额，只得在二十七号下令，陈炯明恢复办理两广军务。

对大总统来说，这是绝对没面子的事情，孙中山忍了下来，可是陈炯明却连姿态也没表一个。广州各界都怕孙中山和陈炯明火拚，纷纷劝他回军政府上班，甚至连陈独秀都到了惠州，想把他吸纳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工作。陈炯明只是一声不吭，呆在惠州天天喝茶。

局面千钧一发，陈炯明却雷打不动，让外人很是惊讶，以为他在准备做什么大事。其实可怜的陈司令天天当宅男，并非因为胸有成竹，而是他什么事也做不了，只能硬着头皮在家里发呆。

陈炯明实在是个好人。事情到了这一步，他最先想的不是报复，而是息事宁人，本着大事化小的原则给叶举写了封信，劝他撤出广州。但叶举不仅不听，还气呼呼地说出了自已的理由：不肯咽这口鸟气，也不舍得广东的地盘。

叶举是自己的死党，孙中山给他那么大的官职都没有动心，陈炯明当然不能不领情。一头是老领导孙中山，一头是老部下叶举，陈炯明十分两难，才发现自已虽然算个好人，却不是一个好的政客，做军阀似乎也不大合格。

六月一号，孙中山带着两营人马开进广州，并理所当然地发现自已指挥不动叶举的部下。几经周折，到了十二号，孙中山干脆找报社开茶会（类似记者招待会），面对媒体公开警告：十天为限，如果再不听话，本总统就要动用海军的八英寸大炮，发射榴弹、毒气弹，直接消灭所有不听话的部队，市民伤亡也在所不惜，叶举你给我想好了！

孙中山的几条小炮舰没有多少实力，这么讲当然只是吓人，可是被吓的人好象不这么想，尤其是叶举对他有看法已经很久。陈炯明的面子再大，也大不过孙总统的大炮，于是大家直接翻了脸。

六月十六号，孙中山突然接到电话，通告说将炮击总统府，接着广州各处的陈家军纷纷响应，四面进攻，孙中山只得狼狈逃窜，坐海军的永丰舰溜出广州（从这一点看，叶举只是赶走孙中山，没想真的打死他）。陈炯明无可奈何，只好在叶举的迎接下回到广州，从此孙总统和陈司令正式宣告分裂，所谓的“二次护法”也关门大吉。

对陈炯明的“叛乱”，孙中山气得几乎吐血，除了尊严受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宋庆龄当时已经有身孕，是卫队长陈赓提着冲锋枪把她救出去的，虽然没有被俘虏，可是乱中逃难，宋庆龄流产了，终身没有再孕。

绝人衣食，断人香火（幸好先前有个长子孙科），都是要命的大仇，三度下岗的孙前总统从此恨上了陈炯明，而且一恨就是一辈子。陈炯明当然是无可奈何，不肯承认自已有错，总之两个人都说对方不好，把旧帐硬是带进了棺材里。必须要指出来的是，当时的舆论普遍同情陈炯明，对孙中山说好话的几乎没有，一直到国民党当政以后，有关记载才开始体现出“正确”的舆论导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