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号，黄埔军校党代表、著名左派元老廖仲恺在广州中央党部门前遇刺身亡，年仅四十八岁。

廖仲恺被暗杀！消息顿时震惊了全广州。汪精卫义愤填膺地下令抓出凶手，黄埔学生们不分国共都激动得几乎发狂，蒋介石更是无比震怒，要求严厉追查，汪精卫立刻成立了他和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调查廖仲恺血案的真相。

从表面上看，汪精卫的举动无非是帮廖仲恺报仇，但只要仔细琢磨就能发现，汪主席的动作其实大有玄机。国民政府排名是汪、胡、许、廖，蒋介石此时不过是许崇智手下的军官，连核心圈的边缘都靠不上，但廖仲恺一死，汪精卫立刻把蒋介石拉进圈里，却没有理会排名更前的胡汉民，用心如何实在是路人皆知。

对汪精卫的做法，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但奇怪的是，大家不仅不说汪精卫排挤胡汉民，反而认为他的做法没什么不对，原因很简单：胡汉民很可能真的是凶手。

右派遗老们早就嚷着要杀廖仲恺解气，这帮人又不是专业杀手，保密工作极为差劲，汪精卫很快就查到一条线索，胡汉民的族弟胡毅生有重大谋杀嫌疑。

胡汉民的族弟不是胡汉民，但也差不多，如果放到现在，律师肯定会提出异议，认为胡汉民的弟弟不能代表他本人，或者要检控方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来。革命年代显然不用那么费事，汪精卫直接找到蒋介石，命令他派人捕杀（注意不是审讯）胡汉民。

好歹也是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突然之间派兵捕杀，汪精卫不寻常的举动背后，是一个不寻常的算盘（套用当年明月语）：如果人是胡汉民杀的，汪主席应该反击，这叫报复；如果人不是胡汉民杀的，那也应该反击，这叫栽赃。

为了报复和栽赃，四十二岁的汪精卫同三十八岁的蒋介石开始了第一次亲密合作，在后面的十九年里，汪主席和蒋校长还会有很多次交道可打。

八月二十五号夜，五十多个黄埔学生兵直扑胡汉民家，上级专门指示，如果胡汉民“逃捕”，可以就地处决。

胡汉民倒是毫无防备（从这一点看，他还真不象是凶手），刚刚脱了衣服准备睡觉，就听到门外嘈杂的声音。作为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老手，他立刻感到大事不妙，迅速下床、穿衣，从后门飞奔出去，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充分体现了职业革命家优良的反应速度和身体素质。

虽然逃出家门，却没有脱离危险，黄埔兵们还在拿着枪四处搜查。可怜的胡汉民跑到街上不知所措，静下心来想了想，感觉很有可能是汪精卫这厮在使坏，于是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他跑去了西华二巷。

西华二巷，是汪精卫的家。

汪主席年纪轻轻就参加反清革命，号称天不怕地不怕，但其实也有一怕，就是怕老婆；而胡汉民虽然跟汪精卫关系很不好，同他老婆陈璧君的关系却很好，好到碰到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要找的人就是陈璧君。

汪主席在办公室里加班抓人，陈璧君自然是在屋里等他回家，看到上气不接下气的胡汉民，陈璧君非常诧异：老胡，出什么事情啦？

汪精卫还在办公室里等消息，电话突然响了。

这么晚还有电话，肯定是派去的人有消息，不是抓到胡汉民，就是打死胡汉民。汪精卫兴奋地抓起话筒，那头却响起老婆大人义正辞严的质问：“胡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你要派人深夜前去缉捕？”

汪精卫没想到事情有变化，他理直气壮地对老婆说：“反动派就要捉，捉了就要杀！这样做是大快人心！”

听完汪主席的革命宣言，陈璧君哭笑不得，于是放低声音告诉老公：“他现在我们家呢。”

汪精卫顿时没了脾气，因为他谁的面子都可以不给，老婆的面子却必须是要给的。而且陈璧君做事很到位，为了防止汪主席或蒋校长追杀灭口，她硬是让胡汉民在家里住了下来，打算让汪精卫跟他来个面对面。

老婆如此袒护反革命，汪主席只好睡办公室，他自然是气恼交加：胡汉民住在那里，我还怎么回家？！

陈璧君当然也知道不是办法，于是在坚持几天后，她又施出另一个狠招：派人把胡汉民送到了黄埔军校。

烫手山芋突然掉到手上，蒋介石顿时头痛不已。上头没有给他杀人的书面指令，如果胡汉民在别的地方出事，他和汪精卫都可以推卸责任，可陈璧君偏偏把人送到黄埔军校来，只要胡汉民有三长两短，他蒋介石第一个脱不了干系。

汪精卫没有书面命令，蒋介石又背不起这么大的黑锅，胡汉民于是在军校里住了下来。当然，住得很不舒服。

军校的伙食显然不能说好，整天操练喊杀也不清静，更重要的是，他是谋杀廖仲恺的重大嫌疑人，不管他说什么，黄埔学生看他的脑门上都象贴着“凶手”的大标签。

蒋介石已经三十八岁，所以不会冲动，不会不考虑后果，不会冒冒失失地杀人，但那些血气方刚的学生就很难说了。万一哪天大家哀悼廖代表悲从心起，突然闯进来把胡汉民一刀捅死也是情有可原，说不定还能坐实了他的凶手罪名。

事情闹到这一步，汪精卫天天回家睡大觉，陈璧君好吃好睡啥也不担心，黄埔的蒋介石却闹心到极点，胡汉民也担心到极点。一直憋到九月，蒋介石终于憋不下去了，直接了当地告诉胡汉民：党内有个留学苏联的名额，你别住军校了，去苏联读书吧！

胡汉民很识相，乖乖地去了苏联当留学生。

解决完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放到下一个目标身上：许崇智。

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兼上司、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粤军首领许崇智，是一个很憋屈的军阀。

他是同盟会元老，参加过辛亥革命，追随过孙中山，顶撞过陈炯明。作为广东本土系元老，陈炯明在时抢走了所有的光芒，他只是陪衬；陈炯明同孙中山决裂，他被逼得缩到一边，没有办法跟陈炯明争斗；陈炯明被赶回老窝，他还是进不了广州城，只能在一旁努力观望。

纵观许司令的简历档案，最多的几个字就是“参加”或“追随”，意思是说，许元老的态度是认真的，立场是站稳的，领导是紧跟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说起来很可怜，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只是几百号人的学校，民团农会也强不到哪里去，打仗大部分还是靠许崇智的粤军出力，蒋介石只能挂一个参谋长的名义。但要命的是，以粤军为主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手上青春焕发，在许司令手上却是死水一潭，除了领饷，什么也不会干。

革命几十年，却革得无人知晓、革得默默无闻，绝非擅长守拙，绝非隐于黑暗。对这个问题，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都有非常清楚的共识：

资历无限的许崇智，是一个能力很有限的小军阀。

能力有限，有时也不是坏事，很多小军阀和许司令一样偏安一隅，过得有滋有味。可是许司令偏偏摊上广东的是非之地，往来的又都是陈炯明、蒋介石之类猛人，也只能重在掺和了。

多年以来，许司令一直是打点全副精神奋力掺和，如今终于到了掺和不下去的时候。

每次看到什么也不行的许司令，偏要在什么都行的位置，汪主席和蒋参谋长都是气不打一处来，很快找好了冷板凳，准备把许司令摁上去。

九月十九号晚上八点左右，几支荷枪实弹的部队突然开进广州，将粤军司令部、许崇智公馆等团团围住，然后有人给许崇智送来一封信，表示广东军队把持财政，情况非常严重，许司令又过于“忠厚”，处理不了这种事情，建议他去上海静养三个月，等问题解决了再回来。

许崇智吓了一跳，赶紧给汪精卫打电话汇报消息。在听筒的那一头，汪主席慢条斯理地告诉他，你还是去上海吧，这边的事不用操心。

许崇智这才明白，原来自已已经成了废品，而且他的手下一点反应也没有，因为事先都被蒋介石收买好了。

许司令一贯软弱无能，几个师长旅长都想求个进步，改换门庭似乎也可以理解。第二天早上，许崇智又收到一封信，他的结拜小弟蒋中正派人押送他去上海，而且还很贴心地送上了船票，千言万语一句话：赶紧滚蛋，要么捅死你没商量！

好汉不吃眼前亏。许崇智也算是条好汉，所以很识相地没有吃眼前亏，乖乖地跑到上海做下岗军阀。

许崇智走了，蒋介石很高兴。

他当年同许崇智、张静江三个人八拜结交，曾经立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此后境遇不佳，许大哥也一直对他关照有加，但仍然不妨碍大家开展黑吃黑，而且吃得理直气壮，吃得毫无歉疚。在并不漫长的革命岁月里，蒋司令还需要和更多的人结拜金兰，需要和他们恨不同年同月同日生，需要和他们结盟利用、勾心斗角然后反目成仇。所谓兄弟其实就是用来填坑的，别人是坑干爹，蒋介石是坑兄弟。

从各种记载来看，许崇智是走得比较狼狈的，蒋介石很快对他的亲信进行了大清洗，把重要岗位全部安插上自已的人。许大哥闷闷不乐地在上海租界住了两年，没有等到上岗的机会，两年后蒋介石看他实在不顺眼，又不好意思直接下手杀他，于是给了他一个选择：离开上海，去国外。

许崇智不想走，但此刻上海已经是对方的地盘，而且蒋司令还很体贴地开出了价码，二十万大洋。

要么发财旅游，要么横死街头，许司令这点觉悟还是有的。面对昔日小弟的大洋，他毅然做出了决定：拿钱，走人。

许崇智从此离开中国舞台，放弃了所有的政治努力，开始另一种游山玩水的生活。他先后去了美洲、欧洲，后来又回到上海、香港，过着十分富足的安逸生活。李大钊在刑场上死了，他活着；胡汉民在病床上死了，他活着；陈独秀贫病交加死了，他活着；汪精卫顶着汉奸骂名死了，他还活着；苏联代表鲍罗庭都死在劳改营里的时候，他仍然活得好好的。

纵使退出，虽然无名，却很幸福。

我一直认为，所谓成功或者失败，有时是不论输赢的。

顺便说一句，许崇智有个很出名的堂妹叫许广平，是鲁迅的夫人；后来还有一部电视剧《千秋家国梦》也跟他相关，演他的人是台湾演员赵文瑄。

汪精卫当然想不到许司令的幸福生活。许崇智一走，他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清洗，把不听话的人抓的抓、关的关，不少元老还收到一张下岗通知书，痛哭流涕地离开了广州。面对号称“广州政变”的利好消息，鲍罗廷激动得手舞足蹈，认为这是党内斗争的巨大胜利，有汪精卫、蒋介石这种坚定的左派掌握党政军大权，一定能保证莫斯科指导的革命事业稳步前进，迎来新一轮的革命高潮。

在鲍罗廷和汪精卫的支持下，名不见经传的蒋介石由小小的校长突然变成国民党第二号人物，仿佛是突然升起的天王巨星。逼走许崇智后，蒋介石意气风发，立刻集中兵力攻打陈炯明的地盘，同时做了一件极富政治意义的事：他把年仅十五岁的儿子蒋经国送到苏联去读书。

对共产国际来说，这种做法显然是值得赞赏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左翼革命家蒋介石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放心人物。从此蒋经国在莫斯科呆了下来，那时他有一个长得很矮的四川同学，叫邓小平。

从前蒋介石是校长，所以他只要处理一个学校的烦恼；现在蒋介石是黄埔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东征军总司令，他的烦恼当然也跟着涨了几个级别，从小小的黄埔校园扩大到整个广东，其中最要命的就是国共冲突。

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国共两派学生已经闹得相当激烈，共产党员积极发展各种秘密党组织，国民党员则是反应强烈，认为共产党人不怀好意，事情闹到校长办公室，蒋介石就得赶紧操起铁锹狂挥一气，使出浑身解数抹稀泥。由于军校的枪炮弹药都是苏联支援的，拿着人家的东西，当然不好意思把事做得太绝；加上这两年打仗不断，今天还扒着课桌吵架，明天就要在战场上同生共死，不是你替我挡子弹，就是我背你下火线，因此学生们嘴上吵得很凶，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影响，大家相互指着骂完架，回头还要在一个锅里盛饭，该干啥干啥。

对比军校生的温文尔雅，国共两党的社会青年们就直接多了。两个党都有自已的社团工会，相互间也不讲什么道理主义，喜欢直接操家伙动手，平时组织斗殴活动已经是家常便饭，一碰上什么活动或纪念日，不用围观群众报警，蒋介石自然会提前安排人手警戒，把两帮气势汹汹的革命分子隔开，否则肯定打得血肉横飞，不分你死我活不算完。

工会本来是争权益的，可是在职业革命家手里却成了打群架的工具，汪精卫也是哭笑不得。劝架这种事又不讨好，共产党说他们偏心，国民党骂他们忘本，蒋介石的卫戍司令部天天收到一大堆告状纸，忙得四脚朝天，有苦难言。

正当蒋介石忙着抹稀泥的时候，毛泽东也来到了广州，打算重新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这一年年初，毛泽东从上海执行部灰头土脸地回到湖南老家，此时的他身心疲惫，一无所有。

几个弟妹都按他的意思搞革命工作去了，杨开慧也不在身边，除了几间老屋和别人的田地，周围什么也没有，毛泽东很孤独。

孤独的毛泽东于是开始了另一种孤独的生活。他挽起裤腿、穿上草鞋，一家家走在农村地头，手把手地教农民认字，给他们讲外面的世界，讲省城的新闻，讲革命的道理，雄厚有力地告诉农民说：其实每个人生来都该是公平的，劳作的人才配拥有田地，不劳作的人就不应当有钱用，只要所有人团结起来，就一定能过上公平而富裕的美好生活。

大米饭会有的，新衣裳会有的，田地更会有的，只要你们有我，就能拥有一切！

带着对幸福的向往，农民们围到了毛泽东身旁，开始组织农会。

毛泽东的工作很有成效。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他建起好几个农会，还在韶山成立了党支部。当陈独秀呆在上海等工人阶级发展壮大时，他已经吸收了三十二个农民入党，成为农民运动的第一批党员（后来都没能活下来）。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毛泽东在湖南办农会、招党员是要办事的，农民们有了农会，马上聚集起来要求减地租，消息很快传到了湖南督军赵恒惕那里，于是毛泽东摊上大事了。

赵恒惕本来对毛泽东没有什么想法，这个人虽然通过章士钊拿过自已的钱，但那笔钱也可以算是谭延闿出的，所以毛泽东跑到广州去找谭老乡，他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跑回湖南挑动农民抗租，那是直接在他地头上闹事，赵恒惕没有革命的觉悟，却有枪杆子的霸气，立刻下令把毛泽东抓起来。

毛泽东又一次面临巨大的危机。赵恒惕发的是密电，派的是带枪的大兵，而他却蒙在鼓里，天天跟一群农民在地头讲课。幸运的是，有个叫郭麓宾的小官跑去找赵恒惕办事，赵恒惕正好不在，电报正好放在办公桌上，又正好被郭麓宾看到了，而郭麓宾正好是毛泽东的朋友。

虽然郭小官不会投奔毛泽东搞革命，但关键时刻帮个忙还是可以的，他马上给毛泽东送信，让毛泽东快跑。

接到消息的毛泽东没有犹豫，立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韶山，接下来他碰到了和胡汉民同样的问题：去哪里？

本着党性高过一切的原则，毛泽东很有勇气地来到长沙（赵恒惕的老巢），找组织请示下一步工作，于是湖南区委告诉他：

湖南是呆不下去了，上海也不欢迎你，去广州找点事做吧。

一番折腾，毛泽东又来到广州，找国民党报到。

一切都变了。

离开广州的时候，毛泽东是两个大党的核心分子，蒋介石只是浙江的一个啃老族。短短一年多工夫，那个大力提拨自已的孙大元帅已经作古，蒋介石手握军权，号令数万大军，成为汪精卫手下第二号人物，而毛泽东的业绩，是发展了三十二个字都认不全的农民党员。

物是人非，触景生情，毛泽东很感慨。他已经是三十二岁的男人了，拖家带口，没房没车，急需有自已的一份事业，可事业又在哪里呢？

感慨完人生，毛泽东放好行李，到国民党党部找差使。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毛泽东在上海被排挤，在湖南被抓捕，差点连命都丢掉，来广州后终于换了好运气。

失去廖仲恺、赶走胡汉民，汪精卫的党内地位大大提升，也就迫切需要往关键位置上安插自已人。党内元老很多，能办事的却是少而又少，大多数都只会坐在桌旁喝茶吸烟侃大山，张口闭口自已跟孙大元帅如何如何的光荣事迹。对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大爷们，汪精卫的认识是清楚的，措施也是明确的，那就是全部靠边站，免得坏事。

多发点工资没什么，但事情还是需要人做的，没有合适的手下，汪主席只能亲历亲为，把担子都挑起来。虽然大权在握的感觉很好，可汪精卫毕竟不是超人，面对成堆的公事，他也有累死不赔命的痛苦。就在急缺人手的时候，毛泽东来到中央党部，告诉他说，我想找工作。

汪精卫对毛泽东并不陌生。去年孙中山对这个小青年印象就不错，汪主席面试感觉也是非常良好，于是当场拍板，让毛泽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

不用送礼，不用拉关系，找领导谈几次话，就代理了党中央的宣传部长。毛泽东觉得有点象做梦，汪精卫则满脸鼓励地看着他：没错，就是你管宣传部！

汪主席如此大力抬举，再推辞显然不大合适，毛泽东高高兴兴地上了任。

从灯红酒绿的上海到泥水淋漓的农村，接着又到一片革命的广州，终于找到称手的工作，成为新的部级领导，毛泽东很高兴。

汪精卫也很高兴。通过提拨蒋介石，他的地位获得了大大巩固；而且他非常相信，自已把蒋介石扶持成党内二号人物，蒋小弟一定会感激涕零、对他忠心耿耿。有蒋介石这种亲信，就等于牢牢抓住了枪杆子，遗老遗少们不管怎样窝火，都不过是浮云，搅不起太大风波。

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汪精卫不止一次回忆起让他自豪的这一幕。汪主席手握党政军大权，蒋介石、毛泽东一个替他管枪杆，一个给他抓笔杆，旁边有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大力支持，是全中国当仁不让的革命领袖。

凡事总不会一帆风顺的，很快国民党就出现了第一次严重分裂，分裂的地方在北京。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号，一批失势的元老们来到北京的西山，打算召集开会。

这些元老都是国共合作里赶不上趟的人。孙中山在的时候，他们党务搞得毫无起色，孙中山逝世了还是一无长进，整天只会空谈吹牛，自己办不了事，就冲着办事的人指手划脚（这种人现在好象也不少）。对这种工作不突出、业绩不突出，只有舌头特别突出的人，汪精卫自然没什么好脸色，统统让他们靠边站，没事少掺乎。

革命大半辈子，最后连主席台的边也没蹭上，元老们都是痛哭流涕，大骂汪精卫不是东西。孙中山的棺木停在北京西山的碧云寺，他们就跑到西山去，说要给孙中山念念经，保证老领导在地下不寂寞。

对这帮人的动作，大家并没有留意，都以为他们只是搞点封建迷信活动。没想到他们在北京一不做二不休，竟然聚在一块开了个会，宣布解散国共合作、开除执行委员会里的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党籍，并且要共产国际的代表立马走人。

号称六根清静的元老们居然念出这种经来，顿时让人大吃一惊。元老们虽然人数不多，但个个顶着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一类头衔，还给会议起了个相当正式的名字，叫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非法的）。开完会，六根不净的佛徒们蹿到上海，宣布成立新的中央党部，同广州中央分庭抗礼。

对所谓政治影响严重的西山会议，汪精卫和蒋介石都表现得相当淡定。

虽然会议公布的所谓内容十分吓人，但大家很清楚那不过是个幌子，甚至连开会的人都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不少人是后来被写进会议名单里去的，听到消息时莫名其妙；更重要的是，左派同共产党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总地来说都能团结一致，而这帮元老们却是眼高手低，谁也不服谁。事实上开会之前，就有另一帮右翼元老找到他们，宣称自已才是正宗，两拨人为了所谓名份大打出手，斗得鼻青脸肿，在西山开会的时候，有人脸上还留着同伙抓出来的伤。

一边是几万兵强马壮的国民革命军，一边是几个只会喝茶骂架的老屌丝，汪精卫的天平该往哪边倾斜，实在是不需要多想的事情。他唯一担心的，是上海的陈独秀千万不要再闹乱子出来，影响已经脆弱的国共合作。

从表面上，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负责总管中国共产党。但按照规矩，全世界工人阶级是一家，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统一指挥，陈独秀地位再高也不过是传声筒而已。共产国际的工作重点既然是国民党，自然会给国民党发大笔的经费，共产党只分到很少一点，而且连这点钱也要通过国民党才能领到手，国民党不给，就没有饭吃。

没有钱已经很头痛，更头痛的是按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应该成立工会农会，搞罢工、分田一类革命活动才是本份，而国民党特别反感这些事情。根据规定，所有共产党都以国民党的名义办事，因此国民党可以轻易跟上级领导招呼一声，取消相关革命活动。共产党忙乎了半天，结果党部随便打个电话，大家就得走人，自然也是火冒三丈。

天天革命，天天吵架，不知开了多少协调会，啥也不能解决，要说这就是革命工作，打死斯大林陈独秀也不信。

于是陈独秀不干了，找共产国际认为必须尽早给个说法，不然就会乱套。陈总书记的解决方案一是两个党分家单干，二是共产党早点建军，用枪杆子维权。

陈独秀把意见告诉苏联代表，然后被否定了，再讲，再否定。

虽然矛盾百出，虽然问题重重，必须坚持下去，这是共产国际的看法。所以陈独秀必须立足现有条件努力坚持，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办法。

又要干革命，又不给政策，陈总书记很郁闷。

陈独秀一直觉得，共产国际非常岂有此理，反复否决他的正确意见，其实是有点冤枉人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闹乱子的时候，共产国际里面也在出乱子，莫斯科倒是有人帮他说话，认为中国革命不可能靠国共合作搞起来，但这种忙帮得还不如没有，因为那个帮忙的人叫托洛茨基。

作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托洛茨基大概是全球最背的共党领袖。这位兄台同列宁一道南征北战，资历比斯大林只高不低，当年粉丝遍布全球，也是天王巨星级的革命家。

革命家级别的人自然有自已的革命理论。托天王的理论有很多和斯大林不一样的地方，具体不一样的细节就不多说了，总之是用不同的方法搞革命，但有一点必须提出来，就是他和列宁都有一个观点，认为共产党国家容易形成官僚独裁。

从来无比先进、将来也最进步的工人阶级，以及最最革命、最最先锋的代表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一样会变成官僚独裁集团，这是全世界共产党都不好意思承认的事情，却也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无比重要的预言。列宁死得早，来不及安排解决方案，托洛茨基则不幸活得太长，长到有时间提出自已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权力分散，必要的话不妨采取多党制，对权力集团进行监督，否则肯定会变成新的独裁政权，最终弄得一团糟。

如果苏联共产党能认真对待这些警告的话，执政的表现或许会好许多，能不能进共产主义的天堂姑且不论，起码不至于被明白真相的群众轰下台，就象压着石头的王八，一直翻不过身来。可惜托洛茨基提出这种大不敬理论的时候，苏联权力集团的领袖不是他，是斯大林。

敢跟领袖在理论上有冲突，还敢说领袖会变成独裁官僚，斯大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位高、权重、震主都是高压线，触到哪一根都是必死的罪过，而老托竟然把三条碰齐了，所以他想不倒霉也不行。

经过一番折腾，斯大林掌握大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托洛茨基。有鉴于老托革命资历深厚，影响力实在太大，斯大林一时杀不动，只好把他驱逐出境，但对他的亲属和下属则毫不客气，恶狠狠地一批批。。托洛茨基在外面也不肯安分，不停地写书反驳斯大林，痛骂苏联的官僚独裁，宣扬自已才是社会主义正统。两个人明争暗斗很久，终于在一九四零年斯大林忍无可忍，派人把他捅死在墨西哥。

杀个托洛茨基如此费劲，是因为老托同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代表着一整套理论体系和拥护班子，绝非一颗子弹能轻易消灭。为了彻底干掉这个人，斯大林决定，全世界共产党必须划清界限，掀起反托洛茨基的浪潮，凡是看不顺眼的人都可以宣布为反革命右翼托派随便关杀（这个比较讽刺，因为托派的主张其实偏左）。这一决定立刻受到广大领导干部们的热烈拥护，并在全世界抓出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出来，他们的所谓罪状自然也要记在老托帐上，虽然不少人连托洛茨基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陈独秀当然猜不到共产国际内部的烂事，他背运在支持他的人偏偏是托洛茨基，而莫斯科里的斯大林正在用屁股指挥脑袋。凡是敌人主张的自然要反对，因此托洛茨基越是说陈独秀该往东，斯大林就越坚持要他一路向西，直到取回共产主义真经为止。

于是陈独秀只能天天受夹板气，找不到诉冤的地方。他天天组织工会农会，只要一闹罢工抗租，国民党部队马上军心不稳（那年头读得起书的军官很少出身穷人），出手干涉又不能对抗，共产党不高兴，国民党也很头痛，都骂陈总书记不干好事。

共产党人少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明显，但在共产国际大力主张下，共产党开始迅速扩展队伍，已经到了井喷的速度，一九二五年初中共党员一共才九百多（加上毛泽东发展的三十二个），九个月后已经达到两千四百二十八人，足足翻了两倍。

看到盟友发展如此迅猛，国民党心中非常不淡定。

国民党是公开团体，有多少党员共产党都清清楚楚，共产党却是秘密团体，在国民党内部发展了多少人，国民党根本不知道，也不清楚共产党下一步打算什么，只知道他们天天摩拳擦掌，准备将来革命成功后调头革自已的命。

如此“和谐”的合作要能让人放心，那真是见了鬼。

面对内部的巨大裂痕，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心里有数，但奇怪的是，这两位仁兄并没有特别的反应。

汪精卫没有反应比较正常，因为他这时正依靠共产国际打击反对派；蒋介石也是口口声声阶级革命，宣称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中国特色版本，同他后来的立场判若两人。其实这种情况也好理解，国民革命军能保持高水准的军纪士气，共产党员在里面起着很大作用，蒋介石不是忘本的人，对比先前乱七八糟的军阀部队，总司令心里是有数的。

但是除了政治理念没有根本冲突之外，汪精卫和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淡定，还是因为他们都在忙着另一件事，没有多余的心思放在内耗上面。

从孙中山时代起，北伐统一就成了国民党的不二理念，谁敢反对北伐谁就是叛徒，即使象陈炯明这种患难重臣也不例外。汪总裁身为国民党老大、继承“总理遗志”的正统接班人，自然更应该北伐，替孙中山完成遗愿，为党国占领全部地盘。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很明白，内斗是没有出息的，即使压服了陈独秀、吵赢了西山那帮遗老，他们也不过是边远省份的非主流军阀，只有挥师北上扩大地盘、把胜利的旗帜插满全中国，才能让全国人民心悦诚服地追随自已，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大团结。

经过一年多胜利征战，汪精卫手下的国民革命军获得了飞速发展，其中蒋介石的黄埔骨干已经扩充为第一军，由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应钦任副军长，此外还有谭延闿的湘军（第二军）、朱培德的滇军（第三军）、粤军（第四、第五军）都是孙中山留下来的家底，其余部队象李宗仁的桂军也即将加入，总兵力达到十万之众。而共产党虽然没有军队，却在国军里面大量充当政治军官，起到支柱性的作用，例如后来号称“铁军”的第四军就有叶挺在内的大量共产党员，以至于十几年后叶挺复出抗日，蒋介石给他的番号就是新编第四军，作为当年北伐的纪念。

风风雨雨闹到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了。

这次大会不能算是团结的大会，也不是和谐的大会，如果实在要给加点形容词的话，只能说它是继往不开来的大会，因为前面开过一次会，后面两个党就再没坐一起过。

和国民党的大多数大会一样，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朝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聆听总理遗嘱。

搞完传统仪式，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意气风发地站了出来。作为汪精卫的亲信，毛代部长是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五大佬之一，座位排在第十三号，地位着实不简单。毛委员毫不客气地批了西山会议分子一顿，然后汪精卫宣布，严厉惩办会议分子，打头的几个开除党籍，从此和他们划清界限，一刀两断。

清算完派系分子，下面开始搞团结。

其实国民党同共产党虽然天天吵架，但毕竟说不上死仇，只要场面上撑得下去，大家还是很希望能一块过日子的。黄埔军校代表（注意他的身份）袁同畴提出，两个党老是闹意见，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里面搞秘密活动，以后只要公开这些活动，就不会有问题。

从国民党的角度看，这样的要求好象很合理；但对共产党人来说，两家如何共处的规矩，当初早就当着赞助商苏联的面说得清清楚楚，如今国民党钱也拿了，翅膀也硬了，想改事先说好的协议，自然是比较困难的事。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员一道，毫不犹豫地驳了袁同畴一顿，提案没有通过。

对袁同畴的提案，国民党总裁汪精卫非常淡定，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也很淡定，因为他们早就预料到事情的结果。一开始他们就在和稀泥，希望袁同学不要把分歧拿到大会上说事，没想到基层意见实在太大，明知是钉子也要往上碰，活该被驳回来。

该说的说过，该吵的吵完，国民党重新选举最高中央机关--执行委员会。有人撑腰的毛泽东仍然是官运大旺，他不仅继续当他的候补委员，而且得票率相当可观：国民党总裁汪精卫有两百四十八票，国民党北平执行部负责人、共产党总代表李大钊有一百九十二票，而四处受排挤、从上海被赶回农村去的毛代部长，居然拿到一百七十三票。

当然，在汪主席的大力提携下，蒋介石的收获也不小。两百四十九张选票里，他拿到两百四十八张，是得票最高的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对比上次一大孙中山连入场劵都不给一张的境遇，可以说是平步青云。

毛泽东很得意。一年前他两面受气、四处排挤，在泥水横流的农村穿草鞋吃剩饭，还被军阀追捕。短短三个月时间里，他重新成为部级领导，再次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无形中又成了两个党的重要人物，可谓名利双收。

蒋介石也很得意。一年以前，他被滇军和桂军挤得动弹不得，头上还有许崇智这个无能的上司，在孙中山和汪精卫共同提拨下，他顺利执掌黄埔大军，迅速扩兵数万、捷报连连，一举超越其他元老，成为国民党里的第二号大人物。

但是最得意的，还是汪精卫。

作为孙中山的法定继承人，汪主席同苏联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为自已找了一个稳定的洋后台，手下文臣武将能人辈出，已经培养起一批铁杆死党。想到源源不断的苏联军火、即将到来的北伐统一，想到中华民国就要在自已手上发扬光大，自已的头像就要印在每一张钞票上，汪主席壮志凌云、踌躇满志，头顶仿佛有万丈霞光，指引着三民主义照亮黑暗的全中国。

如此美好的革命前景，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汪精卫是相信了。

口号喊完，大会开完，大家回到自已家里，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共产党照样搞工会农会闹革命，国民党照样拖后腿，报告递到上海的党中央，陈独秀找到苏联代表鲍罗廷，跟他抱怨一通，然后毫无结果不了了之。大家都习惯了这种扯皮，谁也不指望能出现什么奇迹，蒋介石则在广州忙得四脚朝天，除了天天抹稀泥外，他的主要工作是招兵买马，准备北伐统一中国。

北伐不仅是孙中山的遗愿，也是苏联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支持，最初的北伐计划就是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元帅主持制定的，蒋介石对此是相当欣赏，鲍罗廷也一再表示同意。但蒋总司令万万没有想到，加伦元帅很快调回国去了，鲍罗廷也在二六年一月奉命回国，他的工作由顾问团团长季山嘉接任。

同搞外交出身的鲍罗廷不一样，新上任的苏联代表季山嘉是个二楞子，他上岗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阻拦国民党北伐。

季山嘉当然不是吃饱了找不自在，他不同意北伐，是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改了主意，想看看北洋军阀能不能合作。老季同志是军人出身，手里有莫斯科的鸡毛当令剑，对蒋介石也不会客气，一来二去，两边关系闹得十分僵直。心高气傲的蒋介石受了委屈，马上施出一贯作风，闹着要辞去第一军军长的职务。

汪精卫当然不会把蒋介石的赌气当真。就在蒋司令同季代表关系不和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敏感的事情：军委会削减了黄埔军校经费，把减下来的部分挪给了第一军第二师。

蒋介石本来不是斤斤计较的人，但是经费是事先商量好的，而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又跟季山嘉关系特别好，军委会的做法顿时引起了怀疑。想到自已功劳苦劳一大堆，居然要受到莫斯科的排挤，蒋介石一气之下接二连三地递辞职信，先后辞去国民革命军总监、东征军总指挥的职务，最后闹着要辞军委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的职务；相关报告递到汪总裁桌上，大家都是哈哈大笑，认为蒋军长又在发小孩子脾气，实在是没有城府的表现。

因为没有批准这些辞职报告，汪精卫后悔了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