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生于浙江奉化，毛泽东一辈子的死对头，中国自清朝后第一个统一全国、并同时统治过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家。

作为未来的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的童年要比毛泽东舒服得多。蒋家很有钱，小蒋同学也不用去背粪喂牛，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私塾里念书。同毛泽东一样，十四岁的时候，蒋介石家里给他娶了个媳妇，是大他五岁的毛福梅。

很明显，这趟婚姻纯属封建包办性质，如果是小蒋革命性够强的话，应该象毛泽东那样予以强烈抵制才对。但蒋介石跟家里没什么仇，同毛福梅也没有过节，所以很开心地戴上了红花，拜完天地进洞房，开始一个男人的正常生活。

虽然没有可怕的老爹，蒋介石却对军事非常有兴趣。一九零六年，他坐船去了日本，想找所军校读读，却发现日本同清朝有协议，不是官派学生不能读军事，只好回国想办法。第二年，他终于弄到一个官派留学生的名额，顺利去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读书。

所谓东京振武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专门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蔡锷、陈独秀、赵恒惕、阎锡山等人都在里面上过课。蒋介石在振武学校读书，自然也要接触一些革命理论，顺便就认识了同在东京搞造反的孙中山。

一九零九年，蒋介石顺利从振武学校毕业，前往日本陆军十三师团十九联队实习，做了一名满口哈依的日本小兵。忍气吞声熬过两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了，蒋介石赶回国内参加革命，亲自带兵冲进杭州，攻下浙江巡抚衙门，立下人生第一道军功。小小的前日本二等兵蒋介石很快迎来了第一次提升：沪军第五团团长。

那一年，毛泽东刚刚来到长沙，做一名不起眼的中学生；在人生的起跑在线，高富帅蒋介石完胜屌丝毛泽东。

当上团长的蒋介石没有风光多久。同盟会内部明争暗斗，国民党同袁世凯也是明争暗斗，蒋介石折腾了一番，没有弄出什么名堂，索性赌气辞职回老家，下岗待业。

普通人下岗是件很痛苦的事，不过对蒋团长来说不算什么，奉化的老家有家有业，还有他的母亲，蒋介石不需要满面愁容地四处递简历、找工作，过得比孙总统还逍遥。很快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蒋介石跟着奋起大旗，跟着冲锋陷阵，跟着一败涂地，跟着逃到日本，跟着一块下岗，继续待业。

在东京的流亡生活里，蒋介石跟随孙中山四处找机会，希望能再造一把反，直到袁世凯病死才回中国。孙中山在广州另立旗号，蒋介石也就跟到广东，替孙中山跑腿，有事的时候帮忙，没事（或者不高兴）的时候，小蒋同学也会突然想家，象个孩子一样不辞而别，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思乡之旅。对蒋介石的随随便便，孙中山总是一反常态地容让有加，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蒋介石虽然孩子气，却多次在危难的关头支持他，并且曾经抛下家小来到危险的战场，无怨无悔地追随他。

孙中山十几年来回折腾，蒋介石就跟着十几年上岗下岗，中间还到过上海股票交易所当经纪人，在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里风流了一把。终于孙中山和陈炯明闹翻了，蒋介石从宁波转上海赶来救驾，又当上讨贼军参谋长的职务，四处替孙总统张罗兵马出气。

跟随领袖的日子很辛苦，蒋介石付出过很多精力，也受过很多委屈，孙中山心里全都知道，所以有好事情的时候，他肯定不能忘了蒋介石。根据正史的记载，一九二三年的九月，孙中山派蒋介石带团前往苏联，进行相关考察活动。

对蒋介石访苏时的表现，历史书上通常都是比较混乱的，因为蒋介石事后曾经写过一封信，大骂苏联不是东西，并成为某些宣传部门作品中，蒋公英武雄奇的典型证明。

蒋介石认为，自已当年英明睿智，一眼看出苏联和共产党不是好东西，只不过看在孙中山面子上周旋一时，不用太过当真；

后来吃过大亏的共产党当然是怒气冲天，他们痛骂蒋介石伪装进步，利用苏联援助阴险上位，背叛国父遗志；

而最莫名其妙的，是出钱不讨好的苏联人。在很长时间里，他们都搞不明白，两个党怎么会闹到大打出手的地步。

因为后来发生的冲突太大，有关人员纷纷修改记录，拣对自已有利的东西讲。由于几家的说法实在大相径庭，不管相信哪一方的阐述，对比当时的原始记录都会觉得云山雾罩，颇有人格错乱的感觉：尼玛这是说的同一个人吗？！

拨开为了宣传释放的重重迷雾，其实当年的蒋介石不过是一个向往革命、同情弱势群体的敏感愤青。

他去苏联考察军校时，既不阴险也不反动，相反，他的想法很单纯。

在孙中山周围的亲信里，蒋介石算得上是最坚决要求结盟苏联的人之一。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想去俄国考察，并坚定认为中国应该对政客、军阀、商人等剥削阶级进行专政，以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自由。

尽管蒋介石的日记不甚可靠，有多处对自已进行了修饰，但都是美化自已、指责政敌之类，美化苏俄的事情还没听说过；考虑到蒋公后来同苏联的关系势同水火，没有必要刻意夸大自己对俄国的仰慕之情，因此三十出头的蒋介石向往工农革命，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此时的蒋介石还是孙中山手下无兵无权的一名小弟，但他的思想却已经突破了孙中山的框架，相信国民党只有学习俄国那样改革社会，才能建立坚强的内部组织，进而成立一支军队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对他一再反复的进言，孙中山并不是无动于衷，只是要依靠陈炯明的亲兵对抗军阀，不方便找苏俄干革命，直到陈炯明翻脸之后才决定向苏俄求援，把国民党变成俄国共产党那样的坚强堡垒。

孙老大反应如此迟钝，蒋介石非常有意见，当然这种意见纯属人民内部矛盾，还上升不到路线问题的高度。孙中山曾经耐心地跟他解释说，去俄国学习的人有不少，但大都没什么结果（悉皆败兴而返），他不是不想亲近俄国，只是必须要先攒一点资本才能谈合作，不然大哥我现在只算租界里的流窜犯，哪有资格跟人讲条件呢？

孙中山语重心长，蒋介石却是心不在焉，因为他很清楚，光靠周围那帮不成气的军阀，是攒不起资本来的。果然孙中山赶走了陈炯明，却又陷在滇军和桂军包围里面，丝毫施展不出拳脚，最后还是不得不放下身段同俄国讲合作，并引进共产党这一新兴力量加入国民党。

翻查当年的记录可以发现，当年的共产党干部同现在明显有区别，他们人数虽然少，办事却都扎实努力，而且做人极有节操，很少出现贪污包二奶之类丑闻，因此两家合作最初还算愉快，所谓矛盾主要集中在理论和口角方面，具体办事层面没有太多冲突。正是因为国共合作有了基础，蒋介石才在二三年八月拿到梦寐以求的出国指标，带团去苏联研究援助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讲，蒋介石的这趟考察不能算成功。孙中山本来希望能在北方边界上就近建一个军事基地，苏联却推三阻四，怕影响他们控制外蒙的计划，最后只好决定在广州搞军校。但是如果就此得出蒋介石后来声称的结论，认为他那时已经看透苏俄反动本质，则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苏联人也会写日记，而俄国人的记录则详细描绘了他的一言一行。

蒋介石到苏联之后，先是详细考察红军的装备和政治工作，大肆夸奖苏军的党建工作，还反复要求向普通士兵发表讲话，愿意同大家联合起来消灭资本主义，并愿在斗争中牺牲献身；此后他写的报告里也是推翻资本主义、分步建立共产主义一类，丝毫没有任何不满的情绪在里面，反而建议未来结成俄、德、中三国大联盟，对抗世界资本主义势力，取得全球革命的胜利。蒋介石自已也承认，他当时在苏联苦读马克思理论，连书都不舍得放下（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甚至认为俄国人比中国人素质要高，值得羡慕。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虽然对外蒙的情况不满，蒋介石仍然是坚定的俄国粉丝，并不断迸出一些阶级斗争、世界革命之类的时新名词；所以选军校校长的时候，孙中山一提蒋介石，鲍罗廷和共产国际都是满口赞同，并认为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宁可空着岗位等他上任。

但是对蒋介石来说，前途远非一帆风顺，他马上就遭遇到了一个挫折，那就是国民党的一大。这次大会开得隆重无比，又通过了详细的制度章程，选出四十一个属于核心权力圈的中央委员，作为追随孙中山十几年的老臣，蒋介石相信领导一定不会忘了自已，结果大会却跟他毫无关系，连入场劵都没给一张。

蒋介石的职场经历充分说明，碰到困难就撂挑子，这种人是得不到领导赏识的。

三十七岁的蒋介石对权力还没有概念，但至少对面子还是在意的。那些青年学生凭着共产党员身份纷纷当部长做委员，自已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竟然要低那帮小年轻一头，实在是叔可忍婶不可忍。

老大不看重，从苏联回来后又被晾在一边，党内大小事务都由鲍罗廷一手包办，自已满肚子心得却没有地方发挥，蒋介石很失望，后果很不严重。开完一大后，他的不满终于到了顶峰，干脆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抱怨老大光顾着重用新人和外国人，却忘了从前的老部下，并提出希望能承担独当一面的工作，一定可以“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请领导多加考虑，予以重用。

在长期革命生涯里，孙中山对蒋介石是不怎么看重的，连蒋介石自已也承认，“先总理”（指孙中山）平时都很忙，连跟他单独讲话的时间都不多。倒不是孙大总统摆架子，事实上孙中山给过他很多机会，可蒋小弟大都是不了了之，有一点困难就回老家去生闷气，把烂摊子扔给领导收拾，这种属下既不能办事，又不能服众，实在没有重用的理由。

所以这次看到蒋介石又来发牢骚，孙中山同往常一样毫无反应，只是挥挥手，让他赶紧去盖房子。蒋介石终于从不满转向了愤懑，气乎乎地给他的党代表又写了一封信，痛骂苏联不是东西，不仅占着外蒙古不还中国，而且在内部权力斗争上比帝国主义国家还要狠，他们的制度同三民主义完全不一样，根本不能在中国实行云云。

蒋介石对廖仲恺发脾气，是因为廖仲恺有挨骂的理由。

作为名义上的广东省长，廖仲恺在内政方面毫无作为（事实上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搞抹稀泥那一套倒也罢了，关键是他用人乱七八糟，竟然把财政大权交给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办理。虽然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可是孙公子毕竟缺少政务经验，很快就把工作弄得一塌糊涂。

抹稀泥的廖仲恺当了广东省长，嘴上没毛的孙科做了广州市长，满腔抱负的蒋介石却怀才不遇，只弄到一个筹备校长，反差实在太大，又不能点名攻击党内同仁，只好拿党外的俄国同仁出气。

这是一封后来被广为引用的书信，广大蒋粉纷纷用它得出蒋公英武雄奇、早就看出苏俄不是好东西之类观点。但收到蒋介石的反动信件之后，廖仲恺也一样毫无反应，只是笑笑放到一边，既不反驳蒋小弟的牢骚，也没有跑去跟孙中山告状。因为他跟蒋介石共事多年，早就习惯了这位小弟时而矫情的作风，当面争起来肯定没完没了，说不定会恨你一辈子，但只要由着他生几天闷气，自然是雨过天晴，该干嘛干嘛。

蒋介石的反应果然不出廖仲恺所料，生完气后又恢复了原状，同廖仲恺一道筹办军校。在经费不足的现实问题面前，壮志凌云、立志解救全天下的蒋介石束手无策，只能再次赌气跑回老家，在他眼中只会抹稀泥的廖仲恺却挑起了大梁，以空手套白狼的精神跟军阀们讲交情、拉关系，用尽一切手段弄来赞助，在蚊蝇丛生的黄埔荒岛上搭竹棚、建砖屋，一点点凑齐军校的建设费用，然后在一切就绪的情况下让孙中山发去电报，请比自已小十岁的蒋小弟回来当自己的上司。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号，黄埔军校正式开张了。

经过几年时间筹划，才张罗起一家小军校，孙中山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非常骨感。此时的黄埔军校一切从俭，主席台都不过是几根竹子搭起来的棚子，几百号学生们的伙食费更是有一天没一天，全靠廖仲恺持续不停地四处化缘，才保证了食堂天天有米开饭。对廖仲恺的贡献，孙中山同上上下下所有人心里都很有数，但大家更清楚一点，军校靠化缘是不行的，廖仲恺本事再强也只能保证锅里有饭盛，其他教学管理之类业务工作还得指望蒋介石。对蒋校长动不动撂挑子的做法，孙中山很有一点担心：小弟你可千万别再跑路了，大哥我可是天天要开课的！

孙中山很担心，是因为他很上心。

从开张庆典选在六月十六号可以看出来，孙中山对黄埔军校的期望值是相当的高。就在一年前的这个日子，陈炯明的粤军发动政变，把他赶出广州，廖仲恺也被抓起来关进大牢，险些命丧黄泉。孙中山在一年后的六月十六号成立军校，那是摆明了要用枪杆子洗去自已的耻辱，决心在未来建立一支俄国红军式的无敌强军，横扫一切胆敢挡路的牛鬼蛇神。但无情的事实证明，后来中国确实出了这么一支军队，创始人却不是他或蒋介石，而是此时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秘书、文书科主任毛泽东。

蒋介石跑到黄埔岛喂蚊子的时候，毛泽东正过得春风得意，开完一大后孙中山把他分到了上海，让他去十里洋场工作。应该说这份新工作的起点不低，因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不是一般的地方，整个执行部统辖江苏、浙江、 安徽、江西、上海等要害区域，地位仅次于广东本部，国民党元老象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伦等都在那里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在上海分舵既有钱又有地位，还能认识不少重量级大哥，人脉极其广泛，职业前景可谓无限光明。

虽然跟在孙中山身边进步机会更多，毛泽东却不能不走，因为他还代理着共产党的中央局秘书，而共产党总部已经搬回了上海。

正所谓好日子总是过不长，来到十里洋场的毛泽东很快发现，上海真不是容易混日子的地方。中央要求的是统一战线，他又顶着国民党的头衔，给国民党办事也是本份，按照埋头办事的原则，毛泽东拿出从前办小报编辑时的劲头，闷头干活。

一心办事的毛泽东想不到自己努力工作，却干出了反效果。共产党这边固然很不舒服，风言风语地讽刺他是胡汉民的秘书（胡汉民反共最积极），而国民党也不当他是自已人，拚命排挤他。

不努力干活，是不听党的命令，要被整；努力干活，就是脚踩两只船，还要被整。可怜的毛泽东在上海累得半死，两头不讨好，弄得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

在上海天天受委屈，毛泽东很是气闷，十一月孙中山路过上海，毛泽东便向他诉委屈，还交了一份联名诉状，要孙总统主持公道。可惜孙中山身体不太好，手上事情又多，没有时间处理地方办事处的恩怨，听完毛泽东的控诉后只是答应了几句，事情又拖了下来。

领导不发话，毛大秘的日子就更不好过，很快就在上海呆不下去，只好悻悻地回湖南“养病”。等到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四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已经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名单里一并消失了。

明明没有贰心，明明好好干活，却被两边同时排挤，毛泽东十分恼火。这一年唯一让他高兴的事，是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叫彭湃。

毛泽东有很多朋友，彭湃的特别之处在于喜欢跟农民打成一片，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四处组织农会，很快成为国民党农民部部长。喜欢农民的彭湃和毛泽东很谈得来，因为他们的出身差不多（地主），对农村的情形知道得也多，用今天的话来讲，叫有共同语言。

当毛泽东从上海灰头土脸地回到湖南农村时，蒋介石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孙大元帅和商团在广东闹翻了。

所谓商团，是广东省商人在一九一二年，经民国政府批准设立的武装治安队。商人的本份是做生意，可民国太乱，要军阀政府提供治安服务也比较难，商人们就创造性地搞出了自已的治安队，防范土匪小偷。

事实证明，广东商人不光做生意在行，搞保安也有一套。民国天天都不消停，今天滇军打过来，明天陈炯明打过去，广东的民间治安却始比较安稳，商人们做生意攒得到钱，军阀们也能顺便抽个税，多年来一直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直到孙中山的到来。

广东人不喜欢孙中山。

孙大炮赶走过陈炯明，引来了滇军和桂军，这两支军阀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四处敲诈勒索、开烟馆赌场，把广东闹得乌烟瘴气。老百姓不理解什么是革命理论，却看得见孙中山把一切闹得一塌糊涂，比什么军阀都差劲。

滇军和桂军在广东无法无天，治安当然是急剧恶化，商团也就跟着强力扩张，成了地方治安的顶梁柱。滇军和桂军天天乱收税费，同民间关系已经紧张得不行，孙中山的“总统府”一面要发工资，一面又要准备北伐，也没有忘记这个小小的财源，经常是动不动就要商人们立即缴一大笔钱应急，商团当然更是苦不堪言。

明明是我们辛苦攒来的钱，为什么要任孙大炮勒索呢，手上有枪的商团想不明白。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号，商团向国外订的一批军火到货了。这批军火是经大元帅府批准进口的，用于“治安需要”，据说价值高达一百万元，但到提东西的时候，海关却突然扣住了货，说要大元帅府的命令才能领。

商团也糊涂了。进口许可证就是大元帅府发的，怎么又要命令呢，他们赶紧让人去疏通调和。

大元帅府的态度一开始很坚决，说是怀疑有人走私军火，要吊销进口许可证，后来好说歹说才肯通融一下，孙大元帅毫不脸红地表示，原来进口的许可证在时间上不合程序，需要重新研究。

所谓研究，也就是打点的代名词，商人们马上研究出味道来，一定是元帅府又缺钱了，需要再交一笔钱报效国家。

通常来讲，孙大元帅贵为自封大总统，要个几万块钱零花，商团们也不会不给面子。可这一次孙中山的胃口实在太大，商人们给不出来，而且许可证都发了还扣货，手段也太不地道，商团领导人陈廉伯终于忍不住了。

孙中山做事不地道，商人们也有不地道的办法应付，陈谦伯立刻宣布所有商人罢市，全部不做生意了，回家喝茶。

商人不做生意，就赚不到钱；商人赚不到钱，政府也就抽不到税，不光孙大总统要断财源，滇军和桂军也吃不消。面对同归于尽的三输局面，孙中山知道自已做不了主，只好退让一步，把东西还给了商团。

怀着胜利的喜悦，商团高高兴兴地拿回了军火。可是开箱后才发现不对劲，枪是还了，但只还了一部分，不少值钱的东西都被元帅府拿走了。

堂堂总统居然出尔反尔，还玩雁过拨毛的伎俩，形同打劫，陈廉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从前他一直忍气吞声，是因为要做生意，现在新枪到手（虽然少了一点），他决心跟孙中山好好比划一下，评一评里面的道理。

和读书人评道理，是靠口舌和笔墨；和流氓评道理，是靠拳头和棍棒；和军阀评道理，自然要靠枪炮和军队。陈廉伯没有军队，只有商团的保安队，对付滇军或桂军远远不够，对付孙大总统的那点卫队或学生军，似乎也不怎么有把握。

但是陈廉伯还是决定出手了，因为一个人站出来告诉他：你尽管收拾孙中山，他要敢打你，我就揍他！

愁眉苦脸的陈伯廉听到这句话后顿时精神焕发，仿佛打了鸡血一般，因为怂恿他动手开战的不是普通人，是英国驻广州总领事。

英国人一直就不喜欢孙中山。当然不是反对孙大炮搞分裂影响祖国统一，而是他的北伐政策和在广东的所做所为太过离谱，同英国的利益有直接冲突，尤其是反帝、罢工一类活动，简直就是冲着大英帝国来的。对无利不起早的英国人来说，想要大英帝国的支持是可以的，但必须有足够的理由，让大英帝国相信你对女王陛下的诚意，孙中山恰恰缺少这种理由。

作为英国代表，总领事同陈廉伯有很不错的私交，陈廉伯每次痛骂孙中山和军阀的时候，总领事都是满怀深情地站在一旁，向他转达自已的深切同情，并表示一定把这些事都转告伦敦，总有一天要让孙中山知道自已的厉害。

陈廉伯天天生闷气，总领事天天给他打气，直到商团拿到新枪的时候，陈廉伯还象往常一样痛骂孙中山，总领事突然说：陈廉伯你尽管去干吧，要是孙中山敢对你开枪，我们英国海军就会出手！

英国海军出手，意味着孙中山如果反抗，就是向整个大英帝国宣战，孙总统目前缺钱少枪，连军校的伙食费都经常凑不出来，同英国干仗基本上属于自杀。方伯谦顿时精神大振，决定同孙中山来一场硬仗，大有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架势。

走出领事馆的时候，方伯廉信心满满，他相信自已一定能成功，在他的身后，英国领事也是豪情万丈，相信他一定能够成功，这里面唯一的小问题，是总领事虽然说得把握十足，却没有给他任何字据。当然这也好理解，总领事交待的是关系到战争问题的外交机密，内容十分敏感，能把内容告诉他，就是把他当成朋友加盟友，英国人最讲究绅士风度和诚信，一定不会忽悠陈廉伯这样的好朋友的。

带着对大英帝国的感激和崇拜，方伯廉回到办公室，开始安排对孙中山的反击。

方伯廉满腔怒火的时候，孙中山也很郁闷。

大总统一直缺钱少枪，成天要四处拉赞助，好容易过手一点军火，想拨几根毛都不行，而且陈廉伯的架势越来越硬，今后他手上有了枪，要钱的难度也会越来越高，实在值得郁闷。

孙总统很郁闷，蒋介石自然更加郁闷，因为孙中山扣下的军火，本来是要发给军校的，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准备点数的时候，万恶的方廉伯却把东西拿了回去，只扣下一点贵重品来。对方廉伯这种目无革命、私立武装的行径和缺乏觉悟的态度，靠说服是行不通的，必须要用手上的枪炮严加管教，才能让他明白革命的必要性和权威性。

当然，仅靠大总统手上的卫队和军校生，要对付真金白银喂出来的商团保安队，还是有点不大现实，孙总统考虑的是另一件事：九月底的时候，苏联支持孙中山的经费、枪支都陆续到货，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也是拿商团开刀。

商团确实是一个好目标，既不得罪任何一派军阀，又能抢到钱和枪，而且借着收拾商团壮大实力，顺便也就控制了相当一大片地方，可以从滇军和桂军手里挤地盘。

陈廉伯不知道孙中山有苏联壮胆，孙中山不知道陈廉伯有英国撑腰，两边都很有自信，也都以为自己一定能赢。对孙中山来说，局面尽管紧张，却不是很要紧，因为陈廉伯的底牌虽然点数大，却是废牌。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广州三十多个团体一块国庆联欢，举行纪念辛亥革命大会，开会的时候就要求打击商团（国庆跟打击商团有关系么？）。 纪念会结束后，各团体结队举行大示威，浩浩荡荡地在广州市内游行。

广州市的治安是商团武装维持，游行队伍这是明显火上浇油，双方很快就起了冲突。

现在对事情的具体细节已经弄不清楚。正史的记载是游行队伍在经过太平南路时，商团军向游行队伍开了枪，打死二十余人，伤一百余人，并筑起炮台封锁市区，四处张贴‘打倒孙政府’、‘驱逐孙文’的反动标语。按这种说法，商团完全是一伙屠杀革命群众、影响群众正常表达意愿的反革命暴徒，连北洋军阀都不如。

对这种公式化的正史，我向来是不大相信的。公式化的东西一贯就比较反常，所谓反常即妖，商团的保安们怀念陈炯明、反对孙中山情有可原，主动攻击游行队伍就有些不合本性，而且要是真的想造反的话，大部队直接拉进市区、灭掉总统府也不成问题，封锁市区、筑炮台完全是防御的架式，那商人们是要防备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