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的那些事儿

作者：红朝笑笑生 （原创及首发留园历史版）

一切都从那个冬天开始。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号，在大清帝国的湖南韶山，有个叫毛贻昌的农民家生了一个男孩。不管是对大清国还是对湖南，这都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但对毛农民来说却是传宗接代的重大消息，因为他前两个儿子都没养大，眼前哇哇大哭的小娃娃是他延续香火、告慰列祖列宗的新希望。

不孝有三，没后最大。为了防止毛家的新苗同前两个小孩一样夭折，毛贻昌和妻子文七妹研究了很多方案，最后决定去文七妹家附近的一个观音小庙，让儿子拜一块据说有灵气的大石头做干娘，希望能沾一点菩萨的法力，保佑他平安健康。当然从科学的角度看，毛老爹的做法纯属封建迷信，但考虑到毛老爹没受什么教育，日常工作就是在山沟里种田，能想出这样的方案，已经是非常有创意的事情了。

毛老爹的招数果然卓有成效，他的儿子顺顺利利地活了下来，而且文七妹也很比较争气，很快又挺起了肚子，让他开心得不行。但在开心之后，毛贻昌马上想到另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家里的开销。

毛贻昌只是个普通农民，家里没什么外快可捞，整天在地里刨食，只能勉强混个温饱。虽然不用给政府交社会抚养费（交了政府也不养），儿子却是要长大吃饭的，毛贻昌想前想后，只好决定去参军，当几年兵攒点钱，补贴家用。

对毛大爹的决定，文七妹并不是没有看法的。山沟外面兵荒马乱，毛大爹参加的湘军又经常打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就全完了。面对一心要去攒钱的丈夫，善良的文七妹只能打点好行装，送丈夫离开农村，走向军旅之路。

毛贻昌去当兵的时候，他的儿子正在村里顺利成长，因为他的干娘是块石头（当地学名：石观音），小娃娃平时不叫小毛，而是叫石三伢子。石三伢子生长的时代很不太平，他一岁的时候是甲午年，中国与日本打了一场叫甲午战争的仗，大清国被迫割让台湾和朝鲜给日本，赔了两亿多两白银，又损失了精锐的海陆军。毛大爹和毛小伢当然不懂时事，也不知道那些事情对后来有啥影响，他们的生活仍然一如既往地平淡。

当过几年兵，毛贻昌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还攒了一点钱在身上。眼界大开的毛大爹发挥精明的头脑，学着搞起了农业投资，从大米加工做起，一点点扩大到猪、牛买卖之类的大生意。在毛大爹的精打细算下，家里田产慢慢增加起来，三伢子的石观音干娘也保佑小娃娃健康长大，并且在他老爹的严厉管理下好好务农、天天向上，从看牛到背粪，一样都不能少。

石三伢子的童年在村里同龄人中算是比较顺的。毛大爹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又能时常寻觅发家项目，后来还发行过自已的“毛顺生堂”小钞票，据说家资已经值到两三千块钱，在当时的村子里是一笔巨款。身为少东家的石三伢子干农活之余，也能进私塾读些书，学一点种地锄草之外的规矩。

当然，小三伢子的少东家生涯同一般人的想象有着不小的差距。毛大爹白手起家，用文化点的话来讲，叫做资本的原始积累，为了做大做强，只能拚命盘剥自已和家人。他有一句口号叫“吃不穷，穿不穷，人无算计一世穷”，一切都要算计出价值来才行，儿子作为传宗接代的潜力股，自然更是优先算计的对象，从小起就要和长工一齐做农活，如果偷懒的话…打。

拜受各种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之赐，田园风光通常都充满浪漫情怀，比如山青水秀，比如村歌禾香，个别缺心眼的导演还喜欢加些打谷场艳遇之类的美事。但事实上当年的农村那是相当不舒服，甚至不适合生活（现在好象不少地方也是），卫生条件极差，四处洋溢着农家肥和牲畜的气息（这个没有办法，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生活和医疗条件都处在原始状态。毛家虽然是村里的首富，家里也就几间旧瓦房，毛大爹要想做生意发家，只能在平时加倍精打细算，石三伢子的童年自然也被他算得加倍充实，不仅要跟长工一齐干农活，还要挨可怕的地主老爷毛大爹打骂。

这样可以看到，从小起石三伢子的世界大概可分为三个阶层，一是贫农同事（长工），这是对他最好的，平时跟他一齐干活，对未来的少东家非常关怀；二是地主老爹，又凶又不讲情面，而且经常打断他玩耍的兴致，逼他去干活，白天挨打也就罢了，晚上还不让他点灯看小说（要节约灯油）；三是他慈祥而信佛的母亲，一面护着儿子，一面用自已善良的心关爱丈夫与这个家，有时还背着丈夫送米给讨饭的穷人，这便是他童年眼中层次分明的世界。

转眼间石三伢子长大到十一岁了。这一年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有个堂叔叔毛菊生碰到困难缺钱用，落到要卖地的地步。

农民家的地就是命根子，不到危急的时候不能卖，这个道理毛菊生知道，毛大爹也知道。于是毛大爹认为这是发家的好机会，想趁机吃进这几亩地。

石三伢子看不下去了。他劝自己的父亲说，还是周济一下叔叔渡过难关吧，别买他的地了，石三伢子那善良的母亲也这样劝毛大爹。

可是毛大爹却不听。生意就是生意，花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又没有逼抢别人，这个家要不是这样怎么操持得起来，怎么养着你们天天吃饱在家里？

毕竟一家之主是毛大爹，怎么花钱是他说了算，地契很快就收进了帐本里，从此倒霉的毛菊生只能给人种田，每天面对堂哥家那几亩似曾相识的旧田辛苦劳作，辛苦交租。

这件事给石三伢子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使他深深体会到为富不仁的含义。几十年后当他已经掌控全中国、成为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时，还恨恨不已地说：“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都听不进去！”

毛大爹没有去多想这件事的后果，甚至根本不考虑石三伢子的感受，在他眼里，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生意而已，那个儿子无非是不大开窍，不能理解生意场上的规矩。他不知道的是，后来的几十年里，全中国的地主几乎都要付出代价，所有一切都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每一个人。

日子还是这样过着。毛大爹一如既往地做他的生意，石三伢子也一如既往地干活，偶尔偷偷点灯读书，就这样又过了两年，到一九零六年了。

这一年的冬至毛大爹心情很好，而且不是小好，是大好，好到一贯小气的毛大爹要在家里请客的地步。这本来是一次平常的宴请，但因为牵涉到石三伢子，这次宴请竟然差点改变了中国历史，还被载入史册之中，传颂了几十年。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按照平时的惯例，石三伢子该去帮忙收拾和招呼客人。可三伢子这一天心情不太好，而且不是小不好，是大不好，不好到不仅不帮忙，还当着客人的面跟毛大爹唧唧歪歪。

估计毛大爹宴请的客人也不是什么好鸟，可能还不乏生意场上不地道的主顾，所以三伢子会公开表达他的蔑视。毛大爹当然很生气，但当着客人的面不好太过份，于是骂了他几句“又懒又没用，做儿子不孝顺”之类的话。

如果石三伢子识相的话，老老实实去干活就没事了，但这天三伢子却有点不识相，他反唇相讥地问了地主毛大爹一句话：“父慈才会有子孝，你老人家做到了“慈”吗？”

显然毛大爹平时没少打骂家人，而且还有吞买亲戚地产一类的生意，这一反问是踩到了他的痛脚。所谓揭人不揭短，毛顺生被揭到了短处，当场暴跳如雷，这下不管什么客人不客人了，挽起袖子就要打人。

事情闹大了。面前这个人再怎样也是自已的老爹，不要说现在打不过，就是打得过也不能还手，三伢子只好从并不宽敞的屋子里逃跑，后面是暴跳如雷的毛大爹和哭笑不得的客人、提心吊胆的文七妹，以及看热闹的长工。

三伢子浩浩荡荡地跑了一路，终于被逼到一个水塘旁边。无路可逃又不能学项羽背水一战，他于是转过身来，当着所有家人和客人的面正告老爹：你要敢过来，我就跳水塘，大家一拍两散！

毛大爹愣住了。他知道自已的儿子一天天长大，也一天天变得倔强，但是没想到会刚强到这个地步，旁边的客人脸上也挂不住，办个招待闹出这么大事来，万一人家孩子真跳了塘可怎么收场。好说歹说地劝了一阵，毛大爹的气渐渐消了下去，毕竟对面是自已的亲生儿子，再怎样也不过是不懂事，怎么能真的往死里逼他？

毛大爹很生气。这个儿子实在是很没出息，不懂生意也不懂礼，但面对水塘不能硬来，最后提了个挽回面子的方案：老子可以不打你，但你得认错！

很明显，三伢子也在想收场的问题，于是答应给老爹下跪谢罪—不过要打个折，只跪一条腿。毛大爹皱着眉头没说什么，事情才算了结。

在当年的农村，石三伢子干的事算得上极度离经叛道，如果毛大爹再冲动暴躁一点，中国历史恐怕就真的要改写了。从此石三伢子认识到两件事，一是凡事要学会抗争，没有抗争就只有永远受欺负；二是对抗最终是要解决的，实力不如人的时候必须寻求妥协，留住青山才有长久的柴火烧。

这两个收获将伴随他一生。

一九零八年，石三伢子十四岁了。十四岁的三伢子没出过韶山，一天到晚在地头和私塾间打转，白天干活晚上记帐，半夜偷偷点灯看闲书，在梦里还会造反当山大王，没一点听话持家的样子。

毛大爹对这一切显然不大满意。

小子，我管不住你，找个人来管你总可以吧！

地主家就是好办事。毛大爹随便一张罗，一个比三伢子大四岁的女孩就吹吹打打地进了门。按辈份算起来，这个女孩应该是毛泽东的远房表姐，正好毛大娘添了几个孩子，家务上也忙不过来，毛大爹此举既为家里添了一个劳动力，又能用家栓住三伢子，可谓一举两得。

用媳妇栓住想飞的娃是老一代人常有的想法。可怜的三伢子在惶恐和羞涩中，糊里糊涂地被人送进了洞房，床上坐着的是那个听天由命的远房表姐，三伢子无可奈何地看着她，而她连看三伢子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十四岁的石三伢终于象男人一样发怒了：

父亲大人，这就是我的女人？

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生活吗？！

我不要！！！

你是老爹送来的，我没有办法，但你虽然算我的家人，却永远不是我家的人！

虽然被弄进了洞房，三伢子却根本不和那个女孩圆房，用这种方法表达了自己的反抗。毛大爹很生气，可也只能生闷气，他什么都能做主，偏偏圆房这种事，是他不能代劳的。

毛大爹也恨到了极点：小子，你圆不圆房，我都把她算成儿媳妇，写进我们家的族谱里，你看着办吧！

这里要说明一下，所谓写族谱，是指归入宗族的正式记录。当年的农村是原生态经济，走的是宗族路线，族谱就是家庭成员法定地位的象征。毛大爹要写族谱，等于正式承认儿媳妇的地位，考虑到三伢子的职业前景（农民）没有纳妾的可能，他除非去嫖妓或一辈子当和尚，否则早晚要认下这门亲事，老老实实地履行传宗接代的义务。

知道老爹的立场之后，石三伢子的反应也是十分简单：你爱写不写，我的志向是象三国、水浒里的英雄那样横扫天下，一本族谱算什么？！

可怜的毛贻昌就这样同儿子对峙着，夹在中间的是那个姓罗的女孩子。为着父子间的一念之争，可怜的女孩守了三年活寡，终于在二十一岁的时候郁郁病死，她的存在只是一本族谱上的三个字：毛罗氏。

一九一零年，石三伢子十七岁了。

世道并不太平。强盗四处打劫，湖南的黑帮哥老会蠢蠢欲动，时不时搞个暴动之类群体性事件，韶山也发生了饥荒，到处都没有粮，饥民们四处游荡，物价顺势直涨。

人和人的眼光就是不一样。石三伢子在饥荒中看到的是危机，而毛大爹的慧眼却从中发现了商机：饥荒年间，省城里的粮价一定会很高，可以把囤的粮卖过那边去，转手就是大笔的利润。

什么，饥民？笑话，饥民关我什么事，我又没抢他们的。

毛大爹不知道的是，他组织人力物力囤粮食的时候，饥民们也在自发地组织人力物力找粮食。韶山的地主没几个，当然不能忘了著名土豪毛顺生，很快他们就有组织无纪律地拜访了毛大爹的货船，并顺便拿走了所有的粮食。

到手的钱飞走了，毛顺生气得暴跳如雷，用上他所有能想到的恶毒言辞，嗓音嘹亮地破口大骂，旁边是什么也不说的石三伢子。

以前他跟老爹不管有什么样的矛盾，都只不过是家庭纠纷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叫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内部处理，但是这次的性质却是完全不一样。第一次看到自已家被抢，三伢子也很有感触，他想的却是另外的事情：

眼前的这个人是我的父亲，他竟然看着人饿死也不肯给一点米。

饥民没有错，因为他们要生存，但抢了粮就能解决问题吗？这次抢得手了，下次饥荒来的时候呢？

只有让所有的人都能公平地得到粮食，才不会有人饿死！

毛泽东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父亲不会理解这些想法，只是把话放在了心里。二十六年后，他蹲在陕北的窑洞，对一个叫斯诺的美国记者提起了心中的恨：我的老爹原来这样冷血，我恨他，非常恨他。

是的，我恨我的父亲，我要离开他和他控制的家，要有我自已的前途与生活，绝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他，不能生活在他的阴影下，被他控制和征服。

石三伢子做了生平第一个重要决定：离开家。

世界很大，家很小。离开家很容易，但是去哪里呢？

毛大爹倒是也有想法。他想送三伢子去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希望儿子做伙计后能懂事些，学点眉高眼低的世故。可这不是三伢子想走的路，三伢子想去新式学堂读书。

事实证明，读学堂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面对顽固小气的老爹。三伢子先是明取，他尽量小心地和毛大爹谈了自已的想法，结果老爹笑了笑，根本不回答他。

面对毛大爹充满蔑视的笑容，三伢子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你不让我走，我就一定要走！

石三伢子又换了一条路。他试着搬到母亲的娘家住，那里有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可以教导他。三伢子费劲地自学了半年，但最终还是呆不下去，没有钱，光是在别人家混也不是办法，只好又回来。

半年过去了，三伢子可以说是一事无成。没有钱，他什么主也做不了，而毛大爹就是卡他的钱，等他回来安心做个乖儿子，安心和大三岁的媳妇圆房，安心生个孙子，安心帮他把家业做大。三伢子已经长成大男人了，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坚持，每天媳妇都孤独地守在空屋里，而同龄的伙伴都要当爹了。

石三伢子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根源，既然一切都只是钱，那就好办了。

于是在几天后吃晚饭的时分，依旧全家人聚在饭桌前，三伢子鼓起勇气正视了父亲的眼睛，再次告诉他一句话：

“我要去东山高小读书”。

东山高小在湘潭的湘乡县，虽然只是个小学，但对韶山的乡村来说，已经是有体面的新学堂了。地主老爹对花钱的事情自然是毫无反应，可三伢子却没有生气，而是很有把握地告诉老爹，自已已经借到学费了，所以马上就可以去读书。

措手不及的毛大爹吃了一惊，但他很快就缓过神来，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个不孝、懒惰、败家、倔强的儿子。

这是个危险的征兆，如果同意了他的擅自决定，今后这个小子就要无法无天，再也管束不住了。

鲁迅先生曾经有一句刻薄的名言，认为中国的父母大都只会生而不会养，毛大爹大概可以算是失败的典型。按理说儿子这么要求上进，做父亲的总该支持一下，可毛大爹岂是好糊弄的，身为一家之主，他有的是办法整治三伢子。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毛大爹带着嘲讽问了儿子一句话：“你以为借钱就可以了吗？”

石三伢子很愤怒，因为他借到了钱，却还是不能去上学。毛大爹十分明确地告诉他，你走了家里就会少一个劳力，需要多请一个长工，所以你如果要走，得先给家里交一年雇长工的钱！

面对儿子的反叛情绪，毛大爹不惜摆出阻拦农奴赎身的架势，硬是把三伢子压了下来。不管要求有多荒唐，既然他提出来了，三伢子就不能反对，只好再次保持沉默。

毛大爹又一次获得了胜利，但他很快就明白，自已其实是失败了。因为三伢子想办法又借了一笔钱，而且还把族里的长辈请出来，办了一桌好菜，让他们劝毛大爹让步。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三伢子平时人品应当相当不错，因为筹借学费加雇长工的钱不是小数目，当年的农村又没有信用社，不是说借就借的。至少我们能看出几点，一是三伢子长期以来都没有什么抽大烟赌钱之类恶习，二是大家确实相信他求学的诚意，有这两点别人才肯借钱给他；当然，借钱的人或多或少也会考虑到，毕竟他老爹是地主加商人，虽然精明却不赖帐，将来这笔债还是有保障还的。

面对儿子一波又一波攻势，毛大爹终于明白过来，他已经拴不住眼前的三伢子了。儿子把雇长工的十二块钱交上来的时候，甚至不想和他多说一句话，可怜的他不仅失掉了儿子，还失掉了亲情，一切的一切，只换来回头要还的的十二块钱。

毛贻昌叹了一口气：三伢子，阿爹照顾不了你了，要上学就去吧，学出息了再回来！

在一天早晨，三伢子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带上最爱的《三国》和《水浒》悄悄地出发了，只有母亲文七妹给他送行。

“你不去跟阿爹道个别吗？”

“不去”。三伢子的话冷得象冰一样。

他没有和父亲道别，只在平时的帐簿里夹了一首改自西乡隆盛（日本维新家）的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肩膀上挑着行李，十七岁的年轻人走下了山。从此他不再叫石三伢子，而是用自已的字“咏芝”（后来改成润之），但人们最熟悉的，还是他的本名：毛泽东。

一九一零年秋天，未来的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挑着行李来到了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可怜的毛主席虽然说服了老爹来读书，却没有机会联系学校，当然也就没有入学许可，一切都只能碰运气。

走进小学堂森严的大门（没错，东山小学堂的建筑很宏大，而且还有一道河，看上去非常森严），毛泽东第一个反映是手足无措，因为比起湘乡县的“城里人”来，他的形象实在是太土，土得让人无法直视。

他已经十七岁了，高高的个子鹤立鸡群，而东山小学的学生最大的才十二岁，并且能读书的学生家里都是县城有地位的，毛泽东的打扮却不过是个土包子。小娃娃们立刻发现了新的乐趣：捉弄这个高一头的乡下人。

走进知识殿堂的毛泽东丝毫没有神圣或渴求的感觉，他只能满脸通红地站在森严的学堂中，任凭一帮小鬼围着自已逗乐，心里不停地问一句话：怎么办？

才刚出家门就被小孩欺负，毛泽东又没有社会经验，不知如何应付才好。想到山村里那个讨厌的家，再想想满脸不屑的毛大爹，毛泽东把心一横，直接闯进校长办公室里，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要求：“我要入学！”

从来没碰到这么毛糙的乡下人，东山学堂的校长也愣了，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他没有把这个大龄青年赶出去，只是很严肃地告诉毛泽东几句话：本校长不同意你入学，因为第一你年龄太大了；第二你缺少入学要求的算术和地理课程，第三你的字恐怕写得不好，等等。

虽然拒绝了毛泽东，校长还是很厚道地等了一下，给毛泽东一个解释的机会。毛泽东当然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一切都取决于自已的回答，于是拿出全副本领向校长进行游说，而且他的运气不错，旁边有个厚道的老师很同情他，帮着说了几句话。

看在勇气可嘉的份上，校长大人点了头，给毛泽东一个面子：试读五个月。

从后来的记录上看，毛泽东对自已的勇气是很得意的，应该说他也确实不大容易。但比起勇气来，更多的应该说他是比较幸运，因为如果不是民国而是当代，恐怕迎接他的就不是入学许可了。

之所以这样讲，绝非本人厚古薄今，而是因为一件相关的事。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二零一三年五月，海南万宁有六个小学生分别被校长和万宁政府某职员带走开房，导致家长极度恐慌，一面找人一面报警。没想到消息被报导出去后，我党领导的万宁政府却在第一时间里干了两件丧尽天良的事情：一、施加行政压力开除《南岛晚报》的记者杨琼文；二、给受害女生重新体检并出具假证明，说她们没受过侵犯。

以上事实全都在网上有明文报导，绝非本人诬蔑，谢绝跨境追捕。

拿一件典型案件来做对比，似乎对当今的校长不大厚道，天地良心本人不是什么民国粉，只是对万宁政府活该天打雷劈的招数看不下去。当年的校长可以收留超龄学生，后来毛泽东做了校长还敢批评军阀，而现在的校长天天勒索各种择校费或赞助费，万宁出事只是因为受害人没有成年引发了全国公愤，就这样市政府还一心想着把案子压下去，比军阀坏出不知多少个档次；而对成年或快成年的高中生、大学生下手的校长、政府官员不知道有多少，网上随意搜搜就能找到一大堆，可见毛泽东实在应该庆幸，没有生在他亲手打出来的中国，尤其是没生在二十一世纪的新中国，否则光凭口袋里那几块钱，连请个小姐陪校长都不够，更不用说读书了。

不管怎样，东山小学校长人品是相当优秀的，他不管开房，只管开学。于是毛泽东同学留了下来，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探索。

顺利入学的毛泽东并不快乐。东山小学的生活丝毫不理想，他至少比同学大出五岁，也就浪费了五年的时间（可恨的毛大爹...），更重要的是他未来的竞争对手蒋介石已经混得有头有脸，正在东京跟孙中山一张桌子吃寿司，马上回国能当中级军官（团长）了，他却还只能跟小孩子挤成一堆。用现在的话来说，毛同学岂止是输在起跑线上，简直就是被打断了腿，柱着拐杖都赶不上趟。

可怜的毛泽东不仅智商开发过迟，情商开发也很艰难，因为他跟同学根本处不到一块去。湘潭只是一个小县，但是小县城里的娃娃居然还分成几派，相互间勾心斗角使绊子，让人哭笑不得；更哭笑不得的是毛泽东同学出身太差（相对当时而言），作为最底层的乡下人，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连参加斗争的资格都没有，只能靠边站。

费了几年的劲才跑出山沟，结果读的是这么个小学，作为一名已婚大龄处男，毛泽东很失落，后果很不严重。小伙伴们天天上学放学打斗闹事，冷落的毛泽东找不到插嘴的话题，只好蹲进屋里读书。

书屋里，是另一个天地。

由于大清国没有中宣部，舆论管制和文字狱也不给力，到处都有维新和时事方面的消息，只要留心就能找到到很多期刊社评，让毛泽东大开眼界。看过多年的三国水浒，他经常在油灯的昏暗光芒下，幻想自已也能成为统领一方、叱咤风云的武将，而读过维新主题的文章后，他终于看见模糊的希望，感到梦想也有实现的可能。油灯照耀之下的毛泽东一面从纸堆里学习社会，一面在心底督促着自已：

总有一天我将改变世界，让我先明白世界是什么样子！

毛泽东十分珍惜奋斗多年的机会，先前在村里的努力准备也起了很大作用，他的成绩和时事论文都非常突出，于是试读五个月的申请得到了延期（当年的校长实在是好人）。在这段时间里他回了两趟家，毛大爹的死脑筋终于转过弯来，答应给儿子生活费支持学习；更重要的是那个原配的老婆生病去世了，从此毛泽东彻底没了牵挂，可以放心地展翅高飞。

在不知不觉中，毛泽东已经超越了那些先入学的小伙伴，在短短一年里读完了所有的书，开始寻找新的目标，此时正好来了一个新机会：一九一一年春，东山小学一个叫贺岚冈的老师应聘成功，要去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教书。

虽然入学只一年、年龄又偏大、而且从不送礼，可毛同学的表现实在太好，贺老师对他欣赏有加，愿意帮这个学生更进一步，于是毛泽东来到长沙的中学。仅仅半年工夫，他就从一个小学生变成中学生，开始了人生的第一场经历：革命。

一九一一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太平的年份，从这一年起，大清帝国宣告落幕，中华民国正式登台开张，但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得从鸦片战争说起。

当毛泽东诞生的时候，清朝已经在中国统治了三百多年，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和外国的压力，或许再延续几百年也不说定，但是中国没有变，世界却变了。中国虽然有世界最丰富的财宝，却没有科技、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就象一个小孩扛着金砖走在大街上一样，列强对这一情况当然不会光看着，于是从一八四零年起，开始了动手抢劫的历程。

总地来讲，清朝的皇帝不能算废物，一开始还都牢记列祖列宗的教诲，直到打过一圈后才发现买来洋枪洋炮也打不赢，仍然是没完没了的割地和赔款。几十年里白银从五十万赔到四亿两，地从香港割到台湾、朝鲜，又被沙俄划去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一开始只是权宜求和，到后来竟然成了花钱买平安。多年攒的金银宝贝和地皮快要败光了，邻国日本早就完成了政治维新，朝廷还是死死不肯改革，只管拼命搜刮，一面刮到自已腰包，一面送到洋大人手里，换来一点安宁。

洋人要抢，朝廷要刮，各级官员都要贪污，民间实在没有活路，只好起来造反。几十年来陆续有人组织暴动，推翻大清朝统治，可以说是前仆后继，规模一天比一天大，非要把皇帝赶下台不可，渐渐地全国变成一个大火药桶，四处都是火星，随时可能爆炸。大清国东征西讨，费劲镇压到一九一一年的十月十号，终于出现了一场意外，一切从此再也无法挽回。

一九一一年十月，湖北武昌的革命党人又开始谋反。很不幸他们又没有做好保密工作，被朝廷发现了行踪，革命党人只好提前行动，又一次临时宣布造反。

不管是实力对比还是形势分析，这场造反都没有胜算，只能在烈士名单上多添一串姓名。没想到风雨飘摇的驻军士气实在低落，竟然真的很快投降了，各省迅速先后发生暴动，长期以来一直压抑的反清斗争迅速爆发：一个月之内，革命军竟然在十七个省份建立了政权，半个中国宣布脱离满清王朝！

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出来，大清国换旗号是迟早的事，湖南也不例外。武汉大暴动的时候，毛泽东在湘乡听到革命党人演讲，当场热血沸腾想去参加革命军，无奈路上交通阻断，被人拦回了长沙。

虽然没能去武汉，毛泽东却没有失望太久。革命军很快就在长沙建立了新政府，他立刻热血沸腾地加入了新军，在他看来，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的理想就要随着反清大革命走向成功，心情之激动可想而知。

毛泽东同学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兵旅生涯。

一九一一年，毛泽东当兵了，军饷是七块大洋，这也是他第一次挣钱。

按当今流行的理财观点，毛大兵应该省吃俭用、存一笔钱准备将来花，有机会投资一些小生意才对。可是毛泽东对钱的态度实在太有性格，他除了留出两块钱应付伙食需求外，剩下的全部买书报，用来学习社会。

毛大兵一面扛枪、一面读书。他很快就失望地看到，革命后中国并没有本质的变化，一切很快又被拖回旧秩序里，北方军阀靠着实力优势掌握了大权，全国都在袁世凯和他的部下手中半死不活地挣扎。一九一二年春天局势渐渐平定，入伍半年的毛泽东也看出来，自已所在的这支军队是没有前途的，他只好办了退伍手续，从一个月七块大洋的丘八族重新成为待业青年。

没前途的事情，毛泽东是不干的。五年后他会证明自已的时间没有白费，在将来的日子里，他更会把才能发挥成天才，只是一切都不过是未来，而眼前却是要吃饭的。

退伍的毛泽东不得不重新面对需要花钱的生活。他没有积蓄（买书报花光了），没有前途（不懂专业），家里的汇款也给得不爽利（老爹舍不得），只好重新去学校读书。可是毛泽东同学虽然开了眼界，却少了兴趣，先后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入学成绩也都不错，就是不肯去上学，因为这些地方似乎都只能找地方上班，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所以他不愿意浪费宝贵的时间。

毛泽东不明白，但我们是明白的，因为确实没有学校能教他想学的东西。哪怕到了二十一世纪，也不可能有学校公开教学生们造反，搞一个造反专业四处招生，何况是当年的民国。

于是毛泽东只能省吃俭用地在社会上混日子。好不容易想读书了，于是去考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入学考试的成绩还是第一名，结果半年后竟然又退学了，原因还是没兴趣。

真是没头脑加不高兴啊！

小毛同学一天到晚游荡，毛大爹终于忍不住了。几年来他的败家儿子四处晃荡，除了浪费他辛辛苦苦挣的钱外没有丝毫能耐，也看不到一点效果。他的耐心到了极限：三伢子，你到底要干嘛，是不是要读书，嗯？！

别人的话毛泽东可以不理会，毛大爹的意见却无论如何不能不听，因为他心里也明白，家里不是富二代，天天混日子更不是办法，必须要找点正经事给老爹一个交待。经过一番折腾，他找到几个朋友，一块考不要学费的湖南第一师范。

毛泽东实在是有学霸风范。这些年在社会上闯荡，又经历过军人的行伍生涯，毛同学既不抽大烟，也不嫖女人，学问始终一如既往地好使，不仅自已考进了师范学院，还帮朋友答了考卷，一同做了湖南的师范生。

走进师范学院的大门，毛泽东很是苦闷，因为当老师从来就不是他的理想。他不知道的是，同他一样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有很多，这时也都在命运中流离无常，有的人会成为他的同志，有的人会死在前行的道路上，更多的人会变成将来的敌人，但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只能在迷茫中苦苦坚持和寻觅。

因为通向理想的路，从来就不是现成的。

一九一三年，四处晃荡的社会青年毛泽东终于考进中学，入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在长沙的中学里，毛泽东遇见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恩师，名叫 杨昌济。

杨昌济，湖南板仓人，“戊戌变法六君子”中谭嗣同的会友。由于变法失败，杨昌济流落乡间，最后在朋友帮助下出国留学，打算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归报祖国。

通常来讲，想要报效祖国的人不外乎几种，要么数理化实用科技学得极牛，要么进军校准备南征北战大展拳脚。可是杨昌济却是异类，他先读过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学，毕业后又去英国深造文学士学位，苦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最后在德国、瑞士考察了一番，顺利回国。

整整十年时间里，杨昌济抛妻别子，在外国寒窗下苦啃理论书本，直到四十多岁才荣归乡里。按理说这时发展事业也不算太晚，他却拒绝了湖南教育司长的头衔，安心回到长沙，做一名普通的老师。

教育司长显然比老师要风光得多，即使是想改变社会，司长讲话也跟老师不在一个档次上。杨昌济放弃当官的机会，绝非脑子不开窍，而是有更深层的用意。

当年明月曾经说过，哲学是这个世界上最为高深的智慧，是无数天才一生思考、生活的结晶。这句话大概是没有错的，但是杨昌济的问题在于他懂哲学，却不擅长社交和行政，因此他明白世间的道理却无力改变，拿着最犀利的武器毫无用处，只能在黑暗中苦苦寻觅接班的人，希望能点亮他们的心灵之窗，播下光明的种子。

于是，他遇见了几个才华横溢的学生，比如毛泽东，比如蔡和森，等等。

这两个人能得到杨昌济的喜爱，是因为杨老师喜欢好学又有抱负的学生，尤其是毛泽东表现十分突出。他文笔精采、志向高远，平时积极办工农夜校、学会，和同学一块锻炼身体，甚至大力收集报纸上各种地域新闻，把上面的地名同地图对应起来，关注天下局势。毛泽东同蔡和森十分要好，经常去老师家做客，还认识了老师的女儿杨开慧，但他们不会想到，蔡同学和杨小妹都会跟毛泽东走上同一条路，而这三个人里只有毛泽东艰难走到了最后。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烈士。杨开慧，烈士。

在毛泽东的第八班教室墙壁正中央，杨昌济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作为老师，这是崇高的理想，杨昌济确确实实地实现了，因为他把深奥的哲学教给了毛泽东，而毛泽东则毫不犹豫地掌握了它。

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在湖南读了整整五年书，作为一个常年不安分的年轻人，这是很不容易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整个中国都处在可怕的混乱中，湖南的学堂也不平静，时不时传来令人心惊胆战的消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总统袁世凯利令智昏，在一九一五年接受日本人苛刻的《二十一条》，然后封自已为皇帝，直接恢复已经臭名昭著的封建帝王制度。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引发了护国战争。一片众叛亲离的声讨中，袁大皇帝很快支撑不住，终于在一九一六年六月死掉了。

袁总统一死，国家实权落到先前几个手下手里，继任的总统黎元洪与段祺瑞不和，军阀张勋趁机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带辫子军开进北京，宣布清朝恢复统治，史称“七月复辟”。手握大权的袁世凯都做不稳皇帝，张勋当然更加镇不住局面，很快又倒下台来，由实权派段祺瑞重新掌权。

段褀瑞虽然不能做皇帝，对当老大还是热心的，干脆宣布废除《中华民国约法》，另一派孙中山趁机南下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借助西南军阀同北京政府对抗。一九一七年的时候，南北两路军队正为着各自的派系大打出手，直到一九一八年五月才平息，而激烈的战争风暴终于卷到了学院的书屋中。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长沙城四处人心惶惶，一支战败的北洋军正沿铁路线向北溃退，已经到了长沙近郊，全城随时可能遭受暴风雨般的洗劫，尤其是第一师范更加危险，因为学校在长沙南郊，靠近粤汉铁路，是溃军的必经之 地。

危险指数已经接近百分之百，长沙城里却没有护城的驻军。一面是经过训练的大兵，一面是城里几个没打过仗的警察，普通学生更是手无寸铁，死亡的威胁开始逼近每一个人。学校当然拿不出什么高招，只好提出把人疏散到城东去，希望能避避风头，这时学友会总务毛泽东站了出来，面对惶恐不定的人群，他告诉大家说，现在不能撤，要把学生组织起来，守卫学校。

从级别上讲，毛泽东只是普通学生，连学校管理层都挤不进去，但他的军旅背景和一贯表现给他挣得了足够的人望，终于说服了学校接受他的意见。于是湖南学校里多了一群手持棍棒木枪的学生兵，零散的溃兵虽然经过校门口，却不敢闯进去闹事，学校和长沙城都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平静总是暂时的，很快大家就迎来了真正的考验：十一月十八号，长沙附近到达一大股溃军，总数多达三千人，随时可能冲进来抢劫。这伙人倒没有立即攻城，只在第一师范以南的猴子石一带徘徊，很明显是在窥探长沙城的虚实。

三千多人的军队，已经不是几百个学生能吓得住的，即使把全长沙的警察都算上也招架不住。对溃兵来说，眼前的城池就象一块肥肉，只要确认没有刺，就可以冲进去放手发财，杀人、放火，干什么都成。

人人都知道一师和长沙已经陷进危机里，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毛泽东倒是想打一仗，可是他手上什么也没有，没有枪，没有钱，没有兵，甚至连弓箭一类原始武器都凑不出来。论职务，毛泽东同学只是个总务，级别类似于当今的学生会主席，组织同学们和地痞流氓干个架还可以，要打仗实在是底气不足。

但是他已经没有退路。兵临城下，所有人都束手无策，学校里当过兵的人不多，他自然而然地成了领导者，并发出了如下的怒吼：

无路可走，那就背水一战！

面对荷枪实弹的对手，毛泽东非常沉着。他下令把几百个学生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到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同时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联络，让他们 鸣枪呐喊，但不要进攻，而山头上的学生则配合着大放鞭炮（听上去象机枪）。

莫名其妙碰到有人放枪，山上的溃兵惊疑不定，也不敢贸然进攻，毛泽东趁机派人去交涉。估计学生会选的谈判员口才不错，加上长沙商会也肯赞助一笔路费，让他们体面走人，于是两边皆大欢喜，散兵们继续开路回家，长沙城免了一场灾难，毛泽东则旗开得胜，获得巨大的人望。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他指挥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和《水浒》里“摇旗擂鼓、吓退官军”的情节类似，果然也是大获全胜。事后有人问他对方开枪怎么办，他却不觉得有什么危险，告诉对方说不用担心，因为败兵们要想动手，趁着晚上就直接下手了，不动手肯定是心虚，给一点威吓就会服软，没必要太紧张（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 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只得闭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

长沙城的战斗看上去平淡无奇，但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都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当过学生的兵有很多，当过兵的学生也有很多，但敢操纵士兵心理去冒险的学生却很少。在杨昌济的大力培养下，二十四岁的毛泽东已经掌握了哲学的奥义，从平时熟读的亚里士多德、霍布斯、边沁、柏拉图、康德、尼采和歌德等大师著作中吸取营养，并敢用自已的性命为抵押，把它们用到社会实践中，成为一个心机深不可测的社会活动家。

二十四岁的蒋介石用枪炮南征北战，二十四岁的毛泽东用哲学操纵未来。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五岁的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了。

虽然功劳巨大，虽然德高望重，读书毕竟不能当饭吃，毛大爹的生活费也不能花个没完，男人还是要打工糊口的。偏偏毛泽东毕业时年景十分不好，湖南正乱成一团在打仗，到处只要老兵不要老师，恩师杨昌济又调到北京大学上班，连混顿饭吃的地方都找不到。就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好消息，正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来中国招人手了，既需要劳工补充人手，也可以到那边留学。

北大校长蔡元培等教育家当然不会放过机会，赶紧组织华法教育会，搞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把消息传回家乡，自然也不会忘记毛泽东、蔡和森等几个高徒。待业青年们听说法国有前途，立刻组织起来，以蔡和森打前站、毛泽东随后，组了个五十多人的团，从湖南赶到北京准备留学。

去国外读书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办很多手续，还需要筹钱。毛泽东一番折腾赶到北京，安顿下来后马上就要面对柴米油盐的问题，穷学生又没有积蓄，只好厚着脸皮找杨昌济帮忙。杨老师果然是好人做到底，把得意门生介绍给了另一个朋友，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也是牛人）。

李大钊的面子自然比杨昌济要大，他去找校长蔡元培说情，很快就给毛泽东弄了个图书馆助理的位置，负责登记借书还书的名字。于是在湖南读过五年书后，毛泽东来到北大，正式成为一名最底层的北漂。

图书馆助理的日子并不好过。北大教授一个月能领两三百大洋工资，而毛泽东的全部薪水只有八块钱，刚刚够房租和吃饭。在湖南毛泽东是学生首领，带人缴过三千大兵的枪，风光八面；但在北京只不过是最底层的办事员，先在杨昌济家借住，后来和人挤通铺，总之一句话，他混得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