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次大会的结果，大概可以归结为如下说法：党组织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帮助陈独秀认识了他的右倾路线错误 ，但陈独秀没有正确对待这种帮助。

从表面上看，这种充满官僚味的样板话没什么用处，就象说陈独秀开车开错路了，大家要他再开回来一样。想要真正明白这几句话的含义、知道字里行间的杀机，同时也了解一点体制内的游戏规则（郑重声明，仅限于当年的斯大林式政党，请勿与现今联系，否则引发后果本人概不负责），我们就必须先理解几个名词。

第一个名词叫组织。

组织本来是从日语传进来的外来词，但到了中国就发展出了另类的含义。但凡一个人入了党或团，就变成了有组织的人，背后有一大帮兄弟撑腰，出了事还有人帮你摆平，听上去感觉很不错。

很多人以为是自己拥有了组织，但事实上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实际的效果，是组织拥有了你。

从加入组织的那一天起，你思想要靠拢组织，行动要依从组织，还要定期向组织汇报思想，接受组织里职务比你高的人指导。组织当然也会关心你、爱护你，替你决定你生活中的大小事情，例如结婚、工作、调动之类，当然被关心的人必须接受组织的好意，绝不能不识抬举。

组织是一个抽象的名词。笼统地说，凡是在党内，一个人职务比你高的话，他行使权力的时候就可以自称组织，而在他代表组织行事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反抗，否则就是对抗组织。

对抗组织，罪名是很严重的，除非你的后台比他硬，否则一定死得没商量。因为当一个人或几个人自称组织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他自已，而是代表着光辉伟大的党，在那一刻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继承了共产主义革命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与无数风雨同舟忠贞不二的先辈化为一身，有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革命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的思想精髓附体，是受最光荣、最正确的工人阶级先锋政党委派而来，他的每一句话都意味着真理与服从，他的每个行动都指导着人类最高理想与神圣革命的最终方向，当你面对他的时候，你面对的是全世界布尔什维克的权威与指令，执行着最神圣最光荣的任务，谁要说不就是同全人类为敌，势必天打雷轰、不得好死、全家遭难、遗臭万年。

所以有点政治经验的人，对组织两个字都会极其敏感。只要一提到组织，大家全都一致欢呼歌颂，竞相表态拥护；但只要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这帮人同时又在用最阴寒、最森严的心态去防范这两个字，唯恐落下丝毫把柄被它抓住。如此冰火两重天的态度出现在同一个时刻，实在也是种离奇的现象。

共产党员可以不怕死，可以挨饿受冻，可以无畏地堵枪眼、顶炸药包、面对酷刑死不招供，但没有多少人敢对组织说一个不字。

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组织这两个字有多么可怕的魔力。在下属们面前，组织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它可以凌驾一切法律（哪怕是自已定的），撕毁所有约定，违反任何承诺，无论它的要求是否合理，都必须不折不扣地照章完成（学名：党性）。在组织里捞一个适当的位置，可以贪污纳妾（向忠发），可以随意用各种酷刑杀人（夏曦），可以找漂亮女人睡到一个炕头谈思想工作（邓力群），甚至可以把别人的老婆剥光衣服玩集体性虐待（李韶九）；最妙的是除非你的地位下降了，否则法律对你几乎是没有约束力的，谁也奈何不了你。

第二个名词叫帮助。

帮助本来是件好事，例如说家里没酱油了，邻居帮忙送半勺来解炒菜的急，这就叫帮助。

但如果是组织来帮助你，那就千万要小心了。组织通常没工夫去帮助别人，而只会接受别人的汇报与奉献，组织主动去帮助你，往往都不会是什么好事。

在组织的定义里，每个人都是共产主义事业的螺丝钉，是在组织的旗帜下前进的，每个人都有义务紧跟组织，在组织的带领下向共产主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当然你的水平永远不能也不可能超越组织（要不然组织就得听你的了），只能努力向组织靠拢，并且发自内心地、无私无怨地向组织奉献你的一切，如金钱、青春、劳力等，个别情况下被组织里的上级看中了，为革命事业照顾首长起居也是应有的觉悟。

换句话来说，你应当是永远紧跟追随组织又永远不超越组织的角色；只要你能守好本份，组织也会大开方便之门，开恩收下你的奉献，让广大象你这样有上进心、但水平和觉悟都很低的笨蛋有幸提高思想认识，在共产主义康庄大道上提携你这种不成器的小东西荣耀前进，前提是你必须认清形势、端正认识，永远同组织保持立场一致，不至于成为迷途的羔羊，同历史的强大车轮对抗，堕入革命事业罪人一类万劫不复的东西中去。

所以如果你一切都正常的话，你是不需要组织的主动帮助的，你应该自已去了解组织、适应组织。如果要等领导百忙中放下手头的事情，暂停在共产主义康庄大道上飞速前进的步伐，代表组织来“帮助”你的话，那一定是出了严重的问题。

什么问题先不重要，你必须先忏悔自已一贯的低能、阶级局限性与私心虚荣心，影响了组织的革命进程与共产主义事业，然后再来向组织请示，自已哪个立场没站对，并在得到指点后恍然大悟，痛哭流涕作感谢状，保证一定改正错误，请组织放心和监督。

这才是组织意义上的帮助。我们会在后面看到，在那个年代里，凡是不接受这种帮助的人，通常下场都不会太好，轻则精神失常或严刑拷打，重则诛连九族，最极端的时候，不仅自已倒霉，连家乡都要划成另类。

第三个名词，也是惊心动魄的罪名，叫路线错误。

党组织永远是最光辉、最正确的，也永远代表着政治上的最先进，但党在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总难免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而且奇怪的是，好象从来就没有如意过。

当然挫折原因总是多样的。起点低，基础薄弱，群众落后，敌人太强大，天灾收成不好，手下长得不够帅，这些都是理由。但有时种种理由都不怎么成立的时候，组织往往会发扬强大的纠错能力，回过头来检讨自已的所作所为，而检讨的结果，向来都是恍然大悟，原来党还是正确先进的，马列主义（请依各国国情酌情添加相关思想或理论后缀）也绝对不可能有错，但是落实到某个人身上，这个人的水平出了差错，把党带错路了，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因此所有的错，都不要由党负责，党能发扬纠错能力查出这个人的问题，反而更是值得欢呼雀跃的大好事，说明党更加进步了，水平也更加提高了。这对党当然是件好事，但对那个人和党认定的同伙，就绝对不是好事了。

党是不断犯错误、又能够自己纠正错误的，纠正错误的主要方法，就是把错误推到某个人身上去，然后归结成他的错误路线（张国焘语）。对于党员来说，什么错误都不要紧，最怕的就是“路线错误”，一旦上升到这个高度，就意味着坏事全要由他负责，不仅要背负着无法洗清的罪过，而且有了这个历史性错误，将来就是怎么努力效忠，也很难有机会摆脱头上的大帽子，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路线错误”同“分裂党”一样，都是二十万伏高压电级的利器，一触即死，诛连九族，百年定论，罪过千秋，万劫不复。

最后要理解的一个名词，叫正确对待。

有上面的说明，其实也不用多加解释了。党说什么就是什么，组织认为谁不好，谁就必须承认自已不好，而且认罪要比组织更加积极，才是正确的态度。但凡在被坑、被扣黑锅的时候喊冤枉，都属于错误行径，是不能正确对待批评帮助的典型表现，也是背叛伟大光辉共产主义事业的严重罪行。

看完这几个名词的解释，再回过头看陈独秀，就能明白他在五月份的处境了。党组织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帮助陈独秀认识了他的右倾主义路线错误 -- 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其实就是说，共产国际认定出事的原因是陈独秀不够强硬、对国民党右派坚持不住原则，所有的牺牲和损失都跟共产国际没关系，主要由陈独秀负责，而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共产国际一起，给陈独秀强扣这些罪名。

一直以来，陈独秀都是以路人甲或小兵乙的形象出现的，他的身份只是配角，形象也不大光辉。因为从本质上讲，他只算共产国际下属分支的一个办事员，正所谓丫环拿钥匙，当家不作主。有共产国际支持的时候，他是全能的总书记，一言九鼎；但被共产国际抛弃的时候，哪怕他文武双全、高风亮节，哪怕他忠于共产主义、两个儿子都在挑革命大梁，都不过是一个弃掉的棋子，眼睁睁看着所有的同志抬起腿来，往他屁股上狠狠踹上一脚，作为对共产国际表白的心迹。

从二三年到现在，陈独秀的所有事情都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下进行的，共产国际说应该早点注意的事，他当年全都提出来过；现在对方居然倒打一耙，把脏水全泼到他头上，最坑爹的是其他人全都接受共产国际的说法，把他当成了咩咩叫的替罪羊。

陈独秀没有党性，因为他的觉悟不够高，或者说风格不够下作。

从本质上讲，他仍然是个典型的中国文人，骨子里还是当年编《新青年》的那个热血愤青，他算文人也算政治家，唯独不算搞党务的政客，自然也不能接受官僚政治的潜规则。

面对咄咄逼人的压力，他做出了自已的选择：绝不指鹿为马，绝不曲意逢迎，绝不替斯大林背黑锅！

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陈独秀的两句诗很能说明他的性格。他不是一个好的总书记，也不是符合组织要求的党员，但他仍然是一个守良心的中国人，是守着数千年气节的文人，一个讲真话、办实事，不肯冤枉人，也不让人冤枉的有骨气的中国人。

在那个腥风血雨的日子里，陈独秀拒绝了党务政治的压迫，不肯说假话去维护领袖的所谓光辉。他成功地坚持了自己的气节，却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共产国际已经不再需要他了。

既然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那么为了领袖的形象，找个替罪羊、换个人上马，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在开会以前，他们早就跟瞿秋白等人碰过头，并且达成了完全的共识。

瞿秋白本来是一个对俄国文学感兴趣的小青年，去俄国采访后改信共产主义，后来成为鲍罗廷的中文翻译。在广州的小小办公室里，矍翻译曾经和一位鼎鼎有名的越南青年共事过，那位越南青年叫胡志明。

因为跟共产国际走得太近，不能很好衔接共产党中央的指导思想，瞿秋白也碰到了两头不讨好的情况，被召回上海做陈独秀的俄语翻译。但由于经常接触马列著作，此时他已经混到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头衔，几年来一直同陈独秀亲切合作的鲍罗廷明确告诉瞿秋白，中国的一切虽然是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进行的，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承担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会影响到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国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总而言之一句话：领导丢面子，后果很严重！

为了使共产国际能顺利领导世界革命，为了使全世界劳苦大众早日得到解放，中共中央只有挺身而出，背起这个黑锅。当然，这一切不是没有回报的，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共产国际愿意继续支持中国共产党搞革命，直到最终的胜利。

鲍罗廷口水横飞，几个政治局委员连连点头，中国共产党就这样以一种舍我其谁的精神，勇敢地承担下了替罪羊的光荣任务。在和鲍罗廷商量的时候，瞿翻译干脆赤祼祼地表示，如果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到整个政治局身上，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威信就会集体破产，损失实在太大；既然陈独秀有重大过失，现在态度又不够端正，不妨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对瞿翻译的觉悟，鲍罗廷十分赞赏，完全赞成。于是陈独秀的命运就此决定下来。

这些密室里见不得人的话，原本是死也不能让外人知晓的，但政治局的听众里有个人后来到了国外，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并坦然地承认自已也在里面扮过不光彩的角色，这才使真相大白，那个做事认帐的人叫张国焘。

共产党的五大很容易地给陈独秀下了定论，解释并解决了革命为什么失败的问题。根据几个人的密室决议，陈独秀被扣上右倾主义的罪名，承担断送革命的责任，活着被人唾骂，死了也不能解脱。他死后六十多年，全中国（台湾地区除外）的教科书仍然教导下一代说：陈独秀，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作为一个拒绝官场潜规则的文人，个人认为，陈独秀无愧中华民族“新青年”的称号。

五大可以批判陈独秀，可以给他背黑锅，但光靠整人是没有用的。面对危急的局势，政治局必须给全体党员一个交待，指一条明路才行。

这一点不难，至少对坐在办公桌前指挥世界革命的斯大林来说，一点也不难，因为斯大叔心中早就有了答案，叫做汪精卫。

斯大林对汪精卫的印象很好。

在他心目中，汪精卫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代理，十七岁参加反封建革命，一直就是亲共人士，而且道德形象极为理想。汪主席当年是民国四大帅哥之一，读书时女生尖叫指数就超过一百，却从不乱搞、从不纳妾，非常符合正人君子的形象标准。共产国际反馈来的信息也很乐观，汪精卫虽然不代表工人阶级，但可以归到偏左的小资产阶级阵营里，这样的人做盟友比做下属还要合适。

斯大林同志的思路其实很简单，他只是算了一下加减法。蒋介石是右翼，共产党和汪精卫算左翼，再加上工农阶级的数字，两边对比一下，就得出了非常乐观的结论，因为反动的蒋介石势力远远低于进步的左翼汪精卫。

原来东风还是压倒西风的，那还担心什么？！

主宰中国革命的竟然是如此弱智的计算，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但不管我们信不信，反正斯大林是信了。考虑到他老人家要指挥全世界的革命形势，实在没有太多工夫为中国操心，能做这么多算术题，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也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在大会上毛泽东表示，目前应该搞土地革命，彻底分掉地主的田，吸引农民参军。

毛候补的想法非常激进，可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同意，这也成为后来他们被反复批评的理由。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反对毛泽东并不是陈独秀进步不够，而是根本没有可行性，如果共产党调头去搞土地革命，汪精卫和国民党将不得不翻脸，立刻湖南湖北就要乱掉，全体共产党员马上被一锅端，再也没有后面的开国大典了。当然，多年后的清算工作也在所难免，他们都因为这个被划成了右倾路线。

应该说汪精卫在团结工作上还是很上心的。共产党事先和他通报了内容，汪主席专门到场讲了话，表达自已对国共合作的坚决支持和坚定信心，大家都热切鼓掌，相信革命形势依然大好，前途也依然光明，一定能战胜反动军阀蒋介石，北伐成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然后再来一次共产主义大暴动。

在一片打气声中五大“胜利”而莫名其妙地闭幕了，给了一堆决议，没解决一个问题，批了一顿陈独秀，却又强留他当总书记。

虽然都知道陈独秀要倒霉，但党还在风口浪尖上，所以陈总书记余热未尽，依然被押到了前面，替大家挡箭。

开完五大，共产国际长舒了一口气。他们终于把黑锅扣给了陈独秀，现在要考虑的是下一步该怎么走。

在这个问题上，汪精卫有着同样的疑惑。

武汉的国民党人大都是左派，因此对工农运动也都是支持态度，但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动摇，首先提出意见的是财政部长宋子文。

由于宋子文后来成了蒋介石的大舅子，又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重量级人物，因此宋部长的名声一直不大好，经常作为反动派头目形象出现。但必须说明的是宋美龄此时还没有嫁人，宋子文办事还是靠谱的，对工农运动也相当积极，此时跟蒋介石并没有特别的关系。之所以对主旋律有反对意见，是因为宋部长管钱，而工人搞得他手上越来越没钱。

自从共产党人进驻之后，整个湖北的群众运动相当火爆，武汉城里的工会有如雨后春笋，发展得异常篷勃。工人们竞相要求提工资，上班时间忙着搞革命游行，天天拿着武器四处巡逻，甚至随意抓人杀人，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秩序。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钱只有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才能生出更多的钱。打仗时交通阻隔已经有相当影响，此时工厂又全线减产亏损，财政情况当然是一落千丈。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宋子文是大当家，所以他知道柴米油盐很贵。湖北省的税收已经跌到每月不足三百万的地步，可是武汉政府的开销却是一千两百万元，宋子文顿时头大如斗，不得不提出约束政策，希望能稳定财政收入。

应该说宋部长的出发点绝对是好意，也没有欺负工人的意思。但是各级工会却不买帐，甚至下级工会对总工会也是阳奉阴违，都只管扩大自已的势力，听说宋子文提了他们的意见，顿时恨之入骨。宋部长见势不妙，工人们做事又野蛮不讲理，只好卷起铺盖离开武汉，到蒋介石那里研究财政。

讨厌的宋子文走了，工会仍是继续要求涨工资，政府收不上税，只好拚命印钞票发债劵，物价马上随着上涨；于是又提出要涨工资补贴生活，最后陷进恶性循环里。武汉政府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很快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

没有钱已经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国民党还有更加大的麻烦要应付。由于各地都号称要反抗帝国主义，大家纷纷攻击外国人，眼看要引发列强武力干涉，汪精卫、谭延闿等压力实在太大，只好来找陈独秀商量，十分委婉地建议共产党做事注意一点分寸；尤其是农民运动影响到很多湘军，既然大家都是盟友，最好搞个章程一致行动，不要弄得太过火不好收拾。

一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汪精卫竟然反对农民运动，听上去实在不好想象，事情的原委要从基层农会说起。

国共合作以来，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大量成立农会，号称维护贫困农民的权益，这一点自然是值得赞赏的，也得到汪精卫、朱培德等人的广泛拥护。问题是，如何能吸引识字不多、又听不懂革命道理的落后农民参加农会、拥护党组织呢？

在这里不妨做一个实景推想。假设村里有地主张三，手下的佃户是李四和王五，那么如果要搞革命，外来户共产党当然是吸引李四和王五组织农会，平分张三的地。

但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长久的。一来张三会去找官府说理，官府可能会凭地契宣判李四和王五非法；二来就是官府不管，李四和王五拿了地会感激你，但也只是感激你让他过得好一点、做农民更安生，多半不会为这个给你卖命，而且哪一天如果你走了，张三回来只要施点压力，李四和王五就会把地还给张三。

在党八股的术语里，李四和王五的行为叫农民阶级的狭隘性与革命的不彻底性，通俗一点地说，就是农民只想过日子，不想革命掉脑袋。

所以要搞农会，光减租分田是不够的，必须让农民死心塌地明白，不紧跟自已就没有出路，连先前的农民都当不回去。具体办法也简单，主要来讲是让流氓带头，组织农民搞运动，想办法折腾地主，斗得越狠、两边仇恨越深，农民们就越会跟自已走，一开始是分财、给地主们戴高帽游街，到后来大家斗起性子，索性一杀了事。

应该说有的地主确实罪大恶极，毙了也不冤枉，毕竟为富不仁的事情有不少；但也有不少地主并没犯死罪。当然革命领袖是不会关心罪不罪一类小事的，只要能让农民斗出劲头就行，大家爽起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等杀过人了再去告诉他杀得对，革命支持你杀反对阶级，下一步自然是坚决革命、抵抗敌人的反攻倒算，想回去当农民也真的不行了。

毛泽东最引以为豪的是自已的土地革命，汪精卫最头痛的就是土地革命，陈独秀最担心要出事的也是土地革命。湖南各级军政官员成分都不怎么好，出身贫农的基本没有，大多都是地主家庭，共产党一闹革命，家乡的亲朋好友被斗的斗、杀的杀，城市里的工会则天天罢工要求涨工资到天价，或者要求一天只工作四小时（说老实话，哪国也没有这种福利），弄得从城市到乡村，一片混乱。

这边在真心把地主和资产阶级当成敌人来斗了，那边却还在拿着枪，保证共产党不被蒋介石干掉。面对盟友的无下限无节操，汪精卫发自内心地感到蛋疼：大家都是出来混的，讲点分寸好不好？！

对汪精卫等人的建议，包括鲍罗廷在内的大批领导人物都很理解，谈话时也是连连点头。可惜汪精卫意见提完之后，共产党还是我行我素，到处打杀，一付誓把节操当浮云的派头。

于是汪精卫也生气了。他毕竟是见过斯大林的主席，陈独秀好歹该给些面子才说得过去，可是这帮人却是阴奉阴违，表面上嗯嗯啊啊，背地里乱搞一气。

汪主席不知道，他说的那一套其实陈独秀都懂，之所以不给汪精卫面子，是因为他已经成了错误路线的替罪羊，唯一的工作只剩下充样子坐主席台（俗名：坐台），有没有面子都成问题，要他分些给汪主席，那是真心很艰难。

此刻的总书记早已沦为被下岗的挂名经理，真正能说得上话的是共产国际跨国集团的董事长，全球领袖斯大林。

由于蒋介石的翻脸，苏联前期投资包括几千万卢布援助、几万条枪及其他军火都有打水漂的危险，如此重大的损失当然不是批一个陈独秀能弥补的，尤其是党内的托洛茨基派很可能借此做文章，发表一些影响自已威信的言论。因此斯大林相信，必须及时采取相关措施，把错误倾向扭转过来，具体来说就是从前右倾，现在左倾。

既然陈独秀的路线错了，那么往反方向走自然是不会错的。共产国际很快要求共产党不仅要强分地主田地，而且还必须没收所有银行、铁路、轮船、大企业，绝不能因为联合战线的关系向资本家让步，要在革命同盟中“行使领导权”。

决定领导国民党的时候，陈独秀手上有大概六百支枪，分布在大小各个纠察队里面，而国民党的左派汪精卫有几万人马，代表反动右派的蒋介石等人也有将近十万。斯大叔如此看重中国共产党，即使是以一敌百都凑不够数的情况下也要行使领导权，真可谓是人浑胆子大。

斯大林可以胡乱下命令，共产党却不敢不严格执行，于是汪精卫只能怒气冲天。由于农会胡乱杀人分田，朱培德、唐生智等人纷纷抗议，对自已为何帮着共产党搞分裂提出严重质疑。在重重压力下，共产党内部终于乱作一团，鲍罗廷和中共中央试着制订一些缓和政策，斯大林却在五月十三号直接下令，要马上成立八到十个工农武装师保卫革命，不得拖延！

收到斯大林的电报，大伙心中有一万头草泥马呼啸而过。

没有兵，没有枪，没有饷，也没有地盘，苏联援助还送不到手上，凡事都只能重在掺和，居然要凭空成立师级部队。斯大叔实在是豪情可嘉，不知所云。

共产国际成天胡乱指挥，各级党组织跟着指挥棒晕头转向，于是国民党内部纷纷出现严重分裂，不少人开始调转枪口，消灭附近的共产党。五月十三号，湖北夏斗寅的独立十四师突然叛变，兵临武昌城下，叶挺不得不集结临时凑合的部队迎敌，好不容易把这股叛军击退；二十一号湖南湘军许克祥又在长沙造反，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并大肆屠杀。

许克祥是唐生智的手下，湘军们造反原因也很简单，毛泽东等人的农民运动越搞越离谱，大批流氓控制了农会，已经把湖南弄得一塌糊涂，甚至普通士兵寄回家的生活费也要截扣；军官们更是人人自危，即使五月份不造反，六月份也造反了。面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愤怒指责，汪精卫毫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军人向农会开枪，是因为农会先欺负军人！”

面对汪精卫的指责，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哑口无言，因为关于农民运动失控的报告不是国民党写的，正是共产党人的杰作，撰稿人叫毛泽东。

汪精卫和毛泽东都认为湖南叛乱只能内部解决，最好是让唐生智想办法约束属下，但罗易却坚持要动武。汪精卫也不跟他废话，只问了一个问题：“我们要莫斯科提供一千五百万元贷款援助的要求，请问现在有答复了吗？”

国民党坚持要贷款，斯大林坚持要动武，汪精卫的意思也很简单，兄弟我事情可以办，不过老大也得出点银子才行。可怜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知道情况紧急，同共产国际交涉了半天，最后弄到大吵特吵的地步，斯大林却是小气得紧，怎么也不肯把钱发出来。

经过斯大林的脑残领导，情况终于出现了危机。湖南湖北的军人反水之后，农会立刻成为报复对象，先后有几千人被杀，江西的朱培德也同共产党决裂翻脸，把共产党人全部赶出境内。到二七年六月，共产党的控制范围从五十个县急剧缩小成三个，眼看就要出不了门，已经到了堵在家里闹革命的地步。

情况已经糟到不能再糟，共产党几乎可以用众叛亲离来形容，不管是陈独秀还是鲍罗廷，都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但正所谓智商无下限、脑残无极限，斯大林在莫斯科糊里糊涂也就罢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本人就在武汉，居然办事也象蠢猪一样不可理喻，终于毁掉了汪精卫的最后一丝希望。

不管是坚持让农民乱抢乱杀，还是对国民党阳奉阴违，罗易一直都照搬斯大林的指示，并且认定农民运动丝毫没有过火，同国民党的关系也不会破裂，甚至还应该说服国民党武力讨伐唐生智的“反动”军队。鲍罗廷等人自然明白这种事情是办不到的，无奈罗代表的脑子里全是俄罗斯面糊，为了让国民党继续支持革命，他竟然连斯大林的密电都泄了出去。

在先前的讨论里，斯大林曾经发过密电，要求共产党继续所谓土地革命，组建军队去惩 办反动军官，甚至全面消灭剥削阶级，连小资产阶级也不例外。拿到指示的时候，共产党人都是哭笑不得，因为大家才开完五大，刚要求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蒋介石，现在又要消灭他们，实在有点神经错乱；何况军队不在共产党手上，真的要动手的话，谁消灭谁是很明白的事情。

所谓密电，当然是私下里的话，不能随便给外人看。可是罗易兄实在是个不见外的人，为了激发国民党的革命热情，他居然偷偷地把电报交给了汪精卫，然后告诉他：领袖都是这样讲的，跟着我们革命吧！

看过罗易偷偷给他的电报，汪精卫终于明白了。原来斯大林从来也没信任过他，只不过把他当成幌子，利用他来掩护共产党夺权；形势已经危机四伏的时候，莫斯科想的不是怎样同心协力渡过难关，而是加紧扩充自已的势力，把他连蒋介石一同打成反动派消灭掉。

罗易泄露消息的时候，连陈独秀都还没来得及看到电报，而汪精卫的反应也很简单，他很快去了一趟郑州，同冯玉祥商量对策。

作为北方对抗张作霖的革命军阀，冯玉祥大概是最为亲苏的派系了。

他反叛北洋的家底都是苏联送的，平时坐镇西北满口革命理论，所属西北军更是纪律严明（相对而言），打仗极为凶猛，不管是内战还是后来的抗战都是劲旅，并先后涌现出孙连仲、孙良诚等名噪一时的勇将。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兵强马壮，对武汉政府至关重要，四面楚歌的汪精卫自然要确定这位盟友的态度。两个人在郑州开会的时候讲到共产党问题（其实主要就是讨论这个），冯玉祥跟汪精卫都是大倒苦水，纷纷控诉共产国际故意怂恿农民胡作非为，闹得辖区里流氓横行、民不聊生，眼看就到过不下去的地步。

应该说斯大林同志对冯玉祥还是很照顾的，因为他们开会的时间是六月十号，而一直到六月十六号，莫斯科还决定再向冯司令提供三千支步枪、五十万发子弹和四门大炮的援助。让人想不到的是苏联老大哥如此不惜血本，冯司令却是毫不领情，不等俄国枪炮到位，冯玉祥已经去了徐州见蒋介石，随后发出清共令，把所有共产党员赶出辖区，并在境内展开同步屠杀，清除共党嫌疑分子。

眼看北面的冯玉祥倒戈，莫斯科终于慌了手脚。

这时他们已经知道罗易泄露密电的事情，上下都是狼狈不堪，只能一面找理由解释，一面把这头蠢货召回苏联。而身为革命老同志，汪精卫的工作精神实在可嘉，因为一直到这个时候，他还在努力地抹稀泥，面对共产党人的愤怒控诉，他尽力给唐生智发了个记过处分（共产党的要求是出兵讨伐），希望能找到合作的共同点。

这个时候汪精卫对唐生智已经失去了约束力。由于湘军意见太大，唐司令不得不把主力部队撤出湖北，回湖南去收拾家乡的残局，他的手下何健随即发表宣言，指责共产党人滥捕滥杀、捣毁祠堂寺庙，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前以为革命运动过头一点、出现意外是难免的事，因此对共产党姑息宽容，现在已经很清楚，这帮人就是存心的，共产党是有意利用暴徒煽动暴乱，绝非经验不足的幼稚过火，绝不能再加容忍！

眼看湖南也要远离而去，汪精卫顿时众叛亲离，陈独秀的中央也是一天三惊吓。唯一拥有武器的工人纠察队先前无法无天，此时又人心涣散，极容易酿成大祸，为了防止同驻军发生意外，共产党决定解散纠察队，让他们加入张发奎的部队里。没想到消息刚刚传出去，早就惊疑不定的纠察队立刻逃散一空，连办公室都没来得及打扫一下。

虽然长期以来共产党做事一直不跟国民党商量，但解散纠察队是为了避免冲突，因此武汉国民党也表现出理解的态度，下令严禁骚扰工会，不许对纠察队员进行报复，甚至部分队员交出武器后又重新上岗，在湖北总工会领导下继续上班。

经过几个月胡闹，共产国际终于成功地把两个精诚团结的政党搞得四分五裂，相互间离心离德，直到此时才出现缓和的迹象。尽管两家损失惨重，但只要能加强合作、放弃先前的暴徒政策，事情其实还有商量的余地，武汉各派系始终认为自已才是正宗，不希望向蒋介石低头。坑爹的是局势好不容易回转一点，七月初立刻就传来了新的指示，莫斯科认为国民党已经转到了敌人的营垒里，共产党人必须立刻退出国民政府，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展开“坚决斗争”。

既要退出政府，又要在内部坚决斗争，大家对领导的语无伦次都很头疼。作为坚定的共产党员，党性是必须坚持的，领导指示不管有没有道理都必须拥护，因此共产国际立刻决定对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进行清算，陈独秀不得不再次扮演一回替罪羊的角色，这次他连挡箭牌的价值都没有，直接被踢出了政治局，成为一名普通党员。

李大钊已经在一年前被张作霖绞死，此刻陈独秀又黯然离去，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南陈北李到此终于谢幕，只剩下共产国际的一地鸡毛。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陈独秀和他家人的结局。他的大儿子陈延年二七年六月被捕于龙华，本来自称是炊事员，并没有暴露，但父辈的同乡老友汪孟邹托胡适向国民党中央监委吴稚晖疏通营救，结果好心办成了坏事。

吴稚晖从前同陈独秀、胡适都很熟，还帮过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算得上是老交情。但吴委员本来就是反共中坚，得到消息后不仅没有救人，反而向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告密，还特别说明陈延年非常可恨，比陈独秀还危险（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在他的唆使下，暴露身份的陈延年身受种种酷刑，始终不肯屈服出卖同志，终于被判死刑。刑场上他不肯下跪，结果被乱刀砍死，因为生前受酷刑太惨烈，尸体血肉模糊，蒋介石还亲自下令不许收尸。

第二年，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也被捕、被杀了。兄弟俩和陈独秀一样有骨气，从不屈服、绝不放弃。陈独秀还有一对儿女，女儿陈玉莹受刺激太重病死，只剩下小儿子陈松年从此不问政治，靠在窑场做苦工支撑生活，而陈独秀则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因为在中东路问题上反对脑残宣传，被共产国际支持的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失去党籍的陈独秀从此成为托洛茨基的坚定粉丝。一九三一年五月，他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一九三二年十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

托派是斯大林十分忌恨的派别，陈独秀的举动显然共产国际不会高兴，中共中央也不会高兴；因此他被抓的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象过年一样兴高采烈，幸灾乐祸地盼着陈独秀快点死。但是陈独秀的名声实在太大，社会各界很多人为他说情，最后蒋介石网开一面，把他关在南京。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陈独秀也于八月出狱，长期住在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并拒绝了国共两党的拉拢。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一份书稿《独秀文存》。他的小儿子陈松年在四七年求人把尸骨运回安庆老家深林，没敢立墓碑，因此侥幸坟墓没有受侵害。

四十七年后，也就是一九八九年，有人去看过陈松年。经历长期摧残劳作，陈松年已是骨折卧床，伴着双亲照片住在一间小破房里，家徒四壁，只有长女陈长璞在身边照顾，晚景异常凄凉。陈独秀一生开天辟地，经历跌宕，号称要改变全中国，结果三个孩子惨死，家破人亡，穷困潦倒，唯一留下的小儿子也是困顿不堪，活到九十年代初逝世。

以一介书生出入江湖，漩涡激流不失英雄本色，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陈独秀都做到了，可谓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他一生宁肯得罪国共两党，也不肯背弃信仰和良心、不出卖自已的同志，然而下场却是如此凄惨，以至于一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也要迫害他的亲属，实在是让人无语。

我始终认为，说到共产党员，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才算共产党员，是连组织淫威都不会屈服的共产党员，也是精钢不能夺其志的民族脊梁。

世间已无陈独秀！

陈独秀下岗了，敢跟最高领导顶牛的人没有了。用一句流行的话，叫明白人都走光了。

所以大家只有跟着斯大林，开始一段糊里糊涂的革命历程。

如果从政治智商的角度研究，斯大林应该属于顶级精英人物，他心地阴毒、思虑深远，擅长制造和抓住事情的矛盾，对任何人都毫不留情，要连武汉什么情况都搞不清，那是活见鬼。之所以要在二七年七月发出跟国民党翻脸的脑残指令，把共产党全都送上绝路，实在是领袖也有领袖的难处。

他需要维护高高在上的权威。

从唐生智反叛、武汉纠察队解散后，苏联党内的反对派纷纷提意见，认为斯大林的政策已经失败，必须立刻召开大会、纠正此前犯下的错误。由于反对派包括要命的托洛茨基，这位仁兄一直就宣称国共合作不可靠、必须向共产党提供武器单独行动，因此在武汉出问题时斯大林被弄得下不来台，只能顺水推舟地表示自已也是刚刚收到消息，并提前发出指示，要共产党采取强硬手段，抵制反动国民党政府。

七月十四号，汪精卫得到消息，共产党竟然要跟他闹分家，顿时感觉五雷轰顶。因为几个月以来，他一直不停地努力，就是想避免这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