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很快就有了答案。十月十四日，广东省省长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同时国民党直接统率的第一批生力军，包括黄埔学生军、警卫军、工团军、农团军等同时出动，在全广东境内开火，四处捉拿商团分子。国军的行动很有组织，计划也相当周密，商团筑了炮台也挡不住四下攻击，很快就被剿灭了。

陈廉伯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但他万分激动地去找英国领事和香港总督、呼吁英国海军出动的时候，英国人却满脸歉意地告诉他：对不起，我国政府没授权我们给你军事支持。

从前的承诺？什么承诺，陈先生有书面证据吗？来人啊，送客，我还有事呢。

陈廉伯这才发现自已被忽悠了。说起来也不奇怪，打从有大英帝国起，英国人在外交上就没少玩过花样，什么隔岸观火，什么上屋抽梯，各种招式都用过，虽然没读过孙子兵法，可手法比孙子还要孙子得多，别说口头承诺，就是板上钉钉的签字条约，想改的时候一样毫不脸红。

所谓绅士风度，所谓信用机制，是要看对方有多少份量的。陈老板只是个生意人，大英帝国自然只能用生意手段对付他，所以喝完英国红茶之后，陈廉伯两手空空、脸如死灰般地离开领事馆，这趟忽悠折进去的不仅是手下的弟兄，还有全广东的商人。国军天天喊着要革命，对付反革命商团当然毫不心慈手软，四处烧杀抢掠。正所谓不是军阀赛军阀，整个广州城火光冲天，最繁华的西关受灾最重，竟然被烧成了一片白地。

广州城烧了，商团也除掉了，孙中山心里十分满足。在火光和灰烬中，一个老人看着变成废墟的店埔，恨恨地闭上自已的眼睛，离开了这个人鬼难分的世界，他的名字叫黄飞鸿。

武林高手黄飞鸿名满江湖，晚年在广州开宝芝林药房，决心发挥余热、济世救人，说得上是正气浩然、天下敬仰。风风雨雨几十年，袁世凯折腾过，陈炯明折腾过，滇军桂军也折腾过，都没有动宝芝林一块砖头，没想到碰见孙大总统的三民主义吾党吾宗，居然把黄大侠的一世心血烧成了世界大同。

一九二四年的黄飞鸿已经是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没有南征北战的体魄，也没有东山再起的豪迈，只能在废墟前痛心疾首，过不久就病死了，他是被孙中山活活气死的。

不光是黄飞鸿，很多广东人对孙中山都没有一点好感，因为孙中山除了兵灾和战祸，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事。但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烧毁黄飞鸿药店的时候，他也只剩下四个月谢幕的时间。

打完商团后的蒋介石当然是兴高采烈。他的黄埔军校学生兵第一次开战，就来了个开门红，孙中山的手头也宽裕了许多。从苏联一次运来了八千支配刺刀的步枪、四百万发子弹，足够武装一个满员师用，黄埔军校顿时生意兴隆，蒋校长也顺势成为国民党新军的第一任司令，身价陡然间直接爆表。

对孙中山来说，二四年还有件值得一提的好事。广西的旧军阀陆荣廷、沈鸿英被党内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联手打败了，从此桂系正式加入国民党，党国的势力扩到了广西。当然，李宗仁的胜利对国民党很有好处，不过对蒋介石来说，却未必是件好事。

一九二四年风雨交加地过去了。在这个风云际幻的年代里，蒋介石高高兴兴地拿着苏联军援扩编自已的兵马，毛泽东却郁闷地回到湖南老家，踩着泥巴一家家地串门，调查农民运动和农村基本情况；陈独秀还在上海当总书记，李大钊呆在北京宣传革命，谁也没有想到，革命领袖孙中山还没来得及抚平各派的关系，就突然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九二五年的开局本来是不错的。北洋军阀直奉两派第二次爆发大战，直系的西北军冯玉祥收了奉系东北军的贿赂，突然在北京反水，直系领导吴佩孚顿时一败涂地，被赶到湖南去赵恒惕那里待岗。

虽然冯玉祥在历史上反水过多次，但总地来讲此时他属于亲苏派，革命色彩比较浓厚。冯督军在二四年十一月干过一件出格的事，他带兵把满清小朝廷赶了故宫，从此溥仪小皇上和遗老大臣再也不能赖在紫禁城了，全都跑回民间下岗待业。冯老大在北京城刚刚坐稳，就向南方的孙中山发出邀请，希望两边来个南北联合，共同实现革命大同。

一直研究如何北伐，突然间北方就成了革命根据地，面对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孙大元帅十分开心。虽然遍地仍是军阀，但如果能和冯玉祥组建南北联合政府，国民党的地盘和影响力将得到极大的扩张，加上苏联的支持，眼看就能统一全中国，走向长治久安的三民主义。

兴致勃勃的孙中山来到了北京，但他已经没有机会实现梦想了。多年的操劳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二五年的一月他突然病倒，送进医院的诊断结果是肝癌。

历经清廷的通缉、袁世凯的追杀、陈炯明的叛变、军阀的勾心斗角、列强的居心叵测，几十年枪林弹雨和人心险恶，五十九岁的孙中山终于灯枯油尽。他在病痛中强行支撑到三月十二号，于上午九点三十五分病逝，一代巨星就此陨落北京。

在后人眼里，孙中山的一辈子，那是相当难评价。

反清，反袁，反陈炯明，反军阀，反列强，孙中山哪一件都说不上成功。他的理想是民主，却逼着别人支持自已独裁；他反对军阀割据，却先后拉过桂军、海军、滇军、粤军，把广东搞得一塌糊涂；他宣布要武力统一中国，但所有的对手都有钱有枪有地盘，唯独他什么也没有；他想致力于国家建设，结果唯一有点效果的地方是广东，他却赶走了有功之臣陈炯明；所有人都知道国家主权不能随便出让，他偏偏引进外国势力一心打内战，而当他好容易弄来一点枪炮的时候，竟然倒在病魔手下，仿佛是一颗迟迟不现的慧星，所有人都等着看它光芒闪耀的那一刻，结果才在天际划出浅浅的痕迹便消逝在茫茫夜空。

孙中山走了。论私德，他不够光明磊落，一辈子娶过几个老婆，还喜欢吹牛，做事也经常不讲信义；论功绩，武昌起义不是他干的，辛亥革命不是他领导的，袁世凯不是他推翻的，北洋军阀也不是他摆平的，可以说从来没有成功过，不用拿放大镜去照，随便用手电晃一下，就能找到一堆缺点。

但孙中山仍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伟人。正如萨苏所言，历史书上的每个角色都是后人的垫脚石，孙中山虽然没有完成理想，但在反清、反袁、反军阀的立场上坚定不移，没有他的努力，这些事情绝不可能有那么快的进展，虽然他本人没有直接成功，但对历史的贡献却是谁也不能磨灭的。

不管孙中山有多少抱负，到一九二五年的时候，他还是带着满腔遗憾离开了世界。对他的死，很多人麻木不屑，很多人惋惜痛心，也有很多人咬牙切齿，因为孙中山同理想中的政治家相差实在太远。章太炎就写过一副尖刻的挽联：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这副“挽”联的意思，只要有一点古文功底，大概都能明白的。

按说死者为大，怎么也不带这么骂人的，但章太炎的挽联一出来，立刻赢来一片叫好声，纷纷说他写得解气、写得入木三分。一直到国民党全面执政之前，孙中山的评价都比较差劲，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自封的孙大总统不是神，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有种种缺点与非议的人，一个会说大话、会发脾气、会玩政治手段的人。

但我始终认为，孙中山仍然值得我们后人的最高敬重，因为他有崇高的理想和旺盛的斗志。他明明不擅长政治，明明看见前方黑暗重重，明明知道敌人无比强大，明明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却仍然咬牙挑起无力支撑的担子，为了心中的大同世界付出所有。很少有人想过，在孙中山充满失败的的革命生涯中，曾经有无数时机能捞一笔钱享福，能带着家人全身而退，能过上令人欣羡的富足生活，但他无一例外地放弃了所有的机会，始终在生死线上奔波、挣扎、努力、冒险，以薄弱的力量奋斗到底，抗争那些超出能力的困难，相信中国一定能迎来美好的明天。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孙中山逝世的噩耗迅速传遍全国，远在惠州的陈炯明也得到了消息。听到曾经的老朋友、老上级的死讯，他十分感叹，提笔写下了一副挽联：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陈炯明的叹息没能持续多久。孙中山还躺在病房全力抢救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带着新建的黄埔革命军对他猛烈开火。陈炯明做人虽然正派，却抵不过苏联军火的威力，粤军士兵接二连三败逃回来，后面是黄埔学生军通红的眼睛，和蒋介石冷酷无情的督战队：

冲锋不力、违命后退者，杀无赦！

才打完商团，立刻又去打陈炯明，蒋介石看上去很不消停、很好战。当然蒋校长的理由是很充分的，陈炯明背叛革命、谋害领袖，孙大元帅早就看他不顺眼了，黄埔军是按孙中山的意思出兵，为革命除害、为领袖报仇。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的话没有错， 但我们也知道，历史不是按黑和白来划分的。孙中山还躺在医院里，蒋介石就急得非要出兵，并且把粤军的老本全部押上去，绝非为孙中山冲喜，而是形势所迫，不管孙中山身体如何，他都不得不打这一仗。

虽然孙中山勾结（只有这个词比较恰当）滇军和桂军逼退了陈炯明，可滇军和桂军同陈炯明没有冤仇，更犯不上赔本拚命，所以陈炯明仍然占着一大片地盘，也就仍然占着一大片财税。当孙中山天天为发工资头痛的时候，几支军阀都吃得好、穿得好，躺在烟榻吸鸦片，偶尔敲诈商铺弄点零花，生活十分快乐，陈炯明没有生活作风问题，但也不差钱。

一边没钱，一边不差钱，革命就是这样爆发的。灭完商团又领到大批苏联枪炮，国民革命军实力大增，也就跟着要面对下一个问题：发工资。

工人领不到工资会罢工，军人领不到工资则会兵变，这是极其现实的事情，一天都拖不得。所以孙中山病情再怎样严重，蒋介石都抽不出时间去探病，只能抓紧时间抢一块地盘，好收税养活军队，滇军和桂军暂时不便下手，他的目标只剩下“反动军阀”陈炯明。

所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革命和理想都要围着钱字打转，几千年历史，无非如此。

苏援军火和黄埔学生军果然不同凡响。蒋介石成功地从陈炯明手上抢来一大片地盘，耀武扬威地回师广州，很快手下就向他汇报了一个“好”消息：滇军和桂军造反了！

虽然做事乱七八糟，可滇军和桂军真心不是傻子，非常知道地盘的重要性，自然也也非常不愿意看到广州再出一支铁军。先前一直拖拖拉拉，不让孙中山办军校，这时看到蒋介石实力壮大，他们立刻做出了自已的反应：拉拢云南的唐继尧封锁广州，不让蒋介石回来。

滇军和桂军的意思极其明确，一是怕蒋校长来个黑虎掏心，进广州城后突然黑吃黑；二是给对方一个明确的表态，请蒋司令今后到抢来的地盘讨生活，不要进广州城分地盘。

听到手下的消息，蒋介石和廖仲恺都是一片震惊。黄埔军已经相当疲惫，对方又是有备而来，根据军事法则和敌我力量对比，硬拼几乎是没有胜算的，因此两个人只好垂头丧气地打算撤退。此时苏联军事代表、杰出军事家加伦元帅站了出来，告诉他们说：“广州革命基础深厚，这仗一定要打！”

作为苏联第一批五大元帅中的人物，加伦本身就是一个不朽的传奇。他经常在第一线亲临指挥，甚至亲自领队冲锋，打陈炯明时他就勇往直前，硬是用一个团冲垮了陈炯明的八个团。在加伦的坚持和亲自指挥下，蒋介石和廖仲恺都回过神来，立刻命令国民革命军全体突击广州，夺回革命根据地！

加伦不愧是优秀的领导。虽然这次没有亲自端刺刀，但他的悍勇仍然感染了每一个人，国民革命军在他的鼓舞下很快恢复了士气，对趁丧打劫的滇军和桂军大打出手，决心拿下整个广州城，把排挤他们的军阀赶到天涯海角。

事实证明，长期吸鸦片、泡赌馆的部队欺负小商小贩还可以，面对要拚命的正规军是不行的。滇军和桂军很快先后被击溃，灰头土脸地逃出战场，蒋介石意气风发地占领广州城，然后面对北方，深情地大声呼唤：

我们打赢了！

可惜孙中山已经听不到前线的捷报了。无论战争是胜是败，对他都已经不再重要，此时他静静地躺在棺椁里，只留下一笔政治遗产给后人瓜分。

对孙中山的死，蒋介石真心感到十分悲痛。这个人是他的好领导、好上级、好靠山，什么事情都能顺着他，怎样发脾气都能理解他，完事后还会在外人面前夸他的好。所以虽然孙大炮有种种缺点，虽然给他的赏识很有限，蒋介石还是无怨无悔地追随他，为他在军舰上顶炮弹，在军校里喂蚊子，在前线给他卖命。

据蒋介石后来的说法，孙中山临终前一直在喊“介石”，情深意切，痛于言表；但根据孙中山侍卫的说法，孙中山那时先喊的宋庆龄，后喊汪精卫，根本没蒋介石什么事。如今老领导走了，蒋介石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已，或者说靠新任领导兼接班人汪精卫的提拨。

从此时起，他再也不能随便发牢骚，再也不能动不动回家度假，再也不能使性子闹别扭，汪总裁虽然待人接物更加和蔼，却没有那种患难与共的交情；何况蒋校长在党内地位并不高，连个候补执行委员也没捞上，只能算配角中的配角。

领导不靠谱，同事不靠谱，手下又没多少，蒋介石面对开始变化的局面，决心不等不靠，发扬主观能动性主动出击，用实力巩固自已，具体来说，是再打一次陈炯明。

虽然刚刚打过一回陈炯明，但因为力量不够强，打完几个胜仗后不得不见好就收，还差点被人端了老窝。在除掉滇军和桂军后，蒋介石已经认识到学生军的战斗力，正好占领广州城又有大把钱用，如果不抓紧机会用军功提升一下地位，那是非常可惜的。

于是在解决一些手头上的事务之后，一九二五年的十月，蒋介石带着国民革命军又出发了，第二次东征陈炯明。这次大军没有后顾之忧，很快包围了陈炯明的老巢惠州城，开始强攻。倒霉的陈炯明坚持了三天，然后城池陷落，他只能同手下狼狈地逃出去。

曾经风云一时的陈炯明从此告别政治舞台，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他失掉了兵马，失掉了地盘，也失掉了复盘的资本，沦为一个没落的流亡军阀，在蒋司令的心里，这个人已经是废品，死活都没有关系，再也没有考虑的价值了。

从功利的角度上讲，蒋介石的想法或许是对的，但事实上，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在万里之外，有一群似乎不相干的人，做了一件似乎不相干的事。

就在蒋介石猛力轰击惠州城的时候，美国旧金山的一群华人也在开会。

都说中国人不容易团结，其实我们中国人很擅于搞团结，而且从古时起，民间就发明了各种团结的方法，例如开香堂、拜教主等，统称叫黑社会，例如丐帮、漕帮都是杰出代表。旧金山开会的华人也不例外，他们属于一个共同的的老招牌黑帮团队，叫做洪门。

作为清朝初年就成立的黑帮组织，洪门有着比共产党和国民党悠久得多的革命历史，以及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革命事迹，具体说来就是反清复明，其创办人据说是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手下杰出弟子包括韦小宝等著名传说人物。该黑帮从明末清初一直坚持到现今，先后发展出哥老会、三合会、洪顺堂等驰名品牌，同盟会重要会员象陶成章、秋瑾等革命元老都是洪门的优秀弟子。值得称道的是洪门不仅坚持反清运动，而且还与时俱进，注意同革命保持一致步调，甚至跟共产国际都建立过友好联系，但洪门最为骄傲的，还是它在檀香山招收的大陆山山主，孙中山。

为了反清革命，孙中山在北美主要依靠洪门筹钱办革命，洪门大佬们也不含糊，积极为推翻清廷辛劳奔波，保证孙大炮一次又一次失败后，仍然有地方吃饭睡觉打豆豆，过几个月又是一条好汉。

几百年革命历史、几十万革命弟子，加上大批革命元老，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洪门都是黑社会里的成功典型。然而就是这样的成功典型，却在民国混得非常之惨，袁世凯的时候要剿他们，孙中山的时代还是要剿他们，最可恨的是孙中山在台上的时候把他们打得灰头土脸，下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厚着脸皮找组织要钱，请洪门继续支持革命，弄得老大们也十分郁闷：哥虽然是黑社会，那也是讲节操的，孙山主不能老糊弄我们啊！

其实事情很简单。不是孙中山不讲义气，也不是袁世凯排挤革命组织，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原因：洪门是黑社会。

不管洪门大佬们有多少功勋和交情，黑社会就是黑社会，靠收保护费、绑票、打闷棍、结香堂过日子，虽然偶尔也能同政府攀上点交情，但总体来说两边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而政客做事情首先看的是有没有好处，剿灭黑社会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作为有追求的黑社会组织，致公堂曾经迷茫过好长一段时间。几百年来，大家的团结口号都是反清复明，忽然一夜春风来，清也不用反了，明也复不成了，大家却都精力旺盛，下一步该干些什么，实在弄不明白。经过反复碰钉子，高层的老大们终于醒悟过来，二十世纪是与时俱进的年代，靠开香堂招兵买马已经不流行了，如果想混得象个人样，就要组建政党，从无照流氓进化为认证流氓。

于是北美的致公堂决定引入现代管理机制，把手上的产业全部变成党产，香堂改成党支部，全体弃黑从白，由致公堂变成致公党。为了确保政治正确、不被孙大炮一类人再次忽悠，致公堂精选了两位政治名流来领导黑帮小弟们弃暗投明：党总理（不是国家总理）陈炯明，副总理唐继尧。

作为革命前辈，致公党的开场领导人着实来头不小，陈炯明是前陆军部长兼内政部长，算是位国家领导，唐继尧则是云南督军。虽然唐督军在中国知名度不高，但却是同盟会三十七位老会员之一、滇军创始人，并且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因为他的云南讲武堂培养过大批朝鲜流亡人士，后来成为大韩民国的开国重臣，最典型的是韩国建国时的国务总理兼国防部长李范奭（shì），唐督军也由此成为大韩民国八十八块建国勋章的领取人之一。

蒋介石当然不会在意陈炯明和唐继尧之类过气军阀的小动作。不管是黑社会还是白政党，都比不过他的枪杆子，一九二五年的蒋介石忙着打理军队，致公堂忙着学习党务，一切仿佛都没有交叉。

一九四九年，九月。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经进驻北京、攻克南京，此刻正在喜气洋洋地开政协筹备会，讨论国号问题。

中华民国是国民党创建的，国民党被打败了，国号自然也要改一改，但不少人对旧国号还有感情，于是提出新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此时一个老人站出来，面对各界名流激动地说：“中华民国成立几十年来天怒人怨，没有什么地方对得住老百姓，让所有人都痛心疾首，新的国家再顶着这个字号，名不正言不顺，拿什么去面对天下？！”

开会的人本来还想说几句，看到发言的人后，顿时停了下来，全体鼓掌通过。因为这位发言人的资格实在太老，他叫司徒美堂，是同盟会的功勋元老、中华民国开国功臣，资历直追孙中山，此外还有另一层身份，中国致公党主席。

创业董事都要求换营业执照了，围观群众自然没啥好说的，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从此被扫进垃圾堆，成了除中国台湾以外的历史回忆，只是陈炯明看不到这一幕了，此时踞第一任致公党总理陈炯明的逝世，已经过了十六年。

曾经身居高位，曾经手握权柄，曾经领导全党，曾经过手经费成千上万，陈炯明始终保留了自已的本色，没有留一点私财，终于在一九三三年贫病交加，死于香港。最为凄惨的是，堂堂地方大员竟然清廉到买棺材的钱也没有，只能借用他母亲的棺木。

虽然后人给他泼过无数污水，虽然国共都给他强加各种恶名，我始终相信，拥有崇高理想的陈炯明，是一个高尚的军阀，一个纯粹的军阀，一个有道德的军阀，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军阀，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军阀，一个比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节操的军阀。

顺便说一句，致公党至今仍是中国大陆的合法政党。

带着“东征讨逆”的光环和为先总统报仇的荣耀，蒋介石得意洋洋地回了广州。国民党控制了南方很大一部分地盘，也就控制了很大一部分财税收入，黄埔军校以几个月招一批人的速度扩张，他的学生军已经达到几千人规模，再也不用为伙食费发愁了。在残酷的战争里不少年轻学生血洒疆场，也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军官，例如陈庚、叶挺都是杰出代表，有个叫黄维的虽然书生气重了点，但理论水平着实让人不敢小看，最有趣的是蒋鼎文，这位小兄弟很受蒋校长宠爱，别人都对蒋校长敬畏有加的时候，他却能随意进出校长办公室，拉开抽屉翻饼干。

正所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黄埔军越打越出色，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排名也就越来越往前，黄埔学生已经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班底，再也不用为中央委员名额问题闹意见了。但是人在江湖漂总要挨几刀，蒋介石这一年的生活绝对说不上一路顺风，相反他却陷在重重矛盾和人事纷争里面，弄得焦头烂额，几乎找不出解决的方法。

从当校长的那一刻起，蒋介石心里就很清楚，国民党的发展离不开共产国际。

对比十二年来的一盘散沙，他在短短一年内打掉了陈炯明和滇军、桂军，黄埔学生军已经扩为国民革命第一军，成为战斗力相当可观的党属武装，国共两党官兵奋勇作战，以寡敌众、不畏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骄人胜利，也使他的声名如日中天。这一切不仅是因为有共产国际送来钱枪作启动资金，更重要的是引入了共产国际的新方案，把国民党真正改造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理想的新型政党。

所以在一年多时间里，蒋介石对共产国际都是心悦诚服，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三民主义中的“民主主义”是打倒剥削阶级，是为无产阶级奋斗，甚至说民生主义的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二者本来是一种东西，只是名称上存在区别而已。

蒋介石觉悟如此崇高，鲍罗廷当然也不含糊，什么好事都第一个想到蒋介石，共产国际同国民党的关系也是一片良好。谁也想不到的是，短短两年时间后，两家竟然迅速分道扬镳，甚至到后来咬牙切齿，死不承认当初的那份情谊，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很明显，蒋介石并不是疯子。他跟苏俄闹翻，是因为苏俄代表并不只有一个鲍罗廷，而国民党无限责任集团的首席投资商共产国际，节操实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所谓共产国际，是指按马老爷子（马克思）理论成立的共产主义总部，用于统一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必须承认它是自已的总舵，并毫不犹豫地执行它的决议，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把它当成自已的指路明灯。

从初衷上讲，共产国际应该是相当给力的机构，它不仅扶植各国的共产党扩充实力，还能协调全球无产阶级步调一致，防止革命过程中出现内耗或叛徒。可是这个世界变化实在太快，每个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马老爷子又死得早，没有办法现场指导办公，共产国际的办事员们水平有限，只好拿着几本大部头生搬硬套，希望能套个世界大同出来。

一群马列二百五，拿着号称宇宙真理却从来没成功过的理论，在全世界指导最危险、最敏感的造反工作，还要求各地共产党必须严格按指令办事，想不出乱子是不可能的。

从劝说国共合并的时刻起，鲍罗廷就苦劝共产党埋头办事，不要介入国民党内部纷争里面，对各种质疑和指责更不要还口，只管用工作业绩证明自己就可以了。这种工作态度获得了孙中山等人的一致称赞，也让共产党人在很长时间里都能避开冲突，实在是一种聪明的手段；但是共产国际却认为，鲍罗廷的做法过于消极，限制了共产党的飞速发展，既然革命最终是要消灭资产阶级，那就应该从娃娃抓起，尽早联合左派形成强大的力量，随时把资产阶级右派打得落花流水。

共产国际如此神经质，是因为他们在土耳其有过惨痛教训。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成功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共产党人连抓带杀送到监狱里去，苏联援助的几万条步枪、上千万卢布都打了水漂，弄得革命领袖十分尴尬。因此面对同样投资巨大的中国，办事员们不得不留个心眼，从一开始就做好预防措施。

一九二四年五月，国民党一大刚开完没几个月，曾经参加组建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到上海，对陈独秀进行一对一的工作辅导。维二杆子认为，国民党的本质就是反动阶级，必须努力展开各种针对右派的公开斗争，迫使它向左发展；并且要成立共产党自已的工会，不要再帮国民党建立工会，还要把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里，防止出现阶级调和，减少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

共产国际的指示很快得到陈独秀等人的一致赞同，这倒也不难理解，毕竟象陈独秀这样的愤青都喜欢喊打喊杀，想要他们挨骂而不还口，那是相当艰难。所以广州的鲍罗廷拚命抹稀泥搞调和，上海的维经斯基却主动捅开了大口子，让共产党向国民党右派猛烈开火，以为这样就可以占领所谓舆论阵地。

从本质上讲，孙中山对革命的理想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共产党主张立刻夺取所有地主、资本家财产收归国有，两边的觉悟有相当差距；只是共产党才四百来党员，国民党也不过控制一两个省，现在就为革命成功后如何分帐吵架，实在有点神经过敏。但共产党人是不怕麻烦的，他们很快就决定在国民党内展开派别斗争，同时注意工作中的技巧，凡是左倾分子尽量避免介绍加入国民党，而且要努力争取工农团体的指挥权，随时准备取代国民党，成为新一代当家人。

很快两个实力还不怎么强大的党就陷进了内讧里。上海的党员们固然不停地倾轧，连广东省的工会也分成了两派，每天都打机会打群架，生怕错过了革命的快车，农民运动也开始越搞越离谱，逐渐影响到广东的社会安定。孙中山自然相当不高兴，鲍罗廷在广州也是尴尬万分，因为上海中央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已经开始把他和孙中山都划到右派阵营里，准备自行团结所谓左派完成革命任务了。

眼看两边矛盾越来越大，正好此时发生商团暴动，孙中山靠苏援军火打了一个大胜仗，共产党的工人纠察队也在里面起到很大作用，于是两家认识到团结的好处，难得地有了一个弥合的机会。但陈独秀仍然坚持认为，革命成功的标志只能是全面暴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孙中山却打算跟冯玉祥联手搞南北合作，国共两党仍然是鸡同鸭讲，走不到一起去。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去北京的时候，陈独秀统计了一下自已的实力。由于长期为国民党发展党员，自家的生意都没有工夫打点，此时的共产党总计只有四百个党员，全加起来不够一个营。如此惨淡的家底自然是没有机会同国民党竞争的，于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决定加大扩充力度，同国民党左派一道搞阶级斗争，坚决顶制右派的进攻。

陈独秀的雄图壮志刚刚订出来，孙中山就逝世了，国民党内部也随之出现了新一轮的变化。

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底下人再怎样闹，孙大炮都能压住反对意见，甚至恨铁不成钢地痛骂他们说“要是你们当初肯奋斗，我又何必引入共产党员”之类气话，堵得手下哑口无言；现在董事长撒手归西，没有第二个人的资历威望够镇压局面，外来户共产党又越来越高调，再不出新一轮内讧，那真是没天理了。

国民党的新一轮内讧，起源于接班人问题。

应该说孙老大还是很有水平的，手下两员大将汪精卫、胡汉民都算得上是当时的人杰，尤其是胡汉民资格老、能力强，一贯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加铁杆亲信。孙中山在广州的时候，他是广东政府二把手，孙中山去北京，他是代理大元帅，甚至胡汉民经常说自已是宰相，孙中山也是笑笑承认，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孙老大活着的时候，胡汉民是老二，现在孙中山死了，胡汉民自然也想求个进步，坐到孙总统的位置上去。可是一来二去，老大的位置最后却落到了孙中山秘书汪精卫的头上，他只能从孙老大的副手变成汪老大的副手，继续他的老二生涯。

对这个人事变动，胡汉民是很有点意见的。在他看来，无论查资历还是算能力，他都不比汪精卫差，关键时刻挑大梁的光荣事迹也没少干，可偏偏孙中山死的时候他不在身边，汪秘书趁机拿着一份“总理遗嘱”以总理信徒身份自居，硬是控制了中央主席团的那一帮人，当上了自已的领导，实在是咽不下这口鸟气！

身为老大亲信，却要给手下做小弟，胡汉民的气恼情有可原。不过他也实在怪不得别人，因为除了汪精卫资历深厚之外，胡汉民之所以在竞争中落败，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那张倒霉的嘴。

打自参加革命以来，胡汉民一直是老子天下最有理，经常连孙中山也不放在眼里，其他人自然更是不在话下。孙中山大人大量，碰到手下闹脾气都能一笑了之，吵几句嘴也不会往心里去，有时还会请胡丞相吃饭联络感情。可是别人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老资格，也都比常人有脾气，凭什么让一个书呆子呼来喝去，因此在提到胡汉民的时候，所有人都是一齐摇头，认为这个人气量太窄，过于骄横。

千大万大，人事最大，胡汉民在人事问题上得罪广泛，进步当然是比较困难的；加上汪精卫的革命色彩浓厚，同蒋介石都属于国民党内著名左派，跟鲍罗廷等人交情十分深厚，这种情况下更加没有他的机会。二五年六月，汪精卫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只留给孙中山（不是国家总理），此后全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度，并成立所谓国民政府取代大元帅府，汪精卫任政府常委会主席、军委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务，继承孙中山遗志，北伐统一中国。

对于新的人事变动，鲍罗廷很满意，他相信这是左派战胜右派的结果，也是保证国民党革命局面能稳定维持的最佳选择。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稳定的革命局面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具体来讲，是区区五十六天。

如果数数广州小政府此时的排名，大致是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蒋介石五个人。其中许崇智是广东本土系的粤军领导，廖仲恺则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蒋介石只算陪衬的小字辈，能挂在名单上，全靠共产国际大力支持和新立的那点军功。

廖仲恺在国民政府里的工作主要是财务。滇军和桂军盘踞的时候，他四处张罗黄埔军校，从军阀那里弄学生的伙食费；军阀走后他主管广东的财政大权，继续张罗钱粮，准备东征和北伐。

应该说廖部长的财务工作很出色，但他不光擅长搞财务，还喜欢搞政治，经常跟汪精卫、苏联代表鲍罗廷等人开party，又去工会演讲，形象十分拉风。在左右矛盾已经激化的时候，廖部长手握实权又冲锋在前，当然招来一大批右翼忌恨，事实上有不少国民党元老聚在一起天天痛骂，想把他除之而后快。

虽然在某些官版历史书上，右派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人，整天日子过得舒舒服服，一心拖革命的后腿；但在那个年代做一个国民党的右派，其实是相当凄惨的事情。钱和枪都要靠苏联支援，分给谁都由汪精卫等左派说了算，右派们没有钱、没有兵，只能领一份死工资叽叽喳喳发牢骚，在处处革命的广州基本上属于非主流。

革了几十年的命，革得胡子一大把，最后连个主流也混不上，元老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经过详细分析，他们认为局面并不困难，虽然没有钱，雇两个杀手还是出得起的；虽然没有兵，弄几支手枪还是办得到的；虽然当不上主流，把主流的人干掉还是可以的。汪精卫目标太大，蒋介石排不上号，胡汉民和许崇智都不亲苏，被革命的指标就落到了廖仲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