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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潮的那些事儿 06
送交者: 老朽 2014月08月10日13:08:29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回  答: 红潮的那些事儿 05 老朽 于 2014-08-10 13:07:08
 

事情很快就有了答案。十月十四日,广东省省长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同时国民党直接统率的第一批生力军,包括黄埔学生军、警卫军、工团军、农团军等同时出动,在全广东境内开火,四处捉拿商团分子。国军的行动很有组织,计划也相当周密,商团筑了炮台也挡不住四下攻击,很快就被剿灭了。

 

陈廉伯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但他万分激动地去找英国领事和香港总督、呼吁英国海军出动的时候,英国人却满脸歉意地告诉他:对不起,我国政府没授权我们给你军事支持。

 

从前的承诺?什么承诺,陈先生有书面证据吗?来人啊,送客,我还有事呢。

 

陈廉伯这才发现自已被忽悠了。说起来也不奇怪,打从有大英帝国起,英国人在外交上就没少玩过花样,什么隔岸观火,什么上屋抽梯,各种招式都用过,虽然没读过孙子兵法,可手法比孙子还要孙子得多,别说口头承诺,就是板上钉钉的签字条约,想改的时候一样毫不脸红。

 

所谓绅士风度,所谓信用机制,是要看对方有多少份量的。陈老板只是个生意人,大英帝国自然只能用生意手段对付他,所以喝完英国红茶之后,陈廉伯两手空空、脸如死灰般地离开领事馆,这趟忽悠折进去的不仅是手下的弟兄,还有全广东的商人。国军天天喊着要革命,对付反革命商团当然毫不心慈手软,四处烧杀抢掠。正所谓不是军阀赛军阀,整个广州城火光冲天,最繁华的西关受灾最重,竟然被烧成了一片白地。

 

广州城烧了,商团也除掉了,孙中山心里十分满足。在火光和灰烬中,一个老人看着变成废墟的店埔,恨恨地闭上自已的眼睛,离开了这个人鬼难分的世界,他的名字叫黄飞鸿。

 

武林高手黄飞鸿名满江湖,晚年在广州开宝芝林药房,决心发挥余热、济世救人,说得上是正气浩然、天下敬仰。风风雨雨几十年,袁世凯折腾过,陈炯明折腾过,滇军桂军也折腾过,都没有动宝芝林一块砖头,没想到碰见孙大总统的三民主义吾党吾宗,居然把黄大侠的一世心血烧成了世界大同。

 

一九二四年的黄飞鸿已经是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没有南征北战的体魄,也没有东山再起的豪迈,只能在废墟前痛心疾首,过不久就病死了,他是被孙中山活活气死的。

 

不光是黄飞鸿,很多广东人对孙中山都没有一点好感,因为孙中山除了兵灾和战祸,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事。但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烧毁黄飞鸿药店的时候,他也只剩下四个月谢幕的时间。

 

打完商团后的蒋介石当然是兴高采烈。他的黄埔军校学生兵第一次开战,就来了个开门红,孙中山的手头也宽裕了许多。从苏联一次运来了八千支配刺刀的步枪、四百万发子弹,足够武装一个满员师用,黄埔军校顿时生意兴隆,蒋校长也顺势成为国民党新军的第一任司令,身价陡然间直接爆表。

 

对孙中山来说,二四年还有件值得一提的好事。广西的旧军阀陆荣廷、沈鸿英被党内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联手打败了,从此桂系正式加入国民党,党国的势力扩到了广西。当然,李宗仁的胜利对国民党很有好处,不过对蒋介石来说,却未必是件好事。

 

一九二四年风雨交加地过去了。在这个风云际幻的年代里,蒋介石高高兴兴地拿着苏联军援扩编自已的兵马,毛泽东却郁闷地回到湖南老家,踩着泥巴一家家地串门,调查农民运动和农村基本情况;陈独秀还在上海当总书记,李大钊呆在北京宣传革命,谁也没有想到,革命领袖孙中山还没来得及抚平各派的关系,就突然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九二五年的开局本来是不错的。北洋军阀直奉两派第二次爆发大战,直系的西北军冯玉祥收了奉系东北军的贿赂,突然在北京反水,直系领导吴佩孚顿时一败涂地,被赶到湖南去赵恒惕那里待岗。

 

虽然冯玉祥在历史上反水过多次,但总地来讲此时他属于亲苏派,革命色彩比较浓厚。冯督军在二四年十一月干过一件出格的事,他带兵把满清小朝廷赶了故宫,从此溥仪小皇上和遗老大臣再也不能赖在紫禁城了,全都跑回民间下岗待业。冯老大在北京城刚刚坐稳,就向南方的孙中山发出邀请,希望两边来个南北联合,共同实现革命大同。

 

一直研究如何北伐,突然间北方就成了革命根据地,面对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孙大元帅十分开心。虽然遍地仍是军阀,但如果能和冯玉祥组建南北联合政府,国民党的地盘和影响力将得到极大的扩张,加上苏联的支持,眼看就能统一全中国,走向长治久安的三民主义。

 

兴致勃勃的孙中山来到了北京,但他已经没有机会实现梦想了。多年的操劳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二五年的一月他突然病倒,送进医院的诊断结果是肝癌。

 

历经清廷的通缉、袁世凯的追杀、陈炯明的叛变、军阀的勾心斗角、列强的居心叵测,几十年枪林弹雨和人心险恶,五十九岁的孙中山终于灯枯油尽。他在病痛中强行支撑到三月十二号,于上午九点三十五分病逝,一代巨星就此陨落北京。

 

在后人眼里,孙中山的一辈子,那是相当难评价。

 

反清,反袁,反陈炯明,反军阀,反列强,孙中山哪一件都说不上成功。他的理想是民主,却逼着别人支持自已独裁;他反对军阀割据,却先后拉过桂军、海军、滇军、粤军,把广东搞得一塌糊涂;他宣布要武力统一中国,但所有的对手都有钱有枪有地盘,唯独他什么也没有;他想致力于国家建设,结果唯一有点效果的地方是广东,他却赶走了有功之臣陈炯明;所有人都知道国家主权不能随便出让,他偏偏引进外国势力一心打内战,而当他好容易弄来一点枪炮的时候,竟然倒在病魔手下,仿佛是一颗迟迟不现的慧星,所有人都等着看它光芒闪耀的那一刻,结果才在天际划出浅浅的痕迹便消逝在茫茫夜空。

 

孙中山走了。论私德,他不够光明磊落,一辈子娶过几个老婆,还喜欢吹牛,做事也经常不讲信义;论功绩,武昌起义不是他干的,辛亥革命不是他领导的,袁世凯不是他推翻的,北洋军阀也不是他摆平的,可以说从来没有成功过,不用拿放大镜去照,随便用手电晃一下,就能找到一堆缺点。

 

但孙中山仍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伟人。正如萨苏所言,历史书上的每个角色都是后人的垫脚石,孙中山虽然没有完成理想,但在反清、反袁、反军阀的立场上坚定不移,没有他的努力,这些事情绝不可能有那么快的进展,虽然他本人没有直接成功,但对历史的贡献却是谁也不能磨灭的。

 

不管孙中山有多少抱负,到一九二五年的时候,他还是带着满腔遗憾离开了世界。对他的死,很多人麻木不屑,很多人惋惜痛心,也有很多人咬牙切齿,因为孙中山同理想中的政治家相差实在太远。章太炎就写过一副尖刻的挽联: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这副“挽”联的意思,只要有一点古文功底,大概都能明白的。

 

按说死者为大,怎么也不带这么骂人的,但章太炎的挽联一出来,立刻赢来一片叫好声,纷纷说他写得解气、写得入木三分。一直到国民党全面执政之前,孙中山的评价都比较差劲,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自封的孙大总统不是神,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有种种缺点与非议的人,一个会说大话、会发脾气、会玩政治手段的人。

 

但我始终认为,孙中山仍然值得我们后人的最高敬重,因为他有崇高的理想和旺盛的斗志。他明明不擅长政治,明明看见前方黑暗重重,明明知道敌人无比强大,明明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却仍然咬牙挑起无力支撑的担子,为了心中的大同世界付出所有。很少有人想过,在孙中山充满失败的的革命生涯中,曾经有无数时机能捞一笔钱享福,能带着家人全身而退,能过上令人欣羡的富足生活,但他无一例外地放弃了所有的机会,始终在生死线上奔波、挣扎、努力、冒险,以薄弱的力量奋斗到底,抗争那些超出能力的困难,相信中国一定能迎来美好的明天。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孙中山逝世的噩耗迅速传遍全国,远在惠州的陈炯明也得到了消息。听到曾经的老朋友、老上级的死讯,他十分感叹,提笔写下了一副挽联: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陈炯明的叹息没能持续多久。孙中山还躺在病房全力抢救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带着新建的黄埔革命军对他猛烈开火。陈炯明做人虽然正派,却抵不过苏联军火的威力,粤军士兵接二连三败逃回来,后面是黄埔学生军通红的眼睛,和蒋介石冷酷无情的督战队:

 

冲锋不力、违命后退者,杀无赦!

 

才打完商团,立刻又去打陈炯明,蒋介石看上去很不消停、很好战。当然蒋校长的理由是很充分的,陈炯明背叛革命、谋害领袖,孙大元帅早就看他不顺眼了,黄埔军是按孙中山的意思出兵,为革命除害、为领袖报仇。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的话没有错, 但我们也知道,历史不是按黑和白来划分的。孙中山还躺在医院里,蒋介石就急得非要出兵,并且把粤军的老本全部押上去,绝非为孙中山冲喜,而是形势所迫,不管孙中山身体如何,他都不得不打这一仗。

 

虽然孙中山勾结(只有这个词比较恰当)滇军和桂军逼退了陈炯明,可滇军和桂军同陈炯明没有冤仇,更犯不上赔本拚命,所以陈炯明仍然占着一大片地盘,也就仍然占着一大片财税。当孙中山天天为发工资头痛的时候,几支军阀都吃得好、穿得好,躺在烟榻吸鸦片,偶尔敲诈商铺弄点零花,生活十分快乐,陈炯明没有生活作风问题,但也不差钱。

 

一边没钱,一边不差钱,革命就是这样爆发的。灭完商团又领到大批苏联枪炮,国民革命军实力大增,也就跟着要面对下一个问题:发工资。

 

工人领不到工资会罢工,军人领不到工资则会兵变,这是极其现实的事情,一天都拖不得。所以孙中山病情再怎样严重,蒋介石都抽不出时间去探病,只能抓紧时间抢一块地盘,好收税养活军队,滇军和桂军暂时不便下手,他的目标只剩下“反动军阀”陈炯明。

 

所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革命和理想都要围着钱字打转,几千年历史,无非如此。

 

苏援军火和黄埔学生军果然不同凡响。蒋介石成功地从陈炯明手上抢来一大片地盘,耀武扬威地回师广州,很快手下就向他汇报了一个“好”消息:滇军和桂军造反了!

 

虽然做事乱七八糟,可滇军和桂军真心不是傻子,非常知道地盘的重要性,自然也也非常不愿意看到广州再出一支铁军。先前一直拖拖拉拉,不让孙中山办军校,这时看到蒋介石实力壮大,他们立刻做出了自已的反应:拉拢云南的唐继尧封锁广州,不让蒋介石回来。

 

滇军和桂军的意思极其明确,一是怕蒋校长来个黑虎掏心,进广州城后突然黑吃黑;二是给对方一个明确的表态,请蒋司令今后到抢来的地盘讨生活,不要进广州城分地盘。

 

听到手下的消息,蒋介石和廖仲恺都是一片震惊。黄埔军已经相当疲惫,对方又是有备而来,根据军事法则和敌我力量对比,硬拼几乎是没有胜算的,因此两个人只好垂头丧气地打算撤退。此时苏联军事代表、杰出军事家加伦元帅站了出来,告诉他们说:“广州革命基础深厚,这仗一定要打!”

 

作为苏联第一批五大元帅中的人物,加伦本身就是一个不朽的传奇。他经常在第一线亲临指挥,甚至亲自领队冲锋,打陈炯明时他就勇往直前,硬是用一个团冲垮了陈炯明的八个团。在加伦的坚持和亲自指挥下,蒋介石和廖仲恺都回过神来,立刻命令国民革命军全体突击广州,夺回革命根据地!

 

加伦不愧是优秀的领导。虽然这次没有亲自端刺刀,但他的悍勇仍然感染了每一个人,国民革命军在他的鼓舞下很快恢复了士气,对趁丧打劫的滇军和桂军大打出手,决心拿下整个广州城,把排挤他们的军阀赶到天涯海角。

 

事实证明,长期吸鸦片、泡赌馆的部队欺负小商小贩还可以,面对要拚命的正规军是不行的。滇军和桂军很快先后被击溃,灰头土脸地逃出战场,蒋介石意气风发地占领广州城,然后面对北方,深情地大声呼唤:

 

我们打赢了!

 

可惜孙中山已经听不到前线的捷报了。无论战争是胜是败,对他都已经不再重要,此时他静静地躺在棺椁里,只留下一笔政治遗产给后人瓜分。

 

对孙中山的死,蒋介石真心感到十分悲痛。这个人是他的好领导、好上级、好靠山,什么事情都能顺着他,怎样发脾气都能理解他,完事后还会在外人面前夸他的好。所以虽然孙大炮有种种缺点,虽然给他的赏识很有限,蒋介石还是无怨无悔地追随他,为他在军舰上顶炮弹,在军校里喂蚊子,在前线给他卖命。

 

据蒋介石后来的说法,孙中山临终前一直在喊“介石”,情深意切,痛于言表;但根据孙中山侍卫的说法,孙中山那时先喊的宋庆龄,后喊汪精卫,根本没蒋介石什么事。如今老领导走了,蒋介石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已,或者说靠新任领导兼接班人汪精卫的提拨。

 

从此时起,他再也不能随便发牢骚,再也不能动不动回家度假,再也不能使性子闹别扭,汪总裁虽然待人接物更加和蔼,却没有那种患难与共的交情;何况蒋校长在党内地位并不高,连个候补执行委员也没捞上,只能算配角中的配角。

 

领导不靠谱,同事不靠谱,手下又没多少,蒋介石面对开始变化的局面,决心不等不靠,发扬主观能动性主动出击,用实力巩固自已,具体来说,是再打一次陈炯明。

 

虽然刚刚打过一回陈炯明,但因为力量不够强,打完几个胜仗后不得不见好就收,还差点被人端了老窝。在除掉滇军和桂军后,蒋介石已经认识到学生军的战斗力,正好占领广州城又有大把钱用,如果不抓紧机会用军功提升一下地位,那是非常可惜的。

 

于是在解决一些手头上的事务之后,一九二五年的十月,蒋介石带着国民革命军又出发了,第二次东征陈炯明。这次大军没有后顾之忧,很快包围了陈炯明的老巢惠州城,开始强攻。倒霉的陈炯明坚持了三天,然后城池陷落,他只能同手下狼狈地逃出去。

 

曾经风云一时的陈炯明从此告别政治舞台,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他失掉了兵马,失掉了地盘,也失掉了复盘的资本,沦为一个没落的流亡军阀,在蒋司令的心里,这个人已经是废品,死活都没有关系,再也没有考虑的价值了。

 

从功利的角度上讲,蒋介石的想法或许是对的,但事实上,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在万里之外,有一群似乎不相干的人,做了一件似乎不相干的事。

 

就在蒋介石猛力轰击惠州城的时候,美国旧金山的一群华人也在开会。

 

都说中国人不容易团结,其实我们中国人很擅于搞团结,而且从古时起,民间就发明了各种团结的方法,例如开香堂、拜教主等,统称叫黑社会,例如丐帮、漕帮都是杰出代表。旧金山开会的华人也不例外,他们属于一个共同的的老招牌黑帮团队,叫做洪门。

 

作为清朝初年就成立的黑帮组织,洪门有着比共产党和国民党悠久得多的革命历史,以及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革命事迹,具体说来就是反清复明,其创办人据说是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手下杰出弟子包括韦小宝等著名传说人物。该黑帮从明末清初一直坚持到现今,先后发展出哥老会、三合会、洪顺堂等驰名品牌,同盟会重要会员象陶成章、秋瑾等革命元老都是洪门的优秀弟子。值得称道的是洪门不仅坚持反清运动,而且还与时俱进,注意同革命保持一致步调,甚至跟共产国际都建立过友好联系,但洪门最为骄傲的,还是它在檀香山招收的大陆山山主,孙中山。

为了反清革命,孙中山在北美主要依靠洪门筹钱办革命,洪门大佬们也不含糊,积极为推翻清廷辛劳奔波,保证孙大炮一次又一次失败后,仍然有地方吃饭睡觉打豆豆,过几个月又是一条好汉。

 

几百年革命历史、几十万革命弟子,加上大批革命元老,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洪门都是黑社会里的成功典型。然而就是这样的成功典型,却在民国混得非常之惨,袁世凯的时候要剿他们,孙中山的时代还是要剿他们,最可恨的是孙中山在台上的时候把他们打得灰头土脸,下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厚着脸皮找组织要钱,请洪门继续支持革命,弄得老大们也十分郁闷:哥虽然是黑社会,那也是讲节操的,孙山主不能老糊弄我们啊!

 

其实事情很简单。不是孙中山不讲义气,也不是袁世凯排挤革命组织,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原因:洪门是黑社会。

 

不管洪门大佬们有多少功勋和交情,黑社会就是黑社会,靠收保护费、绑票、打闷棍、结香堂过日子,虽然偶尔也能同政府攀上点交情,但总体来说两边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而政客做事情首先看的是有没有好处,剿灭黑社会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作为有追求的黑社会组织,致公堂曾经迷茫过好长一段时间。几百年来,大家的团结口号都是反清复明,忽然一夜春风来,清也不用反了,明也复不成了,大家却都精力旺盛,下一步该干些什么,实在弄不明白。经过反复碰钉子,高层的老大们终于醒悟过来,二十世纪是与时俱进的年代,靠开香堂招兵买马已经不流行了,如果想混得象个人样,就要组建政党,从无照流氓进化为认证流氓。

 

于是北美的致公堂决定引入现代管理机制,把手上的产业全部变成党产,香堂改成党支部,全体弃黑从白,由致公堂变成致公党。为了确保政治正确、不被孙大炮一类人再次忽悠,致公堂精选了两位政治名流来领导黑帮小弟们弃暗投明:党总理(不是国家总理)陈炯明,副总理唐继尧。

 

作为革命前辈,致公党的开场领导人着实来头不小,陈炯明是前陆军部长兼内政部长,算是位国家领导,唐继尧则是云南督军。虽然唐督军在中国知名度不高,但却是同盟会三十七位老会员之一、滇军创始人,并且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因为他的云南讲武堂培养过大批朝鲜流亡人士,后来成为大韩民国的开国重臣,最典型的是韩国建国时的国务总理兼国防部长李范奭(shì),唐督军也由此成为大韩民国八十八块建国勋章的领取人之一。

 

蒋介石当然不会在意陈炯明和唐继尧之类过气军阀的小动作。不管是黑社会还是白政党,都比不过他的枪杆子,一九二五年的蒋介石忙着打理军队,致公堂忙着学习党务,一切仿佛都没有交叉。

 

一九四九年,九月。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经进驻北京、攻克南京,此刻正在喜气洋洋地开政协筹备会,讨论国号问题。

 

中华民国是国民党创建的,国民党被打败了,国号自然也要改一改,但不少人对旧国号还有感情,于是提出新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此时一个老人站出来,面对各界名流激动地说:“中华民国成立几十年来天怒人怨,没有什么地方对得住老百姓,让所有人都痛心疾首,新的国家再顶着这个字号,名不正言不顺,拿什么去面对天下?!”

 

开会的人本来还想说几句,看到发言的人后,顿时停了下来,全体鼓掌通过。因为这位发言人的资格实在太老,他叫司徒美堂,是同盟会的功勋元老、中华民国开国功臣,资历直追孙中山,此外还有另一层身份,中国致公党主席。

 

创业董事都要求换营业执照了,围观群众自然没啥好说的,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从此被扫进垃圾堆,成了除中国台湾以外的历史回忆,只是陈炯明看不到这一幕了,此时踞第一任致公党总理陈炯明的逝世,已经过了十六年。

 

曾经身居高位,曾经手握权柄,曾经领导全党,曾经过手经费成千上万,陈炯明始终保留了自已的本色,没有留一点私财,终于在一九三三年贫病交加,死于香港。最为凄惨的是,堂堂地方大员竟然清廉到买棺材的钱也没有,只能借用他母亲的棺木。

 

虽然后人给他泼过无数污水,虽然国共都给他强加各种恶名,我始终相信,拥有崇高理想的陈炯明,是一个高尚的军阀,一个纯粹的军阀,一个有道德的军阀,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军阀,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军阀,一个比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节操的军阀。

 

顺便说一句,致公党至今仍是中国大陆的合法政党。

 

带着“东征讨逆”的光环和为先总统报仇的荣耀,蒋介石得意洋洋地回了广州。国民党控制了南方很大一部分地盘,也就控制了很大一部分财税收入,黄埔军校以几个月招一批人的速度扩张,他的学生军已经达到几千人规模,再也不用为伙食费发愁了。在残酷的战争里不少年轻学生血洒疆场,也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军官,例如陈庚、叶挺都是杰出代表,有个叫黄维的虽然书生气重了点,但理论水平着实让人不敢小看,最有趣的是蒋鼎文,这位小兄弟很受蒋校长宠爱,别人都对蒋校长敬畏有加的时候,他却能随意进出校长办公室,拉开抽屉翻饼干。

 

正所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黄埔军越打越出色,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排名也就越来越往前,黄埔学生已经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班底,再也不用为中央委员名额问题闹意见了。但是人在江湖漂总要挨几刀,蒋介石这一年的生活绝对说不上一路顺风,相反他却陷在重重矛盾和人事纷争里面,弄得焦头烂额,几乎找不出解决的方法。

 

从当校长的那一刻起,蒋介石心里就很清楚,国民党的发展离不开共产国际。

 

对比十二年来的一盘散沙,他在短短一年内打掉了陈炯明和滇军、桂军,黄埔学生军已经扩为国民革命第一军,成为战斗力相当可观的党属武装,国共两党官兵奋勇作战,以寡敌众、不畏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骄人胜利,也使他的声名如日中天。这一切不仅是因为有共产国际送来钱枪作启动资金,更重要的是引入了共产国际的新方案,把国民党真正改造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理想的新型政党。

 

所以在一年多时间里,蒋介石对共产国际都是心悦诚服,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三民主义中的“民主主义”是打倒剥削阶级,是为无产阶级奋斗,甚至说民生主义的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二者本来是一种东西,只是名称上存在区别而已。

 

蒋介石觉悟如此崇高,鲍罗廷当然也不含糊,什么好事都第一个想到蒋介石,共产国际同国民党的关系也是一片良好。谁也想不到的是,短短两年时间后,两家竟然迅速分道扬镳,甚至到后来咬牙切齿,死不承认当初的那份情谊,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很明显,蒋介石并不是疯子。他跟苏俄闹翻,是因为苏俄代表并不只有一个鲍罗廷,而国民党无限责任集团的首席投资商共产国际,节操实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所谓共产国际,是指按马老爷子(马克思)理论成立的共产主义总部,用于统一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必须承认它是自已的总舵,并毫不犹豫地执行它的决议,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把它当成自已的指路明灯。

 

从初衷上讲,共产国际应该是相当给力的机构,它不仅扶植各国的共产党扩充实力,还能协调全球无产阶级步调一致,防止革命过程中出现内耗或叛徒。可是这个世界变化实在太快,每个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马老爷子又死得早,没有办法现场指导办公,共产国际的办事员们水平有限,只好拿着几本大部头生搬硬套,希望能套个世界大同出来。

 

一群马列二百五,拿着号称宇宙真理却从来没成功过的理论,在全世界指导最危险、最敏感的造反工作,还要求各地共产党必须严格按指令办事,想不出乱子是不可能的。

 

从劝说国共合并的时刻起,鲍罗廷就苦劝共产党埋头办事,不要介入国民党内部纷争里面,对各种质疑和指责更不要还口,只管用工作业绩证明自己就可以了。这种工作态度获得了孙中山等人的一致称赞,也让共产党人在很长时间里都能避开冲突,实在是一种聪明的手段;但是共产国际却认为,鲍罗廷的做法过于消极,限制了共产党的飞速发展,既然革命最终是要消灭资产阶级,那就应该从娃娃抓起,尽早联合左派形成强大的力量,随时把资产阶级右派打得落花流水。

 

共产国际如此神经质,是因为他们在土耳其有过惨痛教训。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成功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共产党人连抓带杀送到监狱里去,苏联援助的几万条步枪、上千万卢布都打了水漂,弄得革命领袖十分尴尬。因此面对同样投资巨大的中国,办事员们不得不留个心眼,从一开始就做好预防措施。

 

一九二四年五月,国民党一大刚开完没几个月,曾经参加组建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到上海,对陈独秀进行一对一的工作辅导。维二杆子认为,国民党的本质就是反动阶级,必须努力展开各种针对右派的公开斗争,迫使它向左发展;并且要成立共产党自已的工会,不要再帮国民党建立工会,还要把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里,防止出现阶级调和,减少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

 

共产国际的指示很快得到陈独秀等人的一致赞同,这倒也不难理解,毕竟象陈独秀这样的愤青都喜欢喊打喊杀,想要他们挨骂而不还口,那是相当艰难。所以广州的鲍罗廷拚命抹稀泥搞调和,上海的维经斯基却主动捅开了大口子,让共产党向国民党右派猛烈开火,以为这样就可以占领所谓舆论阵地。

 

从本质上讲,孙中山对革命的理想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共产党主张立刻夺取所有地主、资本家财产收归国有,两边的觉悟有相当差距;只是共产党才四百来党员,国民党也不过控制一两个省,现在就为革命成功后如何分帐吵架,实在有点神经过敏。但共产党人是不怕麻烦的,他们很快就决定在国民党内展开派别斗争,同时注意工作中的技巧,凡是左倾分子尽量避免介绍加入国民党,而且要努力争取工农团体的指挥权,随时准备取代国民党,成为新一代当家人。

很快两个实力还不怎么强大的党就陷进了内讧里。上海的党员们固然不停地倾轧,连广东省的工会也分成了两派,每天都打机会打群架,生怕错过了革命的快车,农民运动也开始越搞越离谱,逐渐影响到广东的社会安定。孙中山自然相当不高兴,鲍罗廷在广州也是尴尬万分,因为上海中央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已经开始把他和孙中山都划到右派阵营里,准备自行团结所谓左派完成革命任务了。

 

眼看两边矛盾越来越大,正好此时发生商团暴动,孙中山靠苏援军火打了一个大胜仗,共产党的工人纠察队也在里面起到很大作用,于是两家认识到团结的好处,难得地有了一个弥合的机会。但陈独秀仍然坚持认为,革命成功的标志只能是全面暴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孙中山却打算跟冯玉祥联手搞南北合作,国共两党仍然是鸡同鸭讲,走不到一起去。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去北京的时候,陈独秀统计了一下自已的实力。由于长期为国民党发展党员,自家的生意都没有工夫打点,此时的共产党总计只有四百个党员,全加起来不够一个营。如此惨淡的家底自然是没有机会同国民党竞争的,于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决定加大扩充力度,同国民党左派一道搞阶级斗争,坚决顶制右派的进攻。

 

陈独秀的雄图壮志刚刚订出来,孙中山就逝世了,国民党内部也随之出现了新一轮的变化。

 

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底下人再怎样闹,孙大炮都能压住反对意见,甚至恨铁不成钢地痛骂他们说“要是你们当初肯奋斗,我又何必引入共产党员”之类气话,堵得手下哑口无言;现在董事长撒手归西,没有第二个人的资历威望够镇压局面,外来户共产党又越来越高调,再不出新一轮内讧,那真是没天理了。

 

国民党的新一轮内讧,起源于接班人问题。

 

应该说孙老大还是很有水平的,手下两员大将汪精卫、胡汉民都算得上是当时的人杰,尤其是胡汉民资格老、能力强,一贯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加铁杆亲信。孙中山在广州的时候,他是广东政府二把手,孙中山去北京,他是代理大元帅,甚至胡汉民经常说自已是宰相,孙中山也是笑笑承认,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孙老大活着的时候,胡汉民是老二,现在孙中山死了,胡汉民自然也想求个进步,坐到孙总统的位置上去。可是一来二去,老大的位置最后却落到了孙中山秘书汪精卫的头上,他只能从孙老大的副手变成汪老大的副手,继续他的老二生涯。

 

对这个人事变动,胡汉民是很有点意见的。在他看来,无论查资历还是算能力,他都不比汪精卫差,关键时刻挑大梁的光荣事迹也没少干,可偏偏孙中山死的时候他不在身边,汪秘书趁机拿着一份“总理遗嘱”以总理信徒身份自居,硬是控制了中央主席团的那一帮人,当上了自已的领导,实在是咽不下这口鸟气!

 

身为老大亲信,却要给手下做小弟,胡汉民的气恼情有可原。不过他也实在怪不得别人,因为除了汪精卫资历深厚之外,胡汉民之所以在竞争中落败,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那张倒霉的嘴。

打自参加革命以来,胡汉民一直是老子天下最有理,经常连孙中山也不放在眼里,其他人自然更是不在话下。孙中山大人大量,碰到手下闹脾气都能一笑了之,吵几句嘴也不会往心里去,有时还会请胡丞相吃饭联络感情。可是别人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老资格,也都比常人有脾气,凭什么让一个书呆子呼来喝去,因此在提到胡汉民的时候,所有人都是一齐摇头,认为这个人气量太窄,过于骄横。

 

千大万大,人事最大,胡汉民在人事问题上得罪广泛,进步当然是比较困难的;加上汪精卫的革命色彩浓厚,同蒋介石都属于国民党内著名左派,跟鲍罗廷等人交情十分深厚,这种情况下更加没有他的机会。二五年六月,汪精卫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只留给孙中山(不是国家总理),此后全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度,并成立所谓国民政府取代大元帅府,汪精卫任政府常委会主席、军委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务,继承孙中山遗志,北伐统一中国。

 

对于新的人事变动,鲍罗廷很满意,他相信这是左派战胜右派的结果,也是保证国民党革命局面能稳定维持的最佳选择。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稳定的革命局面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具体来讲,是区区五十六天。

 

 

如果数数广州小政府此时的排名,大致是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蒋介石五个人。其中许崇智是广东本土系的粤军领导,廖仲恺则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蒋介石只算陪衬的小字辈,能挂在名单上,全靠共产国际大力支持和新立的那点军功。

廖仲恺在国民政府里的工作主要是财务。滇军和桂军盘踞的时候,他四处张罗黄埔军校,从军阀那里弄学生的伙食费;军阀走后他主管广东的财政大权,继续张罗钱粮,准备东征和北伐。

应该说廖部长的财务工作很出色,但他不光擅长搞财务,还喜欢搞政治,经常跟汪精卫、苏联代表鲍罗廷等人开party,又去工会演讲,形象十分拉风。在左右矛盾已经激化的时候,廖部长手握实权又冲锋在前,当然招来一大批右翼忌恨,事实上有不少国民党元老聚在一起天天痛骂,想把他除之而后快。

 

虽然在某些官版历史书上,右派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人,整天日子过得舒舒服服,一心拖革命的后腿;但在那个年代做一个国民党的右派,其实是相当凄惨的事情。钱和枪都要靠苏联支援,分给谁都由汪精卫等左派说了算,右派们没有钱、没有兵,只能领一份死工资叽叽喳喳发牢骚,在处处革命的广州基本上属于非主流。

 

革了几十年的命,革得胡子一大把,最后连个主流也混不上,元老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经过详细分析,他们认为局面并不困难,虽然没有钱,雇两个杀手还是出得起的;虽然没有兵,弄几支手枪还是办得到的;虽然当不上主流,把主流的人干掉还是可以的。汪精卫目标太大,蒋介石排不上号,胡汉民和许崇智都不亲苏,被革命的指标就落到了廖仲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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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今儿个就先到这儿吧。  /无内容 - 老朽 08/10/14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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