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号，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正式接纳广西桂系加入革命队伍，桂系的两个军也随之成为革命军。按照编制，革命军已经有六个军，因此桂系应该领到第七、八军的番号，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给他们的却是第八军、第九军，第七军的位置被人空了出来。

看上去只是一个号码的问题，但是蒋介石很紧张。

有第六军，有第八、第九军，显然有人在给第七军留位置。联想到先前王懋功多领军费的事情，很可能是季山嘉想把第二师拉出去，扩成第七军削弱自已的实力。本着先下手为强的原则，怒火万丈的蒋介石派人把王懋功抓了起来，然后送上一笔旅费，押他去上海休假式治疗。

没有上级批准，突然废掉一个师长，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蒋介石的动作都是越权犯上。一头雾水的王懋功晕乎乎地去了上海，季山嘉知道事情后则是勃然大怒，找汪精卫愤怒抗议，说蒋介石是新军阀。

季山嘉很愤怒，但他没想到蒋介石比他还愤怒。蒋军长他也找汪精卫告状，说季山嘉专横无礼欺负人，将来中俄外交都会受影响，要么准他辞职，要么叫季山嘉走人。

一边是共产国际总代表，一边是喜怒不定的亲信下属，汪精卫两头都不想得罪，于是分别答应下来，然后施展太极神功，谁的事情都拖着不办，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火气能降下来，继续广州的幸福生活。

倒霉的汪总裁不知道，太极功夫是很讲究的，对内力有着深厚要求。他的本事还远远不到家，这一把稀泥不仅没抹好，反而把自已给抹了进去。

当上东征军司令之前，蒋介石对自已的定位，一直是公务猿。孙中山给他发工资，所以他干活；孙中山的活干不了，他就不领工资直接走人，逍遥自在地回浙江老家，所有人也习惯了这种作风，谁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问题，自此时起。

当上黄埔军司令之后，蒋介石不再是一个普通公务员，而是政治势力的领头羊。无论愿不愿意，他都形成了自已的一套班底，并且要保护自已的利益，例如驱逐王懋功。

不管是什么时候，军人不奉命令行事都是大忌，稍一过线便会形成军阀势力，汪精卫在关键问题上没有节制蒋介石，因此在不经意之间，蒋介石也走向了军阀的道路，并在尝到权力的滋味之后一发不可收，终于成为全中国最大的军阀。事实上在黄埔生为骨干的第一军，蒋介石已经有很多危险的苗头，例如军内骨干是各级共产党员，但蒋介石最重用的亲信却是他的浙江老乡，并形成了自已的内部小圈子，紧紧团结在他的周围，在随后几十年里，这条规则一直没有变过。

呕了好几天气，汪精卫都没有给一句准话，蒋介石很生气，他开始怀疑汪精卫跟自已不再站一条线上，很可能同季山嘉勾搭在一起，毕竟这也情有可原，季山嘉背后是共产国际，而他手上什么也没有。

三月十四号，蒋介石最后一次去找领导发牢骚，汪精卫的反应也“证实”了他的想法。在被两边磨得焦头烂额之后，汪总裁不耐烦地说出了一句话：“你要真想走就快点走吧，我这里还有事！”

蒋介石顿住了。他已经习惯了闹辞职的办法，一直以来孙中山都是大力挽留，从来没有赤祼祼地下过逐客令，现在孙总统换成了汪总裁，终于物是人非，再也没有人支持自已了。蒋介石气呼呼地回答汪精卫，“我才不能被一个俄国顾问赶走，我非赶走他不可！”

蒋司令讲完气话就走了，剩下不以为然的汪精卫。

类似的呕气蒋小弟已经搞过多次，从来没有哪一回当过真，所以他认为这次也不会当真。蒋司令发脾气的时间是三月十四号，日理万机的汪总裁正在忙另一件事，迎接苏联的远东代表团。

为了对远东革命形势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斯大林决定派一个代表团进行视察指导，以保证投下去的血本不至于打水漂，由于任务过于重大，他派出了布勃诺夫担任团长一职。

这位布勃诺夫着实不是简单人物，他二十岁入党，一九一七年就进了苏共政治局，参加过十月革命，打过苏联的建国之战，此时的头衔是苏共中央书记、红军政治部主任，属于根正苗红的革命军人、苏联国家领导人。

把如此重要的人物派往远东，充分证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是重视的，对中国革命者是关怀的，对革命前景也是有信心的。

布勃诺夫的代表团先在华北进行了工作调查，然后去上海见陈独秀，蒋介石大发牢骚的时候，他们刚刚到达广州。很明显，蒋小弟的怨气再大，同对苏外交比起来毕竟是小事，因此汪精卫没有理会，简单明了地把他堵了回去。

在敏感的蒋介石看来，这显然意味着汪大哥已经同季山嘉站到一起，准备把自已排挤出局。

矛盾已经到了激化的边缘，就差一根导火索了，而在风云际会的广州，引线和火苗是不难找的。

三月十八号，黄浦军校交通股股长、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打了一个电话，通知海军局代局长、 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奉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速派得力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

所谓校长，是指蒋介石。当时蒋校长的头衔比较多，同军事相关的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兼广州卫戊司令，但中国人最讲究尊师重道，平时最普遍的尊称还是校长。李之龙听说是校长有令，赶紧带着中山、宝璧两条船开往黄埔。

三月十九号，船到黄埔，开始联系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才发现有点不对。邓教育长莫名其妙地告诉他们：我没有下过什么任务啊，是不是搞错了？

邓演达莫名其妙，李之龙也是莫名其妙，于是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当然更是莫名其妙：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原话）

平白无故被涮了一通，李之龙很是郁闷，突然又接到通知，苏联中央使团要到中山舰参观，请李舰长尽快做准备。

官大一级压死人，李之龙只好带着中山舰回广州，准备迎接苏联代表团，就在这个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仿佛事先商量过一般，突然间到处都流传着谣言，有的说中山舰要谋反，有的说李之龙动机不良，总之中山舰突然来黄埔，是因为蒋介石得罪了苏联代表，汪精卫想把他绑到苏联去问罪。

李之龙万万没有想到，自已不知怎么就掉进坑里去了，选他上套的原因也很简单，他是共产党员。现在军舰是他开出来的，可传命令的人不认帐了，他又没有书面证据，所有人都在背后叽叽喳喳，说得比什么都毒，却没有一个肯站出来对质的。面对满天弥漫的谣言，李舰长毫无办法，只能寄希望于蒋校长头脑清醒，不会信那些乱七八糟的鬼话。

李之龙很紧张，蒋介石更紧张。

共产党同国民党最近确实矛盾不断，陈独秀一直对他不满是知道的，关系好的俄国代表加仑和鲍罗廷都被调走了，新的使团一来，兵舰就四处乱跑，是真的有人想押自已去苏联吗？

堂堂革命军人，成天到晚搅在党派冲突里面，两头得罪人，这活没法干了，娘勒个希匹！

面对乱七八糟的场面和漫天谣言，蒋介石终于承受不住压力，他的第一反应是干脆撂挑子，回汕头司令部去度假，再也不受季山嘉的鸟气。

碰到困难就走人的事，他不是没干过，从前给孙中山干活的时候经常犯毛病，每次也都是孙中山好劝歹劝，再把他找回来。但这一次，蒋介石才走了几步就明白过来，他恐怕是走不掉的。

从前能随时回家度假，是因为孙中山肯罩着他；现在手握数万兵马，孙中山却不在了，随随便便走人的话，很可能连命都会丢掉！

三月十九日下午五点，出走到半路的蒋介石返回身来，做出了一个决定：带兵反击。

三月二十号，蒋介石宣布李之龙策划共产党暴动，随即以卫戍司令身份下令扣压中山舰，派兵占领海军局，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同时封锁苏联顾问团住处，宣布广州全城戒严；为了防范兵变，他又命令何应钦把第一军第二师的共产党员关起来，以免出现任何意外。

军舰扣起来了，人也抓起来了，面对“赫赫战果”，蒋介石开始不知所措了。

蒋司令不是傻子，很快就发现共产党人不仅没有反抗，连象样的准备也没有，所谓兵变之类纯属流言，根本没有人想害他。而他不仅擅自抓人，还得罪了光临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团。

国民革命军有六个军，蒋军长只能控制第一军的部分人马，想就此造反是不可能的，广州城里的胜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善后。

现在轮到蒋介石束手无策了，第一个找他的人，是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

三月二十号下午，何香凝气乎乎地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见面就大声质问他：“你派军队到处戒严，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啊！”

面对老嫂子的气恼，蒋介石无言以对。想到自已压力山大，汪精卫、季山嘉都在欺负他，现在弄得一团乱麻，蒋司令再也忍不住，索性把头埋进写字台里，呜呜呜地哭了起来。这下何香凝也愣住了，因为她虽然喜欢称对方叫小蒋，但一九二六年的蒋介石已经三十九岁，马上要到不惑之年了。

能把三十九岁的司令军长气哭，自然有气哭的严重理由，何香凝没法再说什么，只能匆匆告辞出去。蒋介石最后硬着头皮下令解除全城戒严，然后苦心构思一个理由，打算应付汪精卫的质问。

蒋介石闹得天翻地覆的这一天，毛泽东正在广州。

发生这么大的事，毛代部长当然不能置之不理。晚上的时候，他找到已经解除禁锢的苏联顾问团那里，跟布勃诺夫商量情况，在场的还有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两个人都很年轻，也都火气十足，面对苏联代表慷慨激昂，强烈要求跟蒋介石干一仗，硬碰硬地来一场。

可惜，他们说话不算。

毛泽东说话不算，陈延年说话也不算，甚至陈独秀说话也不能算，能算数的只有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的代表是顾问团团长布勃诺夫。这位团长来广州前曾找鲍罗廷问过究竟，鲍罗廷信誓旦旦地告诉他说，国民党还是值得信任的左翼政党，共产国际这些年的钱粮枪弹没有喂出白眼狼来，请领导放一百个心。

鲍罗廷汇报完后去上海见陈独秀了，广州的布勃诺夫什么也不清楚，于是面对大家殷切的目光，他沉稳地宣布：同志们，不能打！

枪口顶在脑门上还不能还手，毛泽东和陈延年几乎气得吐血。老布是个糊涂虫，他们可不糊涂，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中国国情，今天的事情如果不赶紧找回场子，以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无论毛泽东和陈延年怎么说，老布就是不松口，气得发疯的毛泽东于是去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在那里碰上了第一军的副党代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几个人在李富春家里商量完，周恩来又去找布勃诺夫，但布勃诺夫说什么也不肯动手，于是周恩来也被老布同志气得吐血，愤愤然地离开了代表团。

应该说共产党人手上是很有几张硬牌的。黄埔军校里有五百多个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六个军里面五个军都同蒋介石 有矛盾，蒋介石只管得动第一军，而第一军大部分政治骨干是共产党员，战斗力很强的叶 挺独立团也归共产党指挥，如果共产党态度足够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反对蒋介石。

毛泽东气得发疯，周恩来几乎抓狂，但不管他们说什么，布勃诺夫就是摇头不答应，甚至朱培德、谭延闿等其他几位不十分左倾的军长也找到苏联顾问那里，要求对蒋介石的兵变行动进行惩戒，布勃诺夫和季山嘉仍然是摇头。

从表面上看，布勃诺夫容忍蒋介石是因为蒋司令平时左倾，或者觉得事情不过是一起小误会，但作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老布元帅看问题绝不会那么简单。事实上中山舰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就作为共产国际最高代表、红军总治部主任，从政治高度分析了问题的本质，其中最关键的地方不在广州，而在莫斯科。

由于托洛茨基认定中国共产党不能靠国民党成功，斯大林却主张大力扶持国民党，因此国民党是否能够按设计好的轨道进行革命，已经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内部矛盾，而上升到伟大领袖斯大林同万恶托派之间的纷争上。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的最得力人选，只要他不跟共产国际翻脸，布勃诺夫就不会跟他翻脸，以证明托洛茨基的错误反动和斯大叔的英明正确。

三月二十一号，七上八下的蒋介石去见了汪精卫。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见。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怀疑一号人物要害自已，突然发动政变囚禁友党，然后发现事情毫无根据，是自已太过敏感昏了头，此时正是需要给说法的时候。

蒋介石很紧张。他想了好几个借口，都解释不通昨天发生的事情，也不好承认自已怀疑汪精卫想害他。

既要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又说不清发生的事情，这种心情实在太过纠结。

然而在见过汪精卫之后，一切纠结都不需要了。

汪总裁显然已经知道了前后缘由，一见到蒋介石就痛加斥责。蒋司令本来心情就起伏不定，此时索性破罐破摔，气愤愤地跟他大吵起来，说汪总裁不讲信义，天天让自已受共产党的夹板气，所以才会弄得不可收拾。

明明有理，却被扣了一堆罪名，汪精卫气得说不出话来。他马上写了手令给朱培德（第三军军长）、李济深（第四军军长），命令他们逮捕蒋介石，可是命令发下去，两个人却表示无法执行，硬生生把汪总裁顶了回来。

朱培德和李济深不是蒋介石的死党，他们不肯执行命令，是因为广州此时仍被第一军二师的刘峙控制，蒋介石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支持。除非汪精卫明确同意三军、四军同第一军展开火拚，否则确实无法执行。而在被顶回来的那一刻，汪精卫骇然意识到，自已在广州城说话不再算数，没有共产国际撑腰，国民党里面的实权人物已经变成了蒋介石。

三月二十二号，心怀不满的俄国人去见了蒋介石，并问了一个问题：“你前天的举动是对某些人不满意，还是对俄国政府不满意？”

这是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蒋介石立刻表示他对俄国政府极为支持，仅仅是季山嘉等人太过骄横，才导致大家反目成仇，现在事情已经过去，非常希望不要影响到长期形成的良好关系和友谊。

既然只是个人意见，俄国代表就放心了。于是他们召回了季山嘉等人，重新派鲍罗廷去广州工作，然后草草离开了中国。按照斯大林的设想，蒋介石将会成为国民党中的强势左派人物，一路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然后由中国共产党在内部发动革命，一举拿下中国的红色江山，在此以前，小小的让步自然是必要的。

随着苏联人的退让，其他几个军长也改变了态度，开始随声附和蒋介石起来，蒋介石顿时胆气大增。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已可以如此一呼百应，可以发动军队任意抓捕看不顺眼的人，完全不需要象从前那样委屈求全或辞职走人。

既然拥有权力的感觉是如此美好，蒋介石当然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很快把目标对准了最后一块绊脚石：汪精卫。

从跟汪精卫大吵特吵的那一刻起，两个人之间的良好合作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敌对和猜疑。在蒋介石看来，汪精卫的存在已经失去了意义，他再也不是那个善解人意的领导，而变成了满腹阴谋的野心家，只有自已坐上他的位置去，才能保证革命不走歪路，保证国民党能继续发展。

于是蒋司令去找了一趟汪总裁，两个人关在小屋子里，密谈。

蒋介石找汪精卫谈了些什么，天知地知蒋知汪知，没有第三个人在场，所以历史书上没有写，后人也不大可能知道。不过显然他们不会聊晚上去哪吃饭之类的话题，因为谈完话后汪精卫就辞职了，留下一封怨气满腹的信，说自已受到蒋介石的排挤，不得不去国外看病。

被手下小弟逼得下岗走人，汪精卫也觉得脸上过不去，于是面对其他人的质疑，他又提出一个撑场面的说法，说自已是责已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

这是个连鬼都不信的理由。责已不责人，中山舰事件根本就没汪精卫什么事，有什么好责的，最该责问的不就是把蒋介石提成第二号人物么！

汪精卫被迫辞职了。不过他并没有立刻走人，而是心有不甘地在国内呆到五月份，直到确定没有复出的希望后才去香港，满怀失望地到法国休养。在香港的时候他倒是不孤单，在那里碰上了一个老熟人，不久前刚被流放到苏联的胡汉民。

胡汉民在苏联并没有受什么委屈，估计斯大林也搞不清他们的关系。听说广州发生变故，这位仁兄兴冲冲地回了广州，希望能捞到点好处，没想到大权在握的蒋司令丝毫不念旧情，当众把他晾在一边，胡同志知道事情不妙，只好去香港休假式治疗，在船上同汪精卫不期而遇，也算一对难兄难弟。

中山舰的消息传到上海，向来喊打喊杀的陈独秀自然不肯让步，十分希望能大干一场，反击蒋介石的胆大妄为；然而同在上海的鲍罗廷却拦住了他，宣布共产国际有决定，共产党必须妥协。陈老大气得发毛，但作为总书记，党性还是要讲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发文件，命令共产党人继续维持大局。

陈独秀的文件一发，顿时骂声一片，气不过的共产党员纷纷把责任归到他身上。陈独秀两头受气有苦说不出，索性在党报上发公开信，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

什么国共合作，什么联合革命，去他娘的，不干了！

毛泽东很愤怒，陈独秀很抓狂， 蒋介石很欢乐。

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搅出这么一趟浑水，居然没有人和自已算帐，实在是运气好到没边。确定一切都在控制中后，蒋介石开始冷静下来，调查这件事情的源头。

从共产党的反应来看，他们并没有暴动的打算，所谓开着兵舰造反也没有证据，于是顺着线索查源头，最开始打调动军舰电话的那个人，叫欧阳钟。

欧阳钟，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欧阳格的侄子，而孙文主义学会，是西山会议派的老朋友，坚定的反共派。

事情查到这一步，也就差不多了。蒋介石很轻松地宣布释放李之龙，而欧阳钟等人误传命令、挑拨两党关系，险些酿成重大误会，也要撤职查办。当然，第一军的共产党员是不能回去的，蒋军长怕以后再有误会，很贴心地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让他们以后爱去哪去哪，总之别在第一军，让蒋校长看了心烦。

既然没有人阻拦，蒋介石的步子开始越迈越大。四月份汪精卫还在广州的时候，蒋介石给他写去一封长信，除了指责他对不住自已外（似乎也没什么对不住的），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如果回到台上，会被某派（指共产党）利用的。

这是又一个危险信号。

在此之前，不管大家吵得多厉害，蒋介石针对的都是个别人，例如李之龙、季山嘉、汪精卫，同时反复声明自已跟他们是私人冲突，不牵扯到党派纷争上去。大动旗鼓地整肃了半个月之后，他终于把目光转到了整个共产党，开始以国民党老大的身份横加指责，从共产党那里夺取权力。

在漫长的近代历史里，中山舰事件只是一个小插曲，历史学家们按照自身的立场相互解读，共产党认为蒋介石阴险狡诈，国民党说共产党算计在先，总之都是对方的错。不管是哪一边，对这件事都没有太多关照，因为苏联顾问走了又来，共产党员下岗后很快重新上岗，没有死一个人，没有放一回枪，甚至蒋介石此后仍然唱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高调，一切都很快恢复平静，没有再起波澜。

波澜，自此时起；分裂，再不可收。

中山舰事件其实是一起影响深远的兵变，它对国民党的破坏作用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破坏力大致相当于袁世凯+陈炯明+北洋军阀。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国民党还是一个努力向现代政党靠拢的团体，重要决定必须由中央执委集体决定，党内武装都受主席节制指挥，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和决策系统，不会任由军人胡作非为。经过蒋介石和共产国际的一番折腾，汪精卫被逼离职，实力派蒋介石大权在握，从此高层的发言权由枪杆子多少决定，而国民革命军也很快由职业军人蜕变为军阀的利益集团。

为了建立五权宪法、三民主义等内容，孙中山忙乎了大半辈子，结果蒋介石在两天时间里就把它扫进了垃圾堆，理由居然是拯救党国，不能说不是一个讽刺。

该抓的抓了，该放的放了，该分的也分了，还有一个人必须给个交待，那就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欧阳格，也就是那个“误传谣言”的欧阳钟的叔父的结局。

欧阳格本来是黄埔海校副校长，当年曾经掩护孙中山撤出广州，还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蒋司令喜欢结拜），也算一号重要人物。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不喜欢他传小话吓唬自已，把他关了起来，后来国共分裂，李之龙被抓起来枪毙，他则光荣出狱，去英国、德国考察海军。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东三省，蒋介石采取隐忍退让政策，他却回国参加义勇军，跟随马占山在东北拚死抵抗。

虽然做义勇军听上去很拉风，当年却是件爹不疼娘不爱的苦差事，完全是以个人力量对抗外国政府、破坏中日友好大菊的一小撮势力。得不到支援的马占山同样支撑不住，欧阳格很快兵败回到南京，要求成立一支鱼雷艇部队护卫内河，防范日本入侵南方，蒋介石当即任命欧阳格为电雷学校中将校长。

听到蒋介石的任命，所有海军兄弟都炸了锅。

国民党海军以闽系为主力，领头人是陈绍宽，而突然空降海军中将的欧阳格只是一名陆军中校，一点领船经验都没有，在注重资历的海军里，这就是反了天。

海军已经开始组建鱼雷部队，却突然空降一个陆军中校来管事，对蒋介石乱插钉子的做法，海军司令陈绍宽坚决表示抵制，最后欧阳格只能以少将“叙阶”的方法上任。

欧阳格的人缘不怎么样，但是他的鱼雷学校却是一顶一的硬汉。在日本全面侵略的关键时分，陈绍宽手下的海军毫无建树，欧阳格却带着鱼雷艇奋起应战，不惧牺牲。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号，电雷学校史可法中队第一零二号快艇向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发起夜袭，击伤日本装甲巡洋舰“出云”号，自身也受伤沉没，这是自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海军第一次主动向日本军舰发起的有效进攻。

鱼雷艇部队虽然英勇，却挽回不了危急的战局，最终败退到后方，欧阳格又一次被捕下狱，罪名是贪污军费、作战不力。

对这种离奇的指控，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作战不力的人有很多，欧阳格的鱼雷艇却是一直冲在最前线，直到损失殆尽，涌出过不少抗日英雄；至于贪污，那个年代大家的灰色收入多得很，海军上下都未必干净，欧阳格天天在飞机轰炸下冲锋陷阵，怎么也不该去查他的不对。大家唯一知道的是欧阳格打仗勇猛，做人却是一塌糊涂，他曾经不知进退地写了一本回忆录，想夸耀自已当年反共的“贡献”，蒋介石看过后勃然大怒，下令把书稿没收销毁。

欧阳格莫名其妙地抓了起来，又很快放了出来，无所事事地闲呆了两年。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没事的时候，突然间又有人上门把他抓走，说是两年前的罪行经过审定，确认要严肃处理。

一九四零年八月，欧阳格在重庆被枪决，下命令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结拜大哥蒋介石。到底为什么原因不知道，到底犯过什么错也不知道，就象当年的中山舰事件一样迷雾重重。

公平地说，欧阳格不是好人，但他算一条好汉。

欧阳格死了，他的电雷学校很快也散了伙，跟他过不去的海军司令陈绍宽五年后也被罢免，民国海军司令部重新洗牌。最后陈绍宽投了共产党，洗了又洗的民国海军再次分裂，一部分去了台湾，一部分投奔大陆，相互间反目成仇。

一九九八年，中山舰在湖北打捞出水，随即修复成为历史文物的一部分，此时蒋介石也死了二十三年。

这一笔笔烂帐，真不知从何说起。

汪精卫走了，蒋介石也不好意思直接上任，于是国民党主席位置空了出来，由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继任。

这是蒋介石人生的极小一步，却是他政治生涯的最一大步。

对张静江，蒋介石只能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满意得不能再满意。因为当年他和许崇智八拜为交，全靠旁边有位老大哥撮合，三个人相互约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位大哥就是张静江。

几年来国民党在广州打了又打，闹了又闹，号称要北伐统一中国，可是强大的北洋军阀们却是毫无反应，任由他们把一个军扩到八九个军，任由苏联军火武装的革命军磨刀霍霍，似乎是很不正常的事情。

不正常的事情，总会有不正常的原因。北洋军阀毫无动作，是因为他们很忙，忙着相互洗牌，抽不出时间来理会边远省份。

一年前冯玉祥本来打败了直系的吴佩孚，国民革命眼看就要南北联合，可孙中山却逝世了，吴佩孚找到奉系联手，又把冯玉祥打了回去，北京落入东北土匪张作霖的手里。

一直以来，不管是北洋军阀还是冯玉祥，对文人都是比较客气的。报纸可以批评政府，学生也可以针贬时弊，教授拿着军阀的大洋，天天把军阀们骂得狗血喷头也没关系，连袁世凯都只是笑笑，很少跟读书人较真。

然而张作霖就不一样了。他是军阀，而且是土匪军阀，从起家的时候就没有信义之类的约束，跟读书人更是丝毫不沾边。他打进北京后，过不久就把《京报》的创始人邵飘萍抓了起来。

邵飘萍被抓，是因为他经常仗义直言，自然也没少得罪张土匪。被抓起来后，北京城到处是托关系、找情面的人，希望能救他一命，关系一直疏通到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那里。

张学良也和邵飘萍有交情，然而面对京城的父老，他却表示：老爹一定要杀他，俺也没办法啊！

四月二十六号，受尽酷刑的邵飘萍被杀于北京天桥，《京报》被封。

北方军阀搞恐怖统治，更显出北伐革命、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重要性，第一把手蒋介石也很有紧迫感。此时的国民革命军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正是打仗的大好时机，蒋司令决定快刀斩乱麻地解决其他杂事，专心北伐。

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二届二中全会。在这场已经不团结、似乎也说不上和谐的大会上，蒋介石宣布，为了避免“党内纠纷”，必须搞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能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也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现有担任的要撤职换人。

拿出提案的时候，蒋介石心里还有一些紧张，毕竟他的要价太狠，共产党人不大可能同意。但他还是要赌一把，因为共产国际已经把他当成国民党左派的最高代言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就不会为共产党跟他翻脸。

这是迈出第一大步之后的第二步，也是他走向权力巅峰的重要一步，千万不能出错。

和蒋介石的预想完全一样，开会的中共代表团领导是张国焘、彭述之，两个人跟蒋介石都没有交情，听到他的霸王提案立刻火上心头，大骂蒋介石存心不良，国民党的左派也纷纷反对，认为蒋介石是在搞分裂。一场二中全会开了七天，吵得热火朝天，就是出不了结果。

张国焘很生气，陈独秀也很生气，但是决定权不在他们手上，而在共产国际。

鲍罗廷等人认为，蒋介石的条款完全是为了巩固国民党的凝聚力，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事，所以共产党应该接受。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做出这种缺心眼的决定，是因为他们缺底气。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都是伟大领袖斯大林在远东的得意成果，如果和国民党闹僵，就说明这些年花费的钱和枪都白出了，也就说明斯大林不正确、托洛茨基才正确，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对鲍罗廷等人来说，如此重大的事情是在自已手上闹出来的，收不了场就要算自已工作不力，就要影响到伟大统帅斯大林的威信，也就要顺带影响到全家老小的身家性命...

为了维护斯大林同志的威望、维持统一战线的和谐，共产国际再次做出圣裁，中国共产党必须签字接受蒋介石的议案。

事成定局。

毛泽东很愤怒。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让步，他却不顾共产党员的所谓组织纪律，既不签字也不举手同意，开完会就气呼呼地走了。

应该说毛泽东实在有愤怒的理由。共产党员不能担任部长，他等于是被一纸文案直接弄下了岗，再次成为国民党的编外人员。

两年前，主席台上那个人连开会资格都没有。短短两年时间里，他直接统率全局、威胁共产国际，逼走了和蔼可亲的汪精卫，逼走了自已和所有同志。

这就是枪杆子的实力，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在领到下岗通知书时，也学到了很多。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号，毛泽东交卸完差使，重新成为一名下岗职工。国民党做事既差劲又缺德，看到毛代部长这杯茶已经发凉，居然拖欠他几个月的工资不肯发，毛泽东也无力吐槽，只能重新脱掉皮鞋、换上草鞋，回农村搞他的农民运动。

对毛泽东的做法，陈独秀和蒋介石都不大看在眼里。陈独秀始终相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先进理论，而蒋校长在大陆的日子里压根没正眼瞧过农民：泥腿子们没教育、不识数、不念书，政治上落后，思想上愚昧，缺点数得出一箩筐，当兵都升不上排长，哪里配搞伟大的中国革命？

毛泽东知道大家的观点，但他还是要去农村。他始终相信，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要改变中国就得改变农民，而不改变农民，中国也等于一无改变。

蒋介石对毛泽东没有特别的感觉，在他眼里毛泽东不过是农村出来的土学生，自已轻轻用手一推，就把他连共产党都推了出去。蒋介石忙的是另一件事：北伐。

北伐既是孙中山的遗愿，更是自已统一中国的志向，现在党务、军务都准备就绪，出征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一九二六年七月，蒋介石顶着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头衔，正式出师北伐。出征前他没忘玩一个小花样，就是在七月六号先搞个选举，选自已为当国民政府主席，再宣布因为要北伐，主席一职临时让张静江代理。这样张静江事情还是要办，但职务却大不过他，不怕后方有人敢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