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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潮的那些事儿 04
送交者: 老朽 2014月08月10日13:02:45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回  答: 红潮的那些事儿 03 老朽 于 2014-08-10 13:01:38
 

郁闷无比的孙中山在军舰上呆了五十多天,没有等到任何奇迹,只能再回上海,重新当他的下岗总统。值得一提的是在海上漂泊的时间里,有几个随从一直陪伴着他,护卫他的安全,其中一个叫蒋介石,是中华同盟会的老党员,专程从浙江赶来的;另一位叫叶剑英,在宝璧舰上配合作战,还有三大卫队营长叶挺、薛岳、张发奎都在船上。他们此时都是默默无闻,但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名字将先后闪亮登场,成为乱世的新一代潮男。

 

一九二二年年底,下岗总统孙中山联合从前被自已赶走的桂军、滇军,向陈炯明开战(可见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陈炯明支撑不住,又被赶回了惠州,孙中山重新夺回广州,光荣上岗。

 

回到久违的广州,再进熟悉的总统府,孙总统的手段很黄很暴力,结果很傻很天真。他借兵驱逐陈炯明,自已并没落到多少好处,广东一到手马上就被桂军、滇军瓜分完,税务也被截下来充军饷,孙中山除了换一处不占产权的豪宅(总统府)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孙大总统哭笑不得地看着自已的“胜利”。他一无军权,二无饷银,下的命令出了办公室就不算数,没有税收应付相关开销,纯粹属于光杆司令。陈炯明在的时候广东一切都井井有条,等孙总统革命之后,桂军和滇军没有陈司令的觉悟,立刻乱成一团。军阀们虽然没有道德观念,倒也还认得钱,立刻在广东征收各项苛捐杂税,至于毒品赌博之类的更是全部合法化,总之一句话,只要能刮出油水,干啥都行。

 

在大总统孙中山和各路军阀的革命领导下,广东全省很快就乌烟瘴气、混乱不堪,甚至比北洋军阀还差出一大截,至于陈炯明搞的义务教育自然也成了泡影。反正饭都不让吃,读书之类投资自然是浪费钱,还是全部拉去当兵比较合算。

 

无论孙总统和军阀们怎样擅长弄钱,都是不够应付开销的,总统府于是想了个高招:他故意设定一个极短的期限,然后宣布只要到期不能出示地契的地都算公用,一律由军政府没收为官产,然后卖钱,连寺庙也不能例外。

 

这种卖地发财的政策很快在广东流行开来。广大贪官污吏都是眉开眼笑,纷纷配合领导刮地皮,并以极高的效率,在短时间里把广东地皮卖得精光,当然上上下下收一点好处也是免不了的事情(郑重声明,本人并非借古讽今,历史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至于所谓民生或老百姓的利益之类,孙大总统革命要紧,就顾不得小节了。

 

军阀刮税,总统刮地,每天大家都很用心,孙中山虽然贵为总统,但在需要钱的时候,打起劫来也是丝毫不逊色的。整个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上半年,大总统主要就是忙着用这类手段“治理”广东,当然更有两路外地军阀的“功劳”。

 

很明显,广东人民不满意,全国舆论不满意,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连孙中山自已都不满意。

 

孙大炮虽然喜欢吹牛,却还没失掉基本的判断力,做事情心里是有数的。他一辈子都不喜欢军阀,结果不得不招惹上军阀;本来是想占地盘,结果地盘给别人划完了,自已还要站出来给别人牵头;他最希望手下效忠,可最好、最有能力的爱将,却是他赶走的。

 

数数广州城里的一堆烂帐,他不知该从何说起。

 

不管顶着什么头衔,没有钱、没有权,就永远只算一个小屌丝,升不成高富帅。晴空万里的日子里,孙中山不止一次远望惠州城,怀念过陈炯明,正所谓衣不如新、人不如旧,有多少交情可以重来,有多少亲信值得等待。孙中山想过同陈炯明重归于好,陈炯明也一直惦记孙中山的旧,两个人各居一边,枪炮对峙,多次想再握彼此的手,重新走革命的路,却始终走不出那一步。

 

孙中山和陈炯明的想法很快就被周围的人看了出来。于是在热心人的周旋下,同盟会元老们纷纷向两边说合,希望孙总统和陈司令能超越不愉快的历史、放眼美好的未来,联手高举民国的大旗,把三民主义贯彻到底,为革命胜利共同努力。

 

手握重兵的陈炯明倒是没有意见。虽然孙大炮喜欢吹牛,但在军阀里面毕竟也算节操人物,他表示孙中山要是同意,可以重新给孙总统做下属。

 

看到实力派陈炯明点头,说合的人松了一口气,赶忙来找孙中山,告诉他这个利好消息。没想到孙中山听后陷入了沉默,然后说出一句话:“不行,我不要陈炯明回来。”

 

对方顿时愣住了。孙总统手上无权无势,充其量就是个架子,随时可能被其他军阀赶走,说不定还会拿着人头去北京请赏。陈司令肯归顺,那是天大的好事,孙大炮难道昏了头,放着现成的枪杆子不去抓,非要呕气不成?

 

看到来人疑惑的眼神,孙中山顿了一下,“他要回来也可以,得给我写个悔过书!”

 

悔过书,就是类似检查的东西,孙大总统不是不想陈司令回来,只是碍不过面子而已。来人松了一口气,赶紧去给陈炯明报信:陈司令你写个检查吧,写了检查你们俩就能在一起了!

 

对普通军阀来说,最重要的是地盘和枪杆子,写信之类的都是小儿科,只要有好处,一天发十个检查也没关系。可陈炯明偏偏是个有上进心的军阀,把面子看得跟里子一样重要,不管各路江湖朋友怎样苦苦劝说,就是不松口:干活可以,道歉没门!

 

消息反馈回广州,孙中山顿时火冒三丈。大总统被赶出广州的事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自已半夜逃命不说,还害得宋庆龄流产,又输面子又输孩子。让陈炯明写个检查过关,已经是额外开恩的好事,如果这个都做不到,孙大炮在江湖上还怎么混?

 

孙中山一定要,陈炯明偏不给,谈判就此陷进僵局。不少国民党元老都很着急,一轮轮来回劝架,有人甚至跪下来求孙中山,可孙大总统象吃了秤砣一样,铁了心不肯松口,拖来拖去,终于拖成了一辈子的恩怨。

 

陈炯明很淡定,孙中山很坚定,旁观的人心里都在犯疑:孙总统只有陈司令一支亲兵可以依靠,为什么还如此顽固,一句话的事都不肯让?

 

面对大家的质疑,孙中山只是沉默,没有多做解释。很快答案就出来了,孙总统不要陈司令做枪杆子,是因为孙总统有了新的枪杆子,而且比陈司令好用得多,所以讲话才这么有底气。而给孙总统送枪送炮的有关部门,叫做苏联。

 

孙总统比毛泽东年纪大得多,经历也复杂得多,当然更早明白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加上他思想解放、交际广阔,一直在同日本、德国、英美等列强谈判,主要议题是出让未来的中国一部分主权,换取军火和军费支持。

 

列强们自然对孙中山的建议相当感兴趣。但耐人寻味的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拒绝了他,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在中国地图上划一刀,而是没人相信孙总统的革命能成功。不管哪个国家的外交部门都不是傻子,看得出来眼前这个人吹牛是可以的,打仗是不行的,军政能力更是不及格的,对孙大炮的本质一眼就能洞穿;何况他混了几十年政坛,把国民党老底输得一干二净,好容易有个亲信却要造反,天天带着几个卫兵守在总统府,连手下的工资都经常发不出来,指望他划一片江山给自已,比较不可能。

 

所以孙中山只有不停地发建议,然后被拒绝,再发建议,再被拒绝,直到最失意的时候,苏联来到了他的身旁,告诉他说:我有钱,我给你。

 

几十年惊心动魄的历史、数百万人血流成河的大战、以及前所未有的建国立业,都从这一刻开始。

 

作为世界革命的先驱、无产阶级成功掌权的典范,苏联人跑来支援孙中山,最初是因为一个拙劣的误会。

 

当俄国推翻沙皇、共产党又把其他人推翻之后,以列宁为首的红军击败了俄国的白军及国际干涉军,正式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而在建国的头一年里,列宁曾经同德国签定过一个堪称丧权辱国的条约,叫布列斯特条约,具体来讲就是为了退出世界大战,向德国割让乌克兰、格鲁吉亚、立陶宛等大片国土,损失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铁矿,并赔偿六十亿马克。

 

不管在谁眼里,签这种条约都是典型的卖国,共产党内部也是吵成一团,不少人坚决不让签约,但列宁却坚持要签,并最终获得了党内重臣托洛茨基的支持,同德国达成和解。就在一片哀鸣准备破产的时候,一战突然结束了,德国偏偏是战败国,割地赔款之类条件自然也成了泡影。俄国顿时举国欢腾,纷纷夸奖列宁同志有眼光,利用战略空间打了个漂亮的时间差,既维护了和平又保住了领土,水平实在不是一般的高。

 

大家在庆祝,手下在恭维,列宁在狂汗。因为他签倒霉条约的时候,并没想到德国会战败,整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个误会。

 

根据马老爷子(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某个国家单独成功,必须是全世界无产者共同努力的结晶。马克思主义自然是一句顶一万句,列灯的书又读得好,擅长理论联系实际,很快就活学活用地推断,俄国革命既然成功,那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爆发自然是火烧眉毛,俄国只要撑过一段时间,英国、德国、法国等地的工人就会组织起来纷纷暴动,最终实现全球共产主义化。

 

这里要说明一点,有人认为列宁是德国间谍,应该是不大靠谱的,当年各国都在给敌国反对派送钱,连孙中山都能拿德国大洋给北洋政府捣乱,列宁要有这种事也不奇怪。列宁肯割地赔款,是他看死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没几天好活,甚至认为德国共产党马上会暴动成功,东西不用送出去就能回笼。没想到马克思的书写得白纸黑字,该发生的事情却一件也没发生,各大帝国的工人阶级是热心组织工会,天天闹着涨工资,可是列宁等得花儿都谢了,传说中的全球大暴动也没到来,德国共产党还被镇压得七死八活,白白浪费了半天的表情。

 

辛苦等几年并没什么,关键是马克思主义里的预言不正确,这个事情性质比较严重,搞不好会动摇大家的根本信念。经过仔细的研究分析,俄国共产党得出结论,其他帝国主义强国没有发生暴动,是因为日子过得比较舒服,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工人贵族”阶层,抵消了俄国革命的影响;而万恶的帝国主义能让工人的生活过得舒服,并不是他们治国有方,只是因为他们残酷剥削殖民地国家,有钱保证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平。

 

想要促进世界革命,必须先阻断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直接跟帝国主义干仗是不行的,毕竟对方势力过于强大,列宁决定广泛发动殖民地的革命斗争,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实现革命成功。于是下一个问题又来了,马克思主张革命先锋阶级必须是工人阶级,可是各个殖民地都比较落后(不然也不会被殖民),不要说工人,工厂都没几家,等他们组团造反,估计要等到苏联解体。

 

够先进的不肯造反,肯造反的又不够先进,眼看要被马老头忽悠在绕口令里,几个无产阶级领袖都是十分捉急。列宁不愧是伟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面对同志们的怀疑,他站出来大手一挥,响亮地告诉大家说:“同志们不用怕,我知道怎么办!”

 

雄辩的事实证明,列宁确实不愧无产阶级理论家的称号,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能绕出办法来。根据他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里面需要带动工人阶级造反,要工人造反就必须先让殖民地造反,但殖民地未必有资格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因此只要殖民地能出现革命就是胜利。可以由他们先革命独立,再促成各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造反,等全球几大国的共产党都掌权之后,落后的殖民地当然是瓜熟蒂落,想不进入共产主义也不行。

 

听过列宁的分段造反理论,大家顿时恍然大悟,都是打心眼里佩服:领导就是有水平啊!

 

既然有了先进革命理论,自然应该把它付诸实践,而最大、最有潜力的革命对象不用问也能猜到,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远东局很快往中国派出了代表,成功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同列宁预想的一样,他们招不够合适的工人党员,只找到一帮死读书的空想家搞理论研究,连出门的车票钱都挣不到,革命什么的根本指望不上。

 

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全国有五十个党员,经过一年时间“飞速发展”,好不容易扩张到一百多,除掉李大钊等少数几个工资比较高的教授,其他人都是谋生困难的小屌丝,不要说领导革命,吃顿革命工作餐都得靠苏联赞助。

 

所以列宁相信,想要中国闹革命,必须支持势力比较大的资产阶级派系,让他们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促成全球工人阶级造反。而在各个中国派系中,北洋军阀是不大好指望的(其实也指望过),滇军、桂军正眼都不会看一眼,革命经验最丰富、最值得苏联投资的还得算孙中山的革命党。

 

如果看现在的宣传,大概有两种说法,一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二是五四运动后中国开始流行马克思主义。严格来讲,这两句话都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老爷子的出版物,十月革命以前就从日本流进中国了,连“共产党”这个词都是日本的外来语。老牌革命家大都看过相关工农革命的文章,之所以孙中山他们没有立刻投奔革命,是因为马克思讲的只是概念,并不能在中国变成现实。即使在苏联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的态度也是一观二望,根本说不上向往,因为苏联很穷,很弱小。

 

看上去有点势利,却是政治家的必然。

 

各路革命人士真正有兴趣跟苏联打交道,是苏联打败几路干涉军、实力开始扩张的时候。因为看到革命后俄国军队实力雄厚,国防力量开始壮大,所以大家才会高看一眼,希望能跟他们学点经验,照葫芦画瓢地搞一支强大的军队,建立自己的地盘,甚至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和某些北洋军阀都是非常实在的。

 

早在一九二一年底,孙中山就通过各种途径见了苏联派来的代表马林,并多方面交流了意见。马林对孙大炮十分满意,认为国民党里面什么人都有,共产党也可以加进去借壳上市,一块展开革命工作。

 

对苏联的想法,孙中山最开始比较犹豫,因为两派人马信仰不同、组织不同,虽然都有革命志向,做事却是南辕北辙。但苏联代表十分积极,认为可以实现强强联合,加上共产党在陈炯明事件里坚定支持孙中山(注:广东地区共产党不支持孙中山,因此负责人陈公博被开除),终于让蹲在租界避难的孙大炮改了主意,觉得人多总比没人好,同意共产党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共同奔向胜利的革命远方。

 

孙中山的工作做完,接下来是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八月底,马林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用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一一压服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等人,终于陈独秀奉命决定全体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同时孙中山也答应对国民党进行大规模改组,研究新的党纲和人事安排。

 

不管后来情况怎样,至少在一九二二年底的时候吸纳共产党加入,孙中山是大大赚了一笔的。共产党人数虽然少,却都是知识精英,而且组织宣传功底相当深厚,工作又努力积极,对待遇要求很少,实在是经济适用型干部;此外共产国际还随之送来大批援助经费,支持孙总统改建新锐国民党,可谓是人财两得。

 

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在上海正式会见了苏联派来的另一位代表。由于先前已经做了两年工作,此时很快就在各方面达成一致,并决定发表一份共同宣言,确定彼此的合作基础。和孙中山打交道的代表叫阿道尔夫·阿卜兰莫维奇,中文名字越飞,这份宣言就叫孙文越飞宣言。

 

孙越宣言的内容不多,总地来讲,包括苏联支持民国统一但暂时不实行共产主义、放弃沙俄时代的不平等条约、不支持外蒙独立一类非常动听的文字,以此作为同国民党合作的保证与诚意。宣言发表完后,这一年的五月份,苏联恰到好处地关照了孙总统,给他送来两百万金卢布。

 

对孙中山来说,合并共产党无非是多了两百号党员,对他并不构成什么威胁,明晃晃眼的外汇才是最动心的东西,因为一路支撑到这个时候,他的大帅府已经揭不开锅了。

 

每天穿着西装四处开会的时候,孙中山都在为钱发愁。大帅府出门就是别人的收费站,日子过得有一天没一天,不尽快解决那帮军阀,他迟早要被赶出广州城。此刻最急的事情是依靠苏联建起自已的武装和班底,夺取整个广东省,接着北伐统一全中国。

 

于是在二三年的六月,毛泽东等共产党员一齐来到国民党总部广州,召开第三次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加入国民党。在这次大会上,马林帮助广大共产党员统一了认识,让他们明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力量极为弱小,必须加入国民党、充实国民党的革命力量,才能实现革命的阶段性胜利。

 

虽然广州到处是军阀,但孙中山毕竟是名义上的大元帅、大总统,请客开会的面子还是有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一件好事,因为不用再东躲西藏,可以正大光明选地方聚会,陈独秀还记得去年开会时弄得太过隐密、毛泽东等人来了上海都找不到组织的事情。

 

作为后生小辈,毛泽东当然没资格评论孙大总统的坎坷历史,他只知道在广州的经历十分开心。有人安排住宿,有人请客吃饭,再也不用担心巡捕和秘探,也不用躲躲闪闪地找地方,他不由得打心眼里感概一件事:有自已的地盘真好啊!

 

毛泽东的广州之行分外逍遥。他不光见到传说中的孙中山,还顺利地成为政治局秘书,走进共产党的核心圈里。在这个兴高采烈的大会上,政治局通过苏联的决定,所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两家联手革命,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

 

搞完入党宣誓(国民党),在广州的毛泽东不仅多了一段公费旅行的愉快回忆,还多了一张崭新的国民党党证。一边开会,一边闲逛,毛泽东意外地碰到一位老乡:三年前被人打出湖南的谭延闿。下岗的谭督军正在孙中山手下当建设部长,住在培正路简园。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尤其是两个人都跟赵恒惕有过节,顿时显得分外亲热。谭延闿同毛泽东聊过湖南的情形后,便在八月份起兵打湖南去了。

 

谭延闿做人、书法都是一把好手,可打仗似乎并不在行,八月开战,九月就被灰头土脸地赶了回来,只能继续在孙中山手下待岗。毛泽东本来想正大光明地回湖南,看到谭老乡打仗不顺利,只好一个人回老家,继续他的秘密工作。

 

回家的毛泽东并没有闲着。按照组织要求,既然加入国民党,那就认认真真地做国民党的党员,毛泽东十分卖力地发挥基层组织能力,在湖南建立国民党总部,四处搞支部招人。在他努力干活的时候,又传来另一个喜讯,在这一年的十一月,第二个儿子毛岸青也出世了。

 

毛泽东一面顾家带孩子,一面热火朝天地大力建设国民党(没错,是建设国民党),把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到了二四年一月的时候又接到命令,调他去上海公干。

 

对这次的出差任务,毛泽东是很舍不得的。杨开慧从十八岁起跟着他,这些年很少团圆过,此时的毛岸青才三个月大。离开湖南时,毛泽东看着妻子和幼小的孩子们,忍不住愁肠百结,为她写下一首《贺新 郎》: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 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字,重比翼,和云翥。

 

虽然要抛妻别子,毛泽东还是去了上海。事实证明,这趟离别是值得的,原来孙中山决定搞一趟正规化建设,以后办事也好有章程,去上海是为了集合到广州,正式召开国民党的大会,促成这次大会的人是新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

 

由于去年孙中山拿到两百万卢布后,并没有象苏联希望的那样跑到北方闹革命,却坚持要把广东当成根据地;加上陈独秀在广州对工作没有太多促进,反而经常跟孙中山发生口角,苏联代表马林威信扫地,已经被当成右派分子下岗走人,换了驻华外交使团的鲍罗廷接替工作。

 

先前同马林发生不愉快,孙中山心里很是有点意见,但对鲍罗廷的到来还是热烈欢迎的。倒不是他跟老鲍有什么交情,而是去年的那两百万块钱花完了,急需新的财政援助。

 

孙中山的困窘情况,鲍罗廷当然知道得一清二楚,不等客户提出资金要求,他先艺术地问了一个问题:苏联的援助当然可以送来,但是拿到这些钱之后,如何才能把国民党建设成一个强有力的大党,进而战胜不可一世的军阀呢?

 

对这个问题,孙中山也很苦恼。外援总是有限的,而他的困难却多得几乎绝望,即使再到手几百万卢布,也不过应付久一点的开销,连身边的滇军、桂军都打不赢。看到孙总统的脸色转向沉重,鲍罗廷十分耐心地分析了国民党的形势。

 

按照国民党(其实就是孙中山自已)的宣传,本党拥有十万到二十万党员,堪称中国第一大党。但这个名额是指“号称”支持三民主义的人,不是实打实的党员,实际上总部广州也不过六千个缴党费的人,而重新登记之后,发现不过才三千。即使是这三千党员,孙老大平时也没怎么关照过,既不搞政治学习,又不定期开会,更不会向基层通报当前的目标,只是平时写几篇三民主义的稿子登在报纸上,希望广大党员能主动加以学习、加强自我修养而已。

 

面对鲍罗廷的分析,孙中山十分惭愧地承认,在党建方面他确实落在了后面。因为没有严格的组织,国民党在成立的十二年里毫无作为(成绩无甚可述),只是找个地方挂牌而已。鲍罗廷更进一步指出,随意吸纳军阀入党并没有任何好处,他告诉孙中山说,“你今天把那些人加进党里,明天他们就打进总统府造反,国民党不仅不能节制军阀党员,连在枪口下混个平安都不容易,必须用党节制军队才行啊!”

 

听完一番话,孙中山顿时觉得醍醐灌顶,对鲍罗廷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终于明白过来,革命靠军阀是不行的,靠雇佣军也是不够的,必须象俄国那样建立自上而下的强大组织,以党为基础重新建立自已的军队,才能所向披糜、无往而不胜,苏联红军就是最好的例证。他马上命令成立“改组委员会”,由汪精卫、廖促恺、戴季陶、李大钊等人研究如何改组现有的国民党。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号,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顺利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度,并在党章中详细规定了国民党的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纪律制裁等具体内容。谁要有心仔细看一下,会发现这份历史性的改革文件在版权上相当有问题,因为所有条款几乎都是照搬苏联共产党的党章规定,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如此重要的会议,国民党代表自然不宜缺席,毛泽东等共产党也是国民党,全部都要参加。虽然两个党还都属于非主流势力(主流是北洋政府),但并不影响会议的热烈进行,尤其是两党怎么合成一个、相互间的帐又怎么算,从一开始就冲突激烈。

 

对这样的情景,孙中山和李大钊都不意外。世界上最难与人分享的就是权力,让一个人和别一个人分权都难,何况是一群人和另一群人。孙中山最头痛的是怎样把两个党搞出交情来,然后顺利北伐、进军全国,鲍罗廷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特别要求共产党员发扬风格,在具体人事安排上不能跟国民党竞争,选举的时候一律只选孙中山,尽量把大会开成一次继往开来的团结会。

 

鲍罗廷是共产国际代表,又有极为出色的外交能力,李大钊和陈独秀也尽力配合,开会时尽量低调,不跟国民党发生冲突。当然孙中山也很够意思,为了发挥共产党人吃苦耐劳搞组织的优点,他在相当多的关键岗位上安排了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并且对未来的合作前景给予了高度的期望。尽管相当多的人对共产党戒备有加,但在高层领导的全力促成下,一大还是相当成功地闭幕了,孙中山并大力提拨了一批年轻干部,希望他们能在未来的岁月里压重担、挑大梁,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其中就包括毛泽东。

 

孙中山很欣赏毛泽东。

 

三十一岁的毛泽东是湖南国民党的代表,又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办事稳重,口才突出,湖南党部的工作搞得相当出色。孙中山对有用人才向来关注,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谭延闿的这个小老乡非常有价值,应该多加提拨,拉进自已的阵营里发挥专长。

 

一月三十号,国民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孙中山亲自把毛泽东加进中央候补委员名单里,由大会表决通过。年纪轻轻的毛泽东没当几天国民党,就顺利走进中央委员的核心圈,可谓平步青云,四面逢源。

 

同时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高层人物,手上还有赵恒惕送的大洋做机动款,毛泽东很快乐。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象毛泽东那样快乐。事实上从一大召开时起,国民党内部的争议就没有停过,并在后来越演越烈,几乎无法调和。而要单纯把他们的争议归结为中国人喜欢内斗似乎也不靠谱,因为他们确实是相当认真地在争执,争执一些从理论到实践都极为危险的东西。

 

苏联愿意扶持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有人有地盘,可以迅速扶植起来闹革命,又快又省事;苏联支持共产党,是希望资产阶级联合革命成功后,国家发展个几年几十年,工人阶级就会变成主流力量,那时再让共产党领来个社会主义大革命,顺理成章地走向共产主义。整个流程看上去多快好省,却有一个致命的危险,那就是国民党人成功的时候,他们将变成共产党人的敌人,要发动工人革他们的命。

 

如此危险的理论悄悄说也就罢了,可苏联老大哥为了解释自已的动机,偏偏把它当成一种了不起的理论创新,象街头老大妈一样四处卖弄,生怕旁人不知道。共产党人无所谓,反正是革命,革谁的都是革;到国民党那里,问题就相当严重了。不需要太多理论研究,也不需要启蒙研讨,不少人已经悟出一个道理:国共合作是为了革命胜利,但革命最好不要胜利,因为成功的那一天,共产党将在苏联支持下,把枪口对准自已的脑袋。

 

设计上明明注定冲突的两套程序,却非要放到一块主板里运行,死机的情况自然是在所难免。面对频繁出现的各种问题,不管是孙中山还是后来的蒋介石都是束手无策,开发商共产国际又给不出修复补丁,大家只好不停地重启系统,直到彻底崩溃的那一天。

 

如果说孙中山看不出国共合作的问题,那实在是冤枉了他的智商,只是孙总统虽然心里有数,却没有别的牌可打。有人曾经劝过他不要和苏联合作,孙中山没有敷衍或打哈哈,而是愤愤不平地说了一段话:

“你们都劝我不要和苏俄合作,但是我现在是掉在水里快要淹死,却没有人拉我一把,苏援是我唯一的机会,怎么能不要呢!”

 

为了一点钱和枪,他曾经想过把东北抵押给日本,也曾经找过英国、美国、德国,开的条件一次比一次优惠,却全都被拒绝了,一直沦落到靠军阀过日子的地步。所以我相信,孙中山对人说的那段话,是他的真实写照。

 

鲍罗廷果然做事不含糊,很快送来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实惠支持:大把卢布和枪支弹药。眼看财政重新宽裕,崭新上油的苏制莫辛步枪也要到位,孙中山兴奋得两眼都在发光,根据先前同苏联商量的决定,孙中山安排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建军校。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每一个军阀的共识,不管是革命军阀还是反革命军阀,首先必须要有实力说话才硬气。孙中山一直想组织自已的队伍,实现横刀立马的梦想,但手上的家伙数量有限,远不够建军需要,更不用提对抗滇军和桂军了。正当他左思右想的时候,苏联专家告诉他:事业起步时需要的不是军队,而是军校。

 

孙中山顿时恍然大悟。雇佣军永远是不可靠的,他们不会忠于自已,只有办军校才能培养亲信军官团,再让手下的军官去出兵放马,比直接建军效果好得多。孙中山于是同莫斯科商定,选一个地方建军校,用苏联援助的军火培训学生们,毕业后直接编进革命军打仗。经过仔细考察(主要是没钱),他把学校的地址选在市郊荒凉的黄埔岛上。

 

虽然地方偏远、条件简陋,孙中山建的军校却是赫赫有名。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这所军校的毕业生将在整个中国大地上相互征战,彼此动用几十万、几百万人冲锋,每个毕业生都要经历密集的枪林弹雨,每个活下来的人名字背后都将挂满淋漓鲜血和累累尸骨,这就是近代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

 

然而孙中山没有机会看到那一天的到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正在四处搭砖盖房子,并考虑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谁来当军校的校长。

 

黄埔军校是他的亲兵,当然要由最给力的人当校长,而且这个人必须能被共产国际接受。从理论上讲孙中山自已当校长也可以,但孙总统平时极为繁忙,日常工作主要是搞政治,没空管学生的教学生活,所以必须找人来当差。

 

这实在是件不好办的事情,孙中山很头痛。国民党本来组织就非常松散,内部派系又多,亲共的左派和反共的右派斗争非常激烈,没事也能吵得热火朝天。黄埔军校是国民党的根本,校长不仅要有能力,还不能掺和在党争里面,而且最好同大家都没有矛盾,否则弄出个军校打群架的火拚闹剧,那就一切都完蛋了。

 

又要听话又要懂打仗,人缘要好,党派背景不能太重,业务上还必须过得去,实在是难为了孙中山。经过精挑细选,孙中山最后选定一个人来当校长,这个人平时不在他身边办事,又读过军校,对自已也算忠心,业务上应该还算过得去。孙中山于是把他从浙江老家叫出来,给了一个去苏联考察的名额,让他帮自已筹建军校。

 

按理说当校长的待遇不差,孙总统面子也不小,可那个人却非常懒散,从俄国回来后干了几天就撂挑子,还找了一大堆理由:没钱,没人,没东西,总之干不下去。可怜的孙中山只好让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四处张罗,筹钱盖房子。

 

廖仲恺是个老实人,孙中山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建军校是个吞钱的事情,苏联援助只够弄个启动资金,他就在极度缺钱的情况下长袖善舞,拼命找军阀说好话、拉赞助,终于把大致的架子搭了起来,然后给跑路的校长打电报,表示军校已经可以开张了,校长你还是来上班吧,大伙需要你。

 

忙乎半天,最后却是给别人做嫁妆,廖仲恺的代表是当得有点窝囊的。除了他和孙中山都同那个人有交情之外,另一点也是不得不召人回来的原因,那就是廖仲恺革命资格固然老,却不懂军事,只能搞点后勤。

 

军校负责人不能不懂军事,所以孙中山和廖仲恺都很着急。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跑路的校长终于离开舒适的浙江老家,来到简陋不堪的黄埔岛喂蚊子。

 

莫斯科和广州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决定竟然改变了国民党的命运,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因为那个喜欢赌气的校长正是后来的中华民国元首、再后来的台湾岛岛主,他的名字叫蒋介石。

 

著名的历史说书家萨苏曾经有过一段评论(大意),认为历史的每一代人都可以看成是一个阶梯,下一代人超越前人,又会成为下下一代人的障碍,并不是前面的人都错了,而是后人只有站在先人的肩头,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按照老萨的观点,可以说袁世凯是站在清朝的肩膀上把满清踩下了台,然后孙中山踩过袁世凯的肩膀,建起一个半虚半实的国民党。但孙中山不会想到的是,他刚刚看到希望的曙光,踩他肩膀的人已经走上了舞台,那就是他提拨的军校校长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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