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无比的孙中山在军舰上呆了五十多天，没有等到任何奇迹，只能再回上海，重新当他的下岗总统。值得一提的是在海上漂泊的时间里，有几个随从一直陪伴着他，护卫他的安全，其中一个叫蒋介石，是中华同盟会的老党员，专程从浙江赶来的；另一位叫叶剑英，在宝璧舰上配合作战，还有三大卫队营长叶挺、薛岳、张发奎都在船上。他们此时都是默默无闻，但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名字将先后闪亮登场，成为乱世的新一代潮男。

一九二二年年底，下岗总统孙中山联合从前被自已赶走的桂军、滇军，向陈炯明开战（可见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陈炯明支撑不住，又被赶回了惠州，孙中山重新夺回广州，光荣上岗。

回到久违的广州，再进熟悉的总统府，孙总统的手段很黄很暴力，结果很傻很天真。他借兵驱逐陈炯明，自已并没落到多少好处，广东一到手马上就被桂军、滇军瓜分完，税务也被截下来充军饷，孙中山除了换一处不占产权的豪宅（总统府）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孙大总统哭笑不得地看着自已的“胜利”。他一无军权，二无饷银，下的命令出了办公室就不算数，没有税收应付相关开销，纯粹属于光杆司令。陈炯明在的时候广东一切都井井有条，等孙总统革命之后，桂军和滇军没有陈司令的觉悟，立刻乱成一团。军阀们虽然没有道德观念，倒也还认得钱，立刻在广东征收各项苛捐杂税，至于毒品赌博之类的更是全部合法化，总之一句话，只要能刮出油水，干啥都行。

在大总统孙中山和各路军阀的革命领导下，广东全省很快就乌烟瘴气、混乱不堪，甚至比北洋军阀还差出一大截，至于陈炯明搞的义务教育自然也成了泡影。反正饭都不让吃，读书之类投资自然是浪费钱，还是全部拉去当兵比较合算。

无论孙总统和军阀们怎样擅长弄钱，都是不够应付开销的，总统府于是想了个高招：他故意设定一个极短的期限，然后宣布只要到期不能出示地契的地都算公用，一律由军政府没收为官产，然后卖钱，连寺庙也不能例外。

这种卖地发财的政策很快在广东流行开来。广大贪官污吏都是眉开眼笑，纷纷配合领导刮地皮，并以极高的效率，在短时间里把广东地皮卖得精光，当然上上下下收一点好处也是免不了的事情（郑重声明，本人并非借古讽今，历史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至于所谓民生或老百姓的利益之类，孙大总统革命要紧，就顾不得小节了。

军阀刮税，总统刮地，每天大家都很用心，孙中山虽然贵为总统，但在需要钱的时候，打起劫来也是丝毫不逊色的。整个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上半年，大总统主要就是忙着用这类手段“治理”广东，当然更有两路外地军阀的“功劳”。

很明显，广东人民不满意，全国舆论不满意，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连孙中山自已都不满意。

孙大炮虽然喜欢吹牛，却还没失掉基本的判断力，做事情心里是有数的。他一辈子都不喜欢军阀，结果不得不招惹上军阀；本来是想占地盘，结果地盘给别人划完了，自已还要站出来给别人牵头；他最希望手下效忠，可最好、最有能力的爱将，却是他赶走的。

数数广州城里的一堆烂帐，他不知该从何说起。

不管顶着什么头衔，没有钱、没有权，就永远只算一个小屌丝，升不成高富帅。晴空万里的日子里，孙中山不止一次远望惠州城，怀念过陈炯明，正所谓衣不如新、人不如旧，有多少交情可以重来，有多少亲信值得等待。孙中山想过同陈炯明重归于好，陈炯明也一直惦记孙中山的旧，两个人各居一边，枪炮对峙，多次想再握彼此的手，重新走革命的路，却始终走不出那一步。

孙中山和陈炯明的想法很快就被周围的人看了出来。于是在热心人的周旋下，同盟会元老们纷纷向两边说合，希望孙总统和陈司令能超越不愉快的历史、放眼美好的未来，联手高举民国的大旗，把三民主义贯彻到底，为革命胜利共同努力。

手握重兵的陈炯明倒是没有意见。虽然孙大炮喜欢吹牛，但在军阀里面毕竟也算节操人物，他表示孙中山要是同意，可以重新给孙总统做下属。

看到实力派陈炯明点头，说合的人松了一口气，赶忙来找孙中山，告诉他这个利好消息。没想到孙中山听后陷入了沉默，然后说出一句话：“不行，我不要陈炯明回来。”

对方顿时愣住了。孙总统手上无权无势，充其量就是个架子，随时可能被其他军阀赶走，说不定还会拿着人头去北京请赏。陈司令肯归顺，那是天大的好事，孙大炮难道昏了头，放着现成的枪杆子不去抓，非要呕气不成？

看到来人疑惑的眼神，孙中山顿了一下，“他要回来也可以，得给我写个悔过书！”

悔过书，就是类似检查的东西，孙大总统不是不想陈司令回来，只是碍不过面子而已。来人松了一口气，赶紧去给陈炯明报信：陈司令你写个检查吧，写了检查你们俩就能在一起了！

对普通军阀来说，最重要的是地盘和枪杆子，写信之类的都是小儿科，只要有好处，一天发十个检查也没关系。可陈炯明偏偏是个有上进心的军阀，把面子看得跟里子一样重要，不管各路江湖朋友怎样苦苦劝说，就是不松口：干活可以，道歉没门！

消息反馈回广州，孙中山顿时火冒三丈。大总统被赶出广州的事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自已半夜逃命不说，还害得宋庆龄流产，又输面子又输孩子。让陈炯明写个检查过关，已经是额外开恩的好事，如果这个都做不到，孙大炮在江湖上还怎么混？

孙中山一定要，陈炯明偏不给，谈判就此陷进僵局。不少国民党元老都很着急，一轮轮来回劝架，有人甚至跪下来求孙中山，可孙大总统象吃了秤砣一样，铁了心不肯松口，拖来拖去，终于拖成了一辈子的恩怨。

陈炯明很淡定，孙中山很坚定，旁观的人心里都在犯疑：孙总统只有陈司令一支亲兵可以依靠，为什么还如此顽固，一句话的事都不肯让？

面对大家的质疑，孙中山只是沉默，没有多做解释。很快答案就出来了，孙总统不要陈司令做枪杆子，是因为孙总统有了新的枪杆子，而且比陈司令好用得多，所以讲话才这么有底气。而给孙总统送枪送炮的有关部门，叫做苏联。

孙总统比毛泽东年纪大得多，经历也复杂得多，当然更早明白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加上他思想解放、交际广阔，一直在同日本、德国、英美等列强谈判，主要议题是出让未来的中国一部分主权，换取军火和军费支持。

列强们自然对孙中山的建议相当感兴趣。但耐人寻味的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拒绝了他，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在中国地图上划一刀，而是没人相信孙总统的革命能成功。不管哪个国家的外交部门都不是傻子，看得出来眼前这个人吹牛是可以的，打仗是不行的，军政能力更是不及格的，对孙大炮的本质一眼就能洞穿；何况他混了几十年政坛，把国民党老底输得一干二净，好容易有个亲信却要造反，天天带着几个卫兵守在总统府，连手下的工资都经常发不出来，指望他划一片江山给自已，比较不可能。

所以孙中山只有不停地发建议，然后被拒绝，再发建议，再被拒绝，直到最失意的时候，苏联来到了他的身旁，告诉他说：我有钱，我给你。

几十年惊心动魄的历史、数百万人血流成河的大战、以及前所未有的建国立业，都从这一刻开始。

作为世界革命的先驱、无产阶级成功掌权的典范，苏联人跑来支援孙中山，最初是因为一个拙劣的误会。

当俄国推翻沙皇、共产党又把其他人推翻之后，以列宁为首的红军击败了俄国的白军及国际干涉军，正式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而在建国的头一年里，列宁曾经同德国签定过一个堪称丧权辱国的条约，叫布列斯特条约，具体来讲就是为了退出世界大战，向德国割让乌克兰、格鲁吉亚、立陶宛等大片国土，损失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铁矿，并赔偿六十亿马克。

不管在谁眼里，签这种条约都是典型的卖国，共产党内部也是吵成一团，不少人坚决不让签约，但列宁却坚持要签，并最终获得了党内重臣托洛茨基的支持，同德国达成和解。就在一片哀鸣准备破产的时候，一战突然结束了，德国偏偏是战败国，割地赔款之类条件自然也成了泡影。俄国顿时举国欢腾，纷纷夸奖列宁同志有眼光，利用战略空间打了个漂亮的时间差，既维护了和平又保住了领土，水平实在不是一般的高。

大家在庆祝，手下在恭维，列宁在狂汗。因为他签倒霉条约的时候，并没想到德国会战败，整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个误会。

根据马老爷子（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某个国家单独成功，必须是全世界无产者共同努力的结晶。马克思主义自然是一句顶一万句，列灯的书又读得好，擅长理论联系实际，很快就活学活用地推断，俄国革命既然成功，那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爆发自然是火烧眉毛，俄国只要撑过一段时间，英国、德国、法国等地的工人就会组织起来纷纷暴动，最终实现全球共产主义化。

这里要说明一点，有人认为列宁是德国间谍，应该是不大靠谱的，当年各国都在给敌国反对派送钱，连孙中山都能拿德国大洋给北洋政府捣乱，列宁要有这种事也不奇怪。列宁肯割地赔款，是他看死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没几天好活，甚至认为德国共产党马上会暴动成功，东西不用送出去就能回笼。没想到马克思的书写得白纸黑字，该发生的事情却一件也没发生，各大帝国的工人阶级是热心组织工会，天天闹着涨工资，可是列宁等得花儿都谢了，传说中的全球大暴动也没到来，德国共产党还被镇压得七死八活，白白浪费了半天的表情。

辛苦等几年并没什么，关键是马克思主义里的预言不正确，这个事情性质比较严重，搞不好会动摇大家的根本信念。经过仔细的研究分析，俄国共产党得出结论，其他帝国主义强国没有发生暴动，是因为日子过得比较舒服，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工人贵族”阶层，抵消了俄国革命的影响；而万恶的帝国主义能让工人的生活过得舒服，并不是他们治国有方，只是因为他们残酷剥削殖民地国家，有钱保证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平。

想要促进世界革命，必须先阻断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直接跟帝国主义干仗是不行的，毕竟对方势力过于强大，列宁决定广泛发动殖民地的革命斗争，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实现革命成功。于是下一个问题又来了，马克思主张革命先锋阶级必须是工人阶级，可是各个殖民地都比较落后（不然也不会被殖民），不要说工人，工厂都没几家，等他们组团造反，估计要等到苏联解体。

够先进的不肯造反，肯造反的又不够先进，眼看要被马老头忽悠在绕口令里，几个无产阶级领袖都是十分捉急。列宁不愧是伟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面对同志们的怀疑，他站出来大手一挥，响亮地告诉大家说：“同志们不用怕，我知道怎么办！”

雄辩的事实证明，列宁确实不愧无产阶级理论家的称号，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能绕出办法来。根据他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里面需要带动工人阶级造反，要工人造反就必须先让殖民地造反，但殖民地未必有资格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因此只要殖民地能出现革命就是胜利。可以由他们先革命独立，再促成各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造反，等全球几大国的共产党都掌权之后，落后的殖民地当然是瓜熟蒂落，想不进入共产主义也不行。

听过列宁的分段造反理论，大家顿时恍然大悟，都是打心眼里佩服：领导就是有水平啊！

既然有了先进革命理论，自然应该把它付诸实践，而最大、最有潜力的革命对象不用问也能猜到，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远东局很快往中国派出了代表，成功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同列宁预想的一样，他们招不够合适的工人党员，只找到一帮死读书的空想家搞理论研究，连出门的车票钱都挣不到，革命什么的根本指望不上。

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全国有五十个党员，经过一年时间“飞速发展”，好不容易扩张到一百多，除掉李大钊等少数几个工资比较高的教授，其他人都是谋生困难的小屌丝，不要说领导革命，吃顿革命工作餐都得靠苏联赞助。

所以列宁相信，想要中国闹革命，必须支持势力比较大的资产阶级派系，让他们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促成全球工人阶级造反。而在各个中国派系中，北洋军阀是不大好指望的（其实也指望过），滇军、桂军正眼都不会看一眼，革命经验最丰富、最值得苏联投资的还得算孙中山的革命党。

如果看现在的宣传，大概有两种说法，一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二是五四运动后中国开始流行马克思主义。严格来讲，这两句话都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老爷子的出版物，十月革命以前就从日本流进中国了，连“共产党”这个词都是日本的外来语。老牌革命家大都看过相关工农革命的文章，之所以孙中山他们没有立刻投奔革命，是因为马克思讲的只是概念，并不能在中国变成现实。即使在苏联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的态度也是一观二望，根本说不上向往，因为苏联很穷，很弱小。

看上去有点势利，却是政治家的必然。

各路革命人士真正有兴趣跟苏联打交道，是苏联打败几路干涉军、实力开始扩张的时候。因为看到革命后俄国军队实力雄厚，国防力量开始壮大，所以大家才会高看一眼，希望能跟他们学点经验，照葫芦画瓢地搞一支强大的军队，建立自己的地盘，甚至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和某些北洋军阀都是非常实在的。

早在一九二一年底，孙中山就通过各种途径见了苏联派来的代表马林，并多方面交流了意见。马林对孙大炮十分满意，认为国民党里面什么人都有，共产党也可以加进去借壳上市，一块展开革命工作。

对苏联的想法，孙中山最开始比较犹豫，因为两派人马信仰不同、组织不同，虽然都有革命志向，做事却是南辕北辙。但苏联代表十分积极，认为可以实现强强联合，加上共产党在陈炯明事件里坚定支持孙中山（注：广东地区共产党不支持孙中山，因此负责人陈公博被开除），终于让蹲在租界避难的孙大炮改了主意，觉得人多总比没人好，同意共产党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共同奔向胜利的革命远方。

孙中山的工作做完，接下来是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八月底，马林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用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一一压服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等人，终于陈独秀奉命决定全体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同时孙中山也答应对国民党进行大规模改组，研究新的党纲和人事安排。

不管后来情况怎样，至少在一九二二年底的时候吸纳共产党加入，孙中山是大大赚了一笔的。共产党人数虽然少，却都是知识精英，而且组织宣传功底相当深厚，工作又努力积极，对待遇要求很少，实在是经济适用型干部；此外共产国际还随之送来大批援助经费，支持孙总统改建新锐国民党，可谓是人财两得。

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在上海正式会见了苏联派来的另一位代表。由于先前已经做了两年工作，此时很快就在各方面达成一致，并决定发表一份共同宣言，确定彼此的合作基础。和孙中山打交道的代表叫阿道尔夫·阿卜兰莫维奇，中文名字越飞，这份宣言就叫孙文越飞宣言。

孙越宣言的内容不多，总地来讲，包括苏联支持民国统一但暂时不实行共产主义、放弃沙俄时代的不平等条约、不支持外蒙独立一类非常动听的文字，以此作为同国民党合作的保证与诚意。宣言发表完后，这一年的五月份，苏联恰到好处地关照了孙总统，给他送来两百万金卢布。

对孙中山来说，合并共产党无非是多了两百号党员，对他并不构成什么威胁，明晃晃眼的外汇才是最动心的东西，因为一路支撑到这个时候，他的大帅府已经揭不开锅了。

每天穿着西装四处开会的时候，孙中山都在为钱发愁。大帅府出门就是别人的收费站，日子过得有一天没一天，不尽快解决那帮军阀，他迟早要被赶出广州城。此刻最急的事情是依靠苏联建起自已的武装和班底，夺取整个广东省，接着北伐统一全中国。

于是在二三年的六月，毛泽东等共产党员一齐来到国民党总部广州，召开第三次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加入国民党。在这次大会上，马林帮助广大共产党员统一了认识，让他们明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力量极为弱小，必须加入国民党、充实国民党的革命力量，才能实现革命的阶段性胜利。

虽然广州到处是军阀，但孙中山毕竟是名义上的大元帅、大总统，请客开会的面子还是有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一件好事，因为不用再东躲西藏，可以正大光明选地方聚会，陈独秀还记得去年开会时弄得太过隐密、毛泽东等人来了上海都找不到组织的事情。

作为后生小辈，毛泽东当然没资格评论孙大总统的坎坷历史，他只知道在广州的经历十分开心。有人安排住宿，有人请客吃饭，再也不用担心巡捕和秘探，也不用躲躲闪闪地找地方，他不由得打心眼里感概一件事：有自已的地盘真好啊！

毛泽东的广州之行分外逍遥。他不光见到传说中的孙中山，还顺利地成为政治局秘书，走进共产党的核心圈里。在这个兴高采烈的大会上，政治局通过苏联的决定，所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两家联手革命，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

搞完入党宣誓（国民党），在广州的毛泽东不仅多了一段公费旅行的愉快回忆，还多了一张崭新的国民党党证。一边开会，一边闲逛，毛泽东意外地碰到一位老乡：三年前被人打出湖南的谭延闿。下岗的谭督军正在孙中山手下当建设部长，住在培正路简园。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尤其是两个人都跟赵恒惕有过节，顿时显得分外亲热。谭延闿同毛泽东聊过湖南的情形后，便在八月份起兵打湖南去了。

谭延闿做人、书法都是一把好手，可打仗似乎并不在行，八月开战，九月就被灰头土脸地赶了回来，只能继续在孙中山手下待岗。毛泽东本来想正大光明地回湖南，看到谭老乡打仗不顺利，只好一个人回老家，继续他的秘密工作。

回家的毛泽东并没有闲着。按照组织要求，既然加入国民党，那就认认真真地做国民党的党员，毛泽东十分卖力地发挥基层组织能力，在湖南建立国民党总部，四处搞支部招人。在他努力干活的时候，又传来另一个喜讯，在这一年的十一月，第二个儿子毛岸青也出世了。

毛泽东一面顾家带孩子，一面热火朝天地大力建设国民党（没错，是建设国民党），把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到了二四年一月的时候又接到命令，调他去上海公干。

对这次的出差任务，毛泽东是很舍不得的。杨开慧从十八岁起跟着他，这些年很少团圆过，此时的毛岸青才三个月大。离开湖南时，毛泽东看着妻子和幼小的孩子们，忍不住愁肠百结，为她写下一首《贺新 郎》：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 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字，重比翼，和云翥。

虽然要抛妻别子，毛泽东还是去了上海。事实证明，这趟离别是值得的，原来孙中山决定搞一趟正规化建设，以后办事也好有章程，去上海是为了集合到广州，正式召开国民党的大会，促成这次大会的人是新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

由于去年孙中山拿到两百万卢布后，并没有象苏联希望的那样跑到北方闹革命，却坚持要把广东当成根据地；加上陈独秀在广州对工作没有太多促进，反而经常跟孙中山发生口角，苏联代表马林威信扫地，已经被当成右派分子下岗走人，换了驻华外交使团的鲍罗廷接替工作。

先前同马林发生不愉快，孙中山心里很是有点意见，但对鲍罗廷的到来还是热烈欢迎的。倒不是他跟老鲍有什么交情，而是去年的那两百万块钱花完了，急需新的财政援助。

孙中山的困窘情况，鲍罗廷当然知道得一清二楚，不等客户提出资金要求，他先艺术地问了一个问题：苏联的援助当然可以送来，但是拿到这些钱之后，如何才能把国民党建设成一个强有力的大党，进而战胜不可一世的军阀呢？

对这个问题，孙中山也很苦恼。外援总是有限的，而他的困难却多得几乎绝望，即使再到手几百万卢布，也不过应付久一点的开销，连身边的滇军、桂军都打不赢。看到孙总统的脸色转向沉重，鲍罗廷十分耐心地分析了国民党的形势。

按照国民党（其实就是孙中山自已）的宣传，本党拥有十万到二十万党员，堪称中国第一大党。但这个名额是指“号称”支持三民主义的人，不是实打实的党员，实际上总部广州也不过六千个缴党费的人，而重新登记之后，发现不过才三千。即使是这三千党员，孙老大平时也没怎么关照过，既不搞政治学习，又不定期开会，更不会向基层通报当前的目标，只是平时写几篇三民主义的稿子登在报纸上，希望广大党员能主动加以学习、加强自我修养而已。

面对鲍罗廷的分析，孙中山十分惭愧地承认，在党建方面他确实落在了后面。因为没有严格的组织，国民党在成立的十二年里毫无作为（成绩无甚可述），只是找个地方挂牌而已。鲍罗廷更进一步指出，随意吸纳军阀入党并没有任何好处，他告诉孙中山说，“你今天把那些人加进党里，明天他们就打进总统府造反，国民党不仅不能节制军阀党员，连在枪口下混个平安都不容易，必须用党节制军队才行啊！”

听完一番话，孙中山顿时觉得醍醐灌顶，对鲍罗廷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终于明白过来，革命靠军阀是不行的，靠雇佣军也是不够的，必须象俄国那样建立自上而下的强大组织，以党为基础重新建立自已的军队，才能所向披糜、无往而不胜，苏联红军就是最好的例证。他马上命令成立“改组委员会”，由汪精卫、廖促恺、戴季陶、李大钊等人研究如何改组现有的国民党。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号，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顺利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度，并在党章中详细规定了国民党的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纪律制裁等具体内容。谁要有心仔细看一下，会发现这份历史性的改革文件在版权上相当有问题，因为所有条款几乎都是照搬苏联共产党的党章规定，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如此重要的会议，国民党代表自然不宜缺席，毛泽东等共产党也是国民党，全部都要参加。虽然两个党还都属于非主流势力（主流是北洋政府），但并不影响会议的热烈进行，尤其是两党怎么合成一个、相互间的帐又怎么算，从一开始就冲突激烈。

对这样的情景，孙中山和李大钊都不意外。世界上最难与人分享的就是权力，让一个人和别一个人分权都难，何况是一群人和另一群人。孙中山最头痛的是怎样把两个党搞出交情来，然后顺利北伐、进军全国，鲍罗廷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特别要求共产党员发扬风格，在具体人事安排上不能跟国民党竞争，选举的时候一律只选孙中山，尽量把大会开成一次继往开来的团结会。

鲍罗廷是共产国际代表，又有极为出色的外交能力，李大钊和陈独秀也尽力配合，开会时尽量低调，不跟国民党发生冲突。当然孙中山也很够意思，为了发挥共产党人吃苦耐劳搞组织的优点，他在相当多的关键岗位上安排了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并且对未来的合作前景给予了高度的期望。尽管相当多的人对共产党戒备有加，但在高层领导的全力促成下，一大还是相当成功地闭幕了，孙中山并大力提拨了一批年轻干部，希望他们能在未来的岁月里压重担、挑大梁，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其中就包括毛泽东。

孙中山很欣赏毛泽东。

三十一岁的毛泽东是湖南国民党的代表，又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办事稳重，口才突出，湖南党部的工作搞得相当出色。孙中山对有用人才向来关注，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谭延闿的这个小老乡非常有价值，应该多加提拨，拉进自已的阵营里发挥专长。

一月三十号，国民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孙中山亲自把毛泽东加进中央候补委员名单里，由大会表决通过。年纪轻轻的毛泽东没当几天国民党，就顺利走进中央委员的核心圈，可谓平步青云，四面逢源。

同时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高层人物，手上还有赵恒惕送的大洋做机动款，毛泽东很快乐。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象毛泽东那样快乐。事实上从一大召开时起，国民党内部的争议就没有停过，并在后来越演越烈，几乎无法调和。而要单纯把他们的争议归结为中国人喜欢内斗似乎也不靠谱，因为他们确实是相当认真地在争执，争执一些从理论到实践都极为危险的东西。

苏联愿意扶持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有人有地盘，可以迅速扶植起来闹革命，又快又省事；苏联支持共产党，是希望资产阶级联合革命成功后，国家发展个几年几十年，工人阶级就会变成主流力量，那时再让共产党领来个社会主义大革命，顺理成章地走向共产主义。整个流程看上去多快好省，却有一个致命的危险，那就是国民党人成功的时候，他们将变成共产党人的敌人，要发动工人革他们的命。

如此危险的理论悄悄说也就罢了，可苏联老大哥为了解释自已的动机，偏偏把它当成一种了不起的理论创新，象街头老大妈一样四处卖弄，生怕旁人不知道。共产党人无所谓，反正是革命，革谁的都是革；到国民党那里，问题就相当严重了。不需要太多理论研究，也不需要启蒙研讨，不少人已经悟出一个道理：国共合作是为了革命胜利，但革命最好不要胜利，因为成功的那一天，共产党将在苏联支持下，把枪口对准自已的脑袋。

设计上明明注定冲突的两套程序，却非要放到一块主板里运行，死机的情况自然是在所难免。面对频繁出现的各种问题，不管是孙中山还是后来的蒋介石都是束手无策，开发商共产国际又给不出修复补丁，大家只好不停地重启系统，直到彻底崩溃的那一天。

如果说孙中山看不出国共合作的问题，那实在是冤枉了他的智商，只是孙总统虽然心里有数，却没有别的牌可打。有人曾经劝过他不要和苏联合作，孙中山没有敷衍或打哈哈，而是愤愤不平地说了一段话：

“你们都劝我不要和苏俄合作，但是我现在是掉在水里快要淹死，却没有人拉我一把，苏援是我唯一的机会，怎么能不要呢！”

为了一点钱和枪，他曾经想过把东北抵押给日本，也曾经找过英国、美国、德国，开的条件一次比一次优惠，却全都被拒绝了，一直沦落到靠军阀过日子的地步。所以我相信，孙中山对人说的那段话，是他的真实写照。

鲍罗廷果然做事不含糊，很快送来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实惠支持：大把卢布和枪支弹药。眼看财政重新宽裕，崭新上油的苏制莫辛步枪也要到位，孙中山兴奋得两眼都在发光，根据先前同苏联商量的决定，孙中山安排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建军校。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每一个军阀的共识，不管是革命军阀还是反革命军阀，首先必须要有实力说话才硬气。孙中山一直想组织自已的队伍，实现横刀立马的梦想，但手上的家伙数量有限，远不够建军需要，更不用提对抗滇军和桂军了。正当他左思右想的时候，苏联专家告诉他：事业起步时需要的不是军队，而是军校。

孙中山顿时恍然大悟。雇佣军永远是不可靠的，他们不会忠于自已，只有办军校才能培养亲信军官团，再让手下的军官去出兵放马，比直接建军效果好得多。孙中山于是同莫斯科商定，选一个地方建军校，用苏联援助的军火培训学生们，毕业后直接编进革命军打仗。经过仔细考察（主要是没钱），他把学校的地址选在市郊荒凉的黄埔岛上。

虽然地方偏远、条件简陋，孙中山建的军校却是赫赫有名。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这所军校的毕业生将在整个中国大地上相互征战，彼此动用几十万、几百万人冲锋，每个毕业生都要经历密集的枪林弹雨，每个活下来的人名字背后都将挂满淋漓鲜血和累累尸骨，这就是近代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

然而孙中山没有机会看到那一天的到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正在四处搭砖盖房子，并考虑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谁来当军校的校长。

黄埔军校是他的亲兵，当然要由最给力的人当校长，而且这个人必须能被共产国际接受。从理论上讲孙中山自已当校长也可以，但孙总统平时极为繁忙，日常工作主要是搞政治，没空管学生的教学生活，所以必须找人来当差。

这实在是件不好办的事情，孙中山很头痛。国民党本来组织就非常松散，内部派系又多，亲共的左派和反共的右派斗争非常激烈，没事也能吵得热火朝天。黄埔军校是国民党的根本，校长不仅要有能力，还不能掺和在党争里面，而且最好同大家都没有矛盾，否则弄出个军校打群架的火拚闹剧，那就一切都完蛋了。

又要听话又要懂打仗，人缘要好，党派背景不能太重，业务上还必须过得去，实在是难为了孙中山。经过精挑细选，孙中山最后选定一个人来当校长，这个人平时不在他身边办事，又读过军校，对自已也算忠心，业务上应该还算过得去。孙中山于是把他从浙江老家叫出来，给了一个去苏联考察的名额，让他帮自已筹建军校。

按理说当校长的待遇不差，孙总统面子也不小，可那个人却非常懒散，从俄国回来后干了几天就撂挑子，还找了一大堆理由：没钱，没人，没东西，总之干不下去。可怜的孙中山只好让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四处张罗，筹钱盖房子。

廖仲恺是个老实人，孙中山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建军校是个吞钱的事情，苏联援助只够弄个启动资金，他就在极度缺钱的情况下长袖善舞，拼命找军阀说好话、拉赞助，终于把大致的架子搭了起来，然后给跑路的校长打电报，表示军校已经可以开张了，校长你还是来上班吧，大伙需要你。

忙乎半天，最后却是给别人做嫁妆，廖仲恺的代表是当得有点窝囊的。除了他和孙中山都同那个人有交情之外，另一点也是不得不召人回来的原因，那就是廖仲恺革命资格固然老，却不懂军事，只能搞点后勤。

军校负责人不能不懂军事，所以孙中山和廖仲恺都很着急。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跑路的校长终于离开舒适的浙江老家，来到简陋不堪的黄埔岛喂蚊子。

莫斯科和广州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决定竟然改变了国民党的命运，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因为那个喜欢赌气的校长正是后来的中华民国元首、再后来的台湾岛岛主，他的名字叫蒋介石。

著名的历史说书家萨苏曾经有过一段评论（大意），认为历史的每一代人都可以看成是一个阶梯，下一代人超越前人，又会成为下下一代人的障碍，并不是前面的人都错了，而是后人只有站在先人的肩头，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按照老萨的观点，可以说袁世凯是站在清朝的肩膀上把满清踩下了台，然后孙中山踩过袁世凯的肩膀，建起一个半虚半实的国民党。但孙中山不会想到的是，他刚刚看到希望的曙光，踩他肩膀的人已经走上了舞台，那就是他提拨的军校校长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