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時空的差距，沒有文化的差異 記者: 師兄，您覺得應該如何為自己創造並保持優勢？ 謝盛友: 我自己有最經典的論述：“我們這代人生來就挨餓，上學就停課；該讀書的時候，我們在修理地球；該出成果的時候，我們卻在嚐寒窗苦；該有作為的時候，我們必須養家糊口。”好一首趣味的打油詩，其中的故事，有多少現在的學子可以體會、可以承受?
顯然，我們處於劣勢。後發有其劣勢。我落後，雖然可以模仿先進，在短期內可以取得某些好的成績，但是長期來看，我個人還是很失敗的。如今在歐洲，留而不歸，留而不學。 在文革中長大，離開書本、知識很遠，竟然擔任過德國班貝格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巴伐利亞工商會顧問。
記者: 師兄，您剛到德國時，遇到過什麼樣的文化衝擊，您是如何克服的？ 謝盛友: 我個人覺得，只有時空的差距，沒有文化的差異。到德國後第二天我騎着那輛破舊的黃色自行車到班貝格勞工局找工作。在很遠的地方，我就看到勞工局門口前面的德國國徽，真是威嚴。我提心弔膽地走入勞工局，看門者叫我站住，問我幹嗎的。我說：“找工作！”
“找工作？不可以！”
“這裡不是勞工局嗎？”我剛到德國，自己判斷，是自己的德語水平不夠好，聽錯了。
“是，這裡是德國勞工局。”看門人還不算很壞，知道我是外國學生，然後慢慢地為我解釋道：“外國人在德國找工作，必須有勞工許可。一個工作位置，德國勞工 局先滿足德國人，再滿足歐共體 (現在是歐盟)國家的人，然後才滿足外國人。您是外國學生，在假期里可以打工兩個月（現在三個月），可以直接到 Bosch（博世）這樣的大公司找假期工作，這裡勞工局沒有您的份。”
左一個感謝右一個感謝看門人後，我懊喪地離開勞工局，再次看到那個莊嚴的國徽。我心裡暗地發誓，德國勞工局，我終將再來，不是來找工作，而是作為老闆，來要工人。
到達德國第一個震撼是，我有強壯的身體，希望勞動，但沒有工作許可證。“入國問禁，入鄉隨俗。”融入德國社會，“既來之則安之”，我就認同德國的價值體系和法律制度。
第二個震撼是，星期天馬路上空蕩蕩，後來發現德國人都在教堂里，那我也跟着去教堂，兒子出生後也帶兒子去。
我 於1996年4月認識勝雅律(Harro von Senger)，他對中國《三十六計》信手拈來。他的博士論文是《中國傳統買賣契約》，1971年至1981年他在台大學習法律與漢語，他在出版的留台日 記《一個瑞士人在台灣》裡寫道：“要了解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的真面目，唯有通過語言與文字，而像中國擁有的那樣一個既古老又相當獨立自主的文化資源，是非 常值得以第一手數據去開採、去受哺的。中華文化可以說是能給與當代西方人很多‘文化維生素’的精神食糧基地”。日耳曼民族是一個善於理論思維的民族，勝雅 律教授對中國的三十六計進行了哲學的、社會學的以及軍事學上的探討，在歐洲已到了“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的地步。
勝雅律認為西方文化受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影響，較少涉及謀術，但其實《聖經》中有許多運用智慧的故事，證明連上帝也不放棄智謀這種良方，因此使用計謀並不是中國所特有的現象，而是全人類的一個共同特點。
智謀很重要，三十六計雖然是中國人所發明的智謀之學，但其實它的內在意涵早已超越了語言、文字、國界與民族，成為全世界人類共同的生活智慧與體驗。
勝 雅律學貫中西，引經據典，而且收集了不少當今中國、台灣、日本與歐美的例子加以解讀，具實用性且趣味盎然，使我們對三十六計有了全新視野。德國西門子電 器、歐洲第一大汽車製造商大眾汽車、日本松下電器、韓國三星公司等各大集團皆引用《三十六計》的智慧，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馬 克斯•韋伯（Max Weber）在《中國的宗教：儒家與道教》中專注於探索中國社會裡那些和西歐不同的地方 — 尤其是與清教徒的對照，他並且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資本主義沒有在中國發展呢？韋伯專注於早期的中國歷史，尤其是諸子百家和戰國，在這個時期主要的中國 思想學派（儒教與道教）開始突顯而出。到了公元前200年，中國的國家體制已經從一個鬆散的封建制度國家的聯邦發展為一個統一的、以世襲制度相傳的帝國。 如同在歐洲一樣，中國的城市成為了要塞或是領導者的居住地，並且也成為了貿易和工匠的聚集中心。然而，與歐洲不同的是，他們從來沒有取得政治上的自治權， 其市民也沒有特別的政治權利或特權。這主要是因為親戚關係的緊密連結造成的，而這種連結則是出於宗教信仰里的祖傳觀念。另外，工匠的同業公會彼此競爭以向 皇帝爭寵，而從來沒有試着聯合起來爭取更多政治權利。也因此，中國城市的居民從來沒有組成一個如同歐洲城市一般的獨特社會階級。
韋 伯沒有去過中國，中國人的標會在法律上為合會，是民間一種小額信用貸款的型態，流行於中國南方。民間為了規避風險，通常把標會建立在親情、鄉情、友情等牢 固的血緣、地緣關係基礎之上。隨着理財商品越來越多後，標會已慢慢沒落，但近年有人應用互聯網科技來運作，復興了互助會，稱為網絡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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