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周秦之变”考思想史之演化》其三

俞频

    经历战国这样一个军国主义的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法家的强权登峰造极。然而秦的统一并不稳定，仅十几年之后，很快出现天下大乱秦便灭亡。其实反秦在很大程度上是周秦之变中的一次震荡反复。反秦是以诸侯并起的方式进行，因此反秦之后，似乎出现了一种回到周制之趋势。项羽当然表现最明显，他主张重建诸侯、恢复封建制，在取代楚义帝熊心成为诸侯共主后也未称帝。“霸王”实际是回到战国。项羽出身六国贵族，做事循规蹈矩，鸿门放走刘邦，鸿沟守约罢兵，战争中俘虏刘邦全家老小却全部放回，被后人多称其有“妇人之仁”。甚至毛泽东亦警示自己“不可沽名学霸王”。

   显然，无赖刘邦战胜贵族项羽不能解释为道德或正义的胜利，更倾向于秦制的一方战胜了更倾向于周制的一方。从“识时务者为俊杰”上讲，秦制就是比周制要强。刘邦称帝后，吕后扫除异姓王，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到武帝以后“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通过推恩令，诸侯王势力进一步被削弱。随着中央集权深化，竟出现了不仅是“汉承秦制”，而且“汉承秦法”。今人对秦法的很多理解，都是从汉法中倒推出来的。比如秦汉实行“反宗法”即所谓的世家大族不许族居，人为强制打断血缘、拆散世家大族，这个法本来是汉代，但秦时代已经在施行。汉武帝时代看似在经济上实施宽松，但盐铁官营搞国有垄断，并规定地方不能私自铸钱。笔者认为战国时代的秦依靠法家成为军事强国，秦大统一后以试秦法治国而早夭，而真正将秦法全面推行还是在西汉，其中汉武帝连年征战匈奴逼迫他无法放弃秦制的军国主义。

   王莽时代表面上似乎“尊周”而实际上厉行秦制的“周表秦里”，把汉武帝时期的“儒表法里”给大大地升级了。尤其是在土地政策上实施西周井田制，把当时的一切灾难都归咎于井田制破坏以后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名义上是恢复井田，实际上更加强化了秦“田律”式的土地管制，从汉武帝到王莽，看起来可以说越来越尊儒，汉武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了王莽时代，不仅尊儒而且尊周，什么东西都要遵循周的作法，甚至各阶官名都改成周制，很多制度表面都恢复周制的称呼，其实是把儒家这套“推崇”到了极端，而这个时代亦构成了“古文经学”派主张“尊周不尊孔，传经不传道”温床效应。

   总之，西汉前期，经过秦末焚书以后长达近一百年的思想变化，尤其是儒、法、道三家关系比较复杂的演进，到了汉武帝时代基本上实现了所谓的“儒表法里”，或者说以法家思想改造后的儒家作为这个王朝的一种意识形态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在儒家框架下法家的专制主义和道家的犬儒主义的一种结合，即在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补。法和道于是成为以后中国人谈论问题时的两种角度。概括就是“有为”之儒变成“法儒”，而“无为”之儒变成“道儒”。之后很多争论都可归为“法儒”和“道儒”争论的轨道。虽然援引早期儒家道统的成分并不是没有，但已经被淹没在这种二元张力的结构之下。

   秦汉之后的历史，虽然中央集权成为主流，但宗族现象并未消失，反而呈现出反复出现、影响起伏不定的特点。尤其是王莽篡权之后，宗族势力在地方拥有相当的影响力，甚至能够左右政局。东汉末年政治动荡，就与地方豪强宗族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以一种特殊的宗族形态的兴起达到了顶峰。这些世代为官的大家族，凭借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垄断了朝廷的重要职位，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在隋唐初期，官场习惯将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列为“崔卢李郑”四姓。而再加上太原王氏就是“崔卢李郑王”五姓，即使后来得天下的“李”家，因姓族地位不高而攀上道家老子为祖姓。安史之乱后门阀士族才渐失落。

    宋元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举制度的完善，宗族组织功能趋于多样化。宗族不仅在维护地方秩序、赈灾济贫、兴办教育等方面发挥作用，还常常介入地方政治和基层选举。尤其在明清时期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中活跃，族长往往拥有很高的权威，族规家法成为维护地方稳定的重要力量。所以国际汉学界将秦以后的制度体系称为“中央集权的宗族体制”是不无道理的。然而帝王的中央集权始终对宗族势力此打压态度，除了上述的汉武帝“推恩令”，魏晋时期，统治者也曾试图通过改革官制来削弱门阀士族的影响。以至于在清雍正时代还强烈推行“改土归流”，即彻底废除土司制，在地方实施“流官”，而“流官”亦在地方施行暴政引起地方反抗在清史档案有记载。可以说自一九四九年土地改革后，宗族势力才彻底瓦解。

    秦制表面上虽完成了如康有为所说的“人人平等”的形式构建，打破了殷周三代以血缘为本的贵族等级制度，使得“布衣”亦有机会通过军功或才能进入官僚体系。然而这种“平等”的本质与现代西方倡导的平等观念存有根本性区别。秦制的“平等”是建立在君主绝对权威之上，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体现在执法上，而帝王对法可以轻易改变或废除，也就是平民没有立法权，帝王通过官僚体制管控平民，是酷是疏亦是有帝王决定。同时即便是今人也不会相信宰相待遇会和普通平民一样，只有当宰相不受宠时，会和平民一样被帝王所处理，相反哪些所谓的官僚管控平民，目的还是希望得到帝王更多的宠幸而已，这和在周制的小共同体下，宗主管控仆佣同时也对其生活负责是天壤之别。秦制下的“平等”并未消除暴政。虽然秦朝统一了法律，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严苛的刑罚和对异见的压制，这种高压统治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引发了秦末农民起义，而这样的地方武装暴动贯穿于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统治，从汉代的黄巾起义，到隋末农民起义，唐代的黄巢起义，宋代的方腊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以及清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白莲教起义，这些大规模的暴动都反映了在皇权统治下，社会底层人民长期遭受压迫和剥削，当生存受到威胁时，唯有暴力反抗的方式来争取自身的权益，也从侧面佐证了秦制下“人人平等”的虚伪以及暴政依然存在的现实。

   那么同样是制度大变革，发生在周代春秋之际的周秦之变和发生在唐宋之际的唐宋变革有何对比性？笔者认为只有通过比较更能认清其本质，以致彻底理清由秦至清的帝制框架以及长期在思想上“表儒里法”给后来尝试走向共和以及中国现代史具有深远意义。首先总结唐宋变革是近代日本大汉学家内藤湖南，他在一九二二年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阐明了“变革论”，其观点核心就是有唐安史之乱后的门阀势力逐渐瓦解，至宋开始从官僚制度，科举制度以及农工商等经济活动与之前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宋以后可视为近代的开始。但笔者认为开始重视唐宋研究第一人的是南宋史家郑樵，郑樵有句名言：“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不是简单记载而是精辟的史论。 岂止郑樵一人而已，在他之前有沈括，在他之后如王明清、胡应麟、顾炎武等人，均对唐宋变革有所洞察。近代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也言及了唐宋变革，“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将唐宋变革线划在安史之乱后这一观点上，陈先生和内藤湖南可谓一致。

    如果说周秦之变之核心为社会结构从“小共同体本位”向“大一统国家本位”的转移，并刻意打造出适应其结构的“儒表法里”思想框架，那么唐宋变革，则是在这个既定框架下，社会内部结构、经济模式乃至文化面貌的又一次重塑，自然也深刻地影响了思想史的演化。区别在于周秦之变以后，事态反复震荡起伏，而唐宋之变后维持了相当长时间，它的末端可以定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学人彻底和儒教告别。

    唐宋之变其标志性特征是门阀士族的衰落与庶族地主和城市工商业者的兴起，以及科举制度的空前改良和完善。如果说秦汉建立官僚制打破了殷周以来的贵族世袭，形式上为“布衣卿相”提供了机会，那么唐宋尤其是北宋，随着科举制的常态化和公平性提升，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只是传说。这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权力结构和人才选拔机制，催生了一个新的精英群体即“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不再依靠血缘或门第垄断政治资源，而是主要通过读书考试进入官僚体系。如果说周秦之际的思想大爆发是源于旧秩序的崩溃和新秩序待建的时代之问，那么唐宋之际的思想变动，则更多是在既定的中央集权国家框架下，面对新的社会现实如商品经济发展，城市化，社会流动性等以及旧思想体系内部矛盾如汉唐经学的僵化所产生的回应。汉唐以来的官方意识形态，虽然“儒表法里”，但也吸纳了部分佛教和道家思想成分，至唐代中后期，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力甚至一度超过儒学。韩愈振臂一呼“道统”的危机感，正反映了这种思想上的失序。

    周秦时代面对战争和乱世，各学派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结束乱世，建立统一有效的政治秩序。”于是乎恢复周礼，或强调法治集权，或提倡兼爱非攻，或追求避世无为等直接针对国家治理、战争与和平等议题展开。而唐宋时期，尽管国家面临外部压力，但中央集权结构已相对稳固，思想家们在继续探讨治国之方的同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个体道德修养、人性本质的议题。唐宋变革的核心思想产物无疑是宋朝新儒学诞生，之后完善在宋明理学上，尤其是王阳明心学的形成，其意义不在于超越何种学派，而是舍去旧儒学主张个人与国家相连的思想，开创了以人为本，从自身出发的古典哲学。

    在官僚制度上唐宋之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相权的削弱和皇权加强至极。在唐代虽也存在皇权专制的趋势，但宰相作为百官之首，对皇权仍然相当的制衡作用。然而宋代开始为了防止权臣专权，皇帝通过设立中书门下、枢密院等机构分散了宰相的权力而皇权得以高度集中。明清时期，内阁制度的建立和军机处的设立，更是进一步强化了皇权专制。在经济方面，唐代实行租庸调制，土地所有权以国家所有为主。而到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和商品经济繁荣，土地私有制开始萌生，双税制的推行也标志着国家对私有土地的承认。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也对宋代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八世纪开始南方水稻种植成功吸引了整个人口的南迁，当然北方连年战争也有南迁因素，但地理形势上整个长江流域更适合高人口居住。  

   可以说，周秦之变塑造了中国帝制时代的基本政治结构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思想框架，是“形”的建立。而唐宋变革，则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帝制时代中后期的社会精英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为这个结构服务的新的思想体系理学，是对这个“形”进行“神”的注入和调整。两者共同构成了理解中国皇权制度及其思想伴随演化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关卡”，也使得我们在审视历史时，不能简单地以某一个时期的思想特点概括整体，而必须看到其在不同历史阶段面对不同问题时所发生的复杂演进。但笔者必须指出的，之所以走进秦制再没有复辟到儒家所想往的周制，这和千百年来整一系列皇权始终处于受到外在侵略危险的地理环境有关，而中央集权甚至威权更可以维持好一股军事力量，这样的事态是儒教提倡的小共同体本位的周制所做不到的。其次，儒被视为“乡愿” 附在法表面苟活至晚清，绝大部分取决于其作为科举范本而已，学子读儒为的是仕途，尤其是元朝科举旨定朱熹《四书五经》为考试课本对以后的士大夫的知识结构影响深远。而明朝利玛窦开始引入西方宗教，乃至清出现太平天国和后来的义和团事件，可以想象真正在平民百姓之中的儒教根性其实极为脆弱，而晚清当西方宪政思想涌入国门后，那些早已被冷落在角边的一帮“孔夫子” 开始活跃般讨论起来，最后被新文化运动扫出街头。  

    周秦之变绝非仅仅是教科书里一段尘封的往事，亦非仅是王朝更迭的戏码。它是刻入我们文明最深层基因的一场结构性大手术，是“小共同体本位”向“大一统国家本位”血淋淋的移植，是权力逻辑将思想资源强行编织、熔铸进“儒表法里”框架的宏大实践。这场变革是政治制度重塑，更是思想史的“创世纪”，它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思想与权力共舞、共谋、共生的基本范式。唐宋变革，不过是在这个秦制框架内社会技术、经济活力勃发之后，对这套思想体系进行的深化、调整与再包装，它以平和的方式让中央集权统治术磨合得更为精微更具文化韧性，却并未触动其国家本位宰制一切的根本内核。

     两千余年来我们在这套由秦汉奠基、唐宋完善的思想与制度混合体中循环往复。那所谓被“人人平等”的观念始终游离于真正法律保障的个体权利之外，沦为权力集中后打破旧壁垒、方便管理的工具，那宣扬代表“民本”的思想外衣，却常常包裹着法家严刑峻法、甚至随意操控的冰冷骨架。笔者认为历代王朝在稳定后无不强化中央集权，无不警惕和压制任何可能形成反抗力量的社会组织包括宗族，社会集团等，无不试图将思想纳入帝王官僚所设下的轨道。视死如归的谭嗣同怒斥过“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这是对暴政的控诉，对思想沦为附庸的秦制逻辑的控诉！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与其说是调侃，不如说是他作为一个深刻的实践者，对革命理想如何在承载了两千年秦制遗产的黄土上落地，所观察到的某种令人惊心的真实。

   笔者作成本文最终意义并非仅仅为了厘清故纸堆里的条条框框，而是要勇敢面对我们文明深处的历史负担，面对那塑造了我们集体意识、影响着我们行为模式、甚至限制了我们想象空间的“秦制”，今人必须认识到，真正的文明不仅仅是经济之腾飞或科技之进步，更是思想结构之合理完善，是从根本上告别那个将国家权力置于一切之上、将个人价值压抑至最低的旧模式，当今人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审视周秦之变遗留给今天的思想遗产时，我们绝不能自欺欺人，那种将国家权力神圣化、将集体凌驾于个体、将稳定置于一切之上、以及对思想多元和批判精神的本能压抑，无不在这条秦制的思想河流中找到源头。曾经有人试图用一场激烈的思想革命来铲除脑中那颗“古瘤”，却发现当旧的信仰崩塌后，留下的思想是如此空荡，竟不知如何充填，如何重建我们的思想家园？只有当我们有勇气穿透两千年的历史烟尘，直面那个奠基性的裂变及其后续思想扭曲，才能真正理解我们身在何处，而找到一条通往未来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为此，务必永不止步的思考与实践。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