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爭史大觀》中，石原還提出了一系列驚人的預測：他強調了飛機在未來戰爭中的決定作用，同時指出了原子核裂變產生的巨大能量很可能應用在未來的軍事戰爭中。石原說“使用這種能量的破壞力可能使戰爭在一瞬間就決出勝負”，“怪力光線武器的突然出現也很有可能”。今天看這些話我們可能覺得平平無奇，但是你能說出三十年後人類所使用的主要武器嗎？石原竟然一語成讖，後來果然有了原子彈，可笑的是首先挨上這種“彈”的恰恰是日本人。 石原還認為：“中國雖有自古而來的高度文明，但其物質生活又極為原始，各個地方高度自給自足，這些都成為打持久戰極為有利的條件。如果日本與中國開戰，則一定要速戰速決，日本要儘快逼迫中國進行戰略決戰，在最短的時間內使之屈服，絕對不能打成持久戰。但是會不會變成持久戰則主要取決於中國的意圖。”這就道出了石原對未來中日戰爭的擔心。戰略家就是戰略家，石原的這些軍事思想和後來毛澤東《論持久戰》、蔣百里《國防論》裡的觀點不謀而合。 皇姑屯事件4個月後的1928年10月，石原莞爾赴關東軍出任作戰主任參謀，不久板垣征四郎也來到滿洲接任河本大作離任後空缺的高級參謀職位。 剛剛上任的石原很快就提出組織所謂的“北滿現地戰術”參謀旅行。由於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中將正在等待皇姑屯事件的處分，無法實施。新的關東軍司令畑英太郎到任後，立即命令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前後組織了三次“參謀旅行”演習。 三次旅行都是由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帶隊。第一次是1929年7月3日至12日的“北滿參謀旅行”，主要課題是研究日軍在哈爾濱附近地區進行攻防戰的問題，並且提出了就“有關統治占領地區問題研究”的課題。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組織的“南滿遼西參謀旅行”，主要課題是研究日軍在錦州地區進行作戰的問題。第三次就是1931年7月進行的再次“北滿參謀旅行”，研究課題表面定為《對蘇作戰結局之研究》，實是為了對北滿地形進行實地軍事探測。經過三次參謀“旅行”，他們對長春、哈爾濱、海拉爾、山海關、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國軍隊的軍情進行了刺探。 在第一次參謀旅行中，石原莞爾就開始初露鋒芒。他向參加者分發了三篇論文：《戰爭史大觀》、《迴轉國運的根本國策——滿蒙問題解決案》和《關東軍滿蒙領有計劃》。這三篇論文主要觀點有三點： 一、為了解除日本國內的不安定要素，需要對外進出。 二、積極解決滿蒙問題不僅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為了大多數中國國民的利益，“為了正義”，日本必須果斷行動。 三、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與其說滿蒙屬於中國，不如說應該屬於日本。 石原莞爾的這三個觀點簡單明了。石原的第一點說的是實話，為了從當時的經濟危機中脫困，日本也只有戰爭可以選擇。石原的第二點則是所有侵略者的陳詞濫調，將自己的行為美化成為了被侵略者的“利益”而“迫不得已”地發動侵略戰爭。關於第三點這個“歷史的觀點”，石原自己也沒有做詳細說明。 1931年2月，為了給“歷史的觀點”尋找依據，石原莞爾特地回日本去拜訪了當時日本中國問題的頭號專家，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內藤湖南博士。 石原：“從歷史上看，滿蒙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 內藤：“中國的。” 石原：“不能說是日本的嗎？為了爭取這塊寶貴的土地，在‘日清’、‘日俄’兩次戰爭中，我們付出了十萬人的生命代價。” 內藤博士搖搖頭：“那是另外一回事，日本守衛自己的生命線是當然的。但從歷史上來看，所有的文獻都只能證明滿蒙不是日本的領土。1900年我發表了第一篇學術論文《明東北疆域辯誤》就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那篇論文在學術界得到的評價很好。” 石原：“是這樣嗎？那太遺憾了。” 內藤：“作為一個日本人，我也非常想主張滿蒙是日本領土。但歷史就是歷史，是不可以隨便歪曲的。” 在這裡，我真想為內藤博士點個讚。 也就是在那次參謀旅行中，當時的石原中佐對隨行的關東軍參謀們首次發表了他的“最終戰爭論”和“滿洲土地無主論”。在一邊聽着的板垣大佐十分欽佩，將石原的觀點全部記錄在筆記本上。回奉天后板垣找來石原再次認真研究。於是一個小團隊自發建立了，成員包括石原莞爾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幾個雄心勃勃的少壯派軍人開始定期碰頭，專門研究占領和統治滿洲的問題。 石原以三次參謀旅行為基礎，制定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作戰計劃。計劃預計在1932年12月之前完成對滿洲的占領。據他估計，張學良在東北的部隊大約有22萬，其中瀋陽附近有兩萬精銳部隊，擁有飛機、坦克、大炮等武器裝備，而當時奉天附近的關東軍只有10900人，從數量上處於絕對劣勢。這個“以寡制眾”的計劃決定以突然襲擊方式給中國軍隊以致命打擊，從而迅速攻占奉天，並在其他國家的干涉尚未開始時，迅速占領東北其他戰略要地。儘管實力懸殊，幾個人還是決定鋌而走險。石原捧着計劃躊躇滿志地說：“好了，還有兩年。” 他們密謀之後所促成的“滿洲事變”、中國人叫“九一八事變”就是後來被稱為昭和時期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其餘兩件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策劃的“諾門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賢了實施的“北部法屬印度支那進駐事件”我們將在隨後詳述。 應該說是石原和板垣是在準備進行一場豪賭。其出發點就在於在之前發生的“中東路事件”中，他們已經看清了當時東北主政者張學良外強中乾的本來面目。“九一八事變”之所以後來被很多人看作是軍事史上的奇蹟，從而成就了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的“英名”，都“張大少爺”拜所賜。 之所以稱石原是“昭和第一兵家”，在於石原不僅僅在軍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做好了充分細緻的分析。石原認為： 第一看英美。對於日本搶占滿洲英、美國不會直接插手。因為蘇聯紅色政權的建立，英美等國正擔心赤色浪潮的蔓延，如果由日本來控制東北，正好形成了一道赤色勢力南下的屏障。 第二看南京政府。當時的東北雖然名義上歸屬中央，但蔣介石根本指揮不動，對於這些面和心不合的異己，老蔣肯定不會大力支援，“中東路事件”中蔣介石的表現就是最好的佐證。石原準確判斷出蔣介石很可能會袖手旁觀。奉系在當時來說是中國最大的一股軍閥力量，如果能借日本人之手，消滅或者削弱奉系的力量，對於中央軍來說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第三看蘇俄。石原判斷蘇聯此時正在忙於國內的五年工業計劃和集體農莊，平復內戰的創傷和鞏固政權，一時騰不出手來南進。況且之前的“中東路事件”張學良早把蘇俄給得罪到了老家，它不趁火打劫屁股後邊捅刀子就算燒高香了。 石原當然不會忽略國內的因素。對於關東軍所採取的行動，雖然日本政府一直持謹慎態度，但軍部一直是默許的。行動一旦冒險取得成功，日本政府和軍部是不會拒絕這個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的。所有的問題就歸結為：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後來事實證明石原的判斷完全正確。 光有這些似乎還不夠。除了具體的作戰方案以外，石原還和陸軍中樞機關的少壯派軍官永田鐵山、建川美次、小磯國昭、岡村寧次、橋本欣太郎等人互通了消息，取得上層的支持或默認。石原也清楚一旦真打起來，這些人除了聲援吆喝兩聲不可能幹別的事。鑑於關東軍萬餘人與張學良幾十萬大軍的差距太大，石原很早就想串通離東北最近的朝鮮軍在必要的時候越過鴨綠江對關東軍進行支援。但最初朝鮮軍司令官是膽小的南次郎中將，不敢擅自越境，一直到1930年12月林銑十郎上任後這個問題才得到了解決。通過石原和朝鮮軍參謀神田正種中佐的積極遊說，林銑十郎中將答應屆時將日本駐朝鮮軍調至朝中邊境，隨時越境支援關東軍。 在這裡，石原的“善謀”與板垣的“善斷”得到了盡情的發揮。相對來說，石原冰山一樣的冷靜更加可怕。“九一八事變”取得巨大成功之後，在長春當地的一個日本牙科診所，牙醫小澤開作正在為自己新出生的兒子起名。他太崇拜那兩個“英雄”了，就從這兩個人的名字中各選出一個字進行組合作為新生兒的名字，——這個新生兒叫小澤征爾。這個小孩長大以後迷戀音樂，後來與印度的祖賓.梅塔、新加坡的朱暉一起成為東方三大指揮家。搞音樂的朋友可能會熟悉這個名字。 目前對於板垣和石原來說，可以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
1.5.4 “九一八”事變
1931年，日本國內之前持續的經濟危機達到頂峰。相比1929年，工業總產值下降了三分之一，對外貿易總額下降將近一半，國際收支出現巨額赤字，儲備黃金不斷外流，國內市場嚴重萎縮，工農業產品價格一路狂跌，大量中小企業倒閉，失業人口高達400萬人。為了解決面臨的危機，日本政府開始大幅度提高軍費開支，同時也急需一場戰爭來解決國內存在的諸多矛盾，所需要的僅僅是時機和藉口而已。對於蓄意鬧事者來說，這種時機可謂無處不在。
1930年3月，汪精衛聯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發起討蔣之戰。同年5月，蔣介石宣布“平叛”，一場大戰隨之爆發，史稱“中原大戰”。交戰雙方都對遠在東北的張學良積極拉攏。在勝敗局勢未明的情況下，張學良對雙方都若即若離，一直保持中立立場。6月份蔣介石曾派張群將任命張學良為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委任狀及大印送到東北，勸張良立即出兵入關助戰，張學良以“德薄才庸”為由婉拒。隨後在南京中央軍攻占濟南、反蔣聯盟敗局已定的情況下，1930年9月18日，張學良通電宣布支持南京中央。第二天，十萬東北軍精銳部隊揮師入關，早已成強弩之末的反蔣聯盟剎那間土崩瓦解。氣勢如虹的東北軍先後占領華北晉、冀、察、綏四省和平、津、青島三市。張學良隨後因“危難之時顯身手”被蔣介石正式委以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之職，真可謂一人之下無數人之上。年僅三十歲的張學良達到了個人政治生涯的頂峰。
武裝調停中原大戰對於張學良來說可謂名利雙收。1931年4月，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在北平設立，此後張學良率軍常駐平津，主持行營工作。大批東北軍精銳出關導致關外防備空虛。從這時起一直到去世，張學良再也沒有回過東北。
儘管名義上已經統一，但實際上當時全國仍是一盤散沙。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後組織多次武裝起義。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於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後兩次對中共蘇區進行大規模圍剿均告失利。1931年7月，蔣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中央軍在內的30萬軍隊發動第三次圍剿。就在蔣介石加緊剿共之際，南方兩廣再次出現意外情況。1931年9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總動員出師討蔣，並在天津設立“北方軍事政務委員會”，任命閻錫山、馮玉祥、韓復榘等人為委員，南方的粵桂軍兵分五路向湖南進攻。蔣介石急令剿共前線轉為守勢，除以一部監視共軍外其餘各部分別轉進“討逆”。此時的中國大地可以說是一片混亂。
早在1930年年底，日軍參謀本部在制定《1931年形勢判斷》時，就對未來在滿洲將要採取的行動進行了充分討論，最後決定了三個階段的行動方案：打破現狀，建立親日政權，完全占領中國東北地區。結合這一計劃，陸軍參謀本部對於即將在滿洲進行的活動也進行了一系列精心的準備。1931年4月，由北方士兵組成、原駐仙台的第2師團和原來駐紮在東北遼陽地區的第16師團換防，以適應東北地區的嚴寒氣候。7月，密令駐紮在東北的守備隊向蘇家屯、奉天一帶集結，又向朝鮮增派了一個師團，準備隨時渡江參戰。為了對付瀋陽的高大城牆，永田鐵山在視察東北的時候承諾給關東軍用於攻擊北大營的兩門240毫米重炮也專門從本土調運至滿洲，配屬給駐奉天的第29聯隊，炮口預先瞄準北大營和飛機場。8月，日軍又進行了精心的人事調整。一直從事於策划進攻東北、主持制定過多份解決滿蒙問題大綱的參謀本部第二部、情報部長建川美次少將調任第一部作戰部部長。原來張作霖的軍事顧問本庄繁中將調任關東軍司令官，土肥原賢二大佐調任瀋陽特務機關長。
在當時日本少壯派軍官中，有三個人被公認為“中國通”，簡稱“三通”。他們分別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和磯谷廉介。——板垣征四郎從4歲起日本字都不一定認幾個時就開始由其祖父指導學習漢學。三人的“通”還有側重，土肥原被稱為“東北通”，磯谷廉介是“南方通”，板垣征四郎是“華北通”。在這個節骨眼上把土肥圓調到東北，誰都能預料到下一步肯定要有所動作。
凡事都要有藉口，即使對於蘇俄、日本或者德國這樣的侵略者。也就在這一時期，東北相繼發生了“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萬寶山事件”純屬中朝農民之間的民間土地糾紛。日本以此次事件誣陷中國傷害朝鮮僑民，最後在日本的引導下朝鮮半島掀起了大規模的排華活動，當地華僑死傷數百人。
“中村事件”相對複雜一點。當年6月，關東軍中村震太郎大尉帶領三個部下在興安嶺一帶作軍事偵察，返回途中被中國東北軍第三團團副董昆吾發現並扣留。在他們身上搜出了調查筆記、軍用地圖、指北針、測繪儀器等物。在證據確鑿情況下，團長關玉衡下令秘密處決中村震太郎，除重要文件留下上報之外其餘一律銷毀。
也真該出事。由於處死中村之前想逃跑的中村曾與團部的衛兵發生搏鬥，中村佩戴的日本軍官專用手錶被打飛，正好被來送夜宵的第三團司務長李德保悄悄撿走。後來李德保在外邊嫖娼時沒錢結賬，就把手錶押在了當鋪。發現中村神秘失蹤的日軍沿着中村之前走過的路線尋找，得蒙人密報在當鋪中找到的手錶就成了日本人的鐵證。
日本藉機宣稱東北軍士兵謀財害命殺死中村，威逼中國交出關玉衡。最後東北軍無奈將關玉衡撤職。就這兩事件，蔣介石當即指派宋子文與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商議解決，試圖通過外交途徑消弭東北的危機。
兩次事件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日本國內的軍人們走上街頭，狂呼“武力征服滿蒙”的口號，飛行員駕機向日本各大城市發放傳單，傳單上畫着插着日本太陽旗的中國東北地圖，下邊寫着：“啊，我國的特殊權益！”
板垣和石原馬上意識到絕佳的時機已經到來，立即決定以此為藉口發起行動。行動的日期定在了1931年9月28日。關東軍於是頻頻調動，彈藥和器材也開始秘密發放。接到石原密報的神田正種已經擅自將朝鮮軍秘密調至鴨綠江邊，隨時準備在緊急關頭越境支援。
1931年8月“中村事件”之後，日本政府命令外務省密切關注東北的局勢。關東軍在東北鬧出這麼大動靜，外務省駐滿洲的官員不可能不發覺。1931年9月15日，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電告外交大臣幣原喜重郎：“關東軍正在集結軍隊，領取彈藥器材，有在近期採取軍事行動之勢。”幣原隨即向陸軍大臣南次郎提出質疑和抗議：“此種作法從根本上不符合以國際協調為基本原則之若槻內閣外交政策，絕不能容忍。”當時唯一還健在的明治維新時代的元老西園寺公望也規勸南次郎謹慎行事。此事甚至驚動了裕仁天皇。裕仁諭令南次郎下手整頓關東軍軍紀。
一向謹小慎微的南次郎就找來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建川美次問話。建川對於即將在滿洲採取的行動心知肚明，對於陸軍大臣的提問他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只是回了一句“不能完全否定關東軍採取行動的可能性”。聞聽此言的南次郎大吃一驚，馬上逼着建川部長立即動身前往滿洲傳達東京旨意，阻止關東軍亂來。
這位建川少將身高只有1.47米，據說後來在蘇聯被個子並不高大的斯大林在肩膀上拍了一巴掌就差點拍坐在地上，惹得斯大林哈哈大笑。個子小不代表沒能力，這位建川也是陸軍大學21期的“軍刀組”成員。能到參謀本部的人至少是牛C，能到參謀本部第一部也就是作戰部的人肯定是牛B，能當上作戰部長的人那絕對是牛A了。建川部長實際上是支持侵占“滿蒙”計劃的，滿洲之行對於他來說是言不由衷。陽奉陰違的建川表面上按照南次郎的命令立即動身去東北勸阻板垣等少壯派軍官的行動，暗地裡卻將消息透露給參謀本部俄國班班長橋本欣五郎。心領神會的橋本接連向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發去了秘密電報：計劃敗露建川出動，事不宜遲趕緊行動。
土肥原在一開始並不知道這個計劃。因為石原和板垣所在的關東軍總司令部在旅順，而土肥原在奉天。也許滿洲合該有此一劫，收到電報的是正好那天在奉天特務機關值班、剛調到此擔任土肥原副手的花谷正少佐。這樣在沒有進一步擴大知情範圍的情況下，石原和板垣很快得知了建川出動的消息。
9月15日，陪着上任不久的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中將進行巡視的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個人在奉天特務機關的會議室召開了秘密緊急會議，研究建川部長要來的問題。大家商量了半天也沒想出萬全之策。於是板垣拿了一支鉛筆豎在桌子上說：“問天命吧，鉛筆往右倒就不幹了，往左倒咱們就玩命賭了。”
板垣一鬆手，鉛筆往右倒了下去，那就是說計劃中止了。
但是今田跳了起來，漲紅了臉叫道：“你們不干我一個人干。”
一句話使得整個密謀現場的空氣為之一變。其實今田只不過是說出了大家想說的話而已。板垣立即決定原計劃提前十天，由原來的9月28日提前到9月18日。至於建川部長，交給花谷少佐就是，想辦法用酒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
建川本身也是有名的“挺進將軍”。前面我們提到，石原事先是和建川打過招呼的。建川本來就不願意去，軍令在身不去又不行。“陸大”軍刀組也絕對不是浪得虛名，建川想出的招數就是磨洋工。從東京出來建川也不坐飛機，先走陸路，然後坐海船橫穿朝鮮慢慢而來，就是為了給石原和板垣留下足夠的時間。估計途中還在嘀咕橋本欣五郎應該把消息發過去了吧。等他坐火車到奉天，已經是9月18號傍晚了。從15日到18日，東京到奉天這段距離建川走了四天。
9月18日上午，一切看似都很平靜，板垣陪同本庄繁檢閱關東軍實彈軍事演習。下午，板垣奉命至奉天迎接建川美次，本庄繁則乘車回旅順關東軍司令部。
當天晚上關東軍舉行盛大招待會為部長接風洗塵。看到這個架勢的部長馬上意識到：馬上就要動手了。建川也就揣着明白裝糊塗，對於沒讓他去旅順而帶他來奉天一事不聞不問，反而主動端起了酒杯。幾杯酒下肚，善解人意的建川部長很快“醉倒”。隨後被護送到奉天城內日本人開的菊文旅館，花谷還找來藝妓陪伴這位旅途疲累的將軍。——這差事不賴！
1931年9月18日22:20，爆破專家、數月前剛剛調任柳條湖分遣隊隊長的河本末守中尉帶領的的一個小分隊以巡視鐵路為名，在奉天北面約7.5公里、離東北軍重要駐地北大營800米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了42包小型炸藥，損壞了一小段鐵路。爆炸發生後不久，一列從長春開來的列車從被炸地點順利通過，只是車身有些顛簸。這一切都是關東軍精心策劃和計算的結果。後來的花谷正說，“爆炸必須恰到好處，既將鐵軌破壞一段製造出被炸的事實，又不能使交通運輸癱瘓，影響之後的兵力調動”。同時，他們將3具身穿東北軍服裝的中國人屍體放在現場，作為東北軍破壞鐵路的證據，誣稱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襲擊日守備隊。在那個沒有手機的年代，“中國軍隊炸毀南滿鐵路”的消息以難以置信的速度迅速傳開。
板垣征四郎大佐聞訊大喜，立即以本庄繁司令官的名義發出了命令：
獨立守備第2大隊立即攻擊北大營。
第5大隊從北面攻擊北大營。
步兵第29聯隊攻占奉天城。
事先早已布置好的兩門240毫米大炮立即猛轟北大營。隨後，幾百名紅了眼的日本士兵槍上膛、刀出鞘，嘶叫着向北大營衝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