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史大观》中，石原还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预测：他强调了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同时指出了原子核裂变产生的巨大能量很可能应用在未来的军事战争中。石原说“使用这种能量的破坏力可能使战争在一瞬间就决出胜负”，“怪力光线武器的突然出现也很有可能”。今天看这些话我们可能觉得平平无奇，但是你能说出三十年后人类所使用的主要武器吗？石原竟然一语成谶，后来果然有了原子弹，可笑的是首先挨上这种“弹”的恰恰是日本人。 石原还认为：“中国虽有自古而来的高度文明，但其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高度自给自足，这些都成为打持久战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则一定要速战速决，日本要尽快逼迫中国进行战略决战，在最短的时间内使之屈服，绝对不能打成持久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这就道出了石原对未来中日战争的担心。战略家就是战略家，石原的这些军事思想和后来毛泽东《论持久战》、蒋百里《国防论》里的观点不谋而合。 皇姑屯事件4个月后的1928年10月，石原莞尔赴关东军出任作战主任参谋，不久板垣征四郎也来到满洲接任河本大作离任后空缺的高级参谋职位。 刚刚上任的石原很快就提出组织所谓的“北满现地战术”参谋旅行。由于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正在等待皇姑屯事件的处分，无法实施。新的关东军司令畑英太郎到任后，立即命令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前后组织了三次“参谋旅行”演习。 三次旅行都是由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带队。第一次是1929年7月3日至12日的“北满参谋旅行”，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哈尔滨附近地区进行攻防战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就“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研究”的课题。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组织的“南满辽西参谋旅行”，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锦州地区进行作战的问题。第三次就是1931年7月进行的再次“北满参谋旅行”，研究课题表面定为《对苏作战结局之研究》，实是为了对北满地形进行实地军事探测。经过三次参谋“旅行”，他们对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国军队的军情进行了刺探。 在第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就开始初露锋芒。他向参加者分发了三篇论文：《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这三篇论文主要观点有三点： 一、为了解除日本国内的不安定要素，需要对外进出。 二、积极解决满蒙问题不仅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大多数中国国民的利益，“为了正义”，日本必须果断行动。 三、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中国，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 石原莞尔的这三个观点简单明了。石原的第一点说的是实话，为了从当时的经济危机中脱困，日本也只有战争可以选择。石原的第二点则是所有侵略者的陈词滥调，将自己的行为美化成为了被侵略者的“利益”而“迫不得已”地发动侵略战争。关于第三点这个“历史的观点”，石原自己也没有做详细说明。 1931年2月，为了给“历史的观点”寻找依据，石原莞尔特地回日本去拜访了当时日本中国问题的头号专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 石原：“从历史上看，满蒙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内藤：“中国的。” 石原：“不能说是日本的吗？为了争取这块宝贵的土地，在‘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我们付出了十万人的生命代价。” 内藤博士摇摇头：“那是另外一回事，日本守卫自己的生命线是当然的。但从历史上来看，所有的文献都只能证明满蒙不是日本的领土。1900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明东北疆域辩误》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那篇论文在学术界得到的评价很好。” 石原：“是这样吗？那太遗憾了。” 内藤：“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非常想主张满蒙是日本领土。但历史就是历史，是不可以随便歪曲的。” 在这里，我真想为内藤博士点个赞。 也就是在那次参谋旅行中，当时的石原中佐对随行的关东军参谋们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在一边听着的板垣大佐十分钦佩，将石原的观点全部记录在笔记本上。回奉天后板垣找来石原再次认真研究。于是一个小团队自发建立了，成员包括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几个雄心勃勃的少壮派军人开始定期碰头，专门研究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 石原以三次参谋旅行为基础，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计划预计在1932年12月之前完成对满洲的占领。据他估计，张学良在东北的部队大约有22万，其中沈阳附近有两万精锐部队，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武器装备，而当时奉天附近的关东军只有10900人，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这个“以寡制众”的计划决定以突然袭击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打击，从而迅速攻占奉天，并在其他国家的干涉尚未开始时，迅速占领东北其他战略要地。尽管实力悬殊，几个人还是决定铤而走险。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他们密谋之后所促成的“满洲事变”、中国人叫“九一八事变”就是后来被称为昭和时期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其余两件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策划的“诺门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贤了实施的“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我们将在随后详述。 应该说是石原和板垣是在准备进行一场豪赌。其出发点就在于在之前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中，他们已经看清了当时东北主政者张学良外强中干的本来面目。“九一八事变”之所以后来被很多人看作是军事史上的奇迹，从而成就了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英名”，都“张大少爷”拜所赐。 之所以称石原是“昭和第一兵家”，在于石原不仅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做好了充分细致的分析。石原认为： 第一看英美。对于日本抢占满洲英、美国不会直接插手。因为苏联红色政权的建立，英美等国正担心赤色浪潮的蔓延，如果由日本来控制东北，正好形成了一道赤色势力南下的屏障。 第二看南京政府。当时的东北虽然名义上归属中央，但蒋介石根本指挥不动，对于这些面和心不合的异己，老蒋肯定不会大力支援，“中东路事件”中蒋介石的表现就是最好的佐证。石原准确判断出蒋介石很可能会袖手旁观。奉系在当时来说是中国最大的一股军阀力量，如果能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或者削弱奉系的力量，对于中央军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第三看苏俄。石原判断苏联此时正在忙于国内的五年工业计划和集体农庄，平复内战的创伤和巩固政权，一时腾不出手来南进。况且之前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早把苏俄给得罪到了老家，它不趁火打劫屁股后边捅刀子就算烧高香了。 石原当然不会忽略国内的因素。对于关东军所采取的行动，虽然日本政府一直持谨慎态度，但军部一直是默许的。行动一旦冒险取得成功，日本政府和军部是不会拒绝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的。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后来事实证明石原的判断完全正确。 光有这些似乎还不够。除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以外，石原还和陆军中枢机关的少壮派军官永田铁山、建川美次、小矶国昭、冈村宁次、桥本欣太郎等人互通了消息，取得上层的支持或默认。石原也清楚一旦真打起来，这些人除了声援吆喝两声不可能干别的事。鉴于关东军万余人与张学良几十万大军的差距太大，石原很早就想串通离东北最近的朝鲜军在必要的时候越过鸭绿江对关东军进行支援。但最初朝鲜军司令官是胆小的南次郎中将，不敢擅自越境，一直到1930年12月林铣十郎上任后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解决。通过石原和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中佐的积极游说，林铣十郎中将答应届时将日本驻朝鲜军调至朝中边境，随时越境支援关东军。 在这里，石原的“善谋”与板垣的“善断”得到了尽情的发挥。相对来说，石原冰山一样的冷静更加可怕。“九一八事变”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在长春当地的一个日本牙科诊所，牙医小泽开作正在为自己新出生的儿子起名。他太崇拜那两个“英雄”了，就从这两个人的名字中各选出一个字进行组合作为新生儿的名字，——这个新生儿叫小泽征尔。这个小孩长大以后迷恋音乐，后来与印度的祖宾.梅塔、新加坡的朱晖一起成为东方三大指挥家。搞音乐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个名字。 目前对于板垣和石原来说，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5.4 “九一八”事变
1931年，日本国内之前持续的经济危机达到顶峰。相比1929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三分之一，对外贸易总额下降将近一半，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储备黄金不断外流，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工农业产品价格一路狂跌，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失业人口高达400万人。为了解决面临的危机，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同时也急需一场战争来解决国内存在的诸多矛盾，所需要的仅仅是时机和借口而已。对于蓄意闹事者来说，这种时机可谓无处不在。
1930年3月，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讨蒋之战。同年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一场大战随之爆发，史称“中原大战”。交战双方都对远在东北的张学良积极拉拢。在胜败局势未明的情况下，张学良对双方都若即若离，一直保持中立立场。6月份蒋介石曾派张群将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及大印送到东北，劝张良立即出兵入关助战，张学良以“德薄才庸”为由婉拒。随后在南京中央军攻占济南、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宣布支持南京中央。第二天，十万东北军精锐部队挥师入关，早已成强弩之末的反蒋联盟刹那间土崩瓦解。气势如虹的东北军先后占领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张学良随后因“危难之时显身手”被蒋介石正式委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真可谓一人之下无数人之上。年仅三十岁的张学良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对于张学良来说可谓名利双收。1931年4月，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在北平设立，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主持行营工作。大批东北军精锐出关导致关外防备空虚。从这时起一直到去世，张学良再也没有回过东北。
尽管名义上已经统一，但实际上当时全国仍是一盘散沙。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多次武装起义。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均告失利。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中央军在内的30万军队发动第三次围剿。就在蒋介石加紧剿共之际，南方两广再次出现意外情况。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等人为委员，南方的粤桂军兵分五路向湖南进攻。蒋介石急令剿共前线转为守势，除以一部监视共军外其余各部分别转进“讨逆”。此时的中国大地可以说是一片混乱。
早在1930年年底，日军参谋本部在制定《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对未来在满洲将要采取的行动进行了充分讨论，最后决定了三个阶段的行动方案：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结合这一计划，陆军参谋本部对于即将在满洲进行的活动也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的准备。1931年4月，由北方士兵组成、原驻仙台的第2师团和原来驻扎在东北辽阳地区的第16师团换防，以适应东北地区的严寒气候。7月，密令驻扎在东北的守备队向苏家屯、奉天一带集结，又向朝鲜增派了一个师团，准备随时渡江参战。为了对付沈阳的高大城墙，永田铁山在视察东北的时候承诺给关东军用于攻击北大营的两门240毫米重炮也专门从本土调运至满洲，配属给驻奉天的第29联队，炮口预先瞄准北大营和飞机场。8月，日军又进行了精心的人事调整。一直从事于策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调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原来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本庄繁中将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佐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在当时日本少壮派军官中，有三个人被公认为“中国通”，简称“三通”。他们分别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从4岁起日本字都不一定认几个时就开始由其祖父指导学习汉学。三人的“通”还有侧重，土肥原被称为“东北通”，矶谷廉介是“南方通”，板垣征四郎是“华北通”。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土肥圆调到东北，谁都能预料到下一步肯定要有所动作。
凡事都要有借口，即使对于苏俄、日本或者德国这样的侵略者。也就在这一时期，东北相继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万宝山事件”纯属中朝农民之间的民间土地纠纷。日本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最后在日本的引导下朝鲜半岛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中村事件”相对复杂一点。当年6月，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带领三个部下在兴安岭一带作军事侦察，返回途中被中国东北军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他们身上搜出了调查笔记、军用地图、指北针、测绘仪器等物。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除重要文件留下上报之外其余一律销毁。
也真该出事。由于处死中村之前想逃跑的中村曾与团部的卫兵发生搏斗，中村佩戴的日本军官专用手表被打飞，正好被来送夜宵的第三团司务长李德保悄悄捡走。后来李德保在外边嫖娼时没钱结账，就把手表押在了当铺。发现中村神秘失踪的日军沿着中村之前走过的路线寻找，得蒙人密报在当铺中找到的手表就成了日本人的铁证。
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谋财害命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最后东北军无奈将关玉衡撤职。就这两事件，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商议解决，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消弭东北的危机。
两次事件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国内的军人们走上街头，狂呼“武力征服满蒙”的口号，飞行员驾机向日本各大城市发放传单，传单上画着插着日本太阳旗的中国东北地图，下边写着：“啊，我国的特殊权益！”
板垣和石原马上意识到绝佳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决定以此为借口发起行动。行动的日期定在了1931年9月28日。关东军于是频频调动，弹药和器材也开始秘密发放。接到石原密报的神田正种已经擅自将朝鲜军秘密调至鸭绿江边，随时准备在紧急关头越境支援。
1931年8月“中村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命令外务省密切关注东北的局势。关东军在东北闹出这么大动静，外务省驻满洲的官员不可能不发觉。1931年9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随即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疑和抗议：“此种作法从根本上不符合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槻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当时唯一还健在的明治维新时代的元老西园寺公望也规劝南次郎谨慎行事。此事甚至惊动了裕仁天皇。裕仁谕令南次郎下手整顿关东军军纪。
一向谨小慎微的南次郎就找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问话。建川对于即将在满洲采取的行动心知肚明，对于陆军大臣的提问他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回了一句“不能完全否定关东军采取行动的可能性”。闻听此言的南次郎大吃一惊，马上逼着建川部长立即动身前往满洲传达东京旨意，阻止关东军乱来。
这位建川少将身高只有1.47米，据说后来在苏联被个子并不高大的斯大林在肩膀上拍了一巴掌就差点拍坐在地上，惹得斯大林哈哈大笑。个子小不代表没能力，这位建川也是陆军大学21期的“军刀组”成员。能到参谋本部的人至少是牛C，能到参谋本部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的人肯定是牛B，能当上作战部长的人那绝对是牛A了。建川部长实际上是支持侵占“满蒙”计划的，满洲之行对于他来说是言不由衷。阳奉阴违的建川表面上按照南次郎的命令立即动身去东北劝阻板垣等少壮派军官的行动，暗地里却将消息透露给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心领神会的桥本接连向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发去了秘密电报：计划败露建川出动，事不宜迟赶紧行动。
土肥原在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石原和板垣所在的关东军总司令部在旅顺，而土肥原在奉天。也许满洲合该有此一劫，收到电报的是正好那天在奉天特务机关值班、刚调到此担任土肥原副手的花谷正少佐。这样在没有进一步扩大知情范围的情况下，石原和板垣很快得知了建川出动的消息。
9月15日，陪着上任不久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进行巡视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个人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会议室召开了秘密紧急会议，研究建川部长要来的问题。大家商量了半天也没想出万全之策。于是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板垣一松手，铅笔往右倒了下去，那就是说计划中止了。
但是今田跳了起来，涨红了脸叫道：“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
一句话使得整个密谋现场的空气为之一变。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而已。板垣立即决定原计划提前十天，由原来的9月28日提前到9月18日。至于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少佐就是，想办法用酒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
建川本身也是有名的“挺进将军”。前面我们提到，石原事先是和建川打过招呼的。建川本来就不愿意去，军令在身不去又不行。“陆大”军刀组也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建川想出的招数就是磨洋工。从东京出来建川也不坐飞机，先走陆路，然后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而来，就是为了给石原和板垣留下足够的时间。估计途中还在嘀咕桥本欣五郎应该把消息发过去了吧。等他坐火车到奉天，已经是9月18号傍晚了。从15日到18日，东京到奉天这段距离建川走了四天。
9月18日上午，一切看似都很平静，板垣陪同本庄繁检阅关东军实弹军事演习。下午，板垣奉命至奉天迎接建川美次，本庄繁则乘车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
当天晚上关东军举行盛大招待会为部长接风洗尘。看到这个架势的部长马上意识到：马上就要动手了。建川也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对于没让他去旅顺而带他来奉天一事不闻不问，反而主动端起了酒杯。几杯酒下肚，善解人意的建川部长很快“醉倒”。随后被护送到奉天城内日本人开的菊文旅馆，花谷还找来艺妓陪伴这位旅途疲累的将军。——这差事不赖！
1931年9月18日22:20，爆破专家、数月前刚刚调任柳条湖分遣队队长的河本末守中尉带领的的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北面约7.5公里、离东北军重要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了42包小型炸药，损坏了一小段铁路。爆炸发生后不久，一列从长春开来的列车从被炸地点顺利通过，只是车身有些颠簸。这一切都是关东军精心策划和计算的结果。后来的花谷正说，“爆炸必须恰到好处，既将铁轨破坏一段制造出被炸的事实，又不能使交通运输瘫痪，影响之后的兵力调动”。同时，他们将3具身穿东北军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的消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传开。
板垣征四郎大佐闻讯大喜，立即以本庄繁司令官的名义发出了命令：
独立守备第2大队立即攻击北大营。
第5大队从北面攻击北大营。
步兵第29联队攻占奉天城。
事先早已布置好的两门240毫米大炮立即猛轰北大营。随后，几百名红了眼的日本士兵枪上膛、刀出鞘，嘶叫着向北大营冲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