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老酒小时候（那时候应该叫小酒）也曾经是个志向远大之人，自幼就对那各种“家”无比崇拜，并励志将来成为那样的人物。正如当下那句流行的名言，“小时候总是为了将来上‘清华’还是上‘北大’而纠结，长大后才知道这种纠结根本不存在”。老酒后来逐渐明白，那些“家”并不是像我这样的愚鲁之人说当就能当的，也就彻底断了那些念想。可不管是政治家、数学家、文学家还是化学家，咱至少还能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屠呦呦阿姨研究的青蒿素虽然不懂也大致知道是干啥用的，对他们咱除了崇敬之外还是崇敬。可还有一种少而又少的“家”咱至今仍然懵懂并敬而远之，——因为根本不知道人家在干什么，这类人叫做思想家。
　　就在日俄战争激战正酣的1904年，所有日本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前方战线。在位于日本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每天都会有一个行色匆匆的年轻人来到这里殚精竭虑地苦苦研读，风雨无阻。这个年轻人就是当时年仅21岁的北一辉。
　　艺术家不分国界，思想家不论年龄。仅仅两年之后，也就是23岁那年，北一辉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成书并自费出版。在书中北一辉指出，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要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这次“社会主义大革命”。这本书从社会主义的立场否定了以天皇主权说为中心的“国体论”，因此虽然是自费出版也很快被政府禁止发行，北一辉本人在日本也被全面封杀。
　　要说这个北一辉跟中国也的确有着不解之缘。在日本郁郁不得志的北一辉随后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开始了他投身中国革命十三年的生涯。为此他甚至写了一本叫《中国革命外史》的书，并把他的名字由原来的北辉次郎正式改为了大家熟知的北一辉。1911年他应宋教仁之邀参与辛亥革命，频繁活动于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随后的北一辉长期定居上海。由于有了这一段特殊的经历，北一辉和不少国民党元老都建立了很深的友谊。除了宋教仁，辛亥元老谭人凤的儿子曾被北一辉收为养子，改名为北大辉。此外国民党元老张群等人与北一辉也都有很多的交往。“二二六”事变之后北一辉被处死，张群就曾亲自为其墓碑题字。 
　　令人不解的是北一辉对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却大加批判。在他看来，孙中山是一个完全西化的中国人，无论行事和思考都是西方的模式，孙中山并没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去开展革命事业，而是要把西方民主理念通过革命的手段在中国实行。因此北一辉把中国革命的希望放在黄兴、宋教仁等人身上。他认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能稳定中国局面的人并非孙中山，而是黄兴和宋教仁。1913年宋教仁被刺，义愤填膺的北一辉自组调查团意图调查宋教仁被刺之真相，未果。后来由于不择手段筹集经费等原因被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以敲诈钱财的罪名勒令回国。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因为参与中国革命被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驱逐出境三年。
　　三年驱逐期满之后，一心向往革命的北一辉再次来到中国。但是随着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也不断高涨，自思再无为中国革命効力之处的北一辉无奈开始逐渐将注意力转回日本。
　　在上海，北一辉撰写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巨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在这本书中，北一辉主张从下层社会起、以武力革命方式对日本进行改造。他提出“革命”不能依靠工人阶级，而必须依靠军人，并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倡导由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军人作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由此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起了一条“绿色通道”。作为日本最著名的军国主义理论家，北一辉崇尚暴力和鼓吹战争万能，宣扬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是合理而且必须的，极力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制造理论根据。他还宣称，日本应当打败英、美、俄、中等国，缔造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他的理论后来逐渐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纲领性文献。 
　　在《大纲》中北一辉还提出，改造日本的核心就是铲除大财阀、大地主、大官僚，在天皇的号召下，通过军人实施政变推翻现有政权。北一辉还设计了改造行动的具体措施：发动天皇大权在全国实行戒严令，三年停止宪法并解散国会，在政变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经济方面限制私有财产数量，个人私有财产不得超过三百万日元，超过部分无偿交给国家。同时他认为，国家由于其自身发展的结果对于无视人类共存天道的他国具有开战的权利。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枯竭，只能走对外扩张道路。此时一贯支持中国革命的北一辉思想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提出“中国是日本实现振兴的天然基地”。
　　1926年北一辉又撰写了《维新革命论》一书。——看人家写本书跟喝凉水似的，咱发个破帖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差距呀！在该书中北一辉提出：从明治维新的历史可以看出，维新的成功不取决于戊辰战争而是由颇频的暗杀所决定。古今一切的革命依靠军队运动是历史的通则，革命是青年的事业，是极少数者与极少数者的斗争。这样北一辉就补充了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没有涉及到的“维新”政变到底由谁来完成的问题，那就是青年军官。
　　北一辉的一系列理论在日本青年军官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信奉北一辉学说的青年军官也就开始慢慢团结在北一辉周围的，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就是后来日本陆军重要派别“皇道派”的基础。他么大部分是中下层的军官甚至士兵，北一辉可以说是“皇道派”的教父或精神领袖。

　　就在1919年8月1日，日本第一个军国主义组织“犹存社”成立。“犹存”两个字取自于唐朝名相魏征的诗，“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犹存社”的政治纲领就是反对美、英对亚洲的渗透，彻底改变日本现状，赢得日本在亚洲更大的话语权。“犹存社”的组织者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另一大思想家、比北一辉小3岁的大川周明，大川当时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

这位大川周明我们可能更熟悉一下。因为北一辉死得早，大川一直坚持到战后，并因在东京大审判时有着惊艳的演出而名闻遐迩。

　　刚刚成立的“犹存社”派出大川周明专程到上海去寻找那位大名鼎鼎的北一辉。1919年8月23日，大川周明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房子里看到了江湖闻名的大侠北一辉。第一次见到北一辉的大川吓了一大跳，他没有料到北一辉过得如此清苦，仅仅靠着吃米饭团喝清水在奋笔疾书，撰写着8卷本的巨著《国家改造法案大纲》。师兄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7卷交给了大川师弟。 
　　大川用了整整一晚上读完了北一辉的前7卷作品。合上书后大川只说了只说了一句话：“就这么干。”之后两个臭味相投的大思想家长谈了两天一夜，大川携《大纲》前7卷回国。北一辉说，你们等着我，写完第8卷我就回去。他要在上海完成其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代表作。第二年也就是1920年，北一辉回到日本并加入了“犹存社”。
　　作为一个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大亚细亚主义作家，大川周明被誉为“日本军国主义之父”。与北一辉的穷酸潦倒不同，大川有着显赫的社会地位。他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通晓中文、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并成为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服刑时，大川周明每周七天都讲不同的语言：周一英文，周二日文，周三法文，周四中文，周五印度话，周六马来文，周日讲意大利文。真是不服不行，咱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连中国话都说不囫囵。
　　作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日本最疯狂的宣传家和煽动家，大川周明极力鼓吹大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之类的民族主义学说。在大川的眼中，“日本是最好的，比西洋的一切都好”。大川一生“著述颇丰”， 如《论独立后之满洲国应成为日本之附属国》，《论日本国土之扩张对象是中国》，《论英美在太平洋地区之主权应由日本取而代之》，《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之民族》，《试论日本是亚洲之主宰者》等等。这些作品无不是为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粉饰、买好的荒谬无耻之作。
　　与北一辉强调主要依靠青年势力不同，大川周明认为对内建立军部统治，通过逐渐与军部上层的幕僚将佐接近，用合法的手段逐步实现军部对国家的统制。他的说法得到了日本陆军中大多数中高层人士的认可，其言论逐渐成为另一大派别的理论基础，这一派就是“统制派”。在近卫文麿任首相期间，大川周明一度得到了近卫的赏识，很快成为近卫“智囊团”的中坚分子。
　　这样，和日本海军内部的“条约派”和“舰队派”类似，在日本陆军内部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皇道派”和“统制派”。
　　“皇道派”主要受到北一辉思想的影响，主张对内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现内阁政府控制政权，由天皇亲政，依靠军队进行军部独裁统治，实行“昭和维新”。对外主张同苏联开战。由于他们开口闭口不离“皇道”、“皇威”，故被称为“皇道派”。其总瓢把子就是曾任陆相的陆军大将荒木贞夫。“陆大”19期“首席”的荒木以擅演讲著称，他曾经有过一句名言，“物资不足我们并不介意！皇道精神加三千万竹枪，列强不在话下！”任陆军大学校长时荒木能够亲自到火车站去接新生入学，因而在青年军官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他的官邸往往是年轻军官聚会的场所。荒木出色的组织能力和陆军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的缜密思想使他俩并列成为“皇道派”的领袖。小畑敏四郎、山下奉文、松井石根、柳川平助等陆军将领均属于这一派别。
　　“皇道派”成员大多为没有地位、来自农村并对现实强烈不满的青年，很多出自于野战部队的尉级军官。他们认为政党政府是“隔断天皇和民众联系的误国奸臣”，所以要恢复“明治精神”，要“尊皇讨奸”、“清君侧”，消灭天皇身边的奸臣小人，恢复“天皇亲政”。年轻人总是无所畏惧，他们的行动非常大胆、不听指挥，主张毫无组织纪律的活动。特别是一部分人更是主张用发动政变和刺杀大臣的手段达到军事独裁之目的。 
　　“统制派”以永田铁山等为核心，这一派的组成者多为裕仁天皇的亲信小集团成员。他们已经占据了陆军中上层的重要岗位。除了永田铁山之外，属于这一派别的还有后来接替荒木贞夫出任陆相的林铣十郎，冈村宁次、南次郎、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宇垣一成、东条英机等都属于“统制派”的骨干成员。他们认为血腥的军事政变不利于军队和政局的稳定，于是放弃以武力改造国家的计划，主张在军部的统制下以合法手段建立军部独裁，进行平稳缓进的国家改革。在对外策略上，“统制派”提倡建立总体战体制，首先解决“中国问题”，然后南北并进，做好同美国、苏联长期作战的准备。“统制派”强调必须联系上层官僚和新兴财阀，在政治、思想和经济领域进行全面改组和统制。
　　如果用通俗一点的语言来形容，那么“皇道派”的成员基本属于低层阶级。往往越是下层军官对皇室越关心，他们相信天皇他老人家“天纵英才”，事情坏就坏在那些贪官污吏手里，如果“天皇亲政”的话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统制派”大多就属于“皇道派”恨之入骨的那些“贪官污吏”，也就是所谓的中层，当然还包括“统制派”提出要联合的那些财阀和政府官僚。随后发生的“二二六”事件其实质就是低层阶级为了上层阶级(天皇)并利用上层阶级来打倒中层阶级。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尽管“皇道派”和“统制派”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在“改造国家”、“建立军国主义政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却是高度一致，只是在具体方法、步骤方面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而已。

1.6.2 喋血“五一五”
　　1921年9月28日，深受北一辉思想影响的日本愤青朝日平吾刺杀了四大财阀之一、安田财阀的首脑安田善次郎。
　　生活贫困的朝日平吾之前先后进入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学习，都因交不起学费而肄业。后来朝日从事贫民救济等社会公益活动，几次企图组织社团以改变社会，都因缺乏资金而失败。他遍访资本家募集资金，这些人几乎全部持冷淡态度，将朝日平吾拒之门外。他因此决定“诛杀一、二彼等奸富的代表人物使其反省悔悟”。朝日平吾极度崇拜天皇，他认为是天皇身边的那些官僚、财阀等隔离了天皇和臣民，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刺杀成功之后朝日平吾自杀，他在自杀前留下了《檄文》和《斩奸状》，内中思想倾向与北一辉无异。公众的同情明显在凶手一边，朝日平吾的葬礼规模盛大，竟然有上千民众自发参加。
　　仅仅两个月后，强烈要求结束国内腐败、年仅19岁的中冈艮一在东京火车站刺杀了第一次政党内阁的平民首相原敬。
　　前面提到，由于内阁政府先后签署了《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使得日本海军的规模不断遭到限制，导致日本海军对政党政治的不满也日益加重。特别是后一个条约迫使大量的海军军官和水兵退出现役，更引起基层官兵的强烈不满。长久集聚起来的怨气使得海军部分中下层军官开始积极筹划反对政府和财阀的行动。一些人很快与井上日召所带领的“血盟团”搭上了线。
　　“血盟团”是日本一个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极端右翼恐怖组织，其创始人是“日莲宗”僧人井上日召。井上日召同样倡导发起“昭和复兴”，并认为“铲除”政府首脑与财阀人物是必须要采取的手段。他的“血盟团”成员共有14人，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和在校的学生。
　　井上计划大规模刺杀政界和财界的重要人物，提出的口号是“一人杀一人”。列入其暗杀名单的人员包括若槻礼次郎、西园寺公望、币原喜重郎、牧野伸显、床次竹二郎、铃木喜三郎、井上准之助、池田成彬、团琢磨等政界财界要人20余人。日上试图以此“打倒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在日本实现“君民共治”的军国主义制度。他要求每个“血盟团”成员必须在1932年2月11日前最少谋杀一个腐败的政界或财界要员，以庆祝传说中的天照大神神武天皇登基2592周年。
　　1932 年2 月9 日，之前经常反对增加军费开支的银行家、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在人行道上被“血盟团”成员小沼正击中三枪后毙命。3月5日，第二次谋杀在类似情况下发生。当三井财阀总裁团琢磨跨出汽车门时，“血盟团”团员菱沼五郎用手枪捅了一下他的后背，然后扣动了扳机。——团琢磨因为利用经济危机抢购出售美元获取巨额利润而被众人诟病。“血盟团”的暗杀活动在日本高层引起了极度恐慌。有些人开始穿上避弹衣，个别人甚至频繁更换居住场所。
　　警视厅很快破案并逮捕了“血盟团”全部成员。1933年6月，法庭对这些人进行公开审判。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审判却给日本公众提供了戏剧性的情节和宣传资料。比其那些被刺杀的受害者，杀人凶手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同情。在国民的心中，他们是保护平民、反对暴虐、铲除腐败的勇士。1934年11月，首领井上日召以及直接杀人凶手小沼正、菱沼五郎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人员分别判处3到15 年有期徒刑不等。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井上日召于第二年就被假释出狱。到了1940年11月，“血盟团”的成员已经被全部释放。
　　“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的若槻礼次郎内阁倒台，犬养毅受命组阁，出任日本第29任首相。
　　这个犬养毅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对中国怀有善意的日本人。早在二十世纪初，他就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还在自己的老家为孙中山提供了庇护所。辛亥革命时犬养毅甚至亲自到上海、武昌等地对孙中山表示支持。这一点和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类似，当年一个叫蒋志清的中国青年留学日本时就住在松井石根家里。这个当时的小蒋后来改名叫蒋介石。
　　犬养毅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也包括在东北的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就曾给犬养毅去信，哀求犬养毅帮忙向关东军疏通发还被抢走的私人财物，还在信中附上了一张作为谢礼的支票。这封信后来落到了军部手里，反而成了之后犬养毅被杀的罪名之一，那就是“接受敌国要人的贿赂”。
　　犬养毅担任首相时已经是77岁高龄。上任之后的犬养毅启用理财圣手高桥是清担任大藏大臣，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经济危机。同时新一届内阁政府对华外交政策也变得相对温和宽松，对军备的控制却更加严格。在军部的眼里，犬养毅这类的国际协调主义的政客根本就是卖国贼。犬养毅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加上他的执政理念，使他很快成为右翼青年军官头号刺杀的目标。
　　犬养毅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12月20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萱野长知赴上海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试图达成妥协。但他的秘密和谈工作随后被曝光，此举使得军队内部的激进派分子怒不可遏。更让军部气愤的是犬养毅内阁对“伪满洲国”的态度，当时政府竟然吃里扒外，拒绝对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伪满洲国”予以承认。老子在前方拼死拼活卖力抢回来的东西换来的不是奖励而是不承认，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犬养毅对当时一些青年军官的激进做法也倍感忧虑。他给陆军长老上原勇作写信，指出应该改变一下当时军队中的不良风气，同时上奏天皇建议将30人的问题军官免职。这犬养毅也真是老了不太中用，这一消息再次被军部得知。军部对其干涉军队内部事务的做法出离愤怒，认为犬养毅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天皇神圣的“统帅权”。

1932年5月15日，一个晴朗的周日，一切看似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当天犬养毅在首相官邸悠闲地休息。他的夫人、秘书和护卫都出门去了，而他本人刚刚接受了一次鼻部治疗。在诊治过程中，犬养毅非常乐观地对医生说：“看来身体没检查出什么毛病，估计我还能再活100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