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中国全面抗战
　　1.7.1 步步紧逼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吞并了东三省。这仅仅是开始，之后日本很快提出伪满洲国《建国宣言》中曾表述“热河为满洲之一部份”，并以热河省地方官员表示愿意归附伪满洲国为由积极筹备侵占热河。
　　1933年元旦之夜，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上突然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驻扎在山海关的日本守备队立即向中国守军提出抗议，声称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了袭击，要求中国军队立即全部撤离。2日上午，日本第8师团3000多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东北军第9旅何柱国所部守军两个营发起进攻，被守军击退。1月3日上午，日军再次发起强攻。战至下午15:00，日军的太阳旗插上了天下第一关的城头。
　　2月11日，蒋介石派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至北平，与包括张学良在内的27名将领一起发表“保卫热河”通电。宋子文代表中央慷慨陈词，“吾人绝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也绝不签订城下之盟”。张学良也立即附和，表示自己已经“忍无可忍，只有舍身奋斗方能救亡图存”。全国上下为之一振。
　　2月底，日本关东军以满洲伪军开路从通辽、锦州、绥中分三路入侵热河。日军第6师团在伪军配合下向开鲁、赤峰发起攻击。第5军团汤玉麟驻守开鲁的骑兵第7旅随即叛变投敌。那位扒了慈禧陵墓的大盗孙殿英表现尚可，率第41军在赤峰驻守七天七夜之后撤退，赤峰、开鲁相继沦陷。2月26日，日军进占朝阳，中方再次不战而退。3月2日日军进入凌源，3月3日逼近承德。
　　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不但不积极组织防务，还征集大量汽车带着自己的金银细软逃离承德。3月4日下午，日第8师团骑兵第8联队128名骑兵乘隙攻陷承德。热河省十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入满洲国国土。汉奸张海鹏因为其杰出的表现被任命为热河省警备司令兼热河省长。
　　热河的沦陷使得早已被全国人民骂成猪头的张学良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在一片声讨之中于3月11日“含恨”通电下野。1933年3月12日，蒋介石命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接替张学良指挥北方战事。
　　占领热河后的日军随即南下向长城各关隘挺进。何应钦根据国民党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沿长城线布防，分别以第29军宋哲元、第17军徐庭瑶、第32军商震、第35军傅作义以及由长城线后撤的东北军担任长城各口防务，企图阻止日军进攻。初看国军兵力似乎不少，但要防守近千里的防线仍显孱弱。日军可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就在中国军队调整部署之际，日军已发动对长城喜峰口、古北口、冷口、义院口等要塞的进攻。自3月5日起，发生在长城各口及其附近地区的作战持续了将近三个月。中方防线被日军全面突破。北平、天津附近滦县、密云、遵化等22县被日军侵占。中国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北平城陷入混乱，故宫文物开始南运。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18352人的伤亡代价，日军损失约2400人。
　　长城抗战暂时告一段落。东京考虑此时完全占领华北时机尚不成熟，否决了关东军进一步南下的意见。双方于1933年5月25日停战进入对峙状态。当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军使至密云与日军和谈。
　　日军谈判代表冈村宁次首先抛出了停战协定，并说明这是日方的最后提案，一字不容更改。冈村此处学习了他的老前辈伊藤博文，强硬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只能回答“是”与“否”两个字，否则兵戎相见。5月31日，国民政府代表熊斌和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长城线以南，且今后不得越过该线。此举等于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的事实，并把冀东22县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至此华北门户洞开。
　　长城抗战结束后，第35军军长傅作义特地邀请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博士为在战斗中英勇捐躯的35军烈士纪念碑撰写碑文。接受邀请的胡博士慨然允诺，他第一次用白话文为那些英灵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来报答他们的血。
　　碑文刚刚刻好，傅作义就接到了来自北平何应钦的命令，要求抹去一切与抗日有关的标志。无奈的傅作义只好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改为“长城阵亡将士公墓”。
　　随后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第五届运动会上，一个百米运动员成为全场最耀眼的明星，他就是来自东北大连的刘长春。他在运动会上的百米成绩达到了10秒7，这一纪录保持了长达25年，直到1958年才被新中国运动员梁建勋打破。闭幕式上刘长春发表了即席演讲：“诸位有家可以回去，我们只能四处漂流。热切希望下一次全运会在沈阳举行，恢复我东北河山颜色。”满场的观众无不泪流满面，四处响起了雷鸣般的呼喊：“收复东北，还我河山！”
　　1935年5月2日深夜，天津《国权报》汉奸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北洋饭店遭枪击，身中四弹的胡汉奸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早晨毙命。5月3日凌晨4时左右，另一个《振报》白逾桓汉奸社长也在日租界自己的私宅内被枪杀，身上还藏有给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的密信。这就是当时有名的“胡白被杀案”。早就想惹事的日本天津驻屯军马上感觉到机会来了，这可是进一步侵略华北的难得机遇。日军立即向中方提出严正抗议。
　　这边还没按住葫芦，那边瓢又起来了。正当中日双方为胡、白被杀案紧张交涉之际，5月17日，又发生了抗日武装孙永勤部“抗日救国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国民党遵化县县长庇护和援助的事件。
　　5月29日，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按照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向中方发表通告，宣称由于上述事件，“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线，而且实际上北平、天津两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地区内”。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6月7日命令一支步兵部队进入到山海关、古北口一线，并在锦州集结一部空军待命，其意图不言自明。6月9日，日本海军从旅顺派遣两艘驱逐舰到天津大沽口，做出一副武力解决的威胁架势。
　　6月9日，酒井隆约见何应钦，递交了梅津美治郎拟订的“备忘录”，要求国民政府将宪兵第三团、军委会政训处等撤出华北。酒井隆还要求国民党中央军撤出河北，罢免对日态度强硬的河北省主席、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等人。由于事关重大，何应钦只好一边与日方交涉一边向蒋介石报告。在6月10日的交涉中，酒井隆把鞋子脱掉放在谈判桌上，盘腿坐在椅子上不时用佩刀敲打桌子，要求何应钦立即按照日方拟订的条约签字。随后的酒井隆甚至使出类似流氓无赖的手段，骂骂咧咧地走到院子里解开裤带不避众人当院小便。弄得何应钦哭笑不得。
　　为避免日方的纠缠，何应钦于1935年6月13日回南京向国民政府汇报。之后经过多次会商，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何、梅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何梅协定》，其实这一协定并无正式文本。
　　这些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同时取缔了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相当于变相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华北这边麻烦不断，那边察哈尔纠纷再起。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内蒙古特务机关山本信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军事地图，在行至张北县时被第29军132师赵登禹部拘留。6月10日，驻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正康和察哈尔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以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为借口，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严正抗议，限5日内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必要行动”。宋哲元闻知后立即命令释放有关人员，但日军依然不依不饶并借机提出多项无理要求。
　　无奈之下的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6月19日免去29军军长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任命秦德纯代理察哈尔省主席。随后的6月27日，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同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在北平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要求宋哲元所部中国军队从长城以北撤出集结于北平方向。这一协定不仅使中国丧失了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和领土，也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打开了一个侧门。
　　1935年11月25日，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北平以东的通县组织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自任委员长，很快就宣布更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通电脱离国民政府实行自治。这个殷汝耕早年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还娶了一个日本女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大汉奸。殷汝耕为了显示其“政权”的合法性，还特地派“外交人员”对东北的“满洲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满洲国”也一本正经地派人进行了回访。

　　似乎遍地都是窝囊废和汉奸。但是日军下一步的挑衅行动就碰了钉子，碰钉子的地方叫做绥远。

日本一直强调“满蒙”为其生命线，这个“蒙”就是蒙古。当时的外蒙古实际上已经被苏联控制。苏联实力强大不能随便去惹，但侵占中国内蒙古一直都是日本“满蒙计划”的重要部分。日本在察哈尔得手之后，很快便把侵略矛头指向了绥远。对付绥远日本还是老一套，先收买再武力。为了达到收买的目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人纷纷蹿到呼和浩特，对绥远省政府主席、第35军军长傅作义威逼利诱进行策反，声称傅若不与日本“携手合作”，日本则支持蒙古的德王以“武力解决”。这一切都遭到了傅作义的严词拒绝。利诱不成的关东军于是决定发动对绥远的武装进攻。

1.8.2 卢沟桥事变
　　时间悄悄来到了1937年。这一年的7月7日，注定要成为历史上一个让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西三面已经基本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伪保安队，还有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5600多人。即使是情况稍好一点的南面，之前日军已强占丰台，这样卢沟桥就成了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彻底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往来，实现逐步使华北脱离中央政府的目的，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随时来临。
　　此时在平津地区驻扎的中国军队是原属于西北军的第29军，下辖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总兵力约十万人。当时29军主要的管辖区域是平津、河北以及察哈尔的一部分。驻守北平的是冯治安的第37师。这个师素以对日强硬著称，日军对37师驻守北平一直颇有微词。
　　西北军在中国旧军阀体系中一向以贫苦著称，现在竟然阴差阳错地辗转到了平津地区，不能不让他们觉得受宠若惊。第29军军长宋哲元格外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可惜占据要地是宋哲元日子过得并不舒坦，他既要防止蒋介石中央军重返平津，还要警惕共产党的势力在该地区的渗透，更要防止虎狼一般的日本人，当然还有跟在日本人背后那数都数不清的汉奸二狗子。对于宋哲元来说，这几个主儿甚至连二狗子他都也不愿意惹，也惹不起。不久前日本人向宋哲元提出要在平津地区修建铁路，宋哲元向南京汇报又遭拒绝。左右为难的宋哲元只好装病跑到山东乐陵老家躲了起来。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中国驻屯军第1联队3大队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中尉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19：30，日军开始军事演习。22：40，日军声称在其演习地带附近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失踪”，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进行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的严词拒绝。
　　清水马上电话向驻丰台的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做了汇报，一木马上电话请示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请示该如何处理。牟田口的指示是，“立即做好战斗准备”。这个牟田口廉也和一木清直请大家稍作留意，他们在随后的太平洋主战场都还有相当多的戏份。
　　那名失踪的士兵其实就是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志村菊次郎这几天闹肚子，中间憋不住就找个僻静的地儿拉稀去了，拉完后他很快返回了部队。清水节郎随即向一木清直大队长再次汇报，“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
　　但日军可并没有因此而偃旗息鼓，他们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继续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北平市市长、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接到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天在卢沟桥地区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松井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
　　秦德纯马上命令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等人前往交涉。与王县长交涉的，除了松井久太郎和第29军日军顾问樱井德太郎之外，还有第一联队副联队长森田彻。——森田彻还将在下一节的诺门罕战役中出场。认为守土有责的王县长也拒绝了日军进程检查的无理要求。就在双方仍然在僵持谈判的时候，凌晨4:23，突然传来一声炮弹爆炸的巨响，急于占领宛平城的日军已经迫不及待地发起了进攻。进攻的就是由一木清直率领的第三大队500余日军。
　　守军第37师219团团长吉星文立即向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做了汇报。冯治安当即下令：一寸土地都不能想让，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誓不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正面强攻未得手的日军改变攻击方向，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阵地的两个排寡不敌众，70多人全部战死。
　　“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8日凌晨5:54，东京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就接到了中国驻屯军“关于在卢沟桥与中国军队发生摩擦”的电报。10:20，第二封电报再次传来，“我军于5:30对中国军队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消息迅速传开，东京的那些军政要员马上意识到，前面又和中国人干上了。
　　对于前方事变的处理，日本内阁和军部迅速形成了两大截然不同的阵营。“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为代表。他们认为对日本威胁最大的是北面虎视眈眈的苏联。目前日本兵力不足，一旦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很可能就是长期的持久战，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他们提出，目前日本正在实施“满洲国”的建设，不要因为插手中国而弄得支离破碎。在没有动员15个师团、筹备55亿日元战争经费、限定作战时间不超过半年的情况下，全面出兵中国并非上策，风险极大。后来的历史证明，石原莞尔作为战略家当之无愧。
　　但是相对于满地都是的“扩大派”而言，他们的声音显然太微弱。赞成扩大的人员包括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等人，包括石原的黄金搭档、时任第五师团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在内的大部分军中将领几乎全都是“扩大派”。在大部分日本军人的眼里，中国是个不堪一击的国家，只需动用三四个师团的兵力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全征服中国。田中新一表示，“如果不拿下上海的话那根本不叫扩大”。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中佐甚至叫嚣，只要将军舰开到塘沽附近，即使日军没有登陆，“北平也好，天津也好，都会立即投降。”
　　对于来自北边苏联的威胁，“扩大派”提出：苏联刚刚经历了血淋淋的大清洗，能打仗的中高级军官基本上都被斯大林给干掉了，几乎已经是一盘散沙的苏联目前肯定无力介入。英国、法国的注意力都在欧洲大陆迅速崛起的德国身上，也根本无暇顾及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至于美国，罗斯福总统刚刚再次当选总统，国内无处不在的孤立主义对罗斯福关注欧洲的事务都大加指责，更不会准许他去干预中国的战事。“卢沟桥事变”正是日本全面对华开战“千载难逢的良机”。杉山元在觐见天皇的时候甚至向裕仁承诺，“中国的事情只需要一个月左右就可以解决”。
　　最激动的当属一贯的侵华急先锋关东军，这帮家伙几乎清一色的“扩大派”。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纷纷要求尽快做出决断。国内还没做出结论，关东军的电报已经同时到了东京和北平，“鉴于目前华北的严峻局势，已以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及空军一部做好随时出击作战的准备”。那个之前在上海和绥远都惹出不少事端的田中隆吉已经像兔子一样跑到了天津，提出中国驻屯军要和关东军联合起来，“立即对中国华北地区发起全面作战”。卢沟桥前线还来了一位猛人，这个人在后边的正戏里我们还要无数次提到他，他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的战争狂人辻政信。辻政信甚至懒得和那些大人物费口舌，直接跑到前线找到了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关东军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彻底地扩大下去吧”。
　　当时陆军参谋总长是皇室的载仁亲王，这家伙基本是个聋子耳朵摆设，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也在生病疗养中，不能理事。参谋本部实际上是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在当家。7月8日晚上18:42，头脑清醒的石原莞尔排除千难万苦以参谋本部“临命第400号”向前线中国驻屯军发出指示：“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此言不虚。石原的命令立即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强烈反对。参谋本部的军官根本不管石原的命令立即拟定了一份增兵计划：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驻朝鲜军抽调一个师团、从日本国内派出三个师团紧急支援中国华北地区的作战。
　　说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三驾马车”反对对美开战那不假，但是绝对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是和平爱好者。他们清楚跟美国打那基本属于找死，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弱国还是必须要打的。不甘落后的海军军令部也立即下达了预备作战命令：
　　一、在台湾海峡演习的第三舰队马上返回原基地；
　　二、加强警备，以备事件扩大，禁止随意行动；
　　三、准备好机动兵力，随时准备紧急出动对华作战。
　　7月8日深夜，“扩大派”主力、陆军大臣杉山元再次颁布紧急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7月10日复员的步兵联队两年兵延期复员”。此举一下子又临时增加了可以调动4万兵力。

　　当日深夜，中日双方在永定河铁路桥和龙王庙附近再次展开搏杀，均有较大伤亡。

　7月8日上午，在那座以避暑著名的风景名胜庐山上，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接到了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电报。看完电报的蒋介石第一个反应是，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可能真的就要来了。

或许是看到当时在华北的兵力尚未达到全面开战的规模，日方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提出“和平解决”卢沟桥出现的危机。7月9日凌晨3:00，双方谈判代表在卢沟桥前线达成初步协议：一、双方停战；二、日军撤出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中内防务由中国保安队接任。
　　可是马上就有新情况发生。就当中国保安队准备进城接防时，再次遭到了日军的阻击。此时的日军第二大队已经按照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的命令向宛平进发。7月10日上午在秦德纯家中进行的谈判再次无果而终。之后由第38师师长张自忠与日军的谈判也同样不欢而散。
　　在东京，陆军中的扩大派已经制定了进一步向中国增兵的具体方案。这令不扩大派的首脑石原莞尔烦恼无比。石原知道增兵的结果就是战事的无限制扩大，他希望卢沟桥的纠纷能够“不动员国内的师团就地解决”。可是石原也清楚，凭借目前中国驻屯军仅仅一个旅团的兵力，即使加上那些不会打仗只会趁火打劫的伪军，也不足与对付第29军的十万之众，前线的危机使得石原无奈地同意向中国派兵。
　　7月11日上午11:30，刚刚上任一个多月的近卫文麿召开了内阁五相会议。在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提议下，会议通过了向中国增兵的决定，只有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一个人表示了担忧。
　　在随后在下午14:00召开的内阁扩大会议上，全体阁员一致支持杉山元陆军大臣的提议，议定“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并决定“本事件今后称为事变，出兵改为派兵”。会议结束后，首相近卫和参谋总长载仁亲王觐见了天皇，天皇批准了向中国派兵的方案。
　　7月11日晚上18:35，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下达了“临参命第56号”。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极其附属部队、四个飞机中队奉命急速开赴华北。21：30，“临参命57号”下达，朝鲜军第20师团“务需迅速到达华北”。同时在傍晚时分，日本公开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看到这一切的石原莞尔明白：日本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7月14日，近卫文麿在一次讲话中告诫日本民众要做好“最坏打算”，并宣布“从种种迹象说明，我们为友好解决华北事件所做的种种努力看来都失败了。我们在北平、天津和附近地区的同胞们生命和财产均处于危险之中”。坐在一边的陆军大臣杉山元立即补充道，“这一事件的真正起因就在于南京政府多年来全力开展的反日运动和反日教育”。关东军的发言人则在随后的发言中加入了更加强硬的威胁语言，“如果中国胆敢出现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关东军将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后方都在磨刀霍霍，前线却并未显出应有的紧张。双方的谈判仍在进行。7月11日，日本决定由香月清司接替已经病入膏肓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也就是在这一天，被蒋介石催促了无数次的宋哲元终于离开山东老家回到了危机四伏的华北。
　　此时的宋哲元可以说是思绪万千。宋哲元最看重的当然是他手上的既得利益。如果战争打起来，他苦心经营的平津地区最后结果不是被日本人占领，就是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占据。作为中国人，他不愿意把地盘交给日本人当汉奸，但是也不愿意让蒋介石来。作为冯玉祥西北军的老部下，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能混到现在这地位也实在是不容易呀。
　　作为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直接到北平或是到刚刚开办了前线指挥部的保定，而是剑走偏锋地去了天津。在7月11日当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第29军内部分歧较大。37师师长冯治安坚决主张抗战，38事师长张自忠却主张和平解决，——在这之后留下来负责与日本人谈判的张自忠因此被国人视为大汉奸也正因为此，后来凭借无数次死战最后献出生命才洗清了罪名。其实张自忠和宋哲元一样不愿意丢掉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地盘。宋哲元当即支持张自忠作出了向日本人让步的决定：以妥协换和平。
　　7月19日宋哲元抵北平后，立即对外做出“解除北平戒严，释放逮捕的所有日本人，严禁与日军摩擦”的命令，并下令拆除城内的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城门，继续与华北日军进行谈判。宋哲元同时向南京政府发出电报：暂缓增援部队北上，不要因此而刺激了日本人。还假惺惺地表示，“河北人民很苦，如果中央军来了，最好不要住民房”。同时宋哲元私下对日军表示，“对日绝不抵抗，对南京进行抗争”。幻想以此讨好日本换来屈辱的和平。
　　就在宋哲元犹豫不决的时候，日本增援兵力正在源源不断都开赴平津地区。到7月16日，关东军第1、11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已经到达，朝鲜军的一个师团也已逼近平津地区，航空兵团已经全部集结到长城一线随时可以出击。得知上述情报的何应钦再次急电宋哲元，告知他日军正在集结，试图全面包围在京津地区的第29军。宋哲元对此信息将信将疑。为了进一步向日军示好，他还致电中国各界救亡团体，谢绝热情国民对第29军的慰劳：“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接受。”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召集的各路军阀首领和社会名流已经群聚庐山。也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十天之后的这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历史上著名的“庐山谈话”。——这篇谈话几乎被后来所有的抗战著作所引用。在这个谈话中，无处不弥漫着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古老民族被逼无奈奋起反击外敌的坚强之心。谈话最后指出：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敌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就在蒋介石发表谈话的同时，7月17日上午11:00，陆军参谋本部下达了《关于华北作战的协定》。协定指出，“讨伐华北的中国军队，作战尽量控制在华北，然而由于情况的变化，也可能转为全面对华作战”。同时决定在20日前再由国内向华北派遣三个师团的兵力。待兵力集中后，“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占领保定、独流镇以北地区”。参谋本部夸下海口：两个月内歼灭第29军，三到四个月以全面战争消灭中国南京政权。
　　就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的当晚，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向日方再次提出了妥协方案。第二天，宋哲元在张自忠的陪同下亲自向香月清司当面道歉。就在此时，卢沟桥前线再次传来双方发生冲突的消息。日军随后声明20日之后将“采取自由行动”。张自忠因此找到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彻底弹压共产党、罢免不适宜官员、第37师全面撤出北平”等无理要求。
　　宋哲元还向日本人承诺，他有能力阻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至少能够确保中央军停留在保定之南。日本人的缓兵之计已经得逞，到7月16日晚间，日军在北平和天津地区集结兵力有：原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步兵旅团；关东军第11独立旅团由热河兵出古北口，已开进北平北郊；由东条英机统率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1旅团也由热河向北平推进，并攻占北平沙河镇；日本驻朝鲜驻屯军第20师团由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率领已进入山海关，向北平以南地区进犯；由板垣征四郎统率的第5师团自日本国内走海路运抵华北，在海军的配合下在塘沽登陆后直趋天津，陆续集结在平津地区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在这一区域的各种作战飞机也达到了222架。 

　　7月23日，多次得到蒋介石电令告知日军大量集结的宋哲元终于知道再大的妥协也无法避免战争，等他试图作出战斗部署时为时已晚。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宋哲元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再次请求蒋介石将援兵稍往后退，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呀。

7月25日，日军一个中队以维修电线为名与廊坊中国守军第38师113旅226团发生冲突，之后爆发激战。激战至26日中午，廊坊车站被日军占领，天津和北平的铁路交通被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