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 实力悬殊
　　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也曾被西方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尽管大小的内战连绵不断，期间还发生了与日本的几次局部战争，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战后的1951年9月19日，美国将军魏德迈就曾经在国会上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进步的建制。” 
　　尽管今天对于蒋介石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当时虽然中国的人口和国土面积都远远大于小日本数倍乃至数十倍，但双方的国力和特别是战力却有着巨大的差距。如果拿开战前1937年的部分数据进行对比，我们就会明白蒋介石下定全面抗战的决心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
　　1937年日本的工业增长速度是9.9%，工业产值已经超过国民经济总值的80%，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中名列前茅。而当时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即使算上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企业，中国工业产值也仅仅不到国民经济总值的10%，并且大部分属于轻工业。我们知道，现代化战争所凭借的除了国家经济总量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让我们简单看一下几个主要工业数据的对比：
　　工业总产值日本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
　　钢铁产量日本580万吨，中国4万吨；
　　煤炭产量日本5070万吨，中国700万吨；
　　铜产量日本87000吨，中国700吨；
　　石油产量日本169万吨，中国13100吨。
　　依靠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工业能力，日本猛烈地扩张军事工业的规模。该年度日本对军事工业的总投资达到了22.3亿日元，占当年日本工业投资总量的61.7%，比1936年增长了两倍以上。日本已经具备了年生产各型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的军事工业水平。至于小口径火炮和步兵轻武器的生产能力和数量，完全可以满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实际需要。
　　反观中国的军事工业还基本停留在原来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经办洋务时代的水平。大口径火炮、坦克和汽车的生产能力基本没有，飞机和舰船尽管能够生产，但是所有原材料和零部件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自己能生产的小口径火炮和步兵轻武器，其生产能力及数量连正常的训练都不能满足，更不要说去满足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实际需求了。
　　在战争开始的1937年7月，日本一线战斗兵员199.7万人，可调用的总兵员为448.1万人。除国内的11个师团之外，其余还包括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和中国驻屯军等多支武装打击力量。
　　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陆军一直采用的是“师团”编制。一个甲级师团的兵力包括步兵旅团两个，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联队各一个，还包括通讯、卫生以及少量的后勤单位。在步兵旅团以下设两个步兵联队，一个联队下设三个步兵大队，一个步兵大队下设四个步兵中队。这样一个师团的步兵数量就是48个步兵中队。在1937年，平时一个日军师团的人数约15000人，战时则远超过20000人。后来由于战事的不断扩大，日军后扩充的所谓乙级师团很多采取三联队制度，人员、装备和战斗力都不如最初的那些甲级师团，但是差距并不是很大。
　　前边我们已经提到过，日军陆军的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可以类似对应中国或西方部队的师、旅、团、营、连、排，但普遍要稍稍大于这些单位。在日本陆军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作战单位叫“支队”，往往是为了执行特定的作战任务而临时组织命名的作战单位。支队的规模可大可小，多则上万人，少则数百人，最大不会超过一个师团的规模。支队往往以支队长的名字来命名。比如一木清直为支队长的支队就简称为“一木支队”，东海林俊成率领的支队就简称为“东海林支队”。判断一个支队兵力和规模大小往往可以参考支队长的军衔。如果支队长军衔是陆军少将，则支队的战力与一个旅团相仿，如果支队长的军衔是大佐，其实力则与一个联队不相上下。
　　相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直到战争前的1936年才开始对国内的陆军进行整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计划是在1938年完成60个师的编制。每个师下辖两旅四团，有些直接就是三个团，其余部队如骑兵、炮兵、工兵、辎重等兵种就变成了营（就是说特种部队比日军的联队小了至少整整一个级别），这还是作为主力的甲种师。中国最精锐的甲种师也就万人左右。加上武器装备和战力的巨大差距，战场上日军一个旅团撵着国军一个军跑、一个联队围歼国军一个师的场面可以说比比皆是。
　　到1937年7月，中国陆军的编制为49个军，182个步兵师又46个独立旅，九个骑兵师又6个独立旅，4个炮兵旅又20个独立团，以及其他少量的特种部队，总兵力为170多万人。这还仅仅是总数量，作战初期能够很快投入战场的不过是80个师、9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两个炮兵旅和16个独立团而已，合计兵力不超过100万。
　　拿日本的一个师团和中国的一个甲种师对比，武器装备的差距更为明显。
　　日军一个师团的各类枪支是9476支，中国3831支；
　　掷弹筒日军576具，中国243具；
　　轻机枪日军541挺，中国274挺；
　　重机枪日军104挺，中国54挺；
　　山炮日军64门，中国12门；
　　步兵炮日军44门，中国30门。
　　以上仅为双方都有的常规武器，日军师团一般都配有数量不等的装甲战车和坦克，而中国师则几乎没有。此外日本师团在作战中往往还能得到海空军的协同和支援。
　　就空军而言，日军可以投入的各型战机约960架。中国空军名义上虽有各种飞机600多架，但是真正能够投入作战的只有305架。这些飞机分别购自美、德、英、法等各个国家，机型复杂，配件短缺，导致维修十分困难。由于没有自我生产和补充能力，一旦飞机受伤往往就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
　　海军更是简直没法拿来比较。当时日本海军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三。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海军拥有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9艘，重巡洋舰12艘，轻巡洋舰21艘，驱逐舰102艘，潜艇59艘，加上其他舰只总计285艘，总吨位达到了115.3万吨。而中国海军共有各类舰只120艘，数量看起来似乎还行，但是战列舰、航空母舰和重巡洋舰一个都没，大部分都属于炮艇、巡逻艇之类的小不点，合计总吨位还不到11万吨，不及日本海军的十分之一。就这样实际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60艘，总吨位6万吨。更可怜的是舰龄。日本舰船大部分是二十和三十年代下水的新舰，航程远、航速快、火力猛、防护力强。而中国海军最大的战舰是巡洋舰“海圻号”，这艘排水量4300吨的军舰还是清朝政府1896年从英国购买的。装备最好、排水量2950吨的巡洋舰“海琛”号也是1898年由大清从德国伏尔锵船厂购入。看看年龄就知道咱们那老爷舰各项指标都无法与对手的年轻小伙相比。日本一艘重巡洋舰的排水量都在万吨左右，换言之日本海军来一艘轻巡洋舰都能打遍中国无敌手。
　　更加致命的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举国一致，战场上官兵一心、指挥统一、行动协调。而中国的参战部队往往是属于不同的军阀派系，中央军和地方部队以及地方部队之间矛盾重重，相互存有戒心，往往是尔虞我诈、狼上狗不上，一般不打到自己头上就不愿意出头，这极大地影响了综合战力的发挥。连我们的敌人日本人都喜欢鼓吹，“中国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各种政权组成的混合体”。
　　当时蒋介石能够实际控制的地区仅仅是长江中下游的江浙地区，所能调动的直属部队约有70个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央军，——属于中国陆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而其他地方军阀部队则各有各的招募和编制制度。有的部队名义上是师实际上只有三四千人，武器也是五花八门。这些部队比起中央军来说都存在一定差距。通常说财大气粗的军阀部队武器装备就好一些，反之就差一些。可以说面对作战意志极其顽强的日本部队，中国军队无论编组、训练、装备、补给等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距。

　　早在东北沦陷之后，中国南京政府就已经开始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第二年的1932年11月29日就成立了国防计划委员会，对国家当时的战争实力及潜力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东南沿海地区最易遭到日军的攻击，而绝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和工业、资源恰恰在这一区域。委员会提出，中国广大的内地资源都要进行开采和利用，如湖南的钢和铁，四川的铁和铜，南部和西南的煤炭等等。

为了应对肯定无法避免的战争，国民政府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准备。按照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国民政府颁布国军典范令，将全国军队武器标准化，新建扩建军工厂力争弹药自给自足。为了便于军力的机动和物资运输，在全国开始大建公路、铁路。在“黄金十年”内中国的公路铁路总里程翻了差不多一番，期间“粤汉”、“浙赣”两条铁路顺利通车，铁路达到了13000公里。耗费巨资在沿海及沿江诸要点构筑了大量的国防工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工事基本上没有派上多大的用场。

　　国民政府对西北大后方的建设才真正称得上是未雨绸缪。蒋介石早就预料到，一旦战事全面展开，第一阶段中国军队和政府的命运很可能就是边打边往内地跑，那么往哪里跑的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早在1934年，南京政府就组织对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进行了详细考察。到了1935年年底，蒋介石已经明确了建设和控制中国西南的目标。他指出，“川滇黔为中华民国复兴的根据地。只要这里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失地，复兴国家。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亡不了中国。”国民政府对战争后方基地的提前着手建设，解决了持续抗战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可惜在这一切都远远没有准备就绪的时候，战争已经爆发。
　　从另一个方面来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作为弱国的中国来说极为不利。由于德国和意大利的迅速崛起，欧洲和平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作为传统世界强国的英国、法国对干预国际事务的态度已经逐渐变的消极，出现了力图避免战争的“妥协主义”和“绥靖主义”。卢沟桥事变之前英国就曾经明确告诉南京国民政府，“一旦中日开战，英国的态度是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援助”。德国的崛起已经使得英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而无暇东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英国在东南亚有着巨大的殖民利益。举世闻名的绥靖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就曾经表明，如果英国对日本实行制裁，日本很可能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怂恿下对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后来英国竟然在日本的胁迫下关闭了中国抗战的大动脉——滇缅公里长达三个月之久以向日本示好。一味屈膝忍让换来的不是和平而依然是一通组合拳，不是“报复性”而是“毁灭性”的。
　　相对英国而言，法国与德国和意大利在领土上就连在一起，遭到的威胁更大更直接。况且法国在东南亚也有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也就是今天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总和，随时可能成为日军的打击目标，法国对日本也根本没法强硬起来。倒是处于内战之中的西班牙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向中国发出了一个声明，“西班牙全体人民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深切的同情”。
　　意外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和德国之间交往甚密。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全面掌权之后，十分赞赏日耳曼民族“认真、勤俭、遵纪、执着”精神的蒋介石就开始直接与德国政府展开交往，中德关系逐渐进入热恋和蜜月期，其突出标志就是随后两国之间大量的军事交往。
　　1934年6月，有“德国国防军之父”之称的汉斯.冯.塞克特上将被蒋介石聘请为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向蒋提出当前应重点训练和装备10个精锐师直接置于南京政府管辖之下，还仿效德国军队中的军官团建立起“教导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政府已有一支20个师、全部德式装备的精锐部队。1935年塞克特离开后，德国人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继任总顾问，也就是这位专家向蒋介石提出了将西南地区作为大后方的建议。中德之间以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农产品交换军火的贸易也迅猛发展起来。1936年德国对华出口军火为640.5万马克，占德国出口军火总额的28.8%，中国成为当时德国军火的最大买主。
　　虽然之前已经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希特勒并不赞成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与日本签订协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日本在威慑美国的同时牵制苏联，让美国不敢轻易介入欧洲的战争，也减轻德国在东线的压力。如果日本陷入中国战场不能自拔，就会丧失或者减弱牵制两个大国的作用，反而可能给德国带来麻烦。况且如果日本独霸中国，也势必影响德国在中国的利益。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德国外交部迅速发表声明宣布中立。日本对德国与中国的卿卿我我大为光火，甚至以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相威胁强烈要求德国撤走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停止向中国出口武器。但是希特勒除了命令德国顾问不要到战争前线之外什么事都没有做，所有的军火和工业贸易照常进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南京保卫战之前。
　　日本也有帮凶，那就是嘴上厉害无比一打仗就拉稀、最擅长趁火打劫的意大利。对中国极度蔑视的意大利公开宣称，“中国是一个无组织不进步的国家，日本是代表世界文明人类惩罚文化落后的民族”。从中日战争一开始，意大利就公开宣称坚决支持日本。
　　对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美国一直奉行的就是“史汀生主义”，既不承认日本侵华行径及其后果的合法性，也不采取果断措施去制止侵略，所给予的只是同情和道义上的帮助。美国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利益，这些利益与日本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日本占领上海之后通过上海港向中国输送物资，致使美国对华贸易额锐减了86%。但对日贸易也同样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贸易。为了避免与日本的矛盾激化，卢沟桥事变之后美国国务卿赫尔就指出：美国将站在中间立场对中日双方都保持公正无私的态度。
　　随着日本对华战争的不断扩大，罗斯福总统愈发感到了危险，才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把日本比喻成流行病毒的携带者，建议把他们隔离开来。美国国务院立即对总统的发言表示了支持，谴责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但是总统和国务院的发言立即遭到美国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的猛烈抨击。孤立主义者提出美国在中国没有什么利益使之有理由去冒和日本开战的危险。他们指出，对于一个崇尚武力到如此地步的国家仅仅在道义上进行打击无济于事，这些话还不如不说。作为民主国家，罗斯福立即站出来“辟谣”，声称美国绝不放弃中立立场，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对日本进行什么制裁。
　　国民政府还是又找到了一个盟友。早在抗战初期希特勒就提醒过日本，日本的对外政策很可能会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其实俄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一点也不比中国人少。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之前与张学良闹出矛盾的苏联就试图和中国改善关系。1934年，由于日本在远东的威胁越来越大，中苏开始悄悄接近暗送秋波，双方都希望以两国的联合牵制和震慑日本。苏联主动找到国民政府建议签订两国互不侵犯条约，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供中国购买急需的军火物资。卢沟桥事变之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就第一时间会见了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明确表示愿意对中国提供支援。对于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一直也很犹豫。很明显苏联是共产党的大后台，而国民党与中共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可病急乱投医，孤立无援的蒋介石还是像后来的英美那样接纳了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苏联。他立即将外交部长王宠惠和立法院院长孙科召集到庐山，要求他们对苏联展开外交行动，争取更多的武装援助，并力促与苏联缔结互助条约。孙科与王宠惠随即赶赴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商谈。共同的敌人使双方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只是苏联稍有保留地将中方提出的“互助”改为了“互不侵犯”。一个多月之后的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订。苏联成为中日开战之后第一个公开表态并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这一援助一直持续到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为止。
　　1937年9月开始，苏联援助中国的轰炸机、坦克、反坦克炮、高射炮以及军事顾问、技师、飞行员就开始源源不断到达中国，仅飞行员先后就达到2000余人，其中更是有211人血洒中国战场。援助的陆上路线是由阿拉木图、哈密至兰州，空中路线由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海路则经过敖德萨、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到达广州、香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利用苏联信用借款所购卖的飞机及主要军火物资为：各类飞机904架，坦克82辆，汽车1526辆，大型牵引车24辆，各类大炮1190门，轻重机关枪9720挺，步枪5万支，步枪子弹16700多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炮弹187多万发，还有飞机发动机及全套备用零件、汽油等。
　　苏联不是白求恩。他的意图显而易见，那就是通过中国拖住日本让其不能全力北上，减轻苏军在远东的压力，从而避免在出现可能与德国发生的战争时两线作战、腹背受敌。
　　到了1937年9月，交战中日双方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决心和信心。
　　日本人说，必须迅速征服中国，彻底让中国人丧失战斗意志。

　　中国人说，必须万众一心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和不屈斗志战胜强大的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