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这土肥圆也真可谓是“深谋远虑”。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紫禁城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溥仪就是由土肥圆亲自接到天津日本公使馆保护起来的，他这一“义举”深得溥仪好感。土肥圆自认能够说动溥仪出任新成立傀儡政府的名义首脑。

1931年10月27日，土肥原亲自前往天津，与蛰居于静园的溥仪会了面。会面中土肥原“满怀深情”、“语重心长”地对溥仪说：“满洲”三千万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障。正是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日本才“被迫”出兵自卫。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看到溥仪还在犹豫，土肥圆保证：这个新国家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溥仪可以独立自主行使权力。他抓住溥仪一心想复辟的心理，力劝溥仪不要错失良机，尽快回到祖先的发祥地光复帝业。
　　这边苦心相劝，那边土肥原还策划汉奸在天津租界发生暴乱，然后宣布日本租界戒严，切断交通，隔绝静园与外界的联系。土肥圆还派人给溥仪寄去了一个包裹，里边是东北兵工厂生产的两颗炸弹。在土肥圆的软硬兼施之下，11月8日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跟随土肥圆秘密潜出，经大沽口、营口、旅顺后抵达抚顺。
　　1932年2月16日，各地汉奸头目齐聚奉天，群魔乱舞。东北“著名汉奸”张景惠、熙洽、臧式毅、赵欣伯、袁金铠等人粉墨登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主持。会议研究决定迎接溥仪回来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政权中的职务。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2月18日，会议发布《独立宣言》：“从即日起宣布满蒙地区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根据满蒙居民的自由选择与呼吁，满蒙地区从此实行完全独立，成立自主之政府。”2月23日，土肥圆再次到抚顺会见溥仪，告知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原本以为能够重登帝位的溥仪尽管对于“执政”的安排甚为失望，但也只能“委屈”接受。
　　3月1日，张景惠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发表了《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定年号为“大同”。3月8日，溥仪在“新京”也就是今天的长春宣誓就职，同时任命了各“院”、“部”、“委”的负责人。日本驻伪满洲国“全权大使”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不承认伪满洲国的犬养毅被枪杀之后，1932年9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正式承认伪满洲国。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署了《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在伪满洲国驻军并担负其“国防”。 
　　伪满洲国迅即向美、英、法、德、意、苏等17国发出通告，希望获得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除了日本之外无人响应。出人意料的是竟然有一个国家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建交，这个国家就是美洲小国萨尔瓦多。究其原因是萨尔瓦多马丁内斯军政府上台之后一直得不到美国的承认。萨尔瓦多此举完全是为了报复美国，也就是说你不承认的我偏偏就要承认。“满洲国”闻讯大喜过望，欣然与萨尔瓦多建交。连萨尔瓦多运来的咖啡都由满洲国军政大员亲自出面推销。
　　看看后来还有哪些国家承认这个伪“满洲国”吧：日本、纳粹德国、维希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西班牙、“汪精卫”南京政府、蒙古、梵蒂冈、苏联。
　　除了梵蒂冈出于宗教意义没有更多的政治含义之外，其余没一个好东西。

1.5.6 谁下的命令？
　　东北沦陷，源于一句“不抵抗”。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该死的命令谁下的？
　　在我以前接受的传统教育中，对于“九一八”事变到底是谁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说法是：蒋介石以反共剿共为主要国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给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我一直对此深信不疑。后来长大了慢慢觉得，至少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的一代枭雄蒋介石难道真就这点水平？果真如此，他又如何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抵御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最后胜利呢？
　　在那个令国人始终难忘的1931年9月18日，跟当时发生事变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都在做什么呢？
　　9月18日这天早上，在南京的蒋介石先与宋美龄同谒中山陵，然后参加了国府会议，主要讨论工厂检查法等问题。晚9：30，蒋介石登上“永绥”舰前往南昌，督办剿共事宜。也就是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事变发生之后的第二天9月19日他才得知东北发生的事变，尚不知道发生事变的蒋介石应该在当晚无法向张学良下达抵抗或者不抵抗命令。
　　那么“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张学良在哪里呢？答案是北平，在看梅兰芳先生唱戏，剧目是传统名剧《宇宙锋》，——梅先生的音配像我也爱看。梅兰芳和张学良是好友，据后来梅先生回忆说，他在舞台上看到了张学良。当戏演到剧情中赵女在金殿装疯时，他远远瞥见有个人匆匆走进张学良的包厢，他不知道那个人就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长谭海。后来他就见一群人匆匆离开了包厢。戏还未演完突然一下子走了二三十人，这不仅使在场的其他观众觉得纳闷，也让台上的梅兰芳大惑不解，但他想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就张学良的身份、地位和两人的关系而言，若不是突遇政治或军事上的大事，张学良绝不会如此不给他梅兰芳面子的。
　　张学良出去后做了什么？在他的自传《杂忆随感漫录》中张学良说，离开剧院后他来到了北平行营。在接到荣臻的电话后，他与在北平的东北军高级将领进行了研究，最后的答复是“切戒我军勿乱动”。通俗点说就是“不抵抗”。
　　似乎可以说，下达不抵抗命令的不是通常所说的蒋介石，而正是一贯宣传的“民族英雄”张学良。
　　大家肯定问，你还能找到其他证据吗？只能说我没有，真的没有。——但是有人有。
　　一、洪钫的“铣电”说，提出不抵抗的命令是蒋介石所下。
　　洪钫是张学良部下，“九一八”事变时是张学良的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据他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经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电文，电文中指示一旦日本发起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要采取不抵抗的方针，这就是所谓的“铣电”。他还回忆说，张学良曾将“铣电”转发东北各军事长官要求严格执行。 
　　但是后来查看“九一八”事变前后在张学良发给南京以及下属的全部电文中，只字未提起过所谓的“铣电”。张学良尽管弱智一点，肯定也知道“不抵抗”不是什么光宗耀祖的行为。如果蒋介石真有过这样一封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他不但会对大家说，还会举在头顶上大说特说。再者，“铣电”原件在海峡两岸的所有档案馆中都查不到。台湾历史学家刘维开曾经查遍台湾保存蒋介石文档最全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也未找到所谓的“铣电”。这就只有一种可能，洪钫说了谎话。最关键的是，张学良晚年重获自由之后，多次亲口向唐德刚等人否认“铣电”的存在。 
　　二、何柱国称，“蒋、张在石家庄会面”，蒋向张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
　　东北军主要将领何柱国曾回忆说，“九一八”事变之前的1931年9月12日，蒋介石从汉口、张学良从北平，两人坐火车到河北石家庄会面，就在那里蒋对张下达了不抵抗的指令。但是后来经考证，1931年9月12日蒋介石全天都在南京，上午和下午都有具体的公务行程，作为中国行政首脑的蒋介石其行程肯定会有不止好几个的证人，也就是说蒋介石有不在石家庄“犯罪现场”的证据。这个不像我，下班之后干点好事坏事都没人知道。
　　同时，12日那天也有证据证实张学良在北平接待了中国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依当时的交通情况，张学良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再跑到石家庄。从情理上分析，如果蒋介石要在石家庄约见张学良，张学良绝对不会等会见了蒋作宾之后才匆忙去见，而肯定抛开蒋作宾先去石家庄候着。虽然两个人都姓蒋，可孰重孰轻张学良自然清楚。因此只有一种可能，何柱国的说法和洪钫一样是说谎。
　　三、郭维城“‘九一八’事变当夜蒋介石多次致电不抵抗”说。
　　1934年才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曾回忆称，“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但这种说法也没有根据，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的途中，当晚他根本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四、应德田“‘九一八’后一两日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说。
　　1934年才到张学良手下任职的应德田也回忆，称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曾对自己说，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一两日内给张发过命令其不抵抗的电文。同样，应德田的回忆得不到任何第一手的档案资料证明，此电在任何档案馆都查不到。应德田的回忆显然也像是在做梦。
　　五、最最关键的是，作为当事人的张学良晚年承认不抵抗命令是自己所下。
　　1990年6月、8月，张学良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采访，坦承不抵抗的命令是自己所下，蒋先生替他背了黑锅。他的原话是：“‘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的不抵抗指示，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给中央政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此时蒋介石早已作古多年，张学良已经恢复了自由，应该不会有所顾忌而不敢名言。他之所以这样说，很可能是良心发现。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曾应张学良之邀为他整理口述历史。唐教授曾笑着对张学良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对于唐教授的提问，张学良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事实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要负这个责任，不能把不抵抗诿过于中央。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以上诸多的证据证明，“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达的，千真万确。至于后来关于命令是蒋介石所下的诸多传说，很可能是出于政治上和宣传上的需要。

实际上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采取不抵抗政策，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中国无对日作战实力。在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被苏俄打的满地找牙，之前的日俄战争中俄军又败给日本，当时张学良的头脑中笼罩着严重的恐日情绪。张学良错误地认为，日俄战争俄国战败说明日军战力明显强于苏联，那么东北军与苏军作战都打不过，何况要面对比苏联更加厉害的日本人？中东路事件中苏联是被动的，准备不充分，而东北军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尚且失败，“九一八”事变日本蓄谋已久，早已作好了充分准备，孤军奋战的东北军又谈何能取胜？
　　二、对局势的误判，包括对日本国内局势的误判和对国际联盟的依赖。张学良与日本政界、军界的高层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据说奉天城中，日军在洗劫张学良大帅府时曾经搜出了一份名单，上边多达53人，全部是日本军政界的要人。这份名单曾经让日本人尴尬无比，因为这是张学良对日本要人的一个行贿记录单。正因为此，张学良了解日本国内军方内部、军方与政府之间在对华问题上存在分歧，日本政府和及军方的温和派并不赞成关东军所采取的武力解决方式，前面我们大量文字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关东军的行动是日本上层的命令，张学良很可能会提前察觉。偏偏石原和板垣所策划的行动是先斩后奏，张学良反而得不到信息。——连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都是被动采取的行动。但张学良没有意识到，日本军方和政府、外务省之间虽然在具体手段上存在分歧，在维护、扩大在满蒙的利益方面是一致的。就像石原预测的，对于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日本军方和政府绝不会拒绝。同时，张学良也对国际联盟可能的干预寄予过高的希望。无数次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注定也靠不住。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之初张学良不抵抗是“误判”的话，可是到了1931年12月日军开始挺进辽西、进攻锦州的时候，其吞并东北的意图已昭然若揭，而且蒋介石、孙科、顾维钧也都多次命令或劝说张学良在锦州地区抵抗，张学良依旧采取不抵抗的策略，这就不是一句简单的“误判”所能解释得了的。
　　当时张学良执掌的东北与国民政府虽然有名义上的归属关系，但东北军权、政权、财权均集中于张学良之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难以真正对张学良发号施令，更动不了东北军一兵一卒。当时蒋介石能指挥的仅为南京附近的中东部数省而已。蒋介石后来曾说：“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从锦州张学良多次抗命以及后来在西安绑架蒋介石的事实来看，这位张小弟并不是很听蒋大哥的话。如果在东北张学良决心抵抗的话，蒋介石即使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他也完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置之不理。
　　张学良的不抵抗和一退再退导致东北沦陷，也就有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老百姓的传言，“大帅（张作霖）若在，必不至此，小六子太不成器”。
　　三、保存东北军实力与依赖中央思想。张学良毕竟是脱胎于旧军阀的地方实力派，他深深地知道他手中的军队才是最重要的，没有这支军队他连个屁都不是。因此个人和小集团利益在他心中也占有相当分量。之前中东路事件就是由于中央事先慷慨激昂事中不予支援才导致惨败。张学良的意思很明白，要抗日就全国抗日，全国军队一起抗一起牺牲，单让东北军一家牺牲，老子不干。手里有军队，他到哪里都可以立足。即使没有了东北，他还可以拥有热河和平津地区。照样是一方诸侯，呼风唤雨。
　　四、糟糕的身体条件以及自身水平已经让张学良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去应付当时复杂的时局，其中原因最后一小节祥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