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这支部队归关东都督府指挥。1919年，为了提升关东军的地位，日本撤销关东都督府设立了权限较小的关东厅，并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关东军从此直接受日本天皇指挥，与当时日本的朝鲜军、台湾军、中国驻屯军并列，其独立性大大增强。由于当时朝鲜、台湾相对稳定，只有东北最有可能闹出事来，来此可谓“前途远大”，致力于“解决满蒙问题”的许多日本少壮派军官就纷纷加入到这支部队中来。

文人做事瞻前顾后说了不做，武人做事雷厉风行做了再说。针对张作霖所策划的暗杀事件，其组织者自古文就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念着似乎很拗口，但这个河本大作确实也就是大佐的命。抗战结束后逃脱了审判的河本跑到阎锡山的手下效力，太原解放之后被解放军俘虏，一直到病死在战犯管理所军衔还是大佐，二十多年一点进步都没有。
　　早在1928年初河本便开始密谋刺杀张作霖。河本曾经说过：“贯彻基本国策解决满蒙问题，是我一生的夙愿。对于亲日的中国军阀能利用的时候就利用，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在4月18日他给挚友矶谷廉介的密信中，河本就直言不讳地透露了“干掉”张作霖的计划和决心。为此，他精心选择了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的皇姑屯，并安排独立守备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第二大队付神田泰之助中尉和朝鲜军桐原贞寿工兵中尉负责实施，以200公斤烈性炸药为张作霖布下了“必死之阵”。
　　1928年，北伐军蒋、冯、阎、李对奉系发起进攻，奉军全线崩溃。1928年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乘坐曾经属于慈禧太后的豪华列车返回东北行驶到皇姑屯时，关东军引爆了预先埋好的炸药。张作霖这位乱世枭雄当场身受重伤。史称“皇姑屯事件”。
　　事件之后，东宫大尉等人将几具事先准备好的中国人尸体抛弃在铁路现场附近，伪装成“蒋介石派来的便衣特工”，试图借此掩盖事实真相。
　　张作霖被送到奉天“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经抢救无效于6月4日上午9：30死去，时年53岁。老张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这个小六子何许人也？他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大影响，集狗熊与英雄于一身，褒贬不一、备受争议的张作霖大儿子，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官二代、富二代张学良。
　　为防止日军乘机作乱，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密不发丧。大帅府邸依然灯火辉煌，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戴孝。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都被“婉言谢绝”。由于日军不知道张作霖是死是活，因而一直未敢贸然行动。直至张学良从保定潜回沈阳后才于21日公布张作霖死讯。自此，“少帅”张学良主政东北。
　　我们今天说起张作霖，一般认为其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军阀而已。但当时他却是中国合法政府的最高首脑，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元首。这样的人肯定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就死了。田中义一一开始鉴于此事件国际影响太大，在裕仁天皇询问此事时，他向天皇表示此为关东军河本大作等人擅自行动所策划的事件，严重违反了日军军法，表示会召开军法会议严惩相关当事人。
　　田中这下子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他的态度立即招致陆军各方的坚决反对。在此期间，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少壮派骨干军官如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山下奉文等人均采取维护河本的方针，坚决反对以军法或司法程序处置河本。少壮派的意见也得到了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以及上层人物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等人的支持，形成了陆军上下全体维护河本的强大阵势。陆军参谋总长宇垣一成率先跳了出来，对天发誓说绝对没那回事，这简直就是对大日本帝国陆军的诬蔑。
　　军方的“同仇敌忾”使得田中也犯了难。惹不起陆军的田中再次觐见天皇，声称经过仔细调查原来真没这回事，张作霖被害确实是中国南方革命军所为。勃然大怒的昭和天皇对着田中大声呵斥，“何以前后奏不一也？”并立即把田中轰了出去。之后裕仁还对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说，这个田中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以后不要他再来见我了。
　　铃木把这话原原本本批发给了田中。田中这下慌了，失去了天皇的信任这内阁可就完蛋了。1929年7月2日，田中内阁总辞。
　　陆军对关东军的处理结果是，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被打入预备役，河本大作解除一切职务，之后也被打入预备役。违反军令擅自行动制造出如此之大的国际事件，却只受到停职和编入预备役的轻微处分，这无疑是给后来的日本军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今后可以放心大胆地行动，闹出天大的事情也不过如此惩罚而已。
　　“壮志未酬”的河本大作“走马荐诸葛”，向关东军强力推荐由板垣征四郎继任自己高级参谋的职务。本来在此之前关东军已经有了新的接替人选，但由于河本被解职等于是替关东军背了黑锅，所以还是勉强接受得了河本的推荐。
　　比起河本大作，这个板垣征四郎大家可能更加熟悉。在未来漫长的日本侵华战争中，这位板垣绝对属于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风云人物，干下的坏事罄竹难书。即使是这么厉害的“狠角儿”，板垣却是自己一个下属军官的忠实粉丝，这个更牛的人就是我们之前多次提到的石原莞尔，——这个人在板垣之后很快也来到了满洲，当时的军衔还只是个是陆军中佐。
　　在日本少壮派军官中，石原和板垣分别以“善谋”和“善断”著称。这两个人“双剑合璧”，势必在那片黑土地上掀起一阵阵腥风血雨！

1.5.2 少帅主政
　　1928年7月3日，年仅27岁的张学良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顺利接手东三省的军政大权。
　　通常我们在想说一个人好的时候，往往是不遗余力极尽溢美之词，把他形容的跟一朵花似的完美无缺。而在想说一个人坏的时候，那就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像臭狗屎一样一无是处。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其两面性：坏人不是天生就是坏人，很可能也做过好事，好人也未必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正确，对于张学良也是如此。上任伊始，可能是迫于压力，也可能是想树立威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年少气盛的张学良迫不及待地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东北易帜。
　　主政之后的张学良立即成为日本人和南方政府的争取对象。日本为把东北完全变为它的殖民地，利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张学良在东北独立。为此，日本曾多次派人到沈阳威胁张学良说，“如果中国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动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同时，日军关东军在沈阳附近频频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此向张学良示威。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革命军则敦促张学良早日“易帜”实现全国统一。蒋介石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不但理解张学良所处的环境给予多次宽限，而且许以高位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借助英美的势力对日本施加压力。在当时全国各地日益高涨的反日浪潮推动下，迫于蒋、冯、阎、李百万大军压境的巨大军事压力，也考虑到年轻的自己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在沈阳城头挂上了青天白日旗，此即为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
　　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张学良后来的所作所为，不可否认“东北易帜”确实是张学良做的一件大好事。此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统一，挫败了日本攫取中国东北的阴谋，也使民国政府第一次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第二、通过一系列手段，巩固自己东北少帅的地位。
　　张学良接掌东北政局时还不到28岁，在大家眼中俨然毛头小伙一个。当时东北的军政要人虽然表面上拥戴他，但仍有不少人持观望态度。个别和张作霖一起“创业”的元老重臣就根本不把“小张”当回事。这其中尤以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杨宇霆、常荫槐两人为最。关系极为密切的杨、常二人均掌握着东北的重权，张作霖在世时视二人为左右手。张作霖死后，二人对张学良俨然以教父自居，对其轻则教训重则叱骂，张口“小六子”闭口“大烟鬼”。当张学良向杨询问事情或发表主张时，杨经常以斥责的口吻说：“你不懂别瞎掺和，我会做决定。”大脑袋常荫槐对张学良也非常藐视，在一次高级会议上张稍顶了他两句，他竟当场指着张的鼻子辱骂道：“鳖犊子，你懂个屁！”杨、常二人结党营私，大事小事自作主张，很多事情都是先办后找张签字认可。东北地方官僚政客见杨的势力急剧膨胀，也对其极力巴结讨好，当时的杨公馆一时成了东北的政治中心。到后来基本上所有的事务都被杨宇霆包揽了，老百姓戏称东北“只知杨皇帝，不知张少帅”。
　　就“东北易帜”之事“杨常”也是竭力反对，原因是一旦“易帜”势必会破坏他们的既得利益，杨宇霆甚至公开拒绝参加“易帜”仪式的合影留念。
　　从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出张学良在杨及东北众人眼中的地位。1929年1月7日，杨宇霆借为其父祝寿之机大摆宴席。这老杨面子也真大，担任门口迎宾的竟然是原来的军阀巨头孙传芳。曾任国务总理的潘复亲到大连迎接京剧名角程砚秋到杨府唱堂会助兴。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等关内的实力派人物都派代表携重金前来祝寿。日本政界亦派了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为代表来凑热闹。作为东北名誉首长的张学良当然也不例外，他备了重礼亲往祝寿。当他步入大客厅时，参加祝寿的东北高级官员正在赌钱，张的侍卫副官谭海高声喊道：“副总司令到！”少数人还略欠欠身子，多数人只是坐在原处瞄了一眼，接着旁若无人地高声嚷叫继续赌钱。而当杨宇霆步入大厅时，那些文官武将则集体肃然起立，全场鸦雀无声，杨示意众人落座时这些人才规规矩矩地坐下。对张学良亲往祝寿，杨宇霆竟以普通礼节待之，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吃过饭再走。”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张学良怒不可遏，杀心顿起。
　　三天之后的1月10日，如少年康熙诛杀鳌拜，张学良在帅府老虎厅借谈公务之机诛杀“杨常”二人，此段轶事被东北人戏称为“杨常而去”，老虎厅还因此成为今天游人来大帅府参观必看的一个景点。
　　第三、中东路事件。
　　“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原由俄国修建。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日本控制了长春以南的路段也就是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也就是当时的苏联控制。早在1925年底奉军与冯玉祥开战之时，苏联因支持冯玉祥拒绝奉军利用中东路运兵南下，已经与张作霖结下了梁子。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收回租界、收回铁路权等。用张学良自己晚年的话来说，他所以想借机去挑战苏联，是因为“那时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要想通过这种办法把东北的地位提高”。张学良把这一目标定在了老毛子控制的中东路上。
　　张学良认为自己很有几分胜算。他判断苏联当时正面临严重的饥荒，国内形势不稳，西方各国也仇视当时唯一的苏维埃政权，在外交上根本不承认苏联。这是收回中东铁路的绝佳时机。在同苏联进行了数轮谈判未果之后，他决定“武力吓唬一下苏联”，向牛人斯大林发起挑战。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派武装军警包围苏联驻东北的领事馆拘捕有关人员39人。从7月开始，进一步开始驱逐中东铁路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1929年7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8月6日，苏联为准备可能到来的战争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司令官为瓦西里.布留赫尔，也就是先后担任过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军事顾问，后来又在张鼓峰之战中重创日军的著名元帅加伦。苏军的总兵力有3万人。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虽号称有27万人之众，但真正能用来对苏作战的只有10万人。

1929年8月，苏联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战争打响。在随后三个多月的战斗中，东北军遭遇惨败，大片大片的国土沦丧。糟糕的战局让张学良不得不在1929年11月26日主动要求停战。1929年12月20日，张学良被迫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力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协议签订后苏军撤出中国东北，但却继续占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等地。
　　“中东路事件”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远远超过了1969年的“珍宝岛战役”，成为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战争中双方人员伤亡相差悬殊。东北军自己的说法是战死1690人，负伤2210人，被俘6900人，失踪1800人。苏联一方的资料则显示中方被俘人数就达到了9500人。苏联自己公布的损失是阵亡281人，受伤729人。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事先答应给张学良撑腰的南京政府并没有给予张学良实质性的支持。对于《伯力协定》的签订，南京政府一直持反对态度并不予承认。作为象征性的安慰，南京只是给张学良、于学忠等东北军将领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几句题外话。按照一般的理解，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所有的党派纷争都应该摆在次要的位置。就像自己之间也会打架的亲兄弟，如果有外敌来家里欺负咱，那肯定是先合力打走外人，家里的事回头再说。在“中东路事件”中，中共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赢得共产国际的高度赞誉。持反对意见的一名共产党人因此被开除出党，他就是作为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
　　“中东路事件”对张学良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1990年，张学良曾向唐德刚口述过自己的一生并由唐整理出版。该书7万多字的内容中，涉及中东路事件的仅仅139个字。这一事件也严重影响了几年之后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的判断决策，后文详叙。
　　苏联借“中东路事件”强行占据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该领土争议一直持续到2004年才以协议方式解决，中俄各得到黑瞎子岛的一半。2008年10月14日，黑瞎子岛西部174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式从俄罗斯移交中国。
　　“中东路事件”中，有两个日本人自始自终冷静地观摩了战争进程，他们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看完双方并非十分激烈的争斗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付张学良这种人连我的家传宝刀都用，仅用竹刀就足够了”。他同时又作出了一次预言：“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的就是准备和等待，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后来的事实证明石原错了。——他没有等足两年，日军占领奉天所用的时间也不是两天，而是仅仅12个小时。

1.5.3 昭和第一兵家
　　战后1946年的一天，在驻东京的美军占领军司令部出现了一个病恹恹的日军老头。老头个子不高却目光炯炯，口气也挺大：“我是来自首的。本人认为只有我才最有资格作为甲级战犯，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莞尔，我才是大东亚十五年战争的真正发起者。可惜日本战败了。如果当初由我来当参谋总长，根本轮不到你们在这里吆五喝六，耀武扬威。”一席话说的在场的美国人目瞪口呆，他们真认为遇到的是一个疯子。
　　纵观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日军始终缺乏明晰且能贯彻始终的总体战略。我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十年时间里，日本曾经先后出台各种《纲要》、《指南》、《方针》多达30多次。如此频繁的变动正说明了日本对于战争并没有真正的战略指南。换言之，日本缺乏真正的战略家。
　　此言也不全对。有这么一个人，始终对整个远东的战争进程有着异常清醒的分析和判断，后来事实证明这些判断基本正确。他就是被称为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大脑”、昭和三大参谋之首，号称“昭和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作为日本陆军中的另类和天才的谋略家，可以说日本侵华的一半“功劳”都要算在他的头上。
　　1889年1月18日，石原莞尔出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其父石原启介曾任鹤冈市警察署署长，也就是当地的公安局长，属于高级公务员。石原启介从小就用“武士道”精神教导石原莞尔要勇敢而不惧艰险，还算不错的家庭环境也使年幼的石原养成了类似“李刚儿子”那种不信邪、飞扬跋扈、颐气指使的蛮横作风。后来石原的经历也表明，不管他到什么地方任职，总是与顶头上司闹得很僵。这其中唯一一个例外就是板垣征四郎。
　　1902年，石原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第六期学习，1905年9月转学到东京日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并以第三名的成绩毕业。在学习过程中，石原博览群书，特别是历史、哲学以及人物传记类书籍，石原尤其喜欢有关拿破仑的书籍。天资过人的石原在考试时总能以最简洁的语言完成答题。世间大凡有天赋之人，都会有些特立独行，也就是所谓的“智商爆棚，情商为负”。由于太多的与众不同，石原在同学的眼中也成为一个另类，被称为“7号”。“7号”在当时就是精神病患者的代名词。当时的学习分为学科（理论知识）和术科（体育、马术、军事技能等），石原在学科上往往出类拔萃，在术科上却成绩一般，属于“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类型，这可能与他身体素质较差有关。
　　1907年6月，石原进入步兵第32联队当士官候补生，并于当年12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最后以第21期步兵课第6名的成绩毕业。按实际成绩石原是第三名，但因为与教官的关系恶劣被评定为第六。据说当时的前五名都能拿到天皇御赐的银手表，石原正好第六名拿不到。“陆士”毕业后，石原莞尔来到回到步兵第32联队，但由于与联队长关系不佳，很快被联队长一脚踢到了新成立的步兵第63联队。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不能说石原天生就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其实石原莞尔也曾经非常同情中国并关注中国的革命。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之时，石原当时在朝鲜的春川任职。听到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时，石原把手下的几个兵带到一个小山上，对天鸣枪，喊出了“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年轻的石原觉得，同在东亚的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作为有色人种的代表只有一个日本的话，那肯定是会被西方列强吞并、消灭。如果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强大起来，那么日本就算有了一个依靠。
　　但是后来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军阀混战的乱局让石原莞尔大失所望。他的观点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中国逐渐由希望到失望再到仇视。石原认为，既然你自己管不好自己，那就让我来替你管理吧。
　　在大学里，我不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但也不算很懒，学习成绩当然也一般。可就有那样一种人，你玩的时候他在玩，你学习的时候他还在玩，你听课的时候他打瞌睡或者根本都没去。他就在考前翻了翻书就大摇大摆地进了考场。你刚答了一半，就看见他晃晃悠悠地交卷了。考试成绩出来后你刚过线，他几乎满分。毕业的时候，你背着行李卷四处找工作，他还在挑人：看那几个都想让他当研究生的教授谁更合适。
　　石原莞尔就属于这种人，并且堪称这种人中的精英。1915年，石原考入日本陆军大学第30期。石原陆大入学时的口试有这样一道题目：机枪应该怎样使用。石原的回答是：装在飞机上，对地上的步兵扫射，一边说一边比划起来。要知道这是在飞机刚刚出现不久的1915年，不能不说是眼光独到。
　　当时“陆大”的功课相当重，学员通宵达旦学习属于家常便饭。可石原永远好像是无所事事，吃了饭就到处串门。石原是个另类，和前面提到的明石元二郎一样常年不洗澡，还把满身的虱子捉起来放在铅笔盒中养起来观赏。口才极佳、知识渊博的石原特能吹牛，所以大家对他是又喜欢又讨厌。讨厌他的邋遢，喜欢听他侃大山。日本亲王梨本宫守正元帅代表天皇检阅“陆大”时，特立独行的石原故意不穿正式军装，就是为了给学校抹黑。石原就是在大家的非议声中这样轻轻松松地从“陆大”毕业，成绩还是名列前茅的第二名，属于“军刀组”。实际上石原应该是“首席”，但是由于在校的恶劣表现被剥夺了第一名的荣誉。要知道第一名有机会见到至高无上的天皇，石原因此失去了觐见天皇的机会。后来在被问及为何在“陆大”只拿到第二名时，石原的回答是“陆大没有品行分”。
　　从“陆大”毕业后，“军刀组”的石原莞尔并没有被分到本应该去的参谋本部，而是到了并不很重要的训练总监部任职。他仍然“恶习”不改，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再次交恶。训练总监马奈木敬信中将称，聚在石原莞尔周围的全是些像流氓黑社会似的人，稍微正常点的人就不可能和他合得来。至此石原获得了“正常人无法与之合作”的坏名声。
　　1920年4月，石原被派往驻汉口的日军华中派遣队。他用一年多的时间考察了中国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搜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为了收集情报，他甚至化装成苦力在码头上与中国劳工一起扛包，现实目睹了恶势力和警察对普通民众的盘剥。一次他本人与警察发生了争执，警察竟扒光了他的衣服搜身，抢走了他身上最后一个铜板。也就是在这里，石原初步形成其“大陆扩张”侵略战略思想，并总结出了对付中国军阀的办法——“比起武力征服，收买、宣传具有更大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里，石原遇到了他后来在东北的黄金搭档板垣征四郎。作为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精英，两个人在满洲的合作可谓是天衣无缝。后来石原还推荐板垣出任陆军大臣，只是由于板垣资历不够才未成功。“卢沟桥事变”之后，冷静的石原强力反对扩大对华作战，与板垣要求全面侵华的意见南辕北辙，二人因此而分道扬镳。
　　毕竟“军刀组”的成员都是日本陆军的精华，后来石原受命留学德国。当时，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被誉为军事界的经典著作。这本书我现在的书架上也有，也看过不止一遍。说实话每一个字都看的很懂，每一段也看的有点懂，每一章似乎也看得懂，但是看完后把整本书合起来，脑子里一片空白，原来什么都没懂。这就是素质。这本书类似于科学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真正能看懂的没几个。石原就是能够看懂《战争论》唯二两个日本人中的第二个。第一个叫东条英教，陆军大学第一期的“首席”，后来大家都熟悉的东条英机他爹。
　　相比东条英教来说石原更牛。他不但看懂而且还发展了《战争论》。结合对日本未来前途的思考，石原写了一本《最终战争论》。其实这本书只是根据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演讲的纪录稿整理的。完整地体现了石原战争思想的是《战争史大观》，最早是石原1929年在长春的一篇讲话纲领，后来经他在1938年和1940年两次修改，于1941年正式出版的。在这些著作中石原提出：
　　一、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要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以此来决定未来人类历史的走向。
　　二、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为了打赢这场决定东方人命运的最终战争，日本急需找到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
　　三、石原经过思索，替日本找到了这个基地，那就是“满蒙”。这就是“满蒙生命论”的由来，也是《田中奏折》中“必先征服满蒙”的理论基础。
　　石原的“满蒙生命论”出炉后，由于与当时日本陆军的思路相吻合而被大肆吹捧，成为关东军后来策动“九一八”事变的思想指南。日本《每日新闻》曾连发30多篇社论为这一理论鼓吹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