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中旬，外国通讯社纷纷报道，苏联同波兰的关系突趋紧张。波兰境内苏军调动频繁，苏波边境苏军也向波兰东部移动，苏联波罗的海舰队正向波兰港口前进，华沙气氛非常紧张。10月20日下午，我到中南海颐年堂参加政治局会议。

八大新选出的政治局成员，包括常委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还有委员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贺龙、李先念，候补委员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薄一波等都出席这次会议。林彪、林伯渠、刘伯承都因病未到会。另外还有王稼祥、胡乔木、杨尚昆、田家英等也参加。

这次政治局会议由毛主席主持。他穿着一身睡衣，一开始就说明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他说，收到苏共中央一个通知，说波兰反苏势力嚣张，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苏联根据华沙条约有权力在波兰驻军，有义务保卫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发展，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苏共在通知中表示想知道我们对此有什么意见。毛主席说，看来苏联要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事情很紧急，很严重，所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苏联。

毛主席接着问我，有什么新的消息？我汇报说，今天上午收到的消息，说波兰军队已动员，连保安部队也处于紧急戒备状态，华沙工人也武装起来。同时从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哥本哈根传出的消息说，苏联的军舰已集中在波兰的港口格旦斯克（即过去的但泽）港外；在苏联西部和民主德国，苏联军队也在调动。这些都是西方通讯社的消息。

毛主席听了之后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苏联动用军队来对待波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不妥当。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旧社会习以为常。

但苏波关系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是两个国家、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按道理，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能像旧社会老子对儿子那样。看来苏联就是把波兰当作儿子。苏波关系搞得这样紧张，我看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不对，可是他对波兰的政策比斯大林还要厉害。他要动用军队，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毛主席还谈到我们驻波兰大使馆发来的电报，我们大使馆的看法不大对头，他们比较强调波兰反苏情绪高涨，很可能是从苏联驻波兰大使那里听来的。我驻波使馆的另外一些同志觉得波兰的情况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结果。这两种意见，看来后一种意见是对的。

接着会议上议论开了。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大事。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动用军队，这不仅给帝国主义一个机会，而且无法向苏波两国人民，特别是波兰人民交待。这是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独立平等的原则的。即使按照一般国际法也是不允许的。大家一致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警告苏联，表明我们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

在会议进行中我又接到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的电话，说外国通讯社传出消息：苏联一个代表团已到达华沙与波兰谈判。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代表团是由赫鲁晓夫率领的，包括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苏斯洛夫等，差不多苏联的主要人物都去了。

苏波关系这样紧张，要从苏共“20大”以后波兰的局势说起。

1956年2月苏共“20大”以后，6月间波兰各地不满情绪在增长。波兹南市工人首先要求提高工资，政府不接受。工人要派代表团谈判，政府不愿意谈。这样一来，工人开始罢工，然后上街游行示威。波兹南事件以后，波兰许多地方的工人都在闹事。波兰统一工人党在7月间召开七中全会，讨论局势。会上，大家认为这几年经济工作不好，不如哥穆尔卡时期。（按：哥穆尔卡是1945年——1948年任波党总书记，1948年由于他反对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党，被免除总书记职务并被开除出党，1951年被监禁，1954年秘密释放出狱。）七中全会认为哥穆尔卡没有错，开除他是受斯大林的影响。会议决定为哥穆尔卡恢复名誉，并在全党和全国平反错案、冤狱。

哥穆尔卡恢复名誉后积极参加了波兰党中央的工作。这时波兰党内批判斯大林的情绪高涨。由于过去斯大林对波兰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这个批判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苏联认为这是反苏。但是波兰党认为，过去党的路线是错误的，要像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那样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要加强法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等，意见都很激烈。

波兰党政治局决定在11月初开中央全会，到10月15日又确定提前在19日召开中央全会。苏共知道波兰党决定开中央全会后，非常紧张，要求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苏联去谈判。波兰党的答复是在中央全会开完之后再去莫斯科。接着，苏共又建议苏共派代表团到华沙去。波兰党回答说，他们要开中央全会，无暇接待，要苏共代表团在波兰党开过中央全会后再来。赫鲁晓夫认为这是波兰党采取拖的办法，以便中央全会上改组政治局，然后再让苏共代表团去。赫鲁晓夫非常生气，决定不顾波党不同意接待，匆匆率代表团于10月19日晨飞往华沙。苏共代表团的座机到达华沙上空后，华沙机场拒绝接收。结果赫鲁晓夫所乘飞机在华沙上空盘旋很久（有人说一个小时，有人说两个小时），最后才被允许降落。

这是19日上午的事情。这时，波兰党正在开中央全会。会议由奥哈布主持。原来的波兰党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贝鲁特参加苏共“20大”后，听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情绪激动，导致心脏病突发，在莫斯科逝世。这以后，波兰党的工作就由奥哈布主持。奥哈布在会上宣布，现在苏联代表团已到华沙，问大家是否先开会再同苏方会谈，还是先同苏方会谈然后再开会。会上有人主张先同苏联代表团谈再开会，但多数人主张先选出新的政治局后再跟苏联代表团会谈。最后，按多数人的意见，先开会选出新的政治局的成员，其中包括哥穆尔卡。

在赫鲁晓夫10月19日率苏共代表团去波兰之前，苏联已下命令调动军队。首先调驻波兰境内的苏军包围华沙，同时调动驻民主德国的苏军向波兰西部边境靠拢，苏联西部白俄罗斯驻军也向波兰东部边境集中。苏联波罗的海舰队则向波兰港口格旦斯克方向集中。这是10月17日下命令的。命令下达后，苏联方面就通知我们，说苏已采取行动，并征求我们的意见。

所以，在10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是准备动用武力的，但是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政治局决定尽快向苏联提出警告，要尽力制止赫鲁晓夫动用军队干涉波兰内政。鉴于形势紧迫，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主席亲自出面，立即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明确向苏方宣布我党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

在会议结束后，毛主席马上通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将我党中央的决定告诉他。毛主席把胡乔木和我留下来，让我们俩人参加会见。

毛主席整个下午开政治局会议时就一直穿着睡衣，接见尤金时也没有换衣服，就在他的卧室中接见。尤金带着一个参赞来，到达时已是晚上7点多钟。尤金来后，毛主席对他说，我们收到苏共中央征求意见的通知，说你们要出兵干涉波兰。我们政治局今天下午开会讨论了此事，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样做。请你马上把我们的意见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当时毛主席讲得很严厉，并且一再重复。毛主席说，现在时间不多，你们赶紧回去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这样，会见很快就结束了。

尤金在整个会见过程中都非常紧张，他带来的苏联大使馆参赞苏达利科夫也非常紧张，他负责记录。尤金满头大汗，不停地用手帕擦脸，不断地说“да”“да”（意即“是”，“是”）。

最后，毛主席对胡乔木和我说，你们也没事了，不过你们新华社要24小时值班，有什么重要消息立刻通知我。这样，我就离开了。

20日夜，我很晚才睡，一直守候在办公室等待着有什么新的消息，同时告诉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要注意所有西方通讯社的消息，有关于华沙方面、苏波关系等消息立刻通知我，一直到21日凌晨6时（那是华沙时间20日午夜）才回家睡觉，同时关照办公室值班秘书，如有重要消息马上叫醒我。

10月21日上午，我睡不到四个小时就来到办公室，很快就看到《参考消息》编辑部写的要闻提要，并马上把参编部选报的同志找来，请他告诉我刚刚收到的消息。

据西方通讯社消息，苏联代表团已离开华沙返回莫斯科。

后来才知道，苏共代表团19日上午到达华沙以后，一直等着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选出新的政治局，然后举行两党会谈。据说，两党代表团在19日整个上午到下午一直进行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首先指责波兰掀起反苏情绪，谴责波兰党对民族主义情绪不加制止，致使事态迅速恶化。赫鲁晓夫说话非常粗野，态度非常蛮横。会谈很快变成了激烈的互相指责。

在两党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看出波兰方面不会同意苏方的意见（不让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也不会采取措施制止所谓“反苏浪潮”，因为这本来就是苏联干涉波兰内政引起的。据波兰同志后来告诉我们，赫鲁晓夫在会谈过程中曾同华沙条约国军队总司令、苏联元帅科涅夫商量，并与原来苏籍波兰人、当时任波兰国防部长、波兰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商量。赫鲁晓夫了解到：目前波兰反苏情绪激昂，华沙正在酝酿示威游行，局面难以控制。

波兰军队的情绪也很不稳，很难依靠他们来平息群众示威。于是，他与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后，在会谈过程中就要科涅夫下令驻波兰境内的苏军部队向华沙前进。苏联军队的这种行动，很快被波兰方面察觉。因为所有道路都控制在波兰公安部队手中。公安部队的司令就是原来与哥穆尔卡一起坐牢的科哈马将军。他与哥穆尔卡一起在七中全会上恢复名誉，从监狱中出来后被任命为公安部队司令。苏联军队的行动被发现以后，科哈马立即报告哥穆尔卡。哥穆尔卡在谈判中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地站起来，绕过会议桌，走到苏联代表团那边去，大声地对赫鲁晓夫说：你们的部队正在向华沙前进，我要求你马上下命令叫他们停止前进，返回驻地。赫鲁晓夫开始时抵赖，哥穆尔卡走出会议室，很快又返回来说，我证实这是确实的，我要求你马上下命令叫部队立刻返回营房，否则后果要你们负责。现在我要求休会，你们考虑一下答复我们。

这样，会议休会到晚上再开。

在两党会谈休会时，赫鲁晓夫得知华沙人民准备自卫，抵抗苏军入城，大工厂的工人已拿到枪支，成立工人自卫队，准备巷战。如果苏联军队坚持进城，就会发生战争。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曾经表示，如果发生战争，他不能保证波兰部队支持苏联部队。这样，赫鲁晓夫的态度才软下来，只好同意波兰的意见，命令苏军停止进入市区。晚上会议的气氛与白天不同。赫鲁晓夫同意波兰党所做的决定，新选出的政治局由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波兰方面欢迎苏联的态度。哥穆尔卡激动地说，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胜过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并说波兰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之后，他一定到莫斯科去讨论如何解决波苏关系问题。

这样，苏共代表团在20日早晨返回莫斯科。我们在21日收到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说，形势已经缓和，苏联军队没有入城，但华沙仍很紧张，工人自卫队和公安部队仍然在街上巡逻，波兰国防军在驻地备战。同时，外国通讯社还说，在格旦斯克港外的苏联船队已向列宁格勒方向返航。所有这些消息，我们都随时收到随时排印送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办公厅、外交部和中联部。

22日晚上，毛主席的秘书高智同志打来电话，要我马上到主席家中开会。我晚上7时半到达毛主席的卧室，知道是政治局常委开会。这是在中共八大以后我第一次参加新的政治局常委会。（按：政治局常委包括党的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总书记邓小平。林彪因为不是中共八大选出的副主席和常委，没有参加。但即使是在1958年八大第二次会议补选他为副主席和常委以后，我每次列席常委会议也很少看见他参加。）这晚参加会议的除六位常委外，还有彭真、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他们几位虽然不是政治局常委，但是彭真通常在小平同志不在时主持书记处会议，实际上等于副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会议他都参加。张闻天同志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部长由周总理兼任）。王稼祥同志是书记处书记兼联络部部长，专管与兄弟党关系的。胡乔木是书记处候补书记，同时也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之一。一般有关国际问题的会议，张闻天和王稼祥都参加讨论。此外，我和田家英列席。

毛主席坐在床上，背靠着床头，大家都坐在床前围成半圆形的椅子上，随便闲谈。人到齐了以后，毛主席宣布“言归正传”。毛主席说，现在惹上麻烦了。我们对波兰问题表了态，反对苏联武装干涉，主张协商解决问题。现在他们要协商，要求我们参加。苏共中央打来电报，邀请我们派两位负责同志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波两党会谈。他们建议苏、波、中三党在一起协商解决苏波关系的问题。主席又问到今天又有什么新的情况，我将当天收到的外国通讯社报道的情况扼要汇报。主席说，赫鲁晓夫最后还是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动用军队干涉波兰。这主要是他在波兰遇到坚强的抵抗，他估计如果他用武力应付会爆发战争，而且不容易一下解决问题。当然我们党的表态对他也有一定影响。通知尤金是在20日晚上，北京与华沙时差有6个小时，等于在华沙的20日中午，而赫鲁晓夫软下来在19日晚上。他在20日回到莫斯科才得知我们的态度。所以决定的因素是波兰的抵抗，波兰党坚定拒绝苏共的无理要求。

少奇同志和周总理也讲，赫鲁晓夫在19日晚上软下来，主要是波兰的因素，但是我们坚决的表态，苏联代表团回到莫斯科就知道了，所以请我们参加他们的谈判。

毛主席提出，我们是参加还是不参加？少奇同志主张参加，周总理也主张参加。

后来大家又谈到，我们派代表团去，怎么跟他们谈呢？毛主席说，可以三方一起会谈，也可以不跟他们一起会谈。三方会谈是因为我们提出和平解决，但是我们不是直接有关方面，是间接有关方面。毛主席设想：我们可以派人去，以调解人的身份去，不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去，不参加他们的会谈，而是从旁调解。我们不好当波兰同志的面批评苏联同志，也不好当苏联同志的面批评波兰同志。就是说，我们只能分别同苏方或波方谈，不搞三方一起谈，这样我们可以主动一些，回旋的余地大一些，说话也方便一些。毛主席的这个设想大家都赞同。

常委会最后确定：代表团的任务是劝和；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总的是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巩固波苏友谊。方式是分别与波兰或苏联代表团谈，不参加他们两方的会谈。

会议还决定由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苏方要求我党代表团要在23日上午乘苏联派来的专机去莫斯科。

这天晚上的政治局常委会时间比较短，以便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准备第二天早晨启程。

从这以后，差不多每天晚上，政治局常委都在毛主席家里开会，研究我党代表团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商量我党代表团分别与苏、波代表团会谈中出现的问题。代表团有些请示需要马上答复的，常委议论之后当场起草电报发出。

据少奇、小平同志发回的电报，莫斯科会谈进行得还好。我们首先严厉地批评苏联调动军队，指出战争虽然没有真正打起来，但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是冒险的行动。少奇同志讲得非常尖锐。据代表团报告说，苏共中央主席团差不多全体都参加了，他们都硬着头皮听我们讲。同时他们也诉苦，说波兰民族主义情绪、反苏情绪强烈，不好办。苏联在波兰驻军完全是为了保障苏联在民主德国驻军运输线的畅通，也是为了整个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和安全。但他们也说，他们到华沙后也有同我们提出的意见相同的想法，即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苏波分歧。所以苏共中央已下令驻波兰和民主德国的苏军部队撤回原来的驻地。

我党代表团表示，我们努力做波兰同志的工作，希望波苏友谊不断地得到加强，我们愿意为此尽最大的努力。

苏方对此也感到高兴。

我党代表团也跟哥穆尔卡为首的、包括奥哈布等人组成的波党代表团进行会谈。我党代表团在会谈中首先表示支持他们反对苏联干涉波兰党事务。少奇同志介绍了我党政治局曾严厉警告苏联不要武装干涉波兰的经过。同时，少奇和小平同志也劝波兰同志以大局为重，改善波苏关系，加强与苏联合作，度量要大一点，不要计较苏联过去对波兰的许多错误做法，要以和为贵，向前看。

我们希望波兰与苏联的关系搞好，因为波兰是东欧最大的国家，与苏联关系的好坏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甚大。我们对波兰寄予希望，也相信波兰同志会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处理好苏波关系。

哥穆尔卡代表波兰党一再感谢中国党的支持，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党的支持，不知事情现在发展到何种程度。

他说，波兰党和波兰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并表示他要努力改善与苏联党的关系，加强波苏两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这时哥穆尔卡是以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身份谈话的。苏共代表团在20日晨离开华沙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继续开会。政治局一致推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代替奥哈布。哥穆尔卡在当选后发表著名演说——《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10月23日起，苏、波、中三国党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像走马灯似地轮流双边会谈。苏联代表团同波兰代表团谈过后和中国代表团谈，波兰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谈过后也同中国代表团谈。中国代表团和苏联代表团谈后又与波兰代表团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两点：第一，苏波两党尽快再举行一次正式会谈，协商解决分歧并达成协议（因为这次会谈是不公开的）；第二，苏联单独发表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宣言。这个宣言10月30日发表了，内容很特别，其中苏联承认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方面有错误，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平等的原则，声明要改正这些错误，表示要根据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平等的原则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这是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联、波兰党商妥的。我代表团还答应，在苏联发表宣言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加以支持。这就是让苏方自己先采取主动，我们然后表示支持。

这是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在莫斯科设想的方案。

中共代表团29日将这一计划报国内。毛主席在10月3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同意这个方案，并在11月1日专门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说明情况，征求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取得他们的赞成，然后以中国政府名义发表声明。

一度十分紧张的波苏关系，经过莫斯科苏、波、中三党的三角会谈告一段落。但是，在波苏关系紧张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

1956年10月间，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发动暴乱，匈牙利政府要求驻匈牙利的苏军支持他们平息反革命叛乱。可是反革命叛乱越来越凶，匈牙利人民政府岌岌可危。这时苏联当局动摇起来，准备把苏军撤出匈牙利。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毛主席在10月30日晚上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一方面讨论了苏波中三党在莫斯科会谈的情况，同意由中国政府出面发表一个声明，支持苏联的宣言；同时，又讨论了匈牙利的局势，认为苏军不能坐视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不管，撤出军队。

匈牙利事件也是苏共“20大”以后开始的。在苏共“20大”开过不久，1956年3月中旬，匈牙利一些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是党员）组织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进行一系列的活动，召开各种座谈会，要求所谓“民主”、“自由”。匈牙利当时许多人思想混乱，大学生也开始闹事。

在这种形势下，7月间，苏共派米高扬去匈牙利，要求匈牙利党的领袖拉科西下台，认为他实行斯大林式的领导，把匈牙利局势搞糟了。匈牙利党改选格罗为党的第一书记，兼任部长会议主席。

从这时起，匈牙利开始平反冤狱、错案。其中最重要的是为拉伊克平反。他曾经是匈党领导人之一，后来被诬陷为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在10月间，匈当局不仅为他平反，而且举行国葬。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形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差不多同时，纳吉也恢复了党籍，他也是匈牙利的著名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苏联红军，战后回国，当农业部长，1953年7月当了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4月下台。当时，匈牙利党中央指责纳吉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并把他开除出党，10月间又恢复他的党籍。这时匈牙利的局势已经很混乱。

10月20日哥穆尔卡在波兰当选为波兰党的第一书记，并且发表了“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演讲。此事也冲击了匈牙利。当时裴多菲俱乐部发动游行，布达佩斯的大学生上街，示威群众要求纳吉上台。匈牙利政府开始下令禁止示威游行，后来又撤销这个禁令。但公安部队已和示威群众发生冲突。一些反革命分子从中煽动，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10月23日，示威游行的规模更大，冲突更加严重。这时匈牙利党宣布撤换原来的总理格罗（他当时任党的第一书记，但有名无实），由纳吉当总理。政府宣布戒严，同时邀请苏联军队帮助恢复布达佩斯的秩序。根据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签订的华沙条约，苏联在匈牙利境内驻有军队，但在首都布达佩斯并无驻军。10月24日，苏联军队进驻布达佩斯。这时匈牙利的军队一批又一批参加示威群众行列。

10月24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又飞到布达佩斯，参加匈牙利工人党中央的会议。会议选举卡达尔来代替格罗当第一书记。但是群众的示威和骚动仍继续不断，反革命叛乱分子混在示威群众中，挑起同公安部队冲突，情况越来越严重，整个布达佩斯一片混乱。

10月25日，新任总理的纳吉发表广播讲话，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并宣布实行戒严。即使这样，罢工还是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反革命分子的夺权活动非常猖撅，甚至在首都以外的一些省都宣布“解放”。布达佩斯到处听到枪声。

许多匈牙利流亡分子通过匈牙利与奥地利的边境涌人匈牙利，西方的记者也大批地涌进匈牙利。西方的电台鼓动匈牙利人举行反苏起义，匈军一些部队与叛乱分子站到一起。

10月27日，苏联军队基本上控制了布达佩斯，匈牙利群众与苏联军队的关系比较融洽，互相开玩笑，小孩爬到苏军坦克上玩。看来当时群众还是拥护苏联军队平息叛乱的。

这一天纳吉宣布成立新政府，免去了好几位共产党员部长的职务，而吸收一些非党员参加政府。

28日，匈牙利党中央又举行会议，成立六人小组代行中央职权，以纳吉为首，把卡达尔排挤出中央领导层。

这次会议要求所有各方停火，并要求成立新的军队，要改变国徽、国庆日，要求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这时匈牙利各省都宣布“解放”，广播电台掌握在叛乱分子手中，要求苏军立即撤退。整个局势非常混乱，许多共产党员、公安人员和群众被叛乱分子抓住吊死，街头电线杆上、树上到处挂着许多尸体。显然，反革命暴乱越来越严重，而纳吉政府却采取节节退让的方针。

正是在这样的紧急关头，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于10月29日再次飞到布达佩斯。他们在同匈牙利当局会谈时说苏联党和政府准备从匈牙利撤兵。这是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调解苏波纠纷时，从苏联方面得到的通知。我们代表团认为此事很重要，立即报告中央，请求中央指示对此事应采取的方针。

10月30日，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准备发表支持苏联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宣言的声明的同时，也讨论如何对待苏联准备从匈牙利撤兵问题。

毛主席指出，苏联在波兰问题上冒失决定派军队干涉波兰内政是错误的，而现在在匈牙利问题上又匆忙决定撤出驻匈的苏军，置匈牙利人民政权垮台于不顾，同样也是错误的。赫鲁晓夫一左一右的做法都不对头。

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苏联在这时对匈牙利撒手不管，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就完了。苏军应当继续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政府平息反革命叛乱，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当时大家觉得，苏联曾想在波兰动用军队，结果碰了钉子，只好放弃武力干涉内政；现在对匈牙利也想采取放弃武力支持的方针。其实，匈牙利的情况同波兰完全不同。苏联如出兵波兰，就会爆发波苏战争。在匈牙利的苏军既是根据华沙条约又是应匈牙利政府邀请帮助维持秩序的。显然，现在匈牙利党和政府无法控制局势，这时如果苏联不帮一把，撒手不管，匈牙利这个社会主义阵地就会丧失。这与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在波兰采取武力干涉内政的方针，是完全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的。在匈牙利动用苏联驻军帮助政府和人民平息反革命叛乱，则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的。相反，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方针，撒手不管，听任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权垮台，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会议很快得出一致的结论后，毛主席提出，要赶紧起草电报，告诉少奇和小平同志，要他们代表我党中央郑重向苏共中央提出，我们不赞成他们从匈牙利撤兵，建议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人民。给代表团的电报当晚就起草好，经宣读通过，立即发出。这时已是10月30日深夜。

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接到中央的指示以后，于10月31日下午紧急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向他们转述我党中央的意见。少奇同志讲得很严厉。据少奇同志回北京后说，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所有成员都认为从匈牙利撤出苏军是不得已的事。目前的状况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只好撤军。少奇同志最后严肃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真是现在撤兵，对匈牙利撒手不管，那么你们将要成为历史的罪人。苏共主席团听了这些话大为震动，但当时并没有表示苏军要留在匈牙利。

11月1日，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在我党代表团离莫斯科回国时，赫鲁晓夫特意到宾馆送行，并和少奇同志同车赴机场。在赴机场途中，赫鲁晓夫在汽车上对少奇同志说，昨天下午中苏两党代表团会谈之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一夜会，决定苏军继续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人民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少奇同志对他说，你们一夜之间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变得很快，但很正确，我们支持你们。赫鲁晓夫接着讲了一大通苏军不能撤出匈牙利的理由，差不多跟昨天我党代表团批评他们时讲的一样。

少奇同志当然表示完全赞同。在飞机场贵宾室，苏共主席团全体成员到场热烈欢送我党代表团，逐个与代表团成员紧紧拥抱，并一再表示衷心感谢我党在波兰问题上帮助他们，在匈牙利问题上也帮助他们。

本来，赫鲁晓夫准备从匈牙利撤出苏军的决定，于10月29日飞到布达佩斯的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已正式通知纳吉政府，苏联军队也从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开始撤出。

纳吉30日在电台上宣布苏军开始从匈牙利撤退，并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取消一党制，实行多党制。卡达尔不同意纳吉的决定，他离开布达佩斯，在匈牙利东部宣布成立工农革命政府。这样，在匈牙利出现了两个政权：一方面是卡达尔宣布成立的工农革命政府，它宣布匈牙利还留在华沙条约组织，而且要求苏联军队停止撤出，帮助工农革命政府平息叛乱；另一方面是纳吉改组的政府，吸收小农党、社会民主党等参加，取消共产党一党执政，同时实行大赦，释放全部政治犯。这样，纳吉政府显然抛弃社会主义旗帜了。

11月3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又在布达佩斯同纳吉谈判，劝说纳吉放弃原来的决定，留在华沙条约组织，并表示苏联仍支持他。但是，纳吉拒绝接受这些意见并且宣布要求联合国出面干涉，要求苏军立即撤退。谈判于是中断。

11月4日，苏军根据卡达尔工农革命政府的要求，重新进入匈牙利布达佩斯。卡达尔政府宣布解除纳吉的一切职务。纳吉跑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布达佩斯的叛乱很快平息下来，匈牙利全国各地的叛乱也很快平定。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权稳定下来了。

也正是在这时又发生了另一件震动世界的事情，英国和法国对埃及宣战，出兵埃及，占领苏伊士运河区。此事激起全世界的反对。在联合国大会议论纷纷，许多国家的代表要求对英、法实行制裁。

英军是10月30日出兵埃及的，这一天也是苏军开始从匈牙利撤退。10月31日苏军停止撤退，重新支持匈牙利人民保卫社会主义成果。11月4日，苏联增派军队到匈牙利并开始进入布达佩斯。这时形成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东西方两面锣鼓一起响起来：苏军进兵布达佩斯，英法军队侵略埃及的苏伊士区，两套锣鼓，性质完全不同。苏伊士的锣鼓分散了全世界的注意力，这对苏军支持匈牙利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很有利。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帝国主义国家没有能够集中他们的力量来干涉匈牙利。这是匈牙利事件平息下来的有利的国际条件。

10月31日，毛主席又主持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匈牙利的局势，表示坚决支持苏军留在匈牙利。

11月1日，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会上把当前的国际形势，主要是波兰、匈牙利以及埃及的情况和我们的方针对民主人士讲了。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我国政府支持苏联政府对外关系宣言的声明。

这个声明11月2日发表了。

11月2日下午，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率领的代表团从莫斯科返回北京，下飞机后即到颐年堂，向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汇报。整个会议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气氛。少奇同志除了谈到上面所讲的情况以外，还谈到我们代表团与苏共主席团会谈时，苏方一个接一个地讲波兰如何反苏、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尤其是具有犹太血统的波兰人如何反苏；苏方曾给波兰很大的援助，但现在波兰不买账。苏联同志激动地说波兰对苏联不公平，忘恩负义等等。我党代表团只好劝他们平心静气，理智地而不是感情地对待当前的严峻形势。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都严肃地指出：苏联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帮助，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功劳。希望他们能胸怀宽大些，搞好与波兰的关系。使用武力干涉波兰是极其错误的。

据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说，与波兰代表团会谈时波兰同志讲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们对苏联是一肚子气。

他们说，苏联过去是欺负他们，把他们当作殖民地，剥削他们的资源、劳动力；苏联从德国拿到的战争赔偿，一分钱也不给波兰，等等。他们谈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有关苏联欺负波兰的具体事实。他们一直追溯到历史上苏联党在30年代如何清洗波兰党。许多波兰共产党人无声无息地在苏联“失踪”，现在才知道是在苏联肃反中被处死了。波兰同志讲起来慷慨激昂。小平同志说，波兰同志谈到这些情况时，激动得有点像我国搞土地改革时贫雇农吐苦水。少奇同志说，看来哥穆尔卡还比较冷静，他没有讲这些话。他自己在1953年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后来又坐牢。他在会谈中没有抱怨，没有发牢骚，反而强调改善苏波关系，加强苏波友谊。少奇同志说，我们在莫斯科在苏波两党之间进行调解，分别与两党代表团谈了几次，贯彻中央调解、劝和的方针，是取得成功的。后来，双方谈得比较好。但这些问题不是一天能完全解决的，具体问题还要他们协商。从大的方面看起来，经过莫斯科会谈，苏波之间不至于发生大的冲突。

关于匈牙利问题，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都讲到，开始苏联很坚决地要从匈牙利撤兵，表示毫无商量的余地。

他们认为，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已经完了，除撤退苏军没有别的办法，否则就要打仗。他们情绪非常低沉、悲观。据说，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在布达佩斯呆得不耐烦，觉得没事情做，要求赶紧撤兵回来。10月31日，我们根据中央指示与苏联主席团谈判时，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只有撤兵一条路可走。少奇同志说，11月1日，我们要离开苏联时，赫鲁晓夫在汽车上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他们主席团昨天一整夜讨论是否从匈牙利撤军的问题，最后决定不撤。他所讲不撤军的理由与我们前一天跟他们谈的理由一样。少奇同志讲，看来苏联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符合辩证法，片面性很严重，忽左忽右。一个时候主张非撤兵不可，隔了一天又讲无论如何不能撤兵。但这也有好处，就是思想不是那么僵化。我们向他们提出意见后，他们是能够考虑的，最终改变了原来撤兵的决定。

这次会议开得不长，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刚从莫斯科返回，非常疲劳。毛主席说，这次会先开到这里，先回去休息。晚上不到九点会议就结束了。

11月4日，在苏军重新返回匈牙利，重新返回布达佩斯之后，毛主席又召集开政治局会议。毛主席估计苏军重新返回后，匈牙利的叛乱将会平息，但匈牙利政权的巩固要做耐心的、艰苦的工作。毛主席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不但要支持赫鲁晓夫，还要支持卡达尔。对波兰也是这样。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20大”有个好处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毛主席还说，我们4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苏共“20大”，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这个时期各国党对这个问题新发表了许多意见，我们已经编了两本小册子。我们可以认真加以研究，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再根据最近一个月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好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把当前的国际形势告诉高级干部，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并让党政军各部委负责人也列席，听取周总理的国际形势报告。会议同时还决定召开八届二中全会，除了讨论1957年的计划草案外，主要也是讨论国际形势，让全党知道中央政治局这时期的重大国际活动。毛主席还提出，再过几天就是十月革命39周年，要热烈庆祝一下。

苏联大使馆将举行庆祝会，我们可多一些负责同志参加，以表示对苏联的支持（后来毛主席本人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关于写文章，毛主席对胡乔木和我说，先酝酿一下，待开过二中全会之后中央再来讨论。

11月10日到15日党中央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刘少奇同志在会上做了关于当前时局的报告，主要是讲我党对苏波纠纷和匈牙利事件所采取的方针以及苏波中三党分别会谈的经过，说明我党的方针是正确的，同时也谈到英法侵略埃及，说明我们在全国举行支援埃及的群众示威集会是完全必要的。

毛主席11月15日在会上讲话时讲到波苏纠纷和匈牙利事件，也讲到苏共“20大”。毛主席说，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我看是坏事也是好事。凡事有两重性，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两点论。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烧起来的，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

关于苏共“20大”，毛主席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另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这些人丢掉了。于是铁托、匈牙利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大反所谓斯大林主义。西欧好些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带头的是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阵。这把刀子我们中国没有丢掉。我们是；第一，保护斯大林；第二，批评斯大林。我们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实际情况办事，坚持两点论。

毛主席还说，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报告中说，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共产党可以不学十月革命道路了。

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毛主席说，我们中国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我们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十月革命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肃清，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就在二中全会前后，全世界都议论苏军帮助匈牙利政府平息反革命叛乱。西方资产阶级大肆攻击。许多共产党表示支持，但是，也有些共产党发表谴责苏联的言论，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铁托11月11日在普拉的演讲。在演讲中，他第一次提出要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分子，号召把各国的斯大林分子赶下台。

从11月25日开始，毛主席差不多每天都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加上别的有关负责同志约有10人参加。会议大多数在菊香书屋毛主席的卧室举行，有时也在颐年堂西头的小会议厅举行。

在卧室开会时，毛主席通常都是穿着睡衣，靠着床头，半躺在床上。床的左边放着新旧书籍、报纸、杂志。

惯常中央常委在床前，座椅围成半圆形。靠床头右边坐的通常是小平同志，因他的耳朵有点背。从毛主席卧床的右边到左边挨次是彭真、少奇、周总理、王稼祥、张闻天、陈伯达、胡乔木。按习惯我是坐在最左边，靠着毛主席床脚的小办公桌。这些常委会议，陈云同志1958年以后参加较少，因为他身体有病，经常休养；朱总司令因为年纪大，开会大多在晚上，一般也不参加。11月25、27、28、29日，这四天会议，除周总理因出访东南亚没有参加外，大家广泛议论，着重讨论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对铁托的讲话及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声明的看法（这些讲话、声明和文章，新华社收到译出后即分送中央各同志，然后登在《参考资料》上，后来又汇编成册），然后议论如何再写一篇评论，表达我们的观点。

在这几天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大家议论到，英法侵略埃及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苏联很快地平息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这都是好事情。但这两台锣鼓一起敲，国际上许多人把英法侵略埃及和苏军平息匈牙利叛乱混在一起，不分黑白地一起谴责。甚至我们队伍中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分不清敌我，分不清是非。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中，有些不坚定分子动摇起来，有些人甚至公开宣布脱党。这种情况从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反斯大林报告泄露后就开始，越来越严重，到波苏纠纷和匈牙利事件，反苏反共达到高潮。

毛主席在会上针对这种情况说，共产党中有些人脱党，当然使党员数目上有损失，但是去掉脓包，包括一些叛变分子和动摇分子，党更加健康，更加坚强、巩固，也是好事。

大家着重议论到铁托提出的反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分子问题。大家认为，铁托的提法完全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诬蔑。这是西方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恶毒的做法。毛主席在会上说，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分子，顾名思义，指的是跟着斯大林走的人。那么斯大林这个人怎么样呢？依我看，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确的，是“三七开”。斯大林主义也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也应当是三七开，有缺点有错误，但还是共产党人。斯大林是好人犯错误。所以，铁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彻底把他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现在看来斯大林主义还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为它基本上是对的，错误的去掉了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这是我们的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

政治局会议议论到：对待斯大林和犯错误的同志，同对待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区别，是一个分清敌我的根本问题。大家一致认为，铁托要把犯错误的人赶下台，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是完全错误的。

这四次会议议论很多，慢慢就形成一些比较重要而又同当前国际上各种思潮有关的观点。毛主席在29日讲到要写一篇文章。他初步设想，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就是说要团结一切社会主义力量。毛主席说，当然，对铁托，对苏联，都要有批评，通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的批评要合乎实际，要有分析。这里用得上中国古人作文章的方法，一个叫“欲抑先扬”，一个叫“欲扬先抑”。就是说，你要批评他时，先肯定他的好的方面，然后再批评他的错误的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用这个方法。对斯大林则要采取另一个方法，你要表扬他时，先要批评他的错误的方面，然后再讲他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样别人看了就比较容易接受。

毛主席还说，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

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是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向来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给别人祝寿。但是，第一篇是祝斯大林60大寿的，我抛开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来写。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还是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因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而受到西方舆论责难，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也不是出于心愿，而是出于需要。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我们发动内战，斯大林不赞成我们自卫反击。我们建立新中国时，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对我们不那么信任。

但是，1949年底，我到莫斯科向他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吗？我写了祝寿文章，他还是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就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单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所以，从理智上讲还是那样写了。我们现在要写的这篇文章，还是要肯定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确方面，但要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对苏联也要肯定它的正确，也要批评它的错误。

经过四天的会议，毛主席11月30日归纳大家的意见形成文章的初步轮廓。毛主席说，文章的题目可以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基本论点是：

一、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同一样，每棵树长得也是不一样。要讲个性，不讲个性此路不通。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没有民族特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这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各国革命党人的任务是把体现在十月革命道路中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本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有缺点，是难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一部分宪法，但民法、刑事诉讼法只破坏了一部分，没有完全破坏。他过分强调专政，但苏联的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怎么能做到这些呢？说苏联是由官僚主义者统治不能说服人。

四、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先要分清敌我，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铁托同志。后来苏联同志改正了这个错误，用对待同志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铁托现在却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斯大林和其他与他观点不同的同志，是错误的。他把这些同志称之为斯大林分子加以攻击，是分裂共产主义队伍，亲痛仇快的。在共产党人内部，在人民内部，存在着种种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处理，只能采用对待人民内部的民主的说理的办法处理。

到了12月2日晚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主席进一步阐述他的设想。他说，前几天试想这篇文章可以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做题目，现在考虑也可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做题目，表示我们在苏共“20大”后写的文章的连续性，而且用这个题目理论性更强一点。这要看文章写起来如何再定。这篇文章形式上面向国内，实际上面向世界。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要怎样影响国际。要晓得，苏联自己开香肠铺，但不愿意中国也开香肠铺，他要推销他的香肠。

毛主席接着就提出这篇文章的要点：

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的道路。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二、讲清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应明确地讲，如果说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三、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大国有大国主义，小国对比自己小的国家也有大国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我们整篇文章可以从国际形势讲起，讲波苏关系、匈牙利事件，也讲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两类事件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的反苏反共风潮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

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要着重指出，斯大林的著作还是要学，苏联的先进经验还要学，马列主义的书还要学，但是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可以讲中国党吃过教条主义的亏。别人的情况我们不讲，让人家自己讲。我们一贯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苏共“20大”提出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批判斯大林时的一些论点和采取的方法，否定一切的做法，助长了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要明确提出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

六、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团结。没有理由不团结，没有理由不克服有害团结的思想混乱。

在文章的要点这样确定之后，毛主席就叫胡乔木和我起草这篇文章，田家英也参加。我们三人先商议一下分工，然后分头各写一部分，最后由胡乔木一人把全部稿子通改一遍。在12月12日拿出了初稿。当时用的题目还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2月13日下午，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初稿。大家对初稿的主要意见是：辩解比较多，而正面阐述意见还不够。正面阐述中对什么是共同道路没有说清楚，没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哪几条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规律要明确地概括出来。对铁托讲得多了一点，初稿有几处引用他的话再来反驳，给人印象似乎我们主要是同铁托辩论。其实，铁托的普拉讲话只是我们做这篇文章的由头。当然，对他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分子，是要彻底批判的，但是不适宜引用他的许多论点逐条批驳。对斯大林的评价应比4月间的文章讲得深一点，要讲出他犯错误的原因。过去我们只讲他的思想原因，现在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初稿中对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问题，讲得还不够。现在教条主义还不少，这一部分应当多费些笔墨。对修正主义要集中分析它的主要论点，主要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少奇同志着重指出，修正主义者说的民主问题可能是要害。他们打的口号是要“社会主义民主”，实际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要把这个问题说透。

大家还认为，在加强团结方面，应充分利用苏共10月30日对外关系宣言中讲到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之间应遵守的原则。比如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要展开讲一讲。

因为大国的大国主义是严重的，同样也有小国的大国主义，比如南斯拉夫对匈牙利就指手画脚，甚至对波兰也指手画脚。这些问题都要讲清楚，这样才能真正地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这天会议上大家提的意见比较原则，也比较重要。会议决定：文章要作较大的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讨论。

经过胡乔木、田家英和我连续四五天的修改之后，毛主席在12月19日、12月20日下午和晚上连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讨论文章的修改稿。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以及有关同志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也提了许多修改意见，主要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对匈牙利事件不宜写得太细，不必提匈牙利事件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文稿中说，假如党不犯错误，10月23日的闹事是可以避免的。这样说太简单化了。因为有些因素，如国内外反动势力，不是共产党能决定的。

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论述中要把闹事的工人、学生和一般市民同反革命分子区别开来，可以说群众是无罪的。但匈牙利确实存在反革命势力策划叛乱。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性质。至于苏联第一次把军队开入布达佩斯，我们不说他不对，也不必为此事辩护。如果匈牙利党是坚强的，始终不动摇，牢牢掌握军权，那苏联军队也可以不开到布达佩斯去。虽然华沙条约有规定可以派兵援助，但也不是什么情况下都要派兵，要看具体情况。后来，叛乱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岌岌可危了，这时苏联军队应邀支援匈牙利工农政府则应明确肯定是正确的，因为情况变了，苏军不支援就等于抛弃匈牙利人民政权。总之，对匈牙利事件要对它的总的性质作估价，不要细说每一件事情，更不要斤斤计较地为每一件事情辩护，不必逐一回答各种议论。

第二，关于苏共“20大”，应说这次大会有积极意义。

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一切是不对的。没有肯定斯大林正确的东西，造成右倾的危险，结果修正主义思潮果然泛滥起来了。对苏共“20大”要有分析，既要肯定其正确方面，又要指出其错误。

当前的问题是教条主义还没有肃清，又来了修正主义思潮，而且很凶猛。毛主席说，文章的主要锋芒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第三，要从当前世界两大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讲起。毛主席反复谈到：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另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上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开头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文章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要指出各社会主义国家间和各国共产党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

第四，要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建设的共同道路。要理直气壮地讲苏联的基本经验，然后指出苏联在历史发展中也有曲折，基本是正确的，但也有错误。我们在指出缺点和曲折时，决不能忽视它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能忽视它的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是正确的。教条主义不承认错误，不接受教训，不改正错误。修正主义是强调错误的，否定正确的成功的，否定一切，从右的观点看待苏联基本经验。

关于斯大林的评价是政治局会议讨论的集中点。因为当时国际上议论纷纷。对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议论，铁托的普拉演讲，焦点都是对斯大林的评价。对苏联的评价也是从对斯大林的评价引申出来的。大家认为，我们的文章应该毫不含糊地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因为这是历史事实。当然也要指出他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造成的错误。现在世界上议论最多的最集中的，一是肃反问题上的扩大化，一是对外关系上的大国沙文主义。但无论是肃反还是对外关系，都有他正确的一面。杀人杀多了，但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杀对了，问题是扩大化。在对外关系方面，多数情况下，斯大林还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兄弟党，援助社会主义国家。错误是有大国沙文主义。这一点不须掩饰，因苏联政府10月30日对外关系宣言自己也承认了。特别要讲清楚，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年轻，因为年轻所以还不完善，在某些环节上还有缺点。即使没有缺点，也有一个怎样运用制度的问题。制度不是万能的，要靠人来运用。

运用的人的主观认识是否正确，关系甚大。斯大林脱离客观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集体，个人专断，在认识上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讲错误的原因首先要从思想上讲清楚，再从社会历史根源上讲清楚。这样才便于人们理解和接受教训。

毛主席特别指出，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对斯大林犯错误进行分析时，可以讲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先例的，国内外情况是复杂的。

但也不能强调过分，因为列宁在世时也是没有先例的，情况也是复杂的。在同样的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也可能少犯错误。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对客观的认识正确与否，在这里起着重大的作用。斯大林不同意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转化的观点是错误的。要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又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倾向。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结果别人捡起来打他，帝国主义打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又打他两棍子。这样在全世界刮起了否定一切、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的风潮。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分子”，是一种诽谤，颠倒了大是大非。我们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否定一切。在这个问题上，铁托的讲话是不公平的。他有什么权利攻击各国共产党人，说他们是斯大林主义分子？他有什么权利对别国共产党指手画脚？南斯拉夫的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做得过分了。

这两天政治局会议讨论得非常详细。讨论完之后要我们再去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常委。

我们按原来分工的办法，两天把稿子修改好，然后送政治局常委。

毛主席12月22日晚上召集常委讨论我们的修改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并认为可以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12月23日和2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过的稿子。会上采取读一段讨论一段的方法。文字的意见，原则性的意见，都在逐段讨论中提出来了。意见比较多的，归纳起来有这样几条：

第一，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大家强调教条主义一定要反。各国革命基本点相同，但形式各有不同，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也是与它的民族特点相结合的，别的国家不能照搬。大家主张在文章中可以讲一讲我党历史上犯过严重的教条主义的错误，给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别人怎样我们不去讲，只讲我们自己。但是反对教条主义不等于允许修正主义泛滥。现在修正主义思潮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在文章中一定要进一步讲透。大家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恰恰在于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个人专断。不是民主集中制本身错了。匈牙利事件也恰恰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搞好，没有把反革命势力肃清，反革命势力起来叛乱时没把他们镇压下去。这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都没有运用好。文章要把这个问题讲清。

第二，关于国际主义。大家一致认为，国际团结要加以强调。现在苏联犯了错误，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但是，过去一直提出的“以苏联为首”还是对的，现在仍然要这样提。我们的文章应针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的所谓“多中心论”，明确地提出以苏联为中心，因为这是历史形成的，不是人为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还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历史事实，不是哪个人想出来的。以苏联为中心应明确提出。但应同时指出，以苏联为中心不等于苏共与其他党的关系是父子党的关系。兄弟党之间应当独立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帮助和支援。要讲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还可以点一下，苏联虽然犯错误，但大家对苏联要公平。对苏联援助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工人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功绩，应作充分的肯定，不能加以抹煞。

要说明苏联10月30日声明的积极意义，同时要强调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要团结，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还要团结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把三种力量团结起来，就可以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推进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

第三，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国际共运的历史比较短，前途是光明的。在这次文章中应再次引申这个观点。要指出国际共运只有92年，社会主义第一次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只有39年。而资产阶级革命也曾历尽艰辛，几起几落，经过多次反复才取得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因它更伟大，也就更艰巨，有曲折、反复也是正常的。要有经受更严酷考验的思想准备，也要有充分的信心。现在我们的条件比十月革命以前不知好了多少倍，我们的力量不知强大了多少倍。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我们也一定能取得建设的胜利。要使人看了文章之后，更加有信心。

毛主席在会上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他说，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生产力要革命，发展成新的生产力。当原有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它时，它就要造反，发展成对抗性的矛盾。

上层建筑要保护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不适应时，经济基础也要造反，那时就要发生革命。这时的矛盾也成了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看法可以考虑在文章中讲。

当然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方法同阶级社会中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将来的革命与阶级社会中的革命也不一样。我们现在还不能设想将来如何。但是，按照辩证法，量变会发展到质变，非对抗性矛盾会转变为对抗性矛盾，渐变会过渡到突变。这种意见可先写起来看。是否现在讲早了一点，同当前的情况是否适应，发表前再斟酌。按辩证法应该是这样。

毛主席讲的第二个意见是：现在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辩护，既为它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它的建设阶段辩护。苏联的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所以无论它的成就和挫折，都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如果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这种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如果苏联的这种革命和建设是所谓“官僚主义”，那么这种所谓“官僚主义”也是好的，因为它取得这么伟人的成就和胜利，可见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是绝不会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所以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这是我们的义务。现在也只有中国能够理直气壮地作这样的辩护。中国有些新的做法，如三大改造等，是鉴于苏联过去的缺点提出来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是根据苏联十月革命初期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苏联，学习列宁的。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可惜这一政策结束得太早了，再搞若干年可能会更好一些。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规律，我们要懂得这个规律。掌握这个规律，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中去。当然，运用中也会有错误，这也是难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从必然到自由。认识客观规律性，获得自由，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中间遇到各种失败、挫折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哭鼻子，就不会遇到一时的挫折便唉声叹气，就能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斯大林的著作反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当然也反映他的错误。毛主席说，我不大喜欢他的文风，非常生硬，盛气凌人，老是摆出教训人的样子，不是与读者平等交换意见，同鲁迅的著作不同。他的文章不大好读，我不大喜欢读，但我还是读，也劝同志们还是要读。因为只有这么一个人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苏共成长的经验。没有别的权威的著作。但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态度读。不要因为斯大林犯错误，他的书就不读，那是不对的。

提交会议讨论的这个修改稿中，原来有一段专讲关于和平过渡的。这个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报告中提出来的，是中苏两党当时主要分歧之一。前几次会议中提到这个问题，所以修改稿中作了回答，正面提出要准备两手。从战略上讲，要准备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但为了争取群众，从策略上讲可以提出愿意和平过渡。毛主席反复考虑在这篇文章中讲不讲这个问题，最后还是决定暂时不讲。政治局会议也同意了，于是删去了这段文字。

经过政治局12月23、24日两天会议的讨论，这篇文章原则通过了。会议最后一天确定文章的题目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要我们修改后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

会议之后，我们就抓紧时间修改。因为毛主席吩咐：不迟于12月30日发表这篇文章，把1956年的事情在年底之前了结。

27日下午，毛主席召集常委开会，讨论经过修改的稿子。会上又提了一些意见，并要我们马上修改。我们开完会就在中南海吃晚饭，饭后就在中南海修改。毛主席说他等着看。我们修改完一段，他看一段。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三个人就在毛主席住所后面的居仁堂（八大后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修改。我们修改完一部分就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去一部分。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这样流水作业，一直工作到第二天12月28日清早。我们把最后一部分修改完，三个人一起到毛主席卧室去。主席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28日晚）广播，29日在《人民日报》见报。同上一篇文章一样，还是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发表，并写明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题目已改成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差不多全文加以转载，只删除了他们认为对他们不利的几小段。其实，整篇文章对苏联是一个有力的支持，而且文章中有些话还是有保留的，没有彻底讲。比如对抗性矛盾的问题，最后毛主席考虑还是保留一下，只提出命题，没有展开讲。对铁托作了批评，而且很严肃，但还是留有余地，采取同志之间商量问题的态度，肯定他正确的，批评他错误的，说得比较委婉，但原则性的意见都提出来了。

这篇文章的国际影响，超过了4月间发表的第一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它是第一篇的续篇和深化。它回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论最尖锐的问题，包括了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也包括对匈牙利事件、苏波关系以至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而且它还回答了美、英、法等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舆论工具对社会主义的诬蔑和攻击。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全世界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人物和舆论的重视，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文两万字，分四个部分，外加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

引言从当前国际上对匈牙利事件的议论说起，指出：当前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相互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这就是本文的根本立场。

文章的第一部分，从苏联历史的发展的分析，归纳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有六条：（一）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列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三）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四）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五）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文章指出，这些就是十月革命道路的基本内容。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具体的发展道路，但从基本原理上说，都离不开并且都必须遵循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规律。捍卫十月革命道路在当前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正是要否定这些基本经验、普遍规律和共同道路。

文章的第二部分论述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错误。文章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同时又指出他的错误。文章强调：斯大林错误的产生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过时。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总的情况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产生一定的矛盾并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这些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从主观认识到工作方法，总难于百分之百地符合实际，因而难免发生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但是，只要严格地遵循并且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彻底遵守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认真地依靠群众，那就可以避免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严重的错误。斯大林晚年的严重错误，正在于他没有做到这些。

文章着重指出，斯大林尽管在他一生的后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他的一生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他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要我们全面地观察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文章在这里指出，铁托和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对斯大林所采取的态度，不能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文章在肯定铁托等人讲话中正确的一面之后，又批评他们对兄弟党采取敌对态度的立论，特别是把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等等作为攻击的对象。文章说，为了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为了不给敌人在我们的队伍中制造分裂的条件，我们不能不向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提出兄弟般的劝告。

文章的第三部分是论述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文章指出，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对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提出反对“斯大林主义”等错误口号，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

文章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每个民族都经历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不了解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能根据这些特点具体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也就不可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反而会带来重大损失和失败。

文章指出，教条主义不懂得学习苏联经验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经验，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不应该原样照抄的，成功的经验如此，失败的经验更不待说。文章列举中国党历史上因犯教条主义错误致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失败的教训，并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克服教条主义路线的结果。

文章强调指出，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必须纠正的，但是，反对教条主义同容忍修正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目前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着重批判了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文章指出，不允许把社会主义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无产阶级专政包含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最广泛的民主和对地主、资产阶级和其他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如果因为看到斯大林晚年所犯错误就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把这个基本原理污蔑为什么“斯大林主义”或“教条主义”，那就会走上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

文章指出，有些人借口反对教条主义不但否认无产阶级民主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也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长人”社会主义。但是帝国主义的种种行径，同这些人的宣传相反，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文章的第四部分论述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文章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只有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才能战胜各国资产阶级的共同压迫，推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苏联由于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又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当前面对帝国主义的进攻，特别需要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文章指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国际团结，是人类历史上完全新型的关系。这种团结，是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协商一致的、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的基础上，是坚持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各国共产党人必须是本国人民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代表者，同时又用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人民，协调各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

文章指出，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上，曾经有过某些大国主义的倾向，忽视国际联合中的独立平等的原则。这是历史上旧时代大国对待小国的积习留下的影响，而革命胜利后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也难免使人产生一种优越感。大国主义不是某一国家特有的现象。乙国与甲国相比，显得小和落后，但比丙国大和先进，这就可能使乙国尽管对甲国的大国主义不满，却往往对丙国摆出大国的架子。文章提醒中国人特别要记住，中国在汉、唐、明、清四代也是大帝国，要注意反对大国主义的倾向。文章进一步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曾经引起了东欧某些国家人民的严重不满。但是，这些国家中某些人对于苏联的态度也不是公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竭力夸大苏联的缺点，抹煞苏联的贡献。我们高兴地看到，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党已认真制止那些造反苏谣言、煽动民族对立的坏分子的活动，并着手消除在一部分党员和群众中的民族主义偏见。这是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所迫切需要的。斯大林所犯的一些错误，决不能使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历史功绩减色。

文章指出，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首先要在较大的国家中克服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同时还必须在较小国家中克服民族主义倾向。无论大国或小国，共产党人绝不能把本国民族利益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总利益对立起来，必须认真维护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反对任何损害这种团结的行为。

文章呼吁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呼吁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三种力量，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联合斗争中，相互支援，共同努力。

文章的结束语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近一百年的历史时指出，共产主义运动还年轻，社会主义国家还年轻。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犯过一些这样那样的错误，无论是敌人的高兴、同志和朋友的动摇，都是没有充足理由的。无产阶级初次管理国家，迟的只有几年，早的也只有几十年，要求他们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短时间的局部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例如在英国和法国，也曾经经过多少次反复，其间交织着进步与反动、共和与帝制，革命的恐怖与反革命的恐怖，内战与外战，征服外国与投降外国，尤其动荡不宁。世界上哪有一种新生事物没有困难和弱点呢？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世界体系，目前在许多方面还有许多困难和弱点。但比之以前苏联孤军奋斗的情况，现在我们好得多了。我们前面无论还有多少曲折，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的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