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工作会议（1963年2月11日-28日）期间，当我们发表了第四篇文章即1月27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之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着急了。因为公开论战实际上使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他们很怕我们跟他继续论战下去。所以在1963年2月21日，他们用苏共中央的名义给我党中央发来了一封信。信中提出：要停止公开论战，要召开国际会议，并且为了筹备这个国际会议，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这封信的签署日期是2月21日，由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于2月22日交给我们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同志。

收到这信以后，毛主席以他特有的高度政治敏感，迅速抓住这个机会。2月23日他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而且在常委会上决定马上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在卧室里开常委会的时候，毛主席穿着睡衣，里面穿着棉毛衫裤、靠床头半坐着主持会议。因为毛主席在这次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不久才从外地回京，正在患感冒，到23日也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带病主持会议。

在常委会上，毛主席和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小平同志几位常委一致认为，苏共这封信中提出的意见，本来就是我们早在1962年4月间用正式建议的方式提出过的。苏共这次终于以自己建议的形式接受了。我们可以将计就计，抓住这个机会，使我们过去的主张得以实现，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维持中苏两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状况下的团结。大家也感到，苏共现在迫于形势，接受我们过去的主张，也可能是缓兵计，以便将来把分裂的责任推到我们的头上。即使如此，目前我们把这封信接过来，采取主动的姿态，认真对待，还是适当的，有利的。

常委同志商量以后，其他同志就离开了，只留下少奇同志、周总理，以便同毛主席一起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我也跟随小平同志等离开毛主席卧室。

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在接见契尔沃年科时，还是在他的卧室，还是穿着睡衣，半坐在床上接见的。契尔沃年科来到以后，毛主席开门见山说，我到外地跑了两个月，害了一场病，刚从外地回来，现在感冒还没有完全好。很抱歉，只能在卧室里见你，穿着睡衣，衣冠不整。

毛主席的这个卧室就在他的住地——菊香书屋内，菊香书屋包括整个大院子，过去是光绪皇帝念书的地方。毛主席住进去以后，东厢是他的书房，卧室就在北房的东头，中间一个过厅是吃饭的地方。西边和西厢是他的藏书室。

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毛主席接见外宾也是在他的卧室里，他也是穿着睡衣。那是1956年10月波苏关系紧张的时候，毛主席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我和胡乔木在场。那次跟尤金的谈话是很重要的，这次跟契尔沃年科的谈话也很重要。但是，毛主席的性格就是这样，从不受外交礼节的拘束，即使是很严肃的问题，他也还是采取一种比较随便的形式表达出来。那一次谈话给尤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一次的谈话当然给契尔沃年科的印象也很深刻。我不知道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是这样接见外国大使的。

根据我后来所知道的，毛主席跟契尔沃年科的谈话，主要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毛主席说，你们2月21日来信我今天刚才看完，也同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商量了。我们认为你们这封信的态度是好的，欢迎你们这样做。

第二，毛主席说，你们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你们信里的提法基本上也是好的。但你们言行不符，自相矛盾。不久以前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代表大会上，一方面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另一方面自己又在那里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在论战。这个不好，要言行相符。

毛主席说，我们从2月20日起在报纸上发表你们的文章，已经登了三天了。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一共有43个党骂我们，其中包括赫鲁晓夫的两个讲话（指赫鲁晓夫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和1963年1月16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真理报》的两篇社论（指苏共《真理报》1963年1月7日社论和1月10日编辑部文章）。这是讲主要的，其他的不算。我们也要发表，但不能全部发表，只能发表主要的。今天就发表了法国党、意大利党攻击我们的言论。

第三，毛主席说，兄弟党互相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互相谈，在内部谈，该批评的批评，批评得不对的也不要紧，但是不要采取公开论战的形式。现在的公开论战，不是我们首先发动的，我们是被攻击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来而不住非礼也”。你们可以攻击我们，那我们也就有权利答辩。我们从去年12月中旬起开始回答你们的攻击。但是我们中央的方针是，有的问题我们现在不回答，把它发表在报上，挂一笔账，保留以后答复的权利。至于什么时候回答，那要看情况。

第四，毛主席说，彼此骂来骂去，中间总要休息一下。我们赞成你们建议停止公开论战，暂时停止也可以。但要说清楚，首先提出不要公开论战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就是在坐的周恩来同志在你们苏共“22大”上，当你们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党的时候，我们就建议你们不要这么做。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谴责另一个党，这只能亲痛仇快。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但是你们当时不听，你们说公开论战很有必要。你们按照这个方针，后来在五个欧洲党的代表大会上，从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始，接着在匈牙利、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意大利等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上，一次又一次的，不仅攻击阿尔巴尼亚党，而且攻击中国党。你们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我看这也好，这样就把我们之间的分歧摆在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全世界人民面前了。当然，我们不主张公开论战，但是，既然你们已经公开论战，既然你们那样攻击我们，我们就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你们攻击我们的文章，然后给予回答。是不是你们也可以照我们的办法，把我们回答你们的文章也发表在你们的报纸上，然后你们又加以评论呢？索性展开公开论战不好吗？我看，进行这样的公开论战，天不会塌下来，草还是照样长，女人还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还照样游。

毛主席说，过去你们说公开论战很有必要，现在你们来信说公开论战有很多害处，根本不提你们过去所讲的很有必要。在这封信里，你们说意见分歧不要人为地把它夸大，不要发展成为深刻的冲突。你们这个意见我也赞成。但是是谁人为地夸大呢？是你们嘛!是你们造了很多谣言嘛!比如对我这个人，你们就造了很多谣言嘛，说毛泽东不行了，不能工作了，没有用了，老了，要死了。你看，我今天在床上接见你，大概是快要死了。你们说中国有个人崇拜，崇拜我这个老而不死的人。你看，是谁人为地夸大呢？是准引起深刻的冲突呢？这是我发点牢骚。我总的还是欢迎你们这封信，但是你们也应该允许我稍微发一点牢骚吧。你们过去骂了这么多，那不是人为地夸大吗？有意造成深刻的冲突吗？

第五，毛主席说，你们提出中苏两党会谈，为的是筹备兄弟党会议。这个我们也赞成。但是你们在信中说你们早在去年5月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这就不符合事实了。其实、比你们来信早一个月，我们去年4月7日给你们的信里面就提出召开兄弟党会议，并且提出为开好这个会议，要进行包括中苏两党会谈在内的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而你们去年5月的复信说什么呢？恰恰是拒绝了我们的建议，或者说是实际上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你们同时也拒绝了印尼党、越南党、新西兰党，以及英国党、瑞典党的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建议。

毛主席说，你们这次来信说，现在是面临一个严重的时刻，是关系到我们今后是在一个队伍里前进，还是陷入一场沉重的斗争的问题，这取决于我们。你们信里的这句话我看也不错。的确，我们中苏两党是不是在一个队伍里前进，现在倒成了问题了。像你们最近几个月那样搞下去，那我们互相之间就走不到一起，你们是制造分裂。五个党的代表大会那样跺脚、那样起哄，不让我们代表把致词念完，这叫什么？这叫民主吗？还有你们的赫鲁晓夫同志的两篇讲话，《真理报》的两篇社论，都公开地攻击我们，这能使我们走在一起吗？你们批评我们，我们就得回答，但什么时候回答，回答哪些，这是我们的事情。最近我们留了一手，没有直接回答你们赫鲁晓夫那两篇讲话和《真理报》那两篇社论。我们只回答了捷克党、德国党、意大利党，还有法国党。他们骂了我们那么多，但是我们每次只回答了一篇，不多也不少。当然，这是打笔墨官司。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君子动口不动手”。

毛主席还说，你们信里讲，如果我们不克服分歧，子孙后代是不会饶恕我们的。这个话也对。但是我说，不要等到子孙后代饶恕我们了，现在广大群众已经不饶恕我们了。中苏两党、两国有什么仇，为什么这样公开大吵特吵。既然有吵架的勇气和力量，就应该有解决分歧、达成团结的勇气和力量。闹那么一阵该休息一下。

毛主席又说，你们来信讲，这次来信再一次对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兄弟党会议加以肯定。这是文过饰非。去年初印尼人、新西兰人就提出要开会，我们去年4月也赞成他们的建议。可是你们5月的信，表面看似乎赞成，但实际上是拒绝了。现在说“再一次肯定”，其实，肯定要开国际会议、停止公开论战的是这封信，而不是去年5月的信。不过，这也好，我们还是欢迎这封信。所以我们一收到你们的来信、就把你这个大使找来谈。

第六，毛主席说，为了准备会议，我们政治局常委商量了，认为中苏两党先要举行会谈，会谈的时间、地点是不是可以在赫鲁晓夫访问柬埔寨之前或者之后路过北京的时候面谈，如果这个做不到，那我们就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这一点请你向赫鲁晓夫报告，有什么决定快点通知我们。

毛主席又说，如果赫鲁晓夫同志到北京来，就不能像1959年那样子到北京来把我们骂一顿，说什么“不要用武力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啦，还说什么“公鸡好斗”啦！请问，他的意思是不是说他自己是母鸡，不好斗？毛主席说，如果真正想搞好关系、达成协议、停止公开论战，那我们是欢迎他到这里来的。因为一直到现在，我、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还有陈云同志和林彪同志更不要说了，他们两个有病，我们都没有一个人公开发表演讲、公开在报纸上批评你们，没有批评赫鲁晓夫同志。所以赫鲁晓夫到这里来，我们还是当面谈好。至于要我本人到莫斯科去，我现在不准备去，我的身体衰弱，你们那里经常骂我，我还是隔远一点好。与其送到你们那里去挨骂，不如避开一点好。不过，我声明，我不是怕吵架的人，我1949年也跟斯大林吵过架，1958年也跟赫鲁晓夫吵过架。

毛主席说，关于筹备各兄弟党开会的方式，可以用1960年的方式，也可以用1957年的方式。1960年的方式就是两个党先吵，一直吵到开大会，一直吵到大会闭幕前的一天才达成协议，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1957年的方式，就是两党先协商，协商一个共同的草案，再同其他党协商，这中间当然还有争论，但是还是比较快地达成协议。据我看，最好还是采取1957年的方式。

毛主席最后说，我今天给你谈话，也算是对你们来信的答复，欢迎你们同意停止公开论战、同意召开兄弟党会议、同意开中苏两党会谈。但是，我们党中央正式给你们的复信才算是正式的回答，这个复信在两个星期内就会交给你们。

这次谈话从晚上8点钟持续到10点多，中间主要是毛主席讲，少奇同志和周总理也有一些插话，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主要是听，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毛主席这次跟契尔沃年科的谈话，具体体现了常委会议的意图，也生动地反映了毛主席的性格，这就是索性把问题捅开，谈透彻、毫不隐瞒自己的意见，态度鲜明，有些问题提得也很尖锐，但总的来讲是一种和解的态度。

这以后，我们写作班子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开始起草复信，同时也按原定计划再写三篇文章，即后来发表的《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和《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我们起草的复信在3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以后。3月9日由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面把这封复信交给他。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里，赞成停止公开论战，并且宣布我们从3月9日起暂时停止发表文章进行论战；同时也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赞成为筹备兄弟党会议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复信还说，“我们建议苏共代表团到北京来举行中苏会谈。”这里没有再提赫鲁晓夫了。因为后来苏联大使说赫鲁晓夫访问柬埔寨的时间还没商定，所以我们在复信中不提要赫鲁晓夫到北京来，只提希望苏共派代表团到北京来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如果不行，中共就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我们党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是3月9日发出的。在这之前两天，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3月7日），对这个信做了最后修改，然后就提交由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3月8日）审定。

在这两次会议上，大家对复信稿的意见不太多．所以我们在这两个会议结束以后，只做了一些小的文字上的修改。

但是，上述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复信时，大家回顾了前一阶段反修斗争的情况，对目前我们应该采取的方针和将来可能的发展，毛主席、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以及政治局其他同志发表了不少意见。

对于前一阶段公开论战中我们发表的七篇文章（还有一篇《人民日报》3月9日评论印度共产党丹吉集团的文章，只批评丹吉本人对中印边境冲突的错误立场，未涉及国际共运队伍论战问题，因此未计入），大家认为，我们击退了苏共策划的反华浪潮，既反驳了从欧洲五个党的会议开始的公开对我党的攻击，同时又就当前若干重大的问题阐述了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从政策到理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态度鲜明。在这一阶段中，我们打击的主要对象实际上还是苏共领导集团。在七篇文章中，有四篇谈到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中印边境冲突问题、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中国和苏联的关系等问题。这几个重大问题都直接同苏共领导有关，虽然没有采取公开点名批评苏共的方式，但是在阐述我们观点时还是针对苏共的观点、另外有两篇是回答陶里亚蒂的，是针对陶里亚蒂提出的结构改革论，也就是苏共提出的和平过渡论，从理论上作了分析、批判。这是一个关系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还有一篇是讲分歧从何而来的，是回答法共领导的，实际上是讲他们怎么样没有主见地跟着苏共领导的指挥棒转，结果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所以大家觉得，这样的论战是必要的，实际上是同苏共赫鲁晓夫集团论战。

大家认为，我们发表的七篇文章主要对象是苏共赫鲁晓夫集团，这样做既鼓舞了左派，也争取了中间派，促使许多党独立思考究竟对世界形势怎么估计，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同时，对我国人民来讲，这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这些文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从思想上武装全党，使全国人民辩明是非。

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指出，从这个阶段的斗争来看，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整个反华运动形式上是进攻性的，实质上是防御性的，是为着维护苏共修正主义理论体系的。对我们来讲，公开论战好处很大，形式上是防御性的，实质上是进攻性的，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因此赫鲁晓夫在战略上陷于被动，尽管他有时候好像是来势汹汹的样子，但是公开论战起来，他的弱点就暴露了，他害怕了。而我们被围剿，是受害者，似乎很被动，但是“哀兵”的地位在反围剿时能理直气壮地答辩，较能博得理解和同情，实际上在战略上则处于主动地位，能够比较放手地批评他们的错误。在论战中，我们的方针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们选择那些最关紧要而又利于讲理的问题答辩，牵着他们鼻子走，不受他们左右。当然，在这七篇文章里，我们并没有完全放开讲，并没有完全把我们跟苏共领导集团之间的分歧全都摆出来，而是有所保留。

大家还指出，随着斗争的发展，我们的策略方针还是毛主席所讲的有理、有利、有节。毛主席经常叮嘱我们，不要一次把子弹打完。我们这些文章就是这样。比方说，在批评多列士的那篇《分歧从何而来？》的文章中，明显地有很多保留，只讲了一些公开的，内部情况都没有讲。一方面放开手，一方面有所保留、有所节制、留有余地。我们采取这样一个策略方针证明是对的。

在这两次会上，对于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和将来召开兄弟党会议的问题，大家都提出一些看法，大致是：苏共领导这一次同意召开兄弟党会议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被迫的，很勉强的。从来信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有点应付的态度。来信讲了很多空话。毛主席对他们的空话也表示赞成，意在“立此存照”，而不是真的相信他们一定会这么做。因此，在中苏会谈中，我们可以采取将计就计的方针。而且我们也需要暂停一下，看看情况怎么发展，看看各方面有什么反应，看看左派、中间派有什么动向。我们采取力争和缓的方针是必要的。

大家认为，苏共领导正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不谈吧，不好交代；谈吧，又不想放弃他们原来的错误的东西，那怎么达成协议呢？他们处境很尴尬。而我们则可进可退。对于不涉及原则问题的，为着达成协议、保持团结、避免分裂，可以做些适当的让步。如果还是达不成协议，我们可以再次论战，再把问题揭深揭透、批深批透。

根据这样的分析，大家认为，对于中苏两党会谈，既然赫鲁晓夫借口访问柬埔寨的日程未定，不肯到中国来，也就是说他不愿意亲自出面，那么，我们方面．毛上席当然是不能出面，甚至少奇同志也不出席这次会谈，不能像1960年莫斯科兄弟党会议那样，可以采取1960年兄弟党会议之前中苏两党会谈的级别，就是由小平同志带队。

大家议论到，这次中苏两党会谈时，我们要准备两手，一手是准备谈好，达成某些协议；一手是准备破裂，继续论战，这样就不至于被动。会谈很可能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像1960年夏天中苏两党会谈那样，没有达成一个提交兄弟党会议讨论的共同草案。谈判本身是斗争的继续。我们可以全面地展开来跟他们谈，把过去在七篇文章里面没有讲到的问题也摆到桌面上来，但对达成协议不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提高警惕。因此，我们目前可以采取暂时停止公开论战的步骤，同时要对继续发表那些反对中国的言论，挂上一笔账，将来再答辩。

在谈到将来召开兄弟党会议时，大家认为，要力争能够召开兄弟党会议，不怕在这个会议上他们拥有多数，这种状况是暂时改变不了的。因此我们不要怕围攻，力争能够使更多的人在这次会议上认识赫鲁晓夫集团的真面目。如果能够开会，当然很好，我们不怕开会。我们的方针是力争推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时间。如果不能有所改进的话，至少要采取拖的办法。我们绝不采取主动分裂的行动。要分裂由赫鲁晓夫搞分裂，让他背这个罪名。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分裂的条件不成熟，许多中间状态的党没有思想准备，左派党的思想准备也还不够，所以我们要力争推迟分裂。

根据中央同志在这两次会议上所确定的方针，我们写作班子进行酝酿和准备中苏两党会谈的文稿；同时动员了联络部、宣传部、调查部、外交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编译局等单位的力量，围绕反修斗争做各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材料的准备，就是收集有关材料并加以核实。对收集的材料，包括中苏两党历次会谈的记录、苏共领导集团反华言论和行动的材料，都要准确，一定要保证准确无误。特别是在起草文稿时，凡是引用和批评苏共领导集团和其他兄弟党的言论一定要认真核对原文，不能有半点差错。另一方面就是做理论上的准备，要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熟悉他们对某一个问题的观点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的，并根据当前世界形势加以研究。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要被苏方唬住。

经过对这两方面的准备工作，我们分头起草专题发言稿。这就是在某一个问题上，他们是什么观点，我们是什么观点，他们的观点错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分析批判，据此分别准备各个专题发言稿，供中苏两党会谈时发言使用。这好比准备各种部件，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部件，会谈时谈到哪个问题就把哪个部件拿出来，把一个一个的部件组装成为一篇发言。

这些准备工作既繁重又紧迫，所以在政治局常委决定以后，写作班子集中到钓鱼台，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一些不住进钓鱼台的同志，就以部门为单位集中在一起，根据分工进行准备，收集材料和起草专题发言稿。在3月底以前，我们都是这样按部就班地为中苏两党会谈做准备。

但是，苏共中央3月30日给我党中央来了一封长信，改变了我们原来准备工作的进程。

苏共中央3月30日给我们党中央的长信，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问题，阐述了他们对这个总路线的一系列观点，并且建议以他们来信中提出的总路线问题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

苏共3月30日的来信很长，我们陆续翻译排印，分批送给中央有关同志和有关部门，直到4月2日才全部印出。

4月3日下午，毛主席在他的家里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这封信。毛主席开头就说，来信太长，他还没有看完，想先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

周总理说，从苏共中央这次来信看，赫鲁晓夫集团不准备修改他们的路线，而且极力梳妆打扮来推行他们的路线。来信提出要把这个路线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这根本不行。两党会谈决不能在他们来信的基础上进行。

接着，大家谈到我们要考虑也提出一个对案。小平同志提出，要考虑我们也要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当代国际共运的实际情况，系统地阐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是什么。我们要提出一个对案。像1957年那样，他们先提出一个草案，我们接着也提出一个草案。那时双方经过一番争论，最后还是比较顺利地解决分歧，得出一个共同草案。小平同志说，这一次能不能够这样做，现在还不能肯定。但是，我们必须要准备一个对案，也提出我们对总路线的看法。

毛主席说，他没有看完苏方来信。既然大家看了有这个印象，那么我们索性把苏共中央这封信在《人民日报》发表，让大家研究。毛主席说，赞成我们准备一个对案，根据马列主义的分析，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采取的总路线。可以从当代世界矛盾讲起，一直讲到如何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从重大的原则问题，一直到当前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作一个总的答复。毛主席说，我们可以采取答复他们的来信的形式，采取正面提出意见的形式，而不是采取同苏共来信争论的形式。不要给人觉得似乎我们现在就拒绝他们的来信，那样两党会谈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

讨论中大家也认为（周总理特别强调），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谈不出什么结果。苏方已经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要教训我们而不是想解决问题。毛主席说，就是这么一种情况，要准备中苏两党会谈时大吵一顿，要有这个思想准备。现在马上就要动手，集中力量起草一个关于总路线的稿子。要把原先准备会谈时用的各个专题发言稿暂时放一放，先搞一个全面阐述我们的系统观点的文件。提出同苏共来信针锋相对的国际共运总路线。此事由小平同志负责准备，弄好以后再提到政治局常委来讨论。

这样，常委会议很快结束。小平同志要彭真、康生和我跟他一起，直奔钓鱼台八号楼（即写作班子的集中地），主持召开起草小组会议，商量怎么样起草。这个小组虽然组长是康生，但是实际上是小平同志主持的。小平同志先传达了常委会上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意见，然后要大家讨论。参加小组会议的同志一致赞成中央的想法，并提出赶快写出一个草稿的意见。小平同志最后要我根据讨论的意见，先提出一个初步提纲，然后由大家讨论、修改、补充，即赶紧动手起草。这样，我们就非常紧张地开始起草关于总路线的草稿，答复苏共3月30日的来信。

4月4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3月30日的来信。这以后，毛主席离开北京到杭州。毛主席到杭州以后，要陈伯达也起草一个有关总路线的提纲，同北京平行作业。

这样一来，在北京由小平同志主持起草一个稿子，陈伯达一个人在杭州自己起草一个稿子。

在整个4月份，经过不断地起草，不断地修改，到月底，北京和杭州两方面的草稿都印出来了。

北京起草的稿子出来以后，小平同志认为还不成熟，还要费很大力气加工，但是可以送给毛主席，说明这个稿子是不成熟的，还要做比较大的修改，请主席看一看，有什么想法告诉我们。

同时，陈伯达在杭州起草的稿子也送到北京。毛主席打电话要小平同志主持讨论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小平同志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在钓鱼台的写作班子，要秀才们准备意见。

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乔冠华、姚溱、范若愚、王力、熊复，还加上戏称“后排议员”的一些直接参加起草的年轻同志（他们来自宣传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联络部、外交部等单位），开了两三天会。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对陈伯达起草的稿子中间好的加以肯定，对不足的地方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因为是初稿，对一些枝节问题、文字方面的问题都没有多议论，主要是议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后来我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整理了一个比较简洁的意见要点。

4月底，我们接到毛主席秘书的通知，说要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要我们写作班子也去几个人。“五一”节过后，我、姚溱、范若愚等人，随小平同志和彭真、陆定一、康生在5月2日上午离京飞杭，因为天气不好，中途在南京短暂停留，然后续飞杭州。

5月的杭州已非常炎热，气温在摄氏30度以上。我记得我们5月2日到达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4度。我们到达杭州以后住在新落成的西泠饭店，这是杭州第一座现代化的饭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跟我们一起都住在西泠饭店，同时到达的各大区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谭震林、李富春、薄一波，还有廖鲁言，也都住在一起。惟独陈伯达，是早先到达杭州的，没有住在西泠饭店，而是住在西湖边的别墅里。

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除了部分政治局委员以外，各大区书记也参加。少奇同志因出国访问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讨论两个问题，总的题目叫做“反修防修”。一个是国内防修的问题，一个是国际上反修问题。毛主席在几年来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似乎也感到在国内存在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毛主席当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上阶级斗争很复杂，资本主义因素在增长，要整顿农村人民公社，要在农村进行“四清”，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说，他把中央局的同志找来，要酝酿起草一个关于“四清”的决定（后来叫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为《前十条》）。这个决定草案差不多全是毛主席口授，由陈伯达整理的。各大区书记主要是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至于国际上反修问题，会议主要是讨论北京和杭州平行起草的关于总路线的两个稿子。

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在他的住地刘庄召开常委会议，除常委外还有彭真、陈伯达、康生和我参加。会上，毛主席问到关于总路线的两个稿子的情况时，小平同志认为，两个稿子都不成熟，还要进一步做相当大的修改。他说，杭州对北京的稿子有不少意见，而北京对杭州的稿子也有很多意见，需要交换一下，因为是在两个地方起草的。毛主席当即提出，小平同志召集双方，交换意见。他不参加，但派他的秘书林克旁听。这样一来，毛主席就集中力量搞《前十条》。

5月3日、4日、5日连续三天，每天上午由小平同志召集有关的人在西泠饭店八楼西头的会议室开会，讨论这两个稿子。参加的人有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起草人员有我、姚溱、范若愚、王力，还有康生的秘书李鑫。林克参加了三天的会，把双方的意见记录下来向毛主席汇报。

会议开始有些冷场，于是我先讲，我把北京讨论时的主要意见讲了。我这些意见大都是北京秀才们的意见，主要是说他的稿子理论联系实际不够，讲一般道理多，而很少针对苏共的观点。因为从公开论战以来，他很少参加讨论中央的有关文稿，我估计我们收集的许多材料他也没有看。他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一般理论观点出发写出稿子的。比如对时代的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和平共处的问题、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党的建设的问题、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等等，他只是作为一般的理论原则泛泛论述，并没有提出当前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方针、策略，针对性较差，所以给人有教科书的感觉。

陈伯达发言为他起草的稿子辩解。他说，这个稿子是毛主席叫起草的，毛主席指示要从矛盾讲起，然后再展开。他说，既然从矛盾讲起，那么整个稿子就要更着重于理论上的阐述。所以他这个稿子就是着重从理论上讲的。

陈伯达这么说，引起了北京来的秀才们意见纷纷，大家指出，从理论上怎么展开，归结起来还是要结合实际，结合当前的形势，结合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论点和当前形势的具体分析，要明确回答当代革命的重要问题。

陈伯达一向自视甚高，不大习惯这种讨论方式，认为大家对他不尊重。其实，这种讨论方式，在钓鱼台写作班子中以至小平同志主持的会议上是习以为常的。因为一方的论点要站得住，要驳倒对方，就得百家争鸣。在钓鱼台起草文稿过程中，我们提倡百家争鸣这种作风。你讲话的时候别人可以插话，不管是谁，有时彭真同志、小平同志讲话中大家也插话，有补充的、有认为这样讲不合适的。经过辩论，你驳倒了人家，你的论点就站得住了。在我们跟苏共领导进行公开论战的时候，毛主席早就定了一条，就是我们的论点一定要站得住，叫人家驳不倒。在我们内部首先就要驳不倒，要从正面和反面反复讨论，这个观点是不是驳不倒。或者引述别人的话时要核对有没有歪曲原意。一定要的确是别人的原话或者是他的原意，否则你的批判就等于放空枪，别人会说他不是这么讲，你就站不住了。关于这一点，在陈伯达不高兴的时候我们也讲了。特别是小平同志，他一再强调，各种意见都可以讲，不要紧，谁的意见都可以反驳。因而会议上的辩论相当激烈。

会上对北京起草的稿子也提了不少意见，主要是这个稿子对现实的情况、现实的矛盾讲的比较多，这是这个稿子的长处，但在理论上阐述则比较少，这是它的短处。两个稿子相比较，北京的稿子讲实际问题比较突出，而泛论较少。

陆定一同志对北京起草的稿子和陈伯达的稿子都提了一些意见。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对北京的稿子也提了意见，但是对陈伯达的稿子没有多讲，只是说陈稿中的那些观点恐怕还是要跟当前我们同苏修公开论战的一些观点联系得更密切一点、衔接得更好一点、针对性更强一点，这样文章就更加有力。这是比较客气的话。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小平同志问林克，这两天的情况他是否都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林克说他都详细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得很认真，并且说等开完会以后再把大家找在一起谈。

5月5日，毛主席在西湖西南边的刘庄住所召开一次常委会，专门讨论北京和杭州两地起草的稿子怎么修改的问题。毛主席在刘庄的住所，建在伸入西湖的半岛上，三面环湖，风景秀丽，建筑是中国式的园林别墅，黄墙绿瓦，高大方正，坐落在高大古木和花草丛中，虽盛夏亦不觉炎热。这次常委会议，除了周、邓（少奇同志正在国外访问）外，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也参加了，我也参加了。当我跟着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走进毛主席的房间时，还没坐下来，毛主席就冲着我问，你多大啦？我说44岁。毛主席接着说，哎呀，还是年轻人行呀，我们都是老头子了，伯达你也算是老头子了，被年轻人攻得不行了。他说，依我看，还是年轻人的意见对。毛主席就这么概括地讲了一下，没有具体地讲这个稿子有什么优点，那个稿子有什么缺点。

但是，毛主席接着又说，我们这次复信，是针对苏共来信中提出的总路线，提出我们党对国际共运总路线的看法，作为向苏共和各兄弟党的建议。因此，复信中关于总路线的阐述，既要有理论的概括，又要结合实际，有很强的针对性，回答苏共来信中和它在过去争论中提出的一系列的错误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

毛主席说，他在北京时讲过这个总路线要从分析当代矛盾讲起。这一点陈伯达做得对。他希望经过七改八改，最后形成比较正确的文件，不至于一下子被人驳倒。接着毛主席提出，先由陈伯达根据大家提的意见，改出一个稿子来。不一定所有的意见都接受，自认为哪些意见可以接受的就接受。毛主席要求，陈伯达修改的稿子出来后就到北京去讨论，同北京的秀才们一起修改。周总理、小平同志都赞成这么做。

然后毛主席又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我们还是慎重一些为好，先不要提到政治局去讨论。要先在常委范围中搞得比较成熟，然后征求一些兄弟党的意见，比方朝鲜党、越南党、新西兰党、日本党，还有印尼党等东南亚一些党的意见。这样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可能会搞得更完备些、更周密些。毛主席说，但是，这不是作为各国左派党的共同文件提出，而是中国党提出的建议，针对苏共3月30日给中共的来信提出的一个反建议。因为既然苏共可以提，别的党也可以提，我们也可以提，但不是作为左派几个党的共同建议；人家不是说我们搞宗派主义吗，其实这不是宗派主义，但是要避这个嫌。而且，要其他兄弟党完全同意我们的文件也比较困难。大家开会也总是有不同意见，要求得完全一致是比较困难的。如果大的方面能够得到他们的赞成就很好，但是只能作为我们中国党的建议提出来，而不是作为好几个党的共同文件提出来。这点一定要十分慎重。

最后，小平同志提出，陈伯达修改稿子时是否一定需要添些助手，是不是把钓鱼台写作班子中的一些同志留在这里做伯达的帮手。最后商定，除了原在杭州的范若愚和王力外，我和姚溱也留下。但后来陈伯达感到我和姚不称他意，又叫我们回北京。

5月中旬，我们回到北京以后，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起草班子把两个稿子的优点合并起来，按毛主席的指示重新起草，俟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出来后再参照修改。陈伯达带着稿子从杭州回到北京。这个稿子毛主席没有看。毛主席说他现在不看这个稿子，等小平同志、少奇同志主持讨论过以后再看。

这样，从5月17日起，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的同志和秀才们，在钓鱼台八号楼的大会议室里边讨论边修改。这期间，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也搬到钓鱼台里来住。小平同志住在11号楼，彭真同志住在10号楼，我们住在8号楼。每天上午和下午都开会讨论，晚上秀才们加班，把会上讨论时还未修改好的段落再加工修改，提到第二天会上讨论。这样连续讨论、修改整整一个星期，从头到尾，逐段修改，终于搞出了一个比较像样的稿子。

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起草出来以后，送给当时在武汉的毛主席。第二天毛主席来电话，建议先征求在北京的外国党的同志和一些外国专家的意见。小平同志要联络部作具体安排。我们把这些外国同志的意见综合整理，能修改的即时修改，待斟酌的开列清单分头认真研究。被征求意见的外国同志中有缅甸党、马来西亚党、泰国党等东南亚一些兄弟党的负责人，还有中联部的顾问艾德勒和柯弗兰，他们都是美共党员。柯弗兰曾任美国国务院财政司司长，是50年代末到中国来的。

根据中央常委原先的打算，我们的修改稿出来后，就邀请朝鲜党和越南党派代表团来中国，征求他们的意见。在这之前，毛主席还在杭州的时候，5月22日曾经跟新西兰共产党的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做过一次谈话，主要是征求威尔科克斯对当时还没有经过北京讨论修改的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的意见。毛主席说，这个文件还要征求其他兄弟党的意见。他说，现在的文件还不太成熟，我对总路线的第一部分很不满意，文字太长，而且有些重复，不够简练、鲜明、概括。还有，稿子上说要批判五种观点，其实全文21条，再加一个尾巴，都是批判他们的，不仅是批判五个观点，每一条都批判他们的错误。

毛主席在这里之所以讲全文21条，是因为当时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全文一共只有21条。后来经过北京讨论修改，加了四条，最后成为25条。当时毛主席还提出，有关斯大林的问题，苏共“20大”、“21大”、“22大”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在这个关于总路线的文件里不展开讲，只出一个题目，留一手，将来在中苏两党会谈时再考虑提出。因此在我们的修改稿中没有专门讲这几个问题，只在最后一段中提了一下。

在征求了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意见后，接着在5月底6月初分别征求朝鲜党和越南党的意见。

朝鲜党的代表团是由金日成率领，在5月26日到达北京，先在北京同以少奇同志为首的我们党的领导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会谈，28日由少奇同志陪同飞到武汉，住在东湖边上的百花宾馆1、2号楼。小平同志也带着起草班子的秀才们另乘飞机一起飞抵武汉，也住在百花宾馆。毛主席住在湖滨别墅，这个别墅在1959年重新改建成高大的石头房子，同一个室内游泳池连接着。我们住在百花宾馆的3、4号楼。

5月29日，毛主席和金日成举行第一次会谈。参加会谈的，朝方由金日成率领，有朴金喆、金昌满、朴容国等，还有几位秀才；我们方面有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康生，我同王任重、伍修权、范若愚、姚溱、王力和我国驻朝鲜大使郝德清也参加。会谈地点在毛主席的湖滨别墅。

谈话一开始，毛主席就说明这次请朝鲜同志来的想法。毛主席说，这次请你们来，主要是征求你们对我们给苏共复信的意见。这个信已经由秀才们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也看过了，虽然政治局还没有正式讨论，但大部分同志都看到这个稿子了。现在请同志们来，请你们提意见，看看草稿行不行，需要大改还是小改。如果这个稿子不行，可以重新写。除了已经征求威尔科克斯同志的意见以外，现在又请你们来，还要请越南同志来。为什么这样做呢？主要是我们怕犯错误，是想在发表之前能够搞得正确一点。本来还应该征求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意见，因为相隔万里，来往不便，只好作罢。越南同志将在你们之后来。印尼党和日本党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党，可惜也不能征求他们的意见了。

毛主席说，对这些兄弟党，我们只是征求意见。这封复信不是作为一个共同文件提出来，而是中国党的建议，由我们党负责，错了打我们的屁股。但是，我们想尽力避免犯错误，所以请大家来提意见。因为这封信是同全世界党、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关，所以请你们来帮我们一把。不论在基本的原则方面，或者是个别观点、文字词句方面，你们有什么意见请提出来。

毛主席说，我们中央常委在北京、杭州交换过几次意见，在杭州我参加了，北京的意见也告诉我了。现在又到武汉来，征求你们的意见，然后再加以修改，最后正式提交我们党的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以后再以中国党的名义向苏共发出。

毛主席说，这个复信你们刚刚接触，也许有些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多加考虑。我们已经搞了一个多月，我也看过几次。这样的文件不反复若干次是搞不好的。我们已经反复了好多次了。

毛主席说，金日成同志和其他同志在北京提了一些意见，小平同志都告诉我了。你们提的意见很好。我们的目的主要是把问题搞得正确一些，只要是正确的就不怕孤立，如果错了那就闯祸了。正确的东西人家暂时不理解，将来人家就会理解的。

金日成在会谈中讲到他们只粗看了我们的稿子，还可以再看看提些意见。

少奇同志谈了他最近访问越南的情况（少奇同志是在5月6日到5月16日去越南进行国事访问的）。他说，我在访越期间，把我们的主要观点跟胡志明同志、黎笋同志谈了。他们担心破裂。我跟他们讲，你们担心也没有用处，要设想一旦真的破裂怎么办。毛主席说，赫鲁晓夫要破裂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愿意破裂的，不破裂当然好，可是如果他硬要破裂，我们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把这个问题想通。少奇同志说，我们在越南谈的结果．胡志明最后表示，他们希望不破裂，最好不破裂，但是对破裂也要有准备，要准备破裂；少奇同志说，越南同志的态度不错。

这次会谈时间较短。到快结束的时候，毛主席征求金日成的意见。毛主席说，你们跟少奇同志在北京谈过了，你的意见初步讲了。在这里是不是把这件事情交给秀才们来搞。你们出几个人，我们出几个人。我们出吴冷西、伍修权、王任重、姚溱、范若愚、王力，还加上康生和大使郝德清，共有八个人。你们出多少呢？金日成说，我们就出朴容国、许锡瑄、蔡喜正、金忠源、金珖政，再加驻华大使和两个翻译，一共也是八个人。毛主席说，正好各出八个，这就对等了。让他们去讨论、修改，争论也可以，反正总的是把问题搞得准确一点。

毛主席和金日成第一次谈话以后，我们八个对八个，在当天下午和晚上一起商量怎么改，一段一段地交换意见。朝鲜同志提了不少意见，但说明只供我们参考，不要我们当场修改。其中有些是稿中文字表达不够明确的，我们作了解释。他们的许多意见我们都接受了。

第二天（5月30日），毛主席和金日成，加上双方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由金日成先讲。他说，文件我看了好几次。总的感到很好。主要的精神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文件对争取中间派很有好处。他还说，这个文件很有力量，右派是驳不了的。不管有没有这个文件，他们还是照样攻击我们是宗派主义、民族主义、托洛茨基好战分子等等，帽子满天飞。毛主席说，我们搞这个文件的目的就是争取中间派，要使右派驳不倒，至于他们给我们扣上这顶帽子、那顶帽子，那没有关系。但是，我看他们是不会给我们扣上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的。

金日成说，这个文件原则方面没什么问题，问题是要考虑一下发表后刺激有多大。毛主席说，这个文件是辣椒多、糖少。金日成说，糖多了没有辣椒也不好，两样都要给他们吃。

然后双方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间派的问题，同时也牵涉到民族主义国家的问题。双方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争取中间派还是宽一点好。中间派有不同的程度，民族主义国家也有不同的情况，所以有些问题要斟酌，要提得恰当，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中间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但是有些原则问题．还是要讲。会谈中对这方面的议论比较多。

最后，毛主席说，原则问题你们都提了很多意见，文字上、词句上有什么意见你们还可以提。金日成说，因为我们看的是翻译过来的朝文，所以只能就我们看到的一些观点问题交换意见，文字、词句恐怕还是请你们自己多加斟酌。

在这两次谈话中，朝鲜党代表团提出的意见，我们都记录下来。后来在小平同志主持讨论时，也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很多修改。

这两次会谈结束后，金日成在5月31日离开武汉回国。

接着，越南劳动党代表团6月2日到达武汉。他们以黎笋为首，还有长征、阮志清、陈琼、武遵和越南驻华大使黄明芳。

6月3日，小平同志和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会谈。越南同志谈了一些意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见是，对苏共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经济基础问题究竟怎么看，复信中应该有所阐述。

6月4日，毛主席和越南党代表团会谈。因为前一天小平同志已经和他们谈过一次，所以毛主席和他们谈的时候，首先是谈越方的意见，然后听他们介绍越南的情况。

毛主席在谈到越南同志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经济基础问题时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们没有触及，你们越南同志看出来了，这很好。你们提出的意见可以使这个问题讲得更有说服力。这说明交换意见很有益。我们总是想多听听兄弟党的意见，目的就是搞得正确一些。

毛主席还谈到，本来我们是不赞成把内部争论公开于全世界的。比方说，赫鲁晓夫1958年提出中苏建立共同舰队的问题，这个问题你们也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公开讲。在1958年跟赫鲁晓夫不但当时没有公开，而且还发表了一个共同对敌的声明。原来赫鲁晓夫是秘密来的，后来临走时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就变成公开的了。虽然当时内部争论很激烈，我们反对搞共同舰队，反对他控制我们，但是公开声明还是一致对敌，反对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不怕人家攻击我们，也不怕发表人家攻击我们的演说和文章。有一些我们只发表不加评论。比方说，我们发表了苏联四篇东西，有赫鲁晓夫的两篇讲话，还有《真理报》的两篇社论，都是指名攻击我们的，我们都公开发表了。但是，我们没有直接答复，没有直接指名批评赫鲁晓夫，只批评了陶里亚蒂、多列士等同志的观点，他们的观点中有些也是赫鲁晓夫讲过的。

接着，毛主席又介绍了最近几年我们同苏共争论的情况，以及我们对苏共“20大”、“2l大”、“22大”的意见，其中讲到苏联是怎样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讲到苏联撤出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几百个经济技术合同以及同阿尔巴尼亚断交等等。

小平同志谈到了我们不怕苏联施加压力，反正我们主要靠自力更生。我们欠苏联的债务，主要是抗美援朝的武器贷款，占五十几亿卢布总债务的百分之六十。所谓贷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贷款的形式把军火半价卖给我们。所谓援助是要收半价。其次是旅顺、大连的装备，就是他们从旅大撤退时，把那些海军炮台的一些旧的大炮、旧的设备也算钱、作价14亿卢布算入我们的债务，而给我们的贸易贷款不到3亿卢布。这50多亿贷款已偿还了百分之八十，还有12亿卢布，准备在明、后两年还清，很可能提前还清。

小平同志说，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厉害得很，连抗美援朝的武器、旅大的设备，他们都要我们这么多钱。我们援助越南，帮助你们抗美、抗法战争，是当作我们的责任。我们援助你们的军火是根本不要钱的。

毛主席此时问越南同志，他们还欠苏联多少债。黎笋说还有6亿多卢布。毛主席说，我们下决心要把债还清，这几年我们平均每年还7亿卢布，明年要还6亿，后年再还5亿，就差不多了。

在毛主席和朝鲜党、越南党领导人会见期间，我们在武汉的写作班子考虑他们提出的意见，不断修改稿子，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毛主席会见黎笋以后，要我们回北京去，召集起草小组的全组人员，再加一些其他同志，再讨论，再修改。他还说，他很快即回北京，那时候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这个文件。

这样，我们在6月6日从武汉回到北京。从第二天起，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小组会议，从头逐段反复修改我们在武汉修改过的稿子。修改一段就重印一段，陆续送给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同志。有时候少奇同志也参加讨论和修改。经过不断的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21条逐步增加成25条。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在6月10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复信稿。接着6月12日，少奇同志又主持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复信。因为每一次的修改稿子都预先发给政治局的同志，他们一稿接一稿的看了。送给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的稿子，都是由我们用红笔把增加和修改的地方画出来后送给他们看。由于许多意见在修改过程中已经吸收，大家对稿子修改经过比较熟悉，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全体会议只作较少的修改，很快就顺利地通过了。

这个稿子原来的题目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答复。在最后定稿的时候，毛主席说，题目要改一下，使人感到这不是一般的复信。他提出正题改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建议》），副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日期为1963年6月14日，大家都赞成。因为这么一来，就鲜明地突出了这封复信的重大意义，它既是对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来信的答复，又是作为一个建议向各兄弟党提出来的。

毛主席提出修改复信题目的时候着重说明，我们作为一个建议提出来，既建议中苏两党讨论这个问题，又建议准备召开的兄弟党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想强加于人，而是建议大家考虑。这是我们中国党的意见，他们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可以提出修改意见，可以展开讨论。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在毛主席最后定稿以后，由专人带到莫斯科，由我国新任驻苏联大使潘自力约见苏共中央递交。6月15日，苏共中央由苏斯洛夫出面接见我们的大使。我们的大使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一封复信交给苏斯洛夫。

因为考虑到要把各种外文本搞得更准确，外文广播也要和中文同时广播，所以复信交出两天之后，在6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新华社和广播电台同时播出。

6月17日公开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建议》），即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一共有25条，前面有一个导言，后面有一个结尾。

这封信的导言申明，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来信，特别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问题，并且就这个问题系统地提出苏共中央的观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就这个总路线的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件问题，阐明中共中央的观点，作为我们提交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会议的建议。

毛主席在4月初开始考虑要对苏共3月30日来信给予答复，提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当时考虑到，在1957年和1960年两次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之前，我们都没有提出自己的宣言或声明草案，只好在苏共的草案上修修补补，打不破它原来的框框。毛主席认为，借苏共的来信为由头，由我们提出同苏共的来信相对立的纲领性文件，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在复信的开头，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提出我们的意见，就是因为苏共先提了，所以我们也提出对案。

关于总路线的25个问题，我们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加以详细论述。不但提出了总路线，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战略和策略，以及有关党的建设等问题，批判了苏共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虽然大部分是没有点名的，但是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些观点是苏共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讲过的。

《建议》的第一条明确提出，总路线只能根据1957年和1960年共同签署的《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革命原则，而不能根据别的其他什么东西。这就表明了我们所提出的总路线的出发点是站在两个兄弟党会议所达成的共同文件的基础上的。

第二条指出，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也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第三条指出，各国共产党人只能根据上述的总路线进行革命斗争，而不能把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样片面概括为“三和”，是违反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的。

（以上三条，表明我们提出总路线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是从当前形势出发，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加以分析，提出指导革命实践的路线。）

第四条指出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并对这些基本矛盾作阶级分析。当代世界四大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这四大矛盾中，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重要的，但不能只看到这个矛盾而抹杀其他矛盾。其他三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各国人民的革命。

第五条批判在当代世界基本矛盾问题上的五种错误观点。这五种错误观点是：第一，抹杀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的阶级内容；第二，只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而忽视或者低估其他三种矛盾；第三，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需要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就可以解决，而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也不需要经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解决；第四，否认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帝国主义之间紧张斗争的新局面，而认为它们之间可以调和甚至消除它们的矛盾；第五，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的矛盾，会在经济竞赛中自然地消失，其他三种矛盾也随这个矛盾的消失而消失，可以出现没有战争的世界、全面合作的世界。这里指出的这五种观点，是苏共理论上重大的错误。

第六条论述社会主义阵营。文件着重指出，社会主义阵营是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财富，社会主义阵营赋有援助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任务，要保持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文件列举了七项任务，并着重论述：维护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当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是不是维护这个团结，成为检验每一个共产党是否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制造分裂，是背叛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利益。

第七条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不能不分敌友，把革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于同帝国主义的合作。

第八条论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世界的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真正实行列宁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两个革命口号，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行动。

第九条指出，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的光荣使命就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并要同它划清界限，不要成为它的俘虏。

第十条指出，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中间，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争取同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群众实行广泛的联合行动。

第十一条批判和平过渡论。主要论点是：共产党人从来是愿意经过和平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但是不可以把和平过渡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世界战略原则。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准备两手，在准备革命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做充分的准备。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苦的积蓄革命力量方面，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或者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突然袭击和武装进攻的时候给以有力的回击。

第十二条论述人类的历史是经过各种不同阶段的社会革命发展的。历史证明，革命没有不通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没有不遭受某些牺牲而能够取得胜利的。借口牺牲而取消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认为革命必然一帆风顺，或想得到不遭受牺牲和失败的保票以后才进行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一个革命者。文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对共产党可能丧失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既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原来起草的稿件中，在这一条里曾列举一些国家革命失败的历史事实，后来考虑到不宜指名论述，因为这个党或那个党在同样情况下都可能犯错误，指名反而减弱了历史教训的普遍意义，于是就修改为泛论几种情况，没有指名。）

第十三条论述，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互相援助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如果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都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第十四条论述战争与和平问题。文件根据列宁在战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指出：因为害怕战争而反对革命是完全错误的。不区别是什么样的和平，不区别是什么样的战争，对战争一律加以反对，对和平一律加以赞成，这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文件批判了那种认为可以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在帝国主义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的谬论。

第十五条阐述我们关于全面禁止核武器和完全消灭核武器的观点，并且指出，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能够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也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文件批判了那种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时代、否定人的作用、否定革命的观点。

第十六条着重讲和平共处问题。文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有一项重大的原则，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同时也指比，不能对和平共处作任意的、随心所欲的解释，不能把它引申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之间、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借以反对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不能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因为还有人民的革命斗争，还有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这些革命斗争。因此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错误的。

第十七条论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只是形式不同于取得政权以前。文件引述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提出的论点：第一，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被夺去的天堂；第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第三，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间，在国家机关职员中间，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第四，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文件指出，列宁所讲的这些现象，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即使苏联也是如此。

第十八条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文件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所谓全民国家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十九条论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因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所谓全民党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二十条论述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文件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关系，只能依据列宁提出的三条原则。一、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二、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三、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这里批判了赫鲁晓夫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指出它实际上是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更严重的是，他们借口反对个人迷信粗暴地干涉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强行改变兄弟党的领导人，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这种做法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是搞颠覆活动。

第二十一条论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文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相援助、互相支持的原则基础上。同时，每一个国家主要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借口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反对兄弟国家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这是大国沙文主义。反过来，借口国际分工专业化，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国家，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人民利益，这也是大国沙文主义。

第二十二条论述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文件认为，兄弟党关系应当遵守四项原则，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互相支持和互相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一个党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把自己一个党的纲领、决议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破坏协商一致的原则，用少数服从多数来强行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搞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都是错误的。

第二十三条指出，为了实现各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即1957年和1960年兄弟党会议通过的两个文件，必须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当前主要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的倾向。在反对主要危险修正主义的同时，也必须反对教条主义。

第二十四条论述革命能不能胜利的关键，是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文件论述了建设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所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第二十五条论述如何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分歧。文件指出，对于国际共运中发生的分歧，马列主义者有责任分清是非。为了团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们历来主张经过内部协商解决问题，反对把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文件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按：没有指明苏共）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我们认为，既然公开论战挑起来了，那么各兄弟党之间就应该在平等的、民主的基础上，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来解决。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公开地攻击了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公开论战，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禁止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来回答他们。

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接着叙述了过去几个月中双方论战的情况，指出，中国共产党最近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一些兄弟党大喊大叫，不顾事实，捏造了许多罪名强加在我们身上。从1962年12月起，我们把这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包括苏联和苏共领导人的主要演讲都发表了，苏共中央最近给我们的两次来信我们也发表了，其他若干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文章我们也发表了。有些做了回答，有些还没有回答，比如对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言论，我们都还没有直接回答。但是苏共3月30日来信指责中国报刊对苏共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是完全颠倒了是非。复信说，既然你们认为我们的文章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的论点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你们不像我们那样，把我们的文章加以发表，然后逐篇逐条加以批判，让苏联人民来判断是非呢？

复信说，为了给召开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气氛，中共中央决定，我们从1963年3月9日起，对于兄弟党对我们的公开指名攻击，暂时停止作公开的答复。我们保留公开答辩的权利。我们希望停止公开论战。怎么样停止公开论战，需要我们两党和各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协议。

复信最后说，除了上述25个问题外，还有一些共同有关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在中苏两党会谈时交换意见，比如批判斯大林的问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若干重大原则性的问题，等等。复信在这里这样讲，留有余地，也是作为伏笔，就是说，我们的意见还没有讲完，除了这些意见以外，还有好些其他意见。

苏共3月30日的来信我们在4月4日就发表了。我们6月14日的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在6月17日发表，而且还用各种语言广播和各种文字出版小册子。当时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震动。

这样，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明摆着两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一条是苏共中央3月30日给中共中央来信中所阐述的他们所主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一条是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所阐述的总路线。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一重要文献之得以形成，主要是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也得助于兄弟党提出很好的意见。这个文献的形成过程中，收集和研究了大量的材料。据当时粗略的统计，为着搞好这个文件和为后来写文章做准备，曾经收集了大约有400万宇的材料。除了出版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马恩列斯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论国家、论党、论民族解放运动等小册子以外，还按照专题，收集了苏共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它过去怎么讲，后来怎么讲，又是怎样自相矛盾的，都整理得清清楚楚，并且作了研究分析。对各国党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也都进行了分类整理；对所有公开攻击我们的兄弟党的重要言论，差不多全部都翻译出来。由于收集和整理了这么一大批材料，为起草和反复修改提供了重要保证。这些材料是分别由中央联络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中央调查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许多单位收集和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