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公開論戰，早在蘇共“22大”上赫魯曉夫帶頭攻擊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時候就開始了。在這以前，在意識形態上、在理論問題上、對國際形勢的分析上，不指名的爭論早已有了，至少1956年就開始了。但是，公開指名的論戰，是由赫魯曉夫在蘇共“22大”上挑起的。在這之後，指名攻擊阿爾巴尼亞、不指名攻擊中國的文章、講話以至聲明、決議，很快就多起來。自1962年12月12日起，赫魯曉夫帶頭策劃，在歐洲五個黨的代表大會上，不僅公開指名攻擊阿爾巴尼亞，而且還公開指名攻擊中國黨，這就使公開論戰進一步激化。

當時我黨中央認為，既然有這許多公開攻擊，我們黨就有權利公開答辯。我們從1962年12月起，一共發表了七篇文章，來回答在這個時期對我們的攻擊。因為在這個時期，一些黨公開地指名攻擊了我們，所以我們也公開地指名答辯，批評這些黨及其領導人。但是，一直到1963年中蘇兩黨會談之前，甚至在我們發表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這篇答復甦共來信的長信里，我們沒有指名批評蘇共，沒有指名批評赫魯曉夫。雖然赫魯曉夫1962年12月12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的講話和1963年1月16日在德國統一社會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以及《真理報》刊登的文章，已經指名攻擊我們，但我黨中央還是決定要留有餘地，不直接點蘇共的名，也不直接點赫魯曉夫的名。我們一直堅持這個方針。

在中蘇兩黨代表團在莫斯科會談期間，7月14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發表了《蘇共中央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在這封《公開信》中，蘇共中央全面地、系統地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共領導人指名道姓進行惡毒的攻擊，這樣才使公開論戰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蘇共這樣的系統攻擊，而且採取公開信的形式，是過去論戰中未曾有過的第一遭。

我們黨中央決定在7月20日發表蘇共中央這封《公開信》時，《人民日報》編輯部加了一個編者按語，初步揭露該信中歪曲事實的事例。

中蘇兩黨會談結束，我黨代表團回到北京後，根據中央的指示，我們起草班子立即投入起草反駁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的工作。

毛主席在我們開始準備評論蘇共《公開信》時指出，由於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是公開指名攻擊我們黨的，這使我們得到解放，可以在回答他們時也公開地指名道姓地批評蘇共領導，特別是可以指名批評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毛主席說，這也是沒有辦法的，因為數他講話最多，出頭露面最多，而且他的這些講話又是前後矛盾，邏輯混亂，漏洞百出，語言粗野，有時甚至胡說八道。我們的評論，可以寫得很精彩。中央確定我們的方針是放手批判，集中批赫魯曉夫。對於其他攻擊過我們的兄弟黨，一概暫停答覆，但他們的反華言論，仍應摘其精彩者登報，掛一筆賬。

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十分冗長，達33000多字，共有五個部分。

《公開信》的第一部分主要是講中蘇兩黨分歧的由來，但是它並不講分歧是中共一方和蘇共一方，而是講“中國一方”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各兄弟黨一方”。其實，它所講的實際上是我們同蘇共的分歧，尤其是同赫魯曉夫的分歧。它從1960年4月我們為紀念列寧誕辰九十周年而發表的《列寧主義萬歲》三篇文章講起，講到布加勒斯特會議，為蘇共領導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詭辯，說什麼這是對中共的“同志式的幫助”。《公開信》還歪曲1960年81個兄弟黨代表會議的情況，說什麼在這個會議上，絕大多數黨都反對中國黨的意見。其實，對蘇共起草的聲明草案，我們黨和其他好些兄弟黨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刪除或修改了他們的絕大部分錯誤意見。最後只是為了照顧整個會議能夠取得成果，我們在一兩個問題上做了讓步。這些在前面都已經講到了。《公開信》還為1961年的蘇共“22大”辯解，說什麼我們策動阿爾巴尼亞反蘇，其實是赫魯曉夫在“22大”上帶頭發動公開攻擊阿黨。更可笑的是，《公開信》說什麼是因為中國把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使中蘇兩國貿易減少了。它根本不敢講1960年蘇聯撤走全部在中國的蘇聯專家，撕毀所有的協定、合同，把兩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這才是造成中蘇貿易額下降的根本原因。

《公開信》的第二部分，是講中蘇分歧的實質。它列舉了戰爭與和平問題、社會主義體系的作用問題、反對個人迷信問題、世界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鬥爭的戰略和策略問題。《公開信》說，分歧的實質是中共在這些重大問題上採取了一條“獨特的路線”。它根本不談，正是在這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還有別的一些問題上，蘇共領導怎樣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違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違背1957年和1960年兩次兄弟黨代表會議的《宣言》和《聲明》。《公開信》特別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惡毒地攻擊毛主席關於原子彈是紙老虎的觀點，同時抵賴他們提出的“三和”路線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的修正主義的實質。它極力為赫魯曉夫在加勒比海危機中先是冒險主義、後是投降主義的行動辯解。

《公開信》的第三部分，是關於斯大林問題，即所謂“個人迷信”問題，為蘇共全盤否定斯大林辯解。它歪曲事實到這種地步：說什麼中國黨過去完全贊成蘇共“20大”反斯大林，現在又反對，前後矛盾。其實，早在1956年4月起，毛主席同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先後多次指出他們全盤否定斯大林是不對的。只是因為照顧當時蘇共領導的處境，沒有公開批評他們。但人們只要看過我黨通過《人民日報》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兩篇文章（1956年4月和12月）就不難看出我黨是不同意蘇共全盤否定斯大林的。

《公開信》的第四部分，是關於和平過渡問題。這個問題，本來在蘇共“20大”的時候，我們就不同意他們的觀點。1957年莫斯科會議的時候，我們還專門交給他們一個不同意蘇共觀點的關於和平過渡的備忘錄。《公開信》在這個問題上極力為蘇共領導的錯誤辯解。

《公開信》的第五部分是總結。它的總結是，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是教條主義的，而蘇共提出的是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公開信》在這裡把他們的路線歸納為五項原則，雖然與過去相比是做了一些彌補和修改，但是依然還是露出了狐狸尾巴。這五項原則是：第一，強調各國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鬥爭，都要在社會主義體系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來進行。這就是要大家都服從蘇聯的對外政策。第二，各國共產黨的首要任務是拯救人類免於核戰爭。這就是把爭取和平的鬥爭當作壓倒一切的任務，要求各國工人運動為工人階級的利益的鬥爭、各被壓迫民族為民族解放的鬥爭，都服從於“三和”路線。第三，強調通過和平的、不同於國內戰爭的道路來實現社會主義。這就是放棄準備對付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非和平的武力的鎮壓。第四，強調民族解放運動要為爭取非資本主義道路準備條件。這兩項都是“三和”路線的內容和註解，這就是只能“和”，不能“戰”，即使敵人把戰爭強加到我們頭上也應如此。第五，強調社會主義各國要共同確定一致的立場，並要保證“忠誠”。這是要聽從蘇共領導的指揮棒的換一種說法。《公開信》在這裡，攻擊中國的自力更生政策，攻擊中國黨支持各國黨的左派，說我黨削弱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團結，說我黨違反共同路線，等等，等等，硬給我們黨加上一大堆的罪名。這些指責看起來很可笑，但是他們居然振振有詞，裝得好像很有道理的樣子。問題的實質在於我們黨堅決不聽從赫魯曉夫的指揮棒，反對他的大國沙文主義。

對蘇共中央這樣一封《公開信》，我們不僅公開發表了，而且還用英語、俄語、日語、德語、法語五種外國文字廣播了。同時我們也再次發表了我們6月14日給蘇共中央的覆信，就是《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我們把這兩封信輪番廣播，連續廣播了一個月。用毛主席的話來講，這是為了讓全世界共產黨，以及關心共產主義運動的各國人民，來共同分析、評價這兩封信究竟誰講的有道理。我們不怕辯論。我們相信，我們自己的觀點是合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合乎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的，而赫魯曉夫的路線是完全錯誤的。我們相信各國共產黨員、各國人民是能夠分辨是非的。

我們從莫斯科回到北京以後，認真地研究了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並把它的論點摘出來，加以分類，然後針對這些論點，擬定我們準備批駁文章的題目。當時我們擬了有十幾個題目，其中有關於分歧的由來、關於斯大林問題、關於南斯拉夫問題、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關於民族獨立運動問題、關於各國工人運動的戰略策略問題、關於和平共處總路線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問題、關於中蘇關係問題、關於分裂主義問題、關於維護國際共產主義團結問題、關於國際群眾團體問題，等等。列出題目後就分頭準備。

那個時候，我們寫作班子領頭負責起草工作的有我、喬冠華、姚溱、范若愚、王力。當時熊復和胡繩兩位都病了，沒能夠參加起草工作。我們每個人還帶了一兩個助手，幫助起草工作。大家分工包一個或兩個題目，分先後次序起草。另外還請中宣部、中聯部分擔幾個題目。大家平行作業，哪個稿子搞好了就送中央審查。中央審查的程序，一般是先由小平同志主持開會，把反修文稿起草小組成員（小組的成員見前）召集起來討論，根據討論的意見加以修改，經小平同志認可後再送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又根據他們的意見再進行修改，然後再拿到由毛主席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政治局全體會議上討論定稿。

8月初，毛主席召開常委會議，專門研究如何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毛主席首先提出：

1．公開信已指名道姓攻擊我們，我們的評論也要指名道姓，蘇方已公開論戰，我們也公開論戰。

2．豺狼當道，焉問狐狸。評論緊緊抓住《公開信》，直接指名蘇共領導。對其他兄弟黨的反華言論暫不置理。

3．擒賊先擒王，矛頭對準赫魯曉夫，他是急先鋒，講話也最多，最惡劣。

4．步驟上先發表蘇共的反華言論，特別是赫魯曉夫最近兩篇講話（《公開信》已發表過），其他的也可精選發表一些，掛一筆賬。

5．評論有嚴肅的論辯，也有抒情的嘲諷，有中國風格和氣派，剛柔相濟，軟硬結合，可以寫得很精彩。

其他常委也提了不少意見，如評論可以依蘇方來信分若幹個問題寫，但又不能完全跟它走。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又如可先從分歧由來講起，因會談中已有講稿可作基礎，很快修改發表，不致冷場。斯大林問題也有講稿，稍加修改可作為第二篇，火力很猛。其他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都要獨立各寫一篇評論，我們有許多話要說。

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強調，寫作班子要認真研究分析《公開信》，要把蘇方論點開列出來，蘇共其他決議、聲明、講話、文章等中的論點也綜合研究，分類綜合，逐一批判。

寫作中要引經據典（對馬恩列斯如此，對赫魯曉夫也如此），但力求正確，不能有差錯，使別人駁不倒。儘可能早點評論完，不能拖得太久，因還有其他論戰，但不能因求快而草率，要好中求快。

我們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九篇文章，都是經過常委討論修改，由毛主席審定的。毛主席對這九篇文章，提了許多重要意見，並作了許多重要的修改。

9月6日我們發表了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第一篇文章，題目是《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是用《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發表的。

用編輯部的名義發表評論，起於1956年。這就是在1956年4月，針對蘇共“20大”以後掀起的反共反蘇浪潮，我們寫了一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當修改這篇文章將近結束時，還沒確定用什麼形式發表。毛主席提出用《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毛主席說，《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它的編輯部就是中共中央。所以到1956年4月發表這篇文章和後來12月間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都在副題中寫明：“這篇文章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由《人民日報》編輯部寫成的。”以後凡是經過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討論定稿的重要文章，都沿用這種形式，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1956年還沒有《紅旗》雜誌，只用《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1958年《紅旗》創刊以後，公開宣布是中共中央主辦的，所以它的編輯部也代表中共中央。從這時起，重要評論就用《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聯名發表。

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第一篇文章（簡稱《一評》）是講蘇共領導同我們的分歧從何而來。這是因為，一方面是因為蘇共《公開信》的第一部分就是講這個問題，另一方面，在莫斯科的中蘇兩黨會談中，我們代表團的第一次發言，就是小平同志第一次發言，談的也是這個問題。這個發言稿是我們代表團在去莫斯科之前，中央領導同志審定的。有這個發言稿做基礎，我們回北京以後，經過補充、修改，很快定稿，9月6日就發表了。

《一評》首先指出，中蘇兩黨的分歧，並不是像蘇共中央《公開信》裡所講的是從1960年4月開始，而是早在1956年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時就開始了。那次代表大會是蘇共領導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第一步。因為在那次大會上，蘇共領導藉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而且提出所謂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議會道路這樣一個重大原則錯誤。從那次會議以後到現在，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路線從產生到形成、到發展成系統化，也就是蘇共“22大”所通過的蘇共綱領。

《一評》的第二部分，是針對蘇共中央《公開信》裡講我們對蘇共“20大”開始擁護、後來反對、前後不一致的說法，列舉了從1956年4月起，我黨中央領導同志同蘇共領導談話時多次表示不同意他們全盤否定斯大林。毛主席在討論此文過程中強調這筆歷史賬一定要寫上，向全世界公布。文章列舉了毛澤東同志4月同米高揚的談話、4月和11月同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的談話。1956年10月蘇聯和波蘭關繫緊張的時候，蘇共邀請我黨代表團到莫斯科去當調停人。少奇同志率領的代表團在同蘇聯領導人會談中，在周恩來同志1956年10月和1957年1月同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談中，都明白無誤地表明我黨在斯大林問題上不同意蘇共領導的觀點。

《一評》還指出蘇共“20大”引起嚴重後果。當時在全世界，特別是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掀起了一個反共、反蘇、反人民的浪潮。面對這種情況，我們黨努力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捍衛共產主義，維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聲譽，幫助蘇共領導渡過困難。在這中間有兩個突出的事件，一是波蘭和蘇聯關繫緊張，一是匈牙利反革命暴亂事件。在這兩個事件中，我們都盡力幫助蘇聯，從內部糾正蘇聯對波蘭的大國沙文主義，也幫助蘇聯正確對待匈牙利反革命暴亂事件；而在公開場合，我們並沒有指責蘇共領導在這兩個事件中的錯誤。

《一評》指出，在1957年兄弟黨莫斯科會議期間，中蘇兩黨代表團爭論很多，特別是對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的爭論很激烈，我們反對蘇共在會議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進和平過渡的錯誤觀點。爭論到最後，儘管蘇共的主要觀點作了修改，但是我們對這個文件的表達方式還是不滿意，所以我們給蘇共提出了一個關於和平過渡的備忘錄。對關於蘇共“20大”的那段文字，我們本來是不同意的，也提出過修改意見，後來考慮到當時蘇共領導處境比較困難，我們沒有堅持一定要把這段文字改掉，還是照顧了蘇共。對於那次兩黨的爭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並沒有公開。

《一評》的第三部分，敘述了蘇共領導修正主義的發展，批評蘇共提出“三和”和“三無”的修正主義路線。在這一部分里，根據毛主席的意見，我們第一次把過去按留有餘地的方針而沒有公開披露的1958年和1959年中蘇關係的兩大事件加以公布，指出：中蘇國家關係的惡化是從1958年開始的，就是蘇聯領導提出要建立中蘇聯合艦隊，企圖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接着，在戴維營會談前夕，蘇方在1959年6月撕毀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技術資料的協議。文章指出，中蘇思想分歧演變成為國家關係惡化，完全是蘇方挑起的。9月間，塔斯社又發表指責中國偏袒印度的聲明，這是第一次把中蘇分歧公開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戴維營會談之後，赫魯曉夫在幾次講話中不點名地指責中國共產黨，說什麼我們“超階段”、“平均共產主義”、“好戰”、“冒險主義”、“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的穩固性”等等，一直到指責我黨是“托洛茨基主義”、“公雞好鬥”。

《一評》的第四部分，敘述蘇共中央1960年夏天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國共產黨發動突然襲擊。

《一評》的第五部分敘述1960年冬莫斯科兄弟黨會議上的兩條路線鬥爭。

《一評》的第六部分論述1962年蘇共第22次大會通過新綱領，把蘇共領導的觀點系統化，形成了完整的修正主義體系。蘇共這次大會，公開攻擊阿爾巴尼亞，開創了在一個黨的代表大會上公開攻擊另一個兄弟黨的惡劣的先例。

《一評》的第七部分論述蘇共領導從蘇共“20大”開始發起一個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逆流，直到1962年12月策動公開攻擊中國共產黨的反華運動。文章在列舉十件大事後指出，中國共產黨面對這樣一個反華大浪潮，不得不對兄弟黨的公開指責進行公開的答辯。從1962年12月起到1963年3月，我們發表了七篇答辯文章，公開地、指名地回答攻擊我們的兄弟黨領導人。

《一評》的最後一部分，總結七年來的歷史事實，說明中蘇兩黨之間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歧，完全是由於蘇共領導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背離1957年《宣言》和1960年《聲明》的革命原則，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間推行一條修正主義、分裂主義的路線。

《一評》最後說，中國共產黨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曾經反覆地、幾十次地考慮，對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怎麼辦。我們曾經設想，是不是也可以跟着蘇共領導走，一切照他們的意見辦？可不可以對蘇共領導的錯誤保持沉默？我們認為，我們不能這樣做，如果我們這樣做了，那我們豈不也成了修正主義者嗎？如果我們對蘇共領導的錯誤緘默不言，豈不也放棄了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責任嗎？我們也曾經幾十次地在內部會談中間，特別慎重和耐心地對蘇共領導提出同志式的勸告和批評，但是都沒有用，都沒有能夠使他們迷途知返。蘇共領導越走越遠，對我們的好意勸告的報答是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越來越粗暴的攻擊。迫不得已，我們只好同他們進行由他們發起的公開論戰。

在發表一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同時，我們還發表了三個附件：第一個附件是1957年11月10日中共代表團向蘇共中央提出的《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第二個附件是1960年6月26日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兄弟黨會談時的聲明，第三個附件是196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通知書》的《答覆信》中關於解決分歧、達到團結的五項建議。

9月13日我們發表對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第二篇評論，題目叫做《關於斯大林問題》（簡稱二評》）。這篇文章也是以我們黨代表團7月間在中蘇兩黨會談中的一個發言稿為基礎，加以補充、修改而寫成的。

毛主席在《二評》討論過程中提出的修改意見最多。

《二評》開篇提出，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大問題，曾經引起了世界各國一切階級的反響，至今還在議論紛紛。各個不同的階級，代表各個不同階級的政黨或政治派別，都發表了種種各不相同的意見。估計在本世紀內，這個問題還不可能作出定論。這段文字是毛主席親自寫的。

《二評》指出，從十月革命開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到現在（1963年）只有46年，斯大林作為這個國家的主要領導人近30年之久。無論從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上說，或者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說，斯大林一生的活動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怎樣認識和對待斯大林的問題，不只是對斯大林個人的評價，更重要的是怎樣總結列寧逝世以後無產階級專政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的問題。我們認為，必須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全面地、客觀地、科學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績和錯誤，而不應該用歷史唯心主義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歷史，主觀地、粗暴地全盤否定斯大林。中國共產黨一向反對赫魯曉夫利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

《二評》在回顧列寧逝世後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之後，得出結論：斯大林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作為一個蘇聯人民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家，在他建立功勳的同時，也確實犯了一些錯誤。根據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意見，文章對斯大林的錯誤作了分析。文章指出，斯大林的錯誤，有些是原則性的錯誤，有些是具體工作中間的錯誤；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錯誤，有些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先例的情況下難以避免的錯誤。

文章列舉了斯大林在黨內和黨外的鬥爭中，有的時候，在有的問題上，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和處理這兩類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領導的肅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正確地懲辦了很多必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錯判了一些好人，造成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他還在黨和國家組織中部分地違反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他在處理兄弟黨、兄弟國家的關係方面，也出過一些錯誤的主意。這些錯誤給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一些損失。斯大林一生的功績和錯誤，是歷史的客觀存在。他的功績和他的錯誤比較起來，是功大過小，主要方面是正確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只要總結得正確，合乎歷史實際，不加以任何歪曲，那麼對一切共產黨人都是有益的。

《二評》說，蘇共中央在《公開信》裡指責中國共產黨為斯大林辯護。根據小平同志的意見，要理直氣壯地宣布我黨要為被赫魯曉夫全盤否定的斯大林辯護。文章明白宣告：是的，我們是要為斯大林辯護的。在赫魯曉夫歪曲歷史、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情況下，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我們理所當然地、義不容辭地要起來為斯大林辯護。我們為斯大林辯護，是為斯大林的正確方面辯護，為十月革命創造的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光榮歷史辯護，為蘇聯共產黨的光榮歷史辯護，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勞動人民中的聲譽辯護。這是一切忠實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人，一切正直的人，都應該這樣做，而且也已經這樣做，或者正在這樣做的。文章還說，我們為斯大林辯護，並不是為他的錯誤辯護。斯大林的一些錯誤，我們中國共產黨早就有切身的體會。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犯的“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從國際方面來說，都是同斯大林有關。但是，我們在總結歷史教訓的時候，從來只限於批評我們自己犯錯誤的那些同志，並沒有把責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們這樣做是為着接受教訓，把我們的革命事業搞好。

《二評》指出，赫魯曉夫和蘇共某些領導人從蘇共“20大”以來，對斯大林採取了一種完全錯誤的態度。他們對斯大林，不是全面分析，而是全盤否定；不是用同志的態度，而是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斯大林。他們把一切錯誤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有些是他們自己編造的錯誤也硬要栽到斯大林身上，甚至對斯大林進行人身攻擊，而他們自己卻根本不做自我批評。

《二評》評論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咒罵時非常尖銳，充分引用赫本人的話，毫不留情地指出，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用盡了一切惡毒的語言，說什麼“兇手”、“刑事犯”、“強盜”、“賭棍”、“暴君”、“獨裁者”、“混蛋”、“白痴”，等等。這些都是赫魯曉夫在咒罵斯大林的時候講過的。文章指出，按照赫魯曉夫的邏輯，那豈不是說，蘇聯人民在長達30年之久的這段時間內，不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國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的暴政下生活嗎！那豈不是說，蘇聯30年的歷史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而是封建主義暴君統治下的歷史嗎！豈不是說，蘇聯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以強盜為首的國家嗎！豈不是說，蘇聯共產黨是一個以混蛋為領袖的政黨嗎！豈不是說，偉大的蘇聯軍隊曾經是以一個白痴為其最高統帥的軍隊嗎！那不是等於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幾十年裡面，竟然把一個兇手作為自己的導師嗎！豈不是說，世界各國人民是把一個賭棍作為旗手嗎！文章指出，赫魯曉夫這樣咒罵斯大林，對偉大的蘇聯人民、對蘇聯共產黨、對蘇聯軍隊、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全世界革命人民，都是莫大的侮辱。

《二評》列舉確鑿的材料，指出赫魯曉夫在過去曾經怎樣稱讚斯大林。他不但多次說過斯大林是“偉大列寧的親密戰友和朋友”，“人類最偉大的天才、導師、領袖”，“偉大的常勝元帥”，“人民真誠的朋友”，他甚至說過，斯大林是“自己生身的父親”。

文章指出，赫魯曉夫1963年7月19日在莫斯科蘇匈友好大會上竭力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時候，也攻擊了斯大林。他說，哎呀，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文章指出，人們知道斯大林是1953年去世的，如果早死十年，那正是蘇聯進行反對希特勒法西斯的衛國戰爭開始進入戰略反攻的1943年。在那個時候盼望斯大林死掉的是誰呢？是希特勒。

《二評》最後指出，赫魯曉夫大罵斯大林原因在於：第一，他們想藉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把黨的領袖斯大林同黨的組織、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對立起來；第二，藉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醜化無產階級的政黨、醜化無產階級專政、醜化社會主義制度；第三，藉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抬高自己，打擊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者，為修正主義的陰謀家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開闢道路；第四，藉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干涉兄弟黨、兄弟國家的內部事務，企圖按照自己的意願來顛覆兄弟黨、兄弟國家的領導，安插他們自己的代理人；第五，藉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打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總而言之，蘇共領導那樣反對斯大林，是為他們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全面地推行修正主義的路線開闢道路。

《二評》真憑實據，把赫魯曉夫駁得淋漓盡致，堪稱難得的政論佳作。

9月26日我們發表了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第三篇文章，題目是《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簡稱《三評》）。這個問題是當時我們跟蘇共爭論很激烈的問題之一。1957年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參加了莫斯科兄弟黨會議，但是在這之後，他們發表了一個全面對抗《莫斯科宣言》的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綱領，接着又公開攻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各國共產黨，因此1960年《莫斯科聲明》譴責了南共聯盟。

《三評》根據當時所掌握的材料，對南斯拉夫的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做了分析，同時根據南斯拉夫和西方國家的經濟關係（1961年南斯拉夫聯邦預算收人的67．6％是來自西方國家的援助和貸款），指出南斯拉夫無論在城市或者在農村，資本主義的因素在發展。

《三評》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論點是，國家性質是否改變決定於國家政權的性質有沒有改變。從南斯拉夫的情況來看，一個國家政權可以通過和平演變的途徑蛻化變質的。

《三評》指出，赫魯曉夫在南斯拉夫問題上背棄1960年《聲明》，並不是因為像赫魯曉夫所講的那樣，是由於南斯拉夫勾銷了錯誤，而是由於赫魯曉夫以南斯拉夫為楷模，推行他的修正主義路線。現在看起來，《三評》對南斯拉夫實際情況的分析不準確，有些提法是過分了，不過評論中所提出的國家性質和平演變的論點，還是很有意義的。

《三評》發表之後，我們的國慶節臨近。國慶節期間，我們邀請了許多國家的黨政代表團來參加我們的慶祝活動。蘇聯也派了以政治局候補委員格里申為首的代表團來華。黨中央決定，在國慶慶祝活動期間，暫時停止發表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其他反修文章也暫不發表。

一共暫停了四個星期，一直到10月22日才發表第四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

這篇文章的題目是《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簡稱《四評》）。文章指出，當代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發生巨大變化的一個重要內容。民族解放運動同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一樣，是當代兩大革命潮流。

亞非拉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地區，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這些地區的民族民主革命，嚴重地打擊和削弱了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統治基礎，是當代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當代保衛世界和平的強大力量。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整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全世界人類的進步事業，終究是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亞非拉地區的人民革命鬥爭為轉移。

《四評》批駁了蘇共領導為被壓迫民族開的四個“藥方”：第一是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來代替民族解放運動；第二是由美蘇兩國合作來援助落後國家；第三是把裁軍省下來的錢支援拉丁美洲、非洲、亞洲的落後國家；第四是通過聯合國來消滅殖民主義。

《四評》指出，蘇共領導的四個“藥方”，實際上是取消民族解放運動、反對民族解放戰爭，一句話，這就是他們背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走上了民族主義的道路，走上了社會沙文主義、大國沙文主義的道路。因此他們鼓吹帝國主義曾經鼓吹過的“種族論”。赫魯曉夫特別熱心鼓吹“黃禍論”。他在1954年跟當時的西德總理阿登納會談時，就曾經要求阿登納幫助他對付來自東方的“黃禍”。

在我們連續發表四篇評論《公開信》的文章以後，赫魯曉夫在10月底到12月初發表兩次講話，一面繼續攻擊我們，一面又要求停止公開論戰。當時我黨中央估計，這並不是他真心要停止公開論戰。1963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以後，他們發表了兩千多篇攻擊我們的文章、講話和決議。我們的回答僅僅發表了四篇，還差得遠。我們不能不為自己答辯。所以中央決定對赫魯曉夫要求停止公開論戰不予理會，抓住蘇共中央《公開信》不放，繼續發表評論。

《四評》發表以後，我應朝鮮《勞動新聞》總編輯的邀請，率領人民日報代表團訪朝。當時還有幾篇文章需要我主持寫作班子修改。一篇是講戰爭與和平問題的，一篇是講和平共處問題的，由於我出國訪問，都由喬冠華（他從7月間中蘇兩黨會談起提為起草小組的副組長）接手主持繼續修改。因為這兩個問題過去辯論過多次，現在同蘇共論戰，要多費一些功夫。我臨出國前毛主席已提出講戰爭與和平的文章要有新意：一要指出當前美蘇是假和平、真備戰，主要揭露美國的擴軍備戰；二要說明我一貫努力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問題在於如何真正制止戰爭、真正維護和平，而且講究策略，如朝鮮停戰談判、1954年在日內瓦關於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談判和目前仍在華沙進行的中美談判。我們不能像赫魯曉夫在加勒比海危機中採取的那樣先犯冒險主義、後犯投降主義的方針。

我到朝鮮去訪問了一個星期，先訪問了平壤，然後又訪問了開城和東海岸的咸興。按計劃本來還應該再繼續訪問一個星期，但因國內打電報要我提前回國。在訪問了咸興回到平壤後，金日成接見了我們人民日報代表團。

他在接見時說，他差不多每天都看《人民日報》，特別喜歡看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一評》、《二評》講得非常好。在金日成接見以後，我離開朝鮮回國，留下代表團的其他成員繼續在朝鮮訪問。

11月19日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第五篇文章發表，題目是《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簡稱《五評》）。這篇文章回顧了第二國際在對待戰爭和和平問題上的修正主義路線，對照赫魯曉夫的種種謬論，論證赫魯曉夫是步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後塵，同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一脈相承的。《五評》列舉美帝國主義擴軍備戰、全副武裝同蘇聯對峙的一系列事實，揭露赫魯曉夫吹捧美帝國主義頭子的種種語言的破產，並指出蘇共領導的路線，不是導向真正的和平，而是導向戰爭。《五評》說，赫魯曉夫的核迷信和核訛詐是現代修正主義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理論基礎和政策指南。《五評》系統地闡述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戰爭和和平問題上的路線，是爭取和確保世界和平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五評》發表以後不久，蘇共中央在1963年11月29日給我們黨中央來了一封信。在這封信里，他們的中心意思是要求停止公開論戰並提出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

他們在信里首先大講了一番好聽的話，說他們希望改善和加強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並表示：第一，要加強經濟、科技合作聯繫，可以增加定貨，可以供應成套設備，特別是石油和採礦設備；第二，如果中國需要的話，可以派專家到中國來幫助建設；第三，在制訂新的五年計劃的時候，希望兩國能夠協調，互助合作；第四，對中蘇邊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分歧。

從這封信看，這個時候赫魯曉夫和蘇共領導採取的是大棒加胡蘿蔔的政策，開兄弟黨國際會議是威脅，重新修好是誘餌，目的主要是為着停止公開論戰。

我黨中央收到蘇共中央11月29日的來信後，毛主席在12月初召開的一次常委會議上指出，考慮到我們對他們7月14日《公開信》還沒有答覆完，他們發表的兩千多篇反華文章還沒有開始答覆，還有42個兄弟黨發表的大量的攻擊我們的決議、聲明，我們也都沒有答覆。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他們呼籲停止公開論戰，我們不忙答覆，還是繼續寫我們的評論。

毛主席談到蘇共中央在來信中提出有關中蘇國家關係的幾個問題時說，關於貿易問題、關於五年計劃問題，無非是想做生意，現在也沒有完全斷絕貿易往來，無非想增加一些。關於邊界問題，可能他們也想談一談，摸摸我們的底。至於專家問題，那真是豈有此理，他們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現在又想再派人來，我們並不是傻瓜。當時中央要求有關部門把這些問題研究研究，先不急、不忙，觀察一個時期，研究一個時期再說。

毛主席在常委會議上交代，下一篇講和平共處問題的文章，要說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們首創的，是一貫堅持的方針並身體力行。要把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同列寧在蘇聯建國初期主張的和平共處加以比較，說明赫魯曉夫篡改列寧學說。我同蘇共領導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本質是和平共處是否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全部，是否是總路線，是否只有退讓才是和平共處，還要不要同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擴張作鬥爭；能不能因和平共處而放棄進行或支持民族獨立運動和各國人民革命鬥爭。要引用杜勒斯的話，戳穿美國所謂和平共處是搞和平演變。

據此，寫作班子重新布局並對原來的文章作了較大的修改，經中央常委討論通過。

12月12日，我們發表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第六篇文章，題目是《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簡稱《六評》）。《六評》說和平共處政策有兩種，一種是列寧、斯大林倡導和實行的和平共處政策，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和平共處政策。我們中國一直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和平共處政策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開始，我們就宣布了這個政策。而且在1954年同印度締結協定的時候，明確提出了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這五項原則就是互相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在這五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1955年的萬隆會議又制定了和平共處十項原則。我們對待一切國家都採取和平共處的政策，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同時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就是說，我們把加強、維護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團結和合作作為我們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把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和各國工人運動作為我們對外政策的一個基本原則。

《六評》指出，另一種和平共處政策是蘇共領導的所謂和平共處政策。這種和平共處政策要求各國人民的鬥爭、民族解放運動的鬥爭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合作，都服從於蘇共領導同美帝國主義講“妥協”講“合作”的方針。蘇共領導把和平共處作為對外政策的總路線，它的實質內容就是美蘇合作主宰世界。

《六評》發表以後，在1964年元旦過後，毛主席召開了兩次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會議，研究怎麼樣處置蘇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的來信。

歸納起來，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同志有以下一些看法和意見。

蘇共中央為什麼來這封信？大家認為，第一個原因是赫魯曉夫害怕公開大論戰。大論戰的火是他點起來的，現在引火燒身。毛主席說，赫魯曉夫現在也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對於公開論戰中我們和其他兄弟黨對他的揭露十分恐懼。

第二個原因是，過去跟着赫魯曉夫指揮棒走的那些黨發生分裂，他們黨內有不少人不同意跟着赫魯曉夫的指揮棒轉，不同意赫魯曉夫對社會主義國家、對民族獨立運動、對帝國主義國家所採取的那種修正主義的政策。許多過去跟着赫魯曉夫走的黨，現在內部吵得一塌糊塗，甚至分裂出左派的黨，而沒有分裂的黨，認為這樣爭論下去不得了，要求赫魯曉夫設法停止公開論戰。

第三個原因是，美國正處在一個過渡時期。美國總統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在美國南方城市達拉斯被人暗殺，接替他的是副總統約翰遜。美國政府處於軟弱的過渡期，難於果斷處理美蘇關係。赫魯曉夫寄希望於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幻想遇到困難更大。

第四個原因是，蘇聯內部發生困難。赫魯曉夫搞的什麼工業黨、農業黨、大開荒，效果都不好，內部思想混亂，不滿情緒增長，這是赫魯曉夫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由於這些原因，赫魯曉夫企圖用增加貿易，可以供應工業設備，甚至說可以派專家等等，引誘我們同意停止公開論戰。

毛主席指出，赫魯曉夫這封信是逼出來的，是公開論戰的結果，是鬥爭的結果。赫魯曉夫本來就一怕革命人民、二怕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三怕帝國主義，現在又增加一個怕，即怕公開論戰。但是，也應該看到，他的這個做法有兩面性，一方面固然是表明他要應付那些過去跟他一起走而現在對他不滿的人；另一方面他採取這麼一個步驟還包含嫁禍於我的企圖，說中蘇關係惡化，在於中國不贊成停止公開論戰。

毛主席指出，現在總的形勢是赫魯曉夫一天不如一天，作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發展的最高峰是蘇共“22大”，那是他走到頂點，從此以後就走下坡路。我們雖然在1962年底、1963年初寫了七篇文章，進行反擊，但是一直到1963年6月14日我們發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的答覆信，在表面上似乎我們是處於被動的地位，實際上是誘敵深人，等待時機。我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提出以後，我們形式上也轉入主動，擺開全面出擊的陣勢。從那以後，我們又抓住蘇共《公開信》轉入戰略反攻。現在正是展開全面反攻的時候，正像國內解放戰爭時期，1947年7月劉鄧大軍南渡黃河、逐鹿中原，我軍戰略反攻開始那樣。因為有《蘇共中央給蘇共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這個靶子，我們就可以放開手腳，堂堂正正地進行公開大論戰了。

毛主席認為，現在的情況對我們非常有利。我們不急於答覆他們這封來信，更不同意停止公開論戰，召開國際會議更談不上。我們還要繼續寫文章，現在已經寫了六評，還要寫七評、八評、九評、十評。但是，我們也要認真地準備回答他們的來信。

中央常委會要求外交部、外貿部、財貿口、文教口、計委和總參謀部（因為蘇方來信里談到邊界問題）都認真研究如何答復甦方來信中提出的問題。關於停止公開論戰的問題，由秀才班子考慮怎麼樣答覆。

少奇同志和其他常委還補充說，在最近期間，如果有兄弟黨問我們對蘇共1963年11月29日來信的態度時，我們可以解釋我們的態度：第一，我們是一貫主張團結、反對公開論戰的，公開論戰不是由我們挑起的，而是由蘇方挑起的。

第二，蘇共既然挑起公開論戰，發表了那麼多決議、文告、講話、文章，我們就有權利答辯。他們公開地、指名地攻擊我們，我們就公開地、指名地答覆他們。現在我們只是答復甦共中央，對其他兄弟黨的指責我們還沒有答覆，但是我們保留答覆的權利。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毛主席說，現在對兄弟黨可以既往不咎。豺狼當道，焉問狐狸。要集中攻赫魯曉夫，因為他愛講話，逞英雄，衝到第一線，說話最多，也最粗野，辮子一抓就是一大把。其他可以放在一邊，網開一面。

第三，蘇共領導一貫出爾反爾，說了不算數。這方面我們多次上當過。現在他們一方面提出停止公開論戰，但是又在繼續發表攻擊我們的文章。因此我們還要看一看，要聽其言而觀其行，看看他們對停止公開論戰到底有多少誠意，然後才談得上召開國際會議的問題。

第四，兄弟黨之間應該是平等的，公開論戰也應該講民主、講平等，不能蘇方要論戰就論戰，要停止就停止。這不行。要達成一個公平合理的協議，才能停止公開論戰。協議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他們要承認過去公開指責中國黨和其他兄弟黨是錯誤的，要宣布撤銷那些決議、講話、文章。如果不這樣，達不成這樣的協議，就不能停止公開論戰，我們保留答覆的權利，我們要什麼時候答覆就什麼時候答覆。

毛主席說，我們要做一個10年計劃，因為文章太多，決議也很多，答覆起來很費時間。他說，我們現在才發表了六篇文章，七評、八評、九評、十評還沒有發表。平均起來，大概一個月發表一篇。因為我們是採取認真的態度，嚴肅的態度，是擺事實、講道理的，所以要費一些時間。做一個10年計劃差不多。如果他們繼續發表攻擊我們的文章，我們奉陪到底，也許不止10年，還要更長一點時間。毛主席說，這點道理，我們要向兄弟黨講清楚，對左派要講清楚，對中間派要講清楚，甚至對一些跟着赫魯曉夫跑的兄弟黨也要講清楚。要把醜話說在前面。

少奇同志特別強調，現在不能夠停止公開論戰還有一個理由，就是現在許多左派兄弟黨正在興頭上，已經嘗到公開論戰的好處，正積極行動起來批判蘇共。我們要全面地批判修正主義，要在理論上打垮它，要在哲學和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展開批判。我們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計劃要繼續進行，而且要抓緊，要用充分的事實、充分的論據，分清是非，這樣有利於團結左派、爭取中間派、孤立右派。我們要像對蔣介石那樣，“宜將剩勇追窮寇”。現在我們的口號是窮寇要追，不是窮寇莫追。當然，在追的過程中也有間歇，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這是長期的鬥爭，要看到這一點。

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精神，我們起草班子在1963年12月份和1964年1月份，着重起草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第七篇文章。這篇文章原定是講兄弟黨關係的，多次改變題目，改變結構，寫得比較吃力。

在修改過程中，毛主席提出講兄弟黨關係要從辯證法講起。世間事物都是對立統一，一分為二。《三國演義》開篇就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是在分分合合過程中發展的。從第一國際到第三國際都是如此。要把這個規律結合當前實際，大批赫魯曉夫搞分裂活動。黨的分裂是從思想分裂開始，然後才有組織分裂。修正主義是思想分歧，長久下去，勢必導致組織分裂，修正主義就是分裂主義。然後講清楚各國黨不論大小，都是平等的，獨立自主，聯合是鬥爭的需要，相互關係應有準則。搞大黨主義就會損害團結，製造分裂。

經毛主席這一指示，秀才班子才豁然開朗，才在小平同志具體指導下，根據毛主席的指點，不但批判赫魯曉夫的分裂主義，徹底揭露赫魯曉夫是最大的分裂主義者，而且還要把他的分裂主義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背景上加以考察，從理論上和實踐上作詳細的分析，為左派和中間派對赫魯曉夫最後分裂國際共運做思想準備。此稿前後一共修改了18遍，比我們過去的幾篇文章花的力氣都大，時間也最長。過去的文章一般是七改八改，修改七遍到八遍，至多十遍左右就差不多了。

這篇文章的修改稿（已經是第十稿了）在1月下旬送政治局的同志看，大家提了一些意見。然後政治局常委開了幾次會討論，做了不少修改，到2月初最後定稿。題目改為《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簡稱《七評》），2月4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七評》開門見山地提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由於現代修正主義思潮的泛濫，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受到嚴重的威脅，國際共產主義隊伍面臨着空前嚴重的分裂危險。維護團結，反對分裂是全世界共產黨人、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當前的迫切任務。中國共產黨為此做了堅持不懈的努力。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立場是堅持原則，堅持團結，消除分歧，共同對敵。

《七評》最大的特點，是縱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分析馬克思列寧主義同各種各樣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鬥爭。評論指出，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貫穿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機會主義的鬥爭，貫穿着維護團結和製造分裂之間的鬥爭，一國範圍如此，國際範圍也是如此。

《七評》的第一部分，在總結從1848年起到1919年第三國際成立這一段歷史教訓時指出：第一，國際工人運動同世界任何事物一樣，總是一分為二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產主義隊伍中來，不可避免地發生機會主義以及由此而發生的分裂活動。每次國際範圍內反對機會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鬥爭，都把國際工人運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並使它在新的基礎上建立更加鞏固和擴大的團結。第二，在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維護團結同製造分裂的鬥爭，實際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鬥爭，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同背叛馬克思主義的鬥爭。

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發展的結果，必然導致分裂主義，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是分裂主義的政治和思想根源，分裂主義是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在組織上的表現。現代修正主義者是共產主義運動中間最大的、最可惡的分裂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

《七評》的第二部分，論述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領導已經成為現代修正主義的主要代表，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大的分裂主義者。

《七評》系統地分析從蘇共“20大”到蘇共“22大”，修正主義逐步形成完整的體系，同時也逐步地形成為最大的分裂主義。蘇共領導根本不是致力於維護和壯大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是分裂和瓦解它們，把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陣營搞得個亂七八糟，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搞得四分五裂。評論指出，由於蘇共領導掌握着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政權，具有廣泛的國際影響，它們的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路線，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造成的損害特別巨大，是歷史上任何機會主義者和分裂主義者所無法比擬的。

評論列舉一系列事實說明：蘇共領導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分裂主義，不僅在對待兄弟國家的關係方面，而且在對待兄弟黨的關係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現。蘇共領導是有史以來的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也是有史以來的最大的宗派主義者和分裂主義者。

《七評》尖銳地批駁蘇共領導提出的所謂“反蘇”、“爭奪領導權”、“抗拒多數意志”、“破壞國際紀律”、“支持兄弟黨的反黨集團”等謬論。

《七評》最後呼籲維護和加強團結。評論指出，我們要的是真團結，不是假團結。如果蘇共領導真要團結，就應當放棄修正主義、大國沙文主義也就是分裂主義的活動，信守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遵守兄弟國家和兄弟黨的關係準則。這是維護和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的惟一可行的道路。

在2月4日《七評》發表後，黨中央開始研究對蘇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來信的覆信稿。這封信稿，起草班子已準備好一個經過多次修改的初稿。

我趁這個空隙去越南訪問。當時中越兩黨的關係很好，我們的《人民日報》跟越南的《人民報》的關係也比較密切。越南方面希望我率領人民日報代表團到越南過春節。

我們代表團2月9日上午從北京起飛，當天下午到達河內。按原定計劃，我們準備在越南訪問三個星期。我們到達河內以後，聽了越南高級領導人介紹越南情況。阮維楨介紹國民經濟情況，阮志清介紹農村情況，春水介紹宣傳方面情況。范文同還接見了我們。我們代表團參觀了人民報社和越南通訊社，都受到熱情的接待。在河內過春節以後，我們到海防、鴻基訪問。在鴻基期間，收到我國駐越南使館給我的電話，要我趕快回河內，說北京來電話說有任務。這樣我就匆匆忙忙從外地趕回河內。

回到河內以後，才知道中央派小平同志為首的我黨代表團秘密訪問河內，要我參加代表團的工作。我趕到賓館去看小平同志時，他告訴我，他們這次來的主要任務是請越南考慮做一個長遠的經濟建設規劃，使越南的經濟基本上能夠自給，特別是農業、輕工業這兩方面能夠自給，重工業不可能搞得很多，但是煤礦是可以搞的。小平同志還告訴我，我國政府準備給越南20億元（人民幣）的援助，希望他們考慮一下怎麼樣用這20億元，主要是搞好農業和輕工業。過去他們的糧食主要是依靠我們接濟，輕工業品大部分也是從我國進口，軍火是我們無償援助的，不像蘇聯對我們抗美援朝的軍火援助那樣按半價計算付款。中央考慮用20億元幫助越南打下自力更生的經濟基礎。

小平同志還告訴我說，這次來河內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徵求越南對我們答復甦共中央來信的意見，這個答覆信的稿子也翻譯成越南文帶來了。在他們來越南的同時，我們黨中央也請金日成到北京，徵求他對我們答復甦共中央11月29日的信的意見。小平同志說，凡是能夠接觸到的亞洲黨、歐洲黨、大洋洲的黨，以至美洲的黨，都想徵求他們的意見。因為我們這封覆信牽涉的問題比較重要，不僅僅是答覆有關中蘇兩黨的問題，而且還答覆關於召開一次新的兄弟黨會議的問題和停止公開論戰的問題。

這樣一來，我不能繼續帶領代表團在越南進行下一步的訪問，只好指定一位代理團長，繼續在越南訪問。後來他們到靠近北緯17度分界線那個地方去訪問。

越南黨方面出面會談的是以黎筍為首，包括范文同、長征和他們中央其他一些負責同志。我們方面參加會談的是小平同志，還有康生和中央聯絡部的負責同志，我也參加了這次會談。

在會談過程中間，越南方面表示，非常歡迎並且感謝中國撥這麼大筆款來專門幫助越南加強自力更生的經濟基礎，特別是加強農業和輕工業。他們說，他們雖然也曾經想過，這的確是他們建設北方的一個很重要的戰略措施，但是因為經濟上有困難，所以也不敢搞大規模的建設。現在有中國政府的幫助，他們就可以根據越南的資源、人力情況，開始比較大規模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他們說，重工業他們也想搞，但是因為條件限制，不能多搞，只有煤礦這方面可以多搞一些。鴻基的煤很不錯，是可以出口的。其他還有一些礦山也可以開發，但是現在不能大搞重工業，只能首先搞好同人民生活密切有關的糧食和生活用品的生產。他們說，因為20億人民幣的建設規模比較大，他們還要詳細討論一下，做出詳細計劃後再跟中國同志商量。

由於原則定了，方針、規模也定了，所以這方面會談沒有多大困難，彼此的意見都是一致的。越南同志還一再表示中國的這次援助來得正是時候。

關於我們黨中央對蘇共中央11月29日來信的覆信稿，越南同志也提了一些意見。他們強調，停止公開論戰的問題要提出一些條件，要蘇共方面切實停止公開論戰。不僅蘇共，而且其他兄弟黨也要停止對中國黨、阿黨的攻擊。要蘇共跟兄弟黨商量，保證做到這一點。他們說，他們贊成中國黨在覆信中的意見，就是要達成一個公平合理的協議才能夠停戰，不能蘇方要停就停，蘇方要攻就攻。

關於兄弟黨會議問題，越南同志特別強調說，為了召開兄弟黨會議，首先要中蘇兩黨會談談好。如果中蘇兩黨會談達不成協議，兄弟黨會議就不能開。他們希望中國黨考慮，怎樣能夠跟蘇共在重大問題上達成原則的協議，特別是在兄弟黨關係、反對美帝國主義共同鬥爭等問題上能夠達成協議。只有這樣才能開會，否則開起會來大吵一頓，像過去1960年中蘇兩黨沒有談好，26黨起草委員會也沒有談好，結果在81黨大會期間還繼續吵，到最後才達成協議。那種情況不能再重複。他們一再表示希望能夠在開會之前，中蘇兩黨能夠達成協議。

在會談過程中，黎筍和長征先後提出，他們看了覆信初稿以後，感到我們的語氣尖銳了一些、強烈了一些，是不是可以考慮到歐洲一些黨的情況，能夠稍為委婉一點，那樣他們可能比較容易接受。

小平同志在會談中表示，我們希望在兄弟黨會議之前中蘇兩黨能夠達成原則協議。這一點我們完全贊成越南同志的意見，我們一定努力這樣做。但是，也要準備萬一蘇聯不願意達成協議，不肯放棄他的修正主義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很可能從中蘇兩黨會談一直吵到起草委員會，吵到大會，很可能重複1960年的情況，甚至比那時雙方的爭論更加激烈，他們的做法更加惡劣。小平同志說，當然，中國黨還是堅持原則、堅持團結，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同時盡力做到保持團結，使關係不致完全破裂。但是，也要考慮到蘇共領導決心破裂的可能性。我們的方針是爭取保持目前這種狀況，但是也要準備蘇聯方面要破裂，還得有這種思想準備，沒有這種思想準備要吃虧。小平同志說，至於覆信的語氣，我們還可以斟酌，可以和緩一些，看怎麼樣能夠使更多的人比較容易接受。但是原則問題必須要旗幟鮮明，是非必須講清楚，不能含糊其詞。

中越兩黨代表團會談了三次。胡志明主席沒有參加兩黨會談。他最後出面宴請中國黨代表團，並且再三表示感謝中國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越南人民抗美戰爭的大力支援，感謝這一次又幫助越南搞經濟建設。他還說，這一切都證明我們兩黨、兩國的關係是同志加兄弟，比兄弟還要親。

中越兩黨會談結束以後，小平同志要我不再在越南繼續訪問，跟他一起回北京，因為修改覆信的工作還很繁重。當時我也知道，蘇共中央2月間又開了全會，據說要對我們進行“堅決反擊”和採取“集體措施”，後面的事情還多着哩。

當我們回到北京以後，知道金日成同志率領的朝鮮代表團已經早兩天到達北京。而且在我們回來的前一天（2月27日），毛主席已經和他們談了一次話。

本來，中央原定派彭真同志到朝鮮去，專門把我們的覆信稿送給朝鮮勞動黨，徵求他們的意見，跟小平同志到越南去擔負同樣的任務。後來金日成覺得此事關係較大，所以他親自率領代表團到中國來。

金日成率領的朝鮮黨代表團是由包括朴金哲、金昌滿、朴容國等重要的政治局成員組成的。他們到了北京以後，毛主席和他們一共會談了三次，第一次是2月27日，第二次是2月29日，第三次是3月5日。我黨代表團以毛主席為首，多數常委都參加了。周總理正在訪問非洲和亞洲各國，沒有參加。

在第一次會談時，毛主席跟金日成說，蘇共中央在去年11月29日給我們來了一封信，我們對他們過去7月14日發表的那個《公開信》還沒有答覆完，所以我們當時決定不急於答覆，拖了將近三個月。最近我們中央決定，要答覆他們。因為這封信關係比較大，提出了比較重要的問題。有一些是中蘇兩國、兩黨之間的問題，有一些是關係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所以我們想請你們來商量一下，在內容上、步驟上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毛主席說，從內容上來講，去年11月29日蘇共中央的來信連中蘇兩黨繼續會談的問題都沒有提，而我們這次覆信準備鄭重其事地答覆他們，提出一個積極的謀求團結的建議。我們想在這個信里提出三點建議：第一，重新舉行中蘇兩黨會談，作為1963年7月那次沒有結果的會談的繼續。第二，召開17國的共產黨會議，也可以叫做起草委員會，為召開全世界的共產黨代表會議做準備。第三，召開全世界81個或者100多個黨的代表會議。我們提出這三點積極的建議，請你們考慮，看妥當不妥當。

毛主席說，按照我們的設想，中蘇兩黨會談的時間，原來想在7月舉行，現在已是2月底，準備來不及，擬改在10月。這樣，蘇聯方面可能說太遲。我們想，如果他們覺得太遲，可以提前到9月，如果他們覺得還是太遲，也可以提前到8月，但7月不能舉行，太倉促了。我們是這樣考慮的，也請你們考慮一下，妥當不妥當。因為如果現在就舉行中蘇兩黨會談，毫無準備，肯定談不好。要談就要先有文件草案，起草文件需要花時間，所以7月來不及。

毛主席說，過去1957年和1960年召開的兩次兄弟黨會議，文件都是他們起草的，我們只在他們的基礎上修修補補。這一次，我們想提出一個綱領性的文件，或者是一個宣言草案。這次要開全世界兄弟黨代表會議，總要開得比1960年81黨會議要好一點，不能退步。很可能是他們提一個草案，我們也提一個草案。我們希望，這兩個草案在中蘇兩黨會談中能夠通過協商形成為一個共同的文件草案，然後提到17黨起草委員會上去，這樣最好。

如果不行，就把中蘇兩方的文件一同提到17黨會議上去。如果17黨會議達不成協議，那就休會一個時期，再來開第二次會議，反正起草委員會要達成共同的協議以後，才能召開全世界共產黨代表會議。

毛主席還談到，這個月（2月份）發生的兩件事情值得注意。一件事情是蘇共中央開了中央全會，並作出了決議，說要對我們進行“堅決反擊”。再一件事情是，蘇共中央在2月12日寫信給兄弟黨。內容是什麼？不外乎是要對中國黨採取所謂“集體措施”。對於這封信，我們在2月20日曾經寫信給蘇共中央，要求他們把這封信也給我們。但是過了兩天，2月22日他們來信說，我們的信說“要求”而不是“請求”他們，他們不給。我們又在2月27日寫了一封信，在信里說，過去我們說“要求”，你們不給，那麼現在我們就根據你們的說法，我們“請求”你們把這封信給我們。毛主席說，估計他們也可能不給，也可能給，不給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金日成說，他到中國來之前，蘇聯駐朝鮮大使要求見他，交來一封蘇共中央給羅馬尼亞黨的信。在這封信中提到要對中國進行“堅決反擊”。金日成說，我曾經問他，不知你們所說的“堅決反擊”是什麼，我們想了解一下你們對中國是怎麼樣反擊，然後再給你們覆信。你們的堅決反擊到底是什麼？難道能把中國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嗎？不管你們開除不開除，中國仍然存在。那麼你們要同中國斷絕貿易關係嗎？斷絕外交關係嗎？除此以外你們還有什麼？金日成說，當時蘇聯大使只說要公開發表蘇共中央全會的決議譴責中國，其他沒有多談。

金日成說，我看他們這一套沒有什麼，只不過重複過去的老一套就是了。我告訴他們，你們以不要採取威脅人家的態度為好。他說他要把我的話報告他們中央。

金日成說，蘇聯大使還講到，他們最惱火的是中國2月4日發表的那篇文章（按：指《七評》），罵蘇共是最大的分裂主義者。我就勸他們，你們還是要有耐心，你們發表上千篇文章罵中國，中國僅僅發表幾篇文章，怎麼就沒有耐心了呢？你們現在說要給中國一個堅決的反擊，你們一發起反擊，那麼中國勢必還要自衛，還要答覆你們。這樣，公開論戰到什麼時候才能停止呢？毛主席說，看來蘇共領導現在搞兩手：一手是他們開中央全會說要“堅決反擊”，給兄弟黨的信說要採取“集體措施”。這是採取高壓的辦法，甚至可能採取公開分裂的步驟。另一手是要羅馬尼亞派代表團到中國來，由羅馬尼亞出面調停。羅方本來說很快就來的，可是在我們同意他們來以後，他們又拖了半個月，將在3月1日動身，2日到北京，而且還放空氣說談不好不走。羅馬尼亞黨代表團要達到什麼目的？無非是調停，無非是要我們讓步。

但是，我們怎麼好答覆他們呢，因為我們還沒有看到蘇共的“堅決反擊”、“集體措施”是什麼，我們讓什麼步呢？毛主席說，現在要跟朝鮮同志商量一下，我們對羅馬尼亞同志採取什麼樣的方針。估計他們是為調停而來的，首先是為要求停止公開論戰來的。當然，為着照顧羅馬尼亞，公開論戰稍停一下也是可以的。毛主席說，這個問題我們中央還要討論，也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金日成表示，能夠照顧一下，稍微停一下論戰是可以的，條件應該是我們停止論戰以後，如果赫魯曉夫再攻擊中國黨，那麼羅馬尼亞同志要站在我們一邊反對赫魯曉夫。毛主席說，你提的這個問題可以考慮。不知道羅馬尼亞同志願意不願意。

毛主席說，看來赫魯曉夫現在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了。他原先設想公開論戰對他有好處，結果公開論戰起來了他又怕，怕我們揭他的底，怕我們戳穿他的修正主義面目。但是，這個人很難捉摸，他很可能惱羞成怒。我們有過這樣的經驗，1960年他撤專家，撕毀一切合同、協定，就是一個例子。

毛主席跟金日成的這次會談我沒有參加，是後來看會談記錄了解的。

小平同志從越南回來後，當天（2月28日）晚上政治局常委開會。小平同志簡單地談了一下在越南會談的情況，然後就商量對即將來華的羅馬尼亞代表團採取什麼方針。

常委同志議論到，這次羅馬尼亞代表團來，看來是赫魯曉夫策動的，而羅馬尼亞也想利用這個機會，到中國來摸摸底。我們應該估計到蘇羅之間雖然有許多一致的地方，但也存在着不少矛盾。老實講，我們跟赫魯曉夫公開論戰，我們頂住赫魯曉夫，對羅馬尼亞有好處。如果我們讓步，跟赫魯曉夫妥協，那麼赫魯曉夫加在羅馬尼亞頭上的壓力會更大。羅馬尼亞同志來的時候，我們要把這個道理給他們講清楚。

少奇同志特別強調說，赫魯曉夫這個人是欺軟怕硬的。我們硬一點，羅馬尼亞硬一點，他不見得會怎麼樣。但是，我們軟下來，不僅我們吃虧，而且羅馬尼亞也連帶吃虧。這個道理也要給羅馬尼亞同志講清楚。

少奇同志說，赫魯曉夫為什麼要策動羅馬尼亞出面調停呢？看來他還是怕公開論戰，一方面是壓我們，虛張聲勢說要“堅決反擊”，要採取“集體措施”，擺出教師爺的架勢；另一方面又策動羅馬尼亞來調停。這是他的兩面政策。羅馬尼亞過去跟我們的關係還是不錯的，雖然有布加勒斯特會議，但後來在1960年莫斯科會議期間，對我們還是不錯的，經常給我們通氣。它有這個資格出面調停，比起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更有資格一些。而且這樣也可以抬高它的地位，來對付赫魯曉夫。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摸一下情況，既摸一下羅馬尼亞的情況，也摸一下赫魯曉夫企圖要羅馬尼亞幹什麼，他到底是怎麼樣打算的。

最後，毛主席歸納大家的意見，決定我黨和羅馬尼亞代表團會談的方針是：

第一，在停止公開論戰問題上寸步不讓。堅持要求所有發表過文章、做過決議攻擊我們黨的，公開承認錯誤，宣布撤銷它的決議。如果做不到就不能停。但是，為着對羅馬尼亞表示禮貌，在中羅兩黨會談期間，我們不發表批評赫魯曉夫的文章。只是在這個期間不發表，過了這個期間我們繼續發表。

第二，我們答復甦共中央去年11月29日來信的覆信，要在羅馬尼亞代表團到達中國之前發出，不要在它在中國期間發出，也不要在它離開中國之後發出。因為我們的答覆信提出了積極的建議，是我們早就決定了的，同羅黨無關，這樣我們更加主動。

第三，對羅馬尼亞黨和國家應該繼續採取加強友好合作的方針，要體諒他們所處的困難地位，要爭取同他們共同行動，抵抗赫魯曉夫的大國沙文主義。

第二天（2月29日）毛主席和金日成進行第二次會談。

這次會談是在朝鮮代表團住地釣魚臺18號樓舉行的。朝鮮方面參加的除金日成以外，還有朴金喆、金昌滿、朴容國、崔喜政、金光政、金基南、鄭鳳珪。我們方面參加的有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康生、伍修權，還有我和姚溱。

會談開始，毛主席首先要小平同志向金日成介紹他去越南的情況。

小平同志扼要地匯報了中越兩黨會談的情況。他說，總的會談情況是好的，他們很贊成我們的覆信。黎筍還表示要把反修鬥爭干到底。在我們談到窮寇要追的時候，他們有些顧慮，希望我們在中蘇兩黨會談之前保持一個良好的氣氛。小平同志說，我已經給越南同志講清楚，我們爭取拖，但是不怕破。爭取拖就是保持目前這種不破裂的局面。

這時候，毛主席對金日成說，我作過一首詩，是講解放南京的。這首詩裡面有那麼兩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現在我們對赫魯曉夫還是要追窮寇，而不是莫追窮寇，跟那時對待蔣介石一樣，但不是真刀真槍，而是筆墨官司。

金日成表示，看來蘇聯方面很怕公開論戰。

毛主席說，在去年他們發表7月14日的蘇共中央給全體黨員公開信之前，我們很難公開指名批評他們。我們在去年6月14日給他們的那個關於總路線的建議的信里都沒有指名。一直到那個時候，我們都沒有公開指名批評蘇共和赫魯曉夫。只是在他們發表《公開信》以後，那我們就可以指名了。過去很難指名，因為他沒有指我們的名。而他們發表《公開信》公開指名攻擊我們，那樣我們就可以公開指名答覆他們。現在看起來，我們6月14日講總路線問題的那封信，我們的論點是同他們針鋒相對的，那樣刺激他一下很有好處。他忍不住了，他公開跳出來大罵我們了，那樣我們就解放了，我們也可以公開指名批評他了。

接着，雙方就如何接待羅馬尼亞黨代表團問題交換意見。

毛主席說，原來他們是要早來的，後來又推遲了半個月。看來他們來華之前要跟蘇共方面交換意見。

少奇同志認為，跟羅馬尼亞同志會談時，在主要問題上很難達成協議。所謂主要問題還不是講實質問題，比如時代、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等問題，還有什麼全民黨、全民國家，等等，不是講這些問題，而是講停止公開論戰這個主要問題。停止論戰要有一個條件，這就是赫魯曉夫要承認錯誤，因為論戰是他們挑起來的。我們可以把情況擺出來，讓羅馬尼亞同志知道。

小平同志說，要赫魯曉夫承認“20大”是錯誤的，也要他承認他們給我們戴的許多帽子是錯誤的。看來羅馬尼亞同志做不到，但是我們可以提出來。

接着又談到開17國起草委員會的問題。小平同志提出，召開17國起草委員會之前，先要舉行中蘇兩黨會談。中蘇兩黨會談能不能談出一個共同的草案提交給起草委員會，這恐怕很難，實際上可能出現兩個草案，蘇共一個，我們一個。

毛主席說，我們給蘇共的覆信，準備在羅馬尼亞代表團到之前就發出。我們在信里建議中蘇兩黨會談在10月舉行。他們可能會說太晚。那麼我們第一步讓到9月，第二步讓到8月，讓了兩步就不能再讓了，因為需要時間做會談的準備。這樣，從現在到8月還有四個月的時間。

毛主席還問金日成，他們對覆信還有什麼意見。金日成說，意見已談了，再沒有什麼意見了，覆信寫得很好。

接着少奇同志提出對中蘇兩黨會談的估計。他認為，從目前情況看，中蘇會談很難搞出一個共同草案，這就意味着召開17黨會議的時候要討論兩個草案。所以會談本身就是爭取拖，準備破。毛主席說，我們採取談的辦法，他們沒話說。達不成協議不是我們的責任。

接着又談到羅馬尼亞代表團來要求停止公開論戰，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答應它暫時停一段時間的問題。

毛主席說，同赫魯曉夫談判好辦，同羅馬尼亞代表團談判就要採取比較謹慎的方針，對他們不能採取對待赫魯曉夫那樣的態度，不能讓他們空跑一場。那麼，我們能夠給他們什麼呢？當然不能拿原則做交易，但是在不那麼違背原則的情況下，出於禮貌，可以考慮在一個短時間內，在他們來的時候，在中羅兩黨會談期間，我們不發表公開論戰的文章，甚至到中蘇兩黨會談之前幾個月，也不發表我們公開論戰的文章。這樣也有好處，可以讓秀才們集中力量，準備將來中蘇兩黨會談時我方提出的宣言草案，這樣做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可以對羅馬尼亞同志說，我們也響應赫魯曉夫的號召，我們並不是像公雞那樣好鬥，並不是每一天都斗，我們半年多才寫了七篇文章，現在可以暫停一下。

毛主席接着就請金日成在北京留一段時間，待羅馬尼亞代表團到來後幫助我們做做他們的工作。金日成表示，如果有需要幫助的，他可以留下，其他負責同志可以先行回國，他同代表團商量一下再說。金日成說，喬治烏·德治同他比較熟，在他面前曾流露過有些事情是迫不得已的。看來羅馬尼亞同志可以爭取。金日成說，這次羅馬尼亞同志來，可能是以中立立場來跟你們談。

朝鮮代表團的主要成員都是朝鮮黨政治局的主要負責人，差不多等於第一、二、三把手，全都留下來不行。後來他們商定，金日成同志留下來，朴金喆和金昌滿先回去，還留下幾個同志陪金日成。

毛主席同金日成第二次會談之後，當天（2月29日）晚上就決定發出給蘇共中央的覆信。這封覆信，主要是針對蘇共中央去年11月29日來信中提出的幾個問題，針鋒相對地給予答覆。

第一個問題，關於中蘇邊界的問題。蘇共中央來信中談到，兩國政府可以商談邊界問題。我們在這封覆信里回答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貫認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中蘇兩國邊界問題，可以由兩國政府通過談判加以解決，在未解決以前，應該維持邊界的現狀。十多年來我們一直是這樣做的。如果蘇聯政府也是這樣做，那麼雙方在邊界上本來是可以和睦相處、保持安寧的。覆信接着指出，但是，近年來蘇聯方面不斷地破壞邊界現狀，進占中國的領上，挑起邊境事件。更嚴重的是，蘇方在中國境內的新疆地區進行大規模的顛覆活動，誘騙和脅迫幾萬名中國公民跑到蘇聯去。覆信還說，兩國政府的代表團已經在1964年2月25日（就是在覆信發出前幾天）在北京開始舉行邊界會談，如果蘇聯方面也採取同中國政府同樣的態度，本着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精神，我們相信中蘇邊界問題的解決應當是不困難的。

第二個問題，關於援助的問題。覆信說，中國對蘇聯在斯大林領導時期開始提供的友好援助，從來給予恰當的評價，並且多次表示感謝。但是，你們老提這個問題，我們就不能不指出，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其實不是單方面的，更不是無償的，而主要是通過貿易的方式進行的。對於蘇聯向我們所提供的成套設備和物資，包括用貸款的形式提供的設備和物資，連同利息在內，我們都是用物資、黃金、國際貨幣來償付的。而且我們從蘇聯進口的東西，比起國際市場的價格來說要貴得多。應該說，這十多年來，一直到1962年為止，我們向蘇聯提供的糧食、油料和其他食品有21億新盧布，提供的礦產品和五金有14億多新盧布，用這些錢來償還蘇聯給我們提供的設備和物資，也包括償還貸款。

在這裡附帶說明一下，關於蘇聯給中國的貸款，其中絕大部分是軍事物資的貸款，這些軍事物資大部分是用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間的。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負擔重，損失大。而蘇聯在這場戰爭中用貸款的形式向中國提供的軍事物資也不是無償援助的，而是要中國按半價購買的，甚至還要計算利息。我們一直是按原來的規定逐年償還。據周總理計算，在過去十幾年中間，我們一共欠了蘇聯74億多盧布的債，到1964年3月，我們已經償還了71億多盧布，還有4億盧布左右未還清。經過1964年整年的努力，我們到年底也全部還清了。

第三個問題，關於蘇聯專家的問題。蘇共中央來信說可以向中國派專家。我們在覆信里說，過去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始終得到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歡迎、尊重和信任，而絕大多數蘇聯專家是積極工作的，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有幫助的。對他們那種辛勤勞動，我們一向給予很高的評價。

覆信說，你們應當記得，在蘇共領導違背雙方協議，單方面決定召回在中國的全部蘇聯專家之後，我們曾經表示願意挽留這些專家繼續在中國工作，希望你們重新考慮。但是，你們斷然拒絕了我們的要求，背棄了國際關係的準則，在一個月的短時間內，悍然撤走在中國幫助工作的1390名蘇聯專家，撕毀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蘇聯這樣做，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你們乘人之危採取這樣嚴重的步驟，完全違背了共產主義的道德，也違背了國際關係的準則。你們現在表示可以向中國派專家，坦白地說，中國人民是信不過你們的，我們不願意再上當了。

第四個問題，關於中蘇貿易的問題。覆信指出，近年來中蘇貿易的確是減少了，真正的原因是蘇聯方面把思想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撤走全部蘇聯專家，撕毀了幾百個合同，使我們的建設進程和生產安排都受到嚴重的影響。所以我們不能按原來條約的規定，進口那些設備和物資，因為你們條約都撕毀了，專家都撤走了，難道我們把這些東西買下來堆在那裡讓它們長鏽嗎？所以說，近年來中蘇貿易的減少，原因完全在蘇聯方面。

覆信還指出，最近你們提出要增加中蘇貿易，而你們卻一再採取拖延的態度。我們提出把今年從蘇聯進口額增加到2．2億新盧布，我們向蘇聯的出口額增加到4．2億新盧布，而你們卻採取拖延的態度。我們要的東西你們不給，我們不需要的東西你們又硬要給我們，這樣的貿易怎麼能做成呢？我們本來是不想單幹的，單幹是你們逼出來的。也可以說，單幹是學列寧的辦法，那個時候不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嗎？你們在貿易方面欺負經濟落後的國家，欺負我們。如果你們要我們參加經互會，那麼這個經互會就必須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加以改造，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兄弟國家自願參加、真正平等互利的組織，不能由你們一手把持。

第五個問題，關於停止公開論戰問題。覆信指出，公開論戰本來是你們挑起來的。過去我們再三說：分歧要內部解決，不要公開化。但是你們不聽，你們說公開論戰是按列寧的方式行事。那麼，現在可以看到，公開論戰的結果走向你們原來願望的反面，它使越來越多的人擺脫指揮棒的錯誤影響，獨立自主地考慮問題。

覆信指出，關於停止公開論戰的建議，最早是越南勞動黨在1962年1月間提出來的。後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和新西蘭共產黨也提出類似的建議。當時我們響應他們的建議，於1962年4月向你們提出加強團結、消除分歧的五項主張。但你們卻把這些建議當成耳旁風，根本不理睬，繼續擴大公開論戰。我們在1963年3月9日給你們的信中建議停止公開論戰，並且提出：為了停止公開論戰，需要兩黨和有關各兄弟黨討論一下，達成一個各方都接受的公平的協議。可是你們一直不理會我們的建議。1963年7月20日中蘇兩黨會談結束的時候，我們又主張在會談的公報中寫上：中蘇兩黨和各有關兄弟黨應當共同努力，尋求合理的基礎，以便達成一個能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關於停止公開論戰的協議。我們的這個建議再一次遭到你們的拒絕。

覆信指出，你們不顧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忠告，在中蘇兩黨在莫斯科舉行談判期間，竟然在7月14日發表了給你們全體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的《公開信》，發動了空前規模的反華運動。據我們不完全的統計，從1963年7月15日到10月底的三個半月時間裡，你們在蘇聯的報刊上發表了近兩千篇的反華文章和材料，你們還登載了42個黨的反華決議、聲明和文章。就是在你們11月29日來信以後，你們和你們的追隨者的反華宣傳也一直沒有停止過。

覆信指出，你們發表了那麼多反華材料和文章，我們到現在為止，才寫了七篇答覆你們《公開信》的文章。我們對你們《公開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還沒有答覆完，對你們其他反華文章提出來的問題也根本沒有開始答覆。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設想：你說要公開論戰就公開論戰，你說要停止公開論戰就停止公開論戰呢？怎麼能設想，我們會聽從你的指揮棒，放棄答覆權利，聽任你們在全世界散布許多謠言、謾罵、誣衊、捏造呢？那不是要我們中國共產黨向你們修正主義路線屈膝投降嗎？覆信指出，事情十分清楚，我們同你們之間的分歧，是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的分歧，是遵循還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問題，是堅持還是放棄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聲明》的革命原則的問題。這些問題是絕對含糊不得的，必須弄個一清二白。

最後，覆信指出，儘管分歧已經發展到這樣嚴重的地步，中國共產黨仍然願意為恢復和加強團結而竭儘自己的努力。蘇共中央在去年11月29日的信中間只是空喊停止公開論戰，沒有提出任何解決問題的具體措施，連中蘇兩黨會談你們都不提。現在我們向你們提出以下解決問題的具體措施和建議，請你們考慮之後給予答覆：

第一，停止公開論戰必須經過中蘇兩黨和其他有關兄弟党進行各種雙邊的和多邊的會談，通過協商，找出一個能為各方接受的、公平合理的辦法，達成共同的協議。

第二，中國共產黨一貫主張並且積極支持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舉行這次會議之前，應當做好準備工作，克服困難和障礙。我們願意同其他兄弟黨一起，盡一切努力，使這個會議成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原則的基礎上團結的大會。

第三，中蘇兩黨繼續會談是開好兄弟黨會議的必要準備步驟，我們建議1964年10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繼續舉行中蘇兩黨會談。

第四，我們提議，中蘇兩黨會談之後，舉行由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中國、朝鮮、古巴、蒙古、波蘭、羅馬尼亞、蘇聯、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尼、日本、意大利、法國17個國家的兄弟黨代表參加的代表會議，以便為全世界兄弟黨代表會議做進一步的準備。

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這封覆信，簽署日期是2月29日，送出是3月1日，但當時沒有發表，因為羅馬尼亞黨的代表團過兩天就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