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早在苏共“22大”上赫鲁晓夫带头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时候就开始了。在这以前，在意识形态上、在理论问题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上，不指名的争论早已有了，至少1956年就开始了。但是，公开指名的论战，是由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挑起的。在这之后，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不指名攻击中国的文章、讲话以至声明、决议，很快就多起来。自1962年12月12日起，赫鲁晓夫带头策划，在欧洲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上，不仅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而且还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党，这就使公开论战进一步激化。

当时我党中央认为，既然有这许多公开攻击，我们党就有权利公开答辩。我们从1962年12月起，一共发表了七篇文章，来回答在这个时期对我们的攻击。因为在这个时期，一些党公开地指名攻击了我们，所以我们也公开地指名答辩，批评这些党及其领导人。但是，一直到1963年中苏两党会谈之前，甚至在我们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篇答复苏共来信的长信里，我们没有指名批评苏共，没有指名批评赫鲁晓夫。虽然赫鲁晓夫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讲话和1963年1月16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真理报》刊登的文章，已经指名攻击我们，但我党中央还是决定要留有余地，不直接点苏共的名，也不直接点赫鲁晓夫的名。我们一直坚持这个方针。

在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期间，7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中，苏共中央全面地、系统地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人指名道姓进行恶毒的攻击，这样才使公开论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苏共这样的系统攻击，而且采取公开信的形式，是过去论战中未曾有过的第一遭。

我们党中央决定在7月20日发表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初步揭露该信中歪曲事实的事例。

中苏两党会谈结束，我党代表团回到北京后，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起草班子立即投入起草反驳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的工作。

毛主席在我们开始准备评论苏共《公开信》时指出，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的，这使我们得到解放，可以在回答他们时也公开地指名道姓地批评苏共领导，特别是可以指名批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毛主席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数他讲话最多，出头露面最多，而且他的这些讲话又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漏洞百出，语言粗野，有时甚至胡说八道。我们的评论，可以写得很精彩。中央确定我们的方针是放手批判，集中批赫鲁晓夫。对于其他攻击过我们的兄弟党，一概暂停答复，但他们的反华言论，仍应摘其精彩者登报，挂一笔账。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十分冗长，达33000多字，共有五个部分。

《公开信》的第一部分主要是讲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但是它并不讲分歧是中共一方和苏共一方，而是讲“中国一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兄弟党一方”。其实，它所讲的实际上是我们同苏共的分歧，尤其是同赫鲁晓夫的分歧。它从1960年4月我们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而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讲起，讲到布加勒斯特会议，为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诡辩，说什么这是对中共的“同志式的帮助”。《公开信》还歪曲1960年81个兄弟党代表会议的情况，说什么在这个会议上，绝大多数党都反对中国党的意见。其实，对苏共起草的声明草案，我们党和其他好些兄弟党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删除或修改了他们的绝大部分错误意见。最后只是为了照顾整个会议能够取得成果，我们在一两个问题上做了让步。这些在前面都已经讲到了。《公开信》还为1961年的苏共“22大”辩解，说什么我们策动阿尔巴尼亚反苏，其实是赫鲁晓夫在“22大”上带头发动公开攻击阿党。更可笑的是，《公开信》说什么是因为中国把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使中苏两国贸易减少了。它根本不敢讲1960年苏联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撕毁所有的协定、合同，把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这才是造成中苏贸易额下降的根本原因。

《公开信》的第二部分，是讲中苏分歧的实质。它列举了战争与和平问题、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问题、反对个人迷信问题、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公开信》说，分歧的实质是中共在这些重大问题上采取了一条“独特的路线”。它根本不谈，正是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还有别的一些问题上，苏共领导怎样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违背1957年和1960年两次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宣言》和《声明》。《公开信》特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观点，同时抵赖他们提出的“三和”路线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的修正主义的实质。它极力为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先是冒险主义、后是投降主义的行动辩解。

《公开信》的第三部分，是关于斯大林问题，即所谓“个人迷信”问题，为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辩解。它歪曲事实到这种地步：说什么中国党过去完全赞成苏共“20大”反斯大林，现在又反对，前后矛盾。其实，早在1956年4月起，毛主席同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先后多次指出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只是因为照顾当时苏共领导的处境，没有公开批评他们。但人们只要看过我党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1956年4月和12月）就不难看出我党是不同意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的。

《公开信》的第四部分，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在苏共“20大”的时候，我们就不同意他们的观点。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时候，我们还专门交给他们一个不同意苏共观点的关于和平过渡的备忘录。《公开信》在这个问题上极力为苏共领导的错误辩解。

《公开信》的第五部分是总结。它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教条主义的，而苏共提出的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公开信》在这里把他们的路线归纳为五项原则，虽然与过去相比是做了一些弥补和修改，但是依然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这五项原则是：第一，强调各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都要在社会主义体系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来进行。这就是要大家都服从苏联的对外政策。第二，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拯救人类免于核战争。这就是把争取和平的斗争当作压倒一切的任务，要求各国工人运动为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斗争、各被压迫民族为民族解放的斗争，都服从于“三和”路线。第三，强调通过和平的、不同于国内战争的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放弃准备对付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非和平的武力的镇压。第四，强调民族解放运动要为争取非资本主义道路准备条件。这两项都是“三和”路线的内容和注解，这就是只能“和”，不能“战”，即使敌人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也应如此。第五，强调社会主义各国要共同确定一致的立场，并要保证“忠诚”。这是要听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的换一种说法。《公开信》在这里，攻击中国的自力更生政策，攻击中国党支持各国党的左派，说我党削弱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说我党违反共同路线，等等，等等，硬给我们党加上一大堆的罪名。这些指责看起来很可笑，但是他们居然振振有词，装得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党坚决不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反对他的大国沙文主义。

对苏共中央这样一封《公开信》，我们不仅公开发表了，而且还用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五种外国文字广播了。同时我们也再次发表了我们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就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我们把这两封信轮番广播，连续广播了一个月。用毛主席的话来讲，这是为了让全世界共产党，以及关心共产主义运动的各国人民，来共同分析、评价这两封信究竟谁讲的有道理。我们不怕辩论。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观点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合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赫鲁晓夫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相信各国共产党员、各国人民是能够分辨是非的。

我们从莫斯科回到北京以后，认真地研究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把它的论点摘出来，加以分类，然后针对这些论点，拟定我们准备批驳文章的题目。当时我们拟了有十几个题目，其中有关于分歧的由来、关于斯大林问题、关于南斯拉夫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民族独立运动问题、关于各国工人运动的战略策略问题、关于和平共处总路线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问题、关于中苏关系问题、关于分裂主义问题、关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团结问题、关于国际群众团体问题，等等。列出题目后就分头准备。

那个时候，我们写作班子领头负责起草工作的有我、乔冠华、姚溱、范若愚、王力。当时熊复和胡绳两位都病了，没能够参加起草工作。我们每个人还带了一两个助手，帮助起草工作。大家分工包一个或两个题目，分先后次序起草。另外还请中宣部、中联部分担几个题目。大家平行作业，哪个稿子搞好了就送中央审查。中央审查的程序，一般是先由小平同志主持开会，把反修文稿起草小组成员（小组的成员见前）召集起来讨论，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经小平同志认可后再送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又根据他们的意见再进行修改，然后再拿到由毛主席召集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全体会议上讨论定稿。

8月初，毛主席召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毛主席首先提出：

1．公开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的评论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

2．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评论紧紧抓住《公开信》，直接指名苏共领导。对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言论暂不置理。

3．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

4．步骤上先发表苏共的反华言论，特别是赫鲁晓夫最近两篇讲话（《公开信》已发表过），其他的也可精选发表一些，挂一笔账。

5．评论有严肃的论辩，也有抒情的嘲讽，有中国风格和气派，刚柔相济，软硬结合，可以写得很精彩。

其他常委也提了不少意见，如评论可以依苏方来信分若干个问题写，但又不能完全跟它走。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又如可先从分歧由来讲起，因会谈中已有讲稿可作基础，很快修改发表，不致冷场。斯大林问题也有讲稿，稍加修改可作为第二篇，火力很猛。其他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都要独立各写一篇评论，我们有许多话要说。

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强调，写作班子要认真研究分析《公开信》，要把苏方论点开列出来，苏共其他决议、声明、讲话、文章等中的论点也综合研究，分类综合，逐一批判。

写作中要引经据典（对马恩列斯如此，对赫鲁晓夫也如此），但力求正确，不能有差错，使别人驳不倒。尽可能早点评论完，不能拖得太久，因还有其他论战，但不能因求快而草率，要好中求快。

我们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都是经过常委讨论修改，由毛主席审定的。毛主席对这九篇文章，提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

9月6日我们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题目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是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

用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评论，起于1956年。这就是在1956年4月，针对苏共“20大”以后掀起的反共反苏浪潮，我们写了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当修改这篇文章将近结束时，还没确定用什么形式发表。毛主席提出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毛主席说，《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它的编辑部就是中共中央。所以到1956年4月发表这篇文章和后来12月间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都在副题中写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以后凡是经过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讨论定稿的重要文章，都沿用这种形式，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1956年还没有《红旗》杂志，只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1958年《红旗》创刊以后，公开宣布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所以它的编辑部也代表中共中央。从这时起，重要评论就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

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第一篇文章（简称《一评》）是讲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从何而来。这是因为，一方面是因为苏共《公开信》的第一部分就是讲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在莫斯科的中苏两党会谈中，我们代表团的第一次发言，就是小平同志第一次发言，谈的也是这个问题。这个发言稿是我们代表团在去莫斯科之前，中央领导同志审定的。有这个发言稿做基础，我们回北京以后，经过补充、修改，很快定稿，9月6日就发表了。

《一评》首先指出，中苏两党的分歧，并不是像苏共中央《公开信》里所讲的是从1960年4月开始，而是早在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时就开始了。那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因为在那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提出所谓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错误。从那次会议以后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从产生到形成、到发展成系统化，也就是苏共“22大”所通过的苏共纲领。

《一评》的第二部分，是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里讲我们对苏共“20大”开始拥护、后来反对、前后不一致的说法，列举了从1956年4月起，我党中央领导同志同苏共领导谈话时多次表示不同意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毛主席在讨论此文过程中强调这笔历史账一定要写上，向全世界公布。文章列举了毛泽东同志4月同米高扬的谈话、4月和11月同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的谈话。1956年10月苏联和波兰关系紧张的时候，苏共邀请我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当调停人。少奇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在同苏联领导人会谈中，在周恩来同志1956年10月和1957年1月同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谈中，都明白无误地表明我党在斯大林问题上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观点。

《一评》还指出苏共“20大”引起严重后果。当时在全世界，特别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了一个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浪潮。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党努力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共产主义，维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声誉，帮助苏共领导渡过困难。在这中间有两个突出的事件，一是波兰和苏联关系紧张，一是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在这两个事件中，我们都尽力帮助苏联，从内部纠正苏联对波兰的大国沙文主义，也帮助苏联正确对待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而在公开场合，我们并没有指责苏共领导在这两个事件中的错误。

《一评》指出，在1957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期间，中苏两党代表团争论很多，特别是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争论很激烈，我们反对苏共在会议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进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争论到最后，尽管苏共的主要观点作了修改，但是我们对这个文件的表达方式还是不满意，所以我们给苏共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的备忘录。对关于苏共“20大”的那段文字，我们本来是不同意的，也提出过修改意见，后来考虑到当时苏共领导处境比较困难，我们没有坚持一定要把这段文字改掉，还是照顾了苏共。对于那次两党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并没有公开。

《一评》的第三部分，叙述了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批评苏共提出“三和”和“三无”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一部分里，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我们第一次把过去按留有余地的方针而没有公开披露的1958年和1959年中苏关系的两大事件加以公布，指出：中苏国家关系的恶化是从1958年开始的，就是苏联领导提出要建立中苏联合舰队，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接着，在戴维营会谈前夕，苏方在1959年6月撕毁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技术资料的协议。文章指出，中苏思想分歧演变成为国家关系恶化，完全是苏方挑起的。9月间，塔斯社又发表指责中国偏袒印度的声明，这是第一次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戴维营会谈之后，赫鲁晓夫在几次讲话中不点名地指责中国共产党，说什么我们“超阶段”、“平均共产主义”、“好战”、“冒险主义”、“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固性”等等，一直到指责我党是“托洛茨基主义”、“公鸡好斗”。

《一评》的第四部分，叙述苏共中央1960年夏天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

《一评》的第五部分叙述1960年冬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一评》的第六部分论述1962年苏共第22次大会通过新纲领，把苏共领导的观点系统化，形成了完整的修正主义体系。苏共这次大会，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开创了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另一个兄弟党的恶劣的先例。

《一评》的第七部分论述苏共领导从苏共“20大”开始发起一个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直到1962年12月策动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反华运动。文章在列举十件大事后指出，中国共产党面对这样一个反华大浪潮，不得不对兄弟党的公开指责进行公开的答辩。从1962年12月起到1963年3月，我们发表了七篇答辩文章，公开地、指名地回答攻击我们的兄弟党领导人。

《一评》的最后一部分，总结七年来的历史事实，说明中苏两党之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

《一评》最后说，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曾经反复地、几十次地考虑，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怎么办。我们曾经设想，是不是也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可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我们认为，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我们岂不也成了修正主义者吗？如果我们对苏共领导的错误缄默不言，岂不也放弃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吗？我们也曾经几十次地在内部会谈中间，特别慎重和耐心地对苏共领导提出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但是都没有用，都没有能够使他们迷途知返。苏共领导越走越远，对我们的好意劝告的报答是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越来越粗暴的攻击。迫不得已，我们只好同他们进行由他们发起的公开论战。

在发表一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同时，我们还发表了三个附件：第一个附件是1957年11月10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第二个附件是1960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谈时的声明，第三个附件是196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关于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

9月13日我们发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二篇评论，题目叫做《关于斯大林问题》（简称二评》）。这篇文章也是以我们党代表团7月间在中苏两党会谈中的一个发言稿为基础，加以补充、修改而写成的。

毛主席在《二评》讨论过程中提出的修改意见最多。

《二评》开篇提出，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都发表了种种各不相同的意见。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这段文字是毛主席亲自写的。

《二评》指出，从十月革命开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1963年）只有46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30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说，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我们认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该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共产党一向反对赫鲁晓夫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

《二评》在回顾列宁逝世后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之后，得出结论：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作为一个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家，在他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确实犯了一些错误。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见，文章对斯大林的错误作了分析。文章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间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

文章列举了斯大林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造成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还在党和国家组织中部分地违反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他的功绩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不加以任何歪曲，那么对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二评》说，苏共中央在《公开信》里指责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要理直气壮地宣布我党要为被赫鲁晓夫全盘否定的斯大林辩护。文章明白宣告：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的。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地、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我们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为十月革命创造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光荣历史辩护，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历史辩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这是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正直的人，都应该这样做，而且也已经这样做，或者正在这样做的。文章还说，我们为斯大林辩护，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斯大林的一些错误，我们中国共产党早就有切身的体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犯的“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从国际方面来说，都是同斯大林有关。但是，我们在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犯错误的那些同志，并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们这样做是为着接受教训，把我们的革命事业搞好。

《二评》指出，赫鲁晓夫和苏共某些领导人从苏共“20大”以来，对斯大林采取了一种完全错误的态度。他们对斯大林，不是全面分析，而是全盘否定；不是用同志的态度，而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斯大林。他们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有些是他们自己编造的错误也硬要栽到斯大林身上，甚至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而他们自己却根本不做自我批评。

《二评》评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咒骂时非常尖锐，充分引用赫本人的话，毫不留情地指出，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用尽了一切恶毒的语言，说什么“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暴君”、“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这些都是赫鲁晓夫在咒骂斯大林的时候讲过的。文章指出，按照赫鲁晓夫的逻辑，那岂不是说，苏联人民在长达30年之久的这段时间内，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吗！那岂不是说，苏联30年的历史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而是封建主义暴君统治下的历史吗！岂不是说，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以强盗为首的国家吗！岂不是说，苏联共产党是一个以混蛋为领袖的政党吗！岂不是说，伟大的苏联军队曾经是以一个白痴为其最高统帅的军队吗！那不是等于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几十年里面，竟然把一个凶手作为自己的导师吗！岂不是说，世界各国人民是把一个赌棍作为旗手吗！文章指出，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对伟大的苏联人民、对苏联共产党、对苏联军队、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全世界革命人民，都是莫大的侮辱。

《二评》列举确凿的材料，指出赫鲁晓夫在过去曾经怎样称赞斯大林。他不但多次说过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战友和朋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领袖”，“伟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诚的朋友”，他甚至说过，斯大林是“自己生身的父亲”。

文章指出，赫鲁晓夫1963年7月19日在莫斯科苏匈友好大会上竭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也攻击了斯大林。他说，哎呀，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文章指出，人们知道斯大林是1953年去世的，如果早死十年，那正是苏联进行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开始进入战略反攻的1943年。在那个时候盼望斯大林死掉的是谁呢？是希特勒。

《二评》最后指出，赫鲁晓夫大骂斯大林原因在于：第一，他们想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把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党的组织、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第二，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丑化无产阶级的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抬高自己，打击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开辟道路；第四，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颠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安插他们自己的代理人；第五，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总而言之，苏共领导那样反对斯大林，是为他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面地推行修正主义的路线开辟道路。

《二评》真凭实据，把赫鲁晓夫驳得淋漓尽致，堪称难得的政论佳作。

9月26日我们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三篇文章，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简称《三评》）。这个问题是当时我们跟苏共争论很激烈的问题之一。1957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参加了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但是在这之后，他们发表了一个全面对抗《莫斯科宣言》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接着又公开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党，因此1960年《莫斯科声明》谴责了南共联盟。

《三评》根据当时所掌握的材料，对南斯拉夫的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做了分析，同时根据南斯拉夫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1961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人的67．6％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和贷款），指出南斯拉夫无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资本主义的因素在发展。

《三评》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是，国家性质是否改变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有没有改变。从南斯拉夫的情况来看，一个国家政权可以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蜕化变质的。

《三评》指出，赫鲁晓夫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背弃1960年《声明》，并不是因为像赫鲁晓夫所讲的那样，是由于南斯拉夫勾销了错误，而是由于赫鲁晓夫以南斯拉夫为楷模，推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现在看起来，《三评》对南斯拉夫实际情况的分析不准确，有些提法是过分了，不过评论中所提出的国家性质和平演变的论点，还是很有意义的。

《三评》发表之后，我们的国庆节临近。国庆节期间，我们邀请了许多国家的党政代表团来参加我们的庆祝活动。苏联也派了以政治局候补委员格里申为首的代表团来华。党中央决定，在国庆庆祝活动期间，暂时停止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其他反修文章也暂不发表。

一共暂停了四个星期，一直到10月22日才发表第四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简称《四评》）。文章指出，当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一样，是当代两大革命潮流。

亚非拉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严重地打击和削弱了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全世界人类的进步事业，终究是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非拉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四评》批驳了苏共领导为被压迫民族开的四个“药方”：第一是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来代替民族解放运动；第二是由美苏两国合作来援助落后国家；第三是把裁军省下来的钱支援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落后国家；第四是通过联合国来消灭殖民主义。

《四评》指出，苏共领导的四个“药方”，实际上是取消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民族解放战争，一句话，这就是他们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走上了社会沙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们鼓吹帝国主义曾经鼓吹过的“种族论”。赫鲁晓夫特别热心鼓吹“黄祸论”。他在1954年跟当时的西德总理阿登纳会谈时，就曾经要求阿登纳帮助他对付来自东方的“黄祸”。

在我们连续发表四篇评论《公开信》的文章以后，赫鲁晓夫在10月底到12月初发表两次讲话，一面继续攻击我们，一面又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当时我党中央估计，这并不是他真心要停止公开论战。1963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以后，他们发表了两千多篇攻击我们的文章、讲话和决议。我们的回答仅仅发表了四篇，还差得远。我们不能不为自己答辩。所以中央决定对赫鲁晓夫要求停止公开论战不予理会，抓住苏共中央《公开信》不放，继续发表评论。

《四评》发表以后，我应朝鲜《劳动新闻》总编辑的邀请，率领人民日报代表团访朝。当时还有几篇文章需要我主持写作班子修改。一篇是讲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一篇是讲和平共处问题的，由于我出国访问，都由乔冠华（他从7月间中苏两党会谈起提为起草小组的副组长）接手主持继续修改。因为这两个问题过去辩论过多次，现在同苏共论战，要多费一些功夫。我临出国前毛主席已提出讲战争与和平的文章要有新意：一要指出当前美苏是假和平、真备战，主要揭露美国的扩军备战；二要说明我一贯努力推行和平外交政策。问题在于如何真正制止战争、真正维护和平，而且讲究策略，如朝鲜停战谈判、1954年在日内瓦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和目前仍在华沙进行的中美谈判。我们不能像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采取的那样先犯冒险主义、后犯投降主义的方针。

我到朝鲜去访问了一个星期，先访问了平壤，然后又访问了开城和东海岸的咸兴。按计划本来还应该再继续访问一个星期，但因国内打电报要我提前回国。在访问了咸兴回到平壤后，金日成接见了我们人民日报代表团。

他在接见时说，他差不多每天都看《人民日报》，特别喜欢看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一评》、《二评》讲得非常好。在金日成接见以后，我离开朝鲜回国，留下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继续在朝鲜访问。

11月19日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五篇文章发表，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简称《五评》）。这篇文章回顾了第二国际在对待战争和和平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照赫鲁晓夫的种种谬论，论证赫鲁晓夫是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后尘，同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一脉相承的。《五评》列举美帝国主义扩军备战、全副武装同苏联对峙的一系列事实，揭露赫鲁晓夫吹捧美帝国主义头子的种种语言的破产，并指出苏共领导的路线，不是导向真正的和平，而是导向战争。《五评》说，赫鲁晓夫的核迷信和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五评》系统地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战争和和平问题上的路线，是争取和确保世界和平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五评》发表以后不久，苏共中央在1963年11月29日给我们党中央来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们的中心意思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提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

他们在信里首先大讲了一番好听的话，说他们希望改善和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并表示：第一，要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增加定货，可以供应成套设备，特别是石油和采矿设备；第二，如果中国需要的话，可以派专家到中国来帮助建设；第三，在制订新的五年计划的时候，希望两国能够协调，互助合作；第四，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从这封信看，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采取的是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是威胁，重新修好是诱饵，目的主要是为着停止公开论战。

我党中央收到苏共中央11月29日的来信后，毛主席在12月初召开的一次常委会议上指出，考虑到我们对他们7月14日《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42个兄弟党发表的大量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

毛主席谈到苏共中央在来信中提出有关中苏国家关系的几个问题时说，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再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瓜。当时中央要求有关部门把这些问题研究研究，先不急、不忙，观察一个时期，研究一个时期再说。

毛主席在常委会议上交代，下一篇讲和平共处问题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是一贯坚持的方针并身体力行。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主张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说明赫鲁晓夫篡改列宁学说。我同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本质是和平共处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是否是总路线，是否只有退让才是和平共处，还要不要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作斗争；能不能因和平共处而放弃进行或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

据此，写作班子重新布局并对原来的文章作了较大的修改，经中央常委讨论通过。

12月12日，我们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六篇文章，题目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简称《六评》）。《六评》说和平共处政策有两种，一种是列宁、斯大林倡导和实行的和平共处政策，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我们中国一直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开始，我们就宣布了这个政策。而且在1954年同印度缔结协定的时候，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就是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这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1955年的万隆会议又制定了和平共处十项原则。我们对待一切国家都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同时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就是说，我们把加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和合作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把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工人运动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

《六评》指出，另一种和平共处政策是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这种和平共处政策要求各国人民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合作，都服从于苏共领导同美帝国主义讲“妥协”讲“合作”的方针。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它的实质内容就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

《六评》发表以后，在1964年元旦过后，毛主席召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会议，研究怎么样处置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的来信。

归纳起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同志有以下一些看法和意见。

苏共中央为什么来这封信？大家认为，第一个原因是赫鲁晓夫害怕公开大论战。大论战的火是他点起来的，现在引火烧身。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现在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对于公开论战中我们和其他兄弟党对他的揭露十分恐惧。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跟着赫鲁晓夫指挥棒走的那些党发生分裂，他们党内有不少人不同意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棒转，不同意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族独立运动、对帝国主义国家所采取的那种修正主义的政策。许多过去跟着赫鲁晓夫走的党，现在内部吵得一塌糊涂，甚至分裂出左派的党，而没有分裂的党，认为这样争论下去不得了，要求赫鲁晓夫设法停止公开论战。

第三个原因是，美国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美国总统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在美国南方城市达拉斯被人暗杀，接替他的是副总统约翰逊。美国政府处于软弱的过渡期，难于果断处理美苏关系。赫鲁晓夫寄希望于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幻想遇到困难更大。

第四个原因是，苏联内部发生困难。赫鲁晓夫搞的什么工业党、农业党、大开荒，效果都不好，内部思想混乱，不满情绪增长，这是赫鲁晓夫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由于这些原因，赫鲁晓夫企图用增加贸易，可以供应工业设备，甚至说可以派专家等等，引诱我们同意停止公开论战。

毛主席指出，赫鲁晓夫这封信是逼出来的，是公开论战的结果，是斗争的结果。赫鲁晓夫本来就一怕革命人民、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三怕帝国主义，现在又增加一个怕，即怕公开论战。但是，也应该看到，他的这个做法有两面性，一方面固然是表明他要应付那些过去跟他一起走而现在对他不满的人；另一方面他采取这么一个步骤还包含嫁祸于我的企图，说中苏关系恶化，在于中国不赞成停止公开论战。

毛主席指出，现在总的形势是赫鲁晓夫一天不如一天，作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展的最高峰是苏共“22大”，那是他走到顶点，从此以后就走下坡路。我们虽然在1962年底、1963年初写了七篇文章，进行反击，但是一直到1963年6月14日我们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答复信，在表面上似乎我们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实际上是诱敌深人，等待时机。我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提出以后，我们形式上也转入主动，摆开全面出击的阵势。从那以后，我们又抓住苏共《公开信》转入战略反攻。现在正是展开全面反攻的时候，正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南渡黄河、逐鹿中原，我军战略反攻开始那样。因为有《苏共中央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个靶子，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堂堂正正地进行公开大论战了。

毛主席认为，现在的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不急于答复他们这封来信，更不同意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更谈不上。我们还要继续写文章，现在已经写了六评，还要写七评、八评、九评、十评。但是，我们也要认真地准备回答他们的来信。

中央常委会要求外交部、外贸部、财贸口、文教口、计委和总参谋部（因为苏方来信里谈到边界问题）都认真研究如何答复苏方来信中提出的问题。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由秀才班子考虑怎么样答复。

少奇同志和其他常委还补充说，在最近期间，如果有兄弟党问我们对苏共1963年11月29日来信的态度时，我们可以解释我们的态度：第一，我们是一贯主张团结、反对公开论战的，公开论战不是由我们挑起的，而是由苏方挑起的。

第二，苏共既然挑起公开论战，发表了那么多决议、文告、讲话、文章，我们就有权利答辩。他们公开地、指名地攻击我们，我们就公开地、指名地答复他们。现在我们只是答复苏共中央，对其他兄弟党的指责我们还没有答复，但是我们保留答复的权利。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毛主席说，现在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咎。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要集中攻赫鲁晓夫，因为他爱讲话，逞英雄，冲到第一线，说话最多，也最粗野，辫子一抓就是一大把。其他可以放在一边，网开一面。

第三，苏共领导一贯出尔反尔，说了不算数。这方面我们多次上当过。现在他们一方面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但是又在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因此我们还要看一看，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看看他们对停止公开论战到底有多少诚意，然后才谈得上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

第四，兄弟党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公开论战也应该讲民主、讲平等，不能苏方要论战就论战，要停止就停止。这不行。要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协议，才能停止公开论战。协议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要承认过去公开指责中国党和其他兄弟党是错误的，要宣布撤销那些决议、讲话、文章。如果不这样，达不成这样的协议，就不能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保留答复的权利，我们要什么时候答复就什么时候答复。

毛主席说，我们要做一个10年计划，因为文章太多，决议也很多，答复起来很费时间。他说，我们现在才发表了六篇文章，七评、八评、九评、十评还没有发表。平均起来，大概一个月发表一篇。因为我们是采取认真的态度，严肃的态度，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所以要费一些时间。做一个10年计划差不多。如果他们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我们奉陪到底，也许不止10年，还要更长一点时间。毛主席说，这点道理，我们要向兄弟党讲清楚，对左派要讲清楚，对中间派要讲清楚，甚至对一些跟着赫鲁晓夫跑的兄弟党也要讲清楚。要把丑话说在前面。

少奇同志特别强调，现在不能够停止公开论战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现在许多左派兄弟党正在兴头上，已经尝到公开论战的好处，正积极行动起来批判苏共。我们要全面地批判修正主义，要在理论上打垮它，要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展开批判。我们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计划要继续进行，而且要抓紧，要用充分的事实、充分的论据，分清是非，这样有利于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我们要像对蒋介石那样，“宜将剩勇追穷寇”。现在我们的口号是穷寇要追，不是穷寇莫追。当然，在追的过程中也有间歇，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这是长期的斗争，要看到这一点。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精神，我们起草班子在1963年12月份和1964年1月份，着重起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七篇文章。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

在修改过程中，毛主席提出讲兄弟党关系要从辩证法讲起。世间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在分分合合过程中发展的。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都是如此。要把这个规律结合当前实际，大批赫鲁晓夫搞分裂活动。党的分裂是从思想分裂开始，然后才有组织分裂。修正主义是思想分歧，长久下去，势必导致组织分裂，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然后讲清楚各国党不论大小，都是平等的，独立自主，联合是斗争的需要，相互关系应有准则。搞大党主义就会损害团结，制造分裂。

经毛主席这一指示，秀才班子才豁然开朗，才在小平同志具体指导下，根据毛主席的指点，不但批判赫鲁晓夫的分裂主义，彻底揭露赫鲁晓夫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而且还要把他的分裂主义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上加以考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详细的分析，为左派和中间派对赫鲁晓夫最后分裂国际共运做思想准备。此稿前后一共修改了18遍，比我们过去的几篇文章花的力气都大，时间也最长。过去的文章一般是七改八改，修改七遍到八遍，至多十遍左右就差不多了。

这篇文章的修改稿（已经是第十稿了）在1月下旬送政治局的同志看，大家提了一些意见。然后政治局常委开了几次会讨论，做了不少修改，到2月初最后定稿。题目改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简称《七评》），2月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七评》开门见山地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严重的威胁，国际共产主义队伍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维护团结，反对分裂是全世界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中国共产党为此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

《七评》最大的特点，是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评论指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贯穿着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之间的斗争，一国范围如此，国际范围也是如此。

《七评》的第一部分，在总结从1848年起到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这一段历史教训时指出：第一，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活动。每次国际范围内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都把国际工人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使它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巩固和扩大的团结。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分裂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分裂主义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最大的、最可恶的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

《七评》的第二部分，论述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七评》系统地分析从苏共“20大”到苏共“22大”，修正主义逐步形成完整的体系，同时也逐步地形成为最大的分裂主义。苏共领导根本不是致力于维护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是分裂和瓦解它们，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阵营搞得个乱七八糟，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搞得四分五裂。评论指出，由于苏共领导掌握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政权，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它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损害特别巨大，是历史上任何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所无法比拟的。

评论列举一系列事实说明：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不仅在对待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而且在对待兄弟党的关系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苏共领导是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也是有史以来的最大的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

《七评》尖锐地批驳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苏”、“争夺领导权”、“抗拒多数意志”、“破坏国际纪律”、“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等谬论。

《七评》最后呼吁维护和加强团结。评论指出，我们要的是真团结，不是假团结。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就应当放弃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也就是分裂主义的活动，信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遵守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关系准则。这是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惟一可行的道路。

在2月4日《七评》发表后，党中央开始研究对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来信的复信稿。这封信稿，起草班子已准备好一个经过多次修改的初稿。

我趁这个空隙去越南访问。当时中越两党的关系很好，我们的《人民日报》跟越南的《人民报》的关系也比较密切。越南方面希望我率领人民日报代表团到越南过春节。

我们代表团2月9日上午从北京起飞，当天下午到达河内。按原定计划，我们准备在越南访问三个星期。我们到达河内以后，听了越南高级领导人介绍越南情况。阮维桢介绍国民经济情况，阮志清介绍农村情况，春水介绍宣传方面情况。范文同还接见了我们。我们代表团参观了人民报社和越南通讯社，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在河内过春节以后，我们到海防、鸿基访问。在鸿基期间，收到我国驻越南使馆给我的电话，要我赶快回河内，说北京来电话说有任务。这样我就匆匆忙忙从外地赶回河内。

回到河内以后，才知道中央派小平同志为首的我党代表团秘密访问河内，要我参加代表团的工作。我赶到宾馆去看小平同志时，他告诉我，他们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请越南考虑做一个长远的经济建设规划，使越南的经济基本上能够自给，特别是农业、轻工业这两方面能够自给，重工业不可能搞得很多，但是煤矿是可以搞的。小平同志还告诉我，我国政府准备给越南2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希望他们考虑一下怎么样用这20亿元，主要是搞好农业和轻工业。过去他们的粮食主要是依靠我们接济，轻工业品大部分也是从我国进口，军火是我们无偿援助的，不像苏联对我们抗美援朝的军火援助那样按半价计算付款。中央考虑用20亿元帮助越南打下自力更生的经济基础。

小平同志还告诉我说，这次来河内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征求越南对我们答复苏共中央来信的意见，这个答复信的稿子也翻译成越南文带来了。在他们来越南的同时，我们党中央也请金日成到北京，征求他对我们答复苏共中央11月29日的信的意见。小平同志说，凡是能够接触到的亚洲党、欧洲党、大洋洲的党，以至美洲的党，都想征求他们的意见。因为我们这封复信牵涉的问题比较重要，不仅仅是答复有关中苏两党的问题，而且还答复关于召开一次新的兄弟党会议的问题和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

这样一来，我不能继续带领代表团在越南进行下一步的访问，只好指定一位代理团长，继续在越南访问。后来他们到靠近北纬17度分界线那个地方去访问。

越南党方面出面会谈的是以黎笋为首，包括范文同、长征和他们中央其他一些负责同志。我们方面参加会谈的是小平同志，还有康生和中央联络部的负责同志，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谈。

在会谈过程中间，越南方面表示，非常欢迎并且感谢中国拨这么大笔款来专门帮助越南加强自力更生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加强农业和轻工业。他们说，他们虽然也曾经想过，这的确是他们建设北方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措施，但是因为经济上有困难，所以也不敢搞大规模的建设。现在有中国政府的帮助，他们就可以根据越南的资源、人力情况，开始比较大规模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们说，重工业他们也想搞，但是因为条件限制，不能多搞，只有煤矿这方面可以多搞一些。鸿基的煤很不错，是可以出口的。其他还有一些矿山也可以开发，但是现在不能大搞重工业，只能首先搞好同人民生活密切有关的粮食和生活用品的生产。他们说，因为20亿人民币的建设规模比较大，他们还要详细讨论一下，做出详细计划后再跟中国同志商量。

由于原则定了，方针、规模也定了，所以这方面会谈没有多大困难，彼此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越南同志还一再表示中国的这次援助来得正是时候。

关于我们党中央对苏共中央11月29日来信的复信稿，越南同志也提了一些意见。他们强调，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要提出一些条件，要苏共方面切实停止公开论战。不仅苏共，而且其他兄弟党也要停止对中国党、阿党的攻击。要苏共跟兄弟党商量，保证做到这一点。他们说，他们赞成中国党在复信中的意见，就是要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协议才能够停战，不能苏方要停就停，苏方要攻就攻。

关于兄弟党会议问题，越南同志特别强调说，为了召开兄弟党会议，首先要中苏两党会谈谈好。如果中苏两党会谈达不成协议，兄弟党会议就不能开。他们希望中国党考虑，怎样能够跟苏共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原则的协议，特别是在兄弟党关系、反对美帝国主义共同斗争等问题上能够达成协议。只有这样才能开会，否则开起会来大吵一顿，像过去1960年中苏两党没有谈好，26党起草委员会也没有谈好，结果在81党大会期间还继续吵，到最后才达成协议。那种情况不能再重复。他们一再表示希望能够在开会之前，中苏两党能够达成协议。

在会谈过程中，黎笋和长征先后提出，他们看了复信初稿以后，感到我们的语气尖锐了一些、强烈了一些，是不是可以考虑到欧洲一些党的情况，能够稍为委婉一点，那样他们可能比较容易接受。

小平同志在会谈中表示，我们希望在兄弟党会议之前中苏两党能够达成原则协议。这一点我们完全赞成越南同志的意见，我们一定努力这样做。但是，也要准备万一苏联不愿意达成协议，不肯放弃他的修正主义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从中苏两党会谈一直吵到起草委员会，吵到大会，很可能重复1960年的情况，甚至比那时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他们的做法更加恶劣。小平同志说，当然，中国党还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同时尽力做到保持团结，使关系不致完全破裂。但是，也要考虑到苏共领导决心破裂的可能性。我们的方针是争取保持目前这种状况，但是也要准备苏联方面要破裂，还得有这种思想准备，没有这种思想准备要吃亏。小平同志说，至于复信的语气，我们还可以斟酌，可以和缓一些，看怎么样能够使更多的人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原则问题必须要旗帜鲜明，是非必须讲清楚，不能含糊其词。

中越两党代表团会谈了三次。胡志明主席没有参加两党会谈。他最后出面宴请中国党代表团，并且再三表示感谢中国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抗美战争的大力支援，感谢这一次又帮助越南搞经济建设。他还说，这一切都证明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比兄弟还要亲。

中越两党会谈结束以后，小平同志要我不再在越南继续访问，跟他一起回北京，因为修改复信的工作还很繁重。当时我也知道，苏共中央2月间又开了全会，据说要对我们进行“坚决反击”和采取“集体措施”，后面的事情还多着哩。

当我们回到北京以后，知道金日成同志率领的朝鲜代表团已经早两天到达北京。而且在我们回来的前一天（2月27日），毛主席已经和他们谈了一次话。

本来，中央原定派彭真同志到朝鲜去，专门把我们的复信稿送给朝鲜劳动党，征求他们的意见，跟小平同志到越南去担负同样的任务。后来金日成觉得此事关系较大，所以他亲自率领代表团到中国来。

金日成率领的朝鲜党代表团是由包括朴金哲、金昌满、朴容国等重要的政治局成员组成的。他们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和他们一共会谈了三次，第一次是2月27日，第二次是2月29日，第三次是3月5日。我党代表团以毛主席为首，多数常委都参加了。周总理正在访问非洲和亚洲各国，没有参加。

在第一次会谈时，毛主席跟金日成说，苏共中央在去年11月29日给我们来了一封信，我们对他们过去7月14日发表的那个《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所以我们当时决定不急于答复，拖了将近三个月。最近我们中央决定，要答复他们。因为这封信关系比较大，提出了比较重要的问题。有一些是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问题，有一些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请你们来商量一下，在内容上、步骤上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毛主席说，从内容上来讲，去年11月29日苏共中央的来信连中苏两党继续会谈的问题都没有提，而我们这次复信准备郑重其事地答复他们，提出一个积极的谋求团结的建议。我们想在这个信里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新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作为1963年7月那次没有结果的会谈的继续。第二，召开17国的共产党会议，也可以叫做起草委员会，为召开全世界的共产党代表会议做准备。第三，召开全世界81个或者100多个党的代表会议。我们提出这三点积极的建议，请你们考虑，看妥当不妥当。

毛主席说，按照我们的设想，中苏两党会谈的时间，原来想在7月举行，现在已是2月底，准备来不及，拟改在10月。这样，苏联方面可能说太迟。我们想，如果他们觉得太迟，可以提前到9月，如果他们觉得还是太迟，也可以提前到8月，但7月不能举行，太仓促了。我们是这样考虑的，也请你们考虑一下，妥当不妥当。因为如果现在就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毫无准备，肯定谈不好。要谈就要先有文件草案，起草文件需要花时间，所以7月来不及。

毛主席说，过去1957年和1960年召开的两次兄弟党会议，文件都是他们起草的，我们只在他们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这一次，我们想提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或者是一个宣言草案。这次要开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总要开得比1960年81党会议要好一点，不能退步。很可能是他们提一个草案，我们也提一个草案。我们希望，这两个草案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能够通过协商形成为一个共同的文件草案，然后提到17党起草委员会上去，这样最好。

如果不行，就把中苏两方的文件一同提到17党会议上去。如果17党会议达不成协议，那就休会一个时期，再来开第二次会议，反正起草委员会要达成共同的协议以后，才能召开全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

毛主席还谈到，这个月（2月份）发生的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件事情是苏共中央开了中央全会，并作出了决议，说要对我们进行“坚决反击”。再一件事情是，苏共中央在2月12日写信给兄弟党。内容是什么？不外乎是要对中国党采取所谓“集体措施”。对于这封信，我们在2月20日曾经写信给苏共中央，要求他们把这封信也给我们。但是过了两天，2月22日他们来信说，我们的信说“要求”而不是“请求”他们，他们不给。我们又在2月27日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说，过去我们说“要求”，你们不给，那么现在我们就根据你们的说法，我们“请求”你们把这封信给我们。毛主席说，估计他们也可能不给，也可能给，不给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金日成说，他到中国来之前，苏联驻朝鲜大使要求见他，交来一封苏共中央给罗马尼亚党的信。在这封信中提到要对中国进行“坚决反击”。金日成说，我曾经问他，不知你们所说的“坚决反击”是什么，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对中国是怎么样反击，然后再给你们复信。你们的坚决反击到底是什么？难道能把中国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吗？不管你们开除不开除，中国仍然存在。那么你们要同中国断绝贸易关系吗？断绝外交关系吗？除此以外你们还有什么？金日成说，当时苏联大使只说要公开发表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谴责中国，其他没有多谈。

金日成说，我看他们这一套没有什么，只不过重复过去的老一套就是了。我告诉他们，你们以不要采取威胁人家的态度为好。他说他要把我的话报告他们中央。

金日成说，苏联大使还讲到，他们最恼火的是中国2月4日发表的那篇文章（按：指《七评》），骂苏共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我就劝他们，你们还是要有耐心，你们发表上千篇文章骂中国，中国仅仅发表几篇文章，怎么就没有耐心了呢？你们现在说要给中国一个坚决的反击，你们一发起反击，那么中国势必还要自卫，还要答复你们。这样，公开论战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毛主席说，看来苏共领导现在搞两手：一手是他们开中央全会说要“坚决反击”，给兄弟党的信说要采取“集体措施”。这是采取高压的办法，甚至可能采取公开分裂的步骤。另一手是要罗马尼亚派代表团到中国来，由罗马尼亚出面调停。罗方本来说很快就来的，可是在我们同意他们来以后，他们又拖了半个月，将在3月1日动身，2日到北京，而且还放空气说谈不好不走。罗马尼亚党代表团要达到什么目的？无非是调停，无非是要我们让步。

但是，我们怎么好答复他们呢，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苏共的“坚决反击”、“集体措施”是什么，我们让什么步呢？毛主席说，现在要跟朝鲜同志商量一下，我们对罗马尼亚同志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估计他们是为调停而来的，首先是为要求停止公开论战来的。当然，为着照顾罗马尼亚，公开论战稍停一下也是可以的。毛主席说，这个问题我们中央还要讨论，也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金日成表示，能够照顾一下，稍微停一下论战是可以的，条件应该是我们停止论战以后，如果赫鲁晓夫再攻击中国党，那么罗马尼亚同志要站在我们一边反对赫鲁晓夫。毛主席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不知道罗马尼亚同志愿意不愿意。

毛主席说，看来赫鲁晓夫现在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了。他原先设想公开论战对他有好处，结果公开论战起来了他又怕，怕我们揭他的底，怕我们戳穿他的修正主义面目。但是，这个人很难捉摸，他很可能恼羞成怒。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1960年他撤专家，撕毁一切合同、协定，就是一个例子。

毛主席跟金日成的这次会谈我没有参加，是后来看会谈记录了解的。

小平同志从越南回来后，当天（2月28日）晚上政治局常委开会。小平同志简单地谈了一下在越南会谈的情况，然后就商量对即将来华的罗马尼亚代表团采取什么方针。

常委同志议论到，这次罗马尼亚代表团来，看来是赫鲁晓夫策动的，而罗马尼亚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到中国来摸摸底。我们应该估计到苏罗之间虽然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也存在着不少矛盾。老实讲，我们跟赫鲁晓夫公开论战，我们顶住赫鲁晓夫，对罗马尼亚有好处。如果我们让步，跟赫鲁晓夫妥协，那么赫鲁晓夫加在罗马尼亚头上的压力会更大。罗马尼亚同志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道理给他们讲清楚。

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是欺软怕硬的。我们硬一点，罗马尼亚硬一点，他不见得会怎么样。但是，我们软下来，不仅我们吃亏，而且罗马尼亚也连带吃亏。这个道理也要给罗马尼亚同志讲清楚。

少奇同志说，赫鲁晓夫为什么要策动罗马尼亚出面调停呢？看来他还是怕公开论战，一方面是压我们，虚张声势说要“坚决反击”，要采取“集体措施”，摆出教师爷的架势；另一方面又策动罗马尼亚来调停。这是他的两面政策。罗马尼亚过去跟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虽然有布加勒斯特会议，但后来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期间，对我们还是不错的，经常给我们通气。它有这个资格出面调停，比起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更有资格一些。而且这样也可以抬高它的地位，来对付赫鲁晓夫。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摸一下情况，既摸一下罗马尼亚的情况，也摸一下赫鲁晓夫企图要罗马尼亚干什么，他到底是怎么样打算的。

最后，毛主席归纳大家的意见，决定我党和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的方针是：

第一，在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上寸步不让。坚持要求所有发表过文章、做过决议攻击我们党的，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撤销它的决议。如果做不到就不能停。但是，为着对罗马尼亚表示礼貌，在中罗两党会谈期间，我们不发表批评赫鲁晓夫的文章。只是在这个期间不发表，过了这个期间我们继续发表。

第二，我们答复苏共中央去年11月29日来信的复信，要在罗马尼亚代表团到达中国之前发出，不要在它在中国期间发出，也不要在它离开中国之后发出。因为我们的答复信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是我们早就决定了的，同罗党无关，这样我们更加主动。

第三，对罗马尼亚党和国家应该继续采取加强友好合作的方针，要体谅他们所处的困难地位，要争取同他们共同行动，抵抗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

第二天（2月29日）毛主席和金日成进行第二次会谈。

这次会谈是在朝鲜代表团住地钓鱼台18号楼举行的。朝鲜方面参加的除金日成以外，还有朴金喆、金昌满、朴容国、崔喜政、金光政、金基南、郑凤珪。我们方面参加的有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康生、伍修权，还有我和姚溱。

会谈开始，毛主席首先要小平同志向金日成介绍他去越南的情况。

小平同志扼要地汇报了中越两党会谈的情况。他说，总的会谈情况是好的，他们很赞成我们的复信。黎笋还表示要把反修斗争干到底。在我们谈到穷寇要追的时候，他们有些顾虑，希望我们在中苏两党会谈之前保持一个良好的气氛。小平同志说，我已经给越南同志讲清楚，我们争取拖，但是不怕破。争取拖就是保持目前这种不破裂的局面。

这时候，毛主席对金日成说，我作过一首诗，是讲解放南京的。这首诗里面有那么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我们对赫鲁晓夫还是要追穷寇，而不是莫追穷寇，跟那时对待蒋介石一样，但不是真刀真枪，而是笔墨官司。

金日成表示，看来苏联方面很怕公开论战。

毛主席说，在去年他们发表7月14日的苏共中央给全体党员公开信之前，我们很难公开指名批评他们。我们在去年6月14日给他们的那个关于总路线的建议的信里都没有指名。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公开指名批评苏共和赫鲁晓夫。只是在他们发表《公开信》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指名了。过去很难指名，因为他没有指我们的名。而他们发表《公开信》公开指名攻击我们，那样我们就可以公开指名答复他们。现在看起来，我们6月14日讲总路线问题的那封信，我们的论点是同他们针锋相对的，那样刺激他一下很有好处。他忍不住了，他公开跳出来大骂我们了，那样我们就解放了，我们也可以公开指名批评他了。

接着，双方就如何接待罗马尼亚党代表团问题交换意见。

毛主席说，原来他们是要早来的，后来又推迟了半个月。看来他们来华之前要跟苏共方面交换意见。

少奇同志认为，跟罗马尼亚同志会谈时，在主要问题上很难达成协议。所谓主要问题还不是讲实质问题，比如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等问题，还有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等等，不是讲这些问题，而是讲停止公开论战这个主要问题。停止论战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赫鲁晓夫要承认错误，因为论战是他们挑起来的。我们可以把情况摆出来，让罗马尼亚同志知道。

小平同志说，要赫鲁晓夫承认“20大”是错误的，也要他承认他们给我们戴的许多帽子是错误的。看来罗马尼亚同志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提出来。

接着又谈到开17国起草委员会的问题。小平同志提出，召开17国起草委员会之前，先要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中苏两党会谈能不能谈出一个共同的草案提交给起草委员会，这恐怕很难，实际上可能出现两个草案，苏共一个，我们一个。

毛主席说，我们给苏共的复信，准备在罗马尼亚代表团到之前就发出。我们在信里建议中苏两党会谈在10月举行。他们可能会说太晚。那么我们第一步让到9月，第二步让到8月，让了两步就不能再让了，因为需要时间做会谈的准备。这样，从现在到8月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毛主席还问金日成，他们对复信还有什么意见。金日成说，意见已谈了，再没有什么意见了，复信写得很好。

接着少奇同志提出对中苏两党会谈的估计。他认为，从目前情况看，中苏会谈很难搞出一个共同草案，这就意味着召开17党会议的时候要讨论两个草案。所以会谈本身就是争取拖，准备破。毛主席说，我们采取谈的办法，他们没话说。达不成协议不是我们的责任。

接着又谈到罗马尼亚代表团来要求停止公开论战，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答应它暂时停一段时间的问题。

毛主席说，同赫鲁晓夫谈判好办，同罗马尼亚代表团谈判就要采取比较谨慎的方针，对他们不能采取对待赫鲁晓夫那样的态度，不能让他们空跑一场。那么，我们能够给他们什么呢？当然不能拿原则做交易，但是在不那么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出于礼貌，可以考虑在一个短时间内，在他们来的时候，在中罗两党会谈期间，我们不发表公开论战的文章，甚至到中苏两党会谈之前几个月，也不发表我们公开论战的文章。这样也有好处，可以让秀才们集中力量，准备将来中苏两党会谈时我方提出的宣言草案，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对罗马尼亚同志说，我们也响应赫鲁晓夫的号召，我们并不是像公鸡那样好斗，并不是每一天都斗，我们半年多才写了七篇文章，现在可以暂停一下。

毛主席接着就请金日成在北京留一段时间，待罗马尼亚代表团到来后帮助我们做做他们的工作。金日成表示，如果有需要帮助的，他可以留下，其他负责同志可以先行回国，他同代表团商量一下再说。金日成说，乔治乌·德治同他比较熟，在他面前曾流露过有些事情是迫不得已的。看来罗马尼亚同志可以争取。金日成说，这次罗马尼亚同志来，可能是以中立立场来跟你们谈。

朝鲜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都是朝鲜党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差不多等于第一、二、三把手，全都留下来不行。后来他们商定，金日成同志留下来，朴金喆和金昌满先回去，还留下几个同志陪金日成。

毛主席同金日成第二次会谈之后，当天（2月29日）晚上就决定发出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这封复信，主要是针对苏共中央去年11月29日来信中提出的几个问题，针锋相对地给予答复。

第一个问题，关于中苏边界的问题。苏共中央来信中谈到，两国政府可以商谈边界问题。我们在这封复信里回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认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苏两国边界问题，可以由两国政府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在未解决以前，应该维持边界的现状。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如果苏联政府也是这样做，那么双方在边界上本来是可以和睦相处、保持安宁的。复信接着指出，但是，近年来苏联方面不断地破坏边界现状，进占中国的领上，挑起边境事件。更严重的是，苏方在中国境内的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诱骗和胁迫几万名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去。复信还说，两国政府的代表团已经在1964年2月25日（就是在复信发出前几天）在北京开始举行边界会谈，如果苏联方面也采取同中国政府同样的态度，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我们相信中苏边界问题的解决应当是不困难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援助的问题。复信说，中国对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开始提供的友好援助，从来给予恰当的评价，并且多次表示感谢。但是，你们老提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不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其实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而主要是通过贸易的方式进行的。对于苏联向我们所提供的成套设备和物资，包括用贷款的形式提供的设备和物资，连同利息在内，我们都是用物资、黄金、国际货币来偿付的。而且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起国际市场的价格来说要贵得多。应该说，这十多年来，一直到1962年为止，我们向苏联提供的粮食、油料和其他食品有21亿新卢布，提供的矿产品和五金有14亿多新卢布，用这些钱来偿还苏联给我们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也包括偿还贷款。

在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关于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其中绝大部分是军事物资的贷款，这些军事物资大部分是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间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负担重，损失大。而苏联在这场战争中用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援助的，而是要中国按半价购买的，甚至还要计算利息。我们一直是按原来的规定逐年偿还。据周总理计算，在过去十几年中间，我们一共欠了苏联74亿多卢布的债，到1964年3月，我们已经偿还了71亿多卢布，还有4亿卢布左右未还清。经过1964年整年的努力，我们到年底也全部还清了。

第三个问题，关于苏联专家的问题。苏共中央来信说可以向中国派专家。我们在复信里说，过去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始终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欢迎、尊重和信任，而绝大多数苏联专家是积极工作的，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帮助的。对他们那种辛勤劳动，我们一向给予很高的评价。

复信说，你们应当记得，在苏共领导违背双方协议，单方面决定召回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之后，我们曾经表示愿意挽留这些专家继续在中国工作，希望你们重新考虑。但是，你们断然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背弃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一个月的短时间内，悍然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苏联这样做，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也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准则。你们现在表示可以向中国派专家，坦白地说，中国人民是信不过你们的，我们不愿意再上当了。

第四个问题，关于中苏贸易的问题。复信指出，近年来中苏贸易的确是减少了，真正的原因是苏联方面把思想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合同，使我们的建设进程和生产安排都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按原来条约的规定，进口那些设备和物资，因为你们条约都撕毁了，专家都撤走了，难道我们把这些东西买下来堆在那里让它们长锈吗？所以说，近年来中苏贸易的减少，原因完全在苏联方面。

复信还指出，最近你们提出要增加中苏贸易，而你们却一再采取拖延的态度。我们提出把今年从苏联进口额增加到2．2亿新卢布，我们向苏联的出口额增加到4．2亿新卢布，而你们却采取拖延的态度。我们要的东西你们不给，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你们又硬要给我们，这样的贸易怎么能做成呢？我们本来是不想单干的，单干是你们逼出来的。也可以说，单干是学列宁的办法，那个时候不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吗？你们在贸易方面欺负经济落后的国家，欺负我们。如果你们要我们参加经互会，那么这个经互会就必须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自愿参加、真正平等互利的组织，不能由你们一手把持。

第五个问题，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复信指出，公开论战本来是你们挑起来的。过去我们再三说：分歧要内部解决，不要公开化。但是你们不听，你们说公开论战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公开论战的结果走向你们原来愿望的反面，它使越来越多的人摆脱指挥棒的错误影响，独立自主地考虑问题。

复信指出，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最早是越南劳动党在1962年1月间提出来的。后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新西兰共产党也提出类似的建议。当时我们响应他们的建议，于1962年4月向你们提出加强团结、消除分歧的五项主张。但你们却把这些建议当成耳旁风，根本不理睬，继续扩大公开论战。我们在1963年3月9日给你们的信中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并且提出：为了停止公开论战，需要两党和有关各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各方都接受的公平的协议。可是你们一直不理会我们的建议。1963年7月20日中苏两党会谈结束的时候，我们又主张在会谈的公报中写上：中苏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共同努力，寻求合理的基础，以便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我们的这个建议再一次遭到你们的拒绝。

复信指出，你们不顾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忠告，在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谈判期间，竟然在7月14日发表了给你们全体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华运动。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从1963年7月15日到10月底的三个半月时间里，你们在苏联的报刊上发表了近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你们还登载了42个党的反华决议、声明和文章。就是在你们11月29日来信以后，你们和你们的追随者的反华宣传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复信指出，你们发表了那么多反华材料和文章，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写了七篇答复你们《公开信》的文章。我们对你们《公开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其他反华文章提出来的问题也根本没有开始答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设想：你说要公开论战就公开论战，你说要停止公开论战就停止公开论战呢？怎么能设想，我们会听从你的指挥棒，放弃答复权利，听任你们在全世界散布许多谣言、谩骂、诬蔑、捏造呢？那不是要我们中国共产党向你们修正主义路线屈膝投降吗？复信指出，事情十分清楚，我们同你们之间的分歧，是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是遵循还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是坚持还是放弃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绝对含糊不得的，必须弄个一清二白。

最后，复信指出，尽管分歧已经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愿意为恢复和加强团结而竭尽自己的努力。苏共中央在去年11月29日的信中间只是空喊停止公开论战，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连中苏两党会谈你们都不提。现在我们向你们提出以下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和建议，请你们考虑之后给予答复：

第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

第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举行这次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克服困难和障碍。我们愿意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

第三，中苏两党继续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我们建议1964年10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第四，我们提议，中苏两党会谈之后，举行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尼、日本、意大利、法国17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以便为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做进一步的准备。

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这封复信，签署日期是2月29日，送出是3月1日，但当时没有发表，因为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团过两天就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