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22大”以后，我们党中央确定：继续集中力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同时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采取力争缓和的方针。

在这个时期苏共方面又怎么样动作呢？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致函我党中央，主要是回答我党代表团在苏共“22大”致词中不指名地批评苏共大反阿尔巴尼亚。来信给我党戴上“特殊立场”的帽子，指责我党采取和“兄弟党”不同的路线，支持阿尔巴尼亚党。来信一方面表示要改善中苏关系，增进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求我党放弃所谓“特殊立场”，接受所谓“共同的路线”。

我们党中央因为当时正集中力量解决七千人大会后的一系列国内问题，所以一直到一个月以后才讨论苏共这封来信。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开会，由少奇同志主持，对苏共这封信做了一些分析。会议上大家估计，苏共领导发出这封信的意图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真的想缓和一下中苏关系；另一种可能是为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制造舆论，装模作样地表示苏联是要改善关系的，把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还有一种可能是要挑拨我们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关系，挑拨我们党和其他左派党的关系。

政治局会议确定：我们的方针还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首先是坚持原则、分清是非，如果我们不坚持原则，那么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很难有力量来抵挡苏共领导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大反不赞成苏共领导的兄弟党的这种趋势。同时，我们也要把团结的旗帜举得更高，说明我们不是不要团结，我们是真正要团结，我们要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

根据这样一个方针，政治局决定要给苏共中央写一封复信，在复信里主动提出要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不提任何先决条件，同时要为开兄弟党会议做准备。

当时中央认为，与其这么不死不活地拖下去，不如主动地提出召开兄弟党会议。因为现在开会条件总不会比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时候更坏。布加勒斯特那次会是对我们搞突然袭击，现在我们有准备地来开这个会，结果可能会好一点。我们可以建议苏联党和阿尔巴尼亚党、苏联党和中国党先分别会谈；达成一定协议之后再开所有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会议；12个党的会议达成协议以后，才召开81党会议。

政治局当时认为，中苏两党可以先行会谈，但是目的是为着准备开兄弟党会议，而不是由我们两大党来解决兄弟党之间的共同问题，这个要讲清楚。而且还要提出这次兄弟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解决共同路线问题和苏阿关系问题。所以中央同志要我们做起草工作的同志在起草复信时，首先要分清是非，讲清道理（但不要点赫鲁晓夫的名字），然后提出建议。这封复信要写得理直气壮，合情合理，娓娓动听。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在二三月份有些兄弟党的倡议，如印尼党、越南党、新西兰党，都先后提议中苏两党先举行会谈，也建议召开兄弟党会议。政治局认为，苏共2月间已经答复这些兄弟党，拒绝了召开国际会议，这次给我们来信也没有提到中苏两党会谈。我们可以把印尼党等的建议接过来，向苏共正式提出。我们先对苏共的来信作了答复，然后再答复其他兄弟党。对他们在来信里面提出的一些其他问题，我们可表示在将来召开的兄弟党会议上予以讨论。

政治局会议同时还要求我们这些过去参加过莫斯科81党会议、起草过给苏共的《答复书》的秀才们组成一个班子，收集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特别是苏共“22大”以后，苏联方面在正式的或者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违反81党会议声明的材料，特别要收集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和不指名地攻击我党的材料。还要联络部、外交部、新华社和调查部也专门成立一个班子，来收集这方面的材料。

当时还考虑，将来材料收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班子就集中到钓鱼台，准备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会议。

经过一个星期的起草工作，我们党给苏共的复信在4月初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定稿，正式发出的时间是4月7日，既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同时也由我国驻苏联大使交给苏共中央。

在这封复信里，我党中央正式建议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而且还提出了五项具体建议，分五个步骤来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即：中苏两党举行会谈，苏阿两党举行会谈，召开苏、阿、中三党会议，然后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会议，最后召开81党会议。

对于我们4月7日的信，苏共在5月31日做出答复，实际上是拒绝召开兄弟党会议。因为它在复信中把阿尔巴尼亚改善对苏关系作为开兄弟党会议的先决条件，这就是要阿尔巴尼亚党放弃他们的立场，向苏共领导屈服。这实际上也就是拒绝了我们信里所提到的五项建议。

更为恶劣、更为严重的是，在苏共中央2月来信之后，在1962年四五月间，苏共领导在我国新疆塔城伊犁地区搞大规模的颠覆活动，煽动好几万人（具体数目当时没有统计出来，后来统计约5万人）跑到苏联那边去。对这种颠覆事件，当时我国政府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而且要求苏联驻伊犁、乌鲁木齐的领事馆停止工作，要求他们撤销这两个领事馆，因为是他们在那里直接策动大批人逃到苏联去的。

事情也很凑巧，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在福建沿海对我们进行挑衅，台湾蒋军在福建沿海进行骚扰，先后有许多股国民党军小部队在那里登陆。

一个在东面、一个在西面，都是趁我们经济困难、全力调整，无暇顾及边境的情况下，利用这个机会互相呼应，对我国突然袭击。当然，国民党的阴谋没有得逞，登陆的一股股小部队都给我们消灭了，有的退回去了。但是，苏联的确骗走了我们几万人。这件事情反过来也说明苏共的2月来信是一个幌子，装出一点缓和的姿态，实际上是搞阴谋。尽管我们希望缓和一下中苏关系，但是苏联方面却是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趁我们国内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候搞颠覆活动。

这是1962年上半年中苏关系的情况。这种紧张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我们努力缓和而有所改变，而且从下半年9月起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中印边境冲突和美苏核对抗危机（通称“加勒比海危机”）这两件事情凑在一起，都在1962年10月份达到紧张的高峰。先讲中印边境冲突。

自从1959年3月发生西藏叛乱以后，印度方面就在中印边境集中军队，1959年曾先后两次侵入中国领土，挑起边境冲突。一次是1959年8月25日，一次是1959年10月20日。前一次是从中印边界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中国领土，后一次是从中印边界西段，越过贡喀山口侵入新疆南部的中国领土。

前面已经讲过，对1959年的那次中印边境冲突，苏联方面采取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态度。赫鲁晓夫先是在9月9日发表一个塔斯社声明，后来10月间到北京来的时候又无理指责中国。由于我们对印度一方面提出强硬的抗议，一方面顾全大局、主动退让，结果使中印边境的冲突平静了一个时期。

可是从1961年起，印度军队又不断地入侵中国的领土，在中印边界东段的好些地方越过非法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在西段中国领土一侧又建立起许多新的据点。到1962年底，西段越界的据点达到40多个，有的据点距离中国的哨所只有几米。中国政府曾经向印度当局发出多次照会，要求互谅互让、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都遭到印度方面的无理拒绝。

到了1962年上半年，印度大批军队向中印边界开进。7月22日，印度军队侵入中印边界西段我国领土新疆的一个河谷地区。9月21日，又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我方一侧地区，打死打伤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多人。

对印度军队这两次入侵行动，中国政府都向印度政府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但是印度方面无理地拒绝了我们的抗议。我们一方面向印度提出抗议，一方面命令我们的边防部队不准开枪、不许同印度军队发生冲突，在印度军队进逼时我们要后退，力求避免冲突扩大化。但是，印度当局以为我国软弱可欺，于是得寸进尺，印度军队越来越嚣张，后来发展到印度士兵把我们哨兵的枪都抢走了。到10月间，印度在边境一带集中了大批部队，摆出了要大打一仗的架势，形势极为紧张。印度总理尼赫鲁不顾我们接连七次之多的严重抗议，仍然没有停止印度军队前进，而且在议会里公开攻击中国，声称要把中印边界沿线的中国军队清除掉。

面对这种情况，又鉴于1959年中印边境冲突时苏联的态度，我国政府在10月8日通知苏联驻华大使，说中印边界上印度集中了大批军队，看来它要发动战争，希望苏联政府发挥它对印度的影响，劝说尼赫鲁悬崖勒马。

10月13日，苏联方面由赫鲁晓夫出面找我国驻苏联大使刘晓谈话。赫鲁晓夫表示支持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的立场，并且还表示，如果苏联处在中国的地位，也是要对印度提出强硬抗议的，也是会采取这样的立场的。赫鲁晓夫采取这种态度，同当时美苏在加勒比海关系紧张有关，那时他需要中国支持。

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犯，动用了十多个旅的兵力，而且出动空军配合，占领了一大片中国的领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打退了印度军队的进攻，清除了印度军队入侵以来在中印边界中国领土一侧上修建的据点。就在我军进行自卫反击的同时，党中央预先对我们的边防部队下达命令：第一，打到喜马拉雅山山脚就必须停止前进；第二，稍后就要主动地撤退到1959年实际控制线以北；第三，停火后主动地遣返印度军俘虏；第四，还要主动地把我们从印度军队那里缴获的枪支交还印度。在自卫反击中，我们边防部队坚决地执行了中央的命令。

10月24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停止中印边境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这个时候，苏联《真理报》10月25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支持中国的立场，也认为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支持中国政府10月24日声明中提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

我国政府在声明中建议中印双方军队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并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在边界东段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在中段和西段保证不越过传统的习惯线，为此建议两国政府举行谈判。但是印度政府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中国政府只好单方面宣布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且从12月1日起主动地撤回部队，撤到第一次发生中印边境冲突前的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而且还从这条实际线再后撤20公里。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的立场是十分克制的，做到仁至义尽，极力忍让，不愿意同印度发生军事冲突。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突然改变了立场。他在12月12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公开指责中国。他说中国军队现在后撤了，为什么当初要从原有阵地前进呢？意思是说仗是中国打起来的，而不是印度入侵中国的领土。他的这个讲话，和他10月间跟刘晓大使的谈话以及10月25日《真理报》发表的社论，立场完全相反，从支持中国变为指责中国，从不赞成印度军队越过中印边界变为指责中国越过边界。赫鲁晓夫这样翻云覆雨，虽然是他反复无常的一贯作风又一表现，但是，他这样做又同当时加勒比海地区美苏核对峙危机有关。

所谓美苏在加勒比海地区核对抗危机，就是1962年上半年美国积极准备入侵古巴，肯尼迪政府准备发动一场入侵古巴的战争，推翻卡斯特罗政府。在这个时候，苏联是表示支持古巴的。但是，在6月左右，赫鲁晓夫竟然把中程核导弹和能够携带原子弹的苏联伊尔－28轰炸机秘密运进了古巴。

这一冒险行动当时是十分秘密的，但是美国在8月间就开始发觉这种迹象。美国的情报说，苏联在古巴有核导弹，但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到9月初，肯尼迪发表声明，警告苏联不能在古巴设置核导弹武器。9月11日，苏联塔斯社受权声明，否认企图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

过了一个月，10月16日，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发现苏联在古巴建设导弹发射场，同时还发现苏联在古巴装配伊尔－28轰炸机。这时美国非常紧张。肯尼迪要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去见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但葛罗米柯一口否认有此事。

美国总统肯尼迪为此下令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顾问和他的白宫班子紧急讨论应急方案。据肯尼迪的弟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讨论中有人主张马上轰炸在古巴的苏导弹基地，有人主张马上在古巴登陆，也有人主张实行海上封锁。因为他们估计苏联这个导弹基地的导弹和原子弹不一定已经全部运到古巴，所以主张实行海上封锁，对所有来往古巴的船只进行检查。肯尼迪决定采纳了实行海上封锁的方案。

10月22日晚上，肯尼迪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苏联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装配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为此他下令对古巴实行封锁，在离古巴500英里的范围内，所有船只都要接受美国军舰的检查。他说美国已经动员了100多艘军舰对古巴实行封锁。

在这同时，肯尼迪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澄清此事，要他停止在古巴搞导弹基地。赫鲁晓夫在第二天（10月23日）的回信中，声明苏联在古巴没有建立导弹基地，而且宣称苏联不遵守美国的封锁，认为这是海盗行为。这样一来，形势更加紧张了。

肯尼迪于是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如果苏联无视美国对古巴的封锁，硬是继续用船把导弹、核武器和飞机部件运往古巴，美国怎么办？在一番紧张的讨论之后，肯尼迪决定，如果发现苏联船只进入封锁区，美国军舰将加以拦截，并上船检查。

肯尼迪政府很快得到情报，说有21艘苏联船正向古巴方向行驶。这时白宫的气氛非常紧张。开会的时候肯尼迪一言不发，拉长了脸，脸色苍白。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跟他隔桌面对面地看着。据罗伯特·肯尼迪回忆这段情况时说，当时好像地球停止了转动。大家就这样紧张地等着苏联的船究竟是不是要越过封锁线，如果越过这个封锁线，美国海军就要登船检查，这就可能发生军事冲突，以至爆发核战争。肯尼迪下令：所有美国部队包括核导弹部队都进入戒备状态，B－29飞机携带空对地核导弹升空盘旋警戒。同时还有20个中队的空降部队整装待发，准备袭击正在古巴修建的导弹发射场。可是最后传来消息说，苏联的船只驶到警戒线的地方就停了下来，随后就掉头回去了。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事后回忆这段情况时说，地球好像一度停止不动了，现在又开始转动起来了，参加白宫会议的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隔了一天，又发现在古巴的导弹基地还在继续建造，伊尔－28也还在装配。肯尼迪于是又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再次重申美国的立场，要求赫鲁晓夫把导弹撤出古巴。

肯尼迪政府虽然实行海上封锁，但美国军舰并没有检查过往的所有船只，只选择了一艘苏联向巴拿马租用的客轮，检查以后就放行了。据罗伯特·肯尼迪讲，当时考虑检查客轮的时候，一方面是不要把苏联逼到墙角，留有回旋余地；另一方面是给赫鲁晓夫一个警告，要他不要继续把导弹核武器运进古巴。

赫鲁晓夫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把携带核武器的导弹运到古巴，这本身就是极为冒险的事情。因为美国政府决不会容忍别人在它的卧榻之侧放置核武器。苏联已有远程的洲际导弹，何必要在离美国这么近的古巴设这么一个导弹基地呢？而且这个导弹基地并不能保卫古巴，美国在古巴登陆时又不能使用核导弹加以阻止，而一旦动用核导弹，就会引发核大战。所以说赫鲁晓夫这一着棋实在是非常危险，是十足的冒险主义。

赫鲁晓夫这个人腰杆子并不硬，他骨子里害怕美帝国主义。所以他在肯尼迪政府采取这样的封锁措施之后就软下来了。他在26日晚上给肯尼迪复了一封信，说美国的封锁已经毫无意义，导弹已经在古巴了。因此他建议：一、苏联不再向古巴运进核武器，已经在古巴的导弹撤除或者销毁；二、作为交换条件，美国解除封锁，并且保证不入侵古巴。

10月27日，美国一架U－2飞机在古巴被击落，白宫会议决定轰炸古巴导弹基地，整个白宫空气紧张到极点。后来肯尼迪又不赞成，最后决定向赫鲁晓夫提出建议，即：赫鲁晓夫下令撤出在古巴的导弹，并在撤出时接受美国军舰的检查，并且同意美国对古巴实行国际监察（这是侵犯古巴主权）。

这样加勒比海美苏核对峙的危机以赫鲁晓夫的完全屈服而结束。

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写了一本叫《十三天》的书，主要是回忆10月16日到10月28日这十三天的情况。

他记录当时情况说，10月27日白宫开会时空气紧张到极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终生难忘。从此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实际上也是很心虚的。赫鲁晓夫先不该贸然把核导弹运进古巴，后来也不一定采取完全屈从美国的做法，表现了十足的投降主义。

赫鲁晓夫这个人，一方面可以犯冒险主义错误，另一方面也可以犯投降主义的错误，这在加勒比海美苏核对抗危机过程中充分地暴露出来了。

我国政府在10月25日、10月30日两次发表声明，支持古巴反对美国入侵，也支持苏联反对美国入侵古巴的立场。当然，我们并没有说我们支持赫鲁晓夫把导弹运到古巴去，也没有反对他把导弹撤出古巴。我们反对的是苏联在美国的要挟面前惊惶失措，放弃维护古巴政府的主权，也反对美国要求对古巴实行国际监察，侵犯古巴主权。

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美苏核对抗的危机中，受到了美国公开的羞辱，在全世界面前大丢面子。他对我们坚决支持古巴的立场，对我们反对肯尼迪提出而经他同意的对古巴进行国际监察的侵犯古巴主权的行为，恼羞成怒。于是从这个时候起，赫鲁晓夫发动了新一轮的反华浪潮。他在12月12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中，不仅为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做法辩解，不指名地攻击中国，而且在谈到中印边境冲突时，一反他在10月间曾经赞成中国反击印度的立场，公开攻击中国自卫反击并在反击后主动后撤。他这样翻脸攻击中国，不但因为这时加勒比海危机已经过去，他不再需要中国支持，而且因为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大丢面子，羞恼非常，迁怒于中国。赫鲁晓夫这次讲话，是他发动新的反华浪潮的信号。

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危机失败后恼羞成怒，他没有胆量把怒气冲向美国，而是把怒气冲向中国，冲向阿尔巴尼亚。加勒比海危机刚刚过去，从11月起，赫鲁晓夫发起一个“围剿”中国的运动。

从1962年11月初到1963年1月下旬，有五个国家的共产党先后举行了代表大会。它们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在这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上，按照苏共“22大”的方式，从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发展到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而且一次比一次恶劣，一直到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亲自出马指名攻击中国。

我没有跟我党代表团去参加这五个党的代表大会。

这五个党的代表大会，除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是由赵毅敏同志率领代表团参加以外，其他四次都是由伍修权同志率领代表团参加的。他们两位当时都是中央联络部的副部长。

参加这五个党的代表大会的我党代表团，工作非常紧张，而我们在国内工作也同样紧张。当时中央指定我参加由宣传部、联络部、外交部等单位的负责同志组成的工作小组。我因为在这之前刚主持起草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再论尼赫鲁哲学》这篇长文，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又主持写作《人民日报》的有关评论，连续作战，相当疲劳，但仍然尽力而为。这个工作小组负责对五个党的代表大会的情况先行研究、分析，然后提出对策，并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起草有关的致词、声明和评论，还负责起草中央给代表团的指示电报。

这个小组日常工作由“秀才们”做，“秀才”周围还有七八位助手。我们每天都收到我党代表团从国外发回来的情况报告以及有关问题的请示。我们根据这些情况逐一地研究在这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言的内容，把他们攻击中国党的问题加以分类、排队，然后抓住一些主要问题准备反击。同时，在代表团参加这些外国党代表大会期间，我们根据代表团的请示和中央对请示的答复起草电报；根据会议的情况对原来起草好的发言稿的相应部分进行修改、补充；起草我党代表团准备在这些代表大会上发表抗议声明的稿子。每个党的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先发表他们主要的反华言论，然后发表我们的评论，加以答辩。

在这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举行了多次会议，都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因为在处理中印边境我军自卫反击战后，毛主席到外地休息和视察，中央日常工作由少奇同志主持，但是一些重要的决定都跟毛主席通电话，征求他的意见。大多数情况是毛主席同意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的决定，有时毛主席也提出一些补充意见。

在这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中，首先召开的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1962年11月5日到14日举行的。苏共是由苏斯洛夫当团长参加的。这次代表大会一开始，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在他的报告中攻击阿尔巴尼亚，同时用比较隐晦的语言对我党进行不指名的指责。随后经过苏共代表团的策划，会议逐步升温。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和保加利亚党的代表在发言中指名攻击我们党。

根据对方的安排，我们代表团被安排在11月8日致词。代表团从国内出发的时候，小平同志向代表团交待，如果会上没有反阿、反华，我们代表团宣读已在国内定稿的祝词就行了，但是要准备他们像苏共“22大”那样反阿尔巴尼亚，所以要准备一段话来表明我们的态度。因为当时没有估计到这次大会上会指名地攻击中国党，所以在拟定的代表团致词稿里只准备回答反阿的一段话，没有回答反华的内容。代表团在8日致词时宣读了原来准备好的稿子，其中包括回答反阿的一段。我们代表团致词后，有些兄弟党和保加利亚党的代表在发言中进而接连指名攻击我党，这时代表团才感觉到，我们在致词中间只回答反阿，没有回答反华是一失着，但这时没有发言的机会了。

第二个大会是从11月20日起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央事先向代表团交待，鉴于保党大会的经验，代表团在致词中要准备不仅回答反阿，而且要回答反华。果然不出所料，这次会议一开始，匈牙利党的代表和外国党的代表在发言和致词中就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和我党。我们代表团被安排在第二天（21日）致词。伍修权同志在致词中明确对会议出现的攻击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言论表示遗憾。

在这之后，在整个匈牙利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期间，有三十几家兄弟党的代表攻击阿尔巴尼亚党，而且也不指名甚至指名攻击我们党，比起在保加利亚党代会上只有二十几家不指名或指名攻击我们党的数目显然是增加了，调子也升高了。针对这种情况，代表团打电报请示中央，应该如何表态。

中央收到这个电报以后，少奇同志召集会议商量，认为匈牙利的这个会很快就要结束了，对这个事情要做紧急处理，要我们立即起草一个声明，发给代表团，以便在会议结束之前能够发表。同时还要起草小组再起草一个电报给代表团，要求代表团抓紧时机，抓住要害来进行答辩，集中讲三点：第一，中苏关系和苏阿关系的恶化责任在苏共；第二，这场反华大合唱是苏共一手导演的；第三，提出召开兄弟党代表会议来消除分歧。我们把这个电报连同声明一起发给了代表团。

我党代表团的声明稿中，先讲我们代表团带着加强团结的愿望来参加大会，然后讲到现在有一些党、有一些人还在不断地扩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分歧，采取分裂主义的立场，利用一个又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机会指名地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和中国党。声明着重指出，这种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来攻击另一个党或另一些党的做法，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也是极不正常的，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声明最后主张召开兄弟党会议，以消除分歧加强团结。

代表团收到这个声明和中央复电的时候，正是匈牙利党代会上午刚刚结束并定于晚间举行招待会之前。代表团根据中央指示，抢在匈方举行的招待会上宣读了这个声明。据代表团同志回来后说，因为我们的声明稍微长一点，如果当时我们讲一段翻译一段，比较费时，容易中途被打断，于是将声明稿译成匈牙利文和俄文，在招待会上先由团长讲几句开场白，然后由翻译把声明的全文用匈牙利文念完，念完之后把声明的匈文稿和俄文稿当场散发。

据代表团同志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式是匈牙利党和苏联党都没有预料到的，所以当时他们表现得很慌乱。

苏联代表团马上同匈牙利代表团商量，临时找出一个党的代表，可能是长期流亡在莫斯科的人临时发言，乱骂一气。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卡达尔走到我们代表团面前，说对我们发表这个声明表示遗憾。我们代表团的同志当时就非常生气地对他说，你们大会上骂我们，现在又在招待会上骂我们，你们的招待会我们不能继续呆下去了。说完后我们代表团立即退席。

第三个大会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从12月4日开始到12月8日结束。在这次大会上，诺沃提尼开始作报告时，就猛烈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同时还不指名地攻击中国党，说支持阿尔巴尼亚就是支持他们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二个发言的是苏共代表团团长勃列日涅夫，他也是大骂了阿尔巴尼亚一顿，而且还不指名地攻击他所说的“所谓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暗指我们党的。

他们两人的讲话等于是发出动员令。所以在他们两个发言之后，除了个别的党以外，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在会上讲话的时候，都毫无例外地攻击阿尔巴尼亚，而且公开地、指名地指责中国党。这样，在这次捷克党的党代会上，反华再一次升温了。在60多个外国党代表团中间，有50多个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其中有20多个指名攻击我们党，从数量上讲，比保加利亚党和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增加了。

在这次大会上，朝鲜党的代表团团长挺身而出，在致词中不同意会上对中国党的攻击，指出这大大损害各国工人阶级的共同事业。朝鲜代表团团长明确说，“如果说对苏共的态度是衡量一个党的国际主义的话，同样对中国党的态度也是衡量一个党的国际主义。”朝鲜党代表的这个致词也受到了一些党代表的指责。所以说这次大会的情况比前两次的大会要严重得多。

捷克党这次也学匈牙利党的样子，把我们安排在第二天致词。看来他们的企图是要我们代表团先讲，然后在我们发言之后他们再骂我们一通，使我们没有机会反驳。但是，因为诺沃提尼和勃列日涅夫已经首先攻击了我们，所以我们代表团在致词中间就回答了他们对我们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攻击。我代表团在致词中说，“我们对于一年以前开始发生的（指苏共‘22大’）、以后又一次再次发生的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讲坛，对别的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攻击的做法，表示深切的痛心。你们的代表大会又一次重复了这种破坏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做法，使我们不能不表示极大的遗憾。”

在我们代表团致词的时候，会场上出现一场闹剧：拍桌子、跺地板，一阵阵嘘声、起哄、喊叫。但是我们代表团没有理会这些，镇定地坚持把稿子念完。

中央接到代表团的报告后，少奇同志在12月7日上午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情况。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东欧几个党的代表大会反阿反华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捷共的大会极不正常，我们应当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会议决定由我代表团发表一个特别声明，并批示代表团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后发制人，但是要留有余地，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退出大会，要坚持参加会议到底。在常委会上，小平同志要我们一方面起草一个电报，把中央的指示告诉代表团，另一方面再起草一个特别声明，一并发到布拉格。我们在当天就起草了这两个稿子，当晚送小平同志修改后即由少奇同志和周总理核定，8日凌晨发给代表团。

在北京拟定的我党代表团特别声明说：“我们党的代表团是抱着增强兄弟党的友谊、增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真诚愿望来参加这次大会的。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期望相反，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一些同志和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利用这次代表大会的讲坛，继续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并且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不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不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利于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这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行动，我们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声明同时还批评了这次大会的反华闹剧，说这次大会甚至采取喧嚷、嘘声等不正常的方式，并不能证明自己是有道理的，也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这种错误做法，只能加深分歧，制造分裂，只能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据我党代表团回京后汇报说，代表团收到北京发来的指示和特别声明稿以后，马上把声明稿译成捷克文和俄文，并赶在大会结束前把打印好的声明带到会场上去。在诺沃提尼总结讲话结束之前，我们代表团就把这个声明送交给大会的执行主席，请求大会执行主席把我们的声明发给各国党的代表团。我们代表团去交稿子的时候，还特别给了勃列日涅夫一份俄文稿。

大会执行主席收到我们的声明后，马上拿了一份送给正在讲话的诺沃提尼。诺沃提尼中断了他的闭幕词，拿起我代表团的声明看，表示很生气的样子。但是，有意思的是，他接着就在会上宣布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送来了一个声明，要我转给各兄弟党代表团，现在我把他们的声明先念给大家听一听。这样他就把我们党的声明从头到尾念了一遍。诺沃提尼这样做是表示一种气愤呢，还是认为不得不向中国党做一点交待呢？这就无法肯定了。但是，无论如何，大会所有的人终于都听到中国党的回答了。

散会的时候，捷克党的工作人员把我们声明的俄文、捷克文的稿子退还给我们，说他们的大会没有义务给我们分发。于是我们代表团自己发，既在会场上发，也在会外发，把这个声明发给各个兄弟党的代表和在场的参加会议的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代表。

在上述12月7日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除讨论决定给我们代表团发指示和发表一个特别声明外，当时还决定准备写几篇评论，公开回答欧洲几个党的代表大会对我们党的攻击，首先要评论捷共大会。在公开评论之前，先发表他们的重要反华言论。但是根据毛主席多次意见，我们暂时不公开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名，留有余地。会议的以上意见，由杨尚昆同志打电话给毛主席，征求他的意见。毛主席同意常委会的决定。于是我们马上动手起草评论。

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大会的我党代表团14日回到北京。我们也在这一天用一个半版的篇幅在《人民日报》刊登诺沃提尼和其他兄弟党以及捷共代表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反华言论。第二天（12月15日）就发表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标题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的标题是毛主席改的。毛主席当时在武昌，我们写好以后就发到那里，请毛主席最后定稿。毛主席在这个稿件上作了批示：“小平同志：此文已阅。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毛泽东12月14日零时25分”。他把社论题目改成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并写了几句话：“题目似以改一下更为概括些和响亮些，请酌定。”（按：原来底稿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分清是非，团结对敌》。）

这篇社论在12月15日发表。社论综述了保、匈、捷三党的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极为严重的反阿、反华事件，特别是捷党大会上的反华闹剧，并就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如何对待核武器等问题，阐述我党的观点。社论着重回答了某些兄弟党在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问题和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对中国的攻击，并指出这些攻击根本背离了共产党人对敌狠、对己和的原则立场，迎合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社论还指出，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不能采取以多数压少数的办法。中国共产党坚持原则，只服从真理，决不服从任何反马列主义的指挥棒和所谓多数。社论最后呼吁各国共产党人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为重，以共同对敌斗争的利益为重，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采取正确的方法来消除分歧，维护团结。

这篇社论的发表，标志着从苏共“22大”开始，经过保、匈、捷这三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对我们党和阿尔巴尼亚党进行“围剿”之后，我们发起反“围剿”，也就是在他们开始公开论战之后，我们被迫不得不同他们进行公开的论战。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意大利共产党也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都是在12月份。在这次意共代表大会上，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和其他人也公开攻击中国党。少奇同志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回答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的稍有理论色彩的讲话，由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回答，同时也指示《红旗》杂志写一篇论述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长篇论文。

这样我们在1962年12月31日发表了《人民日报》的社论，题目是《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1963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长篇社论。

《人民日报》的社论是送给在杭州的毛主席审定的。他在12月30日写给小平同志的信中说：“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

这样，公开论战就全面展开了。由于苏共领导这时还没有公开指名反华，这两篇评论同对捷共大会的评论一样，都只是指名回答了捷共和意共领导，或者泛称现代修正主义的论点，都没有点苏共领导的名。但是，我们评论的捷共和意共领导或现代修正主义的论点，其实也就是苏共领导的论点。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篇评论，分七个章节，主要回答了陶里亚蒂和其他一些兄弟党同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问题、关于和平共处问题、关于结构改革也就是和平过渡的问题、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过时等问题上的观点，既批判了陶里亚蒂，也详细阐述了我们所坚持的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评论最后说，我们不得不公开讨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同我们之间的主要分歧，这本来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如果不是他们首先公开挑战并且坚持要公开辩论的话。但是，我们仍然诚挚地希望，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能够消除这种分歧。尽管令人惋惜地看到陶里亚蒂和同他抱有同样观点的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越来越远，我们仍然热烈地期待着他们不要越陷越深，能够迷途知返，回到马列主义立场上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上来。我们愿意向前看。我们多次提出，应该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来解决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

《红旗》杂志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主要是从理论上分析、论证了当前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否已经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过时、现代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和国外根源是什么等问题。评论概括指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斗争类似于列宁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即现代修正主义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这就从理论高度阐述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进行的这场斗争的性质，为这场斗争指明了方向。

在以上三篇文章发表之后，德国统一社会党在1963年1月15日到21日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苏共由赫鲁晓夫亲自出马，率领一个阵容庞大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这次德国党的代表大会上耍了一个花招，他一方面在攻击阿尔巴尼亚党的同时，第一次指名攻击中国党，另一方面又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大会在安排发言的时间上也费了心思，就是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两人先讲，而把我党代表的致词安排在他们讲话几天以后。

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讲话以后，其他兄弟党也根据他们的口径，一方面攻击中国党，另一方面又要求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就是说在他们攻击我们之后要求我们不要答辩。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他们把我们代表团发言的时间安排到18日，而且还做了一个特别的规定，说这次代表大会只邀请各国党的第一把手为团长的来宾在会上致词。这就是说只有代表团团长是本党的第一书记才有资格在会上讲话。但是他们又说中国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除外。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党的诺沃提尼没有来参加这次大会，所以他们说，允许中国党代表团团长伍修权同志跟捷克党的代表团团长有在会上讲话的机会。至于其他党的代表，只能每一个地区派一个代表讲话。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他们鉴于一个多月前在捷共代表大会上朝鲜党的代表团团长发言时反对他们指责中国党的做法，所以他们要剥夺那些支持中国党的其他兄弟党代表发言的机会。他们想控制大会上的发言，只允许那些攻击我们党、听赫鲁晓夫指挥棒的党的代表讲话。

从赫鲁晓夫的发言看，他看到我们开始反击，而他自己本来就很虚弱，许多观点也站不住脚，公开争论下去对他不利，所以他毫不讲理地指责我们党进行答辩，要求停止公开论战，而且还把阿尔巴尼亚党放弃自己的观点作为停止论战的条件，实际上他并不是真的要停止公开论战，而是拿这个做幌子，迷惑一些人跟他走，以压服我们放弃答辩的权利。在他讲话之后，许多党的代表在讲话时也是攻击我们党和阿尔巴尼亚党，并要求我们党改变立场，停止公开论战。

根据这种新的情况，我党代表团打电报请示中央如何表态。少奇同志于1月17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要根据上述情况修改代表团的致词，采取高姿态，主张真团结，反对假团结，揭穿所谓停止公开论战的诡计。会议还决定指示代表团：要力争在大会上讲话，而且要准备可能在讲话过程中间遇到干扰，甚至打断我们的讲话、不许我们讲完。所以代表团一定要事先把讲话翻译好、打印好，并且动员所有在柏林的中国同志，包括我们使馆的、代表团的、新华社的同志和留学生，在代表团讲话后从几个方面把代表团的讲话稿散发出去。

经过修改后的代表团致词，主要是强调各兄弟党应该平等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对于赫鲁晓夫提出的那个所谓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我们在致词中不指名地指出，对那些表示和解的建议，我们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致词还强调：我们反对搞假团结、真分裂，并且利用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来攻击另外一个兄弟党的做法，对此我们再一次表示极大的遗憾。

由于我们代表团的发言揭穿了那种搞假团结、真分裂的诡计，所以在我们代表团致词过程中，大会执行主席一再摇铃制止我们的发言，而且从主席台上一直到整个会场，都发出一片喧闹声，吹口哨、拍桌子、跺地板，胡闹一气。但是我们代表团团长还是很有耐心，在他们闹的时候，就暂停讲话，让他们闹，等他们闹完以后又接着讲，他们再闹的时候我们又停下来，闹完以后我们又再讲，坚持把祝词念完。同时对他们这种胡闹的做法，我们代表团团长临时离开讲稿，说他们这种做法使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文明”。当时我们自己的翻译也把这些话同声传译翻译出去了。我们的致词稿也由柏林的中国同志全体动员散发出去了。

在北京，中央根据代表团的情况汇报，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修正主义者们反阿反华的新高峰，赫鲁晓夫亲自出席指挥，而且还假惺惺地说要停止公开论战，因此很有必要专门写一篇社论，一方面高举团结的旗帜，一方面对赫鲁晓夫的诡计加以揭露。中央认为，现在还不到公开点赫鲁晓夫本人的名字的时候，但既然提出公开论战的问题，我们可以公开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22大”开始的。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在钓鱼台的写作班子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稿，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月21日结束。《人民日报》在1月27日发表社论，题目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毛主席在杭州审定这篇社论。他在1月25日给小平同志的信中说：“廿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在这篇社论中，我们高举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旗帜，维护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社论第一次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22大”开始的，是从苏共利用他们的党代会讲坛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开始的。我们党曾做了种种努力，要求停止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努力没有能够阻止苏阿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我们的好意反受到了某些人（社论没有点名）一连串的指责。

社论还讲到，我们党从1962年4月起就主张召开兄弟党会议，通过同志式的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我们还建议各兄弟党应该进行准备工作，以缓和关系、改善气氛，其中包括在广播电台、在报刊上停止对另一个兄弟党的攻击，以便创造条件来召开兄弟党会议。我们党中央在1962年4月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但是，我们的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在这次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以及在这之前，从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始的两个多月中，有不少兄弟党的代表，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利用代表大会的讲坛来攻击阿尔巴尼亚，攻击中国党，甚至还攻击朝鲜党。

社论指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只有严格遵守两个文件，才能有真正的团结，违背这两个文件只能是假的团结。

社论强调说：我们认为，一面要求停止攻击，一面又在继续进行攻击，这绝不是一个诚实的共产党人应该采取的态度。说一千句团结的空话，不如做一件有利于团结的好事。现在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社论最后呼吁：希望首先发起攻击的兄弟党言行一致，采取主动，回到平等协商的轨道上来，回到《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的轨道上来，消除分歧，加强团结。

这篇评论发表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响应。不少兄弟党的领导人依然继续违反《宣言》和《声明》，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这样我们当然有权利予以答辩。

这时，毛主席已从杭州回到北京，主持2月17日到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题原定是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也讨论城市“五反”运动和毛主席提出的农村“四清”运动。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也是会议议论很多的议题之一。会议决定继续抓住几个主要问题写答辩文章。

根据中央的指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继续发表了三篇评论，即：《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著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2月27日发表的《分歧从何而来》，是《人民日报》的社论。这篇评论综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是回答那些指责中国党是分歧的“罪魁”、“祸首”的兄弟党的。之所以指名回答多列士等同志，是因为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中，谈论分歧最多、攻击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印尼、日本、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兄弟党最恶劣的就是法国共产党的多列士等人。评论追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始于苏共“20大”。但评论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表示不准备在本文中讨论这个问题。评论只从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通过《宣言》以后，特别是1959年戴维营会谈前后，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发表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违反《莫斯科宣言》的错误观点，并采取了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一系列行动。评论回答多列士等同志指责中国党把分歧公开化时，指出分歧公开始于1959年9月9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自己的国家通讯社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立场。评论在这里没有指明苏联和塔斯社，仍然留有余地。评论指出，鉴于发生上述错误言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才于1960年4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澄清是非。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某些同志不仅不吸取教训，反而策动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突然袭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在这之后，又不顾国际信义，撕毁几百个经济技术合同，恶化国家关系，对中国施加经济压力。评论在这里仍然没有指出这些都是苏共领导干的。

评论追述1960年兄弟党代表莫斯科会议之前以及会议期间经过激烈争论才通过协商一致，消除了分歧，达成了协议即《莫斯科声明》。评论回答多列士等指责中国党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后违背《声明》时指出：违背的不是中国党，而是苏联同志没有听取中国党的多次劝告，反而采取了进一步恶化苏阿关系的措施，直到在苏共“22大”上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党，直到在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反阿、反华，并指责其他兄弟党。

评论特别申述了中国党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境冲突中的立场，回答多列士等人对中国党的攻击，并列举一系列事实，指出法国共产党的立场前后矛盾、出尔反尔，跟着指挥棒转。

评论最后重申：中国共产党现在仍然主张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愿意同所有兄弟党一起，采取必要步骤，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条件。作为准备兄弟党会议的步骤之一，是停止目前仍在继续进行的公开争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主张。停止公开争论必须是言行一致的、相互的、全面的。有人一面说要停止争论，一面又继续攻击。他们实际上是要在把你打了一顿之后，不准你还手。这是不行的。

《红旗》杂志1963年第三、四期发表题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是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主要是从理论上说明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上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歧，批判以陶里亚蒂为代表的观点。这是陶里亚蒂长期以来宣传他的“结构改革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思潮的典型理论，而且比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提出的“和平过渡论”要早得多，系统得多。这篇长达11万字的文章分为八大章节（这八大章的题目是：一、引言，二、这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三、当代世界的矛盾，四、战争与和平，五、国家与革命，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七、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着重从理论上展开批判。这与《人民日报》1962年12月31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社论不同，《人民日报》的社论是着重从政治上批评陶里亚蒂。那篇社论发表后，陶里亚蒂很不满，认为《人民日报》的社论“缺乏明确性”，是“教条主义”，并表示要把公开争论继续下去。《红旗》杂志编辑部因此撰写了这一长文，索性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同陶里亚蒂敞开大辩论，彻底揭穿了“结构改革论”的理论错误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危害，从而也附带批判了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论”。

毛主席对这篇文章很重视，在整个2月份里，提了许多意见，并亲自作了许多重要修改。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个题目是毛主席最后确定的）长文首先指出，目前各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大争论是由现代修正主义者挑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大论战。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在新条件下的产物。

文章从分析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出发，指出陶里亚蒂提出的关于当代世界的新概念，根本抹煞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对抗性的社会矛盾的存在，完全背离马列主义的基本方法——阶级分析方法。他所提出的关于世界已没有战争、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已不存在、世界正朝向结构改革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已经改变、可以通过议会实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改革等等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文章指出，美帝国主义同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人民）之间的矛盾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之一。我们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3月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这是回答美共1月9日的声明的。美共在声明以及其他的文章中，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这篇声明特别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恶毒地诬蔑和诽谤我们党。社论指出：美共的一些领导人一方面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和美国总统肯尼迪，另一方面又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敌我不分，颠倒是非。社论着重回答美共声明中说中国同志“对台湾、香港和澳门没有采取冒险政策是正确的，但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却鼓励别人采取冒险政策”，这是“双重标准”。社论指出，采取“双重标准”。出尔反尔的不是中国，而是别人。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是这样，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也是这样。

这样，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我们一共发表了七篇文章，而每一次发表答辩文章之前，都用很大的篇幅来刊登对方的反华言论。应该指出的是，所有这七篇评论都没有直接指名批评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反华议论最多的就是苏共的报刊，而兄弟党的第一把手（第一书记或者总书记）中，公开讲话攻击中国共产党最多的也是赫鲁晓夫。当然，我们批驳的反华观点，大都是苏共领导讲过的。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1962年12月间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根据毛主席（他当时不在北京）的意见，确定了留有余地的方针。这就是给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留有回旋的余地，不直接点他的名字。可以说，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的方针还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并不希望公开破裂，特别是不希望跟苏共公开破裂。

在这次“围剿”和反“围剿”斗争过程中，正在外地休养的毛主席写了有关反修斗争的一首诗和一首词。一首诗是1962年12月26日写的七律《冬云》，全文是：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1963年1月写的词《满江红》，是和郭沫若的，全文是：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这两首诗词，反映了毛主席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诗人的胸怀和气魄。

1963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公开论战的第一次反攻议论纷纷。

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详细讲到关于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他讲了现代修正主义发展和几年来斗争的过程。小平同志指出，从苏共“20大”大反斯大林开始的七年间，我们党曾多次做工作，批评他们的错误，同他们的错误进行斗争。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是这样，后来的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也是这样，但是，都没有能够阻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发展。

小平同志指出，苏共“22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它在理论上系统化，赫鲁晓夫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径越来越粗暴、恶劣，以至最近发展到利用欧洲五个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机会，对我们发起一系列的攻击，把争论推向新高潮，从内部争论发展为公开争论。

会议上大家指出，这次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华浪潮有几个特点。第一，赫鲁晓夫由于在一系列事件中，特别是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这两个重大事件中，大大暴露了他的面目，十分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他发动了反华，企图用反华来转移视线。

第二，这次反华是公开的，但是对我们还留有一些余地。虽然赫鲁晓夫本人在德国党的大会上发表了反华演讲，《真理报》也发表了指名批评中国的文章，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他还是处在第二线，还不是公开打头阵，而是让其他跟着他指挥棒走的兄弟党的领导人打头阵。

第三，赫鲁晓夫企图用“多数”来压我们失败了。虽然有20多个、30多个、以至40多个党的代表在这五次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这当然是“多数”了，但是，比起1960年莫斯科会议内部指责我们党的数目，还是少了，许多党对公开攻击我们党有顾虑，而且也没有压服我们。我们坚持斗争到底。面对这种形势，赫鲁晓夫也无可奈何。

第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兄弟党中，左派公开出来说话了。朝鲜党、印尼党都讲话了，新西兰党也讲话了，委内瑞拉共产党也跟我们比较一致，还有亚洲的一些党，比如马来西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缅甸共产党，同我们都比较一致，越南党也是在多数情况下跟我们一致的。日本共产党在多数情况下跟我们也是一致的。这许多左派党都敢于出头讲话，反对或者不赞成苏共反阿、反华。

第五，这次反华浪潮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问题提出来了。赫鲁晓夫这样反下去，社会主义阵营就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分裂；而许多处于中间状态的党是害怕分裂的，他们要求团结，特别是要求中苏两党能够和解。这种状况对赫鲁晓夫压力很大，使他感觉到继续反华难以为继。同时，他也害怕我们发表文章，他害怕我们进一步就要点苏共和他的名了。

许多同志总结这次论战时指出，这次我们公开答辩、反对修正主义，其性质是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反对赫鲁晓夫领头全面篡改马列主义。他们否定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学说。他们提倡和平过渡即所谓议会道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立场上；他们把和平共处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任务，把它放在世界革命之上，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路线就是和平共处，从而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放弃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整个国际斗争中间混淆了敌友我的界限；在共产主义的建设问题上、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错误的论点。这些错误集中地表现在苏共“22大”通过的纲领中。所以说，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就是反对它全面篡改马列主义。这场斗争既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前途，也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革命以及整个人类的前途。

在谈到斗争的前景的时候，许多同志认为，经过反复斗争，从1956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六年多，看来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观点基本上没有改变。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在多数党里边占统治地位，所以这个斗争将是长期的。我们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会议一致认为，我们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反对修正，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革命、反对投降，坚持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的策略原则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不是以让步来求团结。某些让步是允许的，像1957年莫斯科会议那样，像196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我们是做了某些让步的，这是允许的。但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上，是不能让步的，在关系到我国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更是不能让步的。

中央领导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我们中央曾经反复讨论过，要尽力避免分裂。你要分裂，我不分裂，采取“赖”的办法，采取“拖”的办法。我们一直这样做。但是，看来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兄弟党之间，这种矛盾将会长期存在；在一个党内，这两种思想是不能和平共处的。从长远来看，这种矛盾发展和激化下去，分裂是很难避免的。无论在一个党内，或是在国际范围内，我们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因为现在已经有42个党公开指责中国党，这在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分裂了，也就是说在重大原则、基本观点上已经是分裂了。矛盾激化下去，其结果就会从理论上的分歧发展到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提出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我们还是要提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宣言》和《声明》这两个共同文件是我们斗争的武器。我们应该力求做到不公开破裂，保持某种形式的团结，这样比较有利，同时也有这种可能。苏共领导集团看来也有这种需要。但是，应当估计到，公开的完全分裂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苏共领导集团的冒险主义，他们有可能铤而走险，公开分裂。

在会议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在就分裂好了，说又分又不分的状况很麻烦，分裂比不分裂好。党中央认为，这种意见是不对的。所谓分裂问题，关键是中苏两党、两国是不是分裂，在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党要权衡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决不能首先采取分裂的步骤。至于苏共领导集团是不是首先采取分裂的步骤，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肯定。因为赫鲁晓夫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也是最大的冒险主义者，这是历史上证明了的。“20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是这样，调动部队镇压波兰也是这样，对中国撤出全部专家、撕毁所有合同也是这样，对阿尔巴尼亚断绝国家关系也是这样，不久前在古巴设置导弹基地也是这样。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麻痹大意，要有思想准备。

会议议论到分裂的后果会怎么样，无非是断绝党的关系，断绝国家的关系。断绝党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但国家关系不可能完全断绝，做生意恐怕还是要做的，即使完全断绝了也没有什么，生意不做也没有什么。这对我们有一些损失，但也不大。分裂之后是不是会打仗？除非在苏联实行公开的法西斯专政，否则照现在的情况他不敢打，他也没有理由打。如果真是要打，我们无非是退出北京，退到山沟里面去，退到延安去就是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早就设想到了，无非再上山打游击就是了。但是，要把中国完全吞下去，美国人是没有这个肚子，赫鲁晓夫也没有这个肚子。

中央同志认为，现在看来，赫鲁晓夫还不敢和我们公开破裂，因为他和美国的关系还没有搞好。两霸相争，很难妥协。从这一点考虑，赫鲁晓夫现在还不敢和我们公开破裂，更不用说和我们打仗了。现在的公开争论无非是笔墨官司，没有什么不得了。但是，我们要在一定范围的干部中做思想工作，要告诉他们分裂的可能不是不存在，是有这种可能的。要不然，将来一旦真的分裂到来时，我们的干部没有思想准备就不好了。而且对左派兄弟党也要做工作，也要他们有思想准备。在日本投降之后，由于我们党中央对国民党可能进攻解放区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国民党发动内战时我们干部是有思想准备的，而且在作战部署上也有所准备，因此很快就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比预计更短的时间取得全国的胜利。

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主要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当时也叫“四清”）问题。他在2月28日总结发言时谈到反修斗争。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团结起来，教育那些不懂或不大懂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和群众，目前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意义在此。应当研究湖南、湖北、河北的经验。我们已经发表的反修文章，在知识界里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赞成的。可见过去十多年的思想教育是有成绩的。赫鲁晓夫的讲话、文章不可怕，因为他们没有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骂我说纸老虎不对，引得世界上许多人都想知道我说的纸老虎是什么意思。现在有43个党骂我们，“帽子”满天飞，我们不怕，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决议、声明、讲话、文章通通发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们敢不敢照我们这样办，这是挑战。看来他们不敢，这说明他们理亏。如果一切真理在你们手里，你们可以批驳我们。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是因为他们驳不倒我们。现在倒是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派人到瑞士来同我们联系，要我们的文章看。看来修正主义不好混，反对的人多起来了。我们再发表几篇文章之后，可以停一停，看一看再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不可以老是把弦拉得太紧了。

小平同志赞成并传达中央常委的决定：预定撰写的文章发表完了以后，要停一下。因为现在已经出现要求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出现要求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问题。可以停止公开争论一个时期，准备谈判，首先是中苏两党的谈判。通过这个谈判，如果达成一些协议的话，也可能召开第三次兄弟党会议。但是要看到，现在要达成协议的困难比过去大得多，因此中苏关系可能出现这么五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维持某种形式的团结，分歧和争论依然继续，彼此我行我素。

第二种情况，国际共运四分五裂，但是中苏两党维持不分裂。

第三种情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成两个派别，但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分裂。

第四种情况，党的关系分裂了，但是国家关系不分裂，国际群众团体不分裂。

第五种情况，一切都分裂了，党的关系分裂了，国家关系也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分裂了，国际群众团体也分裂了。

小平同志说，由于存在这些可能，我们在考虑分裂危险的时候，要考虑到哪些方面可以不分裂。中央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中央常委决定，现在我们要做四件事情：

第一，要把计划发表的文章写完，然后集中力量来写小册子，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来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这些要做充分准备。这是基本功。

第二，要准备中苏两党双边会谈，这个会谈可以逐步展开，问题逐个讨论，哪些可能取得协议的就达成协议，不可能取得协议的就暂时摆在一边。

第三，要加强对外宣传，加强对外广播，加强外文书籍的出版，加强对左派的工作。但是现在还不适宜召开左派党的会议，因为条件不成熟，而且苏共也没有带头召开部分兄弟党的国际会议。如果他召开这种会议，就是开分裂会议。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考虑是不是要召开左派兄弟党的会议。现在还不是时候，条件还不成熟。

第四，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国内要防止修正主义。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有助于我们国内防止修正主义的斗争。修正主义能够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党内发展，我们应该很好研究怎么样防止在中国出现这种情况，不仅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后一代不出现修正主义。在做好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我们要把党的建设做好。

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我们在前一个时期的反修斗争，同时为下一阶段的斗争提出了方针、策略和步骤。

从这个时候起，党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一个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组长是康生，我是副组长。小组的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另外还有我们写作班子的一些“秀才”，有许立群、姚溱、乔冠华（他在中苏两党会谈开始后被指定为副组长）、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不久胡绳和熊复因病都没有参加这个工作。陈伯达是非正式的“机动”成员，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这个时候陈伯达主要承担国内方面文件的起草工作。

写成的反修文稿都先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送常委审定。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时，参加的还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梁必业等同志。乔木同志因为身体有病，从1961年夏天起就完全离职疗养。毛主席叫他不要做任何工作，专心休息。所以他没有参加这次反修文稿的起草工作。

其实这个小组从1962年11月份就开始工作，从1962年12月起，写作班子就集中在钓鱼台，到1963年2月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后，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正式命名。一直到1966年5月开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之前，写作小组集中工作。“文化大革命”暴风雨来临前夕，这个班子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