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22大”以後，我們黨中央確定：繼續集中力量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同時對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特別是大國沙文主義的鬥爭，採取力爭緩和的方針。

在這個時期蘇共方面又怎麼樣動作呢？1962年2月22日，蘇共中央致函我黨中央，主要是回答我黨代表團在蘇共“22大”致詞中不指名地批評蘇共大反阿爾巴尼亞。來信給我黨戴上“特殊立場”的帽子，指責我黨採取和“兄弟黨”不同的路線，支持阿爾巴尼亞黨。來信一方面表示要改善中蘇關係，增進團結，另一方面又要求我黨放棄所謂“特殊立場”，接受所謂“共同的路線”。

我們黨中央因為當時正集中力量解決七千人大會後的一系列國內問題，所以一直到一個月以後才討論蘇共這封來信。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樓開會，由少奇同志主持，對蘇共這封信做了一些分析。會議上大家估計，蘇共領導發出這封信的意圖有三種可能：一種可能是真的想緩和一下中蘇關係；另一種可能是為進一步惡化中蘇關係製造輿論，裝模作樣地表示蘇聯是要改善關係的，把惡化的責任推到中國方面；還有一種可能是要挑撥我們黨和阿爾巴尼亞黨的關係，挑撥我們黨和其他左派黨的關係。

政治局會議確定：我們的方針還是堅持原則、堅持團結。首先是堅持原則、分清是非，如果我們不堅持原則，那麼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很難有力量來抵擋蘇共領導破壞團結、製造分裂、大反不贊成蘇共領導的兄弟黨的這種趨勢。同時，我們也要把團結的旗幟舉得更高，說明我們不是不要團結，我們是真正要團結，我們要的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的團結。

根據這樣一個方針，政治局決定要給蘇共中央寫一封覆信，在覆信里主動提出要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的建議，不提任何先決條件，同時要為開兄弟黨會議做準備。

當時中央認為，與其這麼不死不活地拖下去，不如主動地提出召開兄弟黨會議。因為現在開會條件總不會比布加勒斯特會議的時候更壞。布加勒斯特那次會是對我們搞突然襲擊，現在我們有準備地來開這個會，結果可能會好一點。我們可以建議蘇聯黨和阿爾巴尼亞黨、蘇聯黨和中國黨先分別會談；達成一定協議之後再開所有12個社會主義國家黨的會議；12個黨的會議達成協議以後，才召開81黨會議。

政治局當時認為，中蘇兩黨可以先行會談，但是目的是為着準備開兄弟黨會議，而不是由我們兩大黨來解決兄弟黨之間的共同問題，這個要講清楚。而且還要提出這次兄弟黨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解決共同路線問題和蘇阿關係問題。所以中央同志要我們做起草工作的同志在起草覆信時，首先要分清是非，講清道理（但不要點赫魯曉夫的名字），然後提出建議。這封覆信要寫得理直氣壯，合情合理，娓娓動聽。

這次政治局會議還討論了在二三月份有些兄弟黨的倡議，如印尼黨、越南黨、新西蘭黨，都先後提議中蘇兩黨先舉行會談，也建議召開兄弟黨會議。政治局認為，蘇共2月間已經答覆這些兄弟黨，拒絕了召開國際會議，這次給我們來信也沒有提到中蘇兩黨會談。我們可以把印尼黨等的建議接過來，向蘇共正式提出。我們先對蘇共的來信作了答覆，然後再答覆其他兄弟黨。對他們在來信裡面提出的一些其他問題，我們可表示在將來召開的兄弟黨會議上予以討論。

政治局會議同時還要求我們這些過去參加過莫斯科81黨會議、起草過給蘇共的《答覆書》的秀才們組成一個班子，收集1960年莫斯科會議以後，特別是蘇共“22大”以後，蘇聯方面在正式的或者在國際會議上發表的違反81黨會議聲明的材料，特別要收集攻擊阿爾巴尼亞黨和不指名地攻擊我黨的材料。還要聯絡部、外交部、新華社和調查部也專門成立一個班子，來收集這方面的材料。

當時還考慮，將來材料收集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這個班子就集中到釣魚臺，準備中蘇兩黨會談和兄弟黨會議。

經過一個星期的起草工作，我們黨給蘇共的覆信在4月初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定稿，正式發出的時間是4月7日，既交給蘇聯駐中國大使，同時也由我國駐蘇聯大使交給蘇共中央。

在這封覆信里，我黨中央正式建議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而且還提出了五項具體建議，分五個步驟來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即：中蘇兩黨舉行會談，蘇阿兩黨舉行會談，召開蘇、阿、中三黨會議，然後召開12個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會議，最後召開81黨會議。

對於我們4月7日的信，蘇共在5月31日做出答覆，實際上是拒絕召開兄弟黨會議。因為它在覆信中把阿爾巴尼亞改善對蘇關係作為開兄弟黨會議的先決條件，這就是要阿爾巴尼亞黨放棄他們的立場，向蘇共領導屈服。這實際上也就是拒絕了我們信里所提到的五項建議。

更為惡劣、更為嚴重的是，在蘇共中央2月來信之後，在1962年四五月間，蘇共領導在我國新疆塔城伊犁地區搞大規模的顛覆活動，煽動好幾萬人（具體數目當時沒有統計出來，後來統計約5萬人）跑到蘇聯那邊去。對這種顛覆事件，當時我國政府提出了嚴重的抗議，而且要求蘇聯駐伊犁、烏魯木齊的領事館停止工作，要求他們撤銷這兩個領事館，因為是他們在那裡直接策動大批人逃到蘇聯去的。

事情也很湊巧，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國民黨在福建沿海對我們進行挑釁，台灣蔣軍在福建沿海進行騷擾，先後有許多股國民黨軍小部隊在那裡登陸。

一個在東面、一個在西面，都是趁我們經濟困難、全力調整，無暇顧及邊境的情況下，利用這個機會互相呼應，對我國突然襲擊。當然，國民黨的陰謀沒有得逞，登陸的一股股小部隊都給我們消滅了，有的退回去了。但是，蘇聯的確騙走了我們幾萬人。這件事情反過來也說明蘇共的2月來信是一個幌子，裝出一點緩和的姿態，實際上是搞陰謀。儘管我們希望緩和一下中蘇關係，但是蘇聯方面卻是另外一種想法，就是趁我們國內經濟嚴重困難的時候搞顛覆活動。

這是1962年上半年中蘇關係的情況。這種緊張的關係，並沒有因為我們努力緩和而有所改變，而且從下半年9月起就變得越來越嚴重了。

中印邊境衝突和美蘇核對抗危機（通稱“加勒比海危機”）這兩件事情湊在一起，都在1962年10月份達到緊張的高峰。先講中印邊境衝突。

自從1959年3月發生西藏叛亂以後，印度方面就在中印邊境集中軍隊，1959年曾先後兩次侵入中國領土，挑起邊境衝突。一次是1959年8月25日，一次是1959年10月20日。前一次是從中印邊界東段，越過麥克馬洪線進入中國領土，後一次是從中印邊界西段，越過貢喀山口侵入新疆南部的中國領土。

前面已經講過，對1959年的那次中印邊境衝突，蘇聯方面採取偏袒印度，指責中國的態度。赫魯曉夫先是在9月9日發表一個塔斯社聲明，後來10月間到北京來的時候又無理指責中國。由於我們對印度一方面提出強硬的抗議，一方面顧全大局、主動退讓，結果使中印邊境的衝突平靜了一個時期。

可是從1961年起，印度軍隊又不斷地入侵中國的領土，在中印邊界東段的好些地方越過非法的所謂麥克馬洪線，在西段中國領土一側又建立起許多新的據點。到1962年底，西段越界的據點達到40多個，有的據點距離中國的哨所只有幾米。中國政府曾經向印度當局發出多次照會，要求互諒互讓、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但都遭到印度方面的無理拒絕。

到了1962年上半年，印度大批軍隊向中印邊界開進。7月22日，印度軍隊侵入中印邊界西段我國領土新疆的一個河谷地區。9月21日，又在東段越過麥克馬洪線，進入我方一側地區，打死打傷我們的軍官和士兵多人。

對印度軍隊這兩次入侵行動，中國政府都向印度政府提出了最強烈的抗議，但是印度方面無理地拒絕了我們的抗議。我們一方面向印度提出抗議，一方面命令我們的邊防部隊不准開槍、不許同印度軍隊發生衝突，在印度軍隊進逼時我們要後退，力求避免衝突擴大化。但是，印度當局以為我國軟弱可欺，於是得寸進尺，印度軍隊越來越囂張，後來發展到印度士兵把我們哨兵的槍都搶走了。到10月間，印度在邊境一帶集中了大批部隊，擺出了要大打一仗的架勢，形勢極為緊張。印度總理尼赫魯不顧我們接連七次之多的嚴重抗議，仍然沒有停止印度軍隊前進，而且在議會裡公開攻擊中國，聲稱要把中印邊界沿線的中國軍隊清除掉。

面對這種情況，又鑑於1959年中印邊境衝突時蘇聯的態度，我國政府在10月8日通知蘇聯駐華大使，說中印邊界上印度集中了大批軍隊，看來它要發動戰爭，希望蘇聯政府發揮它對印度的影響，勸說尼赫魯懸崖勒馬。

10月13日，蘇聯方面由赫魯曉夫出面找我國駐蘇聯大使劉曉談話。赫魯曉夫表示支持中國和平解決中印邊界糾紛的立場，並且還表示，如果蘇聯處在中國的地位，也是要對印度提出強硬抗議的，也是會採取這樣的立場的。赫魯曉夫採取這種態度，同當時美蘇在加勒比海關繫緊張有關，那時他需要中國支持。

10月20日，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的東段和西段同時向中國發動大規模進犯，動用了十多個旅的兵力，而且出動空軍配合，占領了一大片中國的領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邊防部隊不得不進行自衛反擊，打退了印度軍隊的進攻，清除了印度軍隊入侵以來在中印邊界中國領土一側上修建的據點。就在我軍進行自衛反擊的同時，黨中央預先對我們的邊防部隊下達命令：第一，打到喜馬拉雅山山腳就必須停止前進；第二，稍後就要主動地撤退到1959年實際控制線以北；第三，停火後主動地遣返印度軍俘虜；第四，還要主動地把我們從印度軍隊那裡繳獲的槍支交還印度。在自衛反擊中，我們邊防部隊堅決地執行了中央的命令。

10月24日，我國政府發表聲明，建議停止中印邊境衝突，重開談判，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在這個時候，蘇聯《真理報》10月25日發表了一篇社論，支持中國的立場，也認為麥克馬洪線是非法的，支持中國政府10月24日聲明中提出的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建議。

我國政府在聲明中建議中印雙方軍隊後撤20公里，脫離接觸，並主動提出：中國軍隊在邊界東段撤回到實際控制線以北，在中段和西段保證不越過傳統的習慣線，為此建議兩國政府舉行談判。但是印度政府拒絕了中國政府的建議。中國政府只好單方面宣布1962年11月22日零時起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並且從12月1日起主動地撤回部隊，撤到第一次發生中印邊境衝突前的1959年11月7日實際控制線中國一側，而且還從這條實際線再後撤20公里。從這裡可以看到，中國的立場是十分克制的，做到仁至義盡，極力忍讓，不願意同印度發生軍事衝突。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赫魯曉夫突然改變了立場。他在12月12日的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表演講，公開指責中國。他說中國軍隊現在後撤了，為什麼當初要從原有陣地前進呢？意思是說仗是中國打起來的，而不是印度入侵中國的領土。他的這個講話，和他10月間跟劉曉大使的談話以及10月25日《真理報》發表的社論，立場完全相反，從支持中國變為指責中國，從不贊成印度軍隊越過中印邊界變為指責中國越過邊界。赫魯曉夫這樣翻雲覆雨，雖然是他反覆無常的一貫作風又一表現，但是，他這樣做又同當時加勒比海地區美蘇核對峙危機有關。

所謂美蘇在加勒比海地區核對抗危機，就是1962年上半年美國積極準備入侵古巴，肯尼迪政府準備發動一場入侵古巴的戰爭，推翻卡斯特羅政府。在這個時候，蘇聯是表示支持古巴的。但是，在6月左右，赫魯曉夫竟然把中程核導彈和能夠攜帶原子彈的蘇聯伊爾－28轟炸機秘密運進了古巴。

這一冒險行動當時是十分秘密的，但是美國在8月間就開始發覺這種跡象。美國的情報說，蘇聯在古巴有核導彈，但還沒有確實的證據。到9月初，肯尼迪發表聲明，警告蘇聯不能在古巴設置核導彈武器。9月11日，蘇聯塔斯社受權聲明，否認企圖在古巴設立導彈基地。

過了一個月，10月16日，美國的U－2高空偵察機發現蘇聯在古巴建設導彈發射場，同時還發現蘇聯在古巴裝配伊爾－28轟炸機。這時美國非常緊張。肯尼迪要他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去見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但葛羅米柯一口否認有此事。

美國總統肯尼迪為此下令國務院、國防部、國家安全顧問和他的白宮班子緊急討論應急方案。據肯尼迪的弟弟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說，討論中有人主張馬上轟炸在古巴的蘇導彈基地，有人主張馬上在古巴登陸，也有人主張實行海上封鎖。因為他們估計蘇聯這個導彈基地的導彈和原子彈不一定已經全部運到古巴，所以主張實行海上封鎖，對所有來往古巴的船隻進行檢查。肯尼迪決定採納了實行海上封鎖的方案。

10月22日晚上，肯尼迪發表電視講話，宣布蘇聯在古巴建造導彈基地、裝配攜帶核武器的轟炸機。為此他下令對古巴實行封鎖，在離古巴500英里的範圍內，所有船隻都要接受美國軍艦的檢查。他說美國已經動員了100多艘軍艦對古巴實行封鎖。

在這同時，肯尼迪給赫魯曉夫寫了一封親筆信，要他澄清此事，要他停止在古巴搞導彈基地。赫魯曉夫在第二天（10月23日）的回信中，聲明蘇聯在古巴沒有建立導彈基地，而且宣稱蘇聯不遵守美國的封鎖，認為這是海盜行為。這樣一來，形勢更加緊張了。

肯尼迪於是召集國家安全委員會緊急會議討論：如果蘇聯無視美國對古巴的封鎖，硬是繼續用船把導彈、核武器和飛機部件運往古巴，美國怎麼辦？在一番緊張的討論之後，肯尼迪決定，如果發現蘇聯船隻進入封鎖區，美國軍艦將加以攔截，並上船檢查。

肯尼迪政府很快得到情報，說有21艘蘇聯船正向古巴方向行駛。這時白宮的氣氛非常緊張。開會的時候肯尼迪一言不發，拉長了臉，臉色蒼白。他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跟他隔桌面對面地看着。據羅伯特·肯尼迪回憶這段情況時說，當時好像地球停止了轉動。大家就這樣緊張地等着蘇聯的船究竟是不是要越過封鎖線，如果越過這個封鎖線，美國海軍就要登船檢查，這就可能發生軍事衝突，以至爆發核戰爭。肯尼迪下令：所有美國部隊包括核導彈部隊都進入戒備狀態，B－29飛機攜帶空對地核導彈升空盤旋警戒。同時還有20個中隊的空降部隊整裝待發，準備襲擊正在古巴修建的導彈發射場。可是最後傳來消息說，蘇聯的船隻駛到警戒線的地方就停了下來，隨後就掉頭回去了。美國總統肯尼迪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事後回憶這段情況時說，地球好像一度停止不動了，現在又開始轉動起來了，參加白宮會議的人這才鬆了一口氣。

隔了一天，又發現在古巴的導彈基地還在繼續建造，伊爾－28也還在裝配。肯尼迪於是又給赫魯曉夫寫了一封信，再次重申美國的立場，要求赫魯曉夫把導彈撤出古巴。

肯尼迪政府雖然實行海上封鎖，但美國軍艦並沒有檢查過往的所有船隻，只選擇了一艘蘇聯向巴拿馬租用的客輪，檢查以後就放行了。據羅伯特·肯尼迪講，當時考慮檢查客輪的時候，一方面是不要把蘇聯逼到牆角，留有迴旋餘地；另一方面是給赫魯曉夫一個警告，要他不要繼續把導彈核武器運進古巴。

赫魯曉夫在古巴建造導彈基地，把攜帶核武器的導彈運到古巴，這本身就是極為冒險的事情。因為美國政府決不會容忍別人在它的臥榻之側放置核武器。蘇聯已有遠程的洲際導彈，何必要在離美國這麼近的古巴設這麼一個導彈基地呢？而且這個導彈基地並不能保衛古巴，美國在古巴登陸時又不能使用核導彈加以阻止，而一旦動用核導彈，就會引發核大戰。所以說赫魯曉夫這一着棋實在是非常危險，是十足的冒險主義。

赫魯曉夫這個人腰杆子並不硬，他骨子裡害怕美帝國主義。所以他在肯尼迪政府採取這樣的封鎖措施之後就軟下來了。他在26日晚上給肯尼迪復了一封信，說美國的封鎖已經毫無意義，導彈已經在古巴了。因此他建議：一、蘇聯不再向古巴運進核武器，已經在古巴的導彈撤除或者銷毀；二、作為交換條件，美國解除封鎖，並且保證不入侵古巴。

10月27日，美國一架U－2飛機在古巴被擊落，白宮會議決定轟炸古巴導彈基地，整個白宮空氣緊張到極點。後來肯尼迪又不贊成，最後決定向赫魯曉夫提出建議，即：赫魯曉夫下令撤出在古巴的導彈，並在撤出時接受美國軍艦的檢查，並且同意美國對古巴實行國際監察（這是侵犯古巴主權）。

這樣加勒比海美蘇核對峙的危機以赫魯曉夫的完全屈服而結束。

羅伯特·肯尼迪後來寫了一本叫《十三天》的書，主要是回憶10月16日到10月28日這十三天的情況。

他記錄當時情況說，10月27日白宮開會時空氣緊張到極點，所有參加會議的人終生難忘。從此可以看出，美國政府實際上也是很心虛的。赫魯曉夫先不該貿然把核導彈運進古巴，後來也不一定採取完全屈從美國的做法，表現了十足的投降主義。

赫魯曉夫這個人，一方面可以犯冒險主義錯誤，另一方面也可以犯投降主義的錯誤，這在加勒比海美蘇核對抗危機過程中充分地暴露出來了。

我國政府在10月25日、10月30日兩次發表聲明，支持古巴反對美國入侵，也支持蘇聯反對美國入侵古巴的立場。當然，我們並沒有說我們支持赫魯曉夫把導彈運到古巴去，也沒有反對他把導彈撤出古巴。我們反對的是蘇聯在美國的要挾面前驚惶失措，放棄維護古巴政府的主權，也反對美國要求對古巴實行國際監察，侵犯古巴主權。

赫魯曉夫在加勒比海美蘇核對抗的危機中，受到了美國公開的羞辱，在全世界面前大丟面子。他對我們堅決支持古巴的立場，對我們反對肯尼迪提出而經他同意的對古巴進行國際監察的侵犯古巴主權的行為，惱羞成怒。於是從這個時候起，赫魯曉夫發動了新一輪的反華浪潮。他在12月12日的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講話中，不僅為他在加勒比海危機中的做法辯解，不指名地攻擊中國，而且在談到中印邊境衝突時，一反他在10月間曾經贊成中國反擊印度的立場，公開攻擊中國自衛反擊並在反擊後主動後撤。他這樣翻臉攻擊中國，不但因為這時加勒比海危機已經過去，他不再需要中國支持，而且因為他在加勒比海危機中大丟面子，羞惱非常，遷怒於中國。赫魯曉夫這次講話，是他發動新的反華浪潮的信號。

赫魯曉夫在加勒比海危機失敗後惱羞成怒，他沒有膽量把怒氣沖向美國，而是把怒氣沖向中國，沖向阿爾巴尼亞。加勒比海危機剛剛過去，從11月起，赫魯曉夫發起一個“圍剿”中國的運動。

從1962年11月初到1963年1月下旬，有五個國家的共產黨先後舉行了代表大會。它們是保加利亞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意大利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和德國統一社會黨第六次代表大會。

在這五個黨的代表大會上，按照蘇共“22大”的方式，從公開指名攻擊阿爾巴尼亞，發展到公開指名攻擊中國共產黨，而且一次比一次惡劣，一直到在德國統一社會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親自出馬指名攻擊中國。

我沒有跟我黨代表團去參加這五個黨的代表大會。

這五個黨的代表大會，除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大會是由趙毅敏同志率領代表團參加以外，其他四次都是由伍修權同志率領代表團參加的。他們兩位當時都是中央聯絡部的副部長。

參加這五個黨的代表大會的我黨代表團，工作非常緊張，而我們在國內工作也同樣緊張。當時中央指定我參加由宣傳部、聯絡部、外交部等單位的負責同志組成的工作小組。我因為在這之前剛主持起草關於中印邊界問題的《再論尼赫魯哲學》這篇長文，在加勒比海危機期間又主持寫作《人民日報》的有關評論，連續作戰，相當疲勞，但仍然盡力而為。這個工作小組負責對五個黨的代表大會的情況先行研究、分析，然後提出對策，並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見起草有關的致詞、聲明和評論，還負責起草中央給代表團的指示電報。

這個小組日常工作由“秀才們”做，“秀才”周圍還有七八位助手。我們每天都收到我黨代表團從國外發回來的情況報告以及有關問題的請示。我們根據這些情況逐一地研究在這些黨的代表大會上發言的內容，把他們攻擊中國黨的問題加以分類、排隊，然後抓住一些主要問題準備反擊。同時，在代表團參加這些外國黨代表大會期間，我們根據代表團的請示和中央對請示的答覆起草電報；根據會議的情況對原來起草好的發言稿的相應部分進行修改、補充；起草我黨代表團準備在這些代表大會上發表抗議聲明的稿子。每個黨的代表大會結束後，我們先發表他們主要的反華言論，然後發表我們的評論，加以答辯。

在這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舉行了多次會議，都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因為在處理中印邊境我軍自衛反擊戰後，毛主席到外地休息和視察，中央日常工作由少奇同志主持，但是一些重要的決定都跟毛主席通電話，徵求他的意見。大多數情況是毛主席同意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的決定，有時毛主席也提出一些補充意見。

在這五個黨的代表大會中，首先召開的是保加利亞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是在1962年11月5日到14日舉行的。蘇共是由蘇斯洛夫當團長參加的。這次代表大會一開始，保加利亞共產黨總書記日夫科夫在他的報告中攻擊阿爾巴尼亞，同時用比較隱晦的語言對我党進行不指名的指責。隨後經過蘇共代表團的策劃，會議逐步升溫。一些兄弟黨的代表和保加利亞黨的代表在發言中指名攻擊我們黨。

根據對方的安排，我們代表團被安排在11月8日致詞。代表團從國內出發的時候，小平同志向代表團交待，如果會上沒有反阿、反華，我們代表團宣讀已在國內定稿的祝詞就行了，但是要準備他們像蘇共“22大”那樣反阿爾巴尼亞，所以要準備一段話來表明我們的態度。因為當時沒有估計到這次大會上會指名地攻擊中國黨，所以在擬定的代表團致詞稿里只準備回答反阿的一段話，沒有回答反華的內容。代表團在8日致詞時宣讀了原來準備好的稿子，其中包括回答反阿的一段。我們代表團致詞後，有些兄弟黨和保加利亞黨的代表在發言中進而接連指名攻擊我黨，這時代表團才感覺到，我們在致詞中間只回答反阿，沒有回答反華是一失着，但這時沒有發言的機會了。

第二個大會是從11月20日起召開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中央事先向代表團交待，鑑於保黨大會的經驗，代表團在致詞中要準備不僅回答反阿，而且要回答反華。果然不出所料，這次會議一開始，匈牙利黨的代表和外國黨的代表在發言和致詞中就攻擊阿爾巴尼亞黨和我黨。我們代表團被安排在第二天（21日）致詞。伍修權同志在致詞中明確對會議出現的攻擊中國黨和阿爾巴尼亞黨的言論表示遺憾。

在這之後，在整個匈牙利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期間，有三十幾家兄弟黨的代表攻擊阿爾巴尼亞黨，而且也不指名甚至指名攻擊我們黨，比起在保加利亞黨代會上只有二十幾家不指名或指名攻擊我們黨的數目顯然是增加了，調子也升高了。針對這種情況，代表團打電報請示中央，應該如何表態。

中央收到這個電報以後，少奇同志召集會議商量，認為匈牙利的這個會很快就要結束了，對這個事情要做緊急處理，要我們立即起草一個聲明，發給代表團，以便在會議結束之前能夠發表。同時還要起草小組再起草一個電報給代表團，要求代表團抓緊時機，抓住要害來進行答辯，集中講三點：第一，中蘇關係和蘇阿關係的惡化責任在蘇共；第二，這場反華大合唱是蘇共一手導演的；第三，提出召開兄弟黨代表會議來消除分歧。我們把這個電報連同聲明一起發給了代表團。

我黨代表團的聲明稿中，先講我們代表團帶着加強團結的願望來參加大會，然後講到現在有一些黨、有一些人還在不斷地擴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意見分歧，採取分裂主義的立場，利用一個又一個黨的代表大會的機會指名地攻擊阿爾巴尼亞黨和中國黨。聲明着重指出，這種利用一個黨的代表大會來攻擊另一個黨或另一些黨的做法，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也是極不正常的，這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聲明最後主張召開兄弟黨會議，以消除分歧加強團結。

代表團收到這個聲明和中央復電的時候，正是匈牙利黨代會上午剛剛結束並定於晚間舉行招待會之前。代表團根據中央指示，搶在匈方舉行的招待會上宣讀了這個聲明。據代表團同志回來後說，因為我們的聲明稍微長一點，如果當時我們講一段翻譯一段，比較費時，容易中途被打斷，於是將聲明稿譯成匈牙利文和俄文，在招待會上先由團長講幾句開場白，然後由翻譯把聲明的全文用匈牙利文念完，念完之後把聲明的匈文稿和俄文稿當場散發。

據代表團同志說，我們採取這樣的方式是匈牙利黨和蘇聯黨都沒有預料到的，所以當時他們表現得很慌亂。

蘇聯代表團馬上同匈牙利代表團商量，臨時找出一個黨的代表，可能是長期流亡在莫斯科的人臨時發言，亂罵一氣。匈牙利黨的第一書記卡達爾走到我們代表團面前，說對我們發表這個聲明表示遺憾。我們代表團的同志當時就非常生氣地對他說，你們大會上罵我們，現在又在招待會上罵我們，你們的招待會我們不能繼續呆下去了。說完後我們代表團立即退席。

第三個大會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召開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從12月4日開始到12月8日結束。在這次大會上，諾沃提尼開始作報告時，就猛烈地攻擊了阿爾巴尼亞，同時還不指名地攻擊中國黨，說支持阿爾巴尼亞就是支持他們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民族主義。第二個發言的是蘇共代表團團長勃列日涅夫，他也是大罵了阿爾巴尼亞一頓，而且還不指名地攻擊他所說的“所謂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這也是暗指我們黨的。

他們兩人的講話等於是發出動員令。所以在他們兩個發言之後，除了個別的黨以外，許多兄弟黨的代表和捷克斯洛伐克黨的代表在會上講話的時候，都毫無例外地攻擊阿爾巴尼亞，而且公開地、指名地指責中國黨。這樣，在這次捷克黨的黨代會上，反華再一次升溫了。在60多個外國黨代表團中間，有50多個指名攻擊阿爾巴尼亞，其中有20多個指名攻擊我們黨，從數量上講，比保加利亞黨和匈牙利黨的代表大會上增加了。

在這次大會上，朝鮮黨的代表團團長挺身而出，在致詞中不同意會上對中國黨的攻擊，指出這大大損害各國工人階級的共同事業。朝鮮代表團團長明確說，“如果說對蘇共的態度是衡量一個黨的國際主義的話，同樣對中國黨的態度也是衡量一個黨的國際主義。”朝鮮黨代表的這個致詞也受到了一些黨代表的指責。所以說這次大會的情況比前兩次的大會要嚴重得多。

捷克黨這次也學匈牙利黨的樣子，把我們安排在第二天致詞。看來他們的企圖是要我們代表團先講，然後在我們發言之後他們再罵我們一通，使我們沒有機會反駁。但是，因為諾沃提尼和勃列日涅夫已經首先攻擊了我們，所以我們代表團在致詞中間就回答了他們對我們黨和阿爾巴尼亞黨的攻擊。我代表團在致詞中說，“我們對於一年以前開始發生的（指蘇共‘22大’）、以後又一次再次發生的利用一個黨的代表大會的講壇，對別的兄弟党進行公開的、片面的攻擊的做法，表示深切的痛心。你們的代表大會又一次重複了這種破壞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做法，使我們不能不表示極大的遺憾。”

在我們代表團致詞的時候，會場上出現一場鬧劇：拍桌子、跺地板，一陣陣噓聲、起鬨、喊叫。但是我們代表團沒有理會這些，鎮定地堅持把稿子念完。

中央接到代表團的報告後，少奇同志在12月7日上午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這個情況。會議上大家一致認為，東歐幾個黨的代表大會反阿反華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捷共的大會極不正常，我們應當採取進一步的措施。會議決定由我代表團發表一個特別聲明，並批示代表團要堅持原則，堅持鬥爭，後發制人，但是要留有餘地，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要退出大會，要堅持參加會議到底。在常委會上，小平同志要我們一方面起草一個電報，把中央的指示告訴代表團，另一方面再起草一個特別聲明，一併發到布拉格。我們在當天就起草了這兩個稿子，當晚送小平同志修改後即由少奇同志和周總理核定，8日凌晨發給代表團。

在北京擬定的我黨代表團特別聲明說：“我們黨的代表團是抱着增強兄弟黨的友誼、增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真誠願望來參加這次大會的。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同我們的期望相反，在你們的代表大會上，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一些同志和某些兄弟黨的同志，利用這次代表大會的講壇，繼續攻擊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並且大肆攻擊中國共產黨。這種做法，不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不利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不利於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不利於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也不符合社會主義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對於這種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行動，我們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遺憾。”聲明同時還批評了這次大會的反華鬧劇，說這次大會甚至採取喧嚷、噓聲等不正常的方式，並不能證明自己是有道理的，也是無助於問題的解決的。這種錯誤做法，只能加深分歧，製造分裂，只能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據我黨代表團回京後匯報說，代表團收到北京發來的指示和特別聲明稿以後，馬上把聲明稿譯成捷克文和俄文，並趕在大會結束前把打印好的聲明帶到會場上去。在諾沃提尼總結講話結束之前，我們代表團就把這個聲明送交給大會的執行主席，請求大會執行主席把我們的聲明發給各國黨的代表團。我們代表團去交稿子的時候，還特別給了勃列日涅夫一份俄文稿。

大會執行主席收到我們的聲明後，馬上拿了一份送給正在講話的諾沃提尼。諾沃提尼中斷了他的閉幕詞，拿起我代表團的聲明看，表示很生氣的樣子。但是，有意思的是，他接着就在會上宣布說，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送來了一個聲明，要我轉給各兄弟黨代表團，現在我把他們的聲明先念給大家聽一聽。這樣他就把我們黨的聲明從頭到尾念了一遍。諾沃提尼這樣做是表示一種氣憤呢，還是認為不得不向中國黨做一點交待呢？這就無法肯定了。但是，無論如何，大會所有的人終於都聽到中國黨的回答了。

散會的時候，捷克黨的工作人員把我們聲明的俄文、捷克文的稿子退還給我們，說他們的大會沒有義務給我們分發。於是我們代表團自己發，既在會場上發，也在會外發，把這個聲明發給各個兄弟黨的代表和在場的參加會議的捷克斯洛伐克黨的代表。

在上述12月7日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除討論決定給我們代表團發指示和發表一個特別聲明外，當時還決定準備寫幾篇評論，公開回答歐洲幾個黨的代表大會對我們黨的攻擊，首先要評論捷共大會。在公開評論之前，先發表他們的重要反華言論。但是根據毛主席多次意見，我們暫時不公開點蘇共和赫魯曉夫的名，留有餘地。會議的以上意見，由楊尚昆同志打電話給毛主席，徵求他的意見。毛主席同意常委會的決定。於是我們馬上動手起草評論。

參加捷克斯洛伐克黨的代表大會的我黨代表團14日回到北京。我們也在這一天用一個半版的篇幅在《人民日報》刊登諾沃提尼和其他兄弟黨以及捷共代表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代表大會上的反華言論。第二天（12月15日）就發表了《人民日報》的社論，標題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

《人民日報》這篇社論的標題是毛主席改的。毛主席當時在武昌，我們寫好以後就發到那裡，請毛主席最後定稿。毛主席在這個稿件上作了批示：“小平同志：此文已閱。寫得很好，有必要發表這類文章。毛澤東12月14日零時25分”。他把社論題目改成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並寫了幾句話：“題目似以改一下更為概括些和響亮些，請酌定。”（按：原來底稿的標題是《堅持真理，分清是非，團結對敵》。）

這篇社論在12月15日發表。社論綜述了保、匈、捷三黨的代表大會上發生的極為嚴重的反阿、反華事件，特別是捷黨大會上的反華鬧劇，並就如何維護世界和平，如何對待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如何對待核武器等問題，闡述我黨的觀點。社論着重回答了某些兄弟黨在中印邊境武裝衝突問題和加勒比海危機問題上對中國的攻擊，並指出這些攻擊根本背離了共產黨人對敵狠、對己和的原則立場，迎合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需要。社論還指出，兄弟黨之間的關係，不能採取以多數壓少數的辦法。中國共產黨堅持原則，只服從真理，決不服從任何反馬列主義的指揮棒和所謂多數。社論最後呼籲各國共產黨人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為重，以共同對敵鬥爭的利益為重，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所規定的兄弟黨關係的準則，採取正確的方法來消除分歧，維護團結。

這篇社論的發表，標誌着從蘇共“22大”開始，經過保、匈、捷這三個兄弟黨的代表大會對我們黨和阿爾巴尼亞党進行“圍剿”之後，我們發起反“圍剿”，也就是在他們開始公開論戰之後，我們被迫不得不同他們進行公開的論戰。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召開的同時，意大利共產黨也召開了第四次代表大會，都是在12月份。在這次意共代表大會上，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和其他人也公開攻擊中國黨。少奇同志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開會，決定回答意共領導人陶里亞蒂的稍有理論色彩的講話，由人民日報寫一篇社論回答，同時也指示《紅旗》雜誌寫一篇論述現代修正主義問題的長篇論文。

這樣我們在1962年12月31日發表了《人民日報》的社論，題目是《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1963年第一期《紅旗》雜誌發表了《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長篇社論。

《人民日報》的社論是送給在杭州的毛主席審定的。他在12月30日寫給小平同志的信中說：“文章已看過，寫得很好，題目也是適當的。可以於今日下午廣播，明日見報。”

這樣，公開論戰就全面展開了。由於蘇共領導這時還沒有公開指名反華，這兩篇評論同對捷共大會的評論一樣，都只是指名回答了捷共和意共領導，或者泛稱現代修正主義的論點，都沒有點蘇共領導的名。但是，我們評論的捷共和意共領導或現代修正主義的論點，其實也就是蘇共領導的論點。

《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這篇評論，分七個章節，主要回答了陶里亞蒂和其他一些兄弟黨同志在戰爭與和平問題、對核武器和核戰爭的態度、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問題、關於和平共處問題、關於結構改革也就是和平過渡的問題、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否過時等問題上的觀點，既批判了陶里亞蒂，也詳細闡述了我們所堅持的馬列主義的原則立場。評論最後說，我們不得不公開討論陶里亞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同我們之間的主要分歧，這本來不是我們所希望的，如果不是他們首先公開挑戰並且堅持要公開辯論的話。但是，我們仍然誠摯地希望，通過同志式的討論，能夠消除這種分歧。儘管令人惋惜地看到陶里亞蒂和同他抱有同樣觀點的同志，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越來越遠，我們仍然熱烈地期待着他們不要越陷越深，能夠迷途知返，回到馬列主義立場上來，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革命原則上來。我們願意向前看。我們多次提出，應該召開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會議，來解決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歧。

《紅旗》雜誌社論《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主要是從理論上分析、論證了當前的時代是什麼時代、帝國主義的本質是否已經改變、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否過時、現代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和國外根源是什麼等問題。評論概括指出，我們現在所面臨的鬥爭類似於列寧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的鬥爭，也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即現代修正主義的又一次嚴重的鬥爭。這就從理論高度闡述了到目前為止我們所進行的這場鬥爭的性質，為這場鬥爭指明了方向。

在以上三篇文章發表之後，德國統一社會黨在1963年1月15日到21日召開了第六次代表大會。蘇共由赫魯曉夫親自出馬，率領一個陣容龐大的代表團參加了這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這次德國黨的代表大會上耍了一個花招，他一方面在攻擊阿爾巴尼亞黨的同時，第一次指名攻擊中國黨，另一方面又要求停止公開論戰。大會在安排發言的時間上也費了心思，就是烏布利希和赫魯曉夫兩人先講，而把我黨代表的致詞安排在他們講話幾天以後。

赫魯曉夫和烏布利希講話以後，其他兄弟黨也根據他們的口徑，一方面攻擊中國黨，另一方面又要求我們停止公開論戰，就是說在他們攻擊我們之後要求我們不要答辯。真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他們把我們代表團發言的時間安排到18日，而且還做了一個特別的規定，說這次代表大會只邀請各國黨的第一把手為團長的來賓在會上致詞。這就是說只有代表團團長是本黨的第一書記才有資格在會上講話。但是他們又說中國黨和捷克斯洛伐克黨除外。因為捷克斯洛伐克黨的諾沃提尼沒有來參加這次大會，所以他們說，允許中國黨代表團團長伍修權同志跟捷克黨的代表團團長有在會上講話的機會。至於其他黨的代表，只能每一個地區派一個代表講話。他們這樣做的目的，顯然是他們鑑於一個多月前在捷共代表大會上朝鮮黨的代表團團長發言時反對他們指責中國黨的做法，所以他們要剝奪那些支持中國黨的其他兄弟黨代表發言的機會。他們想控制大會上的發言，只允許那些攻擊我們黨、聽赫魯曉夫指揮棒的黨的代表講話。

從赫魯曉夫的發言看，他看到我們開始反擊，而他自己本來就很虛弱，許多觀點也站不住腳，公開爭論下去對他不利，所以他毫不講理地指責我們党進行答辯，要求停止公開論戰，而且還把阿爾巴尼亞黨放棄自己的觀點作為停止論戰的條件，實際上他並不是真的要停止公開論戰，而是拿這個做幌子，迷惑一些人跟他走，以壓服我們放棄答辯的權利。在他講話之後，許多黨的代表在講話時也是攻擊我們黨和阿爾巴尼亞黨，並要求我們黨改變立場，停止公開論戰。

根據這種新的情況，我黨代表團打電報請示中央如何表態。少奇同志於1月17日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會上大家一致認為，要根據上述情況修改代表團的致詞，採取高姿態，主張真團結，反對假團結，揭穿所謂停止公開論戰的詭計。會議還決定指示代表團：要力爭在大會上講話，而且要準備可能在講話過程中間遇到干擾，甚至打斷我們的講話、不許我們講完。所以代表團一定要事先把講話翻譯好、打印好，並且動員所有在柏林的中國同志，包括我們使館的、代表團的、新華社的同志和留學生，在代表團講話後從幾個方面把代表團的講話稿散發出去。

經過修改後的代表團致詞，主要是強調各兄弟黨應該平等協商，消除分歧，加強團結。對於赫魯曉夫提出的那個所謂停止公開論戰的建議，我們在致詞中不指名地指出，對那些表示和解的建議，我們要聽其言而觀其行。致詞還強調：我們反對搞假團結、真分裂，並且利用自己的黨代表大會來攻擊另外一個兄弟黨的做法，對此我們再一次表示極大的遺憾。

由於我們代表團的發言揭穿了那種搞假團結、真分裂的詭計，所以在我們代表團致詞過程中，大會執行主席一再搖鈴制止我們的發言，而且從主席台上一直到整個會場，都發出一片喧鬧聲，吹口哨、拍桌子、跺地板，胡鬧一氣。但是我們代表團團長還是很有耐心，在他們鬧的時候，就暫停講話，讓他們鬧，等他們鬧完以後又接着講，他們再鬧的時候我們又停下來，鬧完以後我們又再講，堅持把祝詞念完。同時對他們這種胡鬧的做法，我們代表團團長臨時離開講稿，說他們這種做法使我們看到了他們的“文明”。當時我們自己的翻譯也把這些話同聲傳譯翻譯出去了。我們的致詞稿也由柏林的中國同志全體動員散發出去了。

在北京，中央根據代表團的情況匯報，認為這次代表大會是修正主義者們反阿反華的新高峰，赫魯曉夫親自出席指揮，而且還假惺惺地說要停止公開論戰，因此很有必要專門寫一篇社論，一方面高舉團結的旗幟，一方面對赫魯曉夫的詭計加以揭露。中央認為，現在還不到公開點赫魯曉夫本人的名字的時候，但既然提出公開論戰的問題，我們可以公開指出公開論戰是從蘇共“22大”開始的。根據中央的指示，我們在釣魚臺的寫作班子起草一篇《人民日報》的社論稿，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審定。

德國統一社會黨第六次代表大會1月21日結束。《人民日報》在1月27日發表社論，題目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毛主席在杭州審定這篇社論。他在1月25日給小平同志的信中說：“廿四日送來的社論已經看過，寫得很好，可以發表。”

在這篇社論中，我們高舉堅持原則、堅持團結的旗幟，維護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莫斯科聲明》。社論第一次明確指出，公開論戰是從蘇共“22大”開始的，是從蘇共利用他們的黨代會講壇公開指名攻擊阿爾巴尼亞黨開始的。我們黨曾做了種種努力，要求停止這種使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但是，我們的努力沒有能夠阻止蘇阿關係的進一步惡化，我們的好意反受到了某些人（社論沒有點名）一連串的指責。

社論還講到，我們黨從1962年4月起就主張召開兄弟黨會議，通過同志式的協商，消除分歧，加強團結。我們還建議各兄弟黨應該進行準備工作，以緩和關係、改善氣氛，其中包括在廣播電台、在報刊上停止對另一個兄弟黨的攻擊，以便創造條件來召開兄弟黨會議。我們黨中央在1962年4月給蘇共中央的信中就提出了這樣的建議。但是，我們的這個建議遭到了拒絕。在這次德國統一社會黨代表大會上以及在這之前，從保加利亞共產黨代表大會開始的兩個多月中，有不少兄弟黨的代表，違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利用代表大會的講壇來攻擊阿爾巴尼亞，攻擊中國黨，甚至還攻擊朝鮮黨。

社論指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是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一致協議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基礎。只有嚴格遵守兩個文件，才能有真正的團結，違背這兩個文件只能是假的團結。

社論強調說：我們認為，一面要求停止攻擊，一面又在繼續進行攻擊，這絕不是一個誠實的共產黨人應該採取的態度。說一千句團結的空話，不如做一件有利於團結的好事。現在是懸崖勒馬的時候了。

社論最後呼籲：希望首先發起攻擊的兄弟黨言行一致，採取主動，回到平等協商的軌道上來，回到《宣言》和《聲明》所規定的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的準則的軌道上來，消除分歧，加強團結。

這篇評論發表後，並沒有得到相應的響應。不少兄弟黨的領導人依然繼續違反《宣言》和《聲明》，繼續攻擊中國共產黨。這樣我們當然有權利予以答辯。

這時，毛主席已從杭州回到北京，主持2月17日到28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主題原定是1963年國民經濟計劃，也討論城市“五反”運動和毛主席提出的農村“四清”運動。赫魯曉夫發動新的反華運動，也是會議議論很多的議題之一。會議決定繼續抓住幾個主要問題寫答辯文章。

根據中央的指示，《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又繼續發表了三篇評論，即：《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於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著乾重大問題》、《評美國共產黨聲明》。

2月27日發表的《分歧從何而來》，是《人民日報》的社論。這篇評論綜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是回答那些指責中國黨是分歧的“罪魁”、“禍首”的兄弟黨的。之所以指名回答多列士等同志，是因為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兄弟黨中，談論分歧最多、攻擊中國黨和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印尼、日本、緬甸、泰國、馬來西亞等兄弟黨最惡劣的就是法國共產黨的多列士等人。評論追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始於蘇共“20大”。但評論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表示不準備在本文中討論這個問題。評論只從1957年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通過《宣言》以後，特別是1959年戴維營會談前後，某些兄弟黨的同志發表了一系列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違反《莫斯科宣言》的錯誤觀點，並採取了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準則的一系列行動。評論回答多列士等同志指責中國黨把分歧公開化時，指出分歧公開始於1959年9月9日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通過自己的國家通訊社發表聲明，指責中國在中印邊境衝突中的立場。評論在這裡沒有指明蘇聯和塔斯社，仍然留有餘地。評論指出，鑑於發生上述錯誤言行，《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才於1960年4月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澄清是非。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三篇文章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某些同志不僅不吸取教訓，反而策動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國共產黨突然襲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開了一個極端惡劣的先例。在這之後，又不顧國際信義，撕毀幾百個經濟技術合同，惡化國家關係，對中國施加經濟壓力。評論在這裡仍然沒有指出這些都是蘇共領導干的。

評論追述1960年兄弟黨代表莫斯科會議之前以及會議期間經過激烈爭論才通過協商一致，消除了分歧，達成了協議即《莫斯科聲明》。評論回答多列士等指責中國黨在1960年莫斯科會議後違背《聲明》時指出：違背的不是中國黨，而是蘇聯同志沒有聽取中國黨的多次勸告，反而採取了進一步惡化蘇阿關係的措施，直到在蘇共“22大”上公開指名攻擊阿爾巴尼亞黨，直到在五個兄弟黨的代表大會上反阿、反華，並指責其他兄弟黨。

評論特別申述了中國黨在加勒比海危機和中印邊境衝突中的立場，回答多列士等人對中國黨的攻擊，並列舉一系列事實，指出法國共產黨的立場前後矛盾、出爾反爾，跟着指揮棒轉。

評論最後重申：中國共產黨現在仍然主張召開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並且願意同所有兄弟黨一起，採取必要步驟，為召開兄弟黨會議準備條件。作為準備兄弟黨會議的步驟之一，是停止目前仍在繼續進行的公開爭論。這是中國共產黨早就提出的主張。停止公開爭論必須是言行一致的、相互的、全面的。有人一面說要停止爭論，一面又繼續攻擊。他們實際上是要在把你打了一頓之後，不准你還手。這是不行的。

《紅旗》雜誌1963年第三、四期發表題為《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是以《紅旗》雜誌編輯部名義發表的文章，主要是從理論上說明在當代的若乾重大問題上列寧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分歧，批判以陶里亞蒂為代表的觀點。這是陶里亞蒂長期以來宣傳他的“結構改革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思潮的典型理論，而且比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提出的“和平過渡論”要早得多，系統得多。這篇長達11萬字的文章分為八大章節（這八大章的題目是：一、引言，二、這次各國共產黨人大爭論的性質是什麼？三、當代世界的矛盾，四、戰爭與和平，五、國家與革命，六、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七、在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八、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着重從理論上展開批判。這與《人民日報》1962年12月31日發表的《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社論不同，《人民日報》的社論是着重從政治上批評陶里亞蒂。那篇社論發表後，陶里亞蒂很不滿，認為《人民日報》的社論“缺乏明確性”，是“教條主義”，並表示要把公開爭論繼續下去。《紅旗》雜誌編輯部因此撰寫了這一長文，索性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同陶里亞蒂敞開大辯論，徹底揭穿了“結構改革論”的理論錯誤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實踐的危害，從而也附帶批判了赫魯曉夫的“和平過渡論”。

毛主席對這篇文章很重視，在整個2月份里，提了許多意見，並親自作了許多重要修改。

《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這個題目是毛主席最後確定的）長文首先指出，目前各國共產黨人之間的大爭論是由現代修正主義者挑起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同現代修正主義的大論戰，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次大論戰。現代修正主義思潮是帝國主義的政策在新條件下的產物。

文章從分析當代世界的主要矛盾出發，指出陶里亞蒂提出的關於當代世界的新概念，根本抹煞全世界範圍內各種對抗性的社會矛盾的存在，完全背離馬列主義的基本方法——階級分析方法。他所提出的關於世界已沒有戰爭、帝國主義勢力範圍已不存在、世界正朝向結構改革發展、無產階級專政的含義已經改變、可以通過議會實現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深刻改革等等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文章指出，美帝國主義同世界各國人民（包括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人民）之間的矛盾是當代世界的主要矛盾之一。我們的口號是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3月8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一篇社論：《評美國共產黨聲明》。這是回答美共1月9日的聲明的。美共在聲明以及其他的文章中，對中國共產党進行了一系列的攻擊。這篇聲明特別在加勒比海危機問題上惡毒地誣衊和誹謗我們黨。社論指出：美共的一些領導人一方面極力美化美帝國主義和美國總統肯尼迪，另一方面又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敵我不分，顛倒是非。社論着重回答美共聲明中說中國同志“對台灣、香港和澳門沒有採取冒險政策是正確的，但在加勒比海危機中，卻鼓勵別人採取冒險政策”，這是“雙重標準”。社論指出，採取“雙重標準”。出爾反爾的不是中國，而是別人。在中印邊境衝突問題上是這樣，在加勒比海危機中也是這樣。

這樣，從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我們一共發表了七篇文章，而每一次發表答辯文章之前，都用很大的篇幅來刊登對方的反華言論。應該指出的是，所有這七篇評論都沒有直接指名批評蘇聯共產黨和赫魯曉夫。實際上，在這個時期反華議論最多的就是蘇共的報刊，而兄弟黨的第一把手（第一書記或者總書記）中，公開講話攻擊中國共產黨最多的也是赫魯曉夫。當然，我們批駁的反華觀點，大都是蘇共領導講過的。

我們之所以這樣做，是1962年12月間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會議，根據毛主席（他當時不在北京）的意見，確定了留有餘地的方針。這就是給赫魯曉夫、蘇聯共產黨留有迴旋的餘地，不直接點他的名字。可以說，一直到這個時候為止，我們的方針還是堅持原則、堅持團結，並不希望公開破裂，特別是不希望跟蘇共公開破裂。

在這次“圍剿”和反“圍剿”鬥爭過程中，正在外地休養的毛主席寫了有關反修鬥爭的一首詩和一首詞。一首詩是1962年12月26日寫的七律《冬雲》，全文是：

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

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

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1963年1月寫的詞《滿江紅》，是和郭沫若的，全文是：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悽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這兩首詩詞，反映了毛主席這位偉大的革命家和詩人的胸懷和氣魄。

1963年2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大家對公開論戰的第一次反攻議論紛紛。

鄧小平同志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詳細講到關於反對修正主義鬥爭的問題。他講了現代修正主義發展和幾年來鬥爭的過程。小平同志指出，從蘇共“20大”大反斯大林開始的七年間，我們黨曾多次做工作，批評他們的錯誤，同他們的錯誤進行鬥爭。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是這樣，後來的1960年的莫斯科會議也是這樣，但是，都沒有能夠阻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發展。

小平同志指出，蘇共“22大”，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它在理論上系統化，赫魯曉夫公開分裂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行徑越來越粗暴、惡劣，以至最近發展到利用歐洲五個黨召開代表大會的機會，對我們發起一系列的攻擊，把爭論推向新高潮，從內部爭論發展為公開爭論。

會議上大家指出，這次赫魯曉夫發動的反華浪潮有幾個特點。第一，赫魯曉夫由於在一系列事件中，特別是在中印邊境衝突和加勒比海危機這兩個重大事件中，大大暴露了他的面目，十分不得人心。在這種情況下，他發動了反華，企圖用反華來轉移視線。

第二，這次反華是公開的，但是對我們還留有一些餘地。雖然赫魯曉夫本人在德國黨的大會上發表了反華演講，《真理報》也發表了指名批評中國的文章，但是，在多數情況下，他還是處在第二線，還不是公開打頭陣，而是讓其他跟着他指揮棒走的兄弟黨的領導人打頭陣。

第三，赫魯曉夫企圖用“多數”來壓我們失敗了。雖然有20多個、30多個、以至40多個黨的代表在這五次大會上公開指名攻擊我們黨，這當然是“多數”了，但是，比起1960年莫斯科會議內部指責我們黨的數目，還是少了，許多黨對公開攻擊我們黨有顧慮，而且也沒有壓服我們。我們堅持鬥爭到底。面對這種形勢，赫魯曉夫也無可奈何。

第四，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在兄弟黨中，左派公開出來說話了。朝鮮黨、印尼黨都講話了，新西蘭黨也講話了，委內瑞拉共產黨也跟我們比較一致，還有亞洲的一些黨，比如馬來西亞共產黨、泰國共產黨、緬甸共產黨，同我們都比較一致，越南黨也是在多數情況下跟我們一致的。日本共產黨在多數情況下跟我們也是一致的。這許多左派黨都敢於出頭講話，反對或者不贊成蘇共反阿、反華。

第五，這次反華浪潮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問題提出來了。赫魯曉夫這樣反下去，社會主義陣營就會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會分裂；而許多處於中間狀態的黨是害怕分裂的，他們要求團結，特別是要求中蘇兩黨能夠和解。這種狀況對赫魯曉夫壓力很大，使他感覺到繼續反華難以為繼。同時，他也害怕我們發表文章，他害怕我們進一步就要點蘇共和他的名了。

許多同志總結這次論戰時指出，這次我們公開答辯、反對修正主義，其性質是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反對赫魯曉夫領頭全面篡改馬列主義。他們否定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的學說，否定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否定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學說。他們提倡和平過渡即所謂議會道路；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他們是站在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立場上；他們把和平共處當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任務，把它放在世界革命之上，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總路線就是和平共處，從而放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特別是放棄支持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獨立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在整個國際鬥爭中間混淆了敵友我的界限；在共產主義的建設問題上、社會主義的建設問題上提出了許多錯誤的論點。這些錯誤集中地表現在蘇共“22大”通過的綱領中。所以說，我們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就是反對它全面篡改馬列主義。這場鬥爭既關繫到社會主義陣營的前途，也關繫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世界革命以及整個人類的前途。

在談到鬥爭的前景的時候，許多同志認為，經過反覆鬥爭，從1956年開始到現在已經六年多，看來修正主義領導集團的觀點基本上沒有改變。他們人數雖然不多，但是在多數黨裡邊占統治地位，所以這個鬥爭將是長期的。我們要有長期鬥爭的思想準備。

會議一致認為，我們的方針是堅持原則、反對修正，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革命、反對投降，堅持保衛世界和平、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我們的策略原則是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不是以讓步來求團結。某些讓步是允許的，像1957年莫斯科會議那樣，像1960年莫斯科會議那樣，我們是做了某些讓步的，這是允許的。但是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上，是不能讓步的，在關繫到我國國家主權的問題上更是不能讓步的。

中央領導同志在發言中指出，在1960年莫斯科會議以後，我們中央曾經反覆討論過，要盡力避免分裂。你要分裂，我不分裂，採取“賴”的辦法，採取“拖”的辦法。我們一直這樣做。但是，看來馬列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在兄弟黨之間，這種矛盾將會長期存在；在一個黨內，這兩種思想是不能和平共處的。從長遠來看，這種矛盾發展和激化下去，分裂是很難避免的。無論在一個黨內，或是在國際範圍內，我們都要有這個思想準備。因為現在已經有42個黨公開指責中國黨，這在事實上、在某種程度上是分裂了，也就是說在重大原則、基本觀點上已經是分裂了。矛盾激化下去，其結果就會從理論上的分歧發展到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但是，我們現在還是要提出在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團結起來，我們還是要高舉團結的旗幟，我們還是要提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宣言》和《聲明》這兩個共同文件是我們鬥爭的武器。我們應該力求做到不公開破裂，保持某種形式的團結，這樣比較有利，同時也有這種可能。蘇共領導集團看來也有這種需要。但是，應當估計到，公開的完全分裂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我們必須充分估計到蘇共領導集團的冒險主義，他們有可能鋌而走險，公開分裂。

在會議討論中，有一種意見認為現在就分裂好了，說又分又不分的狀況很麻煩，分裂比不分裂好。黨中央認為，這種意見是不對的。所謂分裂問題，關鍵是中蘇兩黨、兩國是不是分裂，在這樣一個十分嚴肅的重大問題上，我們黨要權衡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決不能首先採取分裂的步驟。至於蘇共領導集團是不是首先採取分裂的步驟，這個問題我們不能肯定。因為赫魯曉夫是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也是最大的冒險主義者，這是歷史上證明了的。“20大”全盤否定斯大林是這樣，調動部隊鎮壓波蘭也是這樣，對中國撤出全部專家、撕毀所有合同也是這樣，對阿爾巴尼亞斷絕國家關係也是這樣，不久前在古巴設置導彈基地也是這樣。對這個問題我們不能麻痹大意，要有思想準備。

會議議論到分裂的後果會怎麼樣，無非是斷絕黨的關係，斷絕國家的關係。斷絕黨的關係也沒有什麼，但國家關係不可能完全斷絕，做生意恐怕還是要做的，即使完全斷絕了也沒有什麼，生意不做也沒有什麼。這對我們有一些損失，但也不大。分裂之後是不是會打仗？除非在蘇聯實行公開的法西斯專政，否則照現在的情況他不敢打，他也沒有理由打。如果真是要打，我們無非是退出北京，退到山溝裡面去，退到延安去就是了。這個問題毛主席早就設想到了，無非再上山打游擊就是了。但是，要把中國完全吞下去，美國人是沒有這個肚子，赫魯曉夫也沒有這個肚子。

中央同志認為，現在看來，赫魯曉夫還不敢和我們公開破裂，因為他和美國的關係還沒有搞好。兩霸相爭，很難妥協。從這一點考慮，赫魯曉夫現在還不敢和我們公開破裂，更不用說和我們打仗了。現在的公開爭論無非是筆墨官司，沒有什麼不得了。但是，我們要在一定範圍的幹部中做思想工作，要告訴他們分裂的可能不是不存在，是有這種可能的。要不然，將來一旦真的分裂到來時，我們的幹部沒有思想準備就不好了。而且對左派兄弟黨也要做工作，也要他們有思想準備。在日本投降之後，由於我們黨中央對國民黨可能進攻解放區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所以國民黨發動內戰時我們幹部是有思想準備的，而且在作戰部署上也有所準備，因此很快就打退了國民黨的進攻，比預計更短的時間取得全國的勝利。

毛主席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主要談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當時也叫“四清”）問題。他在2月28日總結髮言時談到反修鬥爭。他說，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團結起來，教育那些不懂或不大懂馬克思主義的幹部和群眾，目前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重大意義在此。應當研究湖南、湖北、河北的經驗。我們已經發表的反修文章，在知識界裡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贊成的。可見過去十多年的思想教育是有成績的。赫魯曉夫的講話、文章不可怕，因為他們沒有馬克思主義。赫魯曉夫罵我說紙老虎不對，引得世界上許多人都想知道我說的紙老虎是什麼意思。現在有43個黨罵我們，“帽子”滿天飛，我們不怕，我們把他們罵我們的決議、聲明、講話、文章通通發表，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他們敢不敢照我們這樣辦，這是挑戰。看來他們不敢，這說明他們理虧。如果一切真理在你們手裡，你們可以批駁我們。他們不敢發表我們的文章，是因為他們駁不倒我們。現在倒是出現一種奇怪的現象，不少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派人到瑞士來同我們聯繫，要我們的文章看。看來修正主義不好混，反對的人多起來了。我們再發表幾篇文章之後，可以停一停，看一看再說。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不可以老是把弦拉得太緊了。

小平同志贊成並傳達中央常委的決定：預定撰寫的文章發表完了以後，要停一下。因為現在已經出現要求停止公開論戰的問題，出現要求舉行中蘇兩黨會談的問題和召開兄弟黨會議的問題。可以停止公開爭論一個時期，準備談判，首先是中蘇兩黨的談判。通過這個談判，如果達成一些協議的話，也可能召開第三次兄弟黨會議。但是要看到，現在要達成協議的困難比過去大得多，因此中蘇關係可能出現這麼五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維持某種形式的團結，分歧和爭論依然繼續，彼此我行我素。

第二種情況，國際共運四分五裂，但是中蘇兩黨維持不分裂。

第三種情況，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成兩個派別，但是社會主義陣營不分裂。

第四種情況，黨的關係分裂了，但是國家關係不分裂，國際群眾團體不分裂。

第五種情況，一切都分裂了，黨的關係分裂了，國家關係也分裂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分裂了，國際群眾團體也分裂了。

小平同志說，由於存在這些可能，我們在考慮分裂危險的時候，要考慮到哪些方面可以不分裂。中央正在考慮這個問題。

中央常委決定，現在我們要做四件事情：

第一，要把計劃發表的文章寫完，然後集中力量來寫小冊子，從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國際工人運動、民族解放運動等方面來闡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批判現代修正主義。這些要做充分準備。這是基本功。

第二，要準備中蘇兩黨雙邊會談，這個會談可以逐步展開，問題逐個討論，哪些可能取得協議的就達成協議，不可能取得協議的就暫時擺在一邊。

第三，要加強對外宣傳，加強對外廣播，加強外文書籍的出版，加強對左派的工作。但是現在還不適宜召開左派黨的會議，因為條件不成熟，而且蘇共也沒有帶頭召開部分兄弟黨的國際會議。如果他召開這種會議，就是開分裂會議。到那個時候，我們再考慮是不是要召開左派兄弟黨的會議。現在還不是時候，條件還不成熟。

第四，最重要的是在我們國內要防止修正主義。國際上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有助於我們國內防止修正主義的鬥爭。修正主義能夠在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的黨內發展，我們應該很好研究怎麼樣防止在中國出現這種情況，不僅要保證我們這一代，而且要保證後一代不出現修正主義。在做好全面調整國民經濟的同時，我們要把黨的建設做好。

二月中央工作會議總結了我們在前一個時期的反修鬥爭，同時為下一階段的鬥爭提出了方針、策略和步驟。

從這個時候起，黨中央正式決定成立一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組長是康生，我是副組長。小組的成員包括廖承志、伍修權、劉寧一、章漢夫、孔原，另外還有我們寫作班子的一些“秀才”，有許立群、姚溱、喬冠華（他在中蘇兩黨會談開始後被指定為副組長）、王力、范若愚、胡繩、熊復。不久胡繩和熊復因病都沒有參加這個工作。陳伯達是非正式的“機動”成員，有時參加，有時不參加。這個時候陳伯達主要承擔國內方面文件的起草工作。

寫成的反修文稿都先由鄧小平同志主持會議討論修改，然後送常委審定。小平同志主持會議時，參加的還有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梁必業等同志。喬木同志因為身體有病，從1961年夏天起就完全離職療養。毛主席叫他不要做任何工作，專心休息。所以他沒有參加這次反修文稿的起草工作。

其實這個小組從1962年11月份就開始工作，從1962年12月起，寫作班子就集中在釣魚臺，到1963年2月毛主席從外地回到北京後，才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決定正式命名。一直到1966年5月開始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之前，寫作小組集中工作。“文化大革命”暴風雨來臨前夕，這個班子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