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新年伊始，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是毛主席紧接着在杭州召开常委会议之后于1月7日—17日主持举行的。

这次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的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部长。全体会议的地点是在锦江饭店南楼和北楼之间的小礼堂。参加会议的人分别住在北楼和南楼，也就是老楼和新楼。

我住在公寓式的新楼的12层，这在当时是上海最高级的饭店了。毛主席住在锦江饭店旁边的原法国俱乐部。

这次会议原来主要是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一个是国防战略问题。在会议过程中间，会议议论的中心很快从国防战略问题转到国际形势。因为讨论国防战略问题就必然要联系到国际形势，这就很自然地引起对过去半年里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的议论。

国防战略牵涉到对美国及其战略的看法。议论集中在美国现在会不会发动世界大战、会不会在近期内发动对中国的战争。

大家认为，大量事实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到处张牙舞爪，积极推行扩张政策，扩军备战，到处侵略。艾森豪威尔1960年初发表的新年国情咨文，表明美国的确是在准备战争，大槁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会议上许多同志提出，现在美国是不是就要打大仗打核大战呢？多数同志认为不一定。因为根据前年（1958年）台湾海峡金门打炮事件中美国的表现来看，它是很怕国民党把它拉下水的。美国是否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当然有这个可能，但不是很大。美国要长期霸占台湾这是定了的，它把台湾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这也是定了的。这除了为维护它在西太平洋上的军事战略地位以外，也还是想要把台湾作为指向中国大陆的前进基地。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但要说它一定就会很快跟我们打仗，那也不一定。

当时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美国的本质没有变，还在进行备战，存在着战争危险。我们的战略准备，还是要放在它要打仗这一基点上，不能放在它不打仗这一基点，这样才有备无患。但是也不是说要做大规模的准备，像马上可能爆发战争那样，而是减少常备力量，加强尖端武器，主要是核武器和导弹。

会上从议论美国联系到赫鲁晓夫对美国的看法。大家对赫鲁晓夫这半年来的表现很气愤。有些同志谈到，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犯了两大错误，第一大错误是大反斯大林，第二大错误是大捧艾森豪威尔。这两大错误，一个是把自己人一棍子打死，一个是把敌人美帝国主义捧上天。接着，大家着重分析了对赫鲁晓夫应该怎样估计，他可能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会上印发了毛主席在12月杭州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党中央发出通知，要各省第一书记根据这个提纲，用自己的语言，向全党17级以上干部作报告）。大家的议论集中到对苏联共产党、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上面。大家都同意主席在提纲里对赫鲁晓夫的估计，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又不同于铁托。赫鲁晓夫的前途怎么样？他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大家议论到几种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是沿修正主义的道路继续滑下去。这种可能性很大，但目前看来还不能论定。

第二个可能是有所改变，就是碰了钉子以后，他不得不作些改变。因为过去有过先例，比如，赫鲁晓夫对戴高乐，原来是尽说他好话，去年12月戴高乐大肆攻击苏联之后，赫鲁晓夫的腔调就变了。对美国，赫鲁晓夫现在的腔调也同他刚从美国访问回来时不大一样。因为戴维营会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艾森豪威尔的新年咨文又非常强硬，他非常坚决地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阵营，要扩军备战，奉行侵略扩张政策。所以说，赫鲁晓夫在碰了钉子后，也可能在形势压迫下，不能不有所改变。

第三个可能是根本的改变。这个可能看起来也比较小。他稍作改变是可能的，而要他根本改变，把他的思想体系完全改变，成为完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是比较困难的。

第四个可能是赫鲁晓夫完全变成修正主义，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完全投到美国的怀抱里面去。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小。毛主席着重分析了这种可能性。毛主席说，这种可能性不太大，但是也存在这个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帝国主义一方面拿着核武器，扩军备战，另一方面又搞糖衣炮弹。他们采取一硬一软的两面手法，目的都是为了把苏联搞垮。赫鲁晓夫手里也有核武器，是惟一能在战略上与美国抗衡的大国，他是有所依恃的，不会轻易向美国俯首称臣。同时，修正主义者又是实用主义者，在美国糖衣炮弹面前，又很容易为了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而牺牲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可能会变来变去。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但是，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也受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毛主席列举了以下的制约因素。

首先，美国不会照赫鲁晓夫的想法去做。虽然它们都讲不要妨碍赫鲁晓夫，不要损害他的地位，但是要帝国主义完全按照赫鲁晓夫所想的那样让步，那是做不到的。

其次，在苏联内部，因为长期受列宁思想的影响，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还是相当多的，十月革命到如今已经40多年，要改变这种传统思想是不容易的。

第三个因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许多党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会完全听任赫鲁晓夫为所欲为的。赫鲁晓夫自己也有所顾忌，即使他想同帝国主义搞某种妥协、让步，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也是不敢贸然从事或者做得过分的。

第四个因素，是民族独立运动还要继续发展下去。

赫鲁晓夫要削弱这个运动，要被压迫民族不革命，服从他的指挥棒，也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搞妥协，这是很困难的。这也不能不影响赫鲁晓夫的政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党坚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赫鲁晓夫不能不有所影响，不能不有所制约。

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我们党对赫鲁晓夫的影响就不同于一般的小党。这不是大国主义，这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力量。

毛主席说，这样一来，一方面是革命力量对他的制约，另一方面是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这些反面教员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这些反面教员是不会按照赫鲁晓夫的指挥棒和他的想法去做的，是不会满足赫鲁晓夫的要求的。赫鲁晓夫在革命力量面前可能碰得头破血流，在反革命面前也可能碰得头破血流，大搞修正主义是没有好下场的。世界形势的发展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也不以赫鲁晓夫的意志为转移。

会议上大家同意这些分析，比较倾向于肯定赫鲁晓夫存在两种可能性。变好变坏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我们的方针是力争他变好，采取以团结为重的方针，这是我们根本利益所在。当然，讲团结也不是不要斗争，适当的内部批评是必要的，对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正面地发表我们的意见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斗争的目的还是团结，还是作为共产主义队伍内部问题来处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批评，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我们还是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也就是采取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的方针。即使赫鲁晓夫要分裂，我们也不要分裂，硬是拖着他。你要分裂，我不分裂，我们不采取分裂的步骤。有些同志甚至说，我们就是赖着，赖着跟他搞团结，赖着不分裂。

为着达到坚持团结和反对分裂的目的，就要采取一些办法。会议中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要充分揭露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还是战争的根源，还是和平的敌人，还是民族独立运动的敌人，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敌人，还是死对头。它无时无刻不采用两手的办法来对付革命的力量，它对革命力量是能够消灭的就消灭，不能够消灭的就暂时采取逐步蚕食、腐蚀、渗透、颠覆的办法，用糖衣炮弹的办法，直到搞垮革命力量。对这些都要充分地揭露。这也是1957年《莫斯科宣言》所要求的。

第二，要充分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因为在这个时期南斯拉夫攻击我们最凶狠恶毒，而且是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的姿态来攻击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充分批判它的修正主义观点，这样也可以帮助苏联党、帮助赫鲁晓夫认识他们的错误。

第三，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高举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旗帜，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挥我们理论上、哲学上和政治上的优势。

第四，积极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对民族资产阶级应该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团结是目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尽可能争取他们参加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帮助这些国家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而斗争。

最后，大家还强调说，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高自己的水平，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是反对修正主义浪潮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也就是要把我们自己国内工作特别是内部团结搞好。

在会议的最后，毛主席做了一个发言，他讲得比较系统，主要讲了五点意见。

第一点，毛主席说，这次会议只在一个问题上做决定，就是决定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其他问题，关于国防战略问题，关于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等等，都是交换意见，都不做决定。

第二点，毛主席说，大家还是要读书，要组织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学习苏联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是《政治经济学》，一本是《哲学原理》。学习这两本书要第一书记挂帅。读这两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苏联的观点搞清楚，特别要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两本书里面不能说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还不少，但是也不能说它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

第三点，毛主席说，国内的形势是好的。国际的事情我们不能全管，因为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尼赫鲁、苏加诺、赫鲁晓夫的参谋长。我们只能管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事情。如果能在国际上发生什么影响的话，主要靠我们自己把国内工作做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把事情办好。现在人家不大相信我们，这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我们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才在摸索。我们对人家的意见不能大骂一顿了事，更不能打仗，要靠我们把国内的工作做好。

第四点，毛主席说，国际形势是好的，世界人民一天天觉悟起来。还有一点应该估计到，就是苏联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是强大的。因为有这么一个重要因素，加上全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努力，世界大战现在是打不起来的。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是做了好事的，这是应该肯定的。赫鲁晓夫访美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帝国主义现在不敢打大战，这一方面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他给美国搽粉，给艾森豪威尔搽粉，这一点是不好的。赫鲁晓夫不是利用好的形势来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而是给人家搽粉。当然，帝国主义也给赫鲁晓夫搽粉，也说他的好话。双方都搽粉，但是比较起来，讲原则的还是西方国家，还是艾森豪威尔他们搽粉是有分寸的，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把艾森豪威尔捧上天。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想控制我们，控制不行就整我们。他整了我们几下。我们党历史上受过多次整，也习惯了。挨整挨得多了也就不怕了。我们顶了他，结果还是顶住了。我们对苏联，包括对赫鲁晓夫本人，我们的政策还是团结的政策，这是我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世界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两个社会主义大国要团结。赫鲁晓夫虽然有缺点，但还是应该团结，而且是可以团结的。斯大林不是也整过我们吗？但是还是可以团结的。当然这两个人不能相提并论，但可以对赫鲁晓夫做工作。有关南斯拉夫的问题，我们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讲明对南斯拉夫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他还是听了。毛主席说，有些事情可以事后给他讲，有些事情也可以事先给他讲。赫鲁晓夫很快就要访问印度，他很可能要插手中印边界问题。这对我们不利，对苏联也不利。所以应该通过外交部告诉他们，叫他对尼赫鲁讲，要同中国协商解决问题。中印之间的问题我们不要别人来调停，我们跟印度直接打交道，直接协商解决问题。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是不是系统的机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不做结论为好，因为赫鲁晓夫这个人善变。我们要看几年，他也要看我们。他有两怕：一个怕我们搞得他过不去，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照顾照顾；再一个怕我们给他戴机会主义的帽子，这一点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是机会主义，更不能公开说。其实，我们和他的分歧是一个指头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小指头的事情，其他九个指头还是相同的。苏共还是好党，这个大前提现在还是应该肯定的。但不同的一个指头也要用正面讲道理的方式公开说清楚，可以用阐述《莫斯科宣言》的方法，把我们的一些观点明确地讲清楚。原则上我们要鲜明，但具体问题要策略一些，不要把话讲绝，要留有余地，要谨慎。对有些原则问题、理论问题，我们要讲就公开讲，不要放暗箭。赫鲁晓夫现在还不断地放暗箭，他越放暗箭越对他不利。应该公开讲清楚帝国主义本性难移，它的策略可以改变，但是它要消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不会变的。它要消灭一切革命力量，对这一本质问题要讲清楚。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我们赞成缓和紧张局势，我们赞成和平共处，但是我们不赞成给帝国主义涂脂抹粉。正面讲道理时不要同苏共、赫鲁晓夫公开争论，不点他们的名，不引用他们的话，但可以引用南斯拉夫人的话，用批评南方观点的形式讲清道理。

第五点，毛主席说，面对反华浪潮，我们要坚决顶住，也能够顶住。我们要准备顶它十三年。因为从我们离开延安到现在整整十三年，我们再顶它十三年，分三步：第一步顶三年，第二步顶五年，第三步再顶五年。不要有顾虑，要准备出大乱子。大不了就再回到延安。这一点我跟民主人士也讲了，大不了再从头来。我就不相信我们革命不成，一定会成的，因为我们的事业是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赫鲁晓夫也是能顶的，顶了他就缩回去了。

毛主席说，我们总的方针还是团结的方针。我们全国要团结，同苏联要团结，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同世界进步力量要团结。当然，同尼赫鲁也要讲团结，就是又团结又斗争，目的还是要团结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土壤，战争终究要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后才能够说是可以避免的。在这个根源没有消灭之前，不能说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不要怕形式上的孤立，这种孤立是暂时的、形式上的。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还是拥护我们的，拥护的人是会越来越多的，这是因为我们的事业符合他们的利益。

上海会议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曾经开过好几次会。在会上一方面是根据上海会议精神，确定对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执行团结的方针，只对南斯拉夫进行批评。我们对南斯拉夫还是采取又“打”又“拉”的方针，现在“打”也就是批评，但是批评要注意有间歇性，不是那么老批下去，要有阶段性、间歇性，同时还要做南斯拉夫的工作。这是上海会议已经决定了的。这几次常委会上还是强调这一点，并指定中央宣传部组织起草文章，批评南斯拉夫党的错误观点，正面阐述与当前国际形势密切有关的若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时发表。

这些常委会议还讨论和确定对美国还是继续同它在华沙举行中美会谈，方针是“谈而不破、谈而不速”。“谈而不破”就是我们不主动破裂，要拉住它谈。“谈而不速”就是建交问题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求速成，我们不能接受美国的条件，不能根据美国的条件来建交。当时中央同志认为，现在跟美国建交，条件不成熟，它不可能接受我们的条件，即不可能同意从台湾撤兵；它的条件我们也不能接受，即不能同意搞两个中国，拖几年建交对我们有利。用毛主席的说法，就是“把房子打扫于净以后，再让美国人进来”。这个方针概括地说就是“谈而不速”的方针。

对美国提出要我们放它几个间谍的问题，中央常委认为，将来再放，对现在已经逮捕的这些间谍还是要判刑。其中有一个在上海解放时留下来没有撤退的美国人，全名叫做杰姆斯·爱德华·沃尔斯，他操纵以上海主教梅龚品为首的叛国集团替美国人搞情报。当时梅龚品已经被判了刑。按照中国的法律，也要给美国人沃尔斯判刑。（后来，沃尔斯在3月中旬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中央常委还讨论了解决长期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中央同志认为，要迅速跟他们解决边界问题，包括印度在内。对印度，还是要通过谈判，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原则上要互谅互让，我们做点让步，印度也做点让步，这样互相妥协，达成协议。为此，在适当时机，周总理将访问印度。对缅甸、尼泊尔、老挝，都要争取快点解决同它们的边界问题。至于中朝、中蒙的边界问题更要快点解决，问题也不大。中越边界问题，现在还不着急，因为越南还在跟美国人打仗，但是也要解决。中苏边界是最长的，从东段到西段有几千公里长的边界，这些边界过去又都没有完全划定，双方地图有许多出入，也要争取解决。把我们四周的边界问题都解决了，就稳定了我们跟邻国的关系。

以上这些是这几次常委会议中谈到的一些问题，其目的就是要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

中央这些设想，后来部分地实现了。

缅甸总统奈温在1月底访问中国时，签订了双方边界协定，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同时还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3月初访问中国，在3月下旬签订了中尼边界和经济援助两个协定，解决了中国和尼泊尔的边界问题。

周总理在1月间写信给尼赫鲁，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尼赫鲁在2月间表示同意。接着周总理再次写信给尼赫鲁表示愿意在4月间到印度去访问，商谈边界问题。

4月间周总理连续出访亚洲各国：4月15日到19日访问缅甸，19日到26日访问印度，26日到29日访问尼泊尔。接着在5月5日到5月9日访问柬埔寨，9日到14日访问越南，5月27日到6月1日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中蒙友好互助条约。陈毅同志在8月间又访问了阿富汗，签订了中国阿富汗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同朝鲜的边界问题，也在这一年的5月签订了边界协定，主要解决天池归中朝两国共用的问题，以白头山为标志来划分中朝两国边界。

在解决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里，难的就是中印边界问题。周总理在4月19日到26日访问印度时，跟尼赫鲁谈了多次，但是尼赫鲁表现得很固执，不愿意根据互谅互让的原则来解决边界问题。按照我们原来的意图，我们在边界东段让一让，印度在西段让一让，这样来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但是尼赫鲁提出，东段他要多占，酉段他也要多占，他们军队已经驻扎的地方都算他的，还没有进驻的地方也算他的。这完全继承了英帝国主义过去的扩张主义衣钵。周总理虽然耐心、细致地说明我国的立场，但是没有得到印度方面的响应。这种情况同苏联的态度有关，也同美国的态度有关。

在亚洲展开活动的同时，我们对非洲、拉丁美洲也展开了活动，主要是加强民间的友好活动。所以在3月到4月间，先后成立了中国和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中国和非洲友好协会。

由于贯彻了中央的意图，积极主动地开展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工作，得到各国的积极响应，从而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赫鲁晓夫在北京会谈不欢而散以后，回到苏联就开始实行他的所谓“和平计划”。10月31日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打出他同西方互相让步的和平纲领。12月1日在匈牙利党代会上，他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各国共产党要“对表”，就是说要大家向莫斯科看齐。

更严重的是，2月4日他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放肆攻击中国和毛主席。这次首脑会议是苏联要求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它将在巴黎召开四国首脑会议和艾森豪威尔夏天访苏时的方针。在这个会上通过了一个宣言，主要是既吹捧赫鲁晓夫访美，又一致支持苏联参加在巴黎召开的英、美、法、苏四国首脑会议。

从一般原则来讲，我们也支持争取国际形势的缓和，首脑会谈总比不会谈好，只要他不损害各国人民的利益，是可以支持的。但是，问题是在这次华沙条约国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先后两次对中国进行猛烈的攻击。一次是围绕中印边界问题，一次是把矛头直指毛主席。

根据代表团的报告，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完全偏袒印度，指责中国。他指责中国违背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赫鲁晓夫说，中印边界冲突和放走达赖喇嘛，给印度共产党造成困难，使得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竞选失败，又使尼赫鲁更加右倾，使得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不信任。他还明白宣布，他不相信印度是侵略者。但是他又表示，他不愿意研究这个问题的细节。他蛮不讲理地说，反正中国跟印度发生冲突就是中国不对。9月9日塔斯社声明是“帮助”中国的。

特别是在招待会上他喝一点酒后，大发脾气说，有人要苏联为首，可是“为首”能给什么呢？既不能给面包、黄油，又不能给道义、政治支持。他这个话当然是指中国了，因为主张社会主义阵营应该以苏联为首，是中国党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这样讲，就是说中国党虽然提了以苏联为首，但是没有给他面包、黄油，在政治上、道义上也不支持他。他还说，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形式，内容就是面包、黄油。并说我们讲以苏联为首，以赫鲁晓夫为首，为的是看着他犯错误，然后批评他。他还指责中国的批评尽是玩弄词句。

赫鲁晓夫在招待会上越骂越起劲，竟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他说，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是一双破套鞋（按：指苏联人在下雪天穿的那种长筒套鞋），实际上是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赫鲁晓夫这次大放厥词，他说出了他内心的想法。他说，“过去（指1956年和1957年）你们的声音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了。”在赫鲁晓夫看来，现在他的地位已经巩固，他说了算，不在乎中国对他支持还是不支持了。

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之后，赫鲁晓夫接着在2月间到印度、印度尼西亚访问。在这之前，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12月的亚洲之行也曾访问印度，支持尼赫鲁采取固执的反华立场。赫鲁晓夫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正是这两个国家反对中国的浪潮高涨的时候。当时在印度的议会里、报纸上吵吵嚷嚷，就达赖喇嘛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对中国进行大肆攻击。在印尼，印尼的反华分子发动一个驱逐华侨、迫害华侨，特别是迫害华侨商人的运动，中国和印尼的关系非常紧张。

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到那里去访问，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在推行他的“和平计划”，双管齐下，一方面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拉在一起，来促成他跟西方举行四国首脑会议；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打击、孤立中国。这在当时已经明显露出这样一个趋向了。

2月22日，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在颐年堂开会，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对我们的攻击。

当时中央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所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着要追求跟西方达成妥协，他要迁就西方，要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他的这个姿态，像他过去访美之前发表塔斯社声明和废除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协议一样，都是为着讨好西方。同时也还有另一种企图，就是把中国的威信打下去，使中国不能够反对他准备对西方所做的让步。中央认为，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会议确定，要加快实施原来在上海会议之后考虑过的一系列打开外交局面的外交行动的设想，以对付世界范围的反华浪潮。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还确定，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

3月初，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总理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家。会议还决定要收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等问题的文章编成小册子，在列宁诞辰90周年的时候发表。在编辑小册子的同时，要按上海会议的布置，根据列宁的观点，加紧撰写文章，阐述关于时代、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要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同时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述列宁的观点，回答现代修正主义对列宁的观点的歪曲、篡改和阉割。

当我们正在准备起草纪念列宁的文章的时候，3月23日早上，我在北京接到通知，要我到天津去，说政治局常委要在那里开会。

我跟胡乔木、陈伯达、康生，分乘两辆汽车到天津。我们没有进入天津市区，而是在天津郊外飞机场的铁路支线旁停下来。在这个支线上正停着毛主席的专列。我们上了专列，刚在房间歇下来，就通知我们下午两点钟开会。

这个专列有12个车厢。主席专用两个车厢，一个是办公室和卧室合在一起的，另一个是餐车，开会用的。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都是每人一个公务车，办公室带卧室。我们四个人和一些政治局委员，每人一间包厢。这种包厢也比较特别，只有一个床，一个沙发，两人共用一个洗漱间。

这次会议本来是讨论人民公社的问题，特别是城市人民公社的问题，但在会议过程中，主要是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苏关系，批判修正主义观点的问题；再一个是少奇同志提出、毛主席赞成的，就是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起来。

会议一开始，少奇同志就提出，毛泽东思想实质上就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我们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应该强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旗帜应该高举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小平同志提出，以后我们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在国内一般可以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提就把两个联系起来，不是两个东西，中间一个顿点，就是表明互相有联系的。

对这个提法，毛主席赞成。他说，好呀，我们要做得比较妥当一些。这个提法比较确切，免得别人误解我们要把我们的“香肠”出口到外国去。他还说，我们不搞革命输出，我们在国内宣传可以谈毛泽东思想，但对外宣传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我们只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

接着，毛主席说，所以把你们几个秀才都找来，主要是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要注意掌握这个精神。少奇同志说，我们讲毛泽东思想，就是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贯的提法是这样的。毛泽东思想是属于整个马列主义体系里面的，但它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实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所发展。我们不要求人家接受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我们对外宣传还是提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说，这个问题要发个通知，全国宣传上口径要一致，特别是在宣传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时候。

会议接着讨论中苏关系问题。

议论从毛主席的一个批语谈起。这个批语是毛主席在我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发回的一份电报上写的。这个电报是讲我国在巴基斯坦办展览会的情况。电报里边讲到我们办的展览受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热烈欢迎，参观的人非常踊跃。毛主席3月22日（即天津会议前两天）在这个材料上批了很长一段批语，题目叫做《关于反华问题》。

主席写道：“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5％吧，最多不过占10％。”“而有24倍3000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种情况，就“如同1949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巴基斯坦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在新德里展览的各国农业馆，在所谓大反华空气中展出，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民群众达350万人之多，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馆。”毛主席说：“我劝同志们，对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90％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毛主席还说：“他们反华，对于我们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对于他们说来，是坏事，不是好事，是他们的不祥之兆。”毛主席举了中国的例子说：“蒋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1946年全力大进攻，只有三年半，他就被人民打垮了。这件事是人人明白的。现在的外国人反华，不过空口骂我们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们要动手打我们的话，也一定逃不脱蒋介石、希特勒、东条英机的结局。”毛主席又说：“他们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们，给我们讲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我们岂不是成了背叛马列主义、背叛人民的修正主义者了吗？“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有题目可借的，例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他们就反一阵。这个题目也不能永远借来反华，因为他们亏理，90％以上的人不相信他们的话，每天反下去，他们就越站不住脚。美国和我们的仇恨结得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其原因也是因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题可借，再来掀动反华。”毛主席说：“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毛主席最后说：“我劝同志们利用巴基斯坦这件材料，想一想我们的任务，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想通这个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做出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着世界上有10％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间歇地反对我们。所谓长期，至少要打算10年，甚至会有整个20世纪的后40年。如果给我们40年的时间的话，那时候世界情形将起大变化……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毛主席关于反华问题的这个批语，也印发给在专列上参加会议的同志。当时到会的除了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以外，还有彭真同志、李富春同志、薄一波同志、谭震林同志，还有天津的黄火青同志。此外，还有廖鲁言和我们一起到天津去的四个人。会议从毛主席的关于反华问题的批语谈起，着重讨论了中苏关系，特别是乘纪念列宁90诞辰之机发表反修文章问题，要求加快准备和增加文章。然后会议又讨论了1960年的经济计划和人民公社问题。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常委扩大会，只开了两天，就是3月24日和25日，到25日晚上就结束了。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我们到天津市住了一夜，第二天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我们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加快纪念列宁的文章的起草工作。我们分头准备三篇文章：一篇是由乔木同志领头、我协助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另一篇是《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由陈伯达领头，《红旗》杂志几位副总编辑帮助他准备；还有一篇是准备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由陆定一同志讲。他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又是中央宣传部部长。所以这篇讲话就由中央宣传部的同志协助他准备。

4月初，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开了两次会议，讨论这些文章的初稿，同时也讨论了编辑列宁文章小册子的问题。关于纪念列宁的文章，首先要考虑的是要集中讲哪几个问题。当时会上就确定要讲清七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讲世界形势，要对世界形势作分析；讲新技术——核武器出现以后，世界形势有什么变化，什么变了，什么没有变，现在是什么时代，新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因为修正主义观点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认为时代变了。

第二，要讲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了。因为修正主义讲列宁主义过时了，我们要明确回答：在当今这个时代，列宁主义没有过时。

第三，要讲马克思、列宁的革命学说。

第四，讲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第五，讲帝国主义的本性变了没有，要讲清楚维护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关系。

第六，讲革命斗争和议会斗争的问题。这里面牵涉到和平过渡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要根据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我党的备忘录的观点来讲。

第七，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

大家认为，在纪念列宁的文章中一共要讲这么几个问题，但是在这里面还要注意，要坚持团结的方针。因为我们不是反对苏联提出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口号。所以对苏联正确的东西，我们还是要表示支持。我们批判还是着重批判南斯拉夫的观点，指出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要注意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

这些问题讨论完以后，又讨论了三篇文章的适当分工。因为当时三篇文章的初稿中间重复比较多。书记处会议确定：《人民日报》的文章着重分析当前形势，不多谈理论问题，着重讲现代维护和平的斗争和反对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和战争势力，揭露美帝国主义。因为这是现实世界和平的一个要害问题。陆定一同志的文章着重讲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有针对性地批判一些反对革命的观点，批判和平过渡的观点，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偏重于理论上的阐述，把列宁有关这些问题的观点，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说清楚，从时代问题讲起，说明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

对三篇文章作了分工以后，就分头进行修改。

后来在毛主席家里开政治局常委会的时候，小平同志把书记处开会时谈的这些意见向常委们汇报。少奇同志、周总理赞成纪念文章讲这些问题，也赞成三家做这样的分工。毛主席也表示赞成。毛主席说，主要的是我们要充分说理，对我们要跟他辩论的人要区别对待，而且要留有余地，特别是对好心、善意的人，或者思想方法上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也还是把他看成是我们的朋友，这样来同他说理。集中批驳的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对苏联人的观点，我们不要直接引用，特别是不要引用赫鲁晓夫本人的讲话。

因为一个时期来，在赫鲁晓夫访美以后，苏联在整个宣传上大讲“三无”世界。“三无”世界是赫鲁晓夫在1959年12月30日回答阿根廷《号角报》社长提出的问题时讲的。他说：“要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也就是无武器、无军队、无战争的“三元”世界。根据这个总的目标，苏联报刊长篇大论，一篇又一篇地宣传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其实，这些观点南斯拉夫的报刊早都讲过了，现在苏联又大讲特讲，把这些观点散布得这么广、影响这么大，造成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混乱，所以必须回答。

毛主席在会上强调，在文章论辩中，可以泛泛提出要批判的观点，具体的只引南斯拉夫报刊的观点，要留有余地。苏共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它。但是我们这么批评，可能促使他们也考虑考虑自己讲的对不对，可以起抑制的作用。

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分头对三篇文章作了较大的修改，在纪念列宁90诞辰时一同发表。

《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主要是讲中国人民在纪念列宁的时候有三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是争取世界和平，一个是团结国际友人。在这篇文章里讲这三个任务时，重点放在争取世界和平。而争取世界和平就需要反对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所以文章把重点放在揭露美帝国主义这上面，列举了美帝国主义在戴维营会谈之后进行的一系列的事实，一共列举了35件事例，充分揭露美国还是继续执行它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扩军备战政策。社论着重阐述为了维护世界和平，首先要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社论针对当时不仅南斯拉夫，连苏联都在大讲美国爱好和平、艾森豪威尔爱好和平，着重揭露美帝国主义，最后落到要团结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首先是团结社会主义阵营，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陆定一同志的讲话，是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讲的。这个讲话着重讲了列宁的革命精神，指出列宁的精华就是他的革命精神，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前是如此，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也是如此。讲话突出地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篇讲话的警句就是：“修正主义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讲话指出：现代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它们被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吓破了胆，自己害怕战争，也害怕革命，害怕由革命引起战争。它自己不想革命，也反对人家革命，既反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革命，也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

《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的题目为《列宁主义万岁》。它从时代讲起，指出：虽然新技术的发明，核武器的出现，有重大意义，但是，时代并没有变，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此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它论述暴力、革命、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和平共处的政策与和平过渡的区别等问题，回答了列宁主义是否过时。文章最后的结论是要坚持列宁主义的旗帜，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

这三篇文章都集中对美帝国主义，对南斯拉夫的观点进行揭露和批判，并没有引用赫鲁晓夫和苏联报刊的话，连赫鲁晓夫最得意也最能代表他的思想的“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话也没有引用，而且好几处肯定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领导下，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肯定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三篇文章高举团结的旗帜，每篇的末尾都强调要加强团结，团结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强调各种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斗争，抵制美帝国主义的挑拨。

后来这三篇文章印成小册子，用《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的题目——《列宁主义万岁》做标题，印成中文、英文、俄文、德文、日文、法文公开发行，引起了很大反响。

由中央编译局和中央宣传部共同编辑了好多本列宁言论的小册子，其中有关于帝国主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等等。每一个题目编成一本小册子。这些小册子编出来以后，在列宁诞辰90周年的时候也出版发行了。

《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重申了列宁革命学说的基本原理。我们原先以为，公开发表以后会得到列宁的故乡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反应，会使他们认真思考当前的世界形势和根据形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以及怎样来维护列宁的革命学说，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三篇文章发表后，4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毛主席家里开会时决定，从现在起，除了一般的国际问题照常发表我们的意见以外，有关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暂停发表文章。毛主席提出，帝国主义反华有它的间歇性。一个战役和一个战役之间应该有间歇，这是军事学上的一般原理。那么，在政治斗争中也有这个问题，不能老是紧张下去，天天都那么斗，应该有个间歇，波浪式地发展。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应该停一个时期，看看各方面的反应，无论是美国的或是苏联的，都要看看它们有什么反应。毛主席说，人家反华有间歇性，我们反美反修也要有间歇性。但是，我们要充分准备，准备在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这样的斗争反反复复、打打停停。

因此，我们的报刊都按照中央的这个指示，暂停发表有关反修的文章。

在我们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之后的第八天，也就是5月1日，发生了美国U－2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在美、英、法、苏四国准备在巴黎召开首脑会议的前夕，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苏联公布了美国U－2间谍飞机入侵苏联和苏联政府向美国提出抗议之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马上转发了苏联政府的抗议。《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评论，支持苏联政府谴责美国的挑衅。这件事情我虽然事前没有请示中央，但是我认为这与4月下旬中央常委确定的方针相符合。所以在书记处开会的时候，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U－2飞机事件成了5月4日小平同志主持的书记处会议议论的主题。（当时毛主席在南方，少奇同志在视察西北和西南，周总理访问东南亚，因而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大家议论纷纷，差不多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向美国提出强硬抗议，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从内部来讲，苏联是忍受不了这样的欺负，美国人一边说要开首脑会议、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一边又派飞机入侵苏联领空，使苏联人感到受了侮辱。当时苏联报刊都有这样的反映。外部的影响就是当时世界舆论大哗，包括西方国家、美国舆论在内，大多数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实在太愚蠢。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对这件事不能忍气吞声。尤其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之后，赫鲁晓夫感到不能在美国面前表示软弱。

会上大家也谈到，《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发表的时机实在好。我们这些文章对列宁观点的论证，证明他的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证明列宁讲的帝国主义的本质。世界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两手等观点没有过时。我们阐述的这些观点，恰恰在U－2飞机事件中得到现实政治的证实。当然，我们在4月间并没有想到美国竟然会在这个时候派飞机入侵苏联，但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难改，这一点是我们论定的。U－2飞机事件是个偶然事件，但是偶然中包含着必然。

对事件发展的前途会怎样，大家在会上也进行了议论，估计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艾森豪威尔敷衍一番，还是召开四国首脑会议；另一种可能是艾森豪威尔根本不买账，对苏联的抗议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或者忍气吞声，依然到巴黎去参加四国首脑会议；或者是“愤怒的杯葛”，拒不参加巴黎四国首脑会议。当时估计赫鲁晓夫采取后一种的可能性较大，因为美国既然不理睬，他还去参加四国首脑会议，这在全世界面前实在是太难堪了。

我在会上提出，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强烈谴责美国U－2飞机事件，《人民日报》发表这篇讲话时版面怎么安排？小平同志说，这没什么需要多考虑的，应放在第一版显著位置，但也不必当头条。同时把艾森豪威尔的态度也发表，针锋相对，看以后会怎样发展。

5月16日，赫鲁晓夫仍然按原计划从莫斯科到巴黎，准备参加四国首脑会议。但他在到达巴黎时发表声明，要美国对U－2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并且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苏联政府将重新考虑对召开四国首脑会议的态度。声明态度强硬，差不多是给美国政府的最后通碟。

5月15日，毛主席电话请刚刚访问越南回到南宁的周总理飞武汉，商量当前国际局势。毛主席在16日同周总理谈了一个上午。周总理5月17日回到北京，当天下午就在由邓小平同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如下的意见。毛主席指出，赫鲁晓夫硬起来了，虽然不必到巴黎发表这个声明，可以在莫斯科发表，看看反应，然后决定是否去巴黎。现在事情似乎很僵，要艾森豪威尔公开道歉办不到，这是明摆着的。因为他已经说过派出那架U－2机是经过他批准的。堂堂一个美国总统，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四国首脑会议看来开不成了，流产了。在这个事件上，赫鲁晓夫做对了。我们要给予支持，要在天安门广场开群众大会支持苏联。不过，他说要重新考虑对四国首脑会议的态度，不知是什么意思？是拒绝参加？还是延期召开？毛主席嘱周总理回京向政治局报告后，看赫鲁晓夫如何行动再决定。但宣传上大造声势，支持赫鲁晓夫，抨击艾森豪威尔，要继续做。

周总理传达后，会议讨论毛主席意见，决定宣传多发评论，支持苏联，揭露美国，还决定一俟巴黎情况明朗，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即在天安门广场召开100万人以上的群众大会，要北京市紧急布置。

第二天，各外国通讯社纷纷报道艾森豪威尔于5月17日发表声明，断然拒绝赫鲁晓夫的要求。赫鲁晓夫愤然离开巴黎返莫斯科。这样，熙熙攘攘了一阵子的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了。

5月20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有12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群众大会，朱德委员长、宋庆龄副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群众情绪激昂，空前热烈。

5月21日至22日，毛主席在杭州趁同金日成会谈之机，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是21日会见金日成的，他也是因巴黎四国首脑会议流产来华同我党中央交换意见的。这是中朝两党高层领导在苏共“20大”后，第一次交换两党同苏共关系的意见。金日成同志很称赞我们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认为比《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写得好。22日，毛主席召集常委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和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刘少奇同志这时也从武汉赶到杭州，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则从北京陪同金日成同志飞抵杭州。在杭州休养的陈云同志参加了会议。

我没有去杭州参加常委会议，我知道的情况是小平同志回京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据小平同志说：会议讨论了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大家一致认为，赫鲁晓夫这次做得对，在艾森豪威尔拒绝道歉的情况下，只有拒绝参加。但赫到巴黎才提出条件，说明他对开会还抱有一定幻想，对艾森豪威尔的“同我们一样爱好和平”还抱有一线希望。我们党的方针是不反对缓和紧张局势，也不反对举行四国首脑会议，如果能达成某些协议，这当然好，如果达不成协议，也可以揭露帝国主义反对缓和。问题在于对帝国主义绝不可以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赫鲁晓夫有时在这方面做得过分了。帝国主义有时也称赞赫鲁晓夫，但总是比较有分寸的，而赫鲁晓夫则把人家吹捧得天花乱坠，太没分寸了。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不等于马上打大战，美国本身没有准备好，英法不愿意，苏联的国力是不可轻视的。看来，首脑会议的条件现在还不成熟，西方还没有到非作点妥协不可的程度；而世界大战，目前条件也不具备，打不起来。

小平同志在传达毛主席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时说，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一种是战争，即帝国主义发动大战，双方处于战争状态；另一种情况是比较缓和，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若和平共处，不是没有纠纷，没有冲突，只是表现为比较缓和的形式。除了这两种情况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冷战共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时间是冷战共处，双方剑拔弩张，有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中东战争等，但没有打起世界大战。冷战共处的形势也不是一直很紧张，有时高一阵，有时低一阵。我们的方针是争取缓和，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即使冷战共处也比打大仗好。我们能争取10年、15年也好，更长的时间更好，使我们能把我国的建设搞好。第二次大战结束到现在已有14年，这是两次大战中的间歇期，也就是冷战共处时期，这个时期延长得越久越对我们有利。

小平同志说，毛主席还对赫鲁晓夫作了分析。赫鲁晓夫这个人有两面性，你看，去年他在戴维营会议后把艾森豪威尔捧上天，这次为了U－2飞机事件，他们两人对骂起来了。很难设想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首脑会一下子向美国总统下跪。但应该看到，赫鲁晓夫以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基本想法没有变，他这次以强硬的姿态同艾森豪威尔对抗，实在是因为美国派U－2飞机入侵苏联，把赫鲁晓夫置于非常难堪的地位。他只能强硬对待，不能示弱，否则对苏联人民交待不过去，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世界人民交待不过去，他要垮台。无论如何，这次他做了好事，我们应当大力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民群众示威游行做得好。理应如此，我们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据小平同志说，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很适时也很有力量，使得赫鲁晓夫不能不有所顾忌。毛主席说，我们的文章有影响，但对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很难说影响有多大。对赫鲁晓夫，正面教育可以起点作用，但有限，他至今仍说1957年1月间总理给他们“上大课”，仍耿耿于怀。对他能起较大作用的是反面教员，像艾森豪威尔、阿登纳这样的人。毛主席认为，从这两年间的情况来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明确说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是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不甚高明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同这个人相处比较困难。我们从他搞掉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现在又搞掉伏罗希洛夫，连波斯别洛夫这样一个书生也容不了，都要排挤，同此种人怎能共事呢？至于中苏关系，时好时坏，反复无常，1954年还比较好，1956年就不行了，1957年好一点，1958年又不行了，就是这么反反复复，不好相处。这个人不可信赖。他和我们签订了原子技术合作协定，他突然单方面撕毁了。就是说，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讲什么条约、协议，是很难信赖的人。当然，他做得对的，我们还是表示支持；做得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是内部批评，不公开指名骂他，用今天正面表态的办法讲道理。将来说不定要公开批评，但我们绝不为天下先。

小平同志传达完以后，嘱咐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广播电台要按照杭州会议上毛主席的指示行事，密切注视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形势的变化。

在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不久，苏共中央6月2日给我党来信，建议利用6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

小平同志在6月4日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苏共中央来信。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四国首脑会议之所以流产，苏联之所以采取强硬的态度，首先是因为苏联国内对U－2事件反应非常强烈，认为苏联受到了欺负，这口气咽不下去。其次是美国起了很好的反面教员的作用。美国用它的行动证明，它搞的并不是什么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是制造紧张局势。再有就是我们《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有影响，使得赫鲁晓夫不能轻易对美国做出让步。在美国拒绝他的声明之后，赫鲁晓夫无法转圜，他只能采取拒绝开会的办法，愤然回国。

对于苏联6月2日来信中提出要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问题，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是：

第一，我们跟赫鲁晓夫之间有共同点，有共同点就可以开会。在苏共中央的信里有这么一句，说1957年《莫斯科宣言》还是正确的。而赫鲁晓夫对巴黎四国首脑会议的方针也还是对的。在这一方面有共同点，就可以求同，对赫鲁晓夫表示支持。

第二，估计苏共要开会，意在保驾。在赫鲁晓夫遇到这样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保驾。如果赫鲁晓夫现在垮台，苏联社会乱起来，这对大局不利。我们希望苏联比较稳定。我们认为他是个半修正主义，还不是完全的修正主义，也不是没有变好的可能。因此可以保驾。问题是如何保驾，在什么基础上保驾。

第三，苏共要开这次会议，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共同对敌，根据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以后的形势，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共同对付美国。但是，还要估计到另一种可能，这就是赫鲁晓夫认为我们捣乱，干扰他同西方妥协，认为中国不跟他“对表”。他可能打着团结的旗帜来整我们。要估计到有可能他们是要用整我们的办法来保赫鲁晓夫。

第四，考虑到上面这种分析，我们不能同意马上开会，不能照他们原来的建议开，要开就要做充分的准备。我们可以建议不要匆匆忙忙开，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再开：我们可以建议把会议的时间推迟在十月革命节前后，最早也只能在8月开，不能在6月开，因为需要时间做准备。

第五，我们可以建议，首先是这个会的范围再扩大一些，不是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开，而是扩大为世界各国党派代表参加，像1957年那样的范围。因为如果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会议，我们的意见很难充分表达在文件上。在12个党中，除了朝鲜、越南以外，基本上都是跟赫鲁晓夫走的，他们会支持赫鲁晓夫的观点。所以要把范围扩大，要增加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其次，要成立起草委员会，为会议准备文件，可以还是由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26个党组成的起草委员会，也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但是不要太多。在这个起草委员会开会之前，要成立中苏两党联合起草小组，为起草委员会准备一个共同的文件。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反建议。

第六，苏共中央在6月2日来信提出，要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大会的时候开12国会议。我们可以建议，在罗党大会期间，可以就上述这个问题交换意见，商量怎样为将来在十月革命节前后正式召开兄弟党会议做准备。

这次会议除了谈这些意见外，快结束的时候，小平同志提出，考虑到四国首脑会议以后的形势，有必要更广泛地宣传我们在《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里面所阐述的观点，要正面宣传，不是批判苏共或南共的观点。现在来宣传更加有利，时机也很合适。美国这样横蛮的态度正是给我们一个好的时机，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本质没有变，不能对它抱有幻想。小平同志说，这些意见要请示中央政治局常委，征求毛主席的意见。但我国工会代表团要在6月5日至6月9日北京举行的世界工人理事会上，按照这个方针阐述我们三篇文章所说的观点，来动员全世界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会上还确定，给苏共中央6月2日来信的答复，可以到上海开会时再进一步讨论。在北京先准备一个复信的初稿，到上海后再定稿发出。

会议之后，据尚昆同志告诉我，小平同志同少奇同志和周总理交换了意见。他们三人在6月5日一起出席我党中央出面召集的世界工联理事会的各国代表团中的共产党或工人党的负责人座谈会。座谈会首先由我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同志致词，说明我们的基本观点，但苏工会代表团团长格里申反对刘宁一的致词，并拒绝听取小平同志的解释，也拒绝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挽留，断然退出座谈会。此事后来成为苏共借口指责我党的一个题目。

乔木和我在书记处会议即开始起草给苏共的复信。复信里主要是讲两个建议：一个是建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扩大为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会议的时间推迟到十月革命前后。另一个建议是为了充分准备，成立起草委员会和中苏两党联合起草小组。

我们刚动手不久，毛主席从杭州来电话，提出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除讨论1960——1963年的经济计划（原先确定的议程）外，还要讨论苏共来信。于是，小平同志要我们随他先行飞上海，就近请示毛主席。

上海会议在6月10日到18日举行。这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也叫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开始之前，中央常委讨论并修改好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在6月10日发出。在这封复信发出之前，苏共中央在6月7日又给我党中央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原先苏方提议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推迟举行，在布加勒斯特只是举行兄弟党“会晤”，就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交换意见。因为我们的复信本来就建议推迟，不需作什么改动，原样发出了。

毛主席在讨论给苏共中央复信时说，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拉我们好办，无非是要我们多支持少批评，我们本来是采取团结为重的方针。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充分准备没有坏处。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长态度恶劣，值得我们警惕。

上海会议实际上从8日开始，但是先开座谈会，对当前形势交换意见，由少奇同志主持。周总理谈了国际形势（主要是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和他同陈毅同志访问东南亚的情况。毛主席和小平同志主要精力在抓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和对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分析。从6月10日（给苏共中央复信发出后）开始，少奇同志才主持讨论三年补充计划问题，这是会议的正式开始。6月12日少奇同志通报了中央常委对苏共来信的看法和我们的复信。毛主席在6月17日出席会议讲话，主要谈工业、商业、农业和人民公社等问题。6月18日毛主席以《十年总结》为题，发表长篇讲话，其中谈到了同苏共的关系。他说，我们既然同意开会，就要为开会创造好一点的气氛。在6、7、8、9月我们的反修宣传要暂停一下。当然，在开会之前，不排除赫鲁晓夫攻击我们，那么我们就让他放，让他放一阵再说。像《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那样的论战文章，在4个月内不发表。但是要做充分的准备，要准备在将来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上斗争。

在上海会议结束之前，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彭真同志率领代表团去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的代表大会，同时参加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各兄弟党的“会晤”。

彭真同志后来告诉我，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去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毛主席把他叫到上海（他原留守北京，没有参加上海会议），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代表团应该采取的方针。经过讨论，毛主席归纳为六句话，即：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摸清情况，后发制人，据理辩论，留有余地。这六句话的意思，首先是以团结为重，但我们讲团结是有原则的，对赫鲁晓夫的错误不能迁就，要坚决反对。但现在情况不明，他召集“会晤”究竟要干什么还不清楚，所以要把情况摸清楚。毛主席要彭真同志和代表团同志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期间，同别的兄弟党广泛接触，弄清楚苏共的意图。如果他们是要在这个会上整我们，我们就采取后发制人，让他先放，然后我们先防守后反击，在反击的时候据理力争，跟他辩论，但是也不可以把所有子弹都打完，要留有余地。

彭真同志率领我党代表团6月16日离开北京，当天到达莫斯科。第二天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科兹洛夫会面。科兹洛夫原来是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是赫鲁晓夫一手提拔到苏共中央来工作的。当时有种种传说，说他是准备当赫鲁晓夫的接班人。科兹洛夫一开始就指责我们发表三篇文章，指责我们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工人理事会上宣传我们的观点。他说，我们理论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错误的。好像没有经过苏共同意就是犯了组织上的错误。当时我们代表团跟他辩论，一共吵了8个钟头。据代表团发回来的电报说，科兹洛夫在跟我代表团争吵的时候，他手里有一个文件，是打字的，大概有20多页，说明他是准备好的。但是，当我代表团问到布加勒斯特会晤究竟怎么开，他们有什么打算时，科兹洛夫支支吾吾说，这个事情到了布加勒斯特以后再商量。我代表团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这个情况不是好兆头，很可能赫鲁晓夫要在布加勒斯特整我们。代表团已根据中央的方针做后发制人的准备。

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6月20日到6月25日举行的。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会场上多次起立鼓掌、呼喊，为他捧场。彭真同志的致词，还是讲我们三篇文章的观点，参加会议的坐在大厅里的人鼓掌都比较热烈，可是坐在主席台上的那些人就有意冷落。

代表团把这种情况向国内报告说，这个情况值得注意，可能要对我们采取什么行动。中央回电要代表团提高警惕，摸清情况，后发制人。

代表团来电还说，我代表团到达布加勒斯特后遭到全面封锁，各代表团都没有同我们接触。他们住在什么地方，罗党联络员也不告诉我们。我们想去拜会兄弟党，罗方也不给安排。在会场上偶尔碰到一些兄弟党代表，他们也不知道“会晤”怎么开，说这次“会晤”非常神秘。

于是代表团决定单刀直入，提出要见赫鲁晓夫。但他们一直拖延，推到22日赫鲁晓夫才跟我们代表团谈。

我代表团同赫鲁晓夫的会见一共继续了6个小时，其中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指责我们党。代表团根据中央的方针商量好采取先让他放的方针，多听少说，以便摸清他究竟要干什么。赫鲁晓夫看到我们是这样的态度，就更加放肆地攻击。他说，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你们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他还讲到成吉思汗怎样从中国打到欧洲。他还强词夺理地说，中印冲突完全是你们自己造成的。我们发表一个声明保持中立，是帮助你们，而不是反对你们。现在你们跟印尼关系也搞坏了，责任也在你们。总之，他信口雌黄，大肆谩骂，根本不讲道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代表团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经过这次谈话，赫鲁晓夫的意图摸清楚了，他要我们到布加勒斯特来“会晤”，就是要整我们。

第二天，6月23日，苏共代表团交给我代表团一封信，这封信是苏共中央给我们党中央的，署的日期是6月21日。信里通篇大讲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驳斥我们三篇文章中的观点。他们在把这封信交给我们的同时，还把这封信改成《通知书》的形式，发给其他兄弟党，而且比交给我们的时间还早，在6月21日就发出了。这是越南党、朝鲜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代表团告诉我们的。赫鲁晓夫在骂了我们一顿以后，才把这封信交给我们。

我代表团收到苏共中央给我们的信以后，立即向国内报告这封信的要点，也就是所谓《通知书》的要点。苏共中央的信，一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时代的性质。它不赞成说当今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它给时代下了许多定义。其中心思想是说现在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世界已占支配地位，帝国主义力量已大大削弱，因而时代的性质已经变化，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已成为可能。

第二部分是讲战争与和平问题。它强调战争可以避免，指责我们，认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指责我们说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依然有发生战争危险的观点是宿命论。

第三部分是讲和平共处问题，这是来信中讲得最长的一部分，也是赫鲁晓夫思想体系里面的核心问题。它认为和平共处是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它指责我们反对和平共处，攻击我们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提出要足够估计帝国主义的强大，应该跟它和平共处，否则爆发战争，全人类都要毁灭。它的这个观点，同第一部分讲时代问题时强调帝国主义已大大削弱的观点自相矛盾。当它强调可以和平过渡时，它认为帝国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当它强调要和平共处时，它又说帝国主义很强大。来信又为赫鲁晓夫吹捧艾森豪威尔辩解，说苏共对帝国主义从来没有幻想，同时又说仍然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指责我们反对这个口号。

第四部分是讲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着重讲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信里说，毛主席也讲过要准备两手，和平的一手，暴力的一手。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改变了立场。实际上我们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时候，跟他争论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而且写了一个备忘录，不赞成他们片面强调和平过渡的观点。

第五部分是讲关于国际群众组织的问题。来信指责中国在国际民主组织中采取“独特的立场”。其实在近半年来，我们在这些组织里面无非是根据1957年《莫斯科宣言》，阐述我们的观点，并没有什么独特的立场。对于那些违背《莫斯科宣言》的言行，我们当然要反对。我们的立场就是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立场。

来信第六部分说中国党违反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即：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64个共产党、工人党签署的《和平宣言》。信中所罗列的一大堆罪名，大都是歪曲的甚至完全是捏造的。

来信第七部分是讲团结的必要性，说中共严重损坏了国际团结，使个别的队伍偏离了正确的道路。

整个来信（我们后来为了便于兄弟党了解，通常用苏共中央给兄弟党的《通知书》的名称）除了歪曲、谩骂、诬蔑以外，还包含一些修补苏共中央过去发表的被我们批评的错误观点。它做的这些弥补，有的是逻辑上弥补，有的是词句上修改。苏共中央在信中极力攻击我们党，但实际上这么长篇大论完全是为它原来的错误立场辩护。

6月23日，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当时中央还没有收到苏共中央给我们的信，也没有收到代表团22日同赫鲁晓夫谈话的情况报告。因为北京和布加勒斯特之间的时差有五六个小时。北京只收到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央同志认为，从赫鲁晓夫的讲话看来，中苏之间的分歧已经公开化。我们6月10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的建议，苏共中央一直没有表示态度。我代表团路经莫斯科同科兹洛夫大吵一顿，到了布加勒斯特，又遭到全面封锁。从这些情况来看，苏方提出的所谓“会晤”很可能是对我们围攻。中央决定打电报告诉代表团，说明中央估计苏共可能对我们搞突然袭击，要代表团有被围攻的思想准备。

少奇同志说，如果苏方发动攻击，代表团应准备把中苏关系分歧的实质在兄弟党代表“会晤”中端出来，让各兄弟党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然也不是希望这一次就能解决问题，斗争还是长期的。

毛主席说，现在我们跟苏共的共同点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因此要估计一下这次“会晤”会怎么样发展，会不会破裂，是不是破裂不可避免。他说，依我看，彼此都不想破裂，我们本来就不想破裂，看来苏共也没有那么大决心敢于破裂。上海会议时有同志提出，要赖着跟他团结，不搞破裂。但是，我们也要想到，破裂也不要怕，也要做这个准备。只要你不怕，才可以争取到不破裂。立场是要坚持的，但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话，要注意方法，态度要诚恳。人家不同意的，我们不强加于人，让历史来裁判。究竟怎么样，要看这几天的发展，要给我们代表团打招呼，要他们准备受围攻，还是临走的时候中央交代的原则，后发制人，留有余地。

小平同志亲自起草了一个电报，发给在布加勒斯特的我党代表团。

常委会议上还决定，这两个月内不发表批评修正主义的文章，让他们放，而且让他们放够。但是要认真准备写文章反驳。

在布加勒斯特，23日上午苏共代表团把信交给我代表团之后不久，又送来了一份关于会议公报的稿子，并说准备在24日开会讨论。

24日上午，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举行所谓“会晤”，由罗马尼亚党的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主持。“会晤”一开始就对我们围攻。因为他们都看过苏共中央的《通知书》，内容无非是根据这个《通知书》瞎说一顿。

在会上发言态度比较恶劣的是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党，波兰和蒙古党的代表发言比较一般，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的党则不赞成会议这样开。阿尔巴尼亚党的代表表示，这个会议这样开他们很难表示意见，他们要请示国内。

（后来，巴卢库率领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问中国，在跟毛主席谈话时讲到，卡博率领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时候，在地拉那的阿尔巴尼亚党中央领导三天三夜没睡好觉。卡博每天都请示中央，究竟怎么表态，他个人不能决定，也很难做出决定。阿尔巴尼亚党中央指示他，要他一定要请示中央以后才能够表态。所以每天从地拉那派飞机到布加勒斯特，带着他的请示回地拉那，然后又带着中央的指示回布加勒斯特。当时毛主席就问，为什么不用电报、电话？巴卢库说，电话根本不能保密，而电报呢，阿尔巴尼亚的密码是苏联编的，他们可以译出我们的密码，也不能用。所以只能写信，派专人、专机往返送。卡博接到中央的指示以后，就表示不赞成开那样的会，结果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也受到一阵围攻。）

最后赫鲁晓夫讲话时，又一次对我党进行了激烈的攻击，涉及到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差不多把他22日跟我们代表团谈话的内容又搬到这个会上来。

在这次会上，无论是赫鲁晓夫的发言，还是其他党的发言，都避开了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抓住一些具体事情特别是组织问题来攻我们，说我们在国际民主组织里持独特立场，说我党代表在蒙古党大会上致词中没有和平共处这句话，说我们跟阿尔巴尼亚的谈话是找反苏同盟军，还讲到世界工联北京理事会会议、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等等。

赫鲁晓夫发言以后，彭真同志站起来讲话。彭真同志在讲话中，对其他党的意见都不提，只提赫鲁晓夫的讲话，只批评赫鲁晓夫，批评他骂我们假革命，批评他吹捧艾森豪威尔。彭真同志着重批评赫鲁晓夫说帝国主义跟过去不一样，说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已经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批评他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彭真同志只笼统地给予答复，说我们是根据《莫斯科宣言》讲的，我们是维护《莫斯科宣言》、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并不是什么独特活动、独特立场。

彭真同志提出，原先苏共给我们来信，只讲“会晤”，没有讲要发表公报的事情。现在居然有一个公报稿子。我们有些意见，请考虑修改。赫鲁晓夫立刻表示不能修改，而且要我们签字。彭真同志又提出，公报应加一段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着重反对修正主义的内容，这是《莫斯科宣言》上写的。赫鲁晓夫又带头反对。后来彭真同志又提出，公报前面不必一一列举每个党的名字，只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举行会晤。赫鲁晓夫也不赞成。最后，我们提出公报里边改两个字，把“一致”两个字删掉。赫鲁晓夫仍然不赞成。反正一个字都不能改。

赫鲁晓夫横蛮霸道，说会议不能延长，马上就签字。他要求我们当场签字。彭真说，不行。我们提出的几个修改意见你都不接受，怎么就要我们签字呢？苏共中央通知举行会晤时没有说要发表公报，我党中央没有授权我们签字。我们要请示中央。

就是这样，彭真同志和赫鲁晓夫两人一来一往地吵。后来吵得不可开交，罗马尼亚党的乔治乌·德治提议休息半小时以后再开。实际上，他们是利用这个时间商量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个僵局。

复会以后，他们还是提出要通过公报。乔治乌·德治宣布，大家都呼吁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主席毛泽东同志能够为着团结，能够同意代表团签字。乔治乌·德治做了这么一个说明后就宣布散会。

我党代表团回国以后，6月30日，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彭真同志汇报。在会上彭真同志详细汇报了代表团根据中央的方针进行工作的情况。

会上大家议论到，这次斗争是一场突然袭击，是一场遭遇战。我们虽然预先估计到这个可能性，但是还没有充分估计到赫鲁晓夫会采取这么恶劣的手法，预先准备好围攻我们。毛主席说，看来苏共中央6月2日给我们中央来信建议开会，那个时候他就下决心要整我们了。他6月7日来信说这个会推迟开，在布加勒斯特开会只商量一下开会的时间、地点和开会的内容，交换一下意见，不做决议。这完全是欺骗的手段，是企图麻痹我们。实际上，那个时候他们就准备好《通知书》来全面攻击我们。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打算围攻我们，而我们是反围攻，像过去中央苏区那样反“围剿”。但是我们这个反“围剿”要适可而止，要留有余地，不要把子弹一次打完，能够收时就收，有理有利有节。

大家还议论到，中央采取高举团结的旗帜，后发制人，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的方针是对的。实际上我们代表团这次的工作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把中苏之间分歧的严重性摆在所有参加会议的兄弟党面前，让他们知道中苏之间的争论，不是简单地对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而是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特别是在牵涉到两党、两国关系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赫鲁晓夫《通知书》所起的作用，就是把这个问题摊开了，把分歧公开化了。而我们的反击也起了这么一个作用，让大家知道，不能让赫鲁晓夫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事情的真实情况也不像通知书说的那样。赫鲁晓夫企图通过这次会议，采取高压的办法把我们整服。但是实际上适得其反，我们跟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不但没有达到他原来的意图，相反把他的弱点，他的横蛮无理，他的错误观点，都给揭露出来而且批驳了。当然，我们只讲了一部分，没有全部讲，赫鲁晓夫讲到哪里我们才跟到哪里，形式似乎被动，实际上非常主动。这次反“围剿”斗争是成功的。

毛主席和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都讲到，这次斗争是第一个回合，斗争是长期的。来日方长，我们要做充分的准备，要准备在十月革命节开各兄弟党会议的时候会有一场恶战。现在首先要对他的《通知书》做出回答，然后准备在起草委员会中协商提交兄弟党会议的共同文件草案。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7月间在北戴河开中央工作会议，除了讨论国内的问题以外，着重讨论国际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同时还决定给党内发一个通报，把这次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告诉党内高级干部，讲清楚我们跟苏共的分歧是重大的原则问题的分歧，同时指出这还是十个指头里边一个指头的分歧。我们的方针是坚持原则，进行必要的斗争，同时还要坚持团结。因为彼此有需要，也有团结的基础。赫鲁晓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可能变化。所以我们要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我们要采取这样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问题的方法，对他进行斗争目的还是为着团结。

会议还决定，在十月革命节开兄弟党会议之前，不发表跟苏联进行论战的文章，即使不指名的也不发表。当然，对于美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对于时事性的问题当然还照样发表评论。对苏联要静观一个时期，看看他们还有什么动作。估计他们在开会之前还会有动作的，我们要再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