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发出以后，中央要看看苏共有什么反应，然后再决定我们代表团到苏联去谈判的方针和策略，但我代表团在中苏两党会谈时的发言稿要先做准备。

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了一个声明，完全拒绝我们6月14日的建议，说它是对苏共中央的毫无根据的攻击，并且说他们不能在报纸上发表这个文件。由于我党已经发表了苏共中央3月30日的来信，我们在6月14日的复信里希望他们也能够发表我们的复信，苏共中央在声明里拒绝了我党的要求。

接着，6月21日，苏共召开中央全会作出决议。这个决议态度蛮横，断然拒绝我们6月14日的复信，并表示苏共坚定地执行“20大”、“21大”、“22大”的路线，同时还表示要责成苏共代表团，在将要到来的中苏两党会谈中根据这个路线来阐述和捍卫苏共的立场。

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后来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苏共中央的声明和决议，一致认为，从这种迹象看来，中苏两党会谈前景凶多吉少，我们现在要做充分准备。常委会议决定，这次中苏两党会谈，我党代表团由小平同志率领，彭真同志协助，还考虑增加几个人。毛主席要小平同志先考虑会谈的方案。小平同志认为，此事需要慎密考虑。前一段时间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和准备中苏两党会谈，搞得大家都很疲劳。为着养精蓄锐，现在需要休息一下。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是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到苏联去之前，我们先到成都去休息一下，什么事情也不干，就是玩，放松一下，迎接下一场战斗。毛主席同意这么办。

这样我们6月25日从北京飞成都。跟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一起去成都的，有我、姚溱、熊复、范若愚、王力，还有写作班子的一批“后排议员”。在飞机上我提出，我们写作班子多数人都没有到过峨眉山，这次想趁休息的机会到峨眉山去一趟。小平同志同意，说要去就要快去，说不定毛主席想起什么问题来马上要我们回去。

我们中午到了成都，住在金牛霸宾馆，吃过午饭后，立即分乘三辆汽车出发，赶到峨眉山下已是黄昏。我提议马上上山，在山上吃晚饭，明天痛痛快快地玩一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但是，由于姚溱腰部有旧伤，熊复心脏病刚好，他们两位不赞成马上上山，认为还是在山下过夜。我觉得也不能勉强，只好同意明早上山。

可是，不出所料，当天午夜，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从成都打来电话，把姚溱叫醒，说毛主席要我们明天就回北京。小平同志要我们明天一早就回成都，不要游峨眉山了。

真是军令如山倒。我们虽然到了峨眉山脚下，也只好望山兴叹。但见云雾飘忽，不识真容。第二天一清早赶回成都，下午飞返北京。

当天（6月26日）晚上，毛主席召开常委会议，以后又接连开了两次会。这几次常委会主要是议论中苏两党会谈应如何估计，要做什么准备。

在开始的时候，政治局常委会议分析了形势。少奇同志认为，从苏共“22大”以后，苏共领导的言行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把被1960年兄弟党会议否定了的观点又重新拿出来到处宣传；二是违反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包括断绝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发动公开论战；三是大肆宣扬南斯拉夫。由此看来，苏共领导总的趋向是沿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因此这次中苏两党会谈不会有好的结果。

毛主席指出，苏共中央6月21日作出决议，指示他们的代表团根据苏共“20大”、“21大”和“22大”的路线行事。看来赫鲁晓夫已下决心。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是一场恶战，不但比1957年严重，而且比1960年也要严重得多。

周总理指出，为了准备这次中苏会谈，赫鲁晓夫到处修筑防御工事，同一些国家搞好关系，但关键是苏美关系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至多只能就某些个别问题达成协议，这是他的致命弱点。他有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马列主义，三怕人民。

这几次会议议论到一系列问题：

（1）会谈从什么问题谈起？可考虑：一为从总路线谈起，一为从分歧从何而来谈起，一为从斯大林问题谈起，大家比较倾向于由分歧从何而来谈起，但要看苏方如何谈而定。

（2）苏方可能如何谈？估计：一为从答复我方6月14日的信谈起，即从总路线谈起；一为不谈总路线问题，而从召开兄弟党会议谈起。大家认为，如果苏方撇开总路线不谈，一上来就谈召开兄弟党会议，那么，我方应提出先分清是非、达成一致看法，才能召开兄弟党会议，否则实际上是开分裂会议。

（3）如果苏方拒绝听取我方意见，那么我方应预先准备好书面发言稿，在会场散发，并公开发表。

（4）如苏方一上来就要求发表联合声明或公报，我方可考虑：一为拒绝联合声明，提出先把原则分歧谈清楚了才考虑联合声明问题；一为同意发表联合声明，但要就联合声明涉及的问题先谈清楚。大家倾向于前一办法。认为绝不能搞一个低标准的联合声明，并认为要申明不能再像1957年和1960年那样“照顾”苏方。

（5）如果苏方提出停止公开论战，那么我方应重申：要就停止公开论战达成公平的协议，首先要苏方承认它过去发起公开论战是错误的，才能停止公开论战。

（6）会谈开始时，先让苏方讲还是我方争取先讲？大家倾向于让苏方先讲，我后发制人。

经过大家反复议论，毛主席归纳指出：目前的形势是我党开始反攻，苏方转为被动，我方进可攻，退可守，十分有利。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可能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可能是对一些问题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基本上只能是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这两个文件所包括的内容，很难搞出一个比这两个文件好一些的共同文件。因为苏共领导现在已经走得相当远，离开《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也相当远，所以最大限度也只能是暂时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妥协，不可能超过这两个莫斯科会议的共同文件。

第二种可能是双方大吵一顿。因为要苏方放弃他们的一套很困难，甚至保持1960年声明的水平也困难，而我们也不能从这两个文件的立场后退。结果会谈破裂。

这种可能性很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三种可能是大吵一顿，但不破裂，就是吵而不破，形成拖的局面。我们是不愿意破裂的，要争取不破裂。估计苏联现在也不敢破裂，因为破裂对他们也不利，他们同美国的矛盾不好解决。

毛主席说，根据估计的这三种可能性，我党代表团的方针应该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放手反攻，以理取胜，不急于达成协议，以不破裂为限度。

毛主席还说，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坚持团结。在公开的场合、在会议的发言中，要抓团结的旗帜，不给他们任何把柄，使他们不能借以把会谈破裂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但是要坚持原则，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不能做任何无原则的让步。要争论就争论，他们吵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们争取不破裂，即使保持一种非常脆弱的联系也好，不要完全破裂。我们是不主张破裂的，如果苏共想破裂，我们也要尽力把他们拖住，推迟破裂的时间，避免完全的破裂。即使这次会谈毫无结果，也要建议下一次会谈在北京举行。

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考虑到这次中苏会谈会有一场恶战，前方和后方要密切配合，决定把秀才班子一分为二，留下乔冠华等几个同志在北京，以便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在中央领导下起草有关评论，其余大部分人随代表团去莫斯科。其中我、姚溱、范若愚、王力等作为代表团顾问。还有一批来自中宣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联部的助手，也跟代表团一起到莫斯科去。

这几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责成我们起草一个声明，准备在代表团出发之前发表。

6月30日，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了毛主席和常委对中苏两党会谈的分析、方针和策略。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同意中央常委的意见，并通过了我党中央的声明。这就是中共中央7月1日发表的声明。

在这个声明里，宣布了参加7月5日在莫斯科开始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的组成：团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副团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团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和伍修权（他们两位都是中共中央联络部的副部长），还有一位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新任驻苏联大使潘自力。秀才们是以顾问身份参加代表团的。

声明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并责成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同苏共讨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和其他一些有关的原则性的问题。声明还说，苏共中央6月18日的声明、6月21日的决议以及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说我们6月14日的复信是对苏共“毫无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对此，中共中央断然拒绝。我们现在暂时不作答复，保留以后答复的权利，责成代表团在中苏两党会谈的时候阐明我们的意见，做出一定的评论。

果然不出中央所料，苏共领导是吞不下这颗苦果。

在我们7月1日发表声明之后，他们在7月4日也发表了一个声明。在这个声明中，除了再次指责我们对苏共毫无根据的攻击以外，还为他们不发表我们6月14日的信辩护，说他们不能发表这样的信件，要发表就得答复，那就导致论战的加剧。声明最后说，苏共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在报刊上发表对中共中央信件的答复。

在7月4日苏共发表声明之后，中央要我们马上写一个简短的声明，把苏共的声明驳回去。我们又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的声明。

毛主席连夜召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指出，7月4日苏共声明表明，赫鲁晓夫已决心在会谈中对我系统攻击，而且还要在报刊上公开正式点名同我论战。形势已进一步恶化。同时又有情报说苏政府正同美英两国谈判，要签订部分停止核试验协定，目的是共同对我施加压力，迫我放弃核计划。赫鲁晓夫已走到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对付原来是苏联盟邦的中国。这表明，苏方已对两党会谈毫无诚意，断绝了协议的道路，迫我屈服。对此我们必须更加强调坚持原则，也并不放弃争取不破裂的机会，但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坚定性，才能击退苏方的攻击，争取破而不裂。我代表团此次去莫斯科，达不成协议，不向赫鲁晓夫下跪，就是胜利。会上常委们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会议最后通过了声明，这时已是5日凌晨。

这个声明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宣告，中共中央不能同意苏共中央7月4日的声明，已责成我们代表团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对苏方7月4日的声明给予必要的评论。声明强调，中共中央责成代表团在会谈中间以最大的耐心、最大的努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希望中苏两党会谈的结果有利于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就表达了我党维护团结的愿望和立场。

在中共中央7月5日声明发表的当天，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由邓小平同志率领，分乘两架飞机赴莫斯科。少奇同志、周总理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到机场送行，表示我党中央非常重视这次中苏两党会谈。

我跟小平同志坐第一架飞机，当天下午到达莫斯科，彭真同志坐的另一架飞机，因天气不好，中途在西伯利亚作短暂停留，比我们晚到了几个小时。

到了莫斯科以后，苏方安排我党代表团住在列宁山上的两个别墅里。小平同志和尚昆、修权住在一个别墅，彭真同志和康生、刘宁一住在另一别墅，这两个别墅是紧挨着的。我们这些秀才本来也安排住在别墅里的。后来我们看到住得很挤，跟上次1960年莫斯科会议时一样挤，于是就同助理工作人员一起搬到我驻苏大使馆去住了。这次代表团的活动中心还是在大使馆，有什么事情需要议论或者开会，还是在大使馆内的一个经过重新装修、能防苏方窃听的保密室里进行。

这次我们到莫斯科以后的一个最明显的感觉是，苏方的态度比起1960年冷淡得多，连饭菜也不大好。住在别墅里的代表团正式成员吃的东西还不如我们在大使馆吃得好，我们可以吃中国餐，还有烧猪蹄、鸡翅膀等。有一次从列宁山上的苏共中央会议厅开会回来的路上，彭真同志有意在车上发牢骚说，真是岂有此理，这次给我们的伙食搞得这么坏。过去苏联代表团到中国去，尽管是吵架，但是我们还是很好地招待他们。这次他们太小气了。我们估计，苏方很可能在汽车上装了窃听器，所以有意说给他们听。果然，第二天，代表团的伙食就有所改善。以后，我们有什么要苏方听到的话，就有意在汽车上或者别墅的客厅里大声讲。

中苏两党会谈就是在这样紧张气氛下开始的，会谈之前双方频繁发表声明，你来我往，紧张地打声明仗，同时气氛从一开始就很冷淡。

中苏两党会谈从7月6日到7月20日举行，一共开了九次会。出席会议的苏方是以苏斯洛夫为首，成员有格里申（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曾经率苏工会代表团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同我代表团激烈争论）、波诺马廖夫（苏共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当时地位仅次于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伊利切夫（苏共中央书记，曾任《真理报》总编辑，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为苏代表团发言人，同我有来往）、萨丘科夫（《真理报》总编辑，1959年随赫鲁晓夫来华，同我会晤过）和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代表团的构成带有很浓的所谓“理论权威”色彩。我们是代表团全体正式成员参加，另加我和姚溱两人。会谈地点在列宁山上的苏共中央会议厅。

我代表团在北京已经准备了几篇稿子：一篇是阐述我党6月14日信中提出总路线的观点，同时具体指名批驳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中提出的总路线；一篇是讲中苏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篇是关于斯大林问题；一篇是着重批驳苏共关于“三和”、“两全”的谬论，另外还有一些其他专门问题的部件。代表团要秀才们一下飞机就赶去分工修改各篇发言稿，哪篇先用看苏方发言确定。

第一次会谈（7月6日）苏斯洛夫首先发言。他一上来就攻击我们6月14日的信，为苏共中央3月30日的信辩解。他着重讲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都是陈词滥调。接着就谈到苏共为什么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这可能是由于我们6月14日的复信中尖锐地批判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这些观点是苏共的独创。苏斯洛夫说：为什么说苏共是全民党呢？第一，全国人民都拥护党；第二，全国人民都接受了马列主义；第三，党的成分来自全国人民各阶层。他认为根据这三条理由，所以说苏共是全民党。

苏斯洛夫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讲完后休会。

当晚，代表团在我驻苏大使馆开会，针对苏斯洛夫的发言，决定先讲中苏分歧从何而来，对原来在国内准备好的稿子作了修改，回答他对我们6月14日复信的攻击，但重点仍然是原来稿子的主要内容，即历史地分析中苏两党的分歧从何而来。对苏斯洛夫所谈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论点，代表团决定留待以后发言时再加以批判。

第二次会议是在7月8日举行的，由我党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同志发言。

小平同志在发言中着重讲了中苏两党的分歧从何而来和分歧的实质。小平同志指出，中苏两党的分歧从苏共的“20大”就开始。他接着列举苏共“20大”、1956年苏波关系和匈牙利反革命事件、1957年莫斯科会议、1959年中印边界和戴维营会谈、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苏共“22大”以及1962年至1963年欧洲五个兄弟党大会反华等一系列事实，说明分歧逐渐发展成为两条路线的分歧。分歧的实质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的问题。这个发言，是后来我们评苏共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的基础。小平同志讲完以后，苏方没有发言，会议即休会。

中苏两党在第二次会谈后，苏共中央在7月9日发表了一个声明，是专门针对北京召开群众大会欢迎被苏联驱逐出境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归来的。声明认为中国这样做只会使中苏两党会谈的局面尖锐化。

我党中央在7月10日发表声明，答复苏共中央7月9日的声明。我党声明说，苏共中央在这个时候发起对中国党的新的攻击，使我们不能不公开做出回答。声明指出，我们6月14日的信是回答你们3月30日的信的，并不存在诽谤的问题。

声明说，过去苏共的人员一直在中国散布苏共的文件，现在还这样做。那么我们驻苏大使馆人员和研究生散发我们6月14日的信也是正常的、对等的活动，怎么能说是干涉苏联的内政、破坏苏联的主权呢？按照你们的这个逻辑，那你们过去这样做，中国早就不是主权国家了。

声明最后还强调说，中国还是一贯坚持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立场。中苏团结太重要了，绝不能做亲痛仇快的事情。

7月10日，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第三次会谈。这次又是苏斯洛夫发言。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回答小平同志讲的分歧从何而来这个问题。苏斯洛夫说，分歧是从戴维营之后开始，是中国对苏联采取对立的态度。他不同意我们说分歧是从苏共“20大”开始，也不同意小平同志在发言中讲到1956年苏波关系紧张和匈牙利事件问题，还抵赖他们在中印边境纠纷中偏袒印度。他攻击我们搞分裂主义，说什么我们发表七篇答辩文章就是搞分裂主义。

苏斯洛夫的这次发言同他第一次发言一样，完全是强词夺理。据我现场观察，苏斯洛夫在讲话的时候总是低着头，很少抬起头来正视我们。可能是他自己也感到他在诡辩，理不直因而气不壮，他作为苏共的理论“权威”，也只能说些连他自己也觉得很难为情的话。

7月10日当晚，我党代表团又在大使馆开会。这次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党中央当天发表的声明。大家联系会谈的情况，认为中央在声明中阐明我党一贯立场（即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时强调团结是完全正确的。代表团在会谈中可以针对苏方两次发言，着重批判苏共领导搞分裂主义，以斗争求团结。据此对下一次发言稿，只作了小的修改，维持原来的基调。

7月12日举行第四次会谈，由小平同志作第二次发言。小平同志的发言着重讲了苏联搞分裂主义的问题，从布加勒斯特会议讲起，列举一系列的事实，说明苏共是怎么样搞分裂的，怎么样挥动它的指挥棒，不仅自己发动分裂，也指挥跟随它的其他兄弟党搞分裂，甚至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对中国如此，对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

小平同志特别质问苏方，他们在谈到双方分歧的时候，为什么对苏联撤出全部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不谈。小平同志还质问：你们说我们在古巴问题上是搞分裂，但是试问在古巴问题上你们说过什么？你们一会儿说美国是海盗，一会儿又说肯尼迪爱好和平，究竟你们的哪个说法算数？你那个指挥棒要人家怎么跟？我们想跟也跟不上，何况我们也不想跟呢！跟着你们走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违反事实，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交代不过去。

小平同志说，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怎么能说你们是国际主义而不是搞分裂主义呢？在小平同志提出这一系列质问时，苏斯洛夫很紧张，他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他在休会前表示，这些问题他们要在下一次会谈时答复。

他们提出下午继续开会。我们原以为他们要马上反驳小平同志的发言。但是，在当天下午第五次会谈的时候，波诺马廖夫发言并没有回答小平同志的问题，只是按他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大讲为和平而斗争，为彻底全面裁军而斗争，为“三无世界”而斗争。波的发言软弱无力，完全是一种应付的姿态。

在两党第五次会谈之后，7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的社论。这是党中央观察了一周来中苏两党会谈的情况后指示乔冠华他们的写作班子起草的第一篇社论。社论明确表示我们党是顾全大局的，绝不做任何不利于中苏团结的事情，希望中苏两党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社论同时指出，令人不安的是，中苏两党会谈开始以后，苏共中央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攻击。苏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各级党组织的集会和决议、连篇累牍的报刊文章，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在人民中煽起对中国不友好的情绪。社论提出质问，苏共中央是不是要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社论最后呼吁：我们真诚地希望苏共同志以中苏团结的大局为重，不要鲁莽行事，一下子把事情做绝。大敌当前，中苏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不团结只有敌人高兴，扩大分歧只有敌人高兴。我们呼吁苏共和我们一起努力，使两党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

我党代表团13日上午在驻苏大使馆开会，讨论《人民日报》当天发表的社论，研究当前形势。当时西方报刊已经公开报道，在中苏两党会谈的同时，苏、美、英三国代表将在莫斯科谈判，准备达成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的协议。代表团多数同志认为这件事情同中苏两党会谈有关。苏方所采取的方针，很可能像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之前所做的那样，为着讨好艾森豪威尔不惜损害中苏关系，不给我们提供原子弹原型，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发表塔斯社声明，偏袒印度，指责中国。根据这样的经验，代表团倾向于认为，苏、美、英三国谈判不是一个好兆头，因此确定对彭真同志在下一次会谈的发言稿加以修改，着重讲和平与革命的关系，回答波诺马廖夫的发言。

第二天（7月14日）早晨，翻译同志告诉大家，据莫斯科电台广播，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简称《公开信》），作为对我们6月14日《建议》的答复。这是用公开信的形式来逐条批驳我们6月14日的《建议》。因为他们的《公开信》是针对我们的《建议》逐条辩论的，所以苏联《真理报》不得不同时发表了我们的《建议》。苏方这样做还是第一次。（后来我们经过调查才知道，《真理报》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向外国和在苏联的外国人发行的，印数不多。在发表他们的《公开信》时也发表我们的《建议》的就是这个版本。另一个版本是向苏联国内发行的，这个版本只登了他们的《公开信》，没有登我们的《建议》。）

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代表团当天下午在大使馆讨论时一致认为：苏共中央采取这一严重步骤，表明赫鲁晓夫撕破假面具，露出反华真面目，进行公开论战。

这预示着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只能大吵一场。他们发表这个《公开信》，很明显地表明他们是下了决心，不准备在这次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什么协议，索性公开论战了。同时，这也表明，他们过去所讲的要停止公开论战都是假话，一旦他们认为对他们有利或有需要，他们要怎样公开论战就怎样公开论战。这次他们等不到中苏两党会谈结束，在会谈的过程中就迫不及待地发表这个《公开信》，是很有用心的。《公开信》的发布，正是苏联方面宣布苏、美、英三国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谈判开始（7月15日）的前一天。这证明了我们原先的估计，即：赫鲁晓夫重演戴维营会谈前夕的故技，联美反华。代表团估计，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破裂，至少是毫无结果。根据这样的分析，代表团向中央请示会谈的下一步打算。代表团紧急请示电报说，考虑到目前这种情况，原来想争取达成一些协议已不可能，但也不一定完全破裂。代表团的意见是，要放手回答苏共在会谈中间提出的问题，以不公开破裂为限度，争取维持某种形式的联系。

代表团好些同志在一起议论时谈到，联系过去几天会谈的情况，苏方发言都是照稿子念，除了偶尔涉及我方前一次发言外，大都是陈词滥调。原来，他们的写作班子忙于起草《公开信》。《公开信》本身显得是急就章。因为从6月14日到7月14日，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至少在6月份还没有准备要答复我们的《建议》。直到7月初，在7月4日的苏共中央声明中才表示要在适当的时候在报刊上发表对中共中央信件的答复。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逼得很紧，不断要他们发表我们的复信，而他们又不能只发我们的复信，不作答复。估计他们是从7月初起，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匆匆忙忙写出这个《公开信》作为答复，然后也发表我们的《建议》。后来，我们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时候，充分利用《公开信》的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前后矛盾，痛加批驳，淋漓尽致。

据当时苏共中央的写作班子成员费·布尔拉茨基所著《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一书称，《公开信》是苏斯洛夫在中苏会谈过程中匆促布置，并由几个人分头在一天一夜中草草写出来的。当时，苏斯洛夫神秘地说，这是“给中国意料之外的打击”。这就更加说明《公开信》是为了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谈的需要。（见该书1993年中译本第115页）

晚上，代表团再次开会，讨论修改彭真同志准备在15日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修改内容主要是把苏共发表《公开信》的问题放在最前面讲，指出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大张旗鼓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是苏共中央采取的一个严重的步骤。

7月15日，中苏会谈举行第六次会议，彭真同志发言。他首先指出，苏共中央在两党会谈正在进行的时候发表《公开信》，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严重损害两党会谈，使人有理由怀疑苏方是否有诚意在会谈中消除分歧、达成协议、加强团结。彭真同志质问苏方：你们这样急急忙忙地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究竟想干什么？彭真同志代表我党代表团郑重声明保留评论《公开信》的权利。

接着他着重谈了和平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原先在北京我们就准备好一个稿子，12日波诺马廖夫发言后，又针对他的发言作了修改。彭真同志着重批判苏共提出的“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路线，也针对波诺马廖夫的发言，点名批驳他的观点。讲完以后，苏方当场没有反驳，随即休会。

7月17日上午，举行第七次会谈。苏方由安德罗波夫发言。他的发言主要是为赫鲁晓夫辩解，指责我们在6月14日复信中不指名地攻击赫鲁晓夫，而且在这次会上又多次指名批评赫鲁晓夫。他认为，赫鲁晓夫跟他们党中央是一致的，赫鲁晓夫代表他们党，批评赫鲁晓夫等于批评苏共。他还说我们挑拨赫鲁晓夫跟他们党中央的关系。

安德罗波夫也连带讲到国际共运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三无世界”（即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但是他讲不出什么新的道理。苏方发言以后也休会。

7月18日下午，我们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中央同意代表团对当前中苏两党关系的分析，以及对苏、美、英三国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谈判的看法。中央指出，从目前情况看，苏共中央已经下决心不想在这次中苏会谈中解决问题，而且态度非常恶劣。特别是他们在《公开信》中直接点名攻击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这说明苏共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因此，代表团在会谈的后半段应该放手批评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共领导的错误，主要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至少要把代表团原来准备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发言稿讲了。中央指示代表团准备再开一两次会议就结束这次会谈，建议休会一个时期，可以发表一个简单的中苏会谈公报。公报可以双方各自说明自己的观点，可以说以后再继续会谈，但不要答应停止公开论战，因为他们已发表了《公开信》，我们要公开答复。

中央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在6月14日的信里面讲到，中苏两党会谈除了讨论6月14日信里面讲到的问题以外，我们还准备就斯大林问题，苏共“20大”、“21大”、“22大”的问题，以及其他重大原则问题交换意见。

在两党会谈之前，我们在北京时已经准备了一个专门讲斯大林问题的稿子。中央指示的总的精神就是要代表团放手批判，不怕破裂。

中央在复电里告诉代表团：中央对苏共中央《公开信》将发表一个声明，还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加编者按语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同时重新发表我们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把两个都登出来，让全世界评判。

代表团收到中央复电以后，都很高兴。大家心里有数了，没有什么约束了，可以在以后的会谈里放开手脚了。代表团当天下午议定，要坚决贯彻中央复电的精神，放手批判，不怕破裂，把我们准备好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稿子在下一次会谈时讲出去。同时，代表团还考虑：要准备结束这次会谈。在讲完斯大林问题以后，在下一次的会谈（第九次会谈）中提出会谈暂停的建议。

7月19日，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第八次会谈，由康生发言。因为本来就有协议，在会谈期间双方不发表东西，不互相指责，不透露会谈的内容。所以代表团在发言一开始就批评苏共违反协议，在两党会谈期间公开地把两党会谈中间的分歧，用《公开信》的形式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接着就专门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联系到这个问题批判了苏共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观点，然后就谈斯大林问题。这个稿子是我们原来在国内就准备好的几个部件到莫斯科后修改组装的，后来在评苏共《公开信》时，再加以补充，形成两篇文章。

我党代表团的发言谈到赫鲁晓夫过去如何吹捧斯大林，从“20大”起又如何咒骂斯大林，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时苏斯洛夫满脸通红，而且当场表示说，你们这么攻击赫鲁晓夫同志和我们党，我提出抗议。波诺马廖夫也几次想打断我们的这个发言，但小平同志没有理会，让康生继续把稿子念完。念完以后，苏斯洛夫又一次表示抗议，说断然拒绝我们这个发言。这是过去七次会谈中从未有过的现象，说明我们关于苏共领导反斯大林问题的揭露和批判，触及了苏共领导特别是赫鲁晓夫的最痛处，触到了他们的命根子。

当天下午我党代表团发电报给北京，向中央报告下午会谈的情况，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把斯大林问题端出来的任务，准备在下一次会谈时提出两党会谈暂停的建议，并请苏共派代表团到北京会谈，而且特别提出请赫鲁晓夫来。因为他过去曾请毛主席到莫斯科去，毛主席已经答复他不去莫斯科，所以我们这次提出请苏联派代表团到北京会谈时也表示希望赫鲁晓夫来。

当天晚上，周总理就直接打电话到莫斯科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同意代表团的意见，方针已定，不必细说了。

7月20日，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第九次会谈。会谈一开始，小平同志就按照经过中央批准的方案首先讲话。

小平同志指出，从过去八次会谈的情况看来，中苏两党存在严重的分歧。特别是从苏共7月14日发表《公开信》以后，苏联的报纸、刊物纷纷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就某一些问题达成协议已不可能，甚至连保证会谈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也难以做到。因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休会到另一个商定的时间再举行。我们建议：下一次会谈在北京举行，请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自率领代表团到中国来同我们会谈。会谈恢复的时间可以根据双方协商来确定。

看来，苏方也是有准备的，很可能他们窃听了周总理从北京给我们代表团打来的表示同意代表团方案的紧急电话。所以在小平同志讲完以后，苏斯洛夫表示，听了中共代表团团长的建议以后，他对这次两党会谈未能够达成协议感到遗憾。他同意中共代表团的建议，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以后再继续举行会谈。关于下次会谈的时间、地点问题，苏斯洛夫说现在不定为好，以后另行商定。这就是说他们不肯答应下次会谈在北京举行，更不答应由赫鲁晓夫率领代表团到北京来。

小平同志说，我们还是希望在北京举行，还是希望赫鲁晓夫亲自率代表团到北京来。赫鲁晓夫不是对我们意见很多吗，他不是昨天还在苏联匈牙利友好大会上对我们大加指责吗，这些话可以到北京去讲。

小平同志所讲的赫鲁晓夫对我们大加指责，是指赫鲁晓夫1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匈牙利友好大会上讲话时大肆咆哮，虽然没有指名，但是人们一听就知道他在骂谁的，而且他还特别攻击毛主席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观点。所以小平同志在20日的会谈中说他有意见可以到北京来讲，可以直接对我们讲。小平同志说，既然苏联同志认为时间和地点以后再商定，我们也同意。

会谈最后讨论到这次两党会谈要发表一个公报时，苏方拿出了一个公报草稿。在这个草稿里，除了讲到两党代表团什么人参加会谈以外，还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会谈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第二句话是“两党一致同意停止公开争论”。

小平同志看过苏联的这个公报稿子以后表示，对这两点我们有些修改意见，是不是请双方指定两个人去共同商量怎么修改。同时他提出我方由我和姚溱两个人参加，请苏方也指定两个人一起讨论修改。苏方同意，并指定萨丘科夫和苏共中央联络部一位处长参加修改苏方提出的公报草稿。

当时我请示小平同志如何修改。小平同志说，第一句说什么“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都不要，按中央复电指示，改为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第二句话根本不要，如果要讲达成协议，只讲会谈暂告一段落，以后再继续举行会谈，会谈的时间、地点另定。这也有中央指示，文字上怎么表达你们去考虑。

双方确定了修改公报的人选以后，我们离开会议大厅，到会议厅旁边一个小房间里讨论公报的草稿。代表团的其他人员休息、喝咖啡。

在讨论的时候，双方对公报草稿前面讲两党代表团都是什么人参加，没有什么争论。接着就谈到会谈的气氛怎么样的问题，我说，关于会谈在什么气氛中间进行，我们觉得你们的提法同实际情况不符，是不是可以只讲各自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经过反复争论，萨丘科夫坚持以不要把会谈分歧公开化为由主张维持原来的提法。于是我反复说，在会谈中双方分歧很大，你们讲了很多意见，我们也讲了很多意见。你们有些话既不友好，也不是同志式的。你们在会谈期间发表了《公开信》，早就把两党分歧公开化了。你们的报刊上这几天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报道，谁都知道中苏存在严重分歧，在公报中没有必要加以掩饰，自欺欺人。争论到最后，我提出，把“会谈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一句，改为“在会谈中双方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苏关系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

我再三说明我们这样修改的理由。双方争论了一下，最后他们也只好同意，只是在“双方就”之后加了“现代世界发展”这几个字。最后的句子修改成为“在会谈中双方就现代世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苏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

针对他们草稿中的第二句话，我强调说，会谈并没有达成停止公开争论的协议。我们已经讲了，你们发表了《公开信》，我们有必要也有权利加以评论，不能你们说了就完。我们要答辩，我们有答辩的权利。会谈中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任何协议，所以在公报里面不能这样写。萨丘科夫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只说会议上是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我考虑到我党6月14日的复信中对停止公开论战问题曾经提过建议，于是提出，把苏方草稿修改为“中苏两国代表团一致认为，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共同努力，寻求合理的基础，以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代替他们草稿中的“会谈达成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一句。

萨丘科夫听了我们提出的修改建议，记了下来，马上跑到他们代表团那里，请示苏斯洛夫。萨丘科夫回来说，苏共代表团不同意我们这样修改，那是你们的建议，不能作为双方一致的协议。他们的意见还是要写上“达成了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他说，这是苏共代表团现在提出来的建议，希望中共代表团同意。这简直是强加于人，我们当然不能同意。经过一番争论，还是达不成协议。最后只好不写他们的提法，也不写我们的提法。

关于继续会谈的问题，我们代表团已在会上建议，会谈暂时告一段落，下次会谈在北京举行。因为这样就表明这次会谈不是完全破裂，还有回旋的余地。据此，在讨论公报草案时，我提出，公报中写上；双方达成协议，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再过一些时候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谈。我们还建议苏共由赫鲁晓夫率领一个代表团到北京来谈。苏方不同意这么写，他们说这个问题以后再商量，实际上是不确定会谈的地点，也不确定日期。最后，双方同意把最后一段写成：“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建议，双方达成协议: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再过一些时候继续举行会谈。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双方修改公报草稿后，就各自提交自己的代表团，然后在双方代表团会议上念了一遍，双方都表示同意。这次中苏两党的正式会谈就这样结束。公报于7月22日发表。

当天晚上，赫鲁晓夫为我代表团举行宴会。因为会谈中间双方已经吵了这么多，祝酒时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是为彼此健康干杯而已。

但赫鲁晓夫很滑头。他在19日的苏匈友好大会上骂了我们一顿，在宴会上交谈中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对小平同志说，我们两党中间没有严重的分歧，分歧是臆造的。

小平同志坦率地对他说，你不是在苏匈友好大会上讲我们是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是马列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你们代表团几次发言不是都讲严重分歧吗？事实上也是存在严重的分歧。我们6月14日的复信和你们7月14日的《公开信》，就是两条路线明摆在那里，怎么不是严重分歧，这时赫鲁晓夫耍赖说，哎，用这些词干什么，让作家去写吧，反正我认为没什么严重分歧。他就这样支支吾吾地企图把问题撇开。

但是小平同志还是强调说，我们虽然存在严重分歧，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来消除分歧，增强团结。

小平同志说，你们发表我们6月14日的信，我们觉得这样做好。你们3月30日的信，我们已经在4月间发表了。你们这次《公开信》，我们也准备发表。你们的历次重要的声明、信件和讲话，包括你（指赫鲁晓夫）在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有些我们已经发表，有些我们还准备陆续发表。我们希望你们也发表我们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声明和文章。我们从1962年底至l963年初发表的七篇文章和7月份连续发表的几次声明，希望你们也能够发表。既然公开争论，就应当堂堂正正地进行，把双方的观点都摆出来，让大家来判断究竟谁对谁错。

赫鲁晓夫狡辩说，我们不希望加剧公开争论，我们不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不能发表那些毫无根据的攻击。

小平同志说，不是什么“毫无根据”，很多都是直接引了你讲的话。1960年我们来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代表会议时，少奇同志曾经劝过你，希望你不要站在第一线，不要讲那么多话。在那以后，你还是讲了那么多话，我们答辩只好根据你的话，许多话都是直接引用你的，许多观点都是你自己讲的。很对不起，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就是你讲的多。

赫鲁晓夫只好耸耸肩膀，摊摊双手。

宴会就这样不欢而散。我们代表团当天晚上11点分乘两架飞机回国。

北京时间第二天下午，我们到达北京西郊机场。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和董必武同志（当时是国家副主席）都到机场欢迎代表团。欢迎队伍有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和群众，一共约五千多人，这么隆重的欢迎意在表明：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的工作是得到中央完全支持的。据我的记忆，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来，只有少数几次，一次是少奇同志1960年率领代表团参加兄弟党莫斯科会议和访苏后回国，一次是1961年周总理参加苏共“22大”后回国，再一次就是这次小平同志率领代表团参加中苏两党会谈后归来。

代表团下飞机后，毛主席要代表团到中南海颐年堂去。到了颐年堂大家一边喝茶，一边谈昨天晚上赫鲁晓夫举行宴会的情况，你一句我一句，煞是热闹。

在谈话中间，毛主席给代表团的工作做了总的评价。

他说，代表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他说，完全胜利是什么呢？你们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失原则的协议，这就是完全的胜利。小平同志说，那种情况根本不可能达成协议。我们去的时候就准备他们不同我们达成协议，还准备他们完全破裂，但是我们力争不破裂。毛主席说，现在目的已经达到，就是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像公报所讲的，以后再继续举行。留这么一个尾巴，这么一个余地，就是说中苏两党的关系还不是完全破裂。但是，离破裂也差不多，已经到边缘了。赫鲁晓夫曾经说，邓小平人那么矮，但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事实上是这样，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这次你们取得了完全胜利，完成了任务，做了一件好事情。当时大家都非常高兴。又谈了一会，毛主席说，好了，大家很疲劳，都回去休息。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天不开会，后天也不开会，因为我们已经对苏共的《公开信》表明态度了。

毛主席所讲的已经对苏共的《公开信》表明态度，是指7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结束那一大，《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声明。这个声明是7月19日晚广播，20日见报的。声明指出，苏共中央发表的这个《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声明还宣布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对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提出的问题，加以澄清和评论。

声明还讲到，我们将全文发表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同时也发表我党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均在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时也发表了我们6月14日的复信，我们是欢迎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希望苏方应该像我们对待苏共中央的文件那样，继续发表中共中央有关的文件，希望把我们去年12月以来所发表的七篇文章、7月初的连续三次声明和这一次(7月19日)我们发言人的声明，都能在苏联报刊上发表。我们也将在我们的报刊上陆续发表苏联报刊和苏共中央发言人、苏共中央领导人在《公开信》以后对中国的攻击，我们准备摘其中精彩的部分发表，对其他共产党支持苏共《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我们也准备摘其重要的发表。而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苏共《公开信》发表以后，夸奖苏共中央《公开信》、诋毁中国共产党的言论，我们也将摘一些精彩的在报上发表。

《人民日报》在7月20日发表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时候，加了一篇比较长的《编者按语》。这个按语着重指出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采取的是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并且列举了四个问题加以揭露和批驳。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核战争的问题。按语指出，《公开信》攻击毛主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毛主席曾经提出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是抵抗，要么是投降。有人说抵抗就会全人类死绝。毛主席针对这种论调说，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核战争，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那么全世界就可能有亿万人民遭到牺牲，但是人类绝不会毁灭，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毛主席的这个观点是针对上述那种认为全人类要死绝的悲观绝望的论调提出来的，并不是像苏共中央《公开信》所歪曲的那样，说什么我们主张打核战争，全世界死掉一半人也不要紧。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歪曲。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苏共“20大”的评价。《编者按语》指出，从1956年3月到11月，我们一再向苏共提出，苏共“20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有片面性，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毛主席就曾一连四次跟米高扬和苏联其他同志讲过这个问题。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并不是像苏共中央《公开信》所讲的那个时候完全赞成他们，现在又反对他们。

第三个问题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编者按语》指出，这个问题我们也多次向苏共提出意见，特别是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兄弟党会议的时候，我们向苏共提出过一个备忘录，全面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并不是像苏共中央《公开信》所讲的那样，那个时候我们赞成他们，现在又反对他们。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编者按语》指出，首先这样做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方面。早在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通知中国，要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出在中国的1000多位苏联专家，而且撕毁数目达几百个之多的有关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设备物资。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列举了这四个例子之后说，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里，像这样颠倒是非的地方一共有七八十处之多，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这次历时半个月的中苏两党会谈，就在这种情况下结束了。后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苏方毫无诚意要通过这次会谈未解决分歧，不仅7月14日发表的《公开信》证明了这一点，赫鲁晓夫7月19日在苏匈友协会上的讲话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在这之后不久，7月25日苏联、英国、美国签订的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个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表示什么呢？这个条约表示：苏联和美国联合在一起，要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因为这个条约禁止的是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而不禁止在地下进行核试验。美苏两国的技术条件比较先进，发展核武器走在前头，可以不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只在地下试验。而中国起步较晚，当时，只能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还不能搞地下核试验。他们达成这个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就是想把中国套上，逼迫中国不能发展核武器。我们当然不能在这个条约上签字。当时法国核技术也较美苏落后，也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

美国代表哈里曼当时任美国副国务卿，曾明白无误地提到这个条约是针对中国的。哈里曼在到莫斯科去谈判之前，6月21日发表谈话说，美国同苏联、英国在部分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协议可以制止扩散核武器。他说，我们能够合作防止中国获得核力量。

而在莫斯科谈判以后，哈里曼回到华盛顿，在7月29日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他在莫斯科的时候，曾经同赫鲁晓夫讨论过中国发展核能力的可能性问题。他说，赫鲁晓夫先生对这样一种发展似乎并不过分不安。他告诉我，在他们（按：指中国）获得任何重要性的核能力以前，还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哈里曼又说，赫鲁晓夫表示他相信中国缺乏发展核能力包括核武器和运载系统的工业基础，因为自从1960年以后，苏联再也没有向中国提供任何工业性的技术援助。

哈里曼的这段话表明得很清楚，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赫鲁晓夫一心一意向美国靠拢，要和美国达成协议，而这个协议并不妨碍他们发展核武器，目的是制止中国发展核武器。

1963年7月间的中苏两党会谈没有能够达成任何结果就结束，而苏、英、美部分停止核试验的谈判，却在中苏两党会谈结束后第五天达成了协议，签署了条约。

这件事情也表明了赫鲁晓夫颠倒敌我已经到了怎样一个地步。

中国政府7月31日发表声明，揭露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旨在巩固他们的核垄断地位，而把一切受核威胁的爱好和平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声明还指出，苏联政府领导人赫鲁晓夫过去反对部分停止核试验，现在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抛弃过去的正确立场，背叛包括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向美帝国主义投降。声明重申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立场。

苏联政府8月3日发表声明，攻击中国政府的声明，为苏联政府辩解。

中国政府发言人8月15日发表长篇声明，驳斥苏联政府声明。至此，中苏两党会谈结束后，分歧即在中苏两国政府之间展开。赫鲁晓夫为了反对中国，不惜同美帝国主义共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