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会议上，毛主席宣布中共中央决定用15年或更多一些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回国以后，毛主席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步伐。为此，我党中央希望也需要中苏关系像莫斯科会议所表现的那样的友好合作保持和发展下去。

但是，形势的发展同我党中央的愿望相反。莫斯科会议后不久，1958年春，苏联国防部（当时的部长是马林诺夫斯基）向我国国防部提出要求，说要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苏联核潜艇舰队在太平洋活动时，可以通过这个长波电台同莫斯科联系，因为苏联在远东地区还没有这样一个合适的建长波电台的地方。苏方提出，这个长波电台由中国出一部分钱，苏联出一部分钱，共同建设、共同使用。其实，所谓“共同使用”当时并无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当时根本没有核潜艇，所以使用这个长波电台当然就只能是苏联，实际上等于是要两家出钱，一家使用。

当时我们答复说，钱不需要苏联出，由中国出，在中国建，归中国所有。苏联需要时可以使用，但是所有权归中国。

后来马林诺夫斯基又来电报，还是坚持苏联也出钱。他说，费用大概需要一亿美元，苏联承担一半。但是他避开归谁所有的问题。

这件事情引起了我党中央的重视，很想知道苏联究竟有什么打算。正在这个时候，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在1958年7月21日要求紧急会见毛主席，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觉得事情既然这么紧急，同意马上见他。

当天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边（当时北京天气很热）接见了尤金。少奇同志、周总理和朱总司令、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和陈毅同志参加了会见。尤金对毛主席说，他是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向毛主席汇报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东事件。尤金说苏联决定不参与中东战争。毛主席说，我们也不赞成参与。我们搞反帝统一战线，同帝国主义作政治斗争，不跟它直接打仗。当时美国军队已有一万多人在黎巴嫩登陆，后来英国也有三千人登陆。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警告美国，但是苏共中央决定不作军事卷人。毛主席说，我们赞成这个方针，不作军事卷人。但是要准备美国打大仗，这不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做准备。

第二个问题是南斯拉夫问题。尤金说，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要继续批判，不能停止。他还说，苏共中央感谢中国党对苏共的支持。现在南斯拉夫集中攻击中国党，而这个攻击本来是应该针对苏共的。毛主席说，我们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应该采取又斗争又团结的方针。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批判它的错误，但是在国家关系方面还是应该保持外交关系，不要断绝外交关系。目前可以冷一点，但是不能长久这样下去，还是要想办法逐步改善关系。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加强中国海军和海岸防御的问题。尤金说，苏联舰队到大西洋、太平洋活动很不方便，海上通道都控制在西方国家手里，中国海岸线长，可以四通八达。赫鲁晓夫希望中国考虑同苏联建立一个共同舰队。

讲到这里的时候，毛主席诧异地问：啊！是不是又要搞“合作社”？毛主席在这里所讲的又要搞“合作社”，是针对过去苏联跟中国合办的四个合营公司说的。这是毛主席1949年底至1950年初到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谈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时候，斯大林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是苏联在中国开矿，开采出来的矿物以很低的价格“卖”给苏联。当时我们为签订中苏同盟条约，只好答应了。毛主席把这些合营公司叫做搞“合作社”。

毛主席对尤金说，我们原想叫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没有想过要跟你们一起搞“合作社”，搞什么共同舰队。是不是只有搞“合作社”你们才干，不搞“合作社”你们就不干呢？这时尤金说，赫鲁晓夫特别嘱咐他，要中国考虑建立中苏共同核潜艇舰队的问题。他没有回答毛主席提出的问题。

接着他就谈第四个问题，即苏联国内情况。尤金说，赫鲁晓夫要他向毛泽东同志汇报，苏联的情况空前的好，工业体制的改革已经完成，今年的农业收成也空前的好，会得到丰收。

尤金谈完以后，毛主席抓住第三个问题不放。他问尤金，照你们的意思是不是只能搞“合作社”？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明确。我们原来设想是请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是不是你们认为只能搞共同舰队，否则就不帮我们？也就是说，你们强迫我们搞合作社，是不是这样？尤金说，他感觉到现在是这么一个问题。不过他又说，他们只是提议，还需要两国共同商定。他说，你们可以派人到莫斯科去谈。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和彭德怀到莫斯科去谈这件事情。毛主席说，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然后再考虑去人的问题。你们不同意帮助我们，我们就不搞。这个问题暂时不定，因为你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不是办合作社？是不是你们要强迫我们搞共同舰队？是不是苏联指挥这个舰队？尤金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毛主席说，这个问题现在暂时不定，明天再谈。

第二天，7月22日，毛主席又约尤金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边谈话，参加谈话的除上次参加的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王稼祥等同志外，又增加了林彪。

毛主席对尤金说，中苏之间没有什么紧张局势，我们九个指头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指头不一致。过去多次讲过，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毛主席说，昨天你提出的问题，我可能有误会，也可能是正确的。看来，要你们帮助我们搞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今天早上我们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撤销这个请求，不要求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核潜艇。我们中央过去写信请求你们帮助，是要加强海军建设，加强海岸防卫，也提出过建设核潜艇，但是没有提出过要建设核潜艇舰队，更没有提出过要建设中苏两国共同的核潜艇舰队。你们苏联人大概觉得中国人没有经验，不可信，毛手毛脚，所以要搞合营，要搞共同舰队。如果要合营，索性一切都合营，索性我们把全部海岸都交给你们，我们去搞游击队好了。看来你们是想控制我们。

毛主席说，斯大林过去看不起中国人，去年莫斯科会议，我们感觉到赫鲁晓夫能够跟我们平等相待。我当时说过，这种方针是好的。但是现在你们又来了，又要搞共同舰队了，又要恢复“合作社”了，又要搞斯大林那一套了。所以我们决定现在不搞，撤回请求。要么我们就把全部海岸都交给你们，你们不仅占领旅大，还要加以扩大。不过，老实对你们说，你们这样搞，我们只好自己搞舰队了。如果你们说这是民族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你们把俄罗斯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来了。

毛主席对尤金说，你这次谈过来谈过去都说不清楚，或者是我到莫斯科去跟赫鲁晓夫谈，或者是请赫鲁晓夫到北京来跟我们谈。这时，尤金再三辩解说，赫鲁晓夫跟他说的时候，没有谈到舰队归谁指挥，也没有谈到要在中国建立基地，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跟中国同志研究具体的措施，没有别的意思。

毛主席说，我们是要搞潜水艇的，如果苏联要提条件，一个条件也不行，半个条件也不行。请你把我这个意见如实告诉赫鲁晓夫，不要怕我的意见太尖锐。如果赫鲁晓夫不同意，他就不必来。尤金说，这是误会。毛主席说，那不一定。你把我们的意见如实报告赫鲁晓夫，请他考虑，是我去还是他来。

这次谈话从上午11点一直谈到下午4点，尤金再三解释，但他也说不清楚究竟赫鲁晓夫是不是要搞共同舰队。我们反复问他，他一会儿说是，一会儿又说不是，前后矛盾。毛主席最后对尤金说，我要跟赫鲁晓夫直接谈，要么我到莫斯科去，要么他到北京来。不久前我才去过莫斯科，那么，按常理，这次应该是他来。如果他不愿意来，我也可以到莫斯科去。

这两次谈话我都没有参加。后来听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讲，当时气氛非常紧张，尤金满头大汗，说话颠三倒四。

由于毛主席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尤金回去后迅速向赫鲁晓夫报告。据后来赫鲁晓夫解释，他接到尤金的电报以后，本来想马上就到中国来，因为要等美国对苏联关于召开五国首脑会议的建议的答复，所以推迟来华。

五国首脑会议是指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印度的政府首脑，在联合国秘书长参加下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制止中东军事冲突。召开这个五国首脑会议的建议，是赫鲁晓夫在美国和英国派军队在黎巴嫩和约旦登陆之后，在7月19日提出来的。艾森豪威尔在7月22日答复赫鲁晓夫，说可以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召开五国首脑会议。

但是到了25日，艾森豪威尔又给赫鲁晓夫写信，提出不必开五国首脑会议，把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就行了。这样就推翻了原来的承诺。赫鲁晓夫知道五国首脑会议开不成，便决定7月31日到中国来。

赫鲁晓夫是7月31日下午到达北京的。他的专机到达南苑机场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同志到飞机场去接他。毛主席一直把他接到怀仁堂。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没有铺红地毯，一路上大家也没有讲什么话，整个场面非常严峻。

到怀仁堂后，中央其他同志都离开了。毛主席只和小平同志一起跟赫鲁晓夫在怀仁堂后厅会谈，苏联方面只有波诺马廖夫和费德林参加，费德林当翻译。

据小平同志后来告诉我们，这次会议非常紧张。赫鲁晓夫一上来就否认他们有过建立中苏共同舰队的想法，但是他谈了好久也没有进一步谈及这个问题，只是大讲过去斯大林怎样跟中国搞合营公司，讲他们内部对建设海军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究竟是建大型的还是小型的，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他滔滔不绝地谈了很久。

毛主席很不耐烦，直率地对他说，你讲了半天，还没有讲到问题的实质。

赫鲁晓夫又对海军建设究竟是主要搞潜水艇、鱼雷快艇，还是主要搞大型巡洋舰，或者搞发射导弹的飞机等问题说了一大套。

毛主席又打断他的话，郑重地对他说，你还是没有说清楚，究竟你们要搞什么。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这就把赫鲁晓夫逼到墙角。毛主席说，你们大使尤金同我们谈话，谈了五次，讲的都是共同舰队的问题。他还说到你们的黑海不行，波罗的海没有出路，北海太窄了，海参崴也有危险，等等，等等。总而言之，你们很难搞大的远洋舰队。赫鲁晓夫解释说，这些话我说过，黑海和波罗的海不需要搞大的潜艇舰队，因为在海岸上就可以用炮火控制海面。摩尔曼斯克离美国又太远，中间要经过格陵兰和英国，我们的潜艇舰队进入大西洋会被他们发现。海参崴好一些，有千岛群岛掩护，但敌人也可以利用千岛群岛来监视我们、打击我们。中国海岸线长，面对太平洋，一旦战争爆发，用潜艇舰队打击美国比较方便。他说，我们的具体想法，可以在中国的一条大河岸边，比方说在黄河岸边（按；他是这样说的，看来他根本不知道黄河河口的深浅），可以建立一个制造潜水艇的大工厂，大量生产潜水艇。他说，这就是我们想谈的问题。

毛主席抓住他的话说，你们大使尤金就是说要在中国搞共同的核潜艇舰队。这时候赫鲁晓夫又辩解说，尤金说的不对，我们没有要搞共同舰队的意思，是中国政府给苏联的信里提出要搞核潜艇舰队问题的。

毛主席说，不对，我们只要求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核潜艇，并没有说要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核潜艇舰队，更没有说要搞中苏两国的共同舰队。赫鲁晓夫赶忙否认说，我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毛主席说，有记录为证。尤金上次谈话是有记录的，记录就在这里。当时毛主席就拿记录给赫鲁晓夫看。毛主席说，你看是不是这样写的？尤金还说你建议搞共同舰队，还说可以吸收越南参加，这个对不对？赫鲁晓夫说，关于吸收越南参加，倒是有过这样的想法，那是讲战争打起来的时候。毛主席说，战争时期那是另外一回事，尤金说的不是战争时期，而是说要搞共同舰队，就是你们要搞斯大林过去搞的那种“合作社”。你赫鲁晓夫1954年取消了这些“合作社”，怎么现在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要搞“合作社”呢？赫鲁晓夫再三辩解说，尤金是个好同志，但是他听错了我的话，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也有责任，因为我谈的时候，可能没有交待清楚，所以经过他的转达，事情就搞得不对头了。

赫鲁晓夫接着又说，中国同志说我们要搞共同舰队，要把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搞到中国来，我听了很伤心，觉得中国同志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了解不对，这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

这时，毛主席非常生气地说，什么，触犯了你们的自尊心？是谁触犯了谁的自尊心？你们提出搞共同舰队，正是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

赫鲁晓夫这个时候也有点火，他说，我没有料想到你们会这样粗暴地理解我们。

毛主席更生气了，说，谁粗暴？是你派的代表尤金在北京向我们五次提出要搞共同舰队。当时我们理解，你们就是要搞共同舰队，否则就不给援助。我们说，我们一万年不建设海军也没有关系，你要搞共同舰队我们就不干。我们可以分工，你们去搞核潜艇舰队，我们去打游击战。

毛主席说到这里时，赫鲁晓夫说，现代战争条件下打游击战不行。

毛主席说，不行也没有办法。我们没有核潜艇舰队，将来索性把海岸都交给你们，你们去打好了。

这时小平同志插话说，当时毛主席问尤金是不是要搞共同舰队，尤金没否认。他提的就是共同舰队。毛主席问是不是要搞“合作社”，尤金也没有否认。当时在座的其他政治局同志听了以后都“啊”了一声，都很吃惊，很奇怪为什么苏联提出要搞共同舰队。毛主席提出是不是搞“合作社”，这说中了要害。你还说很伤心，伤什么心呀！毛主席说，我当时听尤金说了三次，都说的是共同建设共同舰队。我有过怀疑，但尤金三次都这么说。我们中央商量以后，提出几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第二个方案，共同建设共同舰队，因为不共同建设你们就不援助。第三个方案，我们撤回我们要你们帮助建设海军的请求。因为我们不同意搞“合作社”你们就不帮助，所以我们不建设海军了，不搞舰队了，不要核潜艇了。第四个方案，把中国所有的海岸都交给你们。第五个方案，把旅顺大连和其他的港口都交给你们。斯大林过去在旅大这样搞过，你们想扩大，那就扩大吧。毛主席问赫鲁晓夫，你赫鲁晓夫究竟是不是再来搞斯大林那一套？赫鲁晓夫赶忙推脱，一再说，我们从来没有提过，没有要搞共同舰队的想法，永远也不会再提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你说的是永远不提，那好，把你的话记录下来。

赫鲁晓夫辩解说，这是误会，是尤金“在一定程度上错误地转达”我们的立场。

这里，赫鲁晓夫说的是尤金在一定程度上错误地转达，可见尤金并不是完全错误地转达他的立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转达他的立场。

毛主席说，那好吧，这个问题就这样定下来，我们不搞共同舰队。我们只要求你们帮助中国建设海军，你们不帮助也可以。

这时赫鲁晓夫又提出长波电台的问题。毛主席说，长波电台的问题好办，就是我们建，我们有，你们可以用。马林诺夫斯基两次来电报，都说共同建、共同用。其实就是你们使用，我们现在还没条件使用这个东西。赫鲁晓夫推脱说，他不知道马林诺夫斯基的来电，但是苏联可以出钱。毛主席说，不，不需要苏联出钱。中国自己搞，不要苏联出钱。如果你们要出钱，我们就不搞。赫鲁晓夫说，那我们同意中国的这个决定，你们建，你们有，我们可以使用，共同使用。

接着，赫鲁晓夫又提出第三个问题，就是顾问的问题。赫鲁晓夫说，苏联准备把在中国的顾问全部撤回去。毛主席说，苏联顾问大部分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个别的人有些毛病。你们的人就是我们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对个别人有意见，过去没敢说，也不适合说，去年才讲了这个问题，因为去年大家都更加互相了解了。但是，我们的意思还是把这些顾问作为专家留下来，帮助我们工作。有些不需要的，可以不再聘请，但是大部分还是要留下来，个别表现不好的，我们提出名单，请你们调换。

看来赫鲁晓夫提出顾问问题是一种试探，想看看中国究竟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也包括有对中国施加一点压力的意思。

毛主席说，关于“合作社”的问题这次谈清楚了，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如果将来一旦发生战争，那个时候一定要互相配合，要搞“合作社”，这是将来发生战争时的事情。现在我们不搞共同舰队，不再搞“合作社”。

后来，毛主席在1960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时谈到这次事件时说，那次谈话说明，赫鲁晓夫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但是可以顶，银样镴枪头，一顶就把他顶回去了。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一定要顶，而且是可以顶回去的。

这次会谈（7月31日）以后的三天里（8月1日到3日），还举行了三次会议，8月1日、8月2日会谈的时间比较长。毛主席利用这个机会，同赫鲁晓夫就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听听他的观点，也说明我们的观点。

毛主席跟赫鲁晓夫8月1日的会谈，是从上午的10点30分到下午4点钟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边举行的。我们方面参加的有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陈云、林彪、小平同志、彭真、彭德怀、陈毅、王稼祥、黄克诚（当时是总参谋长）、胡乔木、杨尚昆同志。苏联方面除了波诺马廖夫和费德林以外，还有马林诺夫斯基、杜库列佐夫、库兹涅佐夫和安东诺夫。

这次会谈主要是谈国际形势，而且集中谈美国出兵黎巴嫩的问题。因为7月15日美国出兵黎巴嫩，到这时已经半个多月，在黎巴嫩登陆的美军有15000人。毛主席估计，美帝国主义的力量有限，困难甚多。美军登陆黎巴嫩引起全世界反对。这场斗争美国肯定要输。从这个分析出发，在同赫鲁晓夫会谈时，毛主席提出谁怕谁、谁怕谁更多一点的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我们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曾经谈过。美国弱点甚多，恐怕还是他们怕我们更多一点。毛主席还谈到，看来美国对五大国首脑会议是要拖，这个会议很可能是开不成。开不成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暴露了美国不愿协商解决国际问题。

毛主席谈到戴高乐的时候说，戴高乐上台有好处，在国际上对我们有利。当然对国内来讲，法国共产党会受到压力，但是也可以让群众看一看戴高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可以暴露戴高乐的真面目，破除群众对他的幻想。但是我们对戴高乐还是要讲究策略，因为他对美国闹独立性，这对反美斗争有利。这点赫鲁晓夫也同意了。

毛主席还提到，这次中东事件证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他估计美国很可能要撤退，落得一个挨骂的下场。赫鲁晓夫说，他们主席团决定不用参加战争的办法来支援伊拉克人民和黎巴嫩人民的反美斗争，但是采取举行军事演习的办法来警告美国。他说，他们准备在伊朗边境上演习，在土耳其边境上演习，还和保加利亚一起搞联合演习。毛主席表示赞成不采取军事干预的办法来支援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他对赫鲁晓夫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曾经给你谈过，支援外国斗争不一定要苏军直接出面，可以用参加志愿军的办法。我主张最好不出兵，但是要出兵的时候，不要派军队，只派志愿军。毛主席还再三讲到，我们要注意讲究斗争方法。对美帝国主义，第一要斗争，第二要讲究策略。

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对昨天毛主席对他的批评还耿耿于怀。他谈到苏联专家问题时说，我们的一些顾问在你们这里做了一些蠢事，你们就能够批评我们，向我们菜园子里面丢一把荆棘。毛主席当时就把他顶回去。毛主席说，不对，你看错了。我们不是给你菜园子里丢石头，而是丢金子。少奇同志也说，我们只是当面给你提意见，我们背后不向任何人讲我们之间的分歧。毛主席说，你是不是又不同意我们的意见，是不是说我们又要专家，又要批评你们。赫鲁晓夫说，我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很聪明，总想处在一个有利地位上。你们这里有我们的顾问，而我们那里没有你们的顾问，我们的顾问做了一些蠢事，你们就可以批评我们。

8月2日的会谈从下午5点钟到9点钟，会谈地点改在颐年堂，参加的人基本上一样。

这次会谈主要也是交换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跟上一次会谈差不多。毛主席在会谈中提出，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这三个条约的组织究竞是什么性质的？毛主席说，说它们是侵略性的，这没有疑问。问题是，究竟是防御性大一点，还是进攻性大一点。毛主席说，依我看还是防御性大一些，是一个钙化组织，像一个人得了肺结核病一样，钙化起来就防止结核菌扩散。

毛主席还谈到，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相距20年的时间来计算，我们应该争取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现在起，至少推迟七八年，有可能的话，要争取推迟10年、15年、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一定要争取推迟，努力推迟它。但同时要准备万一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怎么办。因为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他们怎样打算，我们说了不算。他们有没有战争狂人呢？肯定是有的，万一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怎么办？我们得有准备。

毛主席又谈到，紧张究竟对谁有利？我们要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是正确的。但是不要以为，似乎紧张局势只是对我们不利。这不见得。辩证地看问题，紧张局势对美国也不利，可以引起全世界人民来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可以动员更多的人来反对美帝国主义。黎巴嫩事件造成了紧张，但结果引起了全世界反对美国。美国军队最好是半年内不撤，那样可以使得有更多的人来反对它。当然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但估计美军很快会撤退。因为美军留在那里受不了，退还能保留一点面子。估计美国最后可能连面子也不要就滚回去了。

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是不放弃一寸土地，但是也不要人家一寸土地。毛主席问赫鲁晓夫同意不同意这个意见。赫鲁晓夫表示，他完全同意这个意见。

接着，大家共进晚餐。晚餐后又继续谈了一段时间，主要是谈两国国内的工作。少奇同志谈了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彭德怀同志谈了军队要搞生产，并且要帮助农民。毛主席谈了干部要下放劳动，还说现在我们规定中央的同志一年要有四个月到各地搞调查研究。赫鲁晓夫也谈了他们国内的工作，但是对我们谈的政策、方针，他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不赞成。

8月3日的会谈从下午1点到2点在勤政殿举行。这次会谈比较简单，是关于这次赫鲁晓夫访华的中苏联合公报签字之前的一个简短的会谈。因为赫鲁晓夫是秘密来的，原先没有准备搞什么公报，也不准备公开回去，而是秘密回去。在会谈两天以后，毛主席向赫鲁晓夫提出是不是公开回苏联去的问题。毛主席提出，要么是秘密来公开回去，要么是秘密来秘密回去。双方商量结果，决定公开回去，同时发表一个公报。所以在会谈过程中，由我外交部和苏方代表团准备一个联合公报，签字以后赫鲁晓夫就公开地离开北京。

这个公报说，中苏双方对国际问题和中苏双边关系的问题充分地、全面地交换了意见，谴责美国和英国出兵侵略黎巴嫩和约旦，要求他们把军队撤走，支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共和国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时两党对国际形势下所面临的亚洲、欧洲方面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就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要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照毛主席的说法，公报在这个地方是吓唬美国一下。

公报还讲到，双方决定继续全力发展两国之间的全面合作，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进一步加强所有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并且对所讨论的问题达成了完全的协议。

公报所说的中苏两国领导人对当前国际形势充分地交换意见是事实，还说就中苏两国关系充分交换意见也是事实，双方对各个国际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至少从表面上看）也是事实。但是，实质问题主要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在这四天里面，暴露了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议以后，看到中国威信上升，自认为对他是一个“威胁”，于是采取步骤，试图控制中国（首先在军事上）。这次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显示在中苏关系上空出现一片乌云、一阵雷声，虽然没有暴雨，但俄罗斯大国主义的幽灵在徘徊，赫鲁晓夫要控制中国的阴谋在进行。从中国方面来讲，毛主席在这次会谈中无比坚强地表明，中国绝不屈从于任何外国压力，对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一定要抵抗，也是可以抵挡得住的。这是第一次面对面的抗衡，留下的伤痕久久未能愈合。

这里有必要说明，中苏两国会议中完全没有谈到三个星期后中国炮打金门的问题，一句话也没有谈到，根本不是像有些外国评论评说的那样，中苏事先商量好炮打金门。

赫鲁晓夫7月底8月初到北京来跟毛主席会谈的时候，曾经对中东形势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当时伊拉克已经发生了革命，7月13日伊拉克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推翻了费萨尔王朝，宣布退出由美国和英国蓄意组织的所谓巴格达条约组织，退出由英国人一手炮制的伊拉克——约旦联邦。伊拉克革命政府同时宣布承认由纳赛尔总统组织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7月15日，美国匆匆忙忙调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运送美军在黎巴嫩登陆，开始是两千人，后来逐步增加到一万多人。7月17日，英国又出兵约旦。美英军队出兵中东，为的是反对伊拉克人民的革命，反对阿拉伯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要控制中东这块战略地区。

在赫鲁晓夫离开北京后不到一个星期，在中东局势正在剑拔弩张的时候，台湾海峡又出现紧张局势：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在那里调兵遣将，增加驻金门的部队，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也就台湾海峡局势大肆叫嚷，加剧本来已经紧张的局面。8月8日，美国海军参谋长帕克说，美国军队随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在台湾海峡登陆作战。本来美国在台湾就有几千驻军和两个空军基地，美国最大的舰队——第七舰队经常在关岛、台湾和日本三角地带游弋，美国在菲律宾马尼拉还有一个大的海军基地。所以说美国海军参谋长帕克这样叫嚣不是无缘无故的。

毛主席在赫鲁晓夫离京后即去外地视察，先后到河北、河南、山东，然后回到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17日至8月31日），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人民公社问题。

这次北戴河会议，初期我没有参加，因为会议在开始阶段是分头准备1959年计划草案和人民公社决议草案，然后提交全体会议讨论。我在北京还有一些事宜需要处理。8月20日中央办公厅催我赶快去北戴河，8月21日我才去参加会议。

我到达北戴河后才知道，毛主席在前几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确定：要在金门、马祖地区给国民党反动派一个惩罚性的打击，炮轰金门和马祖。金门离海岸很近，在厦门就可以望得见；马祖在福州出海口外。这两地离大陆也比较近，蒋介石部队经常从那里出发骚扰大陆。炮轰金门、马祖的主要目的是警告国民党反动派，使它不敢再放肆地在沿海骚扰。同时还有一个附带的目的，炮轰金马，使美国人紧张一下，说不定可以分散美国人的注意力，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起一些牵制作用，对中东阿拉伯人民的斗争可能有所帮助。基于这两方面的设想，中央常委决定炮轰金门。

我到达北戴河的第三天，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炮轰金门，一天打了上万发炮弹。台湾国民党马上向美国人求援。美国赶忙调兵遣将，把原驻太平洋的第七舰队的大部分兵舰，包括航空母舰、巡洋舰和驱逐舰集中在台湾海峡；同时还把在黎巴嫩附近支援美军登陆的第六舰队的一部分舰只，从地中海经过苏伊士运河、红海调到印度洋；又从印度洋的舰队中调出一个航空母舰编队开到新加坡。

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关于台湾海峡形势的谈话是含含糊糊的。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问他，如果发生进攻台湾的事情，美国军队怎么办？艾森豪威尔拒绝回答是否同国民党一起对解放军作战，也不肯说明台湾局势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他只是声明不放弃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责任。艾森豪威尔在这里所说的“责任”，是指美国政府在1954年跟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协定里规定的美国和国民党当局一起防守台湾的义务。

当时美国有些国会议员主张，要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战争。艾森豪威尔反对这种主张，不同意首先发动核战争，认为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

面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在宣传上我们要采取进攻的姿态，谴责美国侵略台湾，在政治上压倒美国人的气焰，同时要防止美国第七舰队进入我国领海，给台湾当局舰船护航。我国政府在9月4日发表声明．宣布我们的领海为12海里，宣布金门、马祖是我国的内海岛屿。这是警告美国人不能进入我国领海，如果进入我国领海，我们就有权开炮。

关于领海的范围，国际上各说不一，有些国家宣布为7海里，有些国家宣布为12海里，也有些国家甚至宣布为200海里。我国政府宣布为12海里，金门、马祖就在领海的范围以内。

当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发表声明，虽然没有明白表示一定要帮助国民党保卫金门、马祖，但是他威胁说，如果那边发生情况，美国总统要做出判断，可能把金门、马祖的形势和台湾联系在一起考虑。言外之意，如果我们进攻金门、马祖，美国人要帮台湾当局打仗的。美国摆出了这么一个架势。

两天后，9月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驳斥杜勒斯，说美国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美国舰队如果进入我国领海，那就是侵略。

在周总理发表声明之前，毛主席从北戴河回京后，在9月5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会上把周总理的声明印发给大家，征求意见，同时说明我们这次炮轰金马的意图和方针。毛主席说，我们并不是现在就要解放台湾，也不是现在就要在金门、马祖登陆，而是要给国民党一个惩罚性的打击，同时要美国紧张一下，这样来支援中东阿拉伯人民的斗争。在会上民主人士都赞成我们的方针，认为应该在政治上采取攻势，给美国迎头一棒。

最高国务会议是从5日开到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的同时，7日北京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声讨美国的侵略战争政策，反对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从北京开始，上海、天津、广州等全国十多个城市、两亿多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同时也支持伊拉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黎巴嫩和阿拉伯人民的反美斗争。

这时莫斯科紧张起来。赫鲁晓夫9月5日通知我们，说要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到中国来了解情况。这说明在我们发表领海声明和杜勒斯发表声明以后，赫鲁晓夫紧张起来，匆匆忙忙要派葛罗米柯来打听究竟。

当天（9月5日）晚上，周总理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苏达利科夫时向他说明：第一，我们不是要解放台湾，而是惩罚国民党在我们沿海骚扰；第二，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因为美国企图独霸台湾，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台湾单独成为一个政治实体，搞两个中国；第三，如果美国要发动战争，中国全部承担起来，绝不连累苏联，不会拖苏联下水。总理还要求苏达利科夫把这三点马上报告莫斯科，同时表示，如果葛罗米柯还要来的话，我们准备接待他。

9月6日葛罗米柯秘密地飞到北京。下午两点钟，周总理接见他，并把昨天同苏达利科夫讲的意思告诉了他。总理说，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既不是要解放台湾，也不是要在金门、马祖登陆，我们就是要打击国民党的气焰，打击美国的气焰，支援阿拉伯人民的斗争。

总理这么讲了以后，葛罗米柯表示，他完全赞成中国政府的方针，回去后将报告赫鲁晓夫，并希望还要见见毛主席。

毛主席在当天晚上接见了葛罗米柯。毛主席把他9月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台湾海峡形势的讲话要点告诉葛罗米柯，而且讲得更明确，把我们在台湾海峡的斗争方针和策略全部告诉了他，要他回去向赫鲁晓夫报告。

毛主席说，我们炮打金门，不是要打台湾，也不是要登陆金门、马祖，而是要调动美国人。希望你们放心，我们的目的是要调动美国人，这是一。

第二，美国人同国民党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但是不久前艾森豪威尔发表谈话的时候，并没有说现在就承担共同防御金门、马祖的义务，而是说，美国是不是要像共同防御台湾本土一样来共同防御金门、马祖，还要看情况。

毛主席说，艾森豪威尔这个讲话表明，他还是怕跟中国打仗。即使是杜勒斯9月4日的声明，也没有肯定说要保金门、马祖，也是比较含糊的，只是摆出一副恫吓的姿态。

第三，毛主席说，我们宣布12海里领海权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警告美国海军和空军不得入内。它如果进入我们12海里的领海界线，就是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另一个目的也是告诉美国人，它只要不越过这个界线，我们就不打它。当然我们也没有说，如果他越过了，我们就一定马上打它，我们可以警告。

第四，毛主席说，从现在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美国人可能要逼迫国民党从金门、马祖撤退。他要国民党撤退，主要不是对我们有什么好感，而是金门、马祖离中国海岸太近，美国怕我们打金门、马祖。如果国民党要防守金门、马祖，跟中国大陆开战的话，美国就有被拖下水的危险。因为在国民党不撤退的情况下，金门、马祖前线不断炮战，这个地区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就使美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美国害怕被拖下水，因为美国还没有决心要打世界大战。

第五，毛主席说，尽管这样，我们对美国要打仗还得有准备。我们的方针要放在它可能要打，不是放在它不会打，要在精神上、物质上准备美国打仗。但是，我们的方针不是跟它硬碰硬。如果它要登陆，我们就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放它进来，放它进来后就关起门来打狗。

毛主席跟葛罗米柯说，我们的方针是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个战争的全部责任。我们跟美国周旋，我们不要你们参加这个战争。我们不同于国民党，我们不会拖苏联下水。

毛主席说，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当前的问题。当前我们不会打台湾，也不会打美国，不至于引起世界大战。这点请葛罗米柯告诉赫鲁晓夫。毛主席说，将来有机会，我可以同赫鲁晓夫就美国人发动战争时我们怎么办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将来的事情，不是现在的事情，现在不发生这个问题。

经过毛主席、周总理这么讲以后，葛罗米柯完全放心了。他说，我个人认为，你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个人是赞成的。我回去后一定把毛主席所谈的中国的想法、中国的打算，原原本本地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赫鲁晓夫同志。请中国同志放心，我一定如实报告。从我个人来讲，是赞成你们想法的。

在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后，葛罗米柯第二天（7日）飞回莫斯科。

赫鲁晓夫听了葛罗米柯的报告，摸到了我们的底牌以后，发信给艾森豪威尔，放了一炮。他在信中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略，苏联也一定要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领土主权的完整。赫鲁晓夫这句话暗示：如果美国侵犯中国，苏联就要援助中国打仗。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当然，赫鲁晓夫是有意也乐意放这个空炮，因为这时他已经知道，我们根本不会和美国打仗。

以上就是1958年9月初葛罗米柯秘密访华的真实情况，都是有案可查的。但是，葛罗米柯在他写的回忆录里，却避开这些不谈。他把当时的情况描写成好像我们一定要跟美国打仗，甚至说我们要把苏联拖下水，要美国跟苏联打核战争。这完全是捏造。

在葛罗米柯的回忆录里，他也隐瞒了一件并非不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他返苏向赫鲁晓夫报告之后，苏联向我们提出，他们要派导弹部队，后来又提出改派空军部队，“支援”中国，这些部队要驻扎在福建前线地区，归苏联指挥。这建议理所当然地被中国政府拒绝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对中国还是不放心，还是想派部队驻扎在前线地区，监视中国的行动。

葛罗米柯在他回忆录里没有讲到这件事，倒是在西方出版的所谓《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遗言》那本书的第二部分里讲到了。书中述及金门事件时说，苏联要求在沿海驻扎苏联的空军，被中国拒绝了。不过，这个赫鲁晓夫的《最后遗言》是真是假现在还不清楚。据说这个稿子是赫鲁晓夫在生前最后几年里的录音。录音带不知经过什么途径到了西方，由西方整理出版的。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认为这是可靠的，但是也有人认为不可靠。而苏联方面既没有否认，也没有证实。

从美国登陆黎巴嫩，中东形势紧张，一直到台湾海峡紧张，金门打炮的过程中，毛主席逐步形成了叫做绞索政策的观点。这个观点在毛主席9月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结束时的讲话里说得比较充分。他说，美国在世界各地搞军事基地，台湾是它的大军事基地。所有这些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都是美国自己制造的绞索，是它自己把这些绞索套在脖子上，把绞索绳子的另一端交给各国人民。总有一天，世界人民对美国帝国主义这种侵略和战争政策要处以绞刑。现在台湾也好，金门、马祖也好，都是美国的绞索。我们不要让它从金门撤退，要拖住它，我们想打就打。今天（9月8日）我们要打三万发炮弹，但是我们也不是马上要登陆金门。我们要争取10年的和平，在10年内不想打大仗，在这10年内主要把我们国内建设好。10年以后再争取15年，再争取20年，或者再争取更长的时间。就是要不断的努力，跟世界人民一起，跟社会主义阵营一起，推迟世界战争的爆发。

毛主席说，现在看起来，美国也不想打，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就是曾在1949年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的那个艾奇逊）最近发表的一个谈话就是证明。艾奇逊说，现在美国既不能撤，也不能打，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控制局势。毛主席说，这说明美国内部也有人看到这种情况很不妙，要么打，要么撤退，二者必居其一，否则就经常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我们既不要它撤，也不去登陆，就吊在那里，这是一个绞索。炮打金门的结果，就是要把美国套在那儿，使它经常处于被动。而我们则掌握主动权，要使美国人紧张一下就打炮，要松弛一下就不打炮。

我们采取这样一种斗争策略，是我们跟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经验积累起来的。开始时国内外许多人都不知道个中奥妙。所以这次金门炮战，国民党虚惊了一场，美国人也虚惊了一场，连赫鲁晓夫也虚惊了一场。由于我们处理得当，我们完全处在主动的地位，以后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10月初，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着重研究了当前形势，包括美国国务卿杜勒斯9月30日的讲话，一致认为：美国当前的政策是脱身金马、霸占台湾。因此，我们与此针锋相对，需要采取“联蒋抗美”的策略。毛主席指出，我们跟蒋介石有共同点：第一是蒋不愿撤出金马，我让金马留在蒋手中有利于就近保持接触，要打就打，要停就停，对美一紧一松，主动权在我。第二是蒋介石要死守台湾，我们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打算也不可能解放台湾。第三是我在蒋介石同美国人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让蒋介石跟美国人斗，实际上是支持蒋介石跟美国人斗。美国想霸占台湾，逼蒋介石完全成为美国的附庸。蒋介石和蒋经国都还有一点反美的积极性，因为美国要扶持孙立人，搞倒蒋介石。美国要派大批陆军到台湾驻扎，蒋介石不同意，只允许美国派团一级的部队驻在台湾。由于美蒋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最近台北发生蒋介石策动人打砸美国大使馆的事情。这些迹象表明，我们和蒋介石是有共同点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联合反美，不让美国完全霸占台湾。

最能说明当时我们采取这个正确方针的，就是毛主席起草的由国防部长彭德怀署名的两次《告台湾同胞书》（10月6日和10月25日）和根据毛主席意见起草的、在10月11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且看它们怎样动作》。这三个文稿充分反映了我党中央当时对金门炮战的策略思想。

10月6日发表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第一次《告台湾同胞书》，明白宣布我军暂停炮击金门和马祖七天，让国民党军队可以向岛上自由运送供给品，但是条件是没有美国护航。如果美国护航，侵入我领海领空，我们就要炮击。开始时，美国军舰还护航，我们打炮，美舰掉头就逃，国民党船队遭殃。后来美国也不护航了。本来，在我政府宣布关于我国领海的声明发表以后，美海空军曾多次侵犯我们的领海领空，但是从10月7日以后，美军在金门前线就没有再侵入我们领海了。当然，后来也还在别的地方发生过美国船、兵舰、飞机侵入我领海领空，甚至飞机一直飞到大陆来的情况，我们都发出警告。后来美国U-2飞机侵入我们领空，被我们击落了。

金门炮战就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后来就完全停了。偶尔打一打，也是小打，而不是一天几万发炮弹那样打。这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把问题吊在那儿，让国民党军队仍留在岛上，也给美国套上一个绞索。

一个月后，在1958年11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毛主席曾经回顾炮打金门马祖，谈了他的看法。毛主席说，我们现在手里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跟一个有原子弹的敌人开战，不是好办法。因此在炮打金马过程中，我们的方针是小心谨慎。美国军舰护航，我们不打美国军舰，专打蒋介石的军舰。我们是打我们自己国内的人。美国人也很小心谨慎，也是采取这样的方针，不触犯我们。我们在9月4日提出12海里领海权，美国人公开表示不承认，硬是要突破我国12海里的领海线，但是，它不在金门，也不在马祖，而只在福建平潭那个地方超过我们的12海里领海线。就是它要在你12海里领海线上突破一下，表示它不承认。我们没有打它，但发出警告。以后，它又来突破一下，我们又发出警告。这样一次又一次，我们警告了40次以后，美国人觉得老是这样下去会有危险，现在它就遵守我们的12海里领海线了，不仅金门、马祖不来了，连平潭以及其他地方也不敢突破了。

毛主席还说，今年夏天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谈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那次赫鲁晓夫来，主要是来吵架的，吵什么呢？他提出要搞中苏共同舰队，我们反对。他就迂回曲折地再三解释，还是想搞。我们臭骂了一顿，顶回去了。当时我向他提了五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你不帮助我们搞海军，硬要搞共同舰队，那么我们就不搞，索性把我们的全部海岸线都交给你，我们一点也不要了。当时我说我去打游击，搞点游击队。赫鲁晓夫说，你为什么要搞游击队呀！现在世界上游击队不行了。我对他说，我的鼻子都让你堵死了，海口统统交给你了，我不搞游击队还做什么事？没有事情做，我只有搞游击队。我是搞游击队出了名的。赫鲁晓夫说，这个不好。后来他就缩回去了。最后才决定发表一个联合公报，吓唬帝国主义一下。其实，那次赫鲁晓夫来根本没谈金门的问题，一句话都没有谈。倒是谈了国际形势，谈了中东事件。

主席说，赫鲁晓夫回去以后，大概经过苏共中央考虑，在10月间来信说，照我们意见办，帮助我们搞海军，帮助我们搞核潜艇，不再搞共同舰队了。但是，他们后来又来信提出，台湾海峡地区比较紧张，苏方考虑要派一个导弹部队去。后来又一次提出，要派带有导弹的轰炸机和歼击机部队到福建前线去。我们给他复信，表示我们不赞成他们派空军，也不赞成他们派导弹部队。因为他们说他的导弹部队不能交给我们，由他们自己指挥。我们说，你不交给我们，我们就不要，不要飞机，也不要导弹部队。看来，他们还是想控制我们沿海，控制福建那个地方，跟美国在台湾驻扎美军一样。那样一来，以后我们有什么动作都得问他，像蒋介石有什么动作要问美国一样。这些我们都不干，我们统统给他顶回去了。

后来在第二年（1959年4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谈到炮打金门这件事情。毛主席说，去年炮打金门是我们先打的，不要赖在美国人身上。我们就是要欺负一下美国人，因为他们在中东混不下去了。伊拉克发生革命，搞得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神魂不安，决定派兵去黎巴嫩。但是，全世界人民群起反对。联合国在8月21日召开大会，通过了以第三世界为主的大多数国家要求美国和英国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兵的决议。

毛主席说，联合国这个决议通过后的第三天（8月23日），我们就在金门打炮。第一天我们一共打了1.9万发炮弹。美国人、蒋介石都说我们打了四五万发，其实那是夸大其词，没有那么多，只打了十几分钟。因为打1.9万发炮弹不要好多时间，只要十几分钟就全都打出去了。

国民党部队的参谋长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打死的，还有一个副司令也是在那个时候受伤的。台湾的国防部长俞大维身上也染了一点血。那个时候，蒋介石慌得一塌糊涂，准备搬家。行政院长陈诚开了会，要政府部门统统搬到乡下去。经济部就带头搬到乡下去了，但是其他部的人老于世故，硬着头皮呆在台北，后来经济部觉得上当，又搬回来了。

美国人也着了慌，从美国西海岸、日本的横须贺、菲律宾的马尼拉调来海军和空军，主要调兵舰到台湾海峡来。它还从地中海的第六舰队抽调一部分舰只到东方来。开始的时候，他们摸不着我们的底，调集了许多兵舰。据杜勒斯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海军集中。

当时美国一共有12艘大的航空母舰，这回集中到台湾海峡周围的就有6艘，就是说有一半航空母舰都集中在这里了。他们拼命调动海军和空军来，就是怕我们把金门、马祖连同台湾都夺回来。

毛主席说，从8月下旬我们开始打炮起，经过9月一个月，到10月，美国人就开始把情况弄清楚，看到我们并不是要把这些地方都拿回来。所以他们就开始把军舰调回去了。毛主席说，你刚把军舰调来，呆上个把月也好嘛。不，它只呆一两个星期就回去了。结果，11月美国大选，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失败，民主党赢得了多数。我们无代价地做了义务劳动，帮了民主党的忙。这件事情闹得全世界都心神不安，特别是闹得美国心神不安。美国人历来是欺负我们的，我们也趁这个机会欺负他们一下，所以说金门打炮是我们欺负美国人的。

毛主席说，美国人本来非常神气。在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他们顽固地拒绝我方提出的要美国撤退在台湾地区的全部美军的要求，并在1958年初无理中断会谈。我们毫不示弱，在6月30日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政府在15天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后果由美国负责。这等于最后通牒。我们不怕它。在要求恢复谈判的同时，我们在福建前线采取行动，封锁金门和马祖，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结果，美国人也很怪，我们给它那么一个最后通牒，它不在15天内答复我们，也不说拒绝我们的要求，而是在15天过后，在第17天由杜勒斯出面，说可以恢复会谈，仍为大使级，但地点改在华沙举行。从这时可以看出美国有它较弱的一面。

毛主席说，在金门事件过程中，可以看见双方都在搞边缘政策。美国人在搞边缘政策，调动那么多军舰，而我们也是一万、两万发炮弹这么打。但是，美国军舰上面铺了一块很大的美国国旗，边上也有美国国旗，意思是说这是美国的军舰，要我们不要打。它也不到金门、马祖侵入我们的领海，就在台湾海峡公海上那么晃来晃去。我们也确实不打它，因为我们打的是内战，我们只打蒋介石，不是打美国人，我们跟美国人还在华沙谈判。

毛主席说，美国人在这个战争边缘，我们在另一个战争边缘，两方面都处在战争的边缘，我们是以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

毛主席谈到这里就有声有色地讲了《聊斋志异》里面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做“狂生夜读”。毛主席说，有一位书生夜里坐着读书，有一个鬼来吓唬他，在窗口伸出很长很长的舌头，以为这样可以把书生吓倒。可是，这个书中不慌不忙，拿起笔来把自己的脸画成《三国演义》里那个张飞的样子，就像我们现在袁世海的花脸那个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得老长老长。一人一鬼就这样对着、看着、顶着，你望我，我望你。结果那个鬼觉得没办法，吓不倒书生，跑了。毛主席说，《聊斋志异》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鬼就要吃掉你。

毛主席说，去年9月间，我们在这里开最高国务会议的时候（是指1958年9月间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谈金门打炮事件和周总理关于领海的声明的时候），我们曾经想过，台湾目前是不能解放的，对金门、马祖要相机行事，有机会就把金门、马祖拿回来。当时这样想也不是冒冒失失，而是很谨慎的。但是后来感到这样想也不对头。因为把金门、马祖让给我们是杜勒斯的方针。他想以撤出金门、马祖交换我们不收复台湾以及澎湖列岛。

毛主席谈到这里时对着张治中说，文伯先生，那个时候你还是想不通，你还是想要金门、马祖。当时我对你说不想要了，统统都归蒋委员长暂时看管着。我们少了金马两个小岛也可以活下去。

毛主席以上讲话，把炮打金门的前前后后的策略思想都讲清楚了。但是，当时，不仅蒋介石集团不了解，美国人也不了解，赫鲁晓夫也不了解，都出了一身冷汗。在他们仓促应付中又暴露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就中苏关系来说，赫鲁晓夫在搞共同舰队失败之后又想派空军或导弹部队控制中国东南沿海，大国沙文主义是一贯的。

在赫鲁晓夫1958年7月访问北京之后，中国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从1958年年底开始，赫鲁晓夫不断地对中国进行影射攻击。1958年12月1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同美国参议员汉费莱谈话时，不指名地攻击中国内政。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1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又不指名地影射攻击中国内政。

这就开始了不指名攻击的恶劣的先例，也是开创了在兄弟党之间，由一个党的总书记公开地、不指名地批评另一个党的恶劣的先例。这种状况只能解释为，赫鲁晓夫在控制中国的企图没有得逞后的愤爆情绪，对中国的强烈不满，一有机会就发泄出来。

我们党中央注意到赫鲁晓夫这种影射攻击，也明白他的用意。但是，毛主席还是强调以团结为重。1959年2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1月26日到2月2日）上，毛主席指出，赫鲁晓夫在“21大”的报告比“20大”有进步。他在报告中讲的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是符合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原则的。他对“20大”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作了修补。例如，关于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社会党问题，基本上还是维持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口径。毛主席说，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关系，还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是有一个指头不同，其他九个指头是相同的。因此，对于赫鲁晓夫在“21大”的影射，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但现在不要说。

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主要精力用于国内问题。从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到武昌会议（12月），到北京会议（1959年1月至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一直到上海会议（3月至4月初），主要是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左”的倾向的某些问题。

上海会议之前，在西藏发生了叛乱事件。在这一事件（包括其后我军平叛）过程中，苏联官方没有发表公开声明，报刊也没有发表评论，但是苏联报刊既报道了我国的新闻公报，也报道印度官方及报界的评论和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反应，而且在报道数量上，后者大大超过了前者，充满了大量污蔑和攻击中国的言论，貌似客观公正，实际上偏袒西藏叛乱集团及其幕后支持者印度当局。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西藏上层叛乱、我军平叛以及我党中央的决策，然后再谈苏联的态度。

西藏上层叛乱集团早就酝酿叛乱，到3月10日公开闹事，打死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一位藏族官员，还打伤了西藏军区一位藏族副司令员。到这个时候，西藏叛乱集团发动叛乱的形势已经很清楚了。少奇同志在3月17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因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会前少奇同志跟毛主席通了电话。这次会议确定了对西藏叛乱采取坚决平叛、全面改革的方针。

在会上，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讲到，我们和平解放西藏已经八年。过去我们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是等待上层人物觉悟。现在一些上层人物要叛乱，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会议认为，现在首先要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西藏军队，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全面实行民主改革。对达赖本人，会议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最好要他留在拉萨，如果做不到，他硬是走，这也没有什么。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平叛、改革。

周总理在会上还谈到，这件事情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在幕后很积极，把印度推到前头。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现在对少数上层人物发动全面叛乱要有充分准备，包括军事部署，但是我们不打第一枪。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不到两天，西藏叛乱集团指挥藏军在3月19日晚上对进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在20日天亮以后开始反击，全力平息叛乱。在这之前，达赖还在拉萨，还和我们有联系，他给我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写了三封信。他在信中表示，这件事和他无关，希望同谭冠三商谈。这似乎表示他这时还在犹豫，但也可能是缓兵之计。过了几天，他跟叛乱集团一起逃走了。我们沿路追截，没有截到，因为他们人熟地熟，很快就逃到印度噶伦堡去了。当时我们还不能控制整个边境，因为我们不可能派那么多军队来驻守所有边境通道。有些地方我们根本没有军队。我们只是在拉萨、日喀则周围有驻军。

3月25日上海会议开始的时候，中央同志首先谈了西藏问题。小平同志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对西藏问题的方针。小平同志说，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有四点：

第一，要理直气壮地坚决平息叛乱。因为西藏上层叛乱集团撕毁了他们在1951年5月同中央人民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17条），背叛祖国，发动武装叛乱，武装反抗中央，武装进攻人民解放军。所以我们要坚决平叛，要理直气壮地声讨叛乱集团。

第二，现在还是说“叛乱集团劫持达赖”，给达赖留有余地，但是要宣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原为达赖）由班禅代理。

第三，现在我们的口号应该是要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因为他们已撕毁17条协议，我们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区章程。我们要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要建设社会主义。这些也要理直气壮地讲。

第四，对于印度，我们暂时不公开点它的名。毛主席说让它多行不义。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就让印度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同它算账。尼赫鲁一些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讲话我们暂不报道，因为一报道就要评论，目前暂不同他辩论，看一些时候再说。这是留有余地。对达赖逃到印度噶伦堡也暂时不提。

当时周总理要我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一个新闻公报。我起草出来以后，经过中央同志讨论修改就发表了。

上海会议以后，我们在4月8日下午到毛主席住地（杭州西湖刘庄），讨论几个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稿。毛主席对这些稿子的意见不多，很快就定稿了。但毛主席在会上强调要马上准备关于西藏叛乱问题的公开评论。毛主席说，估计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大家会议论西藏叛乱问题。这个问题国内关心，国外也关心。我们要准备发表评论，《人民日报》要准备写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说的社论。他说，回北京以后就要着手准备。现在英国、美国、印度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我们要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当时周总理要我回北京后马上着手准备。

从4月14日开始，《人民日报》就准备写反击国外反华叫嚣的评论。也从这时候起，周总理指示我主持成立一个国际问题宣传小组，参加的有乔冠华、张彦、姚溱和浦寿昌（周总理的外事秘书）等同志，每周开会一次，地点在人民日报社，由我主持，商量近期和中期的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评论。重要的报道和评论都送周总理审定。

19日是星期天，一清早，我带着一家大小到香山郊游，中午在香山饭店吃饭、休息。香山饭店是过去慈幼院的旧址。1949年春北京刚解放不久时，新华社编辑部就在那里，少奇同志、总理也都住在那里，毛主席住在香山半山腰的双清别墅。1959年香山饭店还没有改建，还保持解放初期的原样。我正在香山饭店午休的时候，中南海总机转来毛主席秘书的电话，要我马上去毛主席住处去参加会议。中南海总机的话务员，本事也真大，他们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找不到我，不知道怎么打听到我在香山，就把电话打到香山饭店来找我，果然找到了。我接到电话后，午睡不成了，马上坐车回城。中途把家里人放到新华社，我直奔中南海。

我从新华门进去，到颐年堂的时候，毛主席正在开会。毛主席一看到我就说，找你半天找不到。我说，因为预先没有料到要开会，我到香山去了。毛主席说，你马上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写一篇评论。我就问毛主席评论的主要思想是什么。毛主席说，平息西藏叛乱是属于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过去我们一直对外国主要是印度方面的攻击采取克制的态度，现在可以利用评论所谓达赖喇嘛声明为由头，点名批评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但暂不点尼赫鲁的名。然后毛主席进一步分析达赖声明，对其中的观点（实际上主要是印度和英国方面的观点）逐一加以批驳。他要求我据此写出评论，当天夜里交稿。

我吃过晚饭后就动笔，第二天清晨送到毛主席那里。下午，主席把我和胡乔木都找去。他半躺在木板床上，指示我们应该怎么样修改。当时我们就在毛主席卧室的外间修改，修改以后拿给毛主席看，当场定稿。毛主席要把这篇评论用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的形式发表。他说，这样比较特别的形式，会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篇评论在当天晚上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4月21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题目是：《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4月22日，毛主席在家里召开常委会，要我也去。毛主席在会上说，现在开始在宣传上集中反击印度。他说，《人民日报》原来准备的社论要扩大成一篇评论尼赫鲁几次讲话的长文章。因为从3月11日以后，关于西藏叛乱的问题尼赫鲁在印度议会上已经接连讲了五六次话，我们可以公开回答他了。他还说，《人民日报》的版面要调整一下，要集中反映西藏叛乱的问题，集中宣传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正确措施，我们平息叛乱得到人民的拥护，同时也得到国际上的支持。毛主席这里说的这篇社论是指《人民日报》根据4月8日政治局常委杭州会议的意见从4月下旬开始准备的那篇系统反驳外国借口西藏叛乱事件反华的评论。

毛主席在4月25日给乔木、我和彭真同志写了一封信，信里提到我们过去关于西藏叛乱的提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主席在信里写道：““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法。”主席这里说的“全国一律照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法”就是他修改上面说的那篇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时亲自确定的提法。毛主席要乔木和我召集北京各报和新华社的干部开一次会，讲清楚道理，统一宣传口径。他还要彭真向在人大、政协会上发言的人打个招呼，照这个统一说法，理直气壮地讲。

毛主席4月25日在他家里又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通知我也参加。毛主席一上来就问我，文章写得怎样。我告诉他正在修改。接着他明确提出，对尼赫鲁的评论应该尖锐些，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以斗争求团结，斗争应该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对尼赫鲁的几次讲话要加以分析，驳他时要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印度过去的干涉以及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做了大量的工作等讲清楚。有利，就是要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围绕西藏问题的国际斗争，也有利于在西藏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还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节，就是要有节制，在文章中要留有余地，讲必要的礼貌，不要把话说绝，要给尼赫鲁台阶下。对印方的谬论应该充分暴露，新华社、《人民日报》要充分报道印度的谬论；对西藏人民拥护平叛、要求民主改革的愿望要充分地反映，要从多方面来反映，要发表读者来信和资料，说明我们平叛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毛主席说，现在道理在我们这方面，而且叛乱基本平息，印度方面要闹也无能为力，只能打笔墨官司，只能舌战。现在尼赫鲁他们很被动，他们对形势估计错误，以为我们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于他。斗争对我们是有利的，要坚决斗，斗到底，以斗争求团结，这对国内国际都很有好处。

毛主席说，你们秀才可以多找几个人，一起议论一下，修改一下，然后再拿到政治局常委来。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关于西藏问题的评论就由以人民日报起草班子为主改为由胡乔木领头，再增加一些人。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总理的秘书浦寿昌和中宣部的姚溱，还有外交部亚洲司熟悉印度情况的张彤同志都参加了。稿子先由我主持讨论修改，经过几天修改，到4月30日修改完毕，交给乔木。乔木在5月1日作了一整天的修改，改好后就印成大样，送给毛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常委。

5月2日下午，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参加会的除了常委以外，还有陈毅、彭真、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和我。大家对稿子提了不少意见，并且把题目改成《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大家指出，因为主要是和尼赫鲁辩论，应该着重驳尼赫鲁4月27日的讲话。尼赫鲁4月27日的讲话是他关于西藏叛乱问题第七次讲话，这次讲话中的一些观点虽然过去也讲过，但是这次讲的比较系统，所以应该着重评论他的这次讲话，也联系到他在其他讲话中的观点，这样就比较集中了。

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后，乔木、浦寿昌和我三个人5月3日在乔木家里修改了一整天，修改以后送给毛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常委。

5月4日下午，毛主席又召开会议讨论这篇文章。因为比较重要的意见上次会议都已谈过，文章也照大家的意见做了修改，所以这次会上没有很多原则性的意见，只对个别文字、提法提了一些意见，当场基本定稿。由于常委同志在稿子上还作了一些修改，毛主席指示胡乔木和我在第二天再仔细通读一遍，然后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在5月6日发表。

在这次会议上，在讨论完文章以后，毛主席说，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初）结束以后，在从郑州到武汉的火车上就考虑西藏问题，因为当时已经有迹象表明拉萨要闹事。毛主席说，我当时想到可能要发生叛乱，因此对如果发生叛乱怎么办，也想了一下。当时只要求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在拉萨的驻军密切注意拉萨的西藏上层集团和藏军（按：根据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当时西藏仍是政教合一，上层集团没有变动，藏军也没有改编，仍保留原来的建制）的动向，要做好准备。后来到武汉不久，3月10日他们在拉萨闹事，他们果然向解放军开枪，19日全面向解放军进攻，发动全面叛乱。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篇文章5月6日见报后，晚上毛主席要秘书林克打电话通知我：从5月7日开始，暂时停止对印度的评论，看看印度对我们这次评论反应怎么样。我们按这个指示，《人民日报》版面变了样，新华社也暂停发表批评印度当局的报道和文章。

5月8日，周总理召集专门会议，研究这篇文章发表后国际上的反应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会上大家议论到，我们的文章在印度反应强烈，有些人赞成，有些人反对。我们这样尖锐批评尼赫鲁，有些人接受不了，但是有些人清醒过来，觉得尼赫鲁插手西藏问题的确做了一件蠢事。也有些人认为，尼赫鲁本来在亚非拉国家里面很有影响，现在插手西藏问题，跟中国吵起来，对尼赫鲁很不利。

周总理说，现在研究一下，外交部要采取什么行动，是不是要给印度发出照会。当时有些同志赞成发照会；也有些同志不赞成现在就发，主张再静观印方反应然后决定。周总理认为，这个问题要向毛主席汇报，在毛主席那里讨论后决定。

5月11日上午，政治局常委在颐年堂开会，毛主席在这次会上谈了四点意见：

第一，毛主席说，对尼赫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针。他说，尼赫鲁这个人像任何人一样，是可以分析的。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我们批评他坏的一面，但是对他好的一面还是应该肯定。《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篇文章着重批评了他坏的一面，对他好的一面虽然也有肯定，但重点是批评他坏的一面，因为这个时期他放了很多毒。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要记住，经过这样一次批评以后，我们还是要看到尼赫鲁还是有另外一面，他的好的一面，他做过好事的一面。所以应该能够给他下台阶的机会，不要把事情做绝了。

第二，毛主席说，对达赖目前宜采取不予理睬的方针，不管他发表什么声明，我们暂不理睬，看一看再说，就是说也是要留有余地。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宗教领袖，毕竟他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表现还可以，后来到北京来当人大副委员长表现也可以，就是说，他有过好的一面。因此，将来如果他想回来，我们还是欢迎他回来，但是有一个条件，也是惟一的一个条件，就是他在回来之前要发表声明，说他过去在噶伦堡讲的一些话都作废，是不对的，撤销那些声明，这就可以回来。毛主席说，这个条件不算苛刻。我们既往不咎，他也声明过去的作废，这就可以了。

第三，毛主席说，今后关于西藏问题的宣传，数量上可以减少一点，正面的和反面的都各占一半，不要说一切都好，也不要说一切都坏，分量要减少。

第四，毛主席讲到《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篇文章时说，这篇文章写得还是不错。写文章要讲究提笔。看一篇文章好不好，不一定看文章各段落之间的文字上的联系如何，主要是看文章的内在联系如何。如果内在联系得紧，那么倒不一定追求形式上联系。我们不搞形而上学，不搞形式上的联系，要注意内在的思想联系。毛主席还谈到，他写文章的时候经常是注意提笔，看起来后一段和前一段之间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内在的思想是一贯的。每一段都给读者一个新鲜的感觉，不在乎形式上的一气呵成，做到内容上一气呵成就好。

后来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具体落实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宣传。会议要求：在规模上要收缩，总的精神是要多做少说。对西藏农奴获得解放以后高涨的生产热情，对废除债务、废除“乌拉”的热烈拥护，都应充分报道；对农奴制度的黑暗残酷可以做一般的揭发，但是也不要揭发太多，主要是报道一些叛乱头子对农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对一般贵族不宜报道，因为我们还要团结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总之是要适当地控制，压缩宣传规模，多做少说。

从这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主要精力又转移到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倾向上来，不让西藏问题干扰我们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也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同苏联纠缠，尽管当时苏联报刊已发表了许多西方攻击我们平定西藏叛乱的报道。

但是形势的发展不以我们主观愿望为转移。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发表演说，借人民公社问题不指名地攻击中国。当时中央正在庐山举行会议，前期反“左”，后期却转了180度，变成反右，错误地批判所谓军事俱乐部，这未始不是因由之一。

9月4日毛主席给我和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说要准备发表赫鲁晓夫的这个讲话，可以考虑在国庆节以后半个月发表，届时是不是发表，中央再考虑决定。后来，中央决定不发表。

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认为，现在应该跟苏联讲团结，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9月1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强调说，一定要跟苏联同志团结起来，也一定可以跟他们团结起来。对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应该采取跟他们搞好关系的方针。他还说，中苏关系是团结的，有时候有一点别扭，这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1957年在莫斯科开兄弟党会议的时候，他跟赫鲁晓夫说，对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等问题，我们有分歧，这些都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纲领，这就是《莫斯科宣言》。现在我们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

这是一直到9月11日的情况，尽管赫鲁晓夫以及苏联的报刊在这个时期不断地对中国进行不指名的影射攻击，或者转载西方报刊攻击中国的报道，但是，我们党中央还是采取克制的方针，还是尽量避免分歧公开化。

赫鲁晓夫是在9月15日到美国访问的。在这之前，在中苏关系史上发生了两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这两件事情都表明赫鲁晓夫的动向。

第一件事情是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通知苏联停止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是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1957年10月签订的协定。

苏联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一事，是1957年夏天苏联主动提出来的。当时苏共领导层发生了所谓“反党集团”事件，即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联合起来反对赫鲁晓夫，后者在国防部长朱可夫等人的支持下反败为胜，苏共中央决定把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党。苏共中央把此事通知中共中央，询问中国党的意见。当时，我们党中央认为，这是苏联党内的事情，既然他们中央已经做了决议，我们没有理由来反对他们党内的事。因此我党中央向苏方表示支持他们党中央的决议。

在这之后，赫鲁晓夫向我们提出，中国如果需要发展原子武器，苏联可以提供帮助。本来苏联早就同意帮助我们发展原子能利用的研究，我们也派了一些专家到莫斯科去参加他们原子能中心的工作，这是早就有协议的。现在，赫鲁晓夫进一步提出愿意向我们提供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而且还愿意提供一个原子弹样品，让我们利用他们的技术来自己制造。我党中央认为，中国是大国，原子弹不可没有，也不可以多搞，因为我们还是个穷大国。既然苏联愿意帮助我们，我们就接受他们的帮助，制造少量的原子弹。中苏双方于1957年10月15日为此签订了协定。

协定签订以后，中国即开始进行为研制原子弹所必需的巨大工程建设。我们集中了大批专家进行研制工作，花了很大的力量、很大的投资。可是，不到两年时间，到1959年6月间苏联竟然提出废除这个协议，中断向我们供应原子弹样品和制作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信里讲到他们这样做的借口时说，现在苏联正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进行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谈判，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作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可能会受到西方的指责。这显然是遁词。

我们党中央收到这个信的时候，正是毛主席在颐年堂主持连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1959年生产指标，正在忙着调整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准备上庐山开会。当时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信里讲的理由是表面理由。

当然，这个表面理由也说明赫鲁晓夫这个时候倾向于向西方国家让步，以达成停止核试验的协议。依照赫鲁晓夫的逻辑，既然要停止核试验，那当然不能让中国制造原子弹。这就表明赫鲁晓夫这时倾向于同西方搞妥协，认为这样就可以维护世界和平。也就是说，他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同美国达成协议上面，而不是依靠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包括中国拥有原子弹），依靠社会主义阵营、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世界工人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斗争。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总理还进一步指出，赫鲁晓夫撕毁协议，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同正在酝酿中的美苏首脑会谈有关。因为那些时候西方通讯社已经不断传出赫鲁晓夫可能要同艾森豪威尔会晤。当时，苏联有一个高级代表团正在美国访问，代表团成员有一个是当时赫鲁晓夫十分信任、被认为是赫鲁晓夫左右手的科兹洛夫。他原来是列宁格勒的市委书记，后来到中央任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他是6月到美国去访问的。那时传出科兹洛夫是专门接洽安排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访美，就是由科兹洛夫把艾森豪威尔的亲笔邀请信带给赫鲁晓夫的。在赫鲁晓夫同意接受邀请后，艾森豪威尔8月3日才正式宣布。事后看来，中央当时的估计是正确的。

中央认为，苏方毁约是中苏关系中一个重大事件。从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他一直是履行斯大林答应给我们援助的协议的，他1954年访问中国时答应增加援助的项目也是一直在履行的。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他对中国的态度还是不错的，我们不少建议他差不多都接受了。苏方这次毁约，说明赫鲁晓夫可能要在中苏关系上采取新的方针。赫鲁晓夫在1958年提出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搞共同舰队，实际上是要控制中国。当这些遭到我们抵抗以后，他可能采取新的方针——同西方主要是美国站在一起反对中国的方针。

由于当时中央正忙于调整计划，毛主席提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暂时不做答复，还要观察观察再说。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苏联塔斯社9月9日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

这件事情距离赫鲁晓夫9月15日访问美国更近了。塔斯社的声明完全避开印度挑起这次中印边境冲突的事实。声明对中印边境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说中印边境的冲突是“那些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人搞的”。而且声明还进一步说这件事情“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互相访问前夕的局势复杂起来”。这些话显然是表示赫鲁晓夫对在他访美之前发生这一事件非常不满，责怪中国，偏袒印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开无理指责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偏袒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中印边境的冲突事件是8月26日发生的。这是印度统治集团内一部分人长期密谋策划的结果。自从1959年3月西藏叛乱集团发动叛乱以后，印度一部分人就趁机大肆攻击中国，支持所谓“西藏独立”，支持叛乱集团，支持达赖喇嘛分裂祖国的活动，而且力图把这一事件扩大化、复杂化。

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在3月22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借机提出中印边界问题，要中国接受印度自认为是已经划定了的中印边界线，特别是要中国接受在中印边界东段的麦克马洪线。

本来在这之前，中国政府就曾经向印度政府建议，要按友好的、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协商，像中国和缅甸之间、中国和尼泊尔之间那样，解决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界问题。为此，周恩来总理曾经在1956年12月和1957年1月两度访问印度，但是没有结果。尼赫鲁3月22日的来信，要求中国全盘接受印度单方面的主张。从这以后，印度的反华分子、国际上的反华分子和西方的资产阶级主要报刊，便吵吵嚷嚷，攻击中国。他们不仅支持西藏叛乱，鼓吹西藏“独立”，而且，要中国完全接受印度方面的无理的领土要求。他们还进行了一系列毒化中印关系的活动。印度政府纵容这些反华活动，纵容西藏叛乱集团的活动，并且下令印度军队进驻有争议的中印边界地区，甚至越过边界，进入到在过去印度政府官方文件中也承认是属于中国的地区，进行骚扰活动。他们还在边界属于中国一侧的一些地区建立印度军队的哨所。这样就埋伏下印度方面挑起冲突的危险。

8月23日，印度巡逻队越过中印边界，在中国一侧建立哨所。8月25日，这个哨所的印军向中国军队开枪射击，中国军队被迫进行还击。在这次冲突中，印度土兵有一人被打死，一人被打伤。

此事发生后，印度方面马上大肆诬陷和攻击中国，国际上也掀起一个反华浪潮，诬蔑中国侵略印度，甚至造谣说中国要占领印度东部某某城市。倾盆大雨的造谣诬蔑都落到中国头上。西方各通讯社大量加以传播。

开始的时候，由于地区辽阔，交通和通讯不便，中央不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急电向西藏军区查问，边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印边界很长。人民解放军并不是在所有边界上都驻防。只是在平息西藏叛乱过程中，主要是平定拉萨以南叛乱集团巢穴的时候，我军才在一部分地区接近边界。所以西藏军区查询情况也很困难，费了好些时日才电报中央。中央得到的情况表明，这次边境冲突是印度方面有意挑起的。

9月6日，我国外交部召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向他介绍中印边境冲突的情况，明白地告诉他：这次冲突是印度挑起的，是印度越过中印边界设立哨所，进行巡逻，向中国军队开枪而引起双方交火的。并且告诉他：中国政府将要发布文件和材料，说明中印边境这次冲突的真相和中印边界状况。这样做了以后，我们认为苏联是应该理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

到了9月8日，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和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的复信。

会上，周总理先作扼要的说明，然后由外交部主管同志详细地介绍中印边界的情况，并展示有关文件和中印边界地图。中印边界东西长达1700多公里，纠纷由来已久，双方对边界的西段、中段和东段都有争执。特别是东段争执较多。从1954年以来，中印双方为边界问题交换照会就有40次之多。

东段的问题，主要是印度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英国殖民时期强迫西藏当局接受的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是当时英帝国驻印度的总督。英国殖民政府单方面划定的中印边界东段的界线，便以他的姓命名。这条所谓“麦克马洪线”，是这位英国总督拿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画在传统的边界线以北100多公里，割走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对于这条所谓“麦克马洪线”，没有哪一个中国政府承认。当时的清政府不承认，其后的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都不承认。现在尼赫鲁政府却要求新中国的政府承认，这当然是办不到的。现在印度军队不仅已经完全占领了这条线的印度一侧的地方，而且还越过这条线，又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一侧的一些地方。本来中国就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现在印度政府不但要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还要中国承认印军越过这条线占领的地方。

中印边界西段地方很大，广袤荒凉，人烟稀少，大部分地区无人居住。从新疆到西藏的交通是经过这个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没有到达那里去，只是在平息西藏叛乱以后才派军队从新疆到那里去，去了以后就是修路，修路期间不时看到印度军队的巡逻队。这说明当时印度已经越过过去的习惯边界，占领了中国不少地方，这是过去不知道的，是平叛以后才发现的。在整个中印边界沿线，过去没有驻扎人民解放军。因为根据西藏和平解放17条协议，中央只在拉萨有驻军，在日喀则也有一点驻军，其他地方还是维持原来的藏军，没有整编，也没有解散。那些边界地区属于藏军驻扎的地方，其实藏军也没有去，只有在拉萨地区和拉萨以南的山南地区驻有藏军。

政治局会议经过讨论，得出三点结论：第一，中印边界是从来没有划定过的。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也没有哪一个中国政府承认过。第二，这次中印边境冲突事件是印度军队越过边界线，包括越过麦克马洪线，也越过了西部的传统边界线，侵占中国领上而引起的，而不是中国侵占印度领土而引起的。第三，中国准备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谈判之前，建议维持现状，双方按兵不动，个别有争执的地方可以采取临时协议来解决。

政治局确定的这三点，既坚持了原则，又留有充分协商的余地。

会议还通过了周总理给尼赫鲁的信，并决定在当天（9月8日）晚上交给印度驻中国大使馆，并由新华社在9月9日广播。

第二天（9月9日）上午，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给我外交部送来一份塔斯社声明，并说这个声明将在9月10日发表。我外交部收到这个声明时即告诉苏联临时代办：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意见已经在几天前告诉了苏方，因此我们希望苏联方面对中印边界问题最好不要发表任何评论，塔斯社这个声明也不要发表。我们希望苏联方面看了中国政府今天将发表的有关中印边界的文件和材料之后，再和我们交换意见。

当天下午，新华社广播周总理给尼赫鲁的信后，我外交部又约见苏临时代办，通知他周总理的信已经发表，并正式代表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政府考虑中国的立场，停止发表塔斯社的声明。

根据我当时的日记记载，周总理给尼赫鲁的信，新华社是在9月9日北京时间下午6时20分广播的。这个时间等于格林威治时间上午10时20分，印度新德里的时间是下午3时50分，莫斯科时间下午1时20分（和北京时间差5个钟头）。我们估计，我们广播以后，无论是印度还是苏联，他们都可以在9月9日白天看到周总理给尼赫鲁的这封信。但是苏联政府不听中国的劝告，把原来准备在9月10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提前在9月9日晚上发表了。就是说，他们上午知道中国将要发表周总理给尼赫鲁的信，下午又知道这封信已经发表，但仍然不顾中国的劝告和要求，迫不及待地赶紧把塔斯社声明发表。

苏联方面这一行动，就把苏联和中国的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中苏分歧的公开化，首先采取行动的是苏联。苏方为什么这样急于要发表塔斯社的声明呢？关于这一点，声明本身说得很清楚。声明声称，中印边境冲突是“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且使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会晤的局势“复杂化”。看来苏联把中印边境冲突是由印度挑起的事实，看作是中国有意制造事件，来破坏赫鲁晓夫跟艾森豪威尔会晤，所以迫不及待地发表这个声明，向艾森豪威尔表明他赫鲁晓夫同中国人不同。艾森豪威尔当然明白，他在评论塔斯社声明时说：“它不是站在中国方面的。”

本来，根据中央的方针，我们并不想利用中印边境冲突这一事件来谴责印度，不想把此事扩大化。但是，印度首先公布这个消息，接着大肆攻击中国，把中国说成是“侵略者”，在全世界煽起一股反华浪潮。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回答，逼得我们不能不同曾经和我们一道创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尼赫鲁辩论。这是不得已的，不是我们所愿意的。

在我们的报纸上，10日登出了周总理9月8日给尼赫鲁的复信，同时也发表了尼赫鲁3月22日的来信。11日，报纸上又发表了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资料，同时刊出中印边界从东面到西面整个边界的地图，并且标明了中印争执的地方，包括印度入侵和占领的地方。

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对中印边境冲突议论纷纷。对印度侵入我国领土，挑起边境冲突，而且恶人先告状，诬蔑中国，常委们非常愤慨。为此，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就中印边界问题做了详细的说明，并申明我国政府的立场。

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通过关于中印边境问题的决议，批准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对印度军队侵略中国领土和印度国内右派煽动反华运动表示遗憾，并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9月15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座谈会。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把我找到休息室去，要我写一篇关于座谈会的新闻。我当场写好新闻稿，并附上统战部拟定的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一起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完后批示“照发”。当时政治局的几位常委也在休息室里，毛主席对各位常委说，关于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同印度的公开辩论，可以考虑暂时告一段落。

国庆十周年快到，我们要搞庆祝活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需要收一下，但是，在收之前要发一篇社论，阐明我们对这场大辩论的态度。社论发表之后就可以停止发表我们和印度双方有关这个问题的言论、行动、消息和文章。

毛主席让常委们考虑是否可以这样做。接着毛主席谈了社论的要点。他说，社论要阐明我们的立场，说明这次争论我们是被迫的。争论一下也有好处，可以把双方的观点公开，也使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我们不愿意继续争论下去，我们仍然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社论要重申我们的三点主张，同时要拉尼赫鲁一把，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解决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维护中印人民的友谊。

周总理赞成这样做，并且指出，社论要强调两点：第一，中印边界没有划定；第二，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总理说，这两点是我们这次争论的要点。总理还说，可以引用尼赫鲁的讲话，说他也曾表示愿意协商解决，对此我们欢迎。我们希望中印长久友好下去。

其他常委少奇、朱老总、陈云和邓小平同志也赞成这样做。

快到吃晚饭的时候，毛主席对我说，根据大家的意思，你今天晚上把社论稿子写出来，给总理看了以后明天就发表，不用给我看了。

当天晚上，我先回新华社发出座谈会的新闻，吃过晚饭，就到人民日报社写社论。当天晚上赶出来后打清样送给周总理，送到那里已经到凌晨两点钟了。周总理习惯深夜工作，他一直等着这篇稿子，收到后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就退回给我。这就是《人民日报》在第二天（9月16日）发表的题为《我们的期待》的社论。

中国和印度之间这次关于边界问题的争论，以及在这之前3月间开始的关于西藏叛乱问题的争论，历时整整6个月，中印之间一片乌云。但是，由于我们坚持正确的方针，既坚持原则，又为尼赫鲁下台阶留有余地，中印的争吵总算平息下来。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了结。后来，到1962年又重新爆发了边境冲突。但是从整个过程中可以看出，我们竭力维护中印之间，也就是亚洲和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努力争取尼赫鲁，力争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我们根本没有意思要把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搞坏，更没有意思要挑起中印边境冲突来干扰美苏之间的会谈。

苏联迫不及待地发表塔斯社声明这件事情，的确说明赫鲁晓夫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的不满和不信任，一心追求美苏合作解决世界问题。

塔斯社9月9日的声明和苏共中央6月20日给中共中央关于中断供应原子弹样品和制造原子弹技术资料的信，这两件事情都是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前做的，是赫鲁晓夫做给艾森豪威尔看的。可以说，赫鲁晓夫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不是赫鲁晓夫在白宫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苏联火箭到达月球时在那里留下一个苏联国徽标志的仿制品，而是6月的苏联撕毁中苏原子弹协议的一封信和9月9日塔斯社的声明，这才是真正的贡礼。

这两件事，一件是撕毁中苏协议的开始，一件是把中苏分歧公开化的开始。赫鲁晓夫可能认为，这是他访美前的得意之作，其实，这恰恰暴露了他的倾向。只是当时还没有料到他以后会走得那么远。

赫鲁晓夫是9月15日到达美国访问的，到9月28日离开美国返回苏联。在这期间，他除了访问美国各地以外，主要是9月25日到27日在美国总统休假地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会谈。根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主要是讨论了全面裁军问题，另外也讨论了德国问题、对德和约问题、柏林问题，以及两国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从发表的公报看，会谈没有达成什么具体的协议，只是宣布艾森豪威尔明年（1960年）春天到苏联回访，具体日期没有确定。除此之外，有没有谈了别的什么问题呢，苏联方面表示，没谈什么问题，没有涉及第三国的问题。可是，艾森豪威尔则说，没有达成不讨论第三国问题的协议，没有这回事。美国国务卿赫特10月6日对记者说，苏联对它阵营里的成员的问题应该负责。苏联对中国的问题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赫特的谈话，表明他们讨论过中国问题。此事在后来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时更清楚了。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多年间，美苏两国长期对立，在赫鲁晓夫访问过程中出现了相当紧张的场面。

赫鲁晓夫在访问中发表几次正式讲话和谈话，都带有比较浓厚的论辩色彩。他在讲话中对捍卫苏联和共产主义表现得相当顽强。当时许多西方舆论认为，这次访问很有特色，反映苏联领导人还是顽强地捍卫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

至于赫鲁晓夫本人内心究竟是怎样想的，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我们党中央认为，因为赫鲁晓夫访美之前在对华关系上的一些表现，主要是撕毁原子弹协议和发表塔斯社声明，表明他这次到美国去，对中国不怀好意，他采取这两个步骤（毁约和塔斯社声明）是适应美国当局的需要的。但是，对他在美国的表现，我们也不能一概置之不理，不能完全采取冷淡的态度。所以中央决定：我们的报刊可以按照他公开的表现来报道他的活动，给予适当的评价；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观察一些时候再说。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

根据中央的精神，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把赫鲁晓夫在美国的多次正式讲话，差不多都全文发表，到9月29日访问结束的时候，《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评论，对他这次访美表示支持，认为对和缓国际紧张局势是有益的；同时也阐明：我国政府也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赞成他这种活动，赞成他为全面彻底裁军这个目标而做的努力。当然，全面彻底裁军能否实现，是不是应当采取赫鲁晓夫采取的那样的办法去实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赫鲁晓夫访美之后回到莫斯科，第二天就飞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当时，许多国家共产党都来了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代表有好些是他们党的第一把手，苏联共产党是由苏斯洛夫率领一个代表团先来，赫鲁晓夫来了以后就担任代表团团长。

赫鲁晓夫到北京以后，当天（9月30日）晚上，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招待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周总理在招待会上的祝酒词才讲了1000字，而赫鲁晓夫讲了6000字。他滔滔不绝，内容和口吻就是教训中国。他在谈到我们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强大之后，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绝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那些想这样干的人。”这段话很明显是有所指的。人们不难看到，赫鲁晓夫的心里对我们在1958年夏天炮打金门事件和1959年8月中印边境冲突事件，还耿耿于怀，仍然认为我们是要用武力来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好像我们要挑起战争的样子。

第二天上午，就是10月1日上午，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我们庆祝国庆十周年的游行、阅兵活动。作为正式礼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正式会见了他。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还会见了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有些代表团分别由少奇同志、朱老总、周总理会见。

赫鲁晓夫在同毛主席会见时，讲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说美国人生活怎样富裕，艾森豪威尔怎样希望和平。因为会见时问比较短，他还没有畅所欲言，但是他还是有机会对先后陪同他活动的彭真和陈毅同志尽情地讲他的访美见闻。他讲得眉飞色舞，兴高采烈，特别是讲到他到戴维营去的情景，讲艾森豪威尔如何热情接待他，并带他去看自己的农场，讲得津津有味。

赫鲁晓夫这次到北京来，从一开始给我们中央同志的印象是，他是来吵架的。这在10月2日中苏领导人正式会谈的时候就进一步充分表现出来了。

中苏两党10月2日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正式会谈。我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差不多都参加了。小平同志因为腿跌伤后活动不方便，没有参加。彭真同志、陈毅同志、王稼祥同志也参加。苏方参加的有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加上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

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就谈他访美的情况。他认为这次访美是比较满意的，虽然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他说艾森豪威尔的确需要缓和。他所到之处受到很热烈的欢迎，一位农场主还送他三头良种牛，有位资本家还送给他一盘古银币。他说，美国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汽车，一家都有几间房子，住的很好，吃的也很好，生活水平很高。

他的结论是，我们跟美国只能在经济上搞竞赛，搞和平竞赛，不能用武力来“试试它的稳定性”。

这时毛主席回答他说，我们赞成你访美，赞成你跟艾森豪威尔会晤。我们赞成同美国搞和平共处。美国究竟怎么样，不能看表面，应该要看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艾森豪威尔有阶级局限性，很难说他真正爱好和平。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开始说的还是比较客气的。

接下来，赫鲁晓夫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还是要搞好，希望中国主动采取一些步骤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赫鲁晓夫提出这个问题，很显然他是答应了美国，要到中国来做说客。艾森豪威尔否认说过他同赫鲁晓夫不讨论第三国的问题。美国国务卿赫特说苏联对中国的行动负有责任。

中国要主动做些什么呢？赫鲁晓夫说着说着就说出来了。他说，你们去年对金门打炮不是办法。台湾现在也不能解放，索性像苏联过去内战时期（1920年到1922年）对“远东共和国”的那样处理。赫鲁晓夫说，列宁当时曾同意成立“远东共和国”，为的是缓和日本人支持白军对苏联的进攻。他说，当时列宁在苏联欧洲部分遭到外国干涉很严重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在东方同日本作战，采取了这个办法。中国也可以用这样的办法来处理台湾问题。赫鲁晓夫在这里虽然没有说要台湾独立，实际上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什么“共和国”。而台湾是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在台湾驻有陆、海、空军。

周总理首先回答赫鲁晓夫说，要解决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惟一办法是美国撤出台湾，从台湾撤兵。至于台湾和大陆的关系，那是我们的内政，我们用什么办法解放台湾，用和平的办法还是用武力的办法来解放台湾，别人不能干涉。这是我们跟台湾国民党之间的事情，是中国国内的事情，同美国无关。美国不能干涉，任何外国都不能干涉。

毛主席这时也直率地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把问题搞错了，你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搞混了。一个问题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这是国际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问题，是我们要求美国撤出台湾而美国应该撤兵的问题。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则是台湾怎样解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过问。你赫鲁晓夫同志，对前一个问题有发言权，可以劝艾森豪威尔从台湾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对后一个问题，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宜说三道四。

赫鲁晓夫听了很尴尬，耸耸肩膀，摊摊手。

但是，赫鲁晓夫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为着缓和跟美国人的关系，中国是不是可以把监狱里的几个美国人释放？当时在我们的监狱里关押着几个美国人，他们都是触犯了中国刑律的罪犯。其中有两个是驾驶美国间谍飞机被我们打下来以后被俘的。另外有些是以神甫的身份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被逮捕的。他们都被判刑入狱。

毛主席告诉赫鲁晓夫，放是要放的，但不是现在，而是在他们服刑期满的时候，或者是在服刑期间有好的表现因而提前释放的时候。这都要按照中国的法律办事。

赫鲁晓夫又碰了钉子。

上面两个问题很可能是赫鲁晓夫在戴维营答应了艾森豪威尔向中国提出的。赫鲁晓夫充当说客，但都没有成功。

接着，会谈转到中国和印度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赫鲁晓夫首先提出来的，他不厌其烦地说了很多指责中国、偏袒印度的话。双方激烈争辩的时间也比较长。

赫鲁晓夫说，你们应该和印度搞好关系，印度是一个中立国，尼赫鲁是比较开明的，应该团结他。发生中印边境军事冲突是不对的。

当时，陈毅同志首先站起来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分明是印度挑起这场冲突。印度军队越过边界，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我们边境内设立哨所，向我们开枪。周总理补充说，印度开枪射击六个钟头以后，我们才还击。开始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印度是有准备的，消息很灵通，事情发生不久，它就发消息了。而我们中央不知道这个情况，就给西藏军区发电报，查问这件事情。西藏军区也不晓得，他们赶紧问边境部队，边境部队离那个地方也很远，再三催他们查，好几天才查清情况。周总理说，你怎么能说是我们中国挑起的呢！陈毅同志非常生气，指着赫鲁晓夫说，你们和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你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为什么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分明是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挑衅的，你不但不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指责社会主义国家。你们9月9日发表的那个塔斯社声明，是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

赫鲁晓夫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情况，印度说你们打死他们的人。

陈毅同志说，我们9月6日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情况。9月8日你们跟我们说准备发表塔斯社声明，我们劝你们慢一点，并且告诉你们，我们也要发表一个文件，请你们看了我们的文件以后再表态。退一万步说，就算像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情况，那么你们应当慎重一些，等弄清情况再表态。但是你们根本不听我们打招呼，急急忙忙抢先发了你们塔斯社的声明，这是为什么？当时会场的气氛非常紧张，双方就这个问题来回辩论。赫鲁晓夫蛮不讲理地说，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是印度有一个士兵被打死，一个士兵受伤，这就证明你们不对。陈毅同志说，你我都是打过仗的人，谁死伤多不能说明谁就对，这个道理你不懂吗？赫鲁晓夫也非常生气地说，你是元帅，我是中将，但不管怎么样，是你们先打死了人家的人，又把达赖放跑了。

这个时候彭真同志插进来同赫鲁晓夫辩论。他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达赖是叛国外逃，他走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拦得住他？我们人生地不熟，追也没有追上。

赫鲁晓夫可能看到在达赖问题上他辩不赢，又转移话题说，反正你们把跟印度的关系搞坏就不对。你们何必去争那么一点地方呢？喜马拉雅山下荒无人烟，争那么一小块地方有什么意思？这时候周总理回答他：不能这么说。我们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让人家占我们一寸土地，我们绝不能干那些丧权辱国的事情。周总理再三强调，我们对印度一直是采取团结的政策，但对它不讲理的地方，对它违反国际公约的事情，我们要反对，要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着要团结它，不能一味迁就它。

陈毅同志说，你那个塔斯社声明，就是迁就主义。

赫鲁晓夫非常生气地说，我怎么是迁就主义？你们才是冒险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这又引起陈毅、彭真同志的强烈驳斥。

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没有多说话。每当争论激烈的时候，他还笑着对中国同志说，“不要打架呵。”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毛主席说，这个问题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把情况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毛主席讲得很严肃，但语气比较委婉。

最后，赫鲁晓夫说，既然这样，我就没什么可以再谈的了。我在美国跟艾森豪威尔说过，我访美之后，接着要到中国去。艾森豪威尔对我说，你到中国去一定是白跑一趟。果然是白跑一趟了。

会谈终于不欢而散。

赫鲁晓夫10月4日即离京回国。

从赫鲁晓夫在会谈中的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的确是答应了艾森豪威尔到中国来做说客，而且他在艾森豪威尔面前还表示很有信心的样子，所以艾森豪威尔才说可能是白跑一趟。

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海参崴后，10月6日发表演讲，又不指名地影射攻击我们像“好斗的公鸡”，热衷于战争。回到莫斯科以后，他10月31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又不指名地攻击我们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

10月4日，毛主席送走赫鲁晓夫后，回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是讨论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

会议开始，先由周总理向全体政治局委员汇报毛主席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清况。大家听后议论很多，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抱有幻想，只看到美国当局表面上表示的所谓“爱好和平”的一面，而且真的相信，没有看到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他说艾森豪威尔和我们一样“热爱和平”。赫鲁晓夫这么讲，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有修正主义的倾向。这只能由美国来教训他。现在我们无论怎么讲，他也是不会听的。对美国的问题，对印度的问题，他都听不进我们的话。我们是赞成和平共处的，这是外交政策问题，但是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路线，他相信苏联跟美国、社会主义跟帝国主义可以永久和平相处下去，可以实现他提出的所谓“全面彻底裁军”。对于中苏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们暂时还不同他争论。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让客观事实和历史进程来教育他。毛主席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很重要的教员是反面教员，像蒋介石、像日本帝国主义、像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反面教员。用反面教员来教育他，往往比我们来跟他辩论、跟他讲道理，会起更好的效果。

会议赞同中央常委几个月来的活动，并作出结论，认为我们目前应采取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要看到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会议还决定：近期内要就国际形势，其中包括中苏关系的情况，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打招呼。

毛主席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赫鲁晓夫访美。这首打油诗是这样的：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

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

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这首打油诗是主席的警卫员1959年12月杭州会议时给田家英看，田家英转告我的，没有广为流传，当然也没有公开发表，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毛主席同赫鲁晓夫会谈后不久。

从上面中苏关系发展的过程来看，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很明显地表现出，赫鲁晓夫认为中国对他是一个威胁。开始时他想控制中国，没有得逞以后就想依靠美国来解决世界问题，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他沿着这样一条路线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党中央还是坚持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方针。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同赫鲁晓夫会谈后一致认为应当坚持这个方针。

毛主席在10月14日特别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谈话时表示，我们对赫鲁晓夫访美还是支持的，认为还是有好处的。赫鲁晓夫在美国的几次公开讲话还是比较好的。毛主席说，上个星期我们会谈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这是十个指头中间一个指头的问题。中苏之间不要因为一个小指头的分歧，影响九个指头的一致。他说，中国党还是强调中苏两国、两党要团结一致。我们不会同美国打仗，也不会去打台湾，甚至也不会登陆金门、马祖。但是必要的时候也要斗争，以斗争求得缓和。美国搞紧张是搞不下去的，国际上大的趋势还是对我们有利。

周总理11月19日在国务院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的时候，也强调我们跟苏联的关系还是要加强团结，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还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周总理说，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我们不能不进行必要的斗争。斯大林曾经说过，对帝国主义的压力一定要顶住。据米高扬说，斯大林生前有一次曾对米高扬、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人说，“我担心的是你们顶不住帝国主义的压力。”周总理说，我们现在不但对帝国主义要顶住，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不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做法也要顶住。正确的我们当然要听、要吸收；不正确的我们就要顶住，不能听从他们。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主要是中苏两国之间、中苏两党之间，意见分歧只有十个指头中间的一个指头。我们不要忘记大局，不要忘记九个指头是一致的，不要忘记以团结为重。

10月下旬，毛主席离京，到达杭州后，11月间接连开了两次小会（常委只到少数）议论国际问题（包括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讲话，赫鲁晓夫的讲话和印度政府的照会等等），作了充分酝酿。

11月1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又对中国党进行影射攻击，并且公然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必须对表”，即要求各国同苏共保持一致。

12月4日至6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包括赫鲁晓夫12月1日提出的“对表”。常委除朱、邓（因腿伤未愈）外都出席，还有陈毅、贺龙、谭政、王稼祥、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等。会前，毛主席亲自起草了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他在会上根据这个提纲讲话。毛主席讲话的要点是：

第一，帝国主义的战略目的是保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也要消灭民族独立运动。这如同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一样。帝国主义现在使用两套办法，一套办法是用战争手段，另一套办法是用和平手段。这就是一方面搞原子弹、导弹，搞军事基地，准备用战争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但是它打的也还是和平的旗帜。这点要看清楚。另外一套办法也是打着和平的旗帜，发展文化往来，甚至经济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的办法，从内部搞演变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总是这样的，能够消灭的就立即消灭，暂时不能消灭的就准备条件消灭之。这两套办法可以同时并用，也可以交替使用，根据对象不同采取不同的办法。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拉拢的对象，帝国主义尽力扩大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从内部通过和平演变来搞垮社会主义。

第二，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而上学始于斯大林。历史上我们跟苏联的分歧很多。接着主席就讲了从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共警告我们不要进行自卫战争（即解放战争），一直讲到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讲我们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还讲到12月1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我们“抢先”，提出要“对表”。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这个人也不是全部是错的。在国际上他还是要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到现在仍然支援中国的建设。在国内他搞农业、工业、七年规划，他还是要搞社会主义。他在和平过渡问题、中印关系问题、对美国看法问题上同我们的分歧还是一个指头的分歧。这个分歧是不是会扩大到几个指头，那还得看。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继续向严重恶化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性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从同赫鲁晓夫这么多次接触看，这个人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点像新闻记者，随风转，容易变。因此，我们对待他，一方面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又不要太认真了。他有时候说话是兴头上冲口而出。当然这也反映他本质的一个方面。现在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应该相信他的这种错误到头来是会被纠正的，应该有这个信心。最好是他自己来纠正，如果自己已不能纠正，那么苏联党内会有力量来纠正他。我们应该保持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

（以上是我当时的记录，但后来看到毛主席亲自写的讲话提纲，其中讲到赫鲁晓夫的可能性，除了上述两种外，还有第三、第四两种。毛主席写道：第三个可能，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第四个可能，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赫鲁晓夫如果不改正，几年后，可能是八年之后，他将完全破产。）

第三，我们的方针应该怎么样呢？我们现在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着，在一个时期不批判他们。对他们好的、正确的、先进的经验，我们要好好学。对他的行动、言论，凡是正确的、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我们就支持、拥护；否则我们就反对，但也不要马上反对，要等一个时期看，不能跟着他走。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团结为重，很难想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闹分裂，不可能，也不应该，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

第四，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其中有美帝国主义，有民族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也有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闹得特别凶的、表现特别积极的、态度特别恶劣的，就是南斯拉夫党，这是不足为怪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次反华浪潮也是好事，一来可以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二来可以激发各国人民的觉悟。应该看到，这种反华现象是因为我们坚持原则、坚持维护马列主义纯洁性、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这必然会遇到国际上各种各样反动势力的反对。对于这种必然性，我们自己要心里有数。我们应当尽快把我国的独立工业体系建设起来，尽快建设我们自己的尖端国防科学技术，应该加强党内的团结，首先是一万多高级干部的团结。

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可以说是总结了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中苏关系的变化，并确定了我党应当采取的方针。从这里还可以看到，在赫鲁晓夫访美前撕毁协议和公开分歧，访美后又跟我们吵了一架，回去后还不断不指名地攻击我们的情况下，我党中央还是采取以团结为重、硬着头皮顶着、暂不公开争论、从容观察的方针。

这次会议以后，毛主席即带领一个读书小组（由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林克组成）继续边读边议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1960年2月才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