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2日清晨，我坐车从新华社直奔南苑机场，欢送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代表团是去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典，同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我一到机场，看到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已陆续到来，都在贵宾室里休息。一架巨型的苏联飞机停在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上。南苑机场在当时是北京最大的机场。苏联大型客机图104当时在别的机场还降不下来，只能在像南苑机场这么长的跑道才能比较平稳地升降。

少奇同志、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先后来到贵宾室，作为代表团副团长的孙夫人宋庆龄也到了。

毛主席到得比较晚，他是八点半左右到飞机场的，很快就与大家话别登上飞机。

这次毛主席率领的代表团称为中国党政代表团，毛主席是团长，副团长是孙夫人宋庆龄，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和其他工作人员。后来彭德怀同志参加中国军事代表团，由他任团长，叶剑英元帅任副团长。叶剑英是11月5日到莫斯科的，比彭老总晚到三天。另外，同机去的还有郭沫若同志率领的中苏友好代表团。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也陪同毛主席去莫斯科。

这次毛主席访问苏联，与1949年访问苏联时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是建国之初，斯大林还在世。现在我们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八年，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到1957年底将提前和超额完成。由于我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经济欣欣向荣。

同时，我们党1956年召开八大，1957年整风反右，我国政治上是稳定的。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国参加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接着又参加了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威望正迅速上升。特别是因为1956年苏共“20大”时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结果引起全世界的反苏反共浪潮，接着又爆发了苏波纠纷和匈牙利事件。在这浪潮中，中国党俨然中流砥柱，从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到《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党在国际上越来越引人注目。毛主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访问苏联的。

那个时候的苏联，经过1956年西方掀起反苏反共高潮，经过苏波关系的调整和匈牙利反革命叛乱平息之后，特别是在波、匈事件中，感到中国党虽然在内部严肃地批评了他们的错误，但是在各种公开场合还是竭力维护苏联共产党的威信，支持赫鲁晓夫的。

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前几个月，苏联党内发生了所谓“反党集团”事件。“反党集团”成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在苏联反对所谓“反党集团”中间，中国党虽然认为他们的处理办法并不得当，但是在公开场合还是表示支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我们党对苏方说这是苏联内部的事情，既然你们党中央这么决定，我们没有理由反对。毛主席后来常提到，我们在那个时候总的想法是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以稳定为好。多次支持赫鲁晓夫正是出于这种照顾大局的考虑。

在这些事件过程中间，赫鲁晓夫感觉到，中国党对他还是不错的。所以，他主动提出增加对中国建设的援助项目，同时也答应了帮助中国建立一个试验性的核反应堆，还答应给中国一个小型的原子弹样品。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处在困难的时期，很需要中国帮助的情况下，我们给了他帮助。这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后来曾经多次说过：“在那个时候，我们很需要中国的声音。”毛主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去的。

毛主席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去祝贺十月革命40周年，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行动。但是，更重要的是参加后来举行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有60多个兄弟党参加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是苏共首先提出来，并邀请毛主席访苏。

毛主席访问苏联是本来早就答应过的。在1956年和1957年初，苏联方面催了好几次。毛主席一再对苏联大使说，我1949——1950年已经访问过苏联，我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访问你们国家的。虽然访问过一次，我还是要作第二次访问，但最好是在你们国家元首回访中国之后我再去。就是说，希望伏罗希洛夫能够先访问中国，作为毛主席1949年访苏的回报。毛主席说，这以后，我就可以去苏联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向中国人民交待得过去，不是老是我们的国家元首往苏联跑，而苏联国家元首不来，那样对中国老百姓就不好说。后来，伏罗希洛夫在1957年5月间访问了中国。这之后苏联再次邀请的时候，毛主席答应再去访问。

在答应再访苏联并参加兄弟党的国际会议时，毛主席对苏方表示，既然要开这样的会就要开好，首先要做充分的准备，大家预先交换意见，取得一致，然后发表一个共同文件，他希望苏联在这方面多做准备工作。

在十月革命节快到的时候，10月28日，我们党中央收到苏共中央起草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共同宣言的草稿。

毛主席原来是准备在十月革命节前夕，即11月5日或6日才动身去莫斯科的。

收到苏联起草的共同宣言的稿子以后，中央政治局10月30日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觉得苏联的草稿问题很多，我们和他们的观点有不小距离。于是政治局会议决定毛主席提前去莫斯科，到那里起草一个稿子，提交苏联讨论，并争取中苏两党在提交其他兄弟党之前有一个共同的、意见一致的草稿。于是毛主席提前在11月2日动身去莫斯科。

在政治局会上，毛主席说，我们去这么早是不是要发新闻，是不是到了莫斯科以后再发新闻，免得人家会问为什么去这么早。后来考虑推迟发表新闻也不好，有人会说这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所以决定新闻还是当天发，第二天见报。

在这次政治局会上，大家一致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一定要把这次莫斯科兄弟党国际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向帝国主义示威的大会。代表团的方针是：对苏共以保为主，以批为副，尽可能去掉他们起草的宣言草案中有害的东西。采取的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协商一致，求同存异。

这个方针是在这次政治局全体会议之前，在10月29日晚上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议定，然后提交30日召开的由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全体会议上批准的。

少奇同志在这次政治局全体会议上说，方针就这么定了。这次去是去谈判，不仅跟苏共谈判，还要跟其他许多兄弟党谈判。因此我们政治局批准这个方针之后，在谈判过程中，具体问题由代表团相机处理。会上大家都同意授权以毛主席为首的我党代表团相机行事。

代表团到了莫斯科以后，把每天的情况综合用电报发回来，让北京的中央领导同志了解会议进行的情况。

我没有跟着代表团去参加莫斯科会议，我是从代表团发回来的电报中，在政治局、书记处开会讨论的时候了解到代表团在莫斯科活动的情况的。

据代表团从莫斯科电发回来的汇报，代表团到莫斯科几天后，赫鲁晓夫正式拜会毛主席的时候，就谈到召开兄弟党莫斯科会议的问题。因为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大家都准备好稿子了，在大会上念就是了。

毛主席在庆祝大会上讲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话，得到很好的反应。但是毛主席到莫斯科去，主要是要准备一个好的各国共产党共同宣言。毛主席为首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就收到苏共方面起草的宣言的第二稿。小平同志他们看了以后，觉得这个稿子跟第一次的稿子差不多。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政治报告的有片面性的观点还保留着，照这些观点做出的共同宣言是有害的。所以毛主席对前来拜会的赫鲁晓夫说，我提早来就是为了宣言的草稿。我们要搞一个好的草稿。我们党也准备起草一个稿子，供你们考虑。

代表团从11月3日晚上起，开足马力起草，由陆定一、胡乔木和陈伯达分头执笔，小平同志主持讨论修改，毛主席最后审定。到11月5日搞出一个初稿。初稿搞出来后就交给苏共中央。

从11月6日起，中苏两党代表团各出几个人（我方由小平同志领头，苏方由苏斯洛夫领头）开始讨论苏联的第二稿和我们的初稿。我们为我们提出的稿子说明理由。双方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起草的稿子为基础，进行修改、补充。讨论的时间很长，一直到11日才完成中苏两党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随后交给各兄弟党。

开始，苏共的意见是，这个草案只交给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我们建议同时也交给西方国家和亚非拉国家的兄弟党，让他们也先看到。因为毛主席在跟英共领导人谈话的时候，问他们对苏共起草的宣言草案有什么意见。他们说没有看到。当然，英国党是一个小党，但是英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我们在同苏共讨论宣言的过程中发现，好像苏共对西方国家兄弟党中看得起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法国党，一个是意大利党，其他党在他们看起来是无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建议把中苏两党起草的宣言草案也交给所有参加会议的兄弟党，苏共后来也同意了。

从12日起各兄弟党开始协商。在协商过程中间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还没有协商好，苏共提出要开会。我们建议：一边开大会，依次发言，各自念预先准备好的稿子；一边开小会即起草委员会，讨论宣言草案，以取得一致意见。

从14日开始，先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会议，一直开到16日，才基本上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还有不少分歧，文字上也还需要修改。这时全世界60多个兄弟党的代表团都等着开会。我党代表团感到拖得太晚也不好。于是我们同苏共商量，从16日起开60多个党的大会，同时起草委员会继续工作。

60多个党的大会从16日开始，也是由各兄弟党的代表一个接一个在会上讲话，一直到11月19日才结束。大会宣言也是到11月19日大会结束的时候才最后定稿。也就是说，从11月6日开始讨论宣言的草案，一直讨论到19日晚上。参加这个大会的实际上有68个党，因为有些党处在秘密状态，或者由于国内条件比较特殊，不好在宣言上签字，也不好公开说参加了这个大会，比如美国党，所以在宣言公开发表时只列举了64个党的名称。

毛主席到达莫斯科以后，首先同苏共中央、同赫鲁晓夫会谈，商量怎样开好莫斯科兄弟党会议。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商定，中国党出三个人，苏联党出三个人。负责起草一个共同宣言草案。

从最初起草中苏两党提出的共同宣言草案，一直到19日晚上宣言最后定稿，开始是由中苏两党各三人参加的六人小组负责的，后来其他兄弟党也参加讨论，实际上成了起草委员会。

在这过程中，毛主席多次跟赫鲁晓夫接触，在开庆祝会的时候，在十月革命节游行的时候，在招待会上，在12党大会和60多个党大会期间，毛主席都跟赫鲁晓夫交换了对宣言草案的意见。这些意见也就是中苏两党起草小组在讨论过程中碰到的具体问题。

在宣言草案基本达成协议以后，毛主席跟赫鲁晓夫曾经有过一次谈话，当时在场的还有布尔加宁、米高扬、库西宁、苏斯洛夫。毛主席跟赫鲁晓夫说，这次你们能够平等相待，把会议的宣言搞好，我很高兴。过去说是兄弟党，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当时赫鲁晓夫也承认，苏共同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不够正常。毛主席说，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而是亚洲式的，带封建性的。这次莫斯科会议，你们改变过去对兄弟党那种不平等的态度，以平等相待，共同商量问题，这是好的，希望以后能够保持这种关系。

毛主席和赫鲁晓夫还谈到会不会发生战争的问题。毛主席说，估计不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不敢发动世界大战。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很强大，特别是你们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以后，美国有些恐慌，更不敢。毛主席说，我们对战争的态度，第一是反对，第二是不怕。反对是没有问题的。不怕呢，因为你怕也没有用，你越怕危险就越大，你不怕不见得战争就打起来。与其天天提心吊胆，不如索性不怕。我们还是应该争取延长和平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有20年。第二次大战结束到现在，已经过去12年，还有8年就够20年，我们应该争取这8年里面不打仗。你们是用10年的时间超过美国，应该争取10年和平，然后再争取15年，然后再争取更长的时间，总之是力争不打仗。但是，也要准备美国人发动战争，这个警惕性不能放松，不过我们的战略还是防御战略，不是进攻战略。毛主席问赫鲁晓夫，你看是不是这样？赫鲁晓夫说，是这样，赞成你的意见。

接着，毛主席又谈到，朱可夫元帅发表过一个声明，说如果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我们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朱可夫元帅还谈到，如果美国进攻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苏联就援助社会主义国家。进攻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进攻苏联，苏联要反击。毛主席说，如果是进攻社会主义国家，你们苏联要准备反击，这是对的，但是还得看那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请你们去。战略问题很值得认真考虑。我看还是不要先发制人为好，还是采取防御战略为好。我们不首先打，不首先打原子弹，如果他要打，我们就反击。这就是防御战略，不是先发制人战略。

当时赫鲁晓夫表示赞成，并且说，朱可夫的讲话没有说我们采取进攻战略，是说要准备对付敌人。你这么一提，这个问题更清楚了，不要采取进攻的战略，而要采取防御的战略。我们整个战略是防御的，敌人是侵略者，我们是保卫者。

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可以说是达成了协议。后来毛主席谈到此事时说，他当时担心赫鲁晓夫毛毛躁躁闯出乱子，所以和赫鲁晓夫讲了这么一段话。

毛主席除了同赫鲁晓夫交换意见以外，还和其他兄弟党的领导同志交换意见。最早交换意见的是同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

毛主席第一次同哥穆尔卡交换意见，是在列宁山体育馆召开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的时候，在开会前和开会后都同哥穆尔卡谈话。后来，毛主席又专程到波兰代表团驻地同哥穆尔卡交换意见。

在交谈中，哥穆尔卡提出，宣言草案他已经看到了，其中一些措词太尖锐。他所说的措词，实际上是指宣言草案中的一些观点。哥穆尔卡说，一些措词中国可以接受，在中国可以谈。苏联也可以接受，在苏联人民中间也可以谈。可是在波兰，波兰人民不能接受。他提出波兰党希望宣言草案的整个措词温和一些，不要过于刺激。

哥穆尔卡这么提出问题，主要涉及两个观点。一个就是宣言草案中多处点名谴责美帝国主义。他说，这样的措词波兰人民接受不了。因为在美国有很多波兰人，有些是波兰侨民，更多的是有美国国籍的波兰人后裔。这样的措词会增加接受我们合理意见的障碍。再一个就是不宜提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

毛主席跟哥穆尔卡说，以苏联为首是我们中国党先提的，苏联人没有提。毛主席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现在最强大的共产党是苏共，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苏联。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总得有个头。哥穆尔卡说，我本人同意，但是在波兰人民面前这么提，他们很难接受。哥穆尔卡的意思是波兰人对苏联有一种民族反感。他说，第三国际对波兰党的处理影响不好。他不赞成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更不赞成搞国际机构，像第三国际那样。他对这些反感极了，连共同出一个刊物他也不赞成。哥穆尔卡说，波兰吃这样的苦头太多了。毛主席说，我们也吃了第三国际的苦头，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第三国际对我们的帮助。

毛主席说，第一，我们不赞成成立国际机构，像情报局那样的机构也不赞成。历史证明搞国际机构是没有好处的。第二，我们赞成以苏联为首并不是苏联说了算，而是在兄弟党之间要协商一致，所有党意见一致了才能做决议，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哥穆尔卡说，这不是太民主了？主席说，就是要民主。第三，虽然有共同宣言，但是怎样来实现宣言所确定的原则，各国党完全独立自主，可以根据自己民族的特点，各国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

哥穆尔卡谈得很坦率，从谈话里面反映出他对苏共的戒备，警惕性很高。毛主席没有同意他的基本观点，但是也考虑到他的意见，对宣言草案做了一些适当的非原则性的修改。

后来，11月15日晚上，毛主席到莫斯科郊区别墅区波兰代表团住地拜访哥穆尔卡。在交换意见过程中，哥穆尔卡觉得宣言草案修改以后，对美国还是太强烈，如说美国要独霸世界，这就放松了法国和英国，也放松了西德复仇主义，而且美国也独霸不了。他不赞成“美国独霸世界”的提法。他说，宣言草案里说美国“要在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这个也不好，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复辟资本主义。说“美国是世界反动中心”，还说什么“掘墓人”这些词，都会引起人家反感，波兰人就不接受。他说，你们虽然接受了我的一些意见，做了一些妥协，但是我还是觉得波兰人接受不了。

哥穆尔卡说，他有这样的感觉，这次会上，今天的委员会中，是大家攻波兰一家。毛主席就开玩笑地跟他说，你说大家攻你一家，也可以说是波兰一家攻大家。接着，毛主席又说，现在我们跟苏共可以商量问题了，比起斯大林时期应该说是好多了。这次会上大家可以互相提意见了。我们跟苏联同志就争论了五天才拿出一个共同草案来，但这个共同草案里面还有分歧，一直争论到现在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可见是可以商量的，空气比较好，比较民主。

哥穆尔卡说，他总有这样感觉，感到压抑。他甚至说到这个程度：如果一定要少数服从多数的话，波兰党就不能在宣言上签字。毛主席说，不同的意见还是可以商量，彼此做些让步，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取得一致。我们还是协商一致解决问题，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兄弟党之间绝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

哥穆尔卡又提出，草案里面讲到兄弟党双边会谈或者多边会谈必要性的时候，说兄弟党国际会议由苏共来召集。他说，这个不行。最多只能下一次会议由苏共召集，不能以后总是由它召集。他甚至说，如果下次由它召集，也不能在这个宣言上讲。应该另搞一个内部决议，说下次由苏共召集，但是也还要强调协商一致，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在这个问题上他很不放心。毛主席请他放心，并且说，我们党历来提倡兄弟党之间应该平等、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每个党的事情由每个党自己负责。毛主席说，这次会议还是可以商量问题的。这就是彼此交换意见，互相妥协，互相让步，采取求同存异的方法。

据参加会谈的同志说，对于毛主席说的话，哥穆尔卡好像还听得进去。最后他表示，跟毛主席谈话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

后来毛主席多次谈到，跟哥穆尔卡会谈给他深刻的印象：苏共在兄弟党的关系上，习惯采取老子对儿子的恶劣态度所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哥穆尔卡这样警惕戒备是可以理解的，不能过分责备。但是哥穆尔卡有些观点不见得对，这倒是要注意的。兄弟党的关系怎么处理好很值得我们深思。过去苏联对同兄弟党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波兰党这样步步为营、高度警惕、反应强烈的情况，是很有代表性的，它生怕又重复过去那种以势压人，借所谓多数来压少数的做法。

11月8日，毛主席和英共波立特、高兰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间，毛主席主要是讲了国际形势现在发展到一个转折点，他列举了十件大事，也就是后来毛主席在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发言中讲的十件大事。

毛主席跟波立特、高兰谈话主要是征求他们对和平过渡的意见。当时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联合起草的宣言草案已经提出来了，但苏共没有发给英共，波立特和高兰都说没有看到文件。毛主席建议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可以找苏联谈。毛主席谈了我们对和平过渡问题的观点，讲要准备两手。波立特和高兰都表示赞成，不过他们强调，英国还是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下一届政府可能是英国工党上台，工党上台对和平过渡更有利。

当天，毛主席又和法国共产党多列士谈话。多列士说他也没有看到中苏两党共同起草的稿子，但是他们看到苏共的第二稿。多列士表示赞成苏共的第二稿。他认为，提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是可以的，但是他觉得通过选举来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很小，应该准备用暴力，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

在同英国党谈到宣言的时候，他们说虽然没看到宣言，但准备签字。而多列士则表示，他不赞成英国党的意见。他说，这个宣言（莫斯科宣言）最好还是执政党签字，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签字，其他国家共产党不签，连法国、意大利共产党也不签。苏联本来是想要法共和意共也签字的。

毛主席问多列士：如果要你们签字怎么样？多列士说，我们不准备签字，但是我们可以提意见。对宣言中间有关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战略路线这些问题我们要提意见，但是我们还是不签字为好。党的威信不是依靠在宣言上签字来提高的，而是依靠工作来提高的。

第二天，11月9日，毛主席又和英共波立特和高兰谈话，主要是请他们介绍英国的情况。他们介绍了英国保守党、工党的情况。当谈到他们自己党的时候，波立特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大反斯大林。他说，赫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泄露出来以后，助长了英共党内修正主义抬头，英共党员减少了好几千。毛主席说，全盘否定斯大林当然不对，但你们党减少一点党员也不坏，这样你们党更结实、更坚强了。那些动摇分子本来就是修正主义，这一下暴露出来了，隐藏在党内反而不好。

因为毛主席已跟法共多列士交换过意见，所以这次再跟英共谈的时候，毛主席就对他们说，法国党不准备签字，意大利党也不准备签字。英国党不一定非在宣言上签字不可。中国党代表团准备建议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党都不在这个宣言上签字。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12个党签字。他还说，现在波兰党还需要说服以后才能签，如果他实在不签，11个党签也可以。南斯拉夫党过去就讲过不签。在这个问题L，我们的态度是不能勉强。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时候毛主席确定的方针是，准备说服波兰党签字，万一说不服，也采取谅解的态度。对南斯拉夫党不签更应如此。

12日和16日毛主席会见印度共产党代表团，主要是听他们介绍印度的情况、尼赫鲁的情况和中印关系。

毛主席说，在亚洲，中国党和印度党负有特殊的责任，因为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我们应该经常交换意见。我们两个国家经济上落后一些，但是两国人民要求革命的情绪比较强烈，有弱点也有优点。谈到对形势的估计时，毛主席说，不要认为一定是欧洲先革命成功，然后亚洲革命成功。历史已经表明，不是欧洲发达国家先革命成功，而是欧洲不发达的国家先革命成功。苏联当时也不算是发达的国家，比起西欧来讲是落后很多，东欧也比较落后，但是这些国家先革命成功了。中国在亚洲是比较落后的国家，更不用说跟西欧、北美比了。但是中国革命也是先成功了。不要以为自己落后就自灭志气，我们中国人是不甘落后的。

毛主席8日同法共多列士谈过话以后，在次日又和杜克洛谈话。这次谈话跟同英共第二次谈话一样，主要是听杜克洛介绍法国和整个西欧的情况，问到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情况，法属非洲的情况，荷兰、比利时、共同市场、西德军国主义等情况。毛主席很愿意直接从这些党的领导人那里听到他们介绍情况。

毛主席跟杜克洛说，你过去批评过美共。原则上讲，你的批评是对的，但是不晓得效果怎么样。如果是美国共产党自己来批评自己的缺点可能会更好一点。一个党公开来批评另一个党，一般是不适宜的。法国党和意大利党之间有些矛盾，希望你们内部谈，不要公开争论。

毛主席还向杜克洛介绍了我们跟苏共的关系，介绍了历史和现在的状况。他强调过去我们也吃过共产国际的亏，斯大林也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但是我们都肯定他们对中国党的帮助，缺点错误我们自己负责，由我们自己检讨，自己总结经验教训。毛主席说，现在赫鲁晓夫对兄弟党的关系比过去好一些，相互之间可以讨论问题。现在苏共处在不稳定的时期，我们希望他们稳定，对他们还是要采取帮助和支持的态度。我们对苏共的缺点也还是批评的，并不是赫鲁晓夫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是只在内部批评。

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没有直接跟意大利党谈过，只是小平同志和陶里亚蒂交换过意见，主要是交换对宣言草案的意见。这些意见意大利党都在起草工作小组里面谈过，谈的也比较充分。

到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毛主席在18日晚上才同陶里亚蒂做了一次长谈，从晚上10点钟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两点钟，谈了四个钟头。

毛主席同陶里亚蒂谈话，主要是了解意大利党内的情况，意大利农村的情况，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以及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大主教民主党、保皇党、法西斯党等的情况，还了解了罗马教廷的情况。毛主席还同他交换了对西方国家政治家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的看法，比如他们是不是非常自信，是不是觉得万事如意，对社会主义国家、对殖民地有什么看法。谈这些情况的时候，差不多都是毛主席不断地提问题，请陶里亚蒂逐一介绍，毛主席非常用心听。

在谈到意大利革命前景的时候，陶里亚蒂说，现在意大利封建势力还不小，现在意大利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搞社会主义革命时还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要附带完成。现在意大利的农业比重还不小，但比较落后，农村里的农民是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的对象，两方面都要争取这个同盟军。意大利党正在努力加强农村的工作。在城市也是一样，也需要争取城市小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同盟军。至于将来的前景怎么样，陶里亚蒂估计，现在看起来，在没有世界震动，比方说战争的震动，要在意大利实现革命是比较困难的。

他还说，至于无产阶级专政采取什么形式，现在也很难估计。现在我们利用议会，共产党在意大利议会里面占很多席位，但是，将来世界震动到来的时候，议会是不是存在还很难估计，到那时是利用议会形式还是用别的形式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很难说。但是不管怎么样，革命一定要由共产党领导，社会党不行，社会民主党也不行，更不用说其他政党了。陶里亚蒂对意大利革命的前景的这些看法，毛主席十分重视。

毛主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有人民阵线，意大利将来可不可以有一个过渡，先成立人民阵线的政府，联合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就是社会党的左派，然后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陶里亚蒂说，这也有可能。他说，意大利资产阶级比较弱，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意大利如果没有美国驻军，那时意大利可能很快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因为战时意大利的游击队、地下斗争组织大多数都在共产党手里。后来因为有美国驻军、英国驻军，救了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命。现在意大利资产阶级也还是很弱。但是他们也不满意受美国的统治。所以将来意大利有可能先经过一个过渡阶段，第一阶段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到第二阶段才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在会议期间不可能跟每一个党都接触，他只能为了在共同宣言上取得一致意见，对意见比较多的党的领导人多接触、多协商。同时主要想了解意大利党、法国党和欧洲的情况，乘这个机会亲自听他们的介绍。其他一些兄弟党就由代表团的小平同志、尚昆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跟他们接触，但是代表团的同志们主要的工作还是在起草工作小组里。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主席除了跟兄弟党会谈，还在12党全体大会和60多个党的全体大会上作了三次发言。

第一次是毛主席和哥穆尔卡、英共、法共、印度共产党接触之后，在11月14日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大会开始时做了一次即席发言。在这个发言里，主席主要是根据他同兄弟党领导人接触的情况，着重谈了一个问题，就是以苏联为首的问题。

毛主席着重讲了为什么中国党要提出以苏联为首的道理。他说，苏联为首是中国党先提出来的，苏联同志开始没有提这个问题。中国党提出来的时候，苏共开始也不赞成。苏联同志提出过以中国、苏联为首，或者为中心。我们党不赞成，认为应该以苏联为首，并且应该写在宣言里面。毛主席申述这样做的三点理由。

毛主席说，第一个理由是，我们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头。一个党支部，一个党小组还有一个头，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党，在一起总得有一个领先的、为首的。第二个理由是，就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事务讲，需要互相协商、互相调节，也要互相合作，要协调行动就需要召集会议，也需要有一个头。第三个理由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外部还存在帝国主义阵营，他们是有头的，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如果我们没有头，就组织不起来，就没有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所以从社会主义阵营外部的情况，世界范围的情况来讲，需要有一个头。

毛主席说，所谓为首，就是他可以提议召集国际会议，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同由苏联负责召集会议的提法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既然要有头，是不是随便找一个头就行了呢？恐怕也不行。如果按国家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来排，那就是阿尔巴尼亚，是不是可以为首呢？恐怕也不能按字母来排。其他国家恐怕也很难当这个头。毛主席说，我们中国是当不了这个头的，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经验少，虽然人口上是一个大国，但是经济上是个小国。苏联发射了卫星，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只有山药蛋，为首就很困难了。而苏联共产党有40多年的经验，是经验最丰富的，也是最完全的。所谓最完全，就是说它有正确的经验，也有错误的经验，总的来讲基本的都是正确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正确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这两方面的经验对我们大家都有益处。

毛主席说，现在有一些同志觉得斯大林犯过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上犯过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印象不好。我看这个问题不妥当，因为错误已经犯过了，而且现在已经改正了，从前有害处，现在已经变了，已成为我们的鉴戒了。当然，在兄弟党关系中，苏联党犯过一些错误，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别的兄弟党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中国党也有这样的经验。中国党过去对苏共是很有意见的，因为我们党最严重一次“左”倾路线错误同苏联共产党有关，但这不应该成为苏联不能够为首的理由。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而我们现在拥有全副武装的也只有苏联，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全世界也只有一个苏联能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如果一旦有事，我们大家还是要靠苏联，这是大局。希望大家认识这个大局。其他一些小的别扭是一个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毛主席说，讲起对苏联有气，特别是对斯大林，我也有一肚子气。过去我没讲过，今天也不准备讲，只是说有气就是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从大局来看，还是应该承认苏联基本上还是对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是大的。我两次到莫斯科来，头一次是不愉快的，那个时候斯大林还在，说兄弟党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兄弟党关系是不平等的。这次到莫斯科来，我感到有点平等的空气，不知道在座的兄弟党的领导同志感觉怎么样？我们现在可以互相提不同的意见，你批评我，我批评你。如果第一次意见没采纳，还可以提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大多数同志认为不能采纳，自己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看谁对。所以中国党认为，还是有必要承认以苏联为首，承认苏联共产党作为会议的召集人，现在这样做没有坏处。

毛主席这个讲话是针对当时许多兄弟党（有些党已讲出来，有些党没有讲出来）对苏联党有戒备，怕它再以势压人，怕再出现像过去共产国际或情报局那种不好的情况。

毛主席的第二次讲话，是11月16日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当时各兄弟党对宣言经过反复讨论，虽然没有最后定稿，但基本上取得了一致。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将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宣言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很有意义。这个宣言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机会主义。将来我们去见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怎么样评价我们这个工作呢？这个宣言怎么样呢？当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马克思大发脾气，说你们搞坏了，这个宣言不好，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没有机会主义，没有违背我的学说。也许列宁也会出来评价，他会说，现在这些新的共产党领导人工作得不错，他们会工作了、成熟了。他们起草委员会经过辛勤的努力，搞出了一个这么好的宣言，既没有机会主义，也没有冒险主义。

毛主席说，我看我们这个宣言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言。我们力求和平，力求团结，没有冒险主义，也没有机会主义。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近几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从痛苦中间得来的，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它使我们开动脑筋，努力去避免再发生这样的痛苦。我们这个宣言所以搞得这么好，还因为我们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方法，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在讨论过程中问，我们既坚持了原则，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毛主席说，我们这次开会，形成了一种协商的气氛，这是过去不可能有的。这次会议没有强加于人。在同志之间采取强加于人的办法是不好的。我们用说服的办法来代替过去那种压服的办法。虽然费的时间比较多，宣言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定稿，但我们基本上达到一致了。花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办法不是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一个清谈俱乐部，我们有中心也有大家，是中心和大家的统一，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如果没有苏联共产党，那就成无政府主义了，但是如果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有一家的意见那总是不完全的。由于我们这次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所以搞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宣言。

16日以后，就召开68党大会。68党大会是从16日开到19日。毛主席在会议结束之前，18日发表了一次讲话。

毛主席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形势问题，一个是团结问题。形势问题主要是讲了国际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他用中国的一句成语，叫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形容形势。毛主席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优势。

当时赫鲁晓夫是赞成毛主席这个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的，后来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他又反对了。他说，什么东风，东风从哪里来？东风是不是从你们中国来，是不是中国的风压倒我苏联的风。他把这句成语说成这样子，令人啼笑皆非。毛主席在解释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是讲社会主义力量压倒帝国主义力量。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40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那么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当然在这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反法西斯战争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此希特勒走下坡路，苏联红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斯大林格勒这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转折点。

毛主席讲到，现在的形势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方帝国主义那么猖狂、那么神气，不大一样了，也同去年反苏浪潮中间西方给我们脸上抹黑，大反共产主义很不一样了。他说，今年的形势是，我们的天下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下是一片乌云。接着毛主席就列举十件事来论证国际形势到了一个转折点。

第一件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第二次大战胜利在望的时候，英美苏首脑1945年初在雅尔塔开会，同意将德国易北河以东作为苏联红军的进攻区，这样就使得东欧国家有可能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件大事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把蒋介石几百万大军都消灭了，美国也帮不了忙，蒋介石只好跑到台湾去了。

第三件事是朝鲜战争。我们警告美国不要打过三八线，否则中国是不会坐视的。美国不听，硬是要突破三八线，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把美国打回到三八线。最后，1953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21公里，美国只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第四件事是越南战争。以胡志明同志为首的越南党领导人民把法国人打败了。于是开了一个日内瓦会议，法国人同意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人想阻挠也没阻挠得了。

第五件事是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两个帝国主义侵略埃及，占领苏伊上运河区，引起了全世界人民反对，苏联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英法军队被迫撤退。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事件。美国计划好要打的，它的军队在黎巴嫩登陆，又遭到各国人民反对，苏联又讲了话，美国人就不敢打了。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可能将来还会出乱子。

第七件事是苏联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美国说它自己很厉害，但是它一个人造卫星也没有发射上去。苏联做了先锋。

毛主席说，从这七件事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在我们后面了，我们做得好的话，就可以一直把它抛在后面。赫鲁晓夫同志说他们在15年内可以超过美国。我们想，中国也可以订个计划，用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英国现在年产2000万吨钢。据波立特和高兰同志说，再过15年英国钢产可能达到3000万吨。那么中国再过15年也可能达到3000万吨。这样，就钢产量讲，不是讲别的，可以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另外，第八件事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一大片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九件事是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第十件事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看起来也很可能还要退出阿尔及利亚。

毛主席说，从上面这些事情看，是原来落后的国家强一些，还是西方的发达国家强一些？是印度强一些，还是英国强一些？是印尼强一些，还是荷兰强一些？是阿尔及利亚强一些，还是法国强一些？据我看，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下午6点钟的太阳，而我们是早上6点钟的太阳。

这就形成一个转折点，把西方国家抛到后面，我们占了上风，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根本的问题是，决定历史的不是由钢铁数量的多少来决定，而首先是由人心向背来决定。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曾经一支枪也没有，但是终于打倒了沙皇政府，那时候苏联共产党只有4万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24万人。

在讲到形势的时候，毛主席也谈到了纸老虎的问题、原子弹的问题。毛主席说，纸老虎是我1946年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时候说的。我说的意思是，希特勒是纸老虎，他被打倒了；沙皇也是纸老虎，中国皇帝也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都被人民打倒了。现在美帝国主义还没有倒，还有原子弹，但我看也是纸老虎。蒋介石也是个纸老虎。他说，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同敌人进行了长期的残酷斗争，在这长期的斗争中间，我们慢慢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我们在整体上要藐视它，要打倒它。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讲要打倒全世界资本主义。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有根据藐视它。但是并不是轻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一切敌人，就是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要重视它，要认真地、具体地研究如河同它斗争。这样我们一方面不至于犯右倾机会主义，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丧失斗志，没有信心；另一方面又是认真地同敌人进行具体的斗争，一仗一仗地同它打，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直到最后的完全消灭敌人，这样就不会犯“左”倾机会主义。毛主席形象地说，这好比吃饭一样，我们战略上要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一定能够吃下去。但具体来讲，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把一桌子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就要逐个解决，军事上叫做各个击破。

毛主席又说，我们说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就是不要怕原子弹。帝国主义手里有原子弹，苏联也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这个问题最初是我同尼赫鲁会谈时提出来的。尼赫鲁说，原子弹不得了，美国人讲了，原子弹一打世界就要毁灭。毛主席说，不是我们要打原子弹，是美国人要打原子弹，拿原子弹来吓唬我们，拿氢弹来吓唬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一打原子弹全世界的人就死光了呢？我当时回答尼赫鲁说，极而言之，如果打原子弹的话，美国一定要打，我们也没有办法。它要打，极而言之打死世界人口的一半，可是还有一半人口，他们还要革命，还要造反。如果帝国主义要打原子弹，最后的结果是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现在有27亿人口，死掉一半，还有13．5亿，再过若干年，人口又会增加到27亿，而且一定还会更多。

毛主席说，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思想准备，不要怕原子弹，不要怕帝国主义拿原子弹来吓唬我们。我们中国人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完仗再建设。如果我们天天都怕战争，战争来了怎么办？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又不能决定什么时候打，在什么地方打。我们怕也不管用。与其天天怕不如索性不怕。对这个问题，既要藐视它，又要认真对待它。从藐视这点讲，原子弹也是纸老虎，跟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样，我们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这没有机会主义，也没有冒险主义。

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讲话，也是根据同兄弟党的谈话有所感而发的。哥穆尔卡就很直率地说过，他不同意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所以毛主席在这里详细解释为什么说帝国主义和原子弹是纸老虎。

毛主席在18日讲话的第三个问题是团结问题。他认为，我们这次会开得很团结，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上升的朝气。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

毛主席说，这次会开得很团结，反映在我们60多个党的大会上有一股朝气，而且这次会有一个头，一致承认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蛇无头而不能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头，每个国家、每个党也有一个头，有集体的头，有个人的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闹成无政府主义了。

毛主席说，听了哥穆尔卡的讲话很高兴（哥穆尔卡17日在大会上讲话时说，应该以苏联为首，这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自然形成的），不过像波兰这样的国家，有些人在感情上还接受不了，暂时还想不通，可以换一种形式讲，比方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相信波兰同志、哥穆尔卡同志都是好人，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够使先进分子同意，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意。

毛主席说，南斯拉夫同志说他们在12党宣言上签字不方便，他们党中央讨论过这个问题，决定不在12党宣言上签字。因为斯大林组织的情报局整了南斯拉夫党，包括铁托同志，所以他们搞国内建设需要向西方世界贷款，要美援。西方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在南斯拉夫占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党不能在骂美帝国主义的宣言上签字。但是我很高兴南斯拉夫同志准备在第二个宣言上签字（按：第一个宣言是指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字、征求了60多个党的意见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第二个宣言是指有64个党签字的和平呼吁书，也叫《和平宣言》）。这就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12党的宣言上签字，使本来13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了一个，从13个变成12个。南斯拉夫同志说他们有困难，我们想不签也可以，不要强加于人。南斯拉夫同志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好了。我想，若干年后他们可能会在像第一个宣言那样宣言上签字的。

毛主席讲话后，在大会休息时间，卡德尔文走到毛主席跟前说，他对中国同志谅解他们很满意，他很感谢毛主席这番话。后来在苏共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卡德尔文又对毛主席说，铁托同志很希望能够见到毛主席，希望中南两党加强联系。

毛主席在18日讲话里讲到团结问题的时候还说，我只想讲团结的方法问题。他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这些人要采取辩证的方法，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所谓辩证的方法，就是一切事物是可以分析的。要承认人总是会犯错误的，不要因为一个人犯了一些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就讲过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我自己也曾经犯过许多错误，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教育了我。所以任何人都需要别人来支持。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做：“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这朵荷花很好，但是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需要绿叶扶持。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集体领导，单独一个诸葛亮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

毛主席说，我们这次12党的宣言不是经过好几稿吗？到现在文字上的修改还没有完结。把一个人看作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看法是不对的。所以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一个适当的态度，就是分析的态度，辩证的态度，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就是说，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要斗争，就是批判他的错误思想，肃清他的错误思想；第二要帮助，帮他改正错误。在中国，这叫做“一斗二帮”，就是从善意出发，来帮助他改正错误，斗是为着帮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毛主席说，对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像陈独秀、张国焘，那只能打倒。对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只能打倒。那是敌对分子，是敌人。对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最后也只能打倒。这是从整个战略上说的，但在策略上有时候就需要妥协。我们在朝鲜三八线不是跟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在17度线妥协了吗？所以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也要善于妥协。

毛主席说，对敌人是这样，那么对同志中间的关系呢？我们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就需要谈判，不要以为加入共产党的个个都是圣人，没有错误，互相之间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了，都铁板一块、整齐划一了，不需要谈判，不需要交换意见，不需要协商了。这些还是需要的。因为加入共产党的人，有100％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90％的、80％的、70％的、60％的，甚至有50％的、40％的，所以还是要谈判，还要帮助改正错误，用帮助的精神来谈判，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就不同于跟帝国主义的谈判，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我们这次召开12党会议不就是谈判吗？60多党的会议不也是谈判吗？实际上都是谈判，互相妥协，在不损害原则的基础上接受别人的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一些自己的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就能够使大家逐渐取得一致。

毛主席说，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方面跟他斗争，另一方面跟他团结，斗争的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是原则性，团结就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妥协，这是灵活性，两方面加在一起，叫做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我们的大会之所以取得圆满的成功，就是因为用了这种方法，团结的、协商的、谈判的方法，互相交换意见的方法，互相妥协的方法。

毛主席还说，在会议过程中，我想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要讲辩证法，要讲哲学。哲学要走出哲学家的小圈子，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有一个建议，希望各兄弟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能够谈谈怎么运用辩证法的问题。

毛主席在这个讲话中间讲到哲学问题，辩证法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苏两党共同起草宣言草案的时候，毛主席曾建议在宣言里面加上要讲辩证唯物主义，要使哲学成为人民群众的哲学，所以毛主席在18日的讲话里，又一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毛主席这三次讲话都是即席发言。第三次发言长一点，有一个简单的提纲，前两次都是即席讲话。三次讲话都是讲的比较重要的问题，都是当时大家关心的、有不同意见的一些问题，对会议的成功，圆满达成协议，起了很好的作用，反映很好。

前面谈到了兄弟党之间存在的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在起草宣言过程中间就反映在由各兄弟党代表参加的起草委员会里面。

起草委员会开始是由中苏两党的代表组成。从11月6日以后，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加上南斯拉夫党的代表都参加了。根据苏联同志的意见，也吸收法国党和意大利党的代表参加。这样，一共有15个党的代表参加起草委员会，后来，又再扩大为60多个党都有代表参加。

虽然说是有60多个党的代表参加，但是实际上有些党的代表经常不参加，他们觉得没有很大必要，也提不出很多意见，所以经常参加的也就是10多个、20多个党的代表。

南斯拉夫党的代表声明，他们参加会议是听听大家的意见，不准备在宣言上签字，后来南共主席团决定：不在这个宣言上签字。他们还说他们党早就收到苏共的宣言草案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苏共在把他们的宣言草案（第一稿）送给我们之前，已经预先同南共联盟交换过意见。南共是反对这个宣言草案的，后来南共主席团决定：不在这个宣言上签字，但也不声明反对这个宣言。这之后，苏共才向我们发出宣言草稿，就是我们在10月28日收到的苏共起草的宣言草案第一稿。

在起草宣言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发生意见分歧。为了在这些问题上使不同的意见求得一致，并具体落实到文字上，起草委员会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最后经过充分协商，才取得一致意见。

意见分歧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美帝国主义的问题。在中苏两党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主要是我党代表团起草的，后来苏共中央经讨论修改后接受的）中，不少地方讲到美帝国主义，比如有“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无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掘墓人”、‘“美帝国主义要称霸世界是不能得逞的”这样一些提法。

这些提法首先遭到波兰党的反对。波兰党的代表认为，这样说太过分，整个宣言调子太高，不仅波兰人民接受不了，而且波兰党内也会有许多人接受不了，他希望修改，不要提“美帝国主义”，不要提“掘墓人”，不要讲它“称霸世界”，不要讲它是“反动中心”，尽量避免这种太刺眼、太刺耳的提法。

南斯拉夫的代表虽然声明不参加签字，他也附和波兰党的意见，认为这种讲法太强烈。

意大利党也觉得太尖锐了不好。

至于美国党，他开始就声明不准备在宣言上签字，也不能公开宣布参加这个会议。因为根据美国麦卡锡法案，这种行为在法庭上就可能被控告犯叛国罪，如果他参加了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很容易被反动派抓住作为一个借口，宣判他们党为非法。他们虽然不赞成这种提法，但也不是太坚持，因为他们不签字，连参加会议都不愿意宣布。

根据这种情况，经过再三斟酌、反复磋商，双方作了妥协。最后把“美帝国主义”改成“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或者“美国某些侵略集团”，把“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改为“美国某些侵略集团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把“美帝国主义要称霸世界”改成“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力图依靠所谓实力地位政策统治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对“掘墓人”，把主语改换了一下，改成“这些反人民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所实行的政策使它们自取灭亡，自己造成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这样，虽然文字上做了一些修改，做了一些妥协，但是这方面的原则我们还是坚持了。结果连波兰同志也觉得可以接受。当然在我们自己的文章上，比如关于莫斯科会议的社论，我们还是讲美帝国主义。

第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主要是关于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中苏共同草案原来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危险，同时也讲到现在力量对比有利于和平势力，存在着制止帝国主义战争阴谋、使它不能得逞的机会。

这种提法，意大利党、法国党，甚至波兰党都表示不满意。他们认为现在应该是突出可以消灭战争。在讨论、协商过程中间，他们一方面批评我们对帝国主义估计不足。按照他们说我们对帝国主义估计不足这个逻辑，那就应该说战争的危险性增加了，帝国主义很强大了，可以指使一切了。但是，他们的结论又不是这样，他们说他们讲帝国主义很强大，对它要有足够的估计，是为着动员和平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应该强调战争可以避免，否则争取和平就没有信心了，动员不了人民。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前后矛盾。

我党代表再三说明，我们从来也没有说战争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今年、明年，或者后年，大后年就可能爆发，我们没有这个观点。但是我们认为，战争问题上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可能爆发，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可能制止，可能推迟。

争论的结果，双方都做了妥协。首先是强调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把“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危险”改成“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这个意见他们接受了。经过反复协商，大家才同意：一方面讲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所实行的破坏和平的侵略政策造成新战争的危险，另一方面也讲和平力量已经大大增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就是说，两种可能性都讲到了，而且还强调如果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硬要不顾一切地发动战争，那么帝国主义就注定灭亡。

这样的修改对我们来讲，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原则坚持了，没有把战争可以避免问题讲死，没有只讲可以避免这一种可能性。当然，在60多个党通过的另一个文件——即《和平宣言》中，就只强调防止战争的可能性，这个宣言提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是可以防止的，和平是可以保卫住的和巩固起来的。这个提法当然和12党的宣言不一样。因为它要照顾到大多数党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党的需要，它们要抓和平旗帜，要加强和平运动，要动员更多的人来为和平而斗争，为防止战争而斗争，作为一个策略口号提出来也是可以的。我们也就没有坚持一定要修改这个提法。

第三，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以苏联为首是我党代表团到莫斯科以后，起草一个提交中苏两党讨论的宣言草案里首先提出来的。苏共开始不同意。苏共在兄弟党的关系上，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了斯大林的坏作风，一切都得听他的，现在虽然稍有改进，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但是实际上他们仍然想充当头头，由他来一锤定音。说来也很怪，这次我们提出以苏联为首以后，他觉得太刺眼，不愿意提。个中心理是怕其他兄弟党反对，下不了台。后来，毛主席拜会赫鲁晓夫的时候向他解释说，我们所以坚持以苏联为首，是因为只有你们才能够领头，你们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了40年社会主义。我们中国当不了头的。赫鲁晓夫接着提出，是不是提以中苏为首，毛主席说，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但在为首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跟你们平起平坐，我们还差得远。如果以我们两个为首，我们是负担不起这个责任的。后来赫鲁晓夫也就同意了。但是有些兄弟党就反对，波兰反对，南斯拉夫反对，意大利也反对，还有其他党虽然没有提出反对，但心里也是不赞成，对我们的提法不表示态度。

后来我们根据毛主席在14日12党会议上发言的观点，在起草委员会中反复解释。苏共代表也再三表示：要尊重兄弟党的独立自主、平等协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在这以后，兄弟党才觉得以苏联为首也还可以。但是波兰党代表仍很担心，他特别声明说，要说清楚苏联召集会议是以协商为前提，而且只是召集会议。召集会议本身也要协商，什么时候开会要协商，讨论什么问题也要协商，会议做出的决议更要协商。波兰党明确表示这一点以后，还特别提出不能成立国际组织。苏共代表公开表示，不再成立共产国际那样的组织，像情报局那样的组织也不成立。这样大家才接受了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同时在宣言里加上了社会主义各国间的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并且规定在经济和文化合作上互助互利的内容。这样，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才得到解决。

第四，关于共同规律、共同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就提出来了。

我党代表团出发前，中央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在莫斯科会议的宣言中加上这个内容，并要代表团考虑怎么样写比较科学。所以我党代表团在向苏共提出的宣言草案里，就写了几条共同规律。后来经过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补充修改，才在宣言的第三部分确定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规律。当然这只是文字上的规定，但大家能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共同规律上求得统一认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功。

过去我们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有共同性，也有民族特点，不要因为强调民族特点而忽视共同性，也不要因为强调共同性而忽视民族特点。共同性是一般规律，怎么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千万不能忽视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虽然两方面都讲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更强调共同规律，没有更多地强调民族特点。

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好些党都说自己的党是马克思主义，要建设自己党的牌号的社会主义。波兰党认为自己有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南斯拉夫党也认为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意大利党更是这样。他们主张多中心，认为各有各的社会主义，不能强求一律。这就没有什么共同规律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会上强调共同规律，但是也提到民族特点。怎么样实现这些共同规律，就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采取具体的方针政策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两方面都讲到。

在讨论过程中间，波兰、南斯拉夫、意大利的党的代表更多的是强调民族特点。特别是意共代表，他认为欧洲各国不一定以十月革命为榜样，而应强调可以采取和平过渡的形式，通过议会取得政权。因为这件事情，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两个人还吵了起来。多列士认为还是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反对陶里亚蒂的意见。这两个党长时间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总是争论不休。

在起草委员会中，我们对两方面都照顾到了。关于民族特点方面，我们强调，如果认为要根据共同规律就是抄袭其他共产党的政策、策略，这是错误的。忽视自己民族的特点就一定会使革命事业遭到失败。同时我们也说到，不能借口民族特点来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背离共同规律。我们同时反对这两种倾向，强调各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提法，得到了大家的赞成。

第五，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在我们起草的宣言草案里，对两者都反对，既反对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

在会议过程中间，波兰党代表提出，在波兰党来讲，当前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就引起了各种不同的意见。首先意共代表反对，南斯拉夫党代表也不赞成。意大利党认为，当前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不是修正主义。

结果他的意见又引起法国党的反对。法国党认为，主要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修正主义。这两个党在过去长时期争论里面，意大利党一些同志认为法国党是教条主义，法国党一些同志认为意大利党是修正主义。

在1956年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过程中，毛主席认为，现在要注意修正主义思潮在泛滥，这是当前主要危险。但是我党代表团觉得波兰党所讲的主要反对修正主义，有他们自己的理解，虽然没有详细阐述，但从他们的发言中感到，他们好像认为苏联那一套就是修正主义。起草委员会经过多次折衷，在宣言草案里两方面都讲到了，讲到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都“必须坚决克服”，又讲要“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并且对两者都作了介绍。但意大利党还不那么满意。我们再和苏共商量，补充了“对于每一个共产党说来，哪一种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各个党自己判断”这么一句。这样意大利党也认可了。这个问题就达成协议。

第六，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有没有可能不经过暴力革命，和平地取得政权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英国共产党，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资产阶级民主比较发达的国家，特别是英国，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来这个观点在欧洲各国党内比较流行。特别是意大利党，他们认为完全可以和平过渡。这个观点后来也为苏共所接受。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报告里一个很重大的原则问题，就是认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增加，无产阶级完全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来取得政权。

我们是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的，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同他争论。因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面临着全世界的反苏反共浪潮，怎么样来维护共产主义、维护苏联的威望是当时更重要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公开评论和平过渡的问题，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是有意见的。

所以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在我们起草的宣言草案里，就强调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它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来保持它的政权，一直到使用武力。这不是我们要不要使用武力的问题，而是在面临资产阶级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要不要进行武装自卫并夺取政权的问题。我们在宣言草案里强调这个观点。这个观点苏共是不同意的，认为这是关系到苏共“20大”路线的问题。

这个问题首先在中苏两党讨论共同起草宣言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后来各兄弟党参加讨论时也发生了争论。

英共、法共、意共和波兰党都赞成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讲的和平过渡的观点。

当参加起草委员会的我党代表把这一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认为，既然起草委员会发生这么大争论，苏联又这么紧张，可以更多地听听西方国家兄弟党的意见。于是他亲自同英国党、意大利党、法国党交换意见。

毛主席分别问他们，现在的革命形势怎么样？他们普遍认为，现在没有革命形势，如果没有大的震动，比方说世界大战，要爆发革命是不可能的。现在处于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所以要充分利用议会。毛主席说，有没有可能在最后大震动到来的时候，可以通过议会夺取政权？英国党说，这个事情没有把握。法国党也说没有把握。意大利党说，到大震动来的时候，议会是否存在还是个问题。

经过一系列交换意见之后，毛主席认为，应当提出两种可能性。从理论上、原则上讲，不通过暴力革命是不能夺取政权的，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一定会使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理论原则问题。这是战略问题。但是，在和平时期，为着争取群众、动员群众，可以提出一个策略口号，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愿望。我们并不是拒绝、反对和平过渡，也是希望能够和平过渡。同时应当强调，究竟是和平过渡还是非和平过渡，与其说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决定于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放弃政权的。当然，如果它们使用武力的话，我们只能也使用武力进行自卫，进而夺取政权。

后来我们代表团跟这些国家的党商量的时候，问他们这个观点怎么样，他们说这样可以，但是形成文字的时候，就表达得不那么明确，比较含糊，把两种可能性平列了。我党代表团主张把这个问题搞得更明确一些，但是苏联党竭力反对，要求我们照顾苏共“20大”通过的决议，说那是他们党的路线，不能变动。

最后，毛主席认为再讨论下去只能拖延时间，可以作适当的妥协。他在同赫鲁晓夫一起吃饭时明白告诉赫鲁晓夫说，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的意见都说了，你们坚持不能接受。现在宣言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写法不必再修改，但是我们保留意见，我们写一个备忘录给你们，把我们的意见说清楚，这样在会上就可以通过宣言。赫鲁晓夫很高兴表示同意。后来我们把意见写成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交给苏共，没有在会上宣布。一直到后来公开论战的时候，我们才公布了这个关于和平过渡的备忘录。

第七，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问题。毛主席在会议期间，同赫鲁晓夫和其他兄弟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在交换意见过程中感到有些同志的思想方法有形而上学的毛病，辩证法比较少，认为辩证唯物论问题值得各兄弟党重视。所以毛主席在一次跟赫鲁晓夫谈话时，就讲到辩证唯物论的重要，而且建议各兄弟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开会的时候，讨论一下辩证唯物论问题，要使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然后到一般于部，一直到人民群众，能够自觉地掌握这个思想武器。毛主席这么讲了以后，就要代表团起草一段文字，加到宣言草案里去。

在起草委员会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是苏共的苏斯洛夫，他以理论家自居，说这是课堂里讲课的问题，放在政治宣言中恐怕不合适。后来我们再三指出，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普遍注意，因为现在讲唯心论、形而上学多了，讲辩证法、唯物论的少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有必要强调大家重视这个问题。苏共也只好同意了。因为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增加这一段。这就是后来在宣言第三章讲到共同规律和民族特点之后，专门加了一段，即“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

后来毛主席在18日全体会议上又专门讲到辩证唯物论的问题，强调辩证唯物论的重要意义，而且还讲到希望各兄弟党中央能经常讨论讨论辩证法。

第八，关于宣言里是否肯定苏共“20大”，肯定中国党、法国党、意大利党和其他党最近召开的代表大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党代表团最初起草的宣言草案里是没有的，后来苏共一定要加进肯定苏共“20大”，而且还要把中国党、法国党、意大利党也加进去。我们表示，中国党的代表大会不需要在宣言上讲，可以不加。我们认为各个党的代表大会是各个党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国际会议来批准。要不然以后开国际会议都要来审查各个党代表大会的路线，那怎么得了，不又是搞共产国际了吗？所以我们不赞成。

这个问题苏共一直坚持，说要提苏共“20大”，也要提中国党、法国党、意大利党和其他党的代表大会。苏共这么提的意图，实际上是要兄弟党国际会议肯定苏共“20大”的路线，确认苏共“20大”的国际意义，说它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后来，他们在起草委员会上又再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一直不同意，理由是中国党、法国党、意大利党及其他兄弟党的决议大家都没有研究，也无需在国际会议上加以肯定。

这个问题一直扯到最后。毛主席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在跟赫鲁晓夫会谈时说，既然你们一直坚持要写，感到确实需要，那么我们可以照顾你们。现在大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妥协，照顾照顾你们。赫鲁晓夫听后非常高兴，他说，既然写了我们苏共，也要写中共，也要写法共、意共。毛主席只同意写苏共。后来在起草委员会上我们代表团表示，中国党对这一段文字是有不同意见的，既然许多同志都表示同意，我们就不坚持了。

中国代表团在会议过程中，按照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既要坚持原则，也要做必要的妥协，具体问题由代表团相机处理的方针，在起草委员会里进行了必要的斗争，也做了一些让步，采取比较灵活的方法。

由于代表团贯彻了中央的正确方针，最后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订了一个宣言，即《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也叫《莫斯科宣言》。

这次会议还签订了另外一个文件，就是《和平宣言》，是由64个党签字的。对这个宣言，我党代表团没有花很大气力，因为这个宣言主要是由法共、意共领头起草的。由于它要尽可能地包含各方面的意见，尽可能使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党不感到困难，所以好些地方是无头公案。比如，只讲帝国主义，哪个帝国主义也不言明。宣言中有些话是和平运动的语言，是说给那些主张维护和平但并不赞成革命的各种不同阶层人士听的，主要是为了团结他们。全篇没有一个地方提美帝国主义，只有“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强调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战争是可以防止的，和平是可以保卫住和巩固起来的等等。对这个宣言，我们没有提多少意见。

总的来说，整个莫斯科兄弟党国际会议是成功的。大家就整个国际形势，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对保卫和平问题，特别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及对兄弟党相互关系中应该遵守的原则，都取得了一致意见。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次会议能在这么大范围内，就这么多重大问题达成这样广泛的一致意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而且这些一致意见，是根据兄弟党完全平等、民主协商的原则，采取在兄弟党之间充分协商、不强加于人、互相尊重、互相谅解、互相让步、求同存异的方法取得的，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少有的好现象。这就使得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毛主席在总结这次会议的时候，认为这次会议的成功，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成功，是集中和民主相结合的成功。

对这次莫斯科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各兄弟党普遍感到满意。不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感到满意，而且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也感到满意，特别是对经过充分协商达成一致协议这一点感到非常满意。在协商中各种意见都可以提，凡是好的意见都吸收了，不能吸收的也说明了理由。这一点大家反映很好。

苏联共产党是感到满意的，因为他们的一些观点，虽然被删改不少，但大部分都包括在宣言里面了。特别是在宣言的最后，肯定了苏共“20大”的意义。对这一点赫鲁晓夫喜形于色，认为是对他们的帮助。这是赫鲁晓夫在11月19日晚上举行告别宴会的时候跟中国代表团讲的。他在告别宴会上也做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讲话。在宴会过程中，赫鲁晓夫跟毛主席说，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在这种时候很需要听到中国党的声音，很需要中国党的支持。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哥穆尔卡。他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离开莫斯科之前，率领波兰代表团成员，一起到中国代表团住地——克里姆林宫（所有兄弟党领导人中，只有毛主席住在克里姆林宫，其他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区）向毛主席辞行（别的代表团都没有专门来辞行），毛主席又一次同他长谈。开始的时候，哥穆尔卡对几个问题还不大放心，一个是召集会议的问题。哥穆尔卡问下次会议什么时候开，毛主席说，一般情况是两年开一次，三年开一次也可以，如果有要紧的事一年开几次也可以。哥穆尔卡说，会议不能开得太长，而且开会要有准备。毛主席说，开会不开会首先要通过协商。开什么会，多大范围的会，也要通过协商。有事就开，没有事就不开。开会的时候事先要有个题目，要有一个文件，预先准备好，发给参加会议的各个党。文件要尽早同各国党商量，而不是像这次会议这样，到10月28日我们才收到文件，可是南斯拉夫党在10月18日就收到文件了。苏共不和我们商量，先跟南斯拉夫党商量，这就耽误了时间，而且南斯拉夫党早就否定了这个文件，声明不签字，可见还是要大家商量好。我们这次会议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大家一起来搞文件，大家一起商量，创立了协商一致的原则。

哥穆尔卡担心的第二个问题是共同刊物问题。哥穆尔卡认为，看来赫鲁晓夫还是坚持要办一个国际刊物，不过他说谁愿意参加就参加，不愿参加就不参加。毛主席说，刊物不容易办好，既然要办就要把它办好。谁参加谁不参加由各个党自己决定。不要搞联络局，也不要搞联络局刊物，更不要成立像第三国际、情报局那样的固定组织。毛主席问哥穆尔卡，你感到这次会议苏联共产党是不是有一些进步？哥穆尔卡回答说，是有些进步，我跟波兰的留苏学生也这样讲了，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有改进。毛主席表示很赞成哥穆尔卡这个态度。

最后，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跟哥穆尔卡讲了一大段话。毛主席说，我还想提点意见供波兰同志们参考。毛主席先从中国党怎样经历种种曲折的斗争才慢慢地比较正确讲起。他说，我们中国党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才教会我们党怎么样来正确对待战略、策略问题，怎么样才能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自己国家的实际结合起来。他说，只有成功的经验还不行，还要有失败的经验。没有失败的经验就不能比较，而且最好既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才可以比较，才会在人们的脑子里引起震动，才能够找到既不“左”又不右的正确路线。毛主席问哥穆尔卡：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哥穆尔卡说，完全赞成。我们党本身也有这个感觉。

接着毛主席又谈到，对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不要一棍子把他打死，使他感觉到没有出路，把事情做绝。一方面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严格批判，肃清他的错误影响，这一点绝不能妥协。但是另一方面，在做组织处理的时候，可以采取宽大的方针，这个宽大并不是要他做总书记，而是给他政治上出路。因为这些错误，特别是路线错误，它的影响是有相当范围和相当长时期的，要改正过来并不容易。所以对犯错误的人，只要他表示服从中央的路线，拥护党中央，那么我们不仅要把他当做同志，而且要当做兄弟，这样他就会感觉到有出路。哥穆尔卡说，他也赞成这个意见。

毛主席还谈到，我们中国党的领导核心，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到现在（1957年），是经过很艰难的过程才建立起来的，又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巩固的。毛主席诚恳地对哥穆尔卡说，我是不是可以坦率地跟你们说，劝你们要看到你们领导中央只有一年，现在还不稳固。你哥穆尔卡，你们中央这个朝廷，要经过至少10年，才能够建立起比较稳固的基础。我劝你在这一点要自觉，切不可以认为已经是稳固了。根据中国的经验，领导核心是要经过长时期才能稳固的。毛主席说，今年米高扬到中国来谈苏共“反党集团”的时候，我就跟米高扬说过，我说你们要谨慎小心，就是说不要粗心大意，以为一切都好了。有很多事情是料想不到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总会有一些预料不到的事情会出现的。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就等于把自己摆在一个危险的地位。

毛主席跟哥穆尔卡说，我向你讲这些话可能不对，不礼貌，搬了中国的经验。但是我是由衷地想把这些当作礼物送给你们的。也可能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毛泽东真是岂有此理。

哥穆尔卡说，首先我感到你的经验很丰富。我们现在采取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和你说的是一样的。

毛主席说，我是希望你们的朝廷一年比一年巩固，不希望你们朝廷毁灭。我是真心诚意说这些话的。哥穆尔卡表示，我们对你这一切好意都完全接受。他说，要真正判断我们政策是否正确，还得有一个长的时间。毛主席说，是的，是这样的。看一个人也好，看一个党也好，是好是坏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观察。自己要观察自己，人家也要观察你，党内有人要观察，党外也有人要观察。一个党也是很容易被人误会的。

接着，毛主席就讲到他1949年到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时的情况。他说，我第一次到莫斯科来，斯大林是不高兴的。本来我们到莫斯科来，并不完全是为了祝寿，还希望中苏两国订个条约。但是祝寿完了以后，斯大林就把这个事搁起来，不想跟我们订条约。有一次我生气了，就直接给斯大林挂电话，在电话里我说，我到这里来不完全是给你祝寿的，也希望我们订一个条约。现在我没事情做，你看怎么办？这时斯大林火了，他把电话挂了。

毛主席说，后来我又一次去电话，那边说斯大林不在家，你有事情可以找米高扬。这个时候我也火了，我就抓住苏共联络部派来跟我联络的同志（其中有一位过去在中国当过总顾问，现在是苏联铁道部长）大发脾气，狠狠骂了他一顿。他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兴趣。我这次不是专门来替斯大林祝寿的，还得做点工作。既然现在没有工作可做，那么我的任务就有三个：第一个任务是吃饭，第二个任务是拉屎，第三个任务是睡觉。我拍着桌子狠狠批评了他们一顿，目的就是要他告诉斯大林。

毛主席接着说，后来斯大林也大发脾气，把我们代表团和他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会，狠狠批评我们一顿。会上有三个人放炮，一个是莫洛托夫，一个是贝利亚，一个是斯大林。总的意思是说，中国有民族共产主义，毛泽东如果不是一个铁托的话，至少是半个铁托。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么批评我们的。我当时就在鼻子里发笑，一点也不申辩。什么中共是民族共产主义，什么半个铁托，等等，我都不申辩。我只说一句话。我说：同志们，你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他们也无可奈何，也不能把我关起来。后来他们想一想，还是签个条约好，因为不签条约我就不走。他们知道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

毛主席说，后来周总理来了，就跟莫洛托夫专门谈订条约的问题，最后总算是把条约谈妥了。我们也做了让步，同意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中长路，在新疆开了三个中苏合营公司，把旅大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他们可以驻军。斯大林还特别关照，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这些我们当时都忍下来，当时也没办法改变。所以从1949年至1953年都按苏方要求办了。到什么时候他们才想改变呢？什么时候斯大林觉得我不是半个铁托呢？那是朝鲜战争。原来他们说我是亲美派，我们抗美援朝了，哪有亲美派同美国打仗呢！毛主席说，1950年初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我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答谢苏联的招待。当时我们请了斯大林，别人以为他不会来的。结果他还是来了。他说他那天夜里没睡好觉。在招待会上我先致词感谢苏联，斯大林也起来祝酒，说的都是好话，说中国如何如何好。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他也按照我们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

毛主席说，跟斯大林这样的人要斗，你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斗的结果，经过几个礼拜，他想了一想，先是不赞成订条约，后来觉得还可以。当然也要讲公道话，斯大林还有好的一面。抗美援朝一来，他就说我们是真正共产主义者了，不是民族共产主义了，不是半个铁托了。

所以对于国与国之间的一些分歧，兄弟党之间的一些分歧，需要时间，需要等待，要准备挨骂。

哥穆尔卡说，毛泽东同志呀，你总说你主观，但从你说的话来看，并没有什么主观主义。哥穆尔卡很欣赏主席这番话。

毛主席说，今天谈得很好。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互相之间都需要支持。赫鲁晓夫也需要我们支持。哥穆尔卡说，我们波兰特别需要你们支持。毛主席说，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是为辅，但还是要支持的。我们是互相依靠，不是互相依赖。

可以说，毛主席和哥穆尔卡的这次谈话很有代表性。

哥穆尔卡原先对会议的宣言草案意见很多，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也感到满意。他虽然对苏联有意见，但是觉得苏联还是有进步。当然他的疑虑也不是完全去掉了，他还是有点怕，怕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但是，总的来看，他是比较满意的。毛主席讲的这番话，他都听进去了，感到中国党对他们的确是真心诚意的。像这样一个党，特别是哥穆尔卡本人态度的转变，的确反映了这次莫斯科会议开得很成功。毛主席跟他谈话开诚布公，是真正同志式的谈话。最后告别的时候，双方都非常激动。两个代表团同志们都逐个热烈拥抱，场面非常感人。这件事情十分典型地说明这次莫斯科会议的成功。

11月20日晚，毛主席启程回国。苏联政治局全体成员都到飞机场送行。在去机场途中，毛主席跟赫鲁晓夫同坐一辆车，在车上毛主席跟赫鲁晓夫说，这次会议开得好，开会的方法也好。你们愿意跟大家商量，这一点我们很高兴。我们两家达成一致的意见，中国代表团是满意的，相信你们也是满意的。赫鲁晓夫表示非常高兴。

毛主席最后说，现在宣言是达成协议了。以后是执行的问题。各个党根据宣言中肯定的原则，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去执行，可以有这种政策或那种政策，这种方针或那种方针。在执行中会有不同的意见，如果发现有不同意见，我们希望还是内部谈清楚，不要采取公开批评的办法。毛主席告诉赫鲁晓夫，他在昨天跟哥穆尔卡谈话时讲到，不要在共同办的刊物上展开兄弟党之间的争论，不要一个党发表文章批评另一个党。在各个党自己办的刊物上，也不要公开批评别的党。两个党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内部协商，内部解决问题。

毛主席说，历史证明，一个党公开批评另外一个党效果都不好。他说，这个问题跟多列士谈过，跟杜克洛也谈过，跟意大利党也谈过，跟英国党也谈过。他们都觉得，公开批评别的党的办法不好，即使意见正确，别的党也不容易接受。所以希望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达成协议，不要公开我们内部的分歧，不要在刊物上公开批评另外一个党。赫鲁晓夫当时也表示同意。毛主席说，这个问题我是答应了哥穆尔卡的。在最后临别之前，给你提这么一个建议，刊物办起来以后，不要成为互相争论的刊物。赫鲁晓夫说，完全赞成，完全赞成。

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11月21日早上回到北京，也是在南苑机场降落的。前去迎接的中央同志都非常高兴。

休息了一天以后，第二天晚上，在毛主席家里开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在会上谈了这次代表团到莫斯科开会的总的感受。毛主席说，总的来讲，这次会议是成功的，12党宣言是好的，大家都比较满意。我们在莫斯科实际上工作了18天，连头带尾一共20天，工作相当紧张。这次会议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是民主和集中的结合。采取的方法是协商一致的方法。这个方法证明是成功的。看来苏联同志、赫鲁晓夫是比较满意的，这次态度也比较好，愿意听大家的意见。波兰党最后也满意。南斯拉大党虽然没有参加12党的宣言，他参加了68党的《和平宣言》，公开发表时是64个党。卡德尔文说他将来也一定会参加12党宣言。我说可以等15年。他说用不着等15年。总之，莫斯科宣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言，一不是机会主义，二不是冒险主义。我们是对得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他们不会开除我们党籍的，会说这是一件好事情。

毛主席还说，宣言中间有关哲学一段是我们有意加进去的。因为我们跟他们接触、谈话，包括苏联党在内，包括赫鲁晓夫在内，感到他们的思想方法有点不那么对头，里面有不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所以我就讲辩证法。宣言上加了一段，我在会上也讲了。但是，别人是不是听进去了还得看，是不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还得看。我们大部分意见都讲了，但是有些意见也没有完全讲，我们还留一手，不要一次把所有问题统统讲开。

毛主席说，本来关于苏共“20大”我们跟苏共的意见分歧，除了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外，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关于斯大林问题，我们在1956年两篇文章里全面讲了；后来苏共中央做了一个决议，也基本上纠正赫鲁晓夫的片面性。而且赫鲁晓夫自己也讲，如果讲斯大林主义分子，他就是斯大林主义分子。他在个别场合、个别谈话中间也讲过这个话。和平过渡问题过去没有讲，这次讲了，而且把我们的意见系统地讲了，写了个备忘录。宣言也根据我们的意见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虽然文字上的表达跟我们还有差距，但是可以接受。对苏共目前也只能要求他们达到这么一个地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次也基本上是两面都讲，战争一手、和平一手，战争的可能性、和平的可能性也讲了。这次讲的基本上他们也接受了。

毛主席说，但是还有两个问题这次会上我们没有讲，一个是和平共处的问题。赫鲁晓夫在“20大”报告里面，认为和平共处是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是对的。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当然是根据五项原则办事，这是不错的。这是中国和印度首先提倡的，后来万隆会议也肯定了，并发展为十项原则。现在国际上一般都公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否做得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首先就做不到，尼赫鲁是不是完全照这样做也还要看。我们是坚决照这么做的。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这个问题在莫斯科会议上没有和苏联展开来争论，只是在宣言的文字修改上我们提了一些意见，经过一些修改，觉得还可以，就没有再展开来争论。

毛主席说，再一个问题是对社会党的问题。我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很有意见。我们觉得他们对欧洲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分析，离开了阶级分析，是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我们来不及跟其他兄弟党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所以没有展开来讨论。不过这也好，问题不可以一次讲完，还可以留一些，以后再慢慢讲。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再讲。

小平同志比较详细地讲了会议上对一些具体问题的争论和主要斗争情况。小平同志讲到，我们对苏共“20大”还是采取照顾的办法，还是写到12党宣言里。我们照顾他们这一点，就取得赫鲁晓夫在其他问题上的让步。比如在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等问题上，他们做了一些让步，只是还没有完全表达我们的意见，但现在也只能争取到这个程度。我们争取到赫鲁晓夫支持我们党原来起草的宣言草案的意见，说服其他兄弟党。虽然我们做了让步，对苏共“20大”做了肯定的提法，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加以改正，尽量争取措词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最后争取到这样好的结果。总的来讲，这样做法是对的。我们所以采取这样态度，是因为原来在北京的政治局会议上，原则同意对赫鲁晓夫还是表示支持，所以在宣言上才对苏共“20大”做了那样的表述。

小平同志说，在宣言上写到“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讲赫鲁晓夫的那个秘密报告，而是讲大会决议。《宣言》中说，“不但对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这是肯定的；“而且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这个评价比较高，但也可以做各种解释。苏共“20大”以后，一方面带来一个反共高潮，另一方面又使各国共产党不得不独立思考问题，增强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问题的决心和信心。因为后面还有一个短句，即“促进了它（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把它扣死了，把它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发展”这个短句上。当然，苏共“20大”最好是能完全去掉，但在目前条件下是做不到的。我们做了这么一个让步，又做了这么一个限制，就取得了苏共支持我们对苏共“20大”在其他问题上的观点的修改。这还是值得的，还是既坚持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小平同志说，鉴于许多党害怕苏共强加于人，搞大国沙文主义、大党主义这种情绪，我们在肯定了“以苏联为首”之后，对苏联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和为首的职权范围是加以限制的。小平同志解释说，对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我们是采取这样的措词，说“在必要的时候，除了举行双边会谈交换意见以外，还应该举行更广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以便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协议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的而进行共同的斗争”。这里讲到可以开这样的会，“交流经验，彼此了解观点和立场”，也就是可以互相交换意见，不是一家说了算。“协议”就是由协商达成决议，而不是一家做决定。这样一个提法可以使苏共没有理由来操纵会议，它不能不跟大家商量就召集会议。在12党开会的时候，达成一个不公开的协议，明白指定由苏共来召集会议。怎样召集，讨论什么，怎样协商，公开的宣言中都规定了。毛主席还明确跟赫鲁晓夫讲，什么时候召集会议，会议的内容是什么，都要预先通知，预先做准备，如果要形成什么文件，事先要有草案，并且提交给参加会议的所有的党，经过协商做出决定。这些都给赫鲁晓夫讲清楚了。小平同志说，这样没有坏处，如果他不照这样做，那我们就可以加以反对。这样也可以解除波兰党、南斯拉夫党、意大利党和其他党的顾虑。看起来，结果还是好的。

毛主席和小平同志扼要介绍情况后，政治局常委会就批准了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活动。

到1958年5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时才正式通过决议，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赞成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两个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