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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冷西:《十年论战》第一章 苏共“20大”的震动
送交者:  2015年05月13日01:20:49 于 [世界游戏论坛] 发送悄悄话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一章 苏共“20大”的震动

第一章 苏共“20大”的震动


第一节 “破题”


1956年3月17日晚,我按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到中南海的颐年堂参加毛主席召开的中央会议。

整个颐年堂由一个大厅和东西两个小厅构成,均以紫藤木雕刻装饰。大厅有100平方米左右,中间摆着一张大长桌,铺上深绿色的呢绒。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会议通常在这里召开。

西边是一个小厅,由12张沙发围成一圈,通常是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地方(党的八大以前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八大时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党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书记处人数较少。党的七大选出的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1950年10月去世)五人组成,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45年8月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前夕,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时又补选陈云为书记)。书记处开会时,也有一些政治局委员列席,如邓小平、陈毅等,一般都在12人以内。七大选出的政治局成员有13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除任弼时1950年10月去世外,1954年高岗也去世。1955年七届五中全会补选林彪、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开会时人数较多,加上列席的有关部门负责人,通常有20余人,因此就在中间的大厅开会。

东边小厅一般是毛主席请客人吃便饭的地方,摆着餐桌。如毛主席便宴斯诺、斯特朗等美国客人时,我作陪,都在那里。通过一个过道往东走,便是毛主席住所四合院(原称菊香书屋)。

这次开的书记处会议,除毛、刘、周、朱、陈、彭真外,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都列席了。还有杨尚昆、胡乔木和我。邓小平在两年前(1954年)从西南局上调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4年4月,中央决定撤销所有中央局,这是高岗、饶漱石事件后中央采取的重大组织措施。毛主席早在撤销各中央局之前,就先后把各中央局的原第一书记上调中央工作,除邓小平任中央秘书长外,东北局的高岗任中央计划委员会主任,华东局的饶漱石调任中央组织部长,西北局的习仲勋调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南局的邓子恢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华北局的李雪峰调任中央工业部长。这样的措施,当时海外舆论类比如汉代的削诸侯和唐代的罢藩镇,其实质是加强中央集权。

我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在3月15日,是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告诉我的。他说,毛主席要求把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1956年2月14日至25日举行)的秘密报告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以便中央开会讨论。当时我以为要开政治局会议。我第二天接到毛主席秘书通知我到颐年堂参加书记处会议时,又以为会议缩小了。这都同我第一次参加毛主席召集的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会议有关。我当时还不了解毛主席处理重大事件的习惯。后来才知道,他处理重大事件时通常都是先开小会,再开大会。在政治局会议之前,先开书记处会议,酝酿一下意见,再拿到政治局会议去充分讨论。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秘密报告,在苏共“20大”不久,就断断续续地在西方报刊上透露出来。我党曾派出朱德同志为团长、邓小平同志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苏共“20大”。朱老总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词。从大会开幕到闭幕,我党代表团都没有听到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报告。只是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的人才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向我党代表团通报,只口译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但是,半个月后,《纽约时报》在3月10日详细发表了秘密报告。新华社收到《纽约时报》后马上组织人连夜翻译,校对好一部分就先印一部分,先送中央领导同志,全篇译校完毕再重印成本,再送中央领导同志。毛主席是在新华社把译文全部印出后才决定召集中央会议的。

当我来到颐年堂时,杨尚昆和胡乔木先我到达,接着少奇同志、周总理、朱老总、陈云同志以及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也来了。此外还来了张闻天和王稼祥同志。张闻天同志当时是协助周总理主持外交部工作的,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曾是新中国第二任驻苏大使,青年时代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并当教授,俄文、英文都很好。王稼祥同志当时是中央联络部长,主管同兄弟党的关系,他是新中国第一任驻苏大使,青年时代也留学莫斯科,俄文很好。

大约8点钟,毛主席到了。他坐下来就问我: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否都印发给大家了,我说:都发了。所有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及外交部、中联部、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都发了。毛主席接着问,报告是根据《纽约时报》发表的吗?我说是根据这家报纸发表的英文稿译出的。(后来才知道,《纽约时报》的英文稿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从华沙获得的俄文译出的。)毛主席说,苏共搞得那么神秘,“20大”时只派人给我们口译一遍就走,而西方却得到了文本。这时小平同志补充说,我党代表团参加苏共“20大”,大会在25日闭幕。我们在会议期间没有听到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下午,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拿着报告到代表团住处,说受苏共中央委托,有重要文件给中共代表团通报。当时代表团商量,朱总司令年纪大,由我听通报。实际上不是什么通报,而是由翻译念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们的翻译边看边口译,念完苏方就拿走,只念了一遍。当时感觉报告很乱,无条理,就听到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杀人、靠地球仪指挥战争、对战争毫无准备等等,还讲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其他政策性的错误无甚印象。当时我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随后我们就根据记得的电报中央了。

接着,大家议论纷纷,一致认为赫鲁晓夫是搞突然袭击,把斯大林骂得一塌糊涂,使各国党很被动。毛主席说,关于苏共“20大”,我们发了两篇社论,一篇是大会开始时根据赫鲁晓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批判斯大林。虽然对他们的报告我们是有意见的.但也不能因此就不支持。所以我们第一篇社论只谈了和平竞赛和和平共处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意见。苏共“20大”闭幕后,第二天接到代表团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知道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但不了解详细情况,不好表示什么意见。所以,我们当时的方针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在第二篇社论中,只讲了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最后笼统地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

毛主席接着说,过去认为赫鲁晓大这个人不死板,较灵活。1954年,我国国庆五周年,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那次接触中感到此人比较灵活。那次谈判结果,他给了我们一些东西。如将旅顺口和新疆的几个中苏合营公司还给我们,帮助我们修建兰州、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的铁路,给我们贷款五亿卢布,帮助我们兴建15个项目,连同过去斯大林答应的141个项目,共156个项目,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骨干工程。不过,现在看来,此人有点实用主义。他上台后需要我们支持,所以把中苏关系搞得好一点,把斯大林的沙文主义的某些做法收敛了一些。

小平同志谈到,此次在莫斯科参加苏共“20大”时,苏方没有同我们单独会见,而是在同各国代表团礼节性会见时,对朱老总祝词中支持他们,对我们发表的社论,说了一些好话。但是,看来苏共的大国主义基本上没有改。作秘密报告,事前不打招呼,事后念一遍就完。王稼祥、张闻天同志也强调指出,苏联党的大国沙文主义恐怕不易改。从彼得大帝开始,大国主义传统在俄罗斯人头脑中影响很深。他们两人因在苏联多年,谈了苏共搞大国沙文主义的一些事例。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一下,特别是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所造成的影响。大家刚拿到材料,可能没有来得及看完。我也刚开始看。希望大家仔细地看一看。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总之,它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想一想我们如何对待这事,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样,17日晚上的会议就结束了。可以说,这次会议只作了“破题”,即毛主席的两点意见,讨论还没有展开。


第二节 评论赫鲁晓夫报告


过了两天,3月19日下午,我再到颐年堂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把上次书记处扩大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13位政治局委员外。还有王稼祥、胡乔木、陈伯达、杨尚昆、胡绳、邓拓等人参加。大家都在正厅围着那张大长桌坐下。我到颐年堂后不久,毛主席进来了。看来毛主席刚起床不久,因为不一会儿勤务员给他送来用茶杯盛的稀粥。他一边喝粥,一边主持会议。通常,毛主席晚上睡得都很晚,有时天亮时才睡。很多会议都是在下午开,毛主席边开会边吃早饭。

毛主席边喝粥边说,请大家议论议论。有什么意见,可以讲一讲。他说:我从头到尾看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过很吃力,总的感觉是很乱,不知你们觉得怎样?

接着,大家议论纷纷,王稼祥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张闻天、少奇、周总理都讲了活、好多人也在中间插话。

王稼祥认为,报告给他印象较乱。格调不高,近乎谩骂,没有讲多少道理。究竟斯大林错在哪里,说是个人崇拜、破坏法制。个人崇拜是结果还是原因,搞不清楚。讲到斯大林的政策错误,肃反的错误,对战争准备不够以及战争初期瞎指挥,农业问题的错误,南斯拉夫问题的错误等,就是这么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没有讲出系统的、有分析的道理来。看起来这个报告写得很仓促。

小平同志说:“20大”闭幕大会是2月25日下午。很可能是正式会议闭幕后在晚上举行秘密会议,开得很仓促。在“20大”会议上,只有米高扬几个人一般地谈到个人崇拜,其他人没有涉及。但秘密报告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如报告开头也讲到列宁是怎样讲的。报告主要是从斯大林个人性格方向讲的,但个人性格不能说明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在这么长的时期内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稼祥同志说,苏联不仅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是在国际共运一系列问题上,在对中国党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我党历史上的错误,如立三路线,与斯大林有关。特别是王明路线的错误达三四年之久,直接与斯大林有关,与共产国际有关。共产国际有过积极的作用,但后来抑制各国党的积极性,对各国党瞎指挥,有教条主义的错误,危害很大。(王稼祥同志过去在王明“左”倾路线开始时曾表示支持,后来怀疑、反对,在中央苏区第三、四次反“围剿”时同毛主席议论过。在遵义会议上他首先起来支持毛主席。毛主席曾多次肯定稼祥同志的功劳,说没有他首先起来造反,遵义会议不会那样快否定王明路线。)

张闻天同志在会上也讲到,苏联内政错误主要是没有把农业搞好,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当然,斯大林对苏联工业化做了贡献,为苏联国防力量奠定了基础。苏联最后战胜德国法西斯是靠30年代建立的工业基础,这也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似乎太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苏联轻工产品几十年无改进。我在苏联当大使时去商店几乎没什么可买。粮食也一直很紧。农、轻、重如何摆是个大问题,值得从中吸取教训。再一个问题是大国沙文主义,这次外交部召开大使会议,我们好些大使觉得与驻在国的苏联大使共同语言很少,话不投机。我国驻外大使觉得他们与英、法、美等国一样,都非常强调欧洲问题。他们是欧洲第一主义,以大国自居,在亚洲、非洲的工作开展得不好。这次驻外使节回来开会,大家觉得苏联看不起亚洲、非洲。

周总理也谈到苏联大国主义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我们搞外交工作时间不长,他们比我们长得多,理应比较有经验。但是,看来他们思想比较僵化,许多事情不讲策略。周总理说,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我们与杜勒斯(美国国务卿)、艾登(英国外交大臣)、蒙代斯·佛朗斯(法国外长)的斗争很复杂,怎样利用英法与美国的矛盾以孤立美国,怎样争取印度,当时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把这些问题与苏联同志交换意见时,莫洛托夫很古板,只讲斗、斗、斗,对怎样争取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国,考虑不多。他们的脑子里,要么就是破裂,要么按自己拟定的原方案办事,如果原来方案不成,第二个、第三个方案都没有准备。他们把英、法、美这些国家都看作铁板一块,没什么矛盾可以利用。他们不讲利用中间势力,这也与斯大林过去的公式有关,斯大林一直认为中间派是孤立和打击的对象,说它是最危险的。这个公式当然是错误的,应该是孤立和打击顽固派,争取中间派。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日内瓦会议在朝鲜问题上很快就闹僵了。我们准备几个方案,事先与苏联同志商量时,他们认为没什么好谈的。我们明知问题比较困难,还是准备了几个方案,在会议上,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把几个方案提出,美方都拒绝了,这就充分揭露美国顽固不化,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使美国真面目暴露在世界舆论面前。而苏联代表团则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这也可能反映苏联满足于朝鲜南北对立,要保持朝鲜半岛的紧张对峙局面。

周总理又说,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我们在日内瓦会议一开始就提出争取和平解决,但苏方不积极,认为还要打下去。当时法国政府自己也觉得打不下去,困难很多。法外长当时希望按他们的条件停战,我们提出要利用这一点做法国外长的工作。莫洛托夫认为没什么可谈的。葛罗米柯当时是莫洛托夫的助手,他认为法国与美国一样不愿意和平解决。我们提出要改变把西方视为铁板一块的观点,做英、法、印度、加拿大、泰国等国的工作。后来事实证明,我们可以利用美国和这些国家的矛盾,因为美国希望把战争继续下去,把法国拖垮,由它接手。我们要利用美法这种分歧。当然苏联最后还是接受我们的意见。日内瓦会议说明苏联同志比较僵硬,不讲策略,他们处理许多问题都是这样。

总理还谈到在中苏两党关系中,历史上有过多次事件。在党的七大之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谈到我党的许多错误的,我们没有讲苏联,只讲自己犯错误。但实际上许多问题并不是我们决定的,而是苏共决定的,或由苏共主持的共产国际决定的。当时中国党只是照办。现在谈斯大林的错误,应该说中国革命受的损失,苏共要负一定责任。看来共产国际解散是对的。一个外国党,尽管是一个大党,历史很长的党,像苏联党这样由列宁创立的党,对别国的革命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也未必正确,甚至可以说肯定会犯错误的。因为你不了解别国国情,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别国革命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要犯错误。我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是由于我们结合得好。我们没有按斯大林的意见办,按毛泽东思想办。

毛主席说,我并不认为斯大林一贯正确,这个话过去不好讲。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的。过去我们只讲是我们自己错了,没有联系到斯大林。那时我们党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对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倒三七,还是四六开?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议。还要想一想我们对批判斯大林是否表态,采取什么方针。

这时已是6点多钟。大家都没有吃饭,毛主席宣布会议暂停,以后再来讨论。


第三节 怎样看待斯大林


过了五天,3月24日,毛主席又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在颐年堂。会议开始时,毛主席就讲了比较系统的意见。看来休会这几天他是做了认真考虑的。

毛主席说,我们党同苏共的关系,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定,要中国党执行,结果白区党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第二次,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决定的。我们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错误路线,制定了又团结又斗争,实行保持我党独立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终于巩固和扩大了革命力量,特别是抗日根据地,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我党进行自卫反击,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我党没有听他的。毛主席说,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毛主席这时停了一会儿,大家知道他还没有说完,谁也没有插话。他接着就说了他六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话。他说,最后一次是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整整呆了两个月(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至1950年2月17日离开)。这两个月很不好受。当然我们是去祝寿的。斯大林70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在莫斯科看出斯大林不愿意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斯大林曾把铁托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

毛上席说,在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我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的。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些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这样僵持到了1950年元旦那一天,斯大林才同意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第二天他又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看我,商定请恩来到莫斯科来具体商谈订约事宜。所以,周总理在1月20日到莫斯科来。总理在莫斯科与他们谈判很辛苦,七磨八磨,最后才谈成。苏联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答应帮助中国搞建设,搞重点工程项目,后来陆续增加到一百多项重点工程。但是,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路要中苏共同管理,旅顺口要做苏联的海军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

毛主席说,苏共“20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大反斯人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

毛主席说,苏共“20大”反斯大林已经发生,我们也没有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现在全世界是否要来一个反共高潮,我们也没有办法。人家要反,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我们自己要硬着头皮顶住。

毛主席说,其实,十月革命以来,搞社会主义建设时间并不长。说到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起,迄今也只有100年多一点,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这样伟大艰巨的事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道路。苏联是第一个搞社会主义,第一个搞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可以说他们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也可能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因为要摸清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不是容易的事情。路如何走,不容易。我们搞民主革命也是犯了许多错误之后才成功的。建设社会主义同样是这样。要树立错误难免的观点。任务是尽量少犯错误,使主观符合客观,按客观规律办事,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片面性。这样才能避免犯大错误。我们力求不犯大错误。

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也讲了他的看法。他讲到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没有什么逻辑性,对斯大林的错误没有什么分析: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一股脑儿都算作个人崇拜。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像刚才毛主席讲的,犯错误是难免的。特别是像苏联这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问题是怎样不使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发展成为一系列的全局性的、长期的错误。问题不在于犯不犯错误,而在于怎样才能使小错不致发展成大错。

少奇同志说,我看斯大林的错误主要有四条:第一条是肃反扩大化,这与王明“左”倾路线时肃反扩大化相似。第二条是在苏德战争前夕缺乏必要的警惕,没有对希特勒搞闪电战保持高度警觉。但话说回来,希特勒既然要搞闪击战,他必然要用各种欺骗手段。苏联完全觉察也难。问题在于斯大林过分相信德苏协定,没有估计到希特勒会这样快发动进攻。这个问题究竟应当怎样看,现在我们根据也不允分。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按地球仪指挥战争,那么苏联卫国战争是如何打赢的呢,说不清楚了。第三条是农业问题上犯错误。苏联至今没有解决农业问题,包括赫鲁晓夫搞开垦荒地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第四,斯大林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他指导各国党有许多错误,不仅是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在指导中国党及其他兄弟党的问题上也有不少错误。

少奇同志强调指出:对这些错误要作历史的分析,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算到个人迷信上,不能说都是斯大林个性粗暴造成的。把种种复杂的现象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这样就不仅不能解释错误的本质,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从错误中吸取历史教训。我看,斯大林错误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主观主义问题,思想方法片面性问题,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斯大林有些理论是错误的。比如总理讲的斯大林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是打击的重点。但斯大林许多理论还是对的,不过他实际上没有完全照那样做。比如说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问题他都讲了,有时还强调民主。但是看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又不那么言行一致。再比如自我批评问题,他也讲了自我批评只会提高威信,不会丧失威信。可是从秘密报告看来,斯大林骄横专断,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也是实在的。但我们也不能说斯大林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

少奇同志接着讲了他1949年到莫斯科去见斯大林的情况。少奇同志说,1949年夏天我们去莫斯科,那时苏联方面接待我们很好。有一次斯大林宴请我们,他在祝酒时说: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不赞成你们同国民党打仗,认为这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你们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你们打赢了。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为胜利者——中国党干杯!少奇同志说,这时我站起来说,我不能干杯。中国人民赢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的,这个胜利是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应该为我们共同的胜利干杯,也为苏联党干杯!我这样说了以后,斯大林不同意,坚持为中国党干杯。这样争论了很久,局面很僵。最后,斯大林才说,好吧,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干杯,为中国党也为苏联党干杯。从这里可以看到斯大林知道他要中国党不要打自卫战争是错了。在这个问题上他有自我批评精神,对斯大林不能一棍子打死,要作具体分析。

毛主席接着说,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没有完全定下来。

小平同志在会上讲到,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确是要个得的。当然不能把斯大林的所有错误都归结为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个人崇拜是个坏东西,我们党比较注意这个问题。我记得延安整风时就谈到过这个问题。毛主席讲领导方法时,特别强调群众路线,就是反对个人崇拜。我们党是有群众路线传统的。我党七大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抗日战争中我们搞群众路线,集体领导,自我批评。

毛主席1943年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8年写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都是贯彻群众路线防止个人崇拜的重要文献。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不突出个人,不祝寿,不以人名命名地方、街道、工厂等,都是有远见的、正确的。赫鲁晓夫报告中讲那时不能对斯大林提不同的意见,谁提不同意见就保不住脑袋。这种说法难以服人。共产党人应当坚持真理,不坚持真理,阿谀逢迎,算什么共产党人。而且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政治局里不能提不同的意见,这怎么行!怕死怎么行!赫鲁晓夫说怕丢脑袋,不能以此来原谅他们自己的错误。不能说错误都是斯大林的,没大家的份儿。功劳是大家的,没斯大林的份儿。这两个片面性都是不对的。

会上,政治局的其他同志都讲了话,谈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泄露出去影响很坏。当时已有迹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受影响特别大。因为他们过去同苏共说一样的话。苏共习惯于把各国党当作自己的传声筒,对国际群众组织更不在话下。所以,一些兄弟党有人退党,英国党、美国党都出现这种情况,许多人悲观失望。有几位同志提出,在这样的风浪面前我们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毛主席问大家是不是要表态。他说,是不是用支持苏共“20大”的姿态,讲一些道理,弥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片面性,对斯大林的错误做一些分析,讲一讲我党也是犯过错误的,也不赞成个人崇拜的。在讲我们的错误时不要联系苏联。对共产主义前景要表示充分的信心。“四十而不惑”,这是中国的古谚。十月革命明年才到40周年。是不是40岁就不惑呢?这也难说,可能好一点,但是要充分表示共产主义最终要胜利的信心。

这样,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要写一篇文章,说明我们的观点,并决定由陈伯达执笔,新华社、中宣部加以协助。毛主席说,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希望能在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会后,陈伯达要我帮助收集和整理一些材料,供他起草时参考。由于政治局会议讨论比较充分,许多观点都讲了,所以他如期把这些观点综合起来形成初稿。

 

第四节 探索正确道路


十天以后,4月3日下午,刘少奇同志受毛主席的委托,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的人与上次差不多。会上大家讨论由陈伯达起草的初稿。

在这之前,这篇初稿出来后,小平同志(他当时是中共中央秘书长)指定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我同陈伯达一起讨论修改。我们提了一些意见后由陈伯达再行修改,于4月11日送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其他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这次少奇同志主持讨论的已经是第六稿。

在少奇同志主持的会议上,大家对文章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少奇同志说,“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这两个译名,用哪个更合适?现在用的是“个人崇拜”,先这样用也可以,不过,从贬义上说,用“个人迷信”好一些。(按:这篇文章发表时,用的是“个人崇拜”,后来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才改用“个人迷信”。)文章中要突出斯大林错误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要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间还不长,搞社会主义建设还缺乏经验。

小平同志也讲,我党历来提倡群众路线、集体领导,与个人崇拜相对立。这是我党的传统,文章已经提到,但要更突出地写。

周总理说,稿子中谈到反对教条主义时,只讲我党历史,不要使人误以为我们现在号召国际共运反教条主义。周总理指出,现在已有些兄弟党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报告泄露后,借反教条主义之机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朱总司令认为对斯大林的伟大功勋还要再加强调,写得更充分些。这篇文章主要不是对苏共,而是回击西方反共反苏。其他同志还提出了一些文字上的意见。

会议结束时少奇同志征求大家意见后说,政治局原则通过。要陈伯达先根据会上的意见修改。他还说毛主席还要召开会议讨论。

4月4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人数较少)。他先把他昨天夜里在稿子上修改的意见作了解释。他说,要鲜明地提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犯了一些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其他原因外,这主要是由于他思想上和工作作风上有严重毛病。毛主席着重讲了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在消灭了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消灭了阶级对立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什么矛盾?至少还会有新与旧的矛盾,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按照辩证法,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没有运动,生命就要结束,社会就要停止运动,以至灭亡。

第二个观点是:斯大林的著作还要不要读?他说,既然斯大林有错,他的书也是有错误的。但斯大林一生中正确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书里正确也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也是第二位的,还是应该读。因为搞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不长,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大林还是第一人,他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其中是否有错误可以研究,但它毕竟是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是国际共运历史上第一部这样的书。还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是第一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书,还是应该读的。这些书中肯定有错误.但我们还是应该读。学习苏联的经验,学习任何国家的经验,有两种学习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生套硬搬,全盘接受,不加分析、思考,不联系本国实际,这当然是要不得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犯过这样的错误。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学习时要加以分析,要联系本国当时当地的实际,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态度。所以,大家要动脑筋,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问题,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已有的做法束缚。比如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我党历史上也犯过这样的错误,那是王明“左”倾路线时期,后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处理得比较妥当。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还规定:在党政机关中搞肃反,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在社会上则劳动改造,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不仅可以保留活证据,如果他真是反革命的话;如果我们搞错,他不是反革命,还可以改正。一旦人头落地,平反也没有意思了。

毛主席在会议快结束时还讲了一番话。他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20大”表示了明确的但还是初步的态度。苏共大反斯大林,各种议论正在开始,以后还会有,还会有更广更深的影响表现出来。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教训。这篇文章算是我们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过不少成功的探索和实践,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没有片面性,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地系统地掌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还要在今后长时期内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道路。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件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毛主席建议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修改了文章的最后一段。根据会上其他同志提出的大多数是属于文字方面的意见,我们当场把稿子改好了。毛主席决定,文章当天晚上广播,4月5日见报。因为4月6日米高扬将率苏联代表团到北京。

出于时间匆促,《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4月5日发表前来不及在文字上精雕细刻,还存在一些缺陷,论点有些重复,文字有些累赘等。


第五节 文章的要点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主要论点是:

1.文章从各国反动派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兴高采烈讲起,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出现错误同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错误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人类社会自分裂为几个阶级以来,几千年间经历了奴隶主阶级专政、封建主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很长时间内犯过无数次错误,而且重复地一犯再犯,最后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的错误,促进自己的灭亡。无产阶级专政是十月革命后产生的完全不同于过去一切阶级专政的新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斗争,无疑是情况很复杂、道路最曲折、斗争最艰难。因此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许许多多错误,但也存在着无限发挥人民群众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以克服种种错误的可能性,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开拓光辉的前景。

2.文章充分肯定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中,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大大地鼓舞和支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业绩。同时,文章在指出苏联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在建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产生的严重错误。文章指出,作为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在苏联的伟大成就中有他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苏联的严重错误中也有他的不可否认的责任。当斯大林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的荣誉时,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他骄傲,小谨慎,脱离群众,脱离集体。他思想里产生主观主义,产生片面性。他接受个人崇拜和实行个人专断。他离开了自己原来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基本观点,理论同实践脱节,从而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作出了不合实际的错误决定,并且使那些个别的、局部的和暂时的错误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

3.文章指出,斯大林一生的后期,愈来愈深地陷入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文章在这里提到的斯大林的错误,有同于又有别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指出个人崇拜的影响,又指出思想的原因。文章还指出,对于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4.文章专门论述了个人崇拜。文章指出,个人崇拜是人类长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遗产,也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有影响,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接受和鼓励这种落后思想。文章肯定,苏共“20大”展开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物的斗争。文章谈到,中国共产党曾经不断地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复提倡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文章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肯定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同时任何时候也反对夸大领导人物作用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思想影响还会长期存在,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出现,有时由这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这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5.文章没有谈到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文章只是正面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次路线错误,检讨自身的错误教训,强调反对教条主义,特别是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实,这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都是同斯大林有关的。文章只批评了斯大林在革命中基本打击方向是孤立中间社会政治力量的公式,但指出这是我们党自己犯了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的教条主义错误。

6.文章把斯大林的错误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加以论述。文章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有矛盾。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以至主观与客观、唯心论与唯物论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内。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这样看来,存在着个人和集体的矛盾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

7.文章指出,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多少倍。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已经在地球上九亿人口的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在苏联,在中国,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我们应当继续总结这些经验。不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或错误方面,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许多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必须有这样的警惕: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它们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文章最后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批判个人迷信之后,苏联曾经被压抑的一切积极因素将普遍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奋斗。


第六节 必要的说明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发表独特意见。它充分肯定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确的方面,也批评了他们次要的错误的方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又比较全面地辩证地分析问题,提出新的发人深思的观点和令人信服的论据。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重视,也发生深远的影响。苏联《真理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4月5日发表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开始同外国党的同志说明我们对苏共“20大”大反斯大林的态度。虽然《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是从正面阐述了我党中央立场的,明眼人也一望而知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分歧,但是,中央以为,还有必要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必要而又适当的表态。

毛主席首先同兄弟党谈及批判斯大林的是苏联同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后的第二天,4月6日,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代表团此行的主要任务是签订苏联援助中国再建55项重点工程(连同斯大林时期援助的141项,合共156项)的协定。毛主席在会见米高扬时,感谢苏联对我国建设的援助,并表示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尽力支持苏联。毛主席又谈到,面对西方国家的反共喧嚷,中苏应当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毛主席说,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如对斯大林。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几天后毛主席在同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的谈话中,又重申了我们党中央对斯大林的看法。

4月29日,毛主席会见拉丁美洲六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包括古巴、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的共产党的代表。他们在谈话中对《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议论纷纷,一致给予好评。毛主席对他们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写成的。我们认为,斯大林有好的东西,有坏的东西。大体上,他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八分好,二分坏,同志们不会通过。如果说他六分好,四分坏,更不会通过。否认他好的东西是不对的。毛主席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名批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含义是明白无误的。

9月和10月,在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我国国庆节期间,毛主席会见了好些兄弟党的代表团,对其中有的兄弟代表团,也谈了我党对斯大林的看法。

毛主席曾单独同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谈到兄弟党之间有不平等的现象,指出存在着好像老子党对儿子党的关系。毛主席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苏共代表团在中共八大大会上致词时大讲苏共如何伟大,对中国革命如何帮助等等,俨然以老子党自居。

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毛主席谈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出了一些坏主意。毛主席还说,苏联总的来说是好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反苏反共攻势,我们应当支持苏联。

毛主席同英共主席波立特等会谈时,波立特称赞《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写得好。毛主席说,我们有些话还没有在文章中讲,现在说了没有好处。由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对斯大林问题只说了分量和原因,说了三七开,说了历史的、社会的和思想的根源。但对责任问题,我们说了斯大林的责任,但没有说只是斯大林个人有责任,别人没有责任;也没有说不但斯大林个人有责任,其他人也有责任。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毛主席和党中央是认真的、慎重的,也是顾全大局的。可以说,毛主席和党中央着眼点放在如何从苏联的历史(包括苏共“20大”在内)吸取经验教训,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集中表现在这一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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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苏波关系与匈牙利事件 - x-file 05/13/15 (253)
    第三章 1957年莫斯科会议 - x-file 05/13/15 (247)
      第四章 戴维营会谈前后 - x-file 05/13/15 (263)
        第五章 突然袭击 - x-file 05/13/15 (281)
          第九章 走向公开论战 - x-file 05/14/15 (257)
            第十章 两条总路线 - x-file 05/14/15 (244)
              第十一章 中苏两党会谈 - x-file 05/14/15 (238)
                第十二章 公开大论战 - x-file 05/14/15 (250)
                  第十六章 赫鲁晓夫下台 - x-file 05/14/15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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