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17日晚，我按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到中南海的颐年堂参加毛主席召开的中央会议。

整个颐年堂由一个大厅和东西两个小厅构成，均以紫藤木雕刻装饰。大厅有100平方米左右，中间摆着一张大长桌，铺上深绿色的呢绒。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会议通常在这里召开。

西边是一个小厅，由12张沙发围成一圈，通常是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地方（党的八大以前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八大时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党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书记处人数较少。党的七大选出的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1950年10月去世）五人组成，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45年8月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前夕，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时又补选陈云为书记）。书记处开会时，也有一些政治局委员列席，如邓小平、陈毅等，一般都在12人以内。七大选出的政治局成员有13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除任弼时1950年10月去世外，1954年高岗也去世。1955年七届五中全会补选林彪、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开会时人数较多，加上列席的有关部门负责人，通常有20余人，因此就在中间的大厅开会。

东边小厅一般是毛主席请客人吃便饭的地方，摆着餐桌。如毛主席便宴斯诺、斯特朗等美国客人时，我作陪，都在那里。通过一个过道往东走，便是毛主席住所四合院（原称菊香书屋）。

这次开的书记处会议，除毛、刘、周、朱、陈、彭真外，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都列席了。还有杨尚昆、胡乔木和我。邓小平在两年前（1954年）从西南局上调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4年4月，中央决定撤销所有中央局，这是高岗、饶漱石事件后中央采取的重大组织措施。毛主席早在撤销各中央局之前，就先后把各中央局的原第一书记上调中央工作，除邓小平任中央秘书长外，东北局的高岗任中央计划委员会主任，华东局的饶漱石调任中央组织部长，西北局的习仲勋调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南局的邓子恢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华北局的李雪峰调任中央工业部长。这样的措施，当时海外舆论类比如汉代的削诸侯和唐代的罢藩镇，其实质是加强中央集权。

我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在3月15日，是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告诉我的。他说，毛主席要求把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1956年2月14日至25日举行）的秘密报告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以便中央开会讨论。当时我以为要开政治局会议。我第二天接到毛主席秘书通知我到颐年堂参加书记处会议时，又以为会议缩小了。这都同我第一次参加毛主席召集的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会议有关。我当时还不了解毛主席处理重大事件的习惯。后来才知道，他处理重大事件时通常都是先开小会，再开大会。在政治局会议之前，先开书记处会议，酝酿一下意见，再拿到政治局会议去充分讨论。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秘密报告，在苏共“20大”不久，就断断续续地在西方报刊上透露出来。我党曾派出朱德同志为团长、邓小平同志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苏共“20大”。朱老总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词。从大会开幕到闭幕，我党代表团都没有听到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报告。只是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的人才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向我党代表团通报，只口译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但是，半个月后，《纽约时报》在3月10日详细发表了秘密报告。新华社收到《纽约时报》后马上组织人连夜翻译，校对好一部分就先印一部分，先送中央领导同志，全篇译校完毕再重印成本，再送中央领导同志。毛主席是在新华社把译文全部印出后才决定召集中央会议的。

当我来到颐年堂时，杨尚昆和胡乔木先我到达，接着少奇同志、周总理、朱老总、陈云同志以及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也来了。此外还来了张闻天和王稼祥同志。张闻天同志当时是协助周总理主持外交部工作的，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曾是新中国第二任驻苏大使，青年时代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并当教授，俄文、英文都很好。王稼祥同志当时是中央联络部长，主管同兄弟党的关系，他是新中国第一任驻苏大使，青年时代也留学莫斯科，俄文很好。

大约8点钟，毛主席到了。他坐下来就问我：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否都印发给大家了，我说：都发了。所有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及外交部、中联部、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都发了。毛主席接着问，报告是根据《纽约时报》发表的吗？我说是根据这家报纸发表的英文稿译出的。（后来才知道，《纽约时报》的英文稿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从华沙获得的俄文译出的。）毛主席说，苏共搞得那么神秘，“20大”时只派人给我们口译一遍就走，而西方却得到了文本。这时小平同志补充说，我党代表团参加苏共“20大”，大会在25日闭幕。我们在会议期间没有听到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下午，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拿着报告到代表团住处，说受苏共中央委托，有重要文件给中共代表团通报。当时代表团商量，朱总司令年纪大，由我听通报。实际上不是什么通报，而是由翻译念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们的翻译边看边口译，念完苏方就拿走，只念了一遍。当时感觉报告很乱，无条理，就听到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杀人、靠地球仪指挥战争、对战争毫无准备等等，还讲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其他政策性的错误无甚印象。当时我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随后我们就根据记得的电报中央了。

接着，大家议论纷纷，一致认为赫鲁晓夫是搞突然袭击，把斯大林骂得一塌糊涂，使各国党很被动。毛主席说，关于苏共“20大”，我们发了两篇社论，一篇是大会开始时根据赫鲁晓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批判斯大林。虽然对他们的报告我们是有意见的．但也不能因此就不支持。所以我们第一篇社论只谈了和平竞赛和和平共处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意见。苏共“20大”闭幕后，第二天接到代表团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知道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但不了解详细情况，不好表示什么意见。所以，我们当时的方针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在第二篇社论中，只讲了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最后笼统地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

毛主席接着说，过去认为赫鲁晓大这个人不死板，较灵活。1954年，我国国庆五周年，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那次接触中感到此人比较灵活。那次谈判结果，他给了我们一些东西。如将旅顺口和新疆的几个中苏合营公司还给我们，帮助我们修建兰州、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的铁路，给我们贷款五亿卢布，帮助我们兴建15个项目，连同过去斯大林答应的141个项目，共156个项目，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骨干工程。不过，现在看来，此人有点实用主义。他上台后需要我们支持，所以把中苏关系搞得好一点，把斯大林的沙文主义的某些做法收敛了一些。

小平同志谈到，此次在莫斯科参加苏共“20大”时，苏方没有同我们单独会见，而是在同各国代表团礼节性会见时，对朱老总祝词中支持他们，对我们发表的社论，说了一些好话。但是，看来苏共的大国主义基本上没有改。作秘密报告，事前不打招呼，事后念一遍就完。王稼祥、张闻天同志也强调指出，苏联党的大国沙文主义恐怕不易改。从彼得大帝开始，大国主义传统在俄罗斯人头脑中影响很深。他们两人因在苏联多年，谈了苏共搞大国沙文主义的一些事例。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一下，特别是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所造成的影响。大家刚拿到材料，可能没有来得及看完。我也刚开始看。希望大家仔细地看一看。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总之，它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想一想我们如何对待这事，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样，17日晚上的会议就结束了。可以说，这次会议只作了“破题”，即毛主席的两点意见，讨论还没有展开。

过了两天，3月19日下午，我再到颐年堂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把上次书记处扩大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13位政治局委员外。还有王稼祥、胡乔木、陈伯达、杨尚昆、胡绳、邓拓等人参加。大家都在正厅围着那张大长桌坐下。我到颐年堂后不久，毛主席进来了。看来毛主席刚起床不久，因为不一会儿勤务员给他送来用茶杯盛的稀粥。他一边喝粥，一边主持会议。通常，毛主席晚上睡得都很晚，有时天亮时才睡。很多会议都是在下午开，毛主席边开会边吃早饭。

毛主席边喝粥边说，请大家议论议论。有什么意见，可以讲一讲。他说：我从头到尾看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过很吃力，总的感觉是很乱，不知你们觉得怎样？

接着，大家议论纷纷，王稼祥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张闻天、少奇、周总理都讲了活、好多人也在中间插话。

王稼祥认为，报告给他印象较乱。格调不高，近乎谩骂，没有讲多少道理。究竟斯大林错在哪里，说是个人崇拜、破坏法制。个人崇拜是结果还是原因，搞不清楚。讲到斯大林的政策错误，肃反的错误，对战争准备不够以及战争初期瞎指挥，农业问题的错误，南斯拉夫问题的错误等，就是这么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没有讲出系统的、有分析的道理来。看起来这个报告写得很仓促。

小平同志说：“20大”闭幕大会是2月25日下午。很可能是正式会议闭幕后在晚上举行秘密会议，开得很仓促。在“20大”会议上，只有米高扬几个人一般地谈到个人崇拜，其他人没有涉及。但秘密报告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如报告开头也讲到列宁是怎样讲的。报告主要是从斯大林个人性格方向讲的，但个人性格不能说明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在这么长的时期内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稼祥同志说，苏联不仅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是在国际共运一系列问题上，在对中国党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我党历史上的错误，如立三路线，与斯大林有关。特别是王明路线的错误达三四年之久，直接与斯大林有关，与共产国际有关。共产国际有过积极的作用，但后来抑制各国党的积极性，对各国党瞎指挥，有教条主义的错误，危害很大。（王稼祥同志过去在王明“左”倾路线开始时曾表示支持，后来怀疑、反对，在中央苏区第三、四次反“围剿”时同毛主席议论过。在遵义会议上他首先起来支持毛主席。毛主席曾多次肯定稼祥同志的功劳，说没有他首先起来造反，遵义会议不会那样快否定王明路线。）

张闻天同志在会上也讲到，苏联内政错误主要是没有把农业搞好，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当然，斯大林对苏联工业化做了贡献，为苏联国防力量奠定了基础。苏联最后战胜德国法西斯是靠30年代建立的工业基础，这也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似乎太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苏联轻工产品几十年无改进。我在苏联当大使时去商店几乎没什么可买。粮食也一直很紧。农、轻、重如何摆是个大问题，值得从中吸取教训。再一个问题是大国沙文主义，这次外交部召开大使会议，我们好些大使觉得与驻在国的苏联大使共同语言很少，话不投机。我国驻外大使觉得他们与英、法、美等国一样，都非常强调欧洲问题。他们是欧洲第一主义，以大国自居，在亚洲、非洲的工作开展得不好。这次驻外使节回来开会，大家觉得苏联看不起亚洲、非洲。

周总理也谈到苏联大国主义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我们搞外交工作时间不长，他们比我们长得多，理应比较有经验。但是，看来他们思想比较僵化，许多事情不讲策略。周总理说，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我们与杜勒斯（美国国务卿）、艾登（英国外交大臣）、蒙代斯·佛朗斯（法国外长）的斗争很复杂，怎样利用英法与美国的矛盾以孤立美国，怎样争取印度，当时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把这些问题与苏联同志交换意见时，莫洛托夫很古板，只讲斗、斗、斗，对怎样争取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国，考虑不多。他们的脑子里，要么就是破裂，要么按自己拟定的原方案办事，如果原来方案不成，第二个、第三个方案都没有准备。他们把英、法、美这些国家都看作铁板一块，没什么矛盾可以利用。他们不讲利用中间势力，这也与斯大林过去的公式有关，斯大林一直认为中间派是孤立和打击的对象，说它是最危险的。这个公式当然是错误的，应该是孤立和打击顽固派，争取中间派。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日内瓦会议在朝鲜问题上很快就闹僵了。我们准备几个方案，事先与苏联同志商量时，他们认为没什么好谈的。我们明知问题比较困难，还是准备了几个方案，在会议上，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把几个方案提出，美方都拒绝了，这就充分揭露美国顽固不化，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使美国真面目暴露在世界舆论面前。而苏联代表团则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这也可能反映苏联满足于朝鲜南北对立，要保持朝鲜半岛的紧张对峙局面。

周总理又说，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我们在日内瓦会议一开始就提出争取和平解决，但苏方不积极，认为还要打下去。当时法国政府自己也觉得打不下去，困难很多。法外长当时希望按他们的条件停战，我们提出要利用这一点做法国外长的工作。莫洛托夫认为没什么可谈的。葛罗米柯当时是莫洛托夫的助手，他认为法国与美国一样不愿意和平解决。我们提出要改变把西方视为铁板一块的观点，做英、法、印度、加拿大、泰国等国的工作。后来事实证明，我们可以利用美国和这些国家的矛盾，因为美国希望把战争继续下去，把法国拖垮，由它接手。我们要利用美法这种分歧。当然苏联最后还是接受我们的意见。日内瓦会议说明苏联同志比较僵硬，不讲策略，他们处理许多问题都是这样。

总理还谈到在中苏两党关系中，历史上有过多次事件。在党的七大之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谈到我党的许多错误的，我们没有讲苏联，只讲自己犯错误。但实际上许多问题并不是我们决定的，而是苏共决定的，或由苏共主持的共产国际决定的。当时中国党只是照办。现在谈斯大林的错误，应该说中国革命受的损失，苏共要负一定责任。看来共产国际解散是对的。一个外国党，尽管是一个大党，历史很长的党，像苏联党这样由列宁创立的党，对别国的革命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也未必正确，甚至可以说肯定会犯错误的。因为你不了解别国国情，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别国革命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要犯错误。我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是由于我们结合得好。我们没有按斯大林的意见办，按毛泽东思想办。

毛主席说，我并不认为斯大林一贯正确，这个话过去不好讲。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的。过去我们只讲是我们自己错了，没有联系到斯大林。那时我们党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对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倒三七，还是四六开？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议。还要想一想我们对批判斯大林是否表态，采取什么方针。

这时已是6点多钟。大家都没有吃饭，毛主席宣布会议暂停，以后再来讨论。

过了五天，3月24日，毛主席又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在颐年堂。会议开始时，毛主席就讲了比较系统的意见。看来休会这几天他是做了认真考虑的。

毛主席说，我们党同苏共的关系，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定，要中国党执行，结果白区党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第二次，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决定的。我们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错误路线，制定了又团结又斗争，实行保持我党独立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终于巩固和扩大了革命力量，特别是抗日根据地，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我党进行自卫反击，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我党没有听他的。毛主席说，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毛主席这时停了一会儿，大家知道他还没有说完，谁也没有插话。他接着就说了他六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话。他说，最后一次是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整整呆了两个月（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至1950年2月17日离开）。这两个月很不好受。当然我们是去祝寿的。斯大林70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在莫斯科看出斯大林不愿意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斯大林曾把铁托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

毛上席说，在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我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的。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些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这样僵持到了1950年元旦那一天，斯大林才同意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第二天他又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看我，商定请恩来到莫斯科来具体商谈订约事宜。所以，周总理在1月20日到莫斯科来。总理在莫斯科与他们谈判很辛苦，七磨八磨，最后才谈成。苏联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答应帮助中国搞建设，搞重点工程项目，后来陆续增加到一百多项重点工程。但是，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路要中苏共同管理，旅顺口要做苏联的海军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

毛主席说，苏共“20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大反斯人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

毛主席说，苏共“20大”反斯大林已经发生，我们也没有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现在全世界是否要来一个反共高潮，我们也没有办法。人家要反，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我们自己要硬着头皮顶住。

毛主席说，其实，十月革命以来，搞社会主义建设时间并不长。说到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起，迄今也只有100年多一点，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这样伟大艰巨的事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道路。苏联是第一个搞社会主义，第一个搞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可以说他们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也可能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因为要摸清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不是容易的事情。路如何走，不容易。我们搞民主革命也是犯了许多错误之后才成功的。建设社会主义同样是这样。要树立错误难免的观点。任务是尽量少犯错误，使主观符合客观，按客观规律办事，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片面性。这样才能避免犯大错误。我们力求不犯大错误。

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也讲了他的看法。他讲到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没有什么逻辑性，对斯大林的错误没有什么分析：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一股脑儿都算作个人崇拜。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像刚才毛主席讲的，犯错误是难免的。特别是像苏联这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问题是怎样不使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发展成为一系列的全局性的、长期的错误。问题不在于犯不犯错误，而在于怎样才能使小错不致发展成大错。

少奇同志说，我看斯大林的错误主要有四条：第一条是肃反扩大化，这与王明“左”倾路线时肃反扩大化相似。第二条是在苏德战争前夕缺乏必要的警惕，没有对希特勒搞闪电战保持高度警觉。但话说回来，希特勒既然要搞闪击战，他必然要用各种欺骗手段。苏联完全觉察也难。问题在于斯大林过分相信德苏协定，没有估计到希特勒会这样快发动进攻。这个问题究竟应当怎样看，现在我们根据也不允分。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按地球仪指挥战争，那么苏联卫国战争是如何打赢的呢，说不清楚了。第三条是农业问题上犯错误。苏联至今没有解决农业问题，包括赫鲁晓夫搞开垦荒地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第四，斯大林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他指导各国党有许多错误，不仅是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在指导中国党及其他兄弟党的问题上也有不少错误。

少奇同志强调指出：对这些错误要作历史的分析，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算到个人迷信上，不能说都是斯大林个性粗暴造成的。把种种复杂的现象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这样就不仅不能解释错误的本质，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从错误中吸取历史教训。我看，斯大林错误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主观主义问题，思想方法片面性问题，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斯大林有些理论是错误的。比如总理讲的斯大林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是打击的重点。但斯大林许多理论还是对的，不过他实际上没有完全照那样做。比如说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问题他都讲了，有时还强调民主。但是看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又不那么言行一致。再比如自我批评问题，他也讲了自我批评只会提高威信，不会丧失威信。可是从秘密报告看来，斯大林骄横专断，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也是实在的。但我们也不能说斯大林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

少奇同志接着讲了他1949年到莫斯科去见斯大林的情况。少奇同志说，1949年夏天我们去莫斯科，那时苏联方面接待我们很好。有一次斯大林宴请我们，他在祝酒时说：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不赞成你们同国民党打仗，认为这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你们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你们打赢了。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为胜利者——中国党干杯！少奇同志说，这时我站起来说，我不能干杯。中国人民赢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的，这个胜利是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应该为我们共同的胜利干杯，也为苏联党干杯！我这样说了以后，斯大林不同意，坚持为中国党干杯。这样争论了很久，局面很僵。最后，斯大林才说，好吧，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干杯，为中国党也为苏联党干杯。从这里可以看到斯大林知道他要中国党不要打自卫战争是错了。在这个问题上他有自我批评精神，对斯大林不能一棍子打死，要作具体分析。

毛主席接着说，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没有完全定下来。

小平同志在会上讲到，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确是要个得的。当然不能把斯大林的所有错误都归结为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个人崇拜是个坏东西，我们党比较注意这个问题。我记得延安整风时就谈到过这个问题。毛主席讲领导方法时，特别强调群众路线，就是反对个人崇拜。我们党是有群众路线传统的。我党七大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抗日战争中我们搞群众路线，集体领导，自我批评。

毛主席1943年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8年写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都是贯彻群众路线防止个人崇拜的重要文献。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不突出个人，不祝寿，不以人名命名地方、街道、工厂等，都是有远见的、正确的。赫鲁晓夫报告中讲那时不能对斯大林提不同的意见，谁提不同意见就保不住脑袋。这种说法难以服人。共产党人应当坚持真理，不坚持真理，阿谀逢迎，算什么共产党人。而且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政治局里不能提不同的意见，这怎么行！怕死怎么行！赫鲁晓夫说怕丢脑袋，不能以此来原谅他们自己的错误。不能说错误都是斯大林的，没大家的份儿。功劳是大家的，没斯大林的份儿。这两个片面性都是不对的。

会上，政治局的其他同志都讲了话，谈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泄露出去影响很坏。当时已有迹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受影响特别大。因为他们过去同苏共说一样的话。苏共习惯于把各国党当作自己的传声筒，对国际群众组织更不在话下。所以，一些兄弟党有人退党，英国党、美国党都出现这种情况，许多人悲观失望。有几位同志提出，在这样的风浪面前我们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毛主席问大家是不是要表态。他说，是不是用支持苏共“20大”的姿态，讲一些道理，弥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片面性，对斯大林的错误做一些分析，讲一讲我党也是犯过错误的，也不赞成个人崇拜的。在讲我们的错误时不要联系苏联。对共产主义前景要表示充分的信心。“四十而不惑”，这是中国的古谚。十月革命明年才到40周年。是不是40岁就不惑呢？这也难说，可能好一点，但是要充分表示共产主义最终要胜利的信心。

这样，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要写一篇文章，说明我们的观点，并决定由陈伯达执笔，新华社、中宣部加以协助。毛主席说，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希望能在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会后，陈伯达要我帮助收集和整理一些材料，供他起草时参考。由于政治局会议讨论比较充分，许多观点都讲了，所以他如期把这些观点综合起来形成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