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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
送交者:  2018年10月28日13:20:44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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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十八岁的照片



谢盛友:我们这一代

作者:谢盛友

我是个作家,在某些人眼里,还是个有点名的中德双语专栏作家,但是,我写字倒是没有错,但一轮到要发音了,每每会出错。

我是1958年生人,提前一年上学,到1966年文革开始,心里有时极度疲惫,生产大队要开阶级批斗大会,我们找不到被批斗的对象,我们一个生产大队的,都姓谢,不是三姑六婆就是堂哥大叔,没有一个是“地富反坏右”,况且,我们大家无法“阶级划分”,家家户户都是贫农阶级,一穷二白苦度日。

我相信,由于那灾难性的十年,现在大学里的教授,校长副校长之辈,有我这样、或者类似经历的人为数不少。即便你是名牌大学的大牌教授,是校长,甚至院士,有些字不认识,或者会用而发音念错,只要是属于我们这一代,大抵都是正常见的。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没有人会例外。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人,是九十年代初接受台湾联合报的访问,在同年龄的台湾同胞面前,我无地自容,在知识层面我们的差距的确太大了。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知识状况,一点学问都没有。


我 们成长的年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老三届”是指中国1966年、1967年、1968年的高中毕业生,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考大学。1966年到1968 年,中国正陷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大学停止招生。在1968年至1969年的上山下乡高潮中,这三届本应已毕业的而实际上并没有完整结束学业高 中,作为“知识青年”的主体“上山下乡”,被安排下乡,或集体到农林牧场,或分散插队落户农村。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们已经超过正常的高考年龄,但鉴 于其被“文革”耽误,所以直至1979年,仍被允许参加高考,被称为“老三届”毕业生。国家恢复高考后,先后于1977年、1978年、1979年参加高 考,并相应于1978年春季、1978年秋季、1979年秋季进入大学学习的三个年级的大学生,习惯上统称为“新三届”大学生。这三个年级的大学生在年龄 构成上差距相当大,有十四五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文革十年中积累下来的历届高、初中学生,更有年龄已在二十四五岁到三十多岁的。

我找不出能确切描绘那个时代的词汇。当时正逢三中全会前后,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记得在学时有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来中山大学访问,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勤奋 的大学生”。那时图书馆座位太少,傍晚时分,开馆之前,学生已经排起长龙,纠察队在维持秩序。不然,大门的玻璃又要被挤破。

那年头,同学们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课堂,三点一线,路都不拐。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也背英语单词。外语专业自古以来是“计划”式呆板教学,一二年级学习语音语言基础、口 语、听力,三四年级精读、泛读、翻译、报刊选读。我这个人天生叛逆,最不喜欢学习内容被规范、被计划、被灌输、被指导。所以,我下午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历史 系课室,听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等;在经济系课室,学西方经济地理;在哲学系课室,读黑格尔。

我自己有最经典的论述:“我们这代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该读书的时候,我们在修理地球;该出成果的时候,我们却在嚐寒窗苦;该有作为的时候,我们必须养家煳口。”好一首趣味的打油诗,其中的故事,又有多少现在的海外学子可以体会、可以承受?

“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农民?” 现在的留学生基本上没有概念了。农村是我们这代人绝大多数者生活过的地方,我们曾在辛劳质朴的欢乐中虚构单纯的梦想。那时候“史无前例” 地“横扫一切”,“一天等于二十年”地把学校“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父老乡亲们辛劳终日,克己守法,苦中求乐。我们经常大家在一起唱“语录歌”、跳 “忠字舞”,从中取乐。王蒙曾经自道:“我是一个入世的人……出世的要求又相当强”,“我的作品有许多真实生命的体验”。从一个革命浪漫主义的“少共”到 一个理解农民的智者,王蒙走过的道路,他所经历过的精神巨变,对我们这些人或许有某些启示意义。

我们这代人早期的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义, 文革之后革命的理想迅速幻灭,但新的理想又出现了,变为个人的英雄主义理想。我们当时读的畅销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普希 金、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现在几乎没人提,当年却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因为它塑造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充满着个人主义的理想精神,这种精神在文革之后迅速焕发出来。那个时候的个人主义与今天不一样,今天流行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当年的个人主义充满着英雄气概,“小我” (个人和家庭)的意义最后要通过“大我” (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而得以实现。“走向未来”丛书,两位主编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写的文章,今天读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他们的《公开的情书》哪怕是 私人的爱情生活,都与国家与人类的宏大目标紧密相关。

我们这代人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邃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时候而已。

曾为知青、后进大学,如今成为超级成功者,大谈青春不悔。我们却忘记了,大多数知青都被耽误了青春,如今下岗待业,成为困难户、低保户,我们完全忘记了更多 的被时代残酷淘汰了的难友。我们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唯有成功者的虚骄,觉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一代人的代表。事实上,少数精英的成功是 建立在大多数同代人牺牲的基础上的。我们那时的高考,100个考生里面只有不到5个人被录取,淘汰率高,空前地残酷,我们真的是极少数被命运特别关照的 人,越是成功,越需要懂得感恩和谦卑,而不是自傲和虚妄。

政躬则国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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