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大林30年代大清洗究竟有多少受害者 zt |
| 送交者: 2015年10月28日04:24:40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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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大清洗被夸大的数字，是还历史真相，绝非为大清洗中表现出的草菅人命的极端错误的甚至是犯罪辩护。研究大清洗，研究苏联解体、研究国际共运史应当深刻总结教训，但“大清洗人数”和“受大清洗影响的人数”毕竟是两个虽有联系、却有区别的概念
老高按：斯大林统治苏联时期，究竟犯下了多少罪行，杀害了多少人？多年以来——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中苏交恶以来，尤其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档案材料大批公布之后，我们听到过各种各样的数据。在我脑海中，“两千万人”是印象最深的数字。 昨天朋友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吴恩远的两篇文章，根据苏联公布的档案材料和官方、学界、民间的各种说法，辨析俄语以及俄国法律用语中的不同词义，考证出他认为最可信的数据。他的论证方式和举出的权威出处，说服了我。在此将他的两篇文章一併转载如下。预先说明，文章较长（兩文加起来有2万多字）。 中国虽然统计机构远不如前苏联，数字可靠性更要大打折扣，但关于历次政治运动究竟有多少“对象”，分别做出何种处置，也还是一定会有统计数字的。现在的许多“口水仗”打得不亦乐乎，是因为我们不能消极等待，必须在官方拒不公布有关档案的前提下，努力找到拼图的各种碎片，去拼出全貌，逼近真相——这无可厚非，甚至体现出悲壮。但是说到底，真实可靠的、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数据，要等到官方的档案，像前苏联那样公之于众，才能获得。 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 吴恩远，《历史研究》 [作者简介]吴恩远，1948年生，研究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摘要：本文依据俄罗斯最新公布的档案材料和权威单位公布的数据，对苏联“镇压反革命”内涵进行了考证，指出不能把俄文“镇压”一词完全理解成“枪毙”，“镇压”实际包括死刑、监禁、流放和驱逐出境等几种形式；同时考证了被镇压人数的统计范围、政治犯含义及大清洗时间。并对运动中因“政治原因”而被判刑的总人数、被关押在劳动改造营的人数、被判死刑的人数、被流放和驱逐出境的人数、被强迫迁徙的富农及其家属的人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基本上搞清楚了苏联大清洗运动的总体情况，澄清了一段历史真相。 现代史研究 长期以来，关于苏联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运动中究竟抓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在国内外学界一直是争论不清的问题。此前社会上流传较多的说法是西方的观点，最有影响者当属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1937—1938年有700—800万人被判刑 (注：R.Conquest,The Great Terror:A Reassment,New York, 1980, pp.485-486.)，他还认为1939年底关押在苏联集中营和监狱的人数不少于900万。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一书认为在斯大林时代“有数百万人惨遭杀害”，受迫害的人数“可以绝对有把握地估计不少于2000万，可能高达4000万”(注：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8、32页。)。苏联解体前后的苏联俄罗斯学术界更是热衷于这个话题。安东洛夫-奥费申科的《斯大林时代的谜案》一书认为在“消灭富农、斯大林制造的饥荒和镇反的运动中死亡的人数是2000万”(注：安东洛夫-奥费申科：《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34页。)，1994年他在另一部著作《暴君的肖像》中指出：1938年监狱有1600万人被关押，从1935—1940 年，被逮捕的有1984万人，其中700万人被枪毙(注：А.В.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Портрет тирана,М.1994г.с.270，388.)。甚至到1996年，新闻记者尤·费奥法诺夫还在总统选举的电视频道宣称，“在30年代因镇压而死亡的人数达到1600—2000万”。 由于资料的限制，我国学者对此没有专门的研究，但西方和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在我国学界流传及影响甚广，直到近年一些学者还认为斯大林“大开杀戒”，被“镇压的人在2000万左右”(注：参见《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2期)。 因此，搞清楚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的真实情况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苏联解体的直接过程与1987年重新评价历史运动密切相关。重评历史主要涉及对20世纪30年代苏联社会体制的评价，而这又是从考证当年大清洗的数字开始。一方面触目惊心的镇反内幕促使人们思考旧体制的弊端；另一方面正是一些肆意歪曲、夸大的数字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暴政”的证据，导致全盘否定苏联历史，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最终酿成国家的崩溃（注：吴恩远：《论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所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深入总结苏联解体教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中表现出的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目无法制是极端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应予彻底否定，笔者对此并无异议。但本文不涉及对这方面内容的研究，仅仅考证具体的抓捕数字。 一 “镇压反革命”内涵考 (一)“镇压”的诸种形式 对20世纪30年代被镇压人数的分歧首先是在对“镇压”内涵的理解上，常常产生两个歧义： 第一，“镇压”是否等同于“判死刑”？中文对“镇压”的理解有两层意思，按照《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一是泛指用强力实行惩罚的各种形式；同时也有专指“枪毙、处决”这一层意思，特别在口语中常作如此解释(注：《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版)，第1456页。)。然而在俄语中，“镇压” (репрессия)仅仅指第一层意思。在莫斯科1987年出版的《简明政治辞典》和1988年出版的斯·奥若戈夫的《俄语辞典》均对“镇压”作如下解释：“镇压是一种惩罚措施，其目的在于对某些人或事实行压制”，没有中文直接等同于“处决”的意思。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部在重新审查苏联30—50年代“镇压反革命”问题的公报中明确指出：“委员会仔细研究了平反工作中的档案材料后确定了统计被镇压人数的范围”，紧接着公报具体罗列了镇压的各种形式，包括死刑、监禁等等(注：Извесмｕя 13,2,1990г.)。显然，不能把俄文的“镇压”通通理解为被枪杀。 那么，“镇反”包括哪些形式呢？根据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舍宁给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关于清理过去年代以所谓反革命罪被判刑(俄语司法词汇：осужденный)的人数情况的报告中，列举了下列判罪形式： 1.死刑(俄语司法词汇：расстрелять、высшая мера наказания)； 2.驱逐出境或被流放(俄语司法词汇：высылки、ссылки)； 3.监禁(俄语司法词汇：заключенные)。(注：Исморｕя СССР,№5,1991г.) 第二，30年代被镇压的人是否全部是政治犯(即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条判处反革命罪的人)？当我们谈到苏联镇反中滥杀无辜的现象时，主要指那些因政治原因受到迫害的人。至于因抢劫、盗窃、贪污、贿赂等刑事犯罪被判刑的人则不在此列。通过下面的考证，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刑事犯在关押的犯人中所占比例是较大的。 因此，前述一些文章谈到“镇压”的人数时，或者通通理解为被判死刑；或者提法比较笼统，一概称之为“镇压”，没有把不同判罪形式区别开来；或者是把政治犯和刑事犯混为一谈，都当成了无辜的被镇压对象。显然，混淆了这些概念是不能准确反映当年苏联大清洗运动概况的。 (二)被镇压人数统计范围考 第一，关于政治犯的含义。什么是因“政治原因”而被迫害的人？根据1937年联共(布)政治局批准的苏联内务部“关于镇压前富农和猖狂反苏的犯罪分子”报告所定标准，政治犯可以分为以下种类：“仍在继续从事反对苏维埃活动的前富农；反对党的成员，如社会革命党、达什纳克党、前白党分子等；在监狱、集中营、劳改营仍然在从事积极反苏活动的分子。” 1995年2月28日—3月2日，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有关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国际会议上，与会者大都赞同把镇压的对象分为“传统的”、“富农的”和“民族的”三个范畴方面的人，以便了解镇压的方向。“传统的”，指历史上的党内反对派之类，所谓托洛茨基—皮达可夫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分子等；“富农的”，指反抗农业集体化中被镇压的富农；“民族的”，指从30年代以来因对中央的民族政策不满而反抗的人。如在1937—1938年发动的清除“民族的”反革命分子战役中就逮捕了33.5万人，在清除“富农”的战役中被逮捕者超过50万人。同时镇压的对象还可以划分成“党和苏维埃机关”、“军事指挥机关”、“契卡”、“旧知识分子”等较小范畴的人。斯大林曾经具体地指出镇反对象就是在党、政、军中反对党的总路线的敌对分子：即“左”、右派，蜕化变质分子，充当外国间谍者；以及他们所勾结的工业中的“沙赫特”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注：《肃清帝国主义间谍托洛茨基菲帮》，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页)。我们的统计主要就是以这些人为对象。 第二，没有经过司法程序被判刑的人是否列入统计？在被镇压的人中，有的是经过法律机构宣判的，如各级法院、军事法庭、最高法院的特别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等等，这些人当然属于被统计之列；而一些人则是由非法律机构定刑的，如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委员会、内务部下属的负责镇压工作的各级“三人小组”、特别会议等等。由于当时法制荡然无存，很多人没有经过正当司法程序就被判刑了。这些人自然应当列入统计范围。实际上由非法律机构定刑的人远远多于前者。 第三，区别受迫害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和不同人数。在当年大清洗中，受害者有的“被判死刑”；有的“被监禁”，关押在监狱、集中营；有的被流放，成为流刑犯，被剥夺自由……尽管他们都是被镇压对象，但被判刑程度不一样。显然，应当根据判刑的不同种类，统计不同范围的人数。 第四，管理被镇压者的机构。30年代镇反被判刑的人主要关押在苏联内务部——1934年以前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ОГПУ)，1934—1946年称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以后称国家安全局(МГВ)——所辖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ГУЛАГ，中文译名“古拉格”)。古拉格下辖几个主要部分：劳动感化营、劳动改造营、监狱管理局。我们统计的人主要由这些机构管理。 (三)关于大清洗的时间 由于这涉及统计人数的准确性，自然应当加以考证。关于大清洗的时间目前在学术界有几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大清洗的时间应从1936年7月到1938年底，共约2年半的时间。认为其标志是在1936年7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信件中，斯大林第一次使用了“人民的敌人”这个提法，由此开始了大清洗运动 ；学术界看法比较一致的另一种观点指1937年到1938年，即从1937年2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发出大清洗的号召开始，到1938 年结束；第三种观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他明确提出大清洗的时间包括1935年到1937—1938年这几个年份 (注：Извесмｕя ЦК КПСС,№3,1989г.)。在著名的《权力学》中，作者阿尔托夫哈诺夫把大清洗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4—1936年（注：阿·阿尔托夫哈诺夫：《权力学》，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428页），与赫鲁晓夫的观点相类似。 笔者的看法是：大清洗的时间开始于1937年，到1938年底大规模镇压运动结束。在苏共一次次政治运动中，总是有一部分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乃至受到迫害。特别是在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业集体化、工业化运动的开展，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党内争论愈演愈烈。加之斯大林个人权力的日益集中，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使无辜被害的人越来越多。但在1937年之前，尚没有形成大规模镇压运动(这里主要指从肉体上消灭)。1937年3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表达了对此前镇反运动进展缓慢的不满。他说，中央在1935年1月18日和1936年7月29日连续两次给各级党组织发出秘密信件，要求对反革命分子保持最大限度的警惕性，与之开展斗争，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前，在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日丹诺夫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认为同“反党集团”的斗争耽误了4年，必须撤换内务部领导。所以在1937年2月全会上发出了“抛弃旧方法，即辩论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斗争的号召。这和以前的镇反运动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全会明确指出，和以前主要针对旧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的斗争不同，这次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1936—1939年被逮捕的共产党员约120万人，几乎占了当时党员总数的一半，所以“大清洗” 运动实质是针对党内反对派的运动；此外，从实际情况看，1937年被判死刑的人数是1936年以前年份的10倍乃至几十倍以上，这也是1937年和以前相比具有重大区别的理由。 1938年10月17日，苏联内务部发出由贝利亚签署的“关于取消1937年第00486号令”的第00689号令，要求改变以前“对‘人民的敌人’要连同其妻子和家属一起逮捕”的做法，除非“有确切材料证明他的家属在从事反苏活动”（注：转引自俄文档案网站：www.memorial.krsk.ru）。表明大清洗运动开始改变过去大规模抓捕的行为。统计数字表明1938年一年被处决的所谓“反革命”高达30万人以上，而1939—1940年这两年就急剧下降到4201人，这说明1938年后，镇压的狂潮逐渐减弱。所以大清洗运动应当是于1938年底结束。 二 大清洗人数考 弄清楚大清洗的范畴和时间，就可以具体考证镇反人数了。笔者认为，主要考证的是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总人数，其中包括被监禁、被判死刑和被流放、被驱逐出境的人数。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总人数 如前所述，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在30年代有近4万人被逮捕；安东洛夫—奥费申科甚至具体到1937—1938年有1880万人被判刑，如此等等。这些数字一段时间以来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流传极广。而长时期以来，苏联当局对此又严加保密、讳莫如深。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陆续公布一些档案材料。我们这里引用几个比较权威的说法： 1.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镇反人数的统计报告指出：从1921—1954年2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人数，总计是 3,777,380人”。判刑的人中大约290万人是经过非法律机构宣判的，87.7万人是经过法律机构宣判的(注：Исморｕя СССР №5，1991г)； 2.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首次公布了被判刑的人数。1990年2月13日《消息报》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了重新审查30—50年代冤假错案的会议，在仔细研究了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从1930—1950年，被法律及非法律机构判处了所谓“反革命”罪的人总共3,778,324人 (注：Извесмｕя 13，2，1990г.)； 3.苏联解体后，1992年8月3日，俄罗斯联邦安全部为落实俄罗斯政府“为因政治罪而被镇压的人恢复名誉”的法令举行专门会议。俄罗斯联邦安全部注册与档案部负责人阿纳托利·克拉尤什金公布了整个苏联时期，从1917—1990年“由于犯国事罪以及根据刑法典犯类似罪”的总人数，共3,853,900人 (注：Извесмｕя 3，8，1992г.)； 以上为俄罗斯在这方面统计的最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公布的数据。这几个数据由于统计年代的不同而略有差别，但大体上相差不多。需要强调的是，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执政时，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70年，特别是对斯大林时期进行了极为猛烈的批判和全盘否定，此时公布的材料不可能缩小当时被无辜镇压的人数。 在苏联这一历史时期被判刑的总人数，为大镇反高潮时期的1937—1938年划定了范围。那么高潮时期共逮捕了多少名政治犯？ 1957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有一个结论，认为在1937—1938年共逮捕了约150万人(注：Коммунｕсм，№8，1990г.)； 1963年初，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对此公布了更为具体的数字，是1,372,329人(注：Исмочнｕк，№1，1995г.)。 近年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俄罗斯著名学者泽姆斯科夫引用解密后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资料，指出在1937—1938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为1,575,259人(注：Омечесмвеннαя ｕсморｕя，№1，2000г.)。 这样我们从不同渠道和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得到了基本上相同的数据。 总括起来，在苏联30—50年代因政治犯罪被判刑的人总共380万左右，其中1937—1938年大清洗中被判刑的大约在130—150万人左右。 由此可见苏联30年代大清洗涉及的范围之广、冤假错案之多。但另一方面，这个数字只有现在广为流传数据的1/10到1/15。按照1937年全国人口普查，苏联共有1亿6200万人口，就是说，甚至在大清洗高潮时期被判刑的政治犯不到全国人口的1％。这也是必须予以澄清的。 被判刑政治犯的总人数使我们有了一个苏联历年镇反和30年代大清洗运动的总概况。但研究还不能仅限于此。还应当具体分析其中判刑的种类，进一步揭示其真实面貌。 (二)被关押在劳改营的人数 被判监禁的人根据刑期不同分别关押在劳动感化营(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ой лаяерь，缩写词为ИТЛ，关押三年刑期以上的犯人)、劳动改造营(испраь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ая кололия，缩写词为ИТК，关押三年刑期以下的犯人)、监狱管理局(мюремный отдел)。关在监狱的则是所谓最危险的政治敌人，大部分是原苏共上层领导人。监狱里的犯人以 后都陆续转到了前两个劳改营关押。 此前广泛流传的说法是：认为1937—1938年在监狱里起码关押了500—700万犯人(注：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27 ноября，1988г)，更有说上千万人的。 下面具体展示从1934—1953年在古拉格关押的包括政治犯和刑事犯的犯人总人数(注：История СССР，№5，1991г.)： 这里有几个情况需要说明： 第一，每年在1月1日统计人数。每年年初所统计的人数，包括了上一年因刑满或其他原因释放的人数，加上新抓的人数。如1937年1月1日统计在劳动感化营 (ИТЛ)有820881人，当年释放了364437人，加上新抓的人数，12月31日统计有996367人(其中包括了释放人数)，这也就是1938年 1月1日统计的人数；1938年当年释放279966人，12月31日统计为1317195，这也就是1939年1月1日统计的人数……以此类推。就是说不能直接把每年年初统计的数字相加得出总人数，应当减去重复计算的已被释放的人数。 第二，在劳动改造营(ИТК)的政治犯约占囚犯总人数的10.1％。 这样，从1937—1950年总共关在劳改营的有8,803,178人，其中政治犯有340—370万人； 1937—1938年关押的总人数为1,140,647人。其中1937年关押的政治犯为429,311人，1938年为205,509人，这两年总共关押的政治犯约60—70万人(注：В.Н.Земсков，Заключенные в1930-е годы，Омечесмвеннαя ｕсморｕя，№4，1997г.)。 (三)因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人数 30年代大清洗运动中有多少人被判死刑，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和各方面人士非常关注的问题。几十年来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目的都在谈论它，以至形成热点。但过去对这个数字总的估计是被人为地夸大了。如前所述甚至认为当年杀害了多达几百万至上千万人。甚至直到1988年俄罗斯哲学副博士阿·恰利科娃还认为：“从 1937年—1950年在集中营死亡的人数有1200万人，加上被枪毙的富农，因集体化被镇压、被饿死的人数总共达2000万人。” (注：В.А.Чаликова，Архивный юноша，Невα，№10，1998г.) 根据最新公布的档案材料，现在可以说真实的情况比较清楚了。 首先我们提供苏联几段时期因政治原因被判死刑人数的权威数据： 1.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镇反人数的统计报告中指出，从1921年—1941年1月以“反革命罪”被处死刑的有642,980人(注：Исморｕя СССР №5，1991г.)； 2.1956年2月9日，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成立的调查有关大清洗事项的委员会(由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阿里斯托夫负责)给中央的报告指出：“从 1935—1940年，因反苏维埃活动被逮捕的人共1,920,635人，其中被判死刑的688,503人”。 3.而1990年，苏联克格勃机关公布的从30—50年代初被判死刑的“政治犯”数字是786,098人(注：Извесмｕя 13，2，1990г.)； 4.同样，1992年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公布的整个苏联时期、从1917—1990年被以相同罪名处以死刑的人为827,995人(注：Извесмｕя 3，8，1992г.)； 以上统计材料包括的年代不一样，统计的数字也不一样，但仍然明白无误地划定了30年代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人数范围。至于1937—1938年究竟处决了多少人？与其他年份比较有什么特点？俄罗斯《国家档案》杂志1992年第2期公布了有关数据。 20世纪20—40年代被判死刑的人数： 年份 被判死刑人数 1921 9701 1922 1962 1923 414 1924 2550 1925 2433 1926 990 1927 2363 1928 869 1929 2109 1930 20201 1931 10651 1932 2728 1933 2154 1934 2056 1935 1229 1936 1118 1937 353074 1938 328618 1939 2552 1940 1649 以上年代被判死刑者总数为749,421人，和1954年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报告的数字大致相差10万人。主要原因是后来对政治犯的解释扩大了。 至于1937—1938年被处决的人数，根据上面计算是681,692人。 1957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首次公布了在大清洗年代被迫害至死的人数为681,692人(注：Коммунｕсм，№8，1990г，с.103.)，这和上面《国家档案》在90年代重新确认的数字完全吻合； 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印证：1990年苏联克格勃机关公布的30—50年代初被判死刑者的数字是786,098人，而在1930—1936年和1939— 1953年期间因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共94,390人，减去这一头一尾，得到1937—1938年的数字是691,708人，和681,692人这个数字基本吻合，并且与1956年波斯佩洛夫上报苏共中央的68.8万人的数字也基本吻合，再次证明这个数据的可靠。 从上述图表可知在1937—1938年被判死刑的人数远远高出这之前和之后年代的人数，故把这个年代称为“大清洗”毫不过分。 但是，被判死刑的人数同样远远低于广为流传的数目，则是必须注意的。 (四)因政治原因被流放或被驱逐出境的人数 30年代大清洗中还有一种判刑的方式：把一些被判刑者流放到边远地区、或者驱逐出境。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舍宁的报告中，指出从1921—1954年被流放和驱逐出境的总共是765,180人(注：Исморｕя СССР，№5，1991г.)。 但其中没有专门列出大清洗年代的数目。 近年来根据俄罗斯历史学家泽姆斯科夫考证，20—40年代这些人的具体人数如下(注：В.Н.Земсков Заключенные в1930-е годы，Омечесмвеннαя ｕсморｕя，№4，1997г.)： 年份 流放和驱逐数 1921 4404 1922 1385 1923 2044 1924 5724 1925 6711 1926 9267 1927 11406 1928 16677 1929 28258 1930 73425 1931 64362 1932 65245 1933 98607 1934 17492 1935 80001 1936 54134 1937 8280 1938 20131 1939 6671 1940 4430 以上人数总计为578,654人，鲁坚科的报告一直统计到1953年，多了10余年，自然多出近20余万人。 在大清洗高潮时期1937—1938年被流放和被驱逐出境的共28,411人，显然这一时期以判处死刑的镇压为主。 上面我们考证了苏联30年代大清洗运动中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总人数，其中包括了被判死刑；被关押在监狱、集中营、劳改营；被流放和被驱逐出境等各个判刑种类人数，这就是当年大清洗的总体情况。1954年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中央的报告、1990年和1992年苏联和俄罗斯公安部门发布的关于苏联大清洗时期概况也都是从这几方面概括这一总体情况的。 三 与30年代大清洗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强迫迁徙的富农及其家属的人数 苏联30年代大清洗运动除了上述人之外，还有另外一部分人，他们也是因为政治原因、或政治运动(农业集体化、强制民族迁徙等等)被强制集中，流放到边远特殊移民区和劳动移民区。他们与上述人的区别是未被判刑。这些人主要是富农及其家属。 流放富农并不属于大清洗的范畴，这只是30年代初大规模全盘集体化运动结束后的余波。但大清洗浪潮无疑也冲击了他们，所以也有必要搞清这些情况。 多年来，这一部分人到底有多少，一直不清楚。阿·索尔仁尼琴在其名著《古拉格群岛》中认为强迫迁徙了1500万农民，此后似乎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它的准确性，到1989年，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得维杰夫依然肯定了这个数字。 在苏联30年代全盘集体化浪潮中，对富农的处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所谓“反革命富农骨干、恐怖行动和正在从事反苏维埃活动的组织者”；第二类包括从前的地主、大富农和半地主等；其余的富农为第三类。第三类富农不是很多，后来都纳入第二类富农的安置工作中，因此很多地区实际上都按两类富农来划分的(注：《苏联简史》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76年，第343页。)。怎样处理这几类富农？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1930年1月30日召开的讨论富农战役会议的报告对此有明确规定： “国家保安总局委员会召开了所属有关单位会议，讨论了发动富农战役的所有问题，包括流放第二类范畴富农的问题。 关于流放第二类范畴富农的指令将在2月2日以苏联国家保安总局第44—21号文件发出。第44—21号文件主要条款如下： 1.尽快消灭第一类反革命富农分子。这次战役大体上应当在开展流放第二类富农运动的战斗前结束…… 2.由于接受第二类富农的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等地尚没有做好准备，拟对原计划迁徙富农的时间和数字作变动……” 这个文件明确告诉我们对待两类富农的区别：所谓“消灭”第一类富农，即把他们逮捕，处以极刑或者监禁在劳改营等。而我们过去有关苏联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阶级”的文章，往往没有准确阐明“消灭”的含义，常常等同于从肉体上消灭。这场运动在30年代初基本结束，但在大清洗运动中仍有一些富农受到镇压。被判刑富农的数字都包括在前面各项统计的总的数字中了，这里不再统计；第二类富农则被流放到国家边远地区，如乌拉尔、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等地；还有部分迁徙到本地的边缘地区。 由于迁徙的人流动性大，考察起来的确有一定难度，笔者试作分析。 首先需要明确，对这类人有无一个特定的管理范畴、有无保存这类人的全部档案，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否则我们将漫无边际考查，而且会挂一漏万，导致不准确。 有证据确信对这类人具有明确的管理范畴。 1937年和1939年苏联进行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其中对国防人民委员会和内务部所辖人员进行的登记属于超级机密。在内务部登记的对象分“А”、 “Б”、“В”三个类别。“А”类登记的是内务部所有部队军事人员及其所属机构；“Б”类登记的是内务部的机关部门，如消防部队，监狱管理人员等等。 属于“В”类登记的人是：关押在苏联内务部及由古拉格机构管理的全国所有监狱、集中营、劳改营、看守所、特别移民区等等地方已判刑的人、正在审讯中的人和强行迁徙到这些地方的人。 这就意味着在那些年代，无论是政治犯或其他被专政机构管理的人，所有人的名单在“Б”类都有登记。只有留在本地的特别移民，即第三类富农是按照公民范畴登记的。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历史学家波利亚科夫根据90年代苏联解密的档案，从这两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材料证实：1937年1月6日统计在全国所有的监狱、劳动感化营、特别移民区等地共登记了180万人，据1939年2月21日登记有260万人。这就是镇反高潮时期被关押的该类人的总数。 这些人并非全部是判刑的政治犯。除去在1937—1938年已判刑的约130万左右的政治犯，还包括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被迁徙的富农等，被迁徙的少数民族和因抢劫、盗窃、渎职、利用职权经济犯罪而被判刑的刑事犯。 被强行迁徙到特别移民区的有多少人？1998年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索科洛夫在其主编的《30年代的社会与政权》一书写道：1934年迁徙的富农是25.5万人，1935年为24.6万人，1937年为12.8万人。到1937年底他们的总数是87.8万人 (注：А.Соколов，Общество и власть 1930-е годы，М.1998г.，с.67)。由此他认为被强行迁徙到特别移民区的富农数目是逐年减少的。而据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瓦季姆考证，在1937年和1939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被迁徙的富农大约在100万人左右(注：В.З.Роговин，Партия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х，М.1997г，с.483.)，与上述数字相差不多。 30—50年代被迁徙的富农及其家属总共3,486,701人，远非所传说的1500万人。 (二)特别移民区内特别移民的处境 特别移民(спецпоселецы，1934年后改称劳动移民：трудпоселецы)的处境开始是比较恶劣的。他们要承担繁重的劳动，而营养往往不足。30年代中期后，在劳动移民区内出现了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区内的孩子们可以接受教育。1934年5月，劳动移民们恢复了公民权，1935年1月恢复了选举权。住在特别移民区内的人生活条件逐渐接近于国内普通居民。这是他们和监狱、集中营犯人本质不同的地方。 但这些人“并没有恢复公民所有的权利，如他们不可能返回自己原来的居住地，没有护照，也不能参加红军”。 (三)在集中营死亡的囚犯的情况 1937年统计被关押在监狱、劳改营、集中营死亡的犯人是2.54万人，1938年9.05万人，1939年5.05万人，1940年4.67万人。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由于饥饿和寒冷，1941—1943年共死亡51.6万人。从1934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死于集中营的犯人总共96.21万人，所谓“集中营死亡1200万人”的说法极不准确。 以上我们考证了苏联30年代大清洗被镇压者的情况。由于资料局限，不可能说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随着今后一些档案材料的披露或许能更加准确地揭示其真相。 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 ——兼答郑异凡先生 吴恩远，苏联主义网 （本文中有65个注解号，注明数据资料的出处。但我读到的这篇网上文章，文末的注解只列出前十条。几经考虑，为便于读者阅读，我将这十条删除了，文中注解号也都删除。有兴趣进一步了解的读者可以检索到此文原文。——老高注） 拙作《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发表在2002年10月15日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第5期（以下简称“吴文”），郑异凡先生就该文中的观点与我商榷（见郑异凡：《斯大林时期镇压规模考》。简称“郑文”）。郑先生是研究苏联历史的著名学者，非常高兴就此问题请教郑先生及同行。 斯大林时期大清洗人数与苏联解体密切相关。但学界对这句话有两解：一是认为斯大林时期杀人太多、甚至几千万人，这个制度属于“暴政”，因而必然解体；一是认为由于肆意歪曲、夸大的镇压人数被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暴政”的证据，导致全盘否定苏联历史、造成了苏联的解体。所以这个问题的讨论确实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既然郑文与吴文都冠以“考证”的题目，“考”者，追根溯源也。关键不仅在于说清楚被镇压人的数字，更重要的是说明这些数据的权威性，它来源于何处，是权威机构的原始、档案资料，或是人云亦云、相互转抄的资料。 一 “大清洗”概念与档案资料 （一） “大清洗”包括的时间 郑文认为：“斯大林镇压时期的起止……应当从1928年的‘沙赫特'事件开始，至斯大林逝世为止”。“‘大清洗'、‘大镇压'、‘大恐怖'、‘大肃反'……说的是同一件事，即苏联3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时期对一大批无辜人员的镇压迫害。” 学界一般公认斯大林完全执掌政权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所以这里郑文观点十分清楚，他指出的“镇压时期”、也就是“大镇压、大恐怖……”时期包括了整个斯大林执政年代。 这个观点的确需要商榷。 吴文专门有一节论证大清洗的时间，认为大清洗时间应当从1937年开始，到1938年结束。读者有兴趣可以参阅拙作，这里不再赘述，仅作一点说明。 首先需要清楚：在苏联谁是“大镇压”一词的来源和始作俑者，是谁定义的“大清洗”年代。这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在苏联正式场合最早批判斯大林、最早使用“大镇压”这个词的是赫鲁晓夫。1956年2月他在苏共20大秘密报告中，第一次指出斯大林实行了“大规模镇压”。他似乎不同意郑文“从1928年就有了镇压行动”的观点，在报告中谈到斯大林1928－1929年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斗争时说道：“我想特别提请注意这个事实，即在与托洛茨基等人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时并没有对他们采取极端镇压措施，这场斗争始终是在思想领域进行的。只是在过了几年后……才开始了对他们的镇压行动。这是发生在1935-1937-1938年期间”。很明显，赫鲁晓夫没有把“镇压时期”扩散到斯大林执政的其它年份。报告于1956年3月5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下发各级党组织，可见这是代表苏共中央的观点。此后“30年代大清洗、大镇压、大恐怖……”之类词汇开始流行，直到戈尔巴乔夫讲话也援引“30年代破坏法制、专横和镇压行为”的提法。 长期以来俄罗斯学者也都传承这个说法。近年出版的由俄罗斯著名学者弗·沃洛布耶夫院士领导的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仍把“大镇压”年代划定在“1937－1938年”。尽管在大清洗开始于1935年或是1936、1937年，还有一些小的学术争论。颇有影响的俄罗斯《纪念碑（Мемориал）》组织――该组织1988年成立，专门研究“苏维埃制度的牺牲者情况”、分部遍及全国――在其公布的文件里，十分明确地写道：“从1937年7月开始的大恐怖时期大约1年左右”。 我国学者基本持以上观点。周尚文、叶书宗等先生著《苏联兴亡史》中有“大清洗”节，时间限定在30年代的1936－1938年6。就是在郑先生亲自参与写作的、由陈之骅先生主编的《苏联史纲》一书中，也认为大清洗时间是从1934年到1938年，“前后延续了4年”。甚至当时郑先生在自己所写的文中也是使用“30年代大镇压” 这个提法，而没有像现在扩大到50年代。 当然可以改变对镇压起止时间的观点，但起码应当说明理由。郑文却又没有对此作专门论证，这就很难令人信服。 争论这个问题，不是说除了1937－1938年，在斯大林其它执政年代就不存在镇压无辜的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研究整个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情况。但不能因为某个时候有镇压行为就可以冠之曰“镇压时期”。如果把苏联整个30－50年代都称之为“镇压时期”甚至“大镇压、大恐怖……时期”，则完全不符合这段时间历史发展的全部情况。 （二） 大清洗人数统计范围 1、苏联时期是否存在“政治犯”？ 郑先生表示他“本人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所以对“苏联时期是否存在‘政治犯'大可怀疑”。正因为如此，在郑文列举的被镇压人数中，既包含所谓“背叛祖国、进行暗杀、充当外国间谍”……的犯人（郑文称之为刑事犯或国事犯），也有“抢劫、盗窃、贪污受贿的刑事犯人”。这里郑文存在一个概念问题：既然前者也叫刑事犯，后者也叫刑事犯，两者之间有无区别？的确，在郑文引用的统计数字里我们看不到对此的分类论证。 拙文认为大清洗人数主要统计的是政治犯，并对此做了初步论证。这里补充一点材料，看看是否算得上关于政治犯“确凿的证据”。 让我们查阅1937年7月2日由斯大林签署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苏维埃分子”决议和7月30日苏联内务部“发动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罪者和其它反苏维埃分子战役”决议档案原件。这两份文件公认为发动大清洗的动员令。 第一份决议内容很简单，只是发布要尽快开展与前富农和各类刑事犯罪分子斗争的命令；第二份决议相当详细，不仅确定了这场战役指挥机构、完成期限……更具体指明了打击对象及对这些人判何种刑。打击对象一共针对8类人：1－6类人包括前富农、以及郑文所说的背叛祖国、进行暗杀、炸毁桥梁矿山、充当外国间谍的人……加上仍在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前反苏维埃的党派如社会革命党成员等等。这些罪行，根据1927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法典特别部分》第一章第58条，属于国事罪（法律词汇：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中的第一类，即反革命罪（法律词汇：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所以郑文把上述人列入通常意义的刑事犯是不正确的。因为内务部文件同时对什么是刑事犯（法律词汇：Уголовники）有明确规定：指犯有偷盗、抢劫、贪污、利用职务走私……等罪行的人。内务部决议打击的第7－8类人就是专门针对这类刑事犯的。 这8类人实际上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事了所谓反革命活动的人，称为反革命犯或国事犯；一类则是普通刑事犯。以上人等通称为反苏维埃分子，都属于大清洗对象。前者由于被认为是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罪犯，所以也被称为政治犯（法律词汇：полизаключенные。俄语这个词由前缀“政治的”加名词“囚犯”构成）。1942年内务部指令中就把反革命犯通称为政治犯，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议会机构设有“为受政治迫害死亡者平反委员会”，而没有说为所有被镇压的人平反。被郑先生认为是权威人士的德·沃尔戈科诺夫在其书写道：“坐牢的不仅有政治犯，而且有刑事犯。政治犯大约占监狱犯人总数25－30％”（顺便指出，郑文中引用了这句承认有政治犯的话，既如此，怎么又否认有政治犯？）。郑先生更为推荐的亚·雅科夫列夫也是承认有政治犯的。如他在《一杯苦酒》中指责某人降低了被镇压人数，是因为“没有分析政治犯在集中营死亡人数”。（顺便指出郑文也引用了这句话，不过删去了“政治犯”几个字）。所以1999年俄学者阿·利特温在“大恐怖研究的历史编纂学”一文总结道：“在苏联‘政治犯'的判定是由法典确定的”。 因此，如果查对档案原件，对什么是刑事犯、国事犯、反革命犯、政治犯就清楚了。 如果我们说对所谓政治犯的迫害是“镇压无辜”――这正是今天我们研究历史需要汲取的教训――对那些“抢劫、盗窃、贪污受贿……的刑事犯”，这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应当镇压的人，难道能够把这些人都统计到被无辜镇压的人数里？如果这样做，甚至按照沃尔戈科诺夫“政治犯占监狱犯人总数25－30％”比例，大清洗人数也夸大了3.3－4倍。 2、大清洗统计人数应当包括的范围 郑文写道：“吴文提供的是被判处死刑的准确人数（80万左右）。然而这不是斯大林时期镇压或迫害的全部数字”。郑文指出：“不仅要统计被处死刑者，还要统计包括被流放的、劳改营死亡的、被处决的富农等等；不仅要统计通过法庭判刑的，还要统计没有通过合法程序判刑的”等等，似乎吴文没有统计这些人，所以指责吴文“人为缩小镇压规模”。 我怀疑郑先生没有仔细看我的文章。吴文第一节专门列有一段：“没有经过司法程序被判刑的人是否列入统计”？答案是肯定的；在第二节“大清洗人数考”总标题下，分段论述了“被判刑的人”、“关押在劳改营的人”、“处死刑的人”、“被流放或驱逐出境的人”；第三节则对30年代大清洗涉及的富农、劳改营死亡人数等进行了考据。这些人难道不都在郑先生所指范围？完全可以不同意吴文有关数据，但怎能把“以80万死刑人数代替全部被镇压人数”的明显错误观点先强加于人，然后对这个错误观点展开批判，以证明自己正确？ 哪些人应当列入被镇压人数统计范围？这个问题仍然必须从原始档案寻找结论，而不能凭主观臆想。还是在前述的苏共政治局和内务部决议中，不仅确定了镇压对象，而且说明了对这些人的镇压形式。在内务部决议“关于被镇压者的惩罚措施及其人数”第二条第一款，确定了哪类人枪毙、哪类人判处若干年不等的徒刑；第二、三款是确定各地被镇压人数；第四款、即最后一款确定哪些人关押在监狱、劳改营，哪些人迁徙和驱逐出境。这就是当年的大清洗范围。（顺便指出：决议在总标题“镇压”下——俄文用：репрессия——把镇压对象分为枪毙－расстрелять；关押－заключенные；迁徙－переселение等几种惩罚形式。显然，根据决议原件，如果郑文说“镇压一词是个大概念”还有某种合理成分，但郑文说“‘镇压'的同义语就是‘被处死'”则是完全不妥的。不仅词汇不同、语义不同，更重要的是混淆了判刑种类之间的区别、把不同判刑种类通通说成“被处死”是无法准确反映大清洗情况。这也正是大清洗数字夸大的原因之一。） 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的政法机构实际上也是按照上述范围的判刑种类统计30年代被镇压人数。 所以，吴文关于被镇压者的统计范围是这样写的：“我们考证了苏联30年代大清洗运动中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总人数，包括了被判死刑的，被关押在监狱、集中营、劳改营的，被流放和被驱逐出境等各种判刑的人数，这就是当年大清洗的总体情况。在1954年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中央的报告、在1990年和1992年苏联和俄罗斯公安部门发布的关于苏联大清洗时期概况，也都是从上述判刑种类概括这个总体情况的”。 如果郑文觉得吴文这个统计范围太小，还没有包括郑先生所确定的统计范围，显然不应当指责我――而应当与他们去商榷。但我很怀疑，任何中国或外国学者，能有这个资格去指责苏联、俄罗斯政府的公安部等权威机构所确定的本国镇压范围是被“缩小”了的。这里我同意郑先生的观点：事情发生在别人的国家，我们所能做的工作是很有限的。 3、集体化运动中的受害者 郑文列举的镇压数据里还包括集体化中离乡背井、客死他乡的人（1000万）；1932－1933年大饥荒中的死亡者（600万）……他们是否属于镇压对象？ 吴文明确指出30年代大清洗运动包括了所谓的富农，这部分人数已经统计在吴文关于被处死的、关押的、流放的、驱逐出境等各种镇压形式的人数中。 至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盘集体化运动中的富农――必须指出，当时并没有大清洗运动――他们仍是以被处死刑、关押、流放、驱逐出境等各种形式被“消灭”的。尽管吴文并不研究集体化运动及整个斯大林时期被无辜镇压人数，但在吴文所引关于20、30－50年代甚至整个70年代被镇压人数中，包含了这方面一些数据（但不是1000万）。 1932－1933年大饥荒中的死亡者能否算作被镇压者？郑文给予的是一个模糊答案：又说“不包括大饥荒中的死亡者”，又说“可以包括大饥荒中的死亡者”。俄罗斯《纪念碑》组织曾经专门撰文回答这个问题。在其“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有多少牺牲者？”一文中，提出不能混淆“被镇压者”和“制度的牺牲者”这两个概念，明确指出“1932－1933年饥荒中死亡的人并不是被镇压的，因为他们既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流放”。文章出于否定苏联社会制度目的，把这些人称之为制度的牺牲者当然是不能同意的。集体化尽管犯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集体化与工业化的成就、与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等也是相互联系的。2002年出版的经俄罗斯国家教委审定、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所长萨哈诺夫主编的《20世纪祖国史》写道：“农业集体化是保证加速实现工业化最重要条件”。仅仅卫国战争的胜利就挽救了苏联（甚至全世界）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制度的牺牲者”和“制度的受益者”是不可分割的。 然而就连这个组织也认为不能把这些人统计成直接镇压对象。 二 大清洗人数与档案资料 郑文最后总结：斯大林时期被镇压总人数为2000万。但对这个结论有点不甚理解： 其一，这里“镇压”是什么意思？俄文“镇压”，前述包含了处死、监禁、流放等几种形式；中文“镇压”，按照郑先生所引词典，也有包括处死（口语）、强力压制等二、三种释义。郑文一方面说“镇压”概念的具体内容“包括被枪毙的、被迫害致死的、还有死里逃生的”，同时又强调“镇压”等同“被处死”，可见自己也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偏偏用一个多义词，让读者去猜测“镇压”指那一层意思？ 其二，更主要的是，郑文对自己这个数字没有具体论证。按郑先生说法，他是从引用不同学者的数据中概括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问题在于，这些人各自认可的每种镇压形式的数据都不一样，有的甚至差距很大。如郑文引用德·沃尔戈科诺夫的数据：“从1929到1953年有150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此人被郑先生称为权威人士；同时又引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的话：“1920到1953年期间，在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并说由于其身份“这个数字应当是可信的”。两者都是说镇压总人数，所指时间段一样（后者甚至还比前者多9年），具有可比性。但后者统计人数竟少于前者1080－1780万……那么，郑文的2000万到底引自其文中各种说法中谁的数据？为什么要引用某个数据、为什么不引用某个数据？没有说明；这些数据来自那些档案资料？没有说明；郑文给的是一个囫囵数字，其中死刑、监禁、流放人等各是多少？政治犯、刑事犯各是多少？没有说明。 怎么敢相信这个2000万的数字？ 公正的说，郑文所列举的这些人，确是传布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而在全世界颇具影响的人物。对其数字进行辩伪和考据，意义远远超出吴文与郑文争论。我们把其中一些主要数据与吴文进行比较研究，请读者自己判断这些数据的可信度。 （一） 被判刑及判死刑总人数 对郑文这方面所引以下数据，我们逐一进行比较、考据： 1、 引用拉达教授的话，认为“有5000万人被斯大林杀害”。郑文认可的镇压人数是2000万，可见连郑文也否认这个数字，当然不值得再去考究。但郑文引用这个与己数差距达整整3000万人的数字，又不说明这个数字是错误或者正确，反提出“可以作为参考”，读者该从那方面参考？ 2、郑文写道：“波利亚科夫教授说，1936－1939年有100多万人遭镇压”。按郑文对镇压的一个解释，即有100多万人被处死。 这是1987年10月14日新华社《参考资料》刊登路透社记者10月9日报道“苏联一位高级历史学家尤里·波利亚科夫教授”的谈话。但教授真是这个意思吗？让我们读原文。教授说：“估计在1936－1939年斯大林掀起的逮捕和枪决浪潮中有100多万人遭镇压”。很明显，他说的“镇压”包括逮捕和枪决等不同惩罚形式。这一点连路透社记者也看出来了，记者写道：“波利亚科夫没有具体说明他提出的100多万受镇压的估计数字是专指那些被处死的还是包括全部被逮捕并送进劳改营的人。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直至50年代中期才获释。”显然不能把这位教授的话理解成100多万人被处死。 往下读，波利亚科夫还说了另一句话：“所谓有多达1900万人‘遭镇压'的估计‘纯属想入非非'”。可见教授不仅不同意郑文的2000万数字，而且还严厉批判了对“大清洗”夸大其辞的行为。这句话恐怕也可作为参考。 3、郑文还引用以下人的数据：德·沃尔戈科诺夫认为从1929－1953年总共有1950到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共产主义黑皮书》统计：30年代被镇压的总人数1622万；此外，还有兹·布热津斯基：总共2000－2500万人被斯大林处死；雅科夫列夫认为有4100万人被判刑，又说有2000多万人是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 这些材料是否可信？不管什么权威、甚至什么领导人，关键看其数字来源于何处，以判断真伪，这是历史研究的常识。 兹·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引用的大清洗数字均不是自己的研究结果，正如郑文指出，这里他是借用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一书的数据。《大恐怖》一书1968年出版后，曾被译为31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不断再版。后来各国学者关于大清洗的数字大多引自该书。该书自称资料主要来源于30年代、60年代官方公布的文件及有关资料、受害者本人资料、苏联叛逃者在国外所写回忆录、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及二战时期被德国人掠走的部分档案资料。但这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清洗档案资料。可资证明的是，正如俄罗斯学者阿·杜金指出:“直到1985年春天，无论谁都没有可能利用真正的档案资料分析30－50年代祖国历史上痛苦的一页”，阿·利特温写道：“1991年8月后，随着部分早期秘密档案的解密，才开始真正研究大清洗问题”。同时，在涉及成千上万人、长达若干年的数据时，仅凭记忆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尽管是当事人，并非就都能客观、准确反映当时情况。曾经被关押十余年的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认为在监狱关押了2000万到3000万人。后来他承认“关在监狱里的人容易夸大被关押者的数量”。原因何在？在其名著《古拉格群岛》写道：“因为我看不到档案资料，所以没有写古拉格历史的企图”。 再来看郑文所引罗伯特·康奎斯特关于“1936－1938年有至少600万人被捕、300万人被处死、200万人被埋葬在集中营”几个数字。“600万”来自南斯拉夫一个叫德迪耶尔的著作；“300万”同样是来自南斯拉夫一个叫莫沙·皮亚德1951年8月6日的讲话；“200万”则是转引索尔仁尼琴的数字。这些无非都是相互转抄的数据，根本不是引自第一手档案材料。但罗伯特·康奎斯特的数据多次被我国学者引用，因此吴文说一些学者以前受“西方学者影响，夸大镇压数据”，怎么被郑文指责为这个说法“太轻率”？ 雅科夫列夫说出镇压人数差别达一倍的两个数据，本身就显得不够严谨（2000万和4100万，到底是那一个？）郑文中所引其数据均没有注明来自什么档案材料。何况雅科夫列夫承认这些人中除政治犯外还有刑事犯。那么，其中到底有多少政治犯？就是按照沃尔戈科诺夫的比例，雅科夫列夫的数据也会减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如是，还会认可郑文所引雅科夫列夫数据吗？ 《共产主义黑皮书》关于大清洗时期有130万人判刑、其中60－80万判死刑的统计人数与吴文一样；所写600万关押在集中营等地的人，仍然没有明确其中的政治犯人数。值得注意的是其作者之一、法国学者维尔特2000年5月曾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作学术报告，指出：以前流传的苏联大清洗被杀害、被流放的统计人数被大大夸大了：被杀害者实际上只有原来所传数字的十分之一，被流放者只有十五分之一。 德·沃尔戈科诺夫关于1937－1938年被镇压人数，又说350－450万，又说450－550万（见郑文），同一内容相差200万，原因何在？他自己承认：“没有掌握关于1937至1938年受害者的正式统计资料”，因此他宣布只要把国家统计的数字公布出来，他的“这个估计是可以推翻的”。德·沃尔戈科诺夫的著作出版于1989年，他当然不可能掌握有关资料。 下面我们看看吴文关于大清洗统计数据的来源。在吴文中已经注明了所有数据出处： 第一：国家正式认可的数据： 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公布的数据：从1930年－1950年，被法庭及非法庭机构判处了所谓“反革命”罪的人总共3,778,324人, 被判死刑786,098人；1992年8月3日，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公布了从1917―1990年“由于犯国事罪以及根据刑法典犯类似罪”的总人数，共3,853,900人，其中死刑827,995人。 至于大清洗年代，1957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认为在1937－1938年共逮捕了约150万人34；1963年初，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提出更具体的数字，是1,372,329人。 第二，来自国家档案馆的资料： 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镇反人数的统计报告：从1921――1954年2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人数，总计是3,777,380人，其中642,980人被判处极刑”，这个材料来自“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这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公布的死刑人数相差约10余万人，原因是后来对政治犯的解释扩大了。 2000年俄罗斯著名学者泽姆斯科夫引用解密后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资料，指出在1937－1938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为1,575,259人。 至于1937－1938年被枪杀的政治犯人数，根据俄罗斯1992年第2期《国家档案》公布资料为681,692人。1957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曾经指出在大清洗年代被迫害至死的人数为681,692人，这和上面《国家档案》在90年代重新确认的数字完全吻合。 吴文所引这些数据被郑文说成是“官方数字”，似乎一提“官方统计”，数字就不可靠。问题是什么样的官方、统计的是那方面资料。以上数据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了清算斯大林罪行亲自要求统计的。赫鲁晓夫是苏联官方批判斯大林第一人，他是对斯大林焚尸扬灰的人。为了在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唯恐搜集罪证不全，还会为斯大林隐瞒杀人数？如果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但还肯定当时的社会制度，戈尔巴乔夫则是发誓要推翻“斯大林集权体制”的人；如果说前两人至少还是苏共党员，叶利钦则公开退出了苏共，甚至颁布禁止苏共存在的法令……这几个人对斯大林态度一个狠似一个，完全不存在粉饰斯大林的“主观故意”。而他们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统计渠道得出的数字竟然基本一样，恐怕没有根据怀疑这些数据“被缩小了”。 这不仅是“官方“统计的数字，俄罗斯学界也基本认可这些数据。除吴文所引泽姆斯科夫、瓦季姆、杜金等著名学者外，1999年，阿·利特温在“俄罗斯学界‘大恐怖'研究的历史编纂学”――众所周知，综述文章是对整个这方面研究情况的总结――写道：“从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共有3,778,234人被逮捕，其中786,029人被判死刑”。 （二） 劳改营死亡人数 郑文一方面断言：“劳改营中死亡人数是至今官方统计中的空白”，指责吴文似乎忽略这方面统计和拿不出这些数据；同时又写道：“1987年官方正式公布了一个镇压的数字：1700万人被送进集中营并死在那里，有500万家庭被流放”，不知该相信郑文那一种说法！ 郑文认定是“官方公布”的数字，从而给读者造成一个印象：似乎苏联官方真正公布了这个材料，使这些数据无形中具有了权威性。 然而查对原文后知道，这句话并非来自苏联官方第一手资料，郑文是引自1987年7月16日新华社《参考资料》所登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驻莫斯科记者安特罗·彼蒂拉所写一篇新闻报道。记者虽然说了“官方正式公布”，却并未说明在什么地点、通过什么媒体、由那一级、那一类的官方机构公布了这些数据。 当时苏联官方是否公布这些数字？也是1987年，在郑文前引尤里·波利亚科夫教授文中说道：“现在刚刚开始对档案进行详细查阅，只有等到对赫鲁晓夫时期从劳改营释放或死后恢复名誉的人的名单进行彻底的分析后才能拿出一个可靠的数字。”安特罗·彼蒂拉所写报道在前（1987年7月16日），波利亚科夫教授讲话在后（1987年10月14日）。如果说官方真的“正式公布”了这些镇压数据3个月后，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大镇压课题的苏联著名历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不可能不注意到“官方”这些重要数据，而他却认为当时并没有可靠的数字。还可以证明的是，又过了一年，即到1988年，时任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仍然承认“1937－1938年的受害者的正式统计资料现在还没有”（见郑文）。《参考资料》不是学术刊物，不能按学术规范要求它。但研究者对这位记者所写、且没有注明来源而无法查证的数字，怎么敢作为参考？ 郑文中还引了罗伯特·康奎斯特“1936－1938年200万人死于集中营”、德·安·沃尔科戈诺夫“700万人被判处死刑或死于集中营”、兹·布热津斯基“1200万人死于集中营”等数字。如前所述，这些数据都没有档案资料的支持，同一内容竟然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数字！ 吴文已经有了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资料统计的集中营死亡人数。现把这些死亡人数更具体化： 1935－1940年在古拉格所辖劳动感化营、劳动教养营和监狱死亡人数 年代 死亡人数 年代 死亡人数 1934 26295 1941 100997 1935 28328 1942 248877 1936 20595 1943 166967 1937 25376 1944 60948 1938 90546 1945 43848 1939 50502 1946 18154 1940 46665 1947 35668 根据以上资料吴文写道：从1934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死于古拉格所辖劳动教养营、感化营和监狱的犯人总共963,766人，而且其中包括刑事犯。特别高的死亡率在1941－1943年卫国战争期间，有51.6万人死亡。何来几百万、上千万人死于监狱！ 这个材料来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第9414全宗，第1目录，第1155卷宗，第2页；第2740卷宗，第52、60、70页，和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文件汇编》。或许可以不同意这些数据，断言官方没有这些统计则大谬矣。 （三） 集体化运动被流放的富农及其它人等 郑文多次强调集体化中有1000万农民被镇压，并引用以下人的数据。我们逐一进行考证。 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由于集体化和饥荒，死亡的人数总共1450万。郑文也承认罗伯特·康奎斯特的数字存在“夸大”，郑文自己的数字也不同于他，足见此人的数字根本不值得考据。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如此，何必还要引用其夸大的数据？ 德·沃尔戈科诺夫认为有850－900万农民遭镇压。作为历史学家，他当然知道重要数据必须加注，在其《胜利与悲剧》书中很多数字都有注释，然而恰恰这个数字没有注明出处，恐怕不是不想加注，实在是找不到有关档案资料； 雅科夫列夫说：有120万户“富农”在集体化中遭到剥夺。据此郑文认为如按每户6－8口人计，接近800－1000万人。但每户6－8人根据何在？2002年版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明确写道：“集体化迁徙的‘富农'平均每户按5口人统计”。笔者还有档案证明：1930年5月6日，具体执行富农战役的负责人普济茨基在一份总结报告写道：“计划驱逐第二类富农121,900户、合631,000人，实际完成98,002户、合501,290人，还将驱逐3900户、合19,945人”。平均每户约5口人明白无误。按郑文计算方法，最多可减少400万人，可见这个800－1000万毫无根据。而从普济茨基报告的数字可以知道大致规模，怎么可能达到1000万？ 当然，并不在乎雅科夫列夫说有多少万，更大问题在于他的数字仍然没有标明出处； 吉洪诺夫院士认为：“在集体化过程中有1500万人无家可归，其中10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1200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查对原文，这个数据也没有注明出自何处（或许受索尔仁尼琴“集体化中有1500万农民流放”数字影响）。大概因为这位院士只是在《文学报》上发表感想式的文章，通篇没有一个注解。 引用丘吉尔回忆录：斯大林说有上千万的富农被消灭了。我们无法断言这是否斯大林原话，很多回忆录未经当事人审阅往往歪曲原意的事情屡见不鲜。这里问题在于对“消灭”一词的理解。吴文写道：“我们过去有关苏联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阶级'的文章，往往没有准确阐明‘消灭'的含义，常常理解为从肉体上消灭”――类似把“镇压”等同处死。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查阅原始资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930年1月30日《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决议，制定了“消灭富农”的措施，即把富农分为3类：第一类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富农当处死刑；第二类大富农和半地主流放到国家边远地区；第三类一般性富农流放到本地边远地区。后两类占富农总数80％以上49。这就是“消灭富农”的完整含义，怎么可能把“消灭富农”理解成全部被处死或迫害致死？ 那么，集体化被流放的农民以及其它被判流放的人数是多少？吴文对此已做回答。现把吴文人数更进一步具体化。 1930年－1932年初是全盘集体化高潮时期，根据古拉格所辖特别移民局报告，被驱逐农户数总计381,173户，合1,803,392人（再次证明平均一户5口人）。（以下被驱逐地区he 被驱逐农户数统计表格从略——老高注） 1932－1940年被驱逐和流放到特别移民区人数及在移民区死亡人数（从略——老高注） 从1932－1940年总共发配特别移民区2,176,600人。但考虑到其中有大量因相互转移地区而重复计算的移民数，实际迁徙来的只有489,822人。加上1930－1931年的1,803,392人，这样，从1930－1940年总共流放了2,293,214人、死亡537,721人。这两份材料来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第9479全宗，第1目录，第89卷宗，第205页、216页。而从30－50年代被迁徙的富农及其家属总共3,486,701人，远非所传的1500万、1000万人（见吴文）。必须指出，这些人并非全是富农，他们只占其中93％，其余7％包括怠工等刑事犯罪人等。这就是当年集体化“消灭富农”的数字。 （三）在大清洗问题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 吴文特别强调，纠正大清洗被夸大的数字，是还历史真相，绝非为大清洗中表现出的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目无法制极端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辩护。而且大清洗不仅涉及直接镇压的人，间接影响的人恐怕就更多了。这是研究大清洗历史、研究苏联解体问题、研究国际共运历史应当深刻总结的教训。但“大清洗人数”和“受大清洗影响的人数”毕竟是两个虽有联系、却有区别的研究范畴。一些人往往把后者无从量化、因而随意估算的人数加进前者，这就是5000万、6000万、甚至1亿人被杀害数字的由来。 斯大林确实应当对大清洗后果承担主要责任。这是其所犯下的最为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对此需要专门研究。本文不涉及对大清洗、对斯大林评价这个内容，但对郑文所引据说是胡乔木评价“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这句话，由于涉及大清洗数字，也说点看法。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国内外学界因立场、方法、甚至时间的差异而见仁见智。我们听听最近俄罗斯人的评价。2002年1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答有关历史上斯大林功过问题说道：“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但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60据俄罗斯独立研究所2000年民意调查，超过85％的人认为卫国战争的胜利是20世纪俄罗斯（苏联）历史上最重要事件，而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工业化时期（30年代）是对俄罗斯历史发展具有最良好影响时期。所以不是偶然，200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50周年之际俄罗斯媒体出现大量纪念斯大林文章。据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问卷调查：“对相当大的一部分俄罗斯人而言，斯大林作为政治领导人和国家领导人完全跃居第一位”， 66％的人对斯大林执政作出积极的评价。至少相当的俄罗斯人不是把斯大林与“历史上最黑暗、最专制暴虐的统治”联系在一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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