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风而得名。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文字狱。由于胡风的文艺理论被部分文艺界人士认为偏离毛泽东红色文艺理论，胡风及其支持者与周扬等人的文艺争论被升级为政治批判。随着事件的发展，中共高层介入文艺争论并给予胡风“反革命”的政治定性，胡风等人也因此遭到审判。政治定性后的整个批判运动波及甚广，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认定78人为“胡风分子”，其中骨干23人。
当时的中共认为，利用胡风事件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来进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正确且必要的。其直接成效是，仅仅两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29230人，“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人，还发现了为数甚多的“小集团”。据陆定一后来向苏联通报的情况，拟定全国总共审查1200万人。审查于1955年6月开始，到9月中旬时，已“仔细审查”222万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万人，揭露11000个集团和派别。但至1980年代，胡风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胡风案件也被官方承认为一大“冤案”。
胡风案中表现出的一系列现象也被视为文革的“热身”：凭空捏造、舆论动员、全国声讨，从行动到大批判语言都惊人的类似。由舒芜“献私信构筑‘反革命材料’，卖友求荣的道德败坏倡导，导致此后打小报告、作窃听机器者群起，知识分子和全民道德崩溃，假大空盛行。同时，当时的大陆媒体，尤以《人民日报》为首，受到政治干预，完全成为政治宣传机器，用政治斗争代替学术讨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新闻界自身的形象也受到损害。”
由于胡风案件已有定论，今天的史学和文学界公认为，由于此前已经有过对胡适、俞平伯等人或事件的批判之风，胡风案件以及此后掀起的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和清理使得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由于时代变迁，带有民国身份的诸多知识分子“心惊胆跳”，“畏罪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虽然1955年之后胡风案及其带来的整肃运动最为狂暴的时期已经过去，但“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最为脆弱、敏感的文艺界批判后的萧条表现的尤为明显。此后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文艺界的紧张氛围。19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封笔，前解放区的作家也屡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刻板印象、公式化现象严重。而对胡风案和此后的整肃运动造成了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疑虑、压抑和恐惧，他们对此极为不满。肃反的扩大后来为1957年“鸣放”运动中表达最多的一个话题，同时缺乏真实客观的信息为依据，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效果也受到了影响。一定程度上为反右运动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