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的现象顺谈一点事物的本质 （一）链接

美国刚刚经历了一个在史册上必然记有浓厚一笔的大选。特朗普连任失败。但特朗普一任的总统任期内种种作为和他留下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遗产将必然影响美国和西方社会与中美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在特朗普的主政之下，中国尝试了美国无底线的霸凌和敌意，在鼓动插手香港政治运动、指责新疆政策、禁运中兴华为之余，威逼全球禁用华为5G，野蛮关闭中国领事馆，在美国禁用抖音微信，并且扬言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入境美国，增强在中国沿海和南海挑衅，放风声正式承认台湾。北京已经无法猜透特朗普继续下去还会再或不再冒出什么新招。

对于长期沉浸在一种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也坏不到哪里，中美可以合作共赢信念的中国执政精英当中的许多人来说，特朗普的粗鲁疯狂很难不是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醒。中国人发现原来国际政治也可以用最肮脏的商场争斗甚至黑社会技俩，赤裸裸地无所不用其极地折腾整死对手。对中国更加惊讶---如果不用那个已经被用烂掉的震惊一词形容的是，虽然几乎整个西方世界表现出对特朗普明显的厌恶，但对特朗普的霸凌中国极端行径却普遍倾向一种欣赏赞同态度，其中一些国家甚至还不顾特朗普对其的羞辱而全力支持特朗普的对华措施，其余西方世界当中最温和的也表示立场中立。中国改革开放后，心理上并没有准备在几十年内就出现作为自己正在虚心学习对象西方先进国家们会团结起来主动同自己作对的情况出现，尤其是中国自认为自己完全没有惹它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去惹它们的背景之下。中美关系从特朗普之后，进入了一种不同的格局。世界也必然进入新的次序。

现今的国际次序是工业革命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西方付出巨大的财富和生命代价之后才建立起来的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主导政治结构。它首要的功能是保障美国自身利益，其次保障整个西方集团的利益。这个构架的核心是以美国的军事力量建立一个全球霸权，形成一个和平环境，即所谓的“Pax Americana”，首先让美国资本，其次让西方资本有一个合适扩张财富的全球范围的经济发展环境。1985年美日英法西德五国签署的广场协议和2013年美国起诉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大小两个案例清楚展现了这个国际次序构架的首要功能。二战后西方集团对苏联集团的冷战，以及后续对俄国的围堵，对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叙利亚的打击，是这个构架的第二层功能的体现。中国在尼克松1972年访华后，被美国为了增强国际次序构架这两个功能的大战略考虑下吸纳进入这个构架中。而中国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迅速学习运用西方的游戏规则，在西方游戏当中斩获颇丰，很快便开始侵蚀到美国和西方的商业利益。不过，在中西合作的前期，反苏大业对美国和西方是更重要的考虑，部分商业利益属于可以忽略的小事。到了后期，伊斯兰极端势力对美国西方的挑战、俄罗斯对西方欺凌的强力反弹等而形成的对西方的安全利益挑战，都让美国和西方在中国问题上分心。在此之上，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实行韬光养晦政策，不在不必要的领域尤其是安全领域造成对西方利益挑战的形象，对美国精英集团这段时间内一直没将中国看作对美国利益首要挑战者有很关键的灭火降温作用。

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所处的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在特朗普上台后宣告落幕。美国已经无法再忽略和容忍中国继续和扩大侵蚀自己二战之后在全球所获取无人能及的利益。从美国的角度看，既然我无法在资本主义市场游戏的规则上竞争过你，那我就跳出市场的竞技台，趁我还有其他领域的优势，就在这些有优势的领域同你展开竞争。美国有优势的领域还是非常多的。随便说说，军事、科技、金融、盟国、国际安全影响力、普世价值、国际法、国际号召力、流行文化甚至国际流通语言等等，都明显压倒中国。

二战后，以苏联为榜样诞生的共产党国家集团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各自在其国内实行共产党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计划最终过渡到马克思所设计的共产主义制度。各国的共产党和共产党国家一致寻求最终在人类社会消灭资本主义，在全球实现被描述为人间最完美、有如天堂一样的共产主义社会。改革开放前，中国属于追随这种意识形态最极端的共产党国家之一，如果不算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的话那便没有之一。在六十年代后，中国逐渐加强批评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没有持续对自己国内和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不懈的斗争。于是，为了保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教义的纯正，中国对内发动了长期从社会最基层到最高层的激烈政治斗争，同时对外与苏联集团决裂，最后达到视苏联为自己头号敌人的尖锐程度。然而，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即使像那些不太搞政治折腾，比较重视经济民生建设的温和共产党国家，在同西方进行国家和制度竞争当中，几十年时间下来竟无一例外都处于无可争议的下风。在短暂高速发展时期过后，并没有出现其精心设计的制度在想象中的全面优越性和赶超能力。不仅距离在全球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目标越走越远，甚至大部分共产党国家还出现政权生存危机。曾经是在意识形态上最极端，也深受其苦的中共，用自己的话形容，已经走到经济崩溃的边缘。物极必反，物质上人民生活的极度匮乏的现实，与同西方结盟共同对抗自己最大安全威胁苏联所出现的历史机会，让中共迅速转变成政治意识形态最开放的共产党，并领导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发展史的奇迹。

苏联崩溃和冷战结束标志了以马克思和列宁理论进行的庞大人类社会实验的失败。今天的中共已经无法再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即无法再用一种与西方世界不同、独树一帜的经济制度和相应的意识形态竞争的形式，来对抗美国。客观事实是，中国对美国、对西方、乃至在全球竞争得利是在西方的游戏规则下取得的胜利，在西方的游戏中打败了西方。中国宣称自己的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界看更像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经济制度上，中国今天的模式与也自称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西欧北欧没有原则上的差别。差别在于政治制度，也就是政权的性质。

但今天中国与美国，扩大一点说中国与西方，矛盾的要害并不在于政治制度，而是在于美国和西方开始明显表露出国家竞争上大范围的失利，并由此影响到美国乃至西方在全球优势根基的所谓变局。中国开始颠覆沃尔勒斯坦提出的世界核心边缘结构。没有西方的这个失利，中国采用什么政治制度对美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当然，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并非等于完全不是问题。

美国和西方的政治环境的组成相当复杂，但大致上可以简化成核心政治诉求为追求平等的左派（或称自由派），与核心诉求为追求自由的右派（或称保守派），的两大阵营。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所有政治派别，包括共产党也能算近这个公式里，后者属于左派里的左翼。撮要地说，左派追求人口的大多数可以尽量平等地享用所有的社会资源和财富，于是左派崇尚民主。而右派则强调个人应该可以保有和自由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尤其是财富，去获取更大的资源和创造更大的财富不受干扰，于是右派强调社会次序和经济自由。（这些西方的名称会有点让人困惑，右翼保守派其实更加追求自由，而左翼自由派则因为要追求平等，倾向使用政府手段限制个人特别是拥有较优势资源的人追求扩张自己资源的自由）。左派政治诉求可以大致简化成减少甚至消灭经济竞争，追求社会的平等和稳定，而右派则保护经济政治竞争得利者的成果，最好得以刺激创造更多的财富。左右两派争斗时缓时厉。在欧洲，左派能接受本国民主制度下运作的共产党。而在美国左右两派都强烈反共。虽然西方政治左派在政治诉求上同共产党接近，但基本不认同共产党国家的一党政治体制。因此，在西方社会，共产党国家被民众视为是一种不民主不自由的集权甚至独裁的政体，因而是一种服务于少数人甚至是一小撮人利益的不道德的政体（有如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古典描述）。

马克思主义延展到列宁主义后，面对难以说服占人口多数的劳苦大众主动支持共产党革命的现实下，俄国布尔什维克提出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激发社会冲突，以暴力打击和推翻社会上反对和阻碍共产党的势力，建立和巩固共产党政权。在二战前，这种使用暴力对付不同政见的对手是一种国际上包括在西方工业国家在内也常见的政治现象。因此，共产党的左派暴力在世界上普遍存在右派暴力背景之下并不突兀。随时间推进，二战后出现在全球的去殖民反殖民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和西方国家内部的民权运动的政治潮流冲击下，右派暴力普遍被社会谴责而逐渐消退。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左派专政暴力随之也失去国内外社会被接受容忍的合理性。随着苏共的消亡和中共的改革，世界尚存的共产党基本都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暴戾理念，施政上亦对使用暴力谨慎许多。但中共坚持党对政权的完全控制仍然没有任何改变，换句话说，西方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仍然处于一种不民主的独裁政体。然而，抛开修辞学上通常将独裁作为一个负面词汇的贬义，仅从字面含义讨论，独裁仅是形容权力机构决策是由少数人甚至一人不必征求其他相关人的意见就决定的方式而已。在人类社会在即使今天，这种决策方式其实仍是一个主流，尤其是在必须面对高度竞争的团体中更是唯一方式，比方企业和军队。这种决策方式并非等同于决策的本身必然仅服务于少数乃至至个人利益。诚然，西方会指出国家决策者权力来源的程序问题，这的确是个让中国政界和学界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题。但这个让西方理直气壮的论点掩盖了问题的本质，即程序正义产生的政府决策绝不等同于符合人民甚至仅仅是选民利益的决策。中国政府和施政长期在西方组织举办的民意调查中获得中国政府远高于西方各国政府获得本国人民肯定的事实，让西方政界和学界面对这个现象质疑时也变得要顾左右而言他。

正是因为在一党控制的国家机器强力介入之下，中国可以作出并实施长期发展计划，充分发挥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精准把握发展方向，少走了西方曾经走过的许多弯路，以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花了几百年时间才获得的发展。自1949年，特别是自改革开放1979年以来，中国政府为中国人民整体改善生活和消除贫穷所做的贡献超越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的成就。中国从当年地球上最贫穷落后饥馑频繁的农业国变成地球上中等收入和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这个结果，出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中国人开始有点飘飘然，而美国人则有点养虎为患的感觉。于是美国要翻脸。

然而中美争斗，互相叫阵都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先说美国。美国摆明了在广泛的工业领域出现竞争失利的现象。其实这个情况并非是中国崛起才造成的。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出现同他国竞争失利的现象，尤其是同日本德国的制造业同行竞争的场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汽车工业是美国强大现代制造业的代表，经济的支柱，股票市场的龙头，到了七十年代初就出现疲态，开始竞争不过进口车尤其是日本车德国车。八十年代美国政府出手制造广场协议，打趴日本重创西德。另外还打破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规矩，由政府掏钱资助受困汽车企业。但政府的有形之手仍然没能振兴美国汽车工业的三头巨大僵化沉疴难起的恐龙。对美国幸运的是八十年代硅谷适时崛起，引领了集成电路芯片、微电脑、软件、通讯、和数据网络，甚至好莱坞高科技成像影视产品等等一系列崭新的相关高科技行业兴起，减轻甚至消除了美国人对传统制造业竞争失利的懊恼，美国人再度恢复趾高气昂的姿态，并放松众多领域的监管规定，一头扎进来钱更加轻松的虚拟金融经济，直至到中国从传统制造业到高新科技工业的全面追赶，再度像七十年代的欧日一样，威胁到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能力。美国被华为领先5G通信技术，被抖音领先青少年数字流行文化震撼得无以复加。美国人深信美国的自由和多元化元素加上无人能及的财富对技术和文化创新的培育举世无双，但却居然被美国人认为僵化邪恶并已经在世界大部分地方消亡的一个共产党国家超越。资本主义美国在资本主义市场游戏上玩不过共产主义中国。但即使在美国有人明白这个问题的深意，也不愿意承认。因此，只好说是中国坏。蓬佩奥忽然时光倒流大谈要孤立打击中国共产党，并称要将中国和中共，中国人民和中共分开对待，就是要利用美国社会对共产党的负面观感替美国的失败找一个替罪羊。

但蓬佩澳还真的说对了，中国的成就，相反就是造成美国和西方困扰的核心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别的政治集团还真没这个能力。且不说中国目前没有任何其他政治集团可以代替中共。即使有，也似乎没什么可能用其他方式达到同样成就。大清帝国曾有机会同日本帝国同步，甚至在时间上稍微领先地踏入工业化进程。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也一样曾经有过机会。但横向同世界其他国家比，纵向同自己的前朝后任比，清朝民国今天大概可还以称道的成就就是没将祖宗留下的家业像当年亚洲大陆另一头的西亚病夫奥斯曼帝国一样地几乎全部败光。不服气的人当然会举出不是共产党统治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四小龙的案例。的确，四小龙是工业革命以后仅有的非西欧人经济体中能赶上先进工业国家的案例。但四小龙的体量对西方世界的体量根本无法形成竞争。更重要的是四小龙都在美国的政治控制之下，只要惹华盛顿不高兴，它们当中没一个政治领袖的政治生命可以活过第二年。连体量在先进工业经济体当中排行第二的日本都能让美国整治得服服帖帖指东不西，四小龙更翻不出美国手心。更重要的是四小龙在高速发展阶段，没一个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

接着说中国。今天政治做庄的中共与其说是一个马列主义原教旨意识形态政党，还不如说是个曾被马列理论说服、有现代意识的左翼爱国志士同盟，思想和行为模式或者类似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中国遭受百年屈辱刺激之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救国救民追求民族复兴、并在中华文明当中也存在的天下大同理想。斯大林曾评论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马克思和列宁不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可以在一个像中国这样极度落后的农民国家成功。今天习近平强调中共不忘初心，正是要避开讨论马克思列宁教条之对错，点明当年中共党人对人民利益曾做出的牺牲和奉献。希望通过这种重温和对照，有助抑制党内腐败并呼引民众支持。今天的中共在治理中国手法和实行的经济制度让正统马列理论专家评论，肯定不是照着马列主义本本交易去办。但马克思曾说过真理需要经过实践检验，中共将其提炼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口号。这是中共之前依赖农民搞共产党革命，之后推动改革开放，今天维持一党制的最基本理论依据。但不管怎么说，中共今天干的，在马列教义当中还是难以找到论据的。于是，打开始，中共就定下改革开放不搞争论，只做不说的态度。实践的结果，中共将中国从世界最贫穷国家级别变成中等收入国家，并且今天仍在维持全球较快的经济发展步伐，颇有希望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晋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共的办法就是遵循、建设并引导中国社会实践本文前述（第一部分）所列的人类社会经济基本规律。这个基本规律也是地球上先进工业国家现在或曾经大致共同遵循的规律。换句话可以说，中共超越几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一个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特色的成功资本主义混合型社会。

实践上的成功，让中共在理论上陷入尴尬。因为名不正，因此言也不顺。虽然理论跟不上实践并不太妨碍实践继续深入，但这个状况还是造成多多少少的困扰。中共成功的关键正是依照四小龙的模式，即在开放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以强力的政府计划和干预，推动和发展出口加工贸易。四小龙除了香港，其余三个都是独裁权威体制，相同之处是都能有效长期提供经济发展的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抑制各种干预和阻碍市场公平有效运作的各种社会势力，同时也提供给经济活动中最具活力的中小企业某种程度的便利乃至支持鼓励。西方先进工业发达国家有些在其经济起飞阶段也实施类似的措施。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共的共产党国家组织结构干这种活，效率似乎更高。而且，因为本身的体量、国际战略的机缘与同时存在的困境、本国发展历史、和现有的工业科研教育之类的各种基础等等条件下，在同西方进行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互动时，消化吸收西方知识的能力等各方面，中国取得的成就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不可以道里计。这也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特别懊恼之处。但中共在学西方搞发展之余，并没有全面接受西方的政治价值体系。当年四小龙在发展阶段也没实施西方价值的政治体系，但至少在台面上的态度认同。中共虽然在这方面态度低调，但不全面接受的态度明确。而且，中共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经济模式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调自己是一贯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过，中共并没解释为何自己认定同样有相当甚至更高国有经济和社会保障成分比例的西欧北欧国家为资本主义。如果中共的社会主义定义仅仅为是否由共产党一党执政作为标准，那么显然不是一种客观的，对党内外国内外都有说服力的态度，但中共有它现实操作和深层哲学上的理由。

西方今天的基本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各阶层和政治派别形成共识的价值观念，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肯定有其正面的进步的意义，也是西方民众甚至全世界人民共同争取的结果。但这种价值和由它导致产生的政治结构，对本国科技和经济发展持续尤其是维持内部竞争能力方面有深层的，很可能有不能改变的基因层次的缺陷。引进西方政治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方面没有一个有突出的表现，这个结果或者也是西方推动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的那一套的根本目的。不过，在西方价值观标准被广泛接受的环境下，西方政治结构背后的逻辑却难以反驳。任何的反对意见都很容易陷入一种看似虚伪强辩的陷阱之中。最重要的是今天的先进发达工业国家都采取这这种选举政治，形成了西方制度与国家发达两者互相关联的印象，令这种政治制度对全球后进国家的人民更具说服力。因此，即使中共今天也将西方一些价值观念写进自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具体有民主、自由、法治等。

客观地说，中共在实践这些价值上的作为，在世界上横向比较还是明显有限的。特别是民主，几乎就是只说不做或做得极有限。在世人包括中国人眼中，这种堂而皇之的言行不一难以形成一种正面形象。世界上抗拒选举民主政治的统治者当中的大部分的确可以说没任何有道德价值的政治理念，其中很多集权统治者抗拒民主所持的理由恰恰是反共需要。然而路人皆知这些独裁统治者反民主的真实目的是谋求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所以普遍被认为是些坏蛋。即使其中一些的确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或多或少有良心的贡献，比方伊朗的巴列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等，但他们统治下，统治集团内部明显的私相授受特权利益和腐败还是让人民心怀不满，最后一旦让人民得到机会便揭竿而起，将统治者推翻（即使不少参与造反的人过后十分后悔）。当然，如果统治者有比较强烈的使命感和比较严格的自我约束，加上合理可行的发展和施政计划和优秀执行力，像四小龙，非民主政体也的确可以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改善生活作两个方面出奇迹般的贡献。

然而，人民产生不满的大背景是永恒的，因为欲望是永恒的。美好生活从来就不是一个定量，而是一个永恒的变量。当人民处于饥寒交迫，执政者给出了温饱生活，人民会感激。人民习惯了温饱，就会企盼小康。执政者完成了奔小康，人民也会再度感激。当人民觉得小康是理所当然后，执政者就需要提升人民的生活到更高的水平。一路下来总会有哪个台阶，即使不完全是执政者的错，理想的目标无法在期待时间内达到期待水平。那么人民也会将不满置于执政者身上。如果在此之上，执政者还有各种以权谋私的腐败传闻甚至事实证据，人民就内心不再愿意接受执政者的统治，心萌换人的念头。中共自己是个革命党，褒扬历史上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到洪秀全等一干造反者，当然只能认可人民选择自己的统治者是天公地道的权力。因此，当中国面对世界尤其是西方对其不民主，面对台湾香港居民批评大陆没有民主，北京只能采取一种充耳不闻的态度。

这种令世人产生负面观感的中国政治结构多少也影响到中国在未来一些关键领域的发展。比方政府对信息传递的严格控制会多少影响中国的科研开发的自由环境乃至对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想象空间。比方中国的各种越来越依赖信息收集、处理、存放和运用的高科技产品与服务遭到海外客户对自身信息安全的置疑。诚然，斯诺登、维基解密等许多渠道透露的信息显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存在不少非法或灰色手法侵犯民众的信息安全的行为。但在西方权力被各种制衡监督之下，民众至少感觉上认为自己有机会找什么机构去投诉。但中国的政治设计在顶层是没有制衡机制的，所有事情到最顶层都是几个人甚至一个人说了算。随着人类社会信息化深入，中国如何在这种政治控制体系下发展信息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进入全球市场茁壮发展会是个值得当局深入探讨的的问题。譬如说，未来发展到像好莱坞电影《我，机器人》（iRobot，又译作“智能叛变”、“机械公敌”）那样非常可能出现的场景里，世界市场能接受中国制造的家政机器人吗？西方难道不会说到了北京最高领袖一声令下的那个时候，全球都会让中国造的机器人控制了吗？

不过，目前的这种尴尬还应该远未达到动摇中国当局的执政根基的程度。事实中国是全球大国当中政府受民众信任最高的国家之一。保持执政地位，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自己的人民满意，最差也要保持让人民不会太不满意。而让人民满意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用本文的话说，就是提升人民可到自己手中的财富。习近平在接任最高权力时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点出了共产党维持长期保持执政地位的重点。改革开放四十年所积累的基础以及中国目前所处的中等收入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共持续快速推动人民可以感受得到的生活水平提升是个有利的条件。北京似乎也在做正确的事情，加大力度除贫，尤其对相对贫穷的中国中西部地区。中国还有非常广大的低度开发地区可以吸收大规模基建投资。提高中西部和东部农村与偏远地区的经济水平对中国持续经济增长措施有一石多鸟的作用。消减贫穷有利社会稳定，并提供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品的广大市场、容纳吸收庞大基建投资、促进全国东西南北交流、消除城乡差别等等。另外，当局还加大力度鼓励支持科技研发。全球新财富和经济增长点集中在新科技产品的诞生，并由此产生新的业态和市场，即所谓新的工业革命。中国今天在科技方面大致上处于同西方同一个台阶上，换句话说，如果爆发所谓新一代所谓工业革命，中国不再如同过去两百年一样都处于局外人旁观者的地位，而会是其中一个参与者，享受科技先发优势，取得先挖金矿的资格。只要中共持续交出中国发展漂亮的成绩单，它即使没有在程序上得到人民的明确授权执政，也应该会受到人民实质上的支持。如果在此之上更维持较高自我约束的为政道德水平，那么人民的支持会更坚实。随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建设水平在世界上的提高，世界对中国的观感也会朝对中共有利的方向改变。换句话说，中共维持目前的一党制在操作得当的条件下还是有相当的发展空间，而这种体制，在实行正面或负面的施政效率都远高于西方民主的对抗式互相制约甚至否决的行政过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共的执政成绩记录在改善人民生活这个基本点上，基本偏向正面。

政府施政成绩的正面和高效，人民聪明勤劳，国家规模令人窒息的庞大，对于那些决不接受中国崛起的美国和西方政客是个相当绝望的局面。特朗普政府充满了这类人物。无论是病急乱投医或是经过深思熟虑，特朗普在进入大选年并且百年一遇的全球瘟疫的背景下，对华政策出现了各种令人诧异的极端敌意措施，有些甚至超越对冷战时期的苏联，并且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频频触碰甚至跨越中国的红线。这些动作的脉路指向一是意图使美国与中国全面脱钩，并依赖美国在西方的影响地位，推动整个西方同中国全面脱钩。最核心部分是围堵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打击中国在这个领域的领先势头。二是美国增强对中国的挑衅，军机军舰加大对中国大陆岛屿的抵近侦察和在提升同台湾的官方交往，刺激中国全面提升对美强硬反应。

美国滑入衰落是华尔街资本运作和中国对机会精准把握，国民工业素质纪律和有效管治体制等几个力量互动的结果，归根结底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美国如果无法直面自己的相对衰落的根由来自于自身的原因而采用抛锅中国转移内部矛盾，那无论用什么方法对付中国，美国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至于美国是否能够达到其目的，将中国崛起硬生生地扭转，打回四十年前甚至更多，完全失却挑战美国和西方的基本能力，像苏联蜕变成今天俄罗斯的情景，答案或者更多在中国一边，即中国怎么去应付美国的打压。

中国的对应

备战

首先对中国最重要的显然是防止美国发狂对中国使用武力。中国体制内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是因为北京抓住了二战后世界大势由战争与革命转变成为和平与发展的机缘。即使这个观点在过去四十年大致符合世界现实，今天北京需要认识到当美国视中国为其头号竞争对手甚至敌国时，所谓的和平与发展的环境必因国际关系的基础改变而改变。多年来，中国看美国整治别的对手时基本都抱一种事不关己的旁观立场，虽然在道义上会在国际上被批评，但这种态度不失为一种理智的态度。中国直至今天仍然没有推翻现有国际次序的实力。当年邓小平对中国执政者给出的二十八字真言，“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背景有所改变也有所没变。变的是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甚至敌人，没变的是中国综合国力仍明显在美国之下，而且更绝对在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整个西方发达先进盟国集团之下。这样的情况当然对中国很不利。对中国有利的情况是美国对中国发难在世界上的说服力号召力近几十年特别到了特朗普执政，有所减弱。中国虽然在整体实力处于下风，但美国要压倒全球人口第一的中国却也困难和风险重重。中国要追求和平，自然最关键的条件是要拥有能制止战争的能力。

二战后世界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维持整体和平的重要原因是美苏军事实力相当，最关键的是双方都拥有即便被核突袭也有能彻底摧毁对方的核反击能力，即所谓的确保互灭能力（MAD）。今天俄罗斯的常规武装力量已经大大弱化，远不如苏联时期可以同美国以牙还牙针锋相对的水平，仅于核力量领域仍还可以大致同美国平起平坐。对中国幸运的是俄罗斯今天同中国有比较亲密的全面伙伴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一部分美国对中国具有压倒性的核优势。但中俄毕竟没有一种军事同盟关系。即使有，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并不能指望自己的核安全依赖别国的承诺。如果美国核打击中国，能指望俄罗斯会替中国核反击美国？反过来说，如果美俄发生核战争，中国愿意同俄罗斯一道核打击美国？

中国现在被美国推到头号对手的位置上，保卫自己和平安全的责任从道理上说也只有自己承担起来才最可靠。

如果说苏联二战之后的军事能力整体达到美国的八九成的水平，同美国西方对峙互有攻守势态的话，那么今天中国的整体军力虽然已经近年在急速扩张，可能仍仅达到美国的四到六成。而且，中国处于一个比美俄都处于战略地缘上的劣势，同美国对峙完全处于守势。苏联崩溃三十年，俄罗斯今天仍然可以派当年苏联造的军舰军机抵近美国示威，而这种能力中国至今还不具备。中美军事对抗，对于美国似乎没有到美苏对抗那般诚惶诚恐以命相搏的严峻。在当年核战阴影下，美国自始至终似乎都没有表现出要在军事上消灭苏联的意图，而仅希望阻吓苏联进攻西欧日本，以及在中东一带阻止苏联势力南下地中海和波斯湾印度洋。美国当年各届政府清楚认识到同苏联的全面冲突极可能导致双方同归于尽，乃至完全毁灭整个人类文明，形成双输甚至人类全输的最糟局面。在此认知的指导下，美国最终同苏联达成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协议。对中国则不同，从特朗普开始尖锐化的美中对峙，美国国内一些政治集团明显表现出要消灭中国崛起机会的意图。换句话说，美国有人要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包括军事手段，击败中国。简单地说，美国在美苏对峙中表现出来的立场是可以同当年状态的苏联和平共处，但今天，至少特朗普执政集团中一些人在美中对峙上表现出来的立场是不能容忍今天状态的中国，即使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表现得更加和平和没有攻击性。

北京认识到自己不具备类似当年苏联对美国所拥有的基本对等甚至局部超越的军事打击能力，是今天部分美国政治人物频繁对中国显露当年不太敢向苏联耍的霸凌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认识表现在中国最近十几年特别是最近几年军事装备明显加速扩张，尤其在可以伸延超越自己国界打击力的海军空军以及火箭军方面，并且在一些被称为杀手锏武器技术方面有突出进展。另外在核武器方面，外界最新报道的数据改变了几十年一成不变对中国核弹头在250到290枚的估计，微升至300至320枚，成为五大核武国家甚至是全球唯一扩充核弹头的核武国。不过，这种军备扩张也可能是对八九十年代所谓的军队要忍耐那段控制国防经费用于经济建设的勒紧腰带时期的补偿性投入。而且，在近年人大通过的国防预算，占总预算比例不但没增长或保持往年水平，甚至还有所下降。中国自改革开放一直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军费开支占比最低的国家。于是北京在是否感到加强国防能力有急迫性上，仍然给外界一种模糊得信号。虽然西方置疑中国公布的国防预算并没完全反映中国真实的国防投入，但这种维持低军费开支的和平姿态是否明智，在美国通过特朗普政府所展示发狂敌意的背景之下是值得置疑的。长年来，中国的军事投入目标似乎都在围绕如需要用武力统一台湾，手上的力量即使在美军的有限介入之下也足以完成任务。

然而，中国今天军力即使用于保护自己国际贸易第一大国所依赖的海陆贸易通道力有不逮也是明显的。更不用说难以对应美国下决心纠集盟国和有反华情节的方便伙伴国如印度一起对中国群殴。中国的军力在世界上横向比较，同自己的人口和经济实力的比例严重偏弱。这种情况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里有它的合理逻辑，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个睿智的决策。在经济和科技工业能力不济的条件下，强行发展军力没可持续性，更加会引起国际上不必要的疑虑导致影响改革开放。2000年后，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小布什的共和党政府在上台前以及上台后表明要将以中国代替苏联，成为美国头号竞争对手。宾拉登的基地组织适时抢了风头，美国临时将反恐置于自己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中国当时逃过一劫。接下来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奥巴马民主党政府明显在国际政治光谱上倾向鸽派，在收拾小布什政府中东反恐战争烂摊子之余还大举效减国防经费，但也强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明显针对中国。到了右翼鹰派的特朗普政府上台时已经再也没有什么战略遮眼物，遮挡在美国对中国凝视的战略视线之间了。中国在2015年开始就明显减缓的国防开支预算的增幅。今天回看，这种像似刻意的和平姿态并没有对美国鹰派起什么减缓对中国敌意的作用。如果中国没在公开数据上掩盖自己真实军费增加，这种军费预算在自己安全环境恶化时的逆势操作似乎对自己不利。对美国，一个弱势敌人并不会因为弱势就被转变成朋友。相反，一个弱势敌人会更加引诱美国采取军事打击手段而非和平手段对其实行“中立化”（美军对击毙敌人或令敌人丧失敌对能力的军事术语）。美国是近代国际关系上使用暴力最多的国家之一。如果从二战后算起，没有之一。

中国的国防建设目标，明显已需要从建国当年防御性的保卫国土与局部进攻性的解放台湾，逐渐转变为两大目标；第一是威慑制止美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冲动，第二是对中国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前者中国的战略核力量至少要接近---最佳达到---能与美国持平的核互相毁灭的能力，消除美国极端鹰派发动对华全面大战的侥幸心理。后者中国的武装力量需要在全球范围主要以常规手段威慑打算用武力阻碍中国的持续发展的美国，和任何其他想乘美国缠斗中国时而占中国便宜的对手。面对美国可以纠集分布全球的盟国与非盟国结成以反华作为目的的军事集团，中国这个全球威慑目标基本要自己的军力与设施达到或超越美国集团今天的全球部署与作战的能力。换句话说，中国其实需要拥有甚至超越当年苏联在冷战时期所拥有相对于美国的那种军力。但对于一个从未在全球范围施加军事影响力以及今天仍自认为时发展中的国家，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时间。但即使需要很长的时间，中国看来也只能坚持发展至达成目标，否则中国必然面对永久性的巨大发展安全问题。中国已经进入了、或重新回到了一个当年李鸿章所说的大变局的世界格局，再也不会如同过去四十年一样，有在发展和平环境上的美国便车可搭。从这个角度说，北京当局如果继续维持低的国防开支便属于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中国的和平发展环境必须只能自己有充分能力保障时才会得到。因此，中国至少应该将自己的国防开支提升到美俄水平，最好能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超越美俄水平，因为在短中期的二三十年内，中国将非常可能要独力对抗全球最先进军事力量集团的结盟围攻，情况很可能比在中东被孤立的以色列更差。考虑到中国会采取一种防御性的国防战略，亦即是被人欺负了才进行反击的被动式战略，中国也更应该维持一种比对手更强大的军事能力，才能达到没有先下手为强优势的均衡。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西方的经验看，适当的扩军备战与开发尖端武器，对发展经济和科技有很关键的促进作用，今天的电脑、移动通信、卫星全球定位、纳米技术等众多引领新时代工业革命的高新科技无一不源自军事科技。

自然，中国扩军备战的行为不可能隐瞒美国和西方，必然会引起美国的反应和指责。但对中国行动负面回馈并不等于中美就必然闹翻摊牌。在政治上闹翻摊牌也不等于必然在军事上闹翻摊牌。从过往对付它的对手的模式看，美国在实际动武上还是相当谨慎的，二战后一般只找软柿子捏，像入侵巴拿马、格林纳达这种小型微型国才肆无忌惮。对中型国家的军事行动美国的记录并不好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第一次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这些上规模的军事行动当中，仅有第一次伊拉克战争达到行动目的。其余都陷入战争泥沼狼狈不堪。这种结果导致美国在针对叙利亚、利比亚、特别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上犹豫再三。对大型军事强国，美国过往的记录更是明显回避考虑军事选项，比方对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的反应。然而，这种过往记录并不意味中国可以完全拿来作对比。美国二战后的军事行动目的基本围绕在扩张自己的利益，俗气点说就是想赚便宜。行动达不到目的认栽走人仅是赚不到便宜，没赢并不等于输。事实上，二战后美国每发动一次战争，无论战果如何，美国的国力大都在战后有所扩张发展，在世界上相对变得更加强大。今天和未来同中国的冲突在美国人的角度看是保卫自己的利益，如果不能赢，自己的利益会萎缩，实实在在的吃亏，国家利益会严重受损，美国心理反应极难预料。因此，中国加大扩军备战力度于自己的发展和保卫世界和平都是必须的。而且，美国人尊重实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