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于光远作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和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主席团执行主席李昌联合发表《李昌、于光远在科学院召开的科学报告会上批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的讲话，内容被发表在1982年2月25日《人民日报》上，受到人体特异功能的支持者张震寰、钱学森等人的攻击。1993年2月19 日，于光远在北京二〇二医院由妻子孟苏和秘书胡冀燕接受作家陈小雅采访。谈话中于光远明确表示，“特别对钱学森反感。要我说简直是可耻！可耻！他明明知道是假的。”还称“钱学森这个人，从科学家变成政客；从内行变成外行。江泽民居然表扬他，有严谨的科学态度。”陈小雅将此次访谈录音整理，收录于《陈小雅文集》。

　　20世纪80年代，北京一场气功宣讲会上，人们集体做功

　　于光远：初中一年级，我在北京的第三中学念书。我买了一本王弼的老子《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离我这个学校一二百米，就是现在的官园那个地方，一个房子里住着一个比我高一年级的，叫雷天觉的人。他懂《易经》，“乾。潜龙在天，利见大人”，“乾。亡途弥贞。见龙在天，利见大人。”经过介绍，我们两个 “哲学家”就会面了。他比我大一岁。他是在一个师范学校，四年制。我是初中三年制。毕业是同一年毕业的。我们一谈，谈了三年哲学。他后来考了大学预科。他要考一们学问，完全是为了谋生，但是自己觉得最不感兴趣的，最没有意思的学问。这就是机械。小孟的专业。毕业论文很简单：设计汽车的座位，怎么样使司机的那个座位最平稳。他说，这就以免干扰他的“哲学思想”，后来他出国。1949年，他在上海的哪一个系统作总工程师。后来没多久，我们见面了。他呢，哲学还是过去的哲学，我早就变了好多遍，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就给我宣传人体特异功能。他给我看一本书，说用一付扑克牌。特异功能的人都有扑克牌。不知道是25张还是30张。他作了一个研究，是假心理学的。他自己叫做心理学。说一个人的情绪。思想。感情，合起来差兑，比例是什么关系。高兴的时候差兑多少，不高兴的时候差兑多少。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个小孩得了重重的奖励。他就去差兑，跑到圣父墙那儿去跪着祷告。祷告后全差兑了。我这个朋友相信这些事情，要送给我一本。我说这个东西西方人搞ESP“超信息”，我早就明白了。这是在1949年，就出了这么一本“伪科学”的东西。我也是那时最早接触这门“伪科学”学问。

　　他学的学问，机械，最不喜欢的使他成为学部委员；最喜欢的却变得一钱不值。反右的时候打了右派。但他那个人还是哲学家，胡说八道。中国要搞妓女制度呀，什么都讲。

　　我坚持科学家的原则。特别对钱学森反感。要我说简直是可耻！可耻！他明明知道是假的。

　　陈小雅：为什么呢？

　　于光远：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钱这个人干的可耻的事情相当多。美国国会的档案解密了，翻出他抗美援朝的时候怎么样帮美国服务打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材料都有。我这个“小哲学家”是从12、3岁开始的。我的《20岁以前》你可以看看。1927进初中。就是读老子《道德经》，什么哲学（哪一派的）也搞不清楚。糊里糊涂，好高骛远，似懂非懂。

　　陈小雅：从哲学家到科学家的路子似乎不是很顺的。哲学的宇宙和物理学的宇宙完全是两个东西。

　　于光远：我就有一个本事，不懂的也能啃。我们一谈半天，一谈半天。

　　陈小雅：听说您就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科学家的问题与小胡有过争论。您为自己没抓紧挺遗憾的。

　　于光远：《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本书是应该写出来的。应该说有份量的东西，这是一个。再就是这场斗争。现在他们搞一个大型艺术政论片《大道》，昨天来拍，他们让我拿着薄一波提的词，我意识到他们要拍我这个镜头，把他的字显出来。我就不愿意。我把它放在桌子上了。我理解，薄现在还是有点作用。《历史的潮流》提了词，但搞到最后还是个商人形象。《大道》可以看看，文字类似《河殇》，听说《河殇》上也有我的镜头，但是很短。

　　陈小雅：是现代化会议上您的镜头。

　　于光远：我不同意里面的一个观点，说布哈林当年和斯大林的辩论，都是布哈林对。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还有个备战的问题。二次大战前，如果没有备战的经济，没有高度的统一，苏联不可能打胜第二次世界大战。个人的性格是另一回事情。

　　于光远：我接受了三百多家的聘书，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一“最”。

　　胡冀燕：中国，不一定是世界。

　　孟苏：国外兼职和兼薪不分，国外没有这种事。

　　陈小雅：您接受聘书是来者不拒吗？您接受的原则是什么？

　　于光远：只要你不是不好的，我就不拒绝。大小不拒。可是我不喜欢的我就拒绝。

　　陈小雅：比方说呢？

　　于光远：各式各样的。比如和左派有关系的，我就不接受。但没有大小之分。大到省的顾问，小到一个村的顾问。这都没有什么区别。我都接受。

　　胡冀燕：文件有规定的，公司的顾问不能兼。研究会的，某个课题的某一本书，行政系统的都兼。但经营性质的都不兼。

　　于光远：上海大世界有个“吉尼卡”，出了一个《世界第一》，专门搜集。《新民晚报》登了两次。在有些方面我又很孤陋寡闻。一次到新疆，用到一种东西，叫“洗涤剂”。

　　孟苏：他还以为是什么新东西，后来才知道家中使用已经好几年了。象这样好多新的事情他都不知道。我不象他，我很追求时髦，喜欢用新产品。他观念还可以，但一到具体操作就不行了。

　　胡冀燕：有些知识属于常识以下的水平。

　　于光远：我现在知道，韦维的名字还是李谷一叫她改的。原来的名字太俗气了。

　　陈小雅：可能你对小事的不敏感，正是为了保证对某些大事的专注？

　　胡冀燕：我们出去的时候，他大方向特明白东西南北极清楚，但进到楼里面准出错。他往这边走，一定是那边对。后来我对他说，以后你想往哪边走，就朝相反的方向去就对了。

　　于光远：我的毛病是进出不成比例。进的少，出的多。我善于吸收一些东西。什么东西都可以吸收下来。什么东西到我这儿来都会变成学问。你讲赌博我也可以讲一通。但我不是一个好钻典籍，读好多书的人。

　　胡冀燕：只要看到的东西他就能记住。在适当的场合就会自动跑出来，用上。

　　于光远：我说我是常识水平，是说我对于康德，是康德的常识水平；对于尼采，是尼采的常识水平。对马恩着作当然超出常识水平。所以，我讲的科学家是这个意思，是科学的精神，原则，他的严谨。我经常讲一件事情，“于光远丢脸史”。1958年时，我是中央科学小组的成员。它是代表制。聂荣臻是组长。科学院是张劲夫。科委是韩光。重工业是王鹤寿。尖端是宋任穷。党的机关是我。

　　在科学小组，我还是个秀才。向中央反映动态，于若木是我的助手。科学小组是决定大政方针的。有一次，聂总和我们去看毛主席，在中南海的游泳池。张劲夫汇报科学院的情况，我汇报各地方的群众运动。山东省委给中央的一个报告说一个苹果正在长的时候，把它剪下来，插在正在长的南瓜里面，结果，苹果长得很大很大。现在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我相信群众，超过我的科学头脑。我作为一个科学小组的人，向最高领导汇报。我觉得是自己一件“丢脸的历史”，从这以后，我就下定决心，我们搞科学工作的人，一定要坚持坚持科学性。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这是一个原则。现在的人根本就没有这一套。

　　所以，我现在说的科学家，是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严格的科学精神，按科学的原则思考问题。自己不论在生活上，在工作上，思考问题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科学家和政治家不同。我说我不是政治家，我不太会搞手段。

　　特异功能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背景。我从解放以来就处理这类事件。批判“人体特异功能”的意义，决不下于列宁批评“经验批判论”，不动脑子的思想，盲从的思想，都在这里表现出来。有一次我们在大会堂开会，赵紫阳进来听了一会儿，说：“许多事情我们还不清楚，需要了解，不要说得那么死嘛！”我一听很生气。我说，你是总理，搞经济听你的，但你不是搞科学的，我们不听你的。

　　陈小雅：我为什么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呢？因为，它的出现，恰恰是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恰恰是在强调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它出来了，而且那么多科学家去付和它……

　　于光远：没有那么多科学家，就一个。就是钱到处鼓吹，积极到极点。给它一种科学的形态。科技大学七个教员，写了一本《意念论》，说天外有天，世外有世，人外有人。按照他们的说法，政治斗争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因为就不能保密了；而且别的星球上的东西都能够拿过来，就没有商品生产了。它说这个世界就会大变样。这个世界是好还是不好呢？它说，肯定是好的。“让我们迎着暴风雨前进吧！”这样的东西，钱看了以后，写信去鼓励。亲笔信在我手里。把它看作一个很大的科学成果一样。说在深圳发功，北京清华图书馆的水的分子起变化。钱发表言论，要给诺贝尔奖金。

　　陈小雅：到底有没有这事呢？

　　于光远：哪里会有这个事呢？不会有这个事！从真正的科学价值上说，一钱不值。钱学森这个人，从科学家变成政客；从内行变成外行。江泽民居然表扬他，有严谨的科学态度。

　　陈小雅：到底有没有他们说的那种化学变化呢？如果没有，就是骗子。也就不值得讨论。

　　于光远：科学的事情是这样。你做了100个实验都说没有，他作了第101个实验，说有。所以，靠这个东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问题也很简单，如果它有，那么，整个科学就没有用了。如果这个瓶子里的丸药能出来，那物理学还有什么用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