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香港大学政治学教授、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于中信出版集团主办的“从香港到亚洲：解码高观投资30年增长密码”《铸就》新书分享会会上进行了约10分钟的演讲，从40年、4年、4个月三个时间段出发，分享了自己对中美关系乃至国际秩序演变的观察。观察者网整理成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演讲/李成，整理/观察者网 李泠】

特别荣幸能有机会点评罗兰士（Richard H. Lawrence, Jr.）先生的新书《铸就：亚洲股权投资40年》。今天上午，我刚从巴塞罗那回来，在回酒店的路上，我就琢磨着怎么在10分钟内表达我的想法。于是，我想到了40年、4年、4个月这三个时间段，想借此向您表达敬意，敬慕您这位传奇式人物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毕竟您见证了整个时代的变迁。

演讲现场

40年前的1985年，罗兰士先生从纽约来到香港，而我也在同一年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硕士学位。实际上，我们两人一同见证了历史的巨大变革，也目睹了中国乃至亚洲的历史性崛起。

1985年7月，当我乘坐的飞机在旧金山机场降落时，一出机场，我就被眼前的高速公路震撼了。后来，我了解到中国的电影导演、曾出演《小花》的陈冲女士也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过类似的感受。她说，初到美国时，夜晚看到汽车前灯红灯、尾灯黄灯，这是她此前在中国从未见过的景象。当时我的震撼就源于高速公路，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高速公路，而如今，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已占世界的60%，这无疑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在伯克利读书时，学校门口的电报街（Telegraph）路口有一家冰淇淋店，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店里竟然有40多种口味的冰淇淋，而当时的上海，只有一种香草味的冰淇淋——实际上那更像是冰，而非真正的“淇淋”。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深有感触。1985年，我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当时，有一位很好的中国老师，在我们学习结束时邀请我们到她家里吃饭。这位老师是华师大的教授，曾在加州做过访问学者。她跟加州的朋友提到自己养了两只猫，于是朋友给她寄了一箱猫粮。那天中午，老师打开猫粮罐头给我们吃，说这是“有营养的”——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这居然会被当作食物招待同学。我当时没吃，但有几个同学尝了，还说“不错，味道很好”。

这就是40年前的中国。而过去40年里，我们见证了中国从贫穷落后，发展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实力强大的经济体，如今排名世界第二，未来几年很有可能升至第一。

实际上早在1993年至1995年期间，我就受一个基金会的赞助回到中国进行为期两年的考察。当时，上海已发生诸多变化，基于这些见闻，我撰写了第一本关于上海中产的书。然而，这本书的出版之路可谓一波三折，被拒稿一次又一次，可能有八、九次甚至更多。以至于后来，我在晚上吃饭时都不敢打开出版社寄来的信封，生怕看到拒稿通知破坏用餐心情，让这顿饭都变得索然无味。

拒稿的原因只有一个：当时西方的教授们认为中国不存在所谓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在他们看来，中产阶级是与所谓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西式民主（western democracy）等概念紧密相连的，而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不可能有中产阶级。不过，几年之后，（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一概念逐渐被美国的金融界、企业界所接纳。中产阶级的崛起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还重塑了世界的经济版图。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后来改名为《重新认知中国：改革的动力与困境》，出版后成为了畅销书。

回顾这40年，亚洲中产阶级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而西方和美国的中产阶级却在不断萎缩。我的好友马凯硕曾提出一个新概念——“CIA国家”（CIA Countries），其中“C”代表中国（China），“I”代表印度（India），“A”代表东盟国家（ASEAN countries）。“CIA国家”堪称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在过去二三十年里，这些地区的中产阶级接近于从无到有，如今中产人口已占世界的40%，无疑是世界地缘政治、全球经济版图中变化最为壮观的区域。

再把目光聚焦到过去四年。过去四年是西方妖魔化中国最为明显的阶段。

此前，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被西方官员粉饰为“美丽的‘风景线’”。我的好友斯蒂夫·罗奇（Stephen Roach）甚至断言“香港已经完了”，为此，我和他展开了一场辩论。我指出，如今的香港已重焕生机，他显然判断有误。罗奇是耶鲁大学教授，此前在摩根斯坦利工作多年，对中国的情况也算有一定了解，可连他都做出了错误判断。

罗奇在《金融时报》撰文唱衰香港

西方还频繁唱衰中国经济，宣称中国经济已达顶点，即将走下坡路。美国的时任商务部长甚至称中国市场是“不可投资”（uninvestable）之地，一些政客还声称中国缺乏创造力，归咎于历史、政治等诸多因素，直到DeepSeek的出现才改变了不少人的看法。

此外，西方还大肆渲染中国就业问题，并刻意将其与中国老龄化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就业人口过剩，一个是劳动力短缺，但西方却只字不提它们之间的矛盾，也从不探讨人工智能对这两个问题的冲击。西方如此渲染，其核心目的就是渲染中国社会不稳定。而罗兰士先生，您的书恰恰在挑战这种叙事，通过阐述香港、中国乃至亚洲的发展变化，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且充满活力的中国与亚洲。

接下来谈谈过去4个月的情况。

自特朗普二次上台至今，已近四个月。这四个月里，世界局势变化之迅猛，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特朗普当选当日，财经杂志对我进行了长篇采访，让我用一个词预测特朗普的2.0时代，我说这个词是“混乱”（chaos）。如今想来，相信很多人会认同我的判断，当下局势，从美国国内到国际层面，都呈现出一片混乱之态。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是特朗普第二次当选。若说第一次当选时美国民众对他尚不了解，那么第二次当选，无疑意味着他们对他有了全面认知。我们围绕特朗普进行了诸多探讨，我自己也发表了不少看法。然而，这里可能存在一个误区：或许我们过度聚焦于特朗普本人，而实际上，他只是某种趋势的产物，只是一种表象，并非问题的根源。也就是说，即便没有特朗普，美国未来面临的诸多问题依然会延续下去。

特朗普与其支持者 资料图：AP

现实看来，当下美国国内面临四个棘手难题，且短期内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其一，两党冲突白热化。如今的美国政党斗争，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甚至不惜将对方及其家庭成员置于死地，这与美国传统的政党文化背道而驰。

其二，贫富差距悬殊。2023年美联储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1%的富人财产总和超过整个中产阶级（占总人口50%）财产总和的情况。还有未经完全证实的消息称，埃隆·马斯克、杰夫·贝索斯、扎克伯格三人的财富总和，竟与美国底层50%人口的财富总和相当。

其三，种族矛盾激化。曾经美国努力尝试减少移民国家不同种族间的矛盾，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如今，种族矛盾不见缓和趋势，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更是加剧了这一状况。

其四，文化战争不断。无论是女性堕胎、同性恋婚姻权利，还是枪支管控等问题，都交织在一起，非但没有看到解决问题的妥协迹象，反而愈发撕裂。可以说，美国已然成为一个撕裂的国家。

尽管美国在金融、军事、科技等领域总体上仍占据领先地位，但正逐渐走向衰落，且信誉严重受损，所谓“信用”“软实力”大打折扣。

今年2月，我参加了慕尼黑安全会议。在我看来，此次会议堪称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会上，美国副总统J.D.万斯发表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言论，他声称美国的价值观念与欧洲的价值观念截然不同，甚至相互敌对；还表示欧洲人的敌人并非俄罗斯或中国，而是欧洲人自己——这无疑是对欧洲政治赤裸裸的干涉。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特朗普认为美国无力承担欧洲的安全责任。实际上，奥巴马也曾有过类似表态。

万斯表示，欧洲应更多关注来自自身的威胁，而非来自像俄罗斯这样的外部因素。 图自央视新闻

当时我对美欧关系的感知，可以用四个以“D”开头的英文单词来概括：

一是Damage（伤害），这种敌视带来的伤害，绝非轻易能够弥补；

二是Distrust（不信任），双方之间恐怕再难建立信任；

三是Decoupling（脱钩），以往脱钩主要指中美之间，而如今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脱钩趋势愈发严重；

四是De-risking（去风险化），包括西方在内的全球各国，突然意识到美国并非一个安全的投资地，投资决策需慎之又慎，进而又重新燃起对亚洲市场的乐观预期。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时刻，就如同我在1989年至1992年于美国读书时所经历的转折点，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如今，我们正目睹美国的困境与病态，以及北约影响力的逐渐消散。

朋友们，这是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美国与苏联不同，它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倘若我刚才的分析正确，那么这问题将对世界产生极其严重的冲击。而欧洲，当前正寻求加强自身军备，核扩散问题将成为我们共同面临的一大挑战——不仅德国渴望拥有核武器，日本和韩国也蠢蠢欲动。

由此可见，我们正身处一个多极化却无序的世界。在此背景下，亚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亚洲文化，包括中庸之道、对多样性的包容等，都展现出独特魅力。而且，亚洲大多数国家从全球化中获益，而非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感觉被边缘化。因此，我认为亚洲将在未来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