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1890～1966），字永锡，湖南永州人。1909年中学毕业，同年秋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读书，并立志教育救国。1912年秋，京师优级师范学校停办，李达回到湖南，先在一所中学任教谋生，后来先后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湖南优级师范读书。1913年，李达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1914年因身患肺病，回国养病，后李达与人合伙开了家药店，做了三年的药商。1917年，李达再次赴日，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

1920年8月，李达由日本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于同年11月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1921年7月，李达参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宣传。后来，因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激烈争论，遂离开党组织。

此后，他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1923年至1926年，任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学监兼教授。1927年1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代理政治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3月，回长沙筹办国民党湖南省党校，任教育长。9月，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

1930年，任上海法政学院及暨南大学教授。1932年至1937年，先后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经济系主任、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朝阳大学教授。1938年到桂林，任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7年至1949年，任湖南大学教授。

1949年12月，重新加入共产党。同月，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1952年11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

1965年底，李达搬到北京，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1966年2月，李达又返回武汉，开始了《唯物辩证法大纲》的最后定稿工作。正当李达全力投入工作的时候，文化战线上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此时***中央中南局的某些人对李达颇有微词，认为李达“埋头研究，不关心政治”，随即指示武汉大学整理出李达的一份材料，说李达是“反动学术权威”，并通过有关部门报到中央。因为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此事关系重大，有人就此询问了毛泽东，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毛泽东说:“既然群众有要求，在校内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

 

1966年中央“5·16通知”发出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北京率先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的“三家村”。湖北省一些人立即将武汉大学整理出来的李达的材料加以“修改”、“充实”，作为中南地区的“三家村”，上报给***中央文革小组。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7日，在省委驻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召开全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将目标集中对准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三人。

李达先是被“勒令”停止写书，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集中”起来，强令写出揭发检举李达材料；他家的保姆被弄走了，电话被剪断，北京的来信也被劫去了。

6月8日至9日，***湖北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化艺术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出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6月10日，***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全国高校被“揪”出来的第一个“三家村黑帮”。

6月13日，武汉大学“组织”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报刊，长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1958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与此同时，湖北省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作为武大的“三家村”，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批判。

被隔离起来的李达心情异常沉重，他没有半点辩解的自由，只有老老实实“认罪”，写“认罪”材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6月30日，对于李达的批判开始升级，李达的名字，在报纸上公开点了出来。《武汉晚报》发表了《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进入7月后，批斗的方式开始残酷起来。武汉地区接二连三的批斗大会，李达总是“主角”，批斗、声讨、示众、审讯、辱骂，使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然而倔强的性格，使李达从不在批斗者面前低头，所以每一次批斗，对他的人体摧残是最重的。

尽管李达遭受种种非人的磨难，但当他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研究室撤销时，愤慨地说:“你们把我的资料抢走了，把我的助手赶跑了，我怎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写书的任务呢？”

无情的批斗，肉体的折磨，李达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他的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妻子石曼华看到他这个样子，内心十分难过，但李达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黑暗总会过去，等运动结束了，我一定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向润之告状。”

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非常痛苦，有时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7月18日，***湖北省委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开除了李达这个“叛徒”、“地主分子”的党籍。

7月19日，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已到武汉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颇有些高兴，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当天晚上他强支撑起身体，给毛泽东写信，全信的内容不到20个字:“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

第二天，李达小心地用信皮把信牢牢包好，恳请学校“文革”工作队的人，将这封信尽快送给毛泽东。

然而，就在李将信交给学校“文革”工作队的前两天，毛泽东已经离开了武汉。此信只好辗转送往北京。

李达的病情更加严重了:胃病频繁发生，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手颤抖得吓人，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身体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有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但仍然被拒绝。

8月中旬，李达的信终于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看后，在信上作了批示。

8月22日，李达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们才允许把李达“押送”去医院，化名看病。然而，这时的李达已处于半昏迷状态，难以输液。8月24日，这位***的创始人之一，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的人生之路。

8月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并宣布“李达已死”。

 

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10年第04期，作者：邸延生，原题：坚持真理向毛泽东发火的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