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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毛泽东“大跃进”时期提倡“留有余地”的几点分析

　　[摘要]“大跃进”运动时期，针对高指标和浮夸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留有余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这一时期复杂的思绪脉络。在以“鼓劲”、“升温”为基调的成都会议和武汉会议上，毛泽东警示各地定计划要“务实”、“谨慎”，“留有余地”，体现出热中带冷的思想方法；“大跃进”高潮阶段，对决策“1070万吨钢”的细致、多谋和谨慎，不仅体现了他要求“留有余地”的一贯思路，也表达出他对目标恐难实现的担忧和疑虑；“大跃进”纠“左”阶段，专门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角度对“留有余地”进行阐述，不仅更具针对性和说服力，也体现出思想方法上的提升和发展；“大跃进”反复直到结束阶段，毛泽东把对“留有余地”的思考，进一步放到了掌握工作主动权、提高全党领导国家经济建设水平的战略高度，体现出他认识上的更上层楼；“大跃进”运动结束后，仍持续不断地讲“留有余地”，反映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和建设规律的深入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毛泽东；“留有余地”；“大跃进”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关于“大跃进”运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大跃进”运动的发动阶段；从八大二次会议到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是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高潮阶段；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是初步纠正“左”的错误的阶段；从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到1960年底1961年初，是“继续大跃进”直至全面结束的阶段。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同时他又是最早察觉和发现“大跃进”“左”的错误的领导人，因此，在初步纠正“大跃进”“左”的过程中，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这方面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大跃进”的总体战略和方向是错误的，但在具体战术和思想方法、领导方法方面，毛泽东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判断和思考。比如，“大跃进”从头到尾，针对“高指标”、“浮夸风”，他都在讲“留有余地”。梳理这一过程，对全面理解“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及其演变不无裨益。

　　一、“大跃进”运动初期提出“留有余地”，体现出热中带冷的思想方法

　　众所周知，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提出“超英赶美”的战略构想，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可以出现更高的发展速度。由此，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严厉批评“反冒进”，到3月成都会议提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再到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总路线并肯定以“跃进”代替“冒进”，干部和群众的干劲与热情被一再地激发并高涨。在推动全国上下加快建设步伐实现“大跃进”的过程中，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尽管处于兴奋状态，但其思想情绪并非简单地直线上升，在积极推动的同时，也透露出一些“留有余地”的谨慎心态。

　　1958年3月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成都会议，是继南宁会议后进一步在思想上为“大跃进”发动开路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干。但与此同时，他对浮夸、虚报和高指标等，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警觉。如，关于究竟多长时间完成十年农业计划问题，毛泽东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93页。)但在会议过程中，有的省已经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计划。鉴此，毛泽东在3月20日会议上讲话时说：“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若能做到，“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为防止“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毛泽东似乎不是即兴之言地站在了这样一个高度：“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毛泽东不避讳地指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要“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他旗帜鲜明地强调，“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为了让大家“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在3月25日讲话时，毛泽东专门讲了思想方法问题。他不无忧虑地提出：“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由此，他郑重强调：“做是一件事，讲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给下级留点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总而言之，支票开得太多，后头难于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