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通过对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强调“留有余地”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的思绪脉络呈现出热与冷、昂扬与谨慎、豪迈与多谋、自信与担忧、藐视战略困难与重视战术困难交织发展的复杂过程，尽管“大跃进”总体战略、思路和方向是错的，但不能说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战术方法就乏善可陈。比方说，除了“留有余地”外，他还提出“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敢想、敢说、敢做也不能绝对化”、“革命热情应与实践精神统一”的论断等等，如能深入分析，对于深化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大有裨益。第二，毛泽东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曾总结说：“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4页。)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宏观战略失误，单是着力于具体战术，也很难彻底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不从根本上调整总路线，即使有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同样也难以贯彻执行和落实到位。第三，“大跃进”期间一些重大决策的出台，毛泽东的确是通过座谈、会议、调研等多种途径反复征询、讨论和求证，尽管他是“大跃进”的发动者，但不能说错误的责任由他一人承担。用邓小平的话说，“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第四，毛泽东不仅善于总结经验，也十分重视经验的传承、丰富和发展。“留有余地”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取得的宝贵经验，毛泽东不仅在经济建设中继续发扬，还用来反思和总结“大跃进”的深刻失误和教训，并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和规律的思考中深化了对“留有余地”的认识。

　　〔作者王香平，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