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为了切实贯彻“留有余地”，毛泽东提出后三年计划指标“要改”，“不勉强凑数”。具体怎么改，“就是按实际可能办事，按实际办得到的，还打点回旋余地，让年度、让地方超过”。他举例说，实际办得到的比如是3200万吨，我们就提3000万吨，如果实际可能是只有3000万吨，就只应该提2800万吨。他郑重强调：“不是纸头上、口头上留有余地，而是实际上真正留有余地。”

　　其三，提出由“数量本位”转向“质量第一”。毛泽东说：“今年和今后两年的基本建设，盘子绝不可以搞得过大，数量不可不讲，但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现在“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之，“讲质量、品种、规格，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至此，“大跃进”以来“数量至上”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意识初步得以扭转，毛泽东开始怀疑并试图摒弃这种观念。从“数量本位”转向“质量第一”，这既是总结和反思“大跃进”以来的深刻教训使然，也是毛泽东坚持“留有余地”并从根本上改变难以真正贯彻“留有余地”的实际而提出的新思想、新思路。据冶金部负责人回忆，毛泽东关于“质量第一，数量第二”的指示“对后来我们狠抓质量、品种，猛攻尖端特别是为国防尖端武器，为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及时提供重要的关键性的材料，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缅怀毛泽东》（上），第74页。)。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左”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与思考的重要收获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闭幕时，毛泽东还写了《十年总结》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被认为是总结、反思“大跃进”经验教训的真正开始。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讲，毛泽东把对“留有余地”的思考，进一步放到了降低指标、掌握工作主动权这样的战略高度，体现出认识上的更上层楼。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再次由衷称赞，周恩来制定的“二五”计划中大部分指标“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并强调今后三年的计划指标“一定要改过来”，“要下决心改”，如此方能“完全主动”。由此，他进一步引申阐发了关于领导干部要善于掌握主动权的极端重要性：“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在6月18日闭幕会上，毛泽东不仅开诚布公地检讨错误，承担责任，深入严肃地开展自我批评，又多次谈到降低指标问题：“现在搞了那么多年，指标老是提得那么高，就是相信下面的那个统计数字”；要降低指标把主动权拿过来，“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 (毛泽东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从降低指标、留有余地到争取主动权，毛泽东的思考显然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认为“大跃进”的主要错误，就在于把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菩萨”自己供起来，脱离客观实际，一切以“数字”为上，被“指标”牵着鼻子走，丧失了伸展与回转的空间，也丧失了工作的主动权，最终陷入盲目和被动境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我写《十年总结》的意思，就是要大家“盲目性少一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083页。)。

　　从强调“留有余地”到争取主动权、掌握主动权，目的是减少盲目和被动，提高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8页。)。显然，毛泽东的思考重心不再停留在具体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问题，而是向宏观战略思维拓展延伸。究竟怎样领导并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规律，需要全党切实展开调查、研究和探索。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从“大跃进”以来，在“留有余地”这条思路上总结经验教训，反思和总结“左”的错误的最重要的一个认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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