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跃进”运动结束后持续讲“留有余地”，体现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断思考

　　毛泽东对“留有余地”的思考、倡导和强调，不仅仅限于三年“大跃进”运动期间。1964年5月，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说：“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来办事。……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 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 1965年6月16日在杭州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和谷牧关于三线建设的汇报时再次强调：“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是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 (毛泽东在杭州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和谷牧关于三线建设的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6月16日。 )1969年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毛泽东在社论中加写了“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这句话被排成黑体字向全国印发。直到1970年，毛泽东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针对我国不少钢铁企业又要掀起翻番的情况还说：“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一上来，又要发生事。一是材料不够，一是设备、投资跟不上，全国紧张。”( 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谈话记录，1970年11月13日。)冶金部负责人认为，毛泽东这些话，“对当时头脑又一次发胀的人，是一副有效的清醒剂”(《缅怀毛泽东》（上），第74页。)。

　　“大跃进”结束后，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强调“留有余地”？不仅强调“留有余地”，还提出“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充分的余地”？

　　笔者认为：第一，“大跃进”的高指标、浮夸风，在毛泽东心中烙下的印痕太深了，一直心有余悸，以至于到晚年都忘不了，认为“大跃进”不仅犯了不少错误，甚至是“做了蠢事”，“闹了笑话”。毛泽东是一个“不贰过”的人，觉得时时提醒很有必要，诚如他在1965年一次会上谈到钢铁“大跃进”时所说：“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 (毛泽东听取薄一波汇报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情况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2月21日。)第二，“留有余地”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毛泽东看来，要使其深入人心，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强调和劝诫，因为认识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要让人们汲取教训、改正错误并接受正确认识和科学方法也不是一次或几次就能奏效的。第三，毛泽东对“留有余地”的思考，从根本上说，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的战略思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究竟应当以一种怎样的速度发展，不是由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有其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这不仅源于对“大跃进”教训的刻骨记忆和沉痛反思，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思考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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