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跃进”反复至结束阶段讲“留有余地”，是为了掌握工作主动权，体现出认识上的更上层楼

　　1959年庐山会议，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原意，是想统一全党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各项任务。毛泽东在7月2日讲话中提出的18个问题也说明了会议初衷。会议期间，由于错误地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而导致会议主题由纠“左”转向“反右倾”，直接后果是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势必影响对“留有余地”的实际落实并淡化此前的认识成果。在这种氛围中，毛泽东对“留有余地”的思考又有怎样的起伏呢？

　　1959年8月21日，庐山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到浙江等地视察，并在金华召集地县委负责人座谈，了解农业生产问题。在汇报到生产指标时，毛泽东说：“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要光听上面那一套。”当汇报到基层干部作风时，毛泽东严肃指出：“千万不可高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 (《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尽管刚从庐山会议后半段“反右倾”的气氛中走出来，毛泽东还是坚持了庐山会议前半段纠“左”的思想意识，在调研中仍然提倡“要留有余地”。

　　事实上，虽然经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曲折与反复，党中央和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停止纠“左”的步伐。比如，1960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1960年计划时指出：“要学习八大会议的经验，钢的指标为例，留了三年余地。现在，给三年补充计划要留一年的余地”；“按实际办得到的，再留点余地，让各地、年度去超过”；“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9、1030页。)毛泽东强调“留有余地”的思想是很鲜明的，尽管钢铁指标没有压缩，但通过这次会议，水利建设、开荒等的指标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缩。另外，毛泽东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还专门组织读书小组，集中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理论上对“大跃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这种通过理论学习进行反思并取得的认识成果，无疑也是纠“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收获。

　　关于这一阶段继续纠“左”的实际举措，最具典型意义的是1960年6月8日至18日在上海召开的以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据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日记载：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冷静地分析情况，把计划放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上，必须留有余地”( 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王任重日记摘录·1960年》。)。毛泽东6月14日讲话 (毛泽东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4日。)可以说充分体现了进一步纠“左”的决心和力度。

　　首先，为了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毛泽东两度提到并充分肯定周恩来在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二五”计划的指标设定。在讨论后三年的钢铁指标时说：“我看提少一点，去做，在做之中增加一点。过去几年的经验，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留了三年的余地”。当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富春都表示3000万吨钢的计划“可靠”时，毛泽东说：“我看还是相当紧，超过的可能性比八大一次会议订的那个指标要小。所以，我还是欢喜你（指周恩来--引者注）提的那个东西，讲起那个东西就有味道，它给我们留了这么大的余地嘛。”因此，要“学习八大一次会议的那些经验，宁可打低一点，在年度中去超过，决不可以打得过高，以至于超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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