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夫

中共党员的被捕问题非常敏感，这很可能涉及变节问题。高官刘少奇、薄一波等在文革时深受其苦，即便是左派的江青、张春桥等也不能置身其外。

现在中共党史公认，1927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时，唯一一次被捕，而且险些被处死。

1.毛泽东亲述的被捕经历

据考证，毛泽东被捕的地点，是在湖南浏阳县和铜鼓县交界处的张家坊。

后来，毛泽东面对美国记者斯诺，如此饶有兴味地叙述他1927年的“历险记”：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斯诺：《西行漫记》，第141至142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所幸毛泽东所遇上的是民团，不是国民党特务。这次死里逃生后，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从此中共及中国的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

2.1934年毛泽东的第二次被捕?

在陈鸿年、吴越合著的长篇纪实回忆录《九死还魂草》、吴越著《我的爸爸是冤鬼》里却记载，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后，曾经被围剿部队的师长樊崧甫手下捕获。

吴越的父亲吴山五十年代是上海市司法局第一法律顾问处民事组组长，当时兼任樊崧甫的私人秘书。

据《我的爸爸是冤鬼》记载，樊崧甫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因他指挥作战时总是骑着一匹白马，因此也称“白马将军”。1933年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他是主力部队的师长。1934年， 中央苏区反“围剿”失败，红军撤退，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樊崧甫又奉命追剿堵截。

就在这时，毛泽东不慎被捕，被押解到樊崧甫的面前。毛泽东否认自己的身份，但他是苏维埃政府主席，樊崧甫手上有他的资料和照片。不过樊崧甫比宋希濂聪明，宋希濂抓到瞿秋白以后，立刻打电报通知了蒋介石，以致后来宋希濂和瞿秋白的关系相处得很好，想给瞿秋白开脱都不可能，蒋介石下令处决，他不得不遵命执行，只能在行刑之前给一些感情上的“优待”，摆了一桌酒菜。

樊崧甫抓到毛泽东以后，甚至在明确了毛泽东的真正身份以后，根本就没跟蒋介石提起过一个字，因此得到了处理毛泽东的“绝对自由”。樊崧甫虽然是“国军”的师长，但他是“洪帮”中人，对“党争”的认识和兴趣都不是很强，而对传统的“义气”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却十分相信。因此，毛泽东能够通过游说打动他，让樊崧甫拿他当普通百姓，发些路费放了。

这件事情，当然是绝对秘密的，除了樊崧甫和毛泽东本人之外，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

正因为樊崧甫与毛泽东之间有过这样一笔默契的“交易”，1949年5月上海战役之前，蒋介石电令樊崧甫去台湾，樊崧甫居然借故没有遵令，为此蒋介石下令逮捕樊崧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直到上海解放，才被放了出来;而上海解放之后，对他这个当年围剿过苏区的战犯，陈毅市长不但没有把他抓起来，而是派专人先去保护他的住宅，后来专门把他请到市政府去谈话，接着请他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虹口区政协主委，还给他分配了许多社会工作，诸如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爱国卫生委员会委员等等。在1951年的镇反中，他也得到了特殊的保护，而且还“幸运”地在文革时平安无事，一直到1979年辞世。

3.樊崧甫其人其事

樊嵩甫(1894—1979)，原名芝碧，字仲哲，号哲山，缙云五云镇人。浙江省陆军小学毕业，加入龙华会、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浙军敢死队分队长、沪军机关枪队队长。“二次革命”中两度入狱。1914年，入武昌陆军预校，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历任中尉旗官、连附、连长等职。1925年入陆军大学第七期。1927年10月任第二十六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1930年1月任第六师第十七旅少将旅长，在冯阎联合反蒋时，曾与吉鸿昌部作战。1931年1月，任第六师参谋长，后任第八军中将参谋长，参加第三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11月，任抚河方面“剿共”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1933年2月，任陆军第七十九师师长，参加第四次“围剿”。同年10月，任北路军第三纵队指挥官兼第七十九师师长，参加第五次“围剿”。1935年任“剿匪”第二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追堵湘鄂川黔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1936年1月，任陆军第四十六军军长。1938年，徐州会战中在狼子湖涝沟线与日军坂垣师团作战三昼夜。同年9月任第十二军团军团长。1939年2月，任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1940年1月，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1944年秋，任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五军风纪巡察团主任。1947年1月退役，客居上海，因参与反内战活动，1949年5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上海解放后获释，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参事室参事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