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派又回来了 |
送交者: 2023年03月22日16:05:21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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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了解托派的本质,必须从苏联托洛茨基派讲起。托洛茨基和其党徒们,最初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以一个政派面目出现的。后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混入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九二七年被联共党揭露并驱逐出党,托洛茨基逃往外国。托洛茨基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呢?我们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苏联军事法庭在莫斯科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反革命匪帮的公审中,可以看出:这些匪徒从很早以前就是帝国主义间谍机关的特务奸细。以托洛茨基本人来说,他从一九二一年起就卖身为德国间谍机关服务,每年向他们领取二十五万马克的活动费;后来又充当英国特务机关的间谍。所以托洛茨基的全部活动,都是遵照帝国主义的指示进行的。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逃往外国后,仍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按照帝国主义的指示,拉拢世界各国的革命叛徒和反革命分子,成立了一个国际间谍组织,即所谓“第四国际”。其目的是企图继续以“政派”的面貌在世界上出现;实际上,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招牌、披着革命的外衣来欺骗群众,并借以指挥托匪破坏各国的革命运动。一九三七年斯大林同志在联共中央全会上所作“论党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分子及其他两面分子的办法”的报告中讲道:“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由此可见,托派是打着革命的招牌,为帝国主义间谍机关服务的帝国主义走狗;他们是以反苏反共为职业的匪帮。他们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所不同的,就在于:他们经常伪装成“革命者”的面貌,以过左的革命辞句作掩护,乘隙钻入革命内部进行破坏活动。
“第四国际”情况介绍 据现有材料,“第四国际”是于一九三八年在瑞士正式成立的。名字叫“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党”。在各国建有所谓“第四国际”的支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政治局”设在比利时。一九四八年四月“第四国际”在巴黎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英国、法国、比利时、锡兰、荷兰、越南、印度、瑞典、挪威、瑞士等十九个国家,代表二十二个“第四国际”组织。当时中国没有代表参加,大会的报告及提案由美国托匪格拉斯(李福仁)于会后代交的。在会上选出了政治局委员,主要负责人是吉尔曼(比利时人)。该组织至今仍存在。现在他们的最高领导机关是“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常设在巴黎。 中国的托匪从产生开始至今,一直是在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破坏中国革命活动的。 中国托匪起源于一九二八年。他是来自莫斯科归来的部分留学生,及以陈独秀、彭述之为首的叛徒两方面。归国的留学生大多是共产党员,因在留学中受托匪的影响,回国后叛党,进行托匪活动。留学生中有几个小派别,再加上陈独秀的组织,共有四个派别。即: 一、“我们的话派”:以梁干乔、陈亦谋、区芳等为首; 二、“战斗社”:以王平一、来逸民、赵济等为首; 三、“十月社”:负责人是刘仁静、王凡西; 四、“无产社”:以陈独秀、彭述之为首。 这些人虽都自称是托派,因为他们是无思想、无原则的一群匪帮,所以经常相互攻击争吵。至一九二九年末,中国托匪组织酝酿统一,并分别将文件寄送托洛茨基,希望托洛茨基承认他们为正统。一九三〇年八月托洛茨基给中国托匪指示信(致中国同志信)内称:“中国托派并没有什么纲领上和战略上的分歧,应当统一组织………。”同时在信内指定陈独秀为召集人,及为统一后的书记。中国托匪接到指示后,在各派内进行了讨论,因意见分歧,直到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才在上海正式召开统一大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后又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在会上选出了干事会,以陈独秀、王凡西、宋逢春、陈亦谋、郑超麟等五人为正式委员,宋景修、彭述之二人为候补委员。“中央”成立不到一个月,因马玉夫(无产者社)对统一不满,向国民党告密,同时其本人也投降了国民党,因此“中委”相继被捕,组织也日渐涣散。一九三二年美国托匪李福仁到中国,重新将未被捕的托匪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央临时委员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改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总书记先为陈其昌,后为彭述之。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开始后,被捕托匪相继获释,这时他们在上海又开始活动;另一部分托匪分别在广西、重庆、温州、广州等地陆续建立组织,进行破坏抗日活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托匪在上海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因对“抗日战争的性质问题”意见分歧,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分裂为两派: 一、“多数派”(又叫“新斗争派”):以彭述之为首 二、“少数派”(又叫“国际主义派”):以王凡西、郑超麟为首。 这两派的分歧点是:多数派主张抗日战争还有进步意义,应采取“保卫主义”路线;少数派认为抗日战争是“蒋介石和日本天皇之间的战争”,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应采取失败主义的策略。分裂后,两派各自成立了“中央”,并经常互相攻击谩骂,内部争吵更加剧烈。各地托匪也相继分裂。这次的分裂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因对“抗日战争性质问题”的意见不一而分裂。但从他们的实际行动和性质来看,他们并不是什么“政派”而是一伙无原则无思想的匪帮,所以他们不可能有统一的组织;而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如彭述之曾和日本特务机关谈判,日特给他钱,他负责给日特搜集情报。由上述情况可见,这些人实际上是为国民党和日特机关服务的。因此他们两派的意见分歧,不是理论上的争执;而主要是用以欺骗其下层分子及群众。 分裂后,“多数派”成立了临时“中央”,以彭述之、刘耀如、蒋振东、陈仲禧、陈其昌等五人为委员。后因陈其昌、蒋振东投入少数派,陈仲禧在香港,其“中央”实际负责人是刘耀如和彭述之。“少数派”成立了“国际编辑部”,并以王凡西、郑超麟、陈其昌、蒋振东、楼子春、毛鸿鉴等六人为委员。后因陈其昌死(因给国民党搞情报被日枪毙),毛鸿鉴回广州,其“中央”实际负责人是王凡西、郑超麟、蒋振东、楼子春等四人。出版的刊物有“国际主义者”、“新旗”、“建立”等。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及解放后 日降后,托匪利用当时民主运动的高潮,积极活动,欺骗了一些幼稚青年,所以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们的组织有所发展,特别是在温州地区,最为显著。 一、多数派的情况 一九四六年多数派“中央临委”吸收陈碧云参加,并组织临时“中央常委会”,负责领导上海“地委”及各地托匪活动。从日降后,多数派积极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曾举办了训练班,讲座会,由彭述之等负责讲课,借此散布毒素。至一九四八年八月在上海召开了“建党大会”,定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并选出以彭述之、刘少严、尹宽、焦励夫、喻守一、陈碧云、戴颜、扑克(郑泽鉴)(候补)、刘毅(候补)等九人为委员。负责领导上海六个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十个团支部,及与四川(地委)、武汉、杭州、南京、温州(地委)、中山(县委)、广西、台湾、香港等地托匪联系。 托匪“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多数派领导的。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临时筹备委员会”(代号S·Y),以余嘉、章涛、陆绩、康溪、丁毅、周仁生等六人为委员。负责领导上海“市委”(九个支部)及四川、江苏靖江、南京、杭州、温州(地委)、中山、广东、广西、香港、台湾等地托匪组织活动。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多数派”准备“应变”,决定将“中央”迁到香港,并在上海布置了潜伏组织——“江浙党团临时委员会”,由书记钱川、委员刘毅、丁毅、王国龙、杨博、熊安东等,负责领导上海、南京、温州、杭州、青岛等地的托匪活动。解放后,托匪将上海分为四个区,成立了四个中心支部(每个中心支部下,领导三、四个支部,计十六个支部),其组织完全是秘密的。该组织在一九四九年被我破获,其委员除杨博、熊安东外,全部被我逮捕,因当时对该组织的性质未搞清楚,其“委员”被我扣押不久就释放了。现刘、丁、钱等人已逃往香港。该组织被我破获后未建立新的组织,仅由杨寿元、熊安东二人负责个别联系进行活动。此外,广东(中山)、广州、广西桂林、南宁、北京、福建、汉口等地均有托匪的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是和上海或香港直接取得联系。 多数派的“中央”迁港后,将“中央”分成两个局,即:“中央政治局”与“中央组织局”。“中央政治局”由彭述之、刘少严、陈碧云负责;“中央组织局”由喻守一任书记,因一九五〇年喻回国,现由焦励夫任书记。其“中央”一面负责领导香港当地托匪活动;另一面领导大陆托匪活动及与“第四国际”取得联系。 二、少数派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夏成立了“工作委员会”;一九四八年四月改称“地委”,负责领导上海的六个支部。一九四九年四月少数派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建党大会”,在会上定名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出王凡西、郑超麟、何之瑜、俞硕遗、林华瑗、黄鉴铜(候补)、曹毓麟(候补)等七人为“中委”。并布置了“应变”工作,决定由王凡西一人逃港,其他“中委”(六人)皆潜伏在上海,所以少数派的“中央”,实际是在上海。同时为使其组织更加隐蔽,更进一步由郑超麟、俞硕遗、黄鉴铜等成立了“三人小组”,作为少数派在上海潜伏的最高领导组织,负责领导上海、苏州二地的四个支部(三个在沪、一个在苏州)。 少数派所领导的团组织,叫“马克思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在一九四八年成立。最初人数很少。由严西城、李培、徐眀烈等三人负责领导。一九五〇年因严西城和国民党伪军官组织了“工农自卫军”进行武装活动,被我逮捕枪决,因而其团的组织也涣散了。后由黄鉴铜(候补委员)、叶春和、郑良等重新组成“中央临时委员会”(代号M·Y)。一九五〇年三月,“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与温州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并(“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托匪在温州的团组织。最初该团组织不参加多数派、也不参加少数派。后因“共产主义青年团”部分人员逃到上海,被少数派拉入“马克思主义青年团”内),成立“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中央临委会”。书记由黄鉴铜担任,叶春和、陈鹤森为组委,郑良为政委。下设“组委会”与“政委会”。“组委会”由叶春和、陈鹤森负责;“政委会”由郑良、曹家聪、方则正等人负责。该组织负责领导上海当地的六个支部和南京、山西、旅大、北京各支部,以及散布在沈阳、长春、哈尔滨、辽西、鞍山、迪化、象山、西安、长沙、济南、淄川、温州等地的个别托匪分子。 少数派在香港的“中委”王凡西,现尚未发现其有形的组织,但有一批少数派托匪在活动。王凡西在港的主要任务:一是指挥大陆托匪;另即负责与“第四国际”联系。 少数派主要是领导“马克思主义青年团”的活动。这一“M·Y”的组织是比较大的,其活动也是比较猖狂的(托匪经常发文件、发通知)。少数派的组织在解放后,尚未被我破获,其活动比多数派猖狂,核心组织也比较隐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下中国的托派又回来了,又要作决死的斗争,牢记毛主席的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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