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25军的肃反急先锋戴季英心狠手辣，下令杀害了无数红军官兵，连时任副军长徐海东都差点遭了他的毒手。中共建政后他伸手要官当省委书记，毛泽东批示开除党籍公职，“永不启用”。后来的政治局常委刘华清却对这个血债累累的家伙感激涕零


　　多方面原因造成陕北苏区内斗你死我活

　　《伐林追问》第87期，2020年4月20日首播

　　◆高伐林


　　《伐林追问》节目本来是从李力群去世谈高岗的，不知怎么一来，我就陷到陕北肃反问题里了。陕北肃反很不好谈，头绪太多，越谈我头越大。但既然陷进来了，这脚不那么好拔出来，得硬着头皮理出个头绪。
　　陕甘一带是中国最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山高皇帝远，很容易发生动乱，明末李自成起义、清朝同治回乱，都爆发在这一带。二十世纪初年，官僚、军阀、土匪、豪绅以及帮会明争暗斗。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要想成事，就得在现实环境中生存发展，就得与军阀、民团、土匪、帮会武装周旋，分化瓦解与打击惩处这两者并举。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旧址。

　　上次我说过，这里有两块根据地、两个特委、两支红军武装。由刘志丹领导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由谢子长领导创建了陕北根据地。由于多是本地人在当地发起革命，凭借各自的社会基础创建相对独立的组织和武装，领导人的领袖地位和个人威望在各自的队伍中格外突出。围绕刘志丹、谢子长两人，事实上形成了两个派系，一系列冲突也多是发生在这两个派系之间。曾经当过高岗秘书、后来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1990年3月11日在日记里写道：“郭洪涛同我谈到过去陕北历史争论：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一边；郭洪涛、贺晋年等一边，马文瑞、张达志中间偏后。”李锐日记中只是列举了几个人，高岗无疑是属于陕甘边刘志丹、习仲勋这一边的。还有个阎红彦上将，就是他最先为小说《刘志丹》写信给康生，导致习仲勋等多人被整肃。阎红彦情况比较特殊，咱们有机会再细讲。

　　1989年春节，习仲勋在西安看望刘志丹夫人同桂荣（右）及其女儿刘力贞。

　　谢子长曾自办武装民团，自任团总；刘志丹一次次打入地方军阀部队，曾官至团长、旅长，藉以掩护身份，展开兵运斗争。他们拉起的队伍，成分也比较复杂。既有揭竿而起的贫苦农民，也有倒戈起义的旧军队官兵；有改造整编的帮会或民团，还有投奔革命的流寇武装。而且，这两个特委还各有上级。陕甘边特委，属于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归中共中央领导；陕北特委，则受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当时党内军内对斗争策略始终存在不同看法，彼此有较深成见，几支队伍之间一直有相互猜忌和排斥情绪，甚至发生过武装火并，流过血，死过人。例如1932年1月，发生著名的“三甲塬缴枪事件”。具体起因这里就不说了，策划和主持这次缴枪行动的人是时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他委任阎红彦当执法队队长，将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刘志丹缴械软禁，把第二支队的枪都收了，阎红彦执法队还打死了二支队的一个骨干赵二娃。这个行动吓坏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一支队长师储杰，他带着自己的队伍投敌。这支七八百人的军队，一夜之间只剩下100多人。

　　1935年5月，西北工委与红26军、27军部分领导干部合影，显眼的是，刘志丹、高岗等人不在内。另，“张达志”名字在名单中出现了两次。

　　像这样的冲突，还发生过若干。我看史料得出的印象是，比较起来，陕北特委的人，比陕甘边特委的人，更有所谓的“路线斗争觉悟”，而陕甘边特委的人尽管也反“右倾”，但是相对来说更从眼前打仗和建立政权的实际出发，该打的打，该追的追，该躲的躲；陕北特委的人则更要拿共产国际的什么决议、中共中央的什么决定那些教条来套，给人扣上帽子并无情打击。
　　这可能也是因为陕北特委自恃离中央比较近，更得到中共中央的信任吧？谢子长、郭洪涛这几位，批评起刘志丹、高岗和习仲勋，分外理直气壮，因为他们不是归陕西省委管，顶头上司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
　　上期我们讲过朱理治和聂洪钧两个钦差大臣，组成“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是先被上海临时中央局委任为河北省委副书记，然后被孔原派到陝西；上海临时中央局又派出聂洪钧到陝西。聂洪钧这个人，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讲，更是名不见经传，上次没有来得及介绍。陕北肃反有四个关键人物：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聂洪钧。聂洪钧，1907年11月出生于湖北咸宁，1935年到西北来当钦差大臣之时，不到28岁。

　　　　陕北肃反的主将之一聂洪钧。

　　聂洪钧是1925年10月经彭湃等人介绍从共青团转为共产党员，1927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国后，担任过鄂北特委书记、京汉特委书记、红七军团政委等好多职务。1934年皖南特委成立，他当书记。1935年1月去上海请示工作，就在那儿留下来，后来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组织部长，兼管北方地区（白区）的地下交通，随后被派到西北来了。
　　那么，这个上海临时中央局是怎么回事呢？顾顺章叛变、向忠发被捕之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不是在上海呆不下去，陆续转移到了中央苏区吗？1934年10月又跟随中央红军长征。上海真有一个临时中央局吗？真有，但它只存在了五个月，1935年3月17日到8月26日。
　　原来，1933年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往江西苏区以后，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中央局——不是临时中央局，但随后就遭受过三次较大的破坏。第三次被敌人破坏，是1935年2月中下旬，在全总、青年团、军委、特科和其他未遭破坏的组织里，幸存下来少数中共党人。其中一人叫刘仲华。这个名字似乎也名不见经传，但却名列“中共历史上的16位超级特工”。五四前后，他从山西来到北京大学，在李大钊任馆长的图书馆找了一份抄写资料的工作。毛泽东在那个时候也一度在那儿，不知两人是否认识？刘仲华1923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共，搞过学运、兵运，1928年到上海，在周恩来、聂荣臻领导下，在军委从事情报工作。那时已经是中央特科末期，实际上已改为上海中央局军委情报科。

　　中共党史上的神秘人物刘仲华，曾一度担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

　　上海地下党被严重破坏，1935年3月刘仲华经饶漱石介绍，与共产国际的代表见了面。共产国际代表指示应当尽快恢复上海中央局。谁来干？山中无老虎，只能是一面请求共产国际选派有经验的干部来领导，一面提拔现有的干部暂时担负起重担。3月17日，由刘仲华召集了一次三人会议，三个人是刘仲华、贺昌之、浦化人——在党史上都不算知名人物。随后再加上全总代表一人、青年团中央一人，共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局，刘仲华任书记。
　　1935年8月26日，临时中央局接到了王明、康生5月3日和5月5日发自莫斯科的两封信，5月3日的信中指示：“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这样，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就结束了，在上海只留下了一个交通站。
　　说白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成员都是临时工，基本处于维持日常工作的状态，但各地党组织并不清楚中共中央机关到了哪里，只能听这些临时工指挥，他们在这五个月里，就居然先后指派了两名钦差大臣到陕北。
　　刘仲华后来的身世十分富有传奇色彩，但与这里所讲的主线离得太远，我就不讲了。他在文革中饱受冲击，1970年去世。1980年平反后举行了追悼会，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聂荣臻、彭真都送了花圈。
　　再讲回陕北1935年的“肃反”。陕北肃反，与共产国际发动世界范围的反右倾指示有关，与中共全党当时“左”的目标和手段有关。就在前一年年底，1934年12月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第一书记基洛夫被暗杀，斯大林借此机会开始了大清洗，先后逮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批判一度担任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紧跟。同时，西北革命力量原有的内在矛盾，也是促成肃反内斗的重要内因，原有矛盾进一步激化，怨愤全面爆发。

　　朱理治。他执意任命戴季英担任政治保卫局代理局长。

　　要开展肃反首先需要非常得力的政治工具即政治保卫局。对于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政治保卫局有临机处置之权，可以不通过法庭审讯、不必事前向上级苏维埃汇报。政治保卫局只服从同级党委最高领导人。讨论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人选时，朱理治两度提议由鄂豫皖前来的红25军戴季英兼任，但是有人反对，朱理治就让戴担任副局长、代理局长，还指定郭洪涛负责后方肃反，聂洪钧负责前方肃反。
　　戴季英这个人，人品极坏，称得上心狠手辣，其残酷本性之所以能充分爆发，与红25军本身浓厚的肃反“情结”大有关系。
　　红25军原属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早在1931年就说过：敌人“用改组派、AB团、第三党来打入我们苏区和红军内面来破坏，这个计划非常毒辣”。红25军的肃反急先锋就是戴季英，甚至连当时担任副军长的徐海东也受怀疑，徐海东上战场拼死一搏，才得到当时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等人信任，幸免于难。这支部队一路长征，到达陕北时还拘押着三百多所谓“有问题的”红军官兵。

　　徐海东大将差点在肃反中被处决。

　　戴季英们的警惕性极度过敏，经过陕南时，误杀陕西共产党地下党员、杨虎城十七路军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等人。当时张汉民奉命率领部队参与“围剿”红25军。他的部队中有100多名共产党员，张汉民多次利用职务之便帮红25军。但是1935年4月9日，红25军误认为张汉民部要寻机进攻，打起来了，在战斗中张汉民等被俘。红25军主要领导把俘虏集中起来，询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站出来不少人。红25军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的，把他们全杀了，包括张汉民。这是当时的25军政委吴焕先和戴季英决定的——吴焕先随后不久阵亡，2009年9月10日，被评为百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之一。
　　戴季英杀人如麻，远不止这一件。徐海东在《生平自述》说，红25军组建后，“领导上不是全力对敌，又开始肃反。师政委戴季英同志亲自下手，把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我当时十分惊奇，问政委这是干什么，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他说：‘肃反，干什么？！’逮捕人不让我知道，审讯也不让我参加。一天，我听政委把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吊起来，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那个指导员曾任过皖西北少共道委宣传部长，参加革命时只十七岁，聪明活泼，能力很强，他怎么是反革命呢？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这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当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时，肃反搞得人人自危，我那时虽有怀疑，不敢讲话，现在又见这样乱捕乱杀，实在不能忍受。政委见我反对，就对我说：‘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以后，落下泪来”。

　　戴季英（1906－1997）在红25军肃反中秉承张国焘、陈昌浩的旨意，大杀自己人。

　　《徐海东将军传》中记载，红25军长征途中，有人要把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打成“皖西第三党首领”，要干掉，徐海东坚决反对并拍了桌子，才救了郭的命；后来又准备以“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杀掉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八人。《徐海东将军传》中没有点名，只说“有人”“那些肃反专家”，是谁能有这么大的权力？只有戴季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戴季英任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他与河南省领导张玺、吴芝圃、刘杰、刘建勋等不和，1951年底，给毛泽东写信攻击省委领导，要求让自己当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毛泽东看后称“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人民日报》1952年2月22日刊登河南省委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毛泽东曾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

　　1952年2月12日，河南省委即作出了开除戴季英党籍、公职的决定。1955年10月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做结论时说：“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1959年，他被认定对陕北肃反负主要责任，被判入狱15年。
　　但是1982年后，戴季英被解除监视，搬进河南原省委书记潘复生住过的房子。1984年4月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予以平反，恢复党籍、省级干部待遇。这真是一件怪事，我还没有查到有关史料。凡是回忆戴季英的都没啥好话，说他好的只有一个人：后来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刘华清。红25军开始长征时，刘华清18岁，在政治部当个科长，战斗中负伤要被留下。这时与他同为红安人的戴季英说了一句话：“带上他走吧。”还拨了一匹马给刘华清。刘华清后来说，留下多半就是死路一条，是戴季英和那匹马救了他。刘华清专门去看91岁的戴季英，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刘华清回忆录》记载：“对戴季英，红25军的老同志都了解，这个人思想比较左，办什么事爱搞点神秘性，鄂豫皖肃反时就错抓过人”。这真是轻描淡写！戴季英仅仅只是错抓过人吗？

　　刘华清将军是唯一说戴季英好话的人，对戴的罪行轻描淡写。

　　据曾在鄂豫皖政治保卫局工作的丁武选回忆：“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戴季英同志最了解，审讯在西关外一个小院子里，一九三一年十月，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等红军将领都是那时杀害在此处的。——这几个人都是红军高级将领，许继慎任红一军军长、红11师师长——丁武选接着说，戴季英带着几个人到这里审讯许等，在这所院子里，将他们用绳子勒死的。保卫局一个勤务员来通知叫我们一个班的人把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等几个人的尸体抬到西门外一个山沟里埋掉。回来后，我几天都没吃好饭，回想起那时的事，心里就不好受”。当时戴季英担任省保卫局审讯科科长。
　　刘华清得势，是1992年被邓小平选中当上政治局常委，十年前的1982年，他应该还没有力量去推动平反戴季英，给戴很高的待遇。到底是谁给这个血债累累的家伙平反、优厚待遇，我还没弄清楚，希望网友能帮我解惑。
　　戴季英对多年来一起出生入死的红军战友都如此下毒手，他来到陕北，怎么会放过这里的中共党人和红军将士？
　　所有的主角都到场了，陕北肃反从1935年9月下旬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