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

前一段时期中国召开人大会议。一位人大代表提桉说“杀富并不能济贫”。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共同富裕会导致共同贫穷。这个论点是弗里德里克哈耶克最先提出来的，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一个认知。邓小平也曾经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听说有人对那位人大代表的意见表示反对。

人们似乎没有对这样的认知进行理论的升华。如果再进一步进行理论上的推敲，我的看法是，这就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悖论。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的贫穷是富裕的资本家剥削的结果。简而言之，穷人的贫穷是富人剥削的结果。我的理解是，马克思认为，由于将工人的大部分收入转移给了资本家，于是，工人贫穷，而资本家富裕。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只要将原本转移给资本家的收入再拨回给工人，工人就会富裕，而资本家就会一无所得。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表明，即使将资本家的财富分配给工人，工人最后还是低收入者。工人并没有预想的那样富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违背思想家的预料的悖论呢？我的看法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别是在收入分配领域内造成的。工厂的生产获得了收入。但是，在收入分配的领域内，应该分配给工人的收入分配给了资本家。于是，剥夺剥夺者，即将给与资本家的收入返还给工人，工人就会避免被资本家剥削而贫穷的厄运。但是，工人政权分配给工人的收入并没有导致工人的富裕。那么，一个合理的判断是，造成社会贫富差别的原因就不在收入分配领域。那导致贫富差别的原因在哪个领域内？我的看法是，在生产领域内。

我个人的推论是，贫富差别是一个动态过程的结果，而不是静态的现状。如果将资本家的财富分配给工人，工人可能一时变得富有。但是，工人需要消费。经过一段时间的消费而消耗掉那个工人政权分配给工人的财富以后，工人就会再次变得贫穷。而工人需要富有的话，他需要不断劳动。他一边消费，一边生产，由于生产的产品多于消费的产品，工人会有剩余，于是逐渐有了自己的财产，于是，慢慢地变得富有。但是，由于每个人的劳动能力不同、机会不同和选择不同，所有劳动者的收入会有差别。于是，我的看法是，社会的贫富差别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就是，有的人生产更多产品，于是变得富有；有的人生产较少的产品，于是变得贫穷。劳动者的收入不可能都是一样的。于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收入的差别。例如，有的人劳动能力强，创造更多产品，从而变得富有；有的人会经营，有胆识，采用一种更加科学的方法从事生产，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于是变得富有，等等。例如，有的人生产棉花，有的人生产葡萄酒。生产棉花的人致富了，而生产葡萄酒的人没有致富。

这意味着，人们的收入差别不是在分配过程中产生的，而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说的剥削指人们在收入分配中形成贫富差别是一个误判。就是说，改变收入分配方桉总是无法使所有人变富。也无法使原先贫穷的人变富。不管怎样改变收入分配方桉，原先的穷人最终还是穷人。于是，其剥削理论不能成立。就是说，这无法证明富人的富有是因为占有穷人的收入的结果。理由是，当人们将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后，穷人并不能变富。穷人的生产能力低下，所以，穷人永远贫穷。一个人是否富有取决于他是否具有生产能力。而不是有人分配给他一笔财产。于是，剥削理论是个误判。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个误判，可以推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也是一个误判。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社会阶级，阶级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而不是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形成的，于是，阶级的存在也不能证明剥削的存在。如果我们能够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提出质疑，人们就有理由怀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由于社会分配的不均并不是在收入分配领域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那种收入分配均等化的政策就是一个错误的社会实践。相应的意识形态也是错误的。虽然世界上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并且在一定时期形成冷战，这并不能代表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正确。至少，在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理论上存在误判。这种误判造成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这又造成国家之间的更多冲突。所以，社会科学的错误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就是困扰人类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中。中国支持俄罗斯。中国支持俄罗斯的一个原因是，中国过去经常因人权问题受到西方国家的指责，而这种指责反映一种价值观的冲突，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国感受到西方国家的压力和威胁。为了自保，需要寻找盟友。虽然俄罗斯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的不同，但是俄罗斯不会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发难。于是，中国和俄罗斯能够通过互相支持或合作来抵抗西方国家的进攻。这也是中国支持俄罗斯的原因。但对中国来说，意识形态的需要是它采取目前这个立场的一部分原因，而意识形态的斗争则反映中国采用和依靠的理论源于一种社会科学的错误。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当前形势下，需要指出这一点。也就是说，由于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误判，中国和西方国家进入一个长期的对抗的历史时期。解决这个意识形态的长期对抗可能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