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频

笔者在上海闲居期间完成《再议<唐宋变革论>及意义》一文距今已足两年。虽期间写过清代考据学，历史，文学批评等文章，但对中国思想史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在通过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对2023年疫情之后国内社会现状的观察，觉得曾经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基础的“五种发展模式”到底是否存在?或者到底就是一个方法论而已有了一个讨论框架但未成何种体系，简单地说即原本就没有什么姓资和姓社之分，即便要狭义认为，中国尝试施行社会主义制度所施行时间也应该严格地规范在1953年至1978年之间。相比较现存的其他以宗教或者贵族军阀体制模式，当今所运行的制度模式是符合现在人类维持社会结构，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模式，区别在于私有体制在所谓西方国家中受到法律绝对保护，而中国作为公有体制为主导之下的共同存在体制而已。这让笔者想起毛泽东在晚年论述国家制度时明确提到“我们所施行的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但是之后这么多年，无论是思想史还是党史学者对毛泽东这句形象地概括阐释当时施政特征，却闭口不谈或似乎谈到秦始皇就是贬义和可恶，或者认为毛泽东的叙述或许是“调侃”，如果持这样观点的话至少对秦制以及秦制给后代两千多年来的影响缺乏系统地思考和论述。笔者认为毛泽东这句“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一论述是冷静客观，在秦制的大一统特征下确也有“暴政”，而“暴政”和毛泽东发动文革抱以“不破不立”之观念是某种前提下之统一。其本质就是一个阶级理论加传统治理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但早年笔者误以为这就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通俗论述，经过多年阅读思考觉得有纠正之必要。

关于秦制的讨论，历代文人学者都留有评论和文章。因两汉紧接秦亡，当时的思想家为维护刘汉王朝对秦的批判主要是针对施政，陆贾为刘邦写《新语》，还有贾谊文论皆优的《过秦论》，董仲舒为汉武帝“定制”《天人三策》，史学家太史公，班固在各自的大作里亦有论述。唐宋一些大学者的著文所涉及面开始扩展到经济和军事，杜牧《阿房宫赋》道出了秦皇奢华，柳宗元在《封建论》里初次肯定了秦的郡县制，苏家的《六国论》和《论秦》是结合当时北宋妥协政策的一个施政思考。直至明末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秦制中央集权作了大胆剖析。而晚清戊戌同时代的康有为，谭嗣同针对一个议题作了截然不同的论断。谭嗣同著《仁学》曰：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两者交相资。”

其中所谓“乡愿”即看似忠实慎行，而实之一味迎合上官毫无是非，孔子称作“德之贼”，谭嗣同指出秦政是披着儒家的外衣，受到历代“乡愿”的奉伺一直施政了两千年。这和另一位湖南人说的“百代皆行秦政制”口气截然不同，前者贬义后者中性。相比谭嗣同的刚烈，康有为倒多活了几年，他在晚年著《大同书》，设想构建乌托邦社会，他认为：

“自秦，汉已废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虽有封爵，只同虚衔，虽有章服，只等徽章。刑讯到案，则亲王宰相与民同罪。租税至薄，乃至取民十分之一，贵贱同之。乡民纳税诉讼外，与长吏无关。除一，二仪饰黄红龙凤之属稍示等威，其余一切皆听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自由，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也矣。法国大革命所得平等之权利，凡二千余条，何一非吾国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

康有为或对国史过于乐观，字里行间似乎今人都没有享受到的权利，在秦汉已经实现?而让笔者注意的是为什么对秦的集权酷政之评价，曾经是同时代戊戌变法的“同道者”，即在同一认识背景下两个人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而儒，法又在其中扮演这种角色?这不得不必须仔细梳理一下，在春秋战国，周秦变迁之际，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治国纲领的突变倒未经历多少年，而且秦统一暴政两代而灭，集权体制在两汉是原则性继承。可见儒的角色似乎比法更重，要解清儒学必要解清在经学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关于这方面论述，笔者在《析清代治学及其对汉学之贡献》和《“由韩愈到王阳明”，经学史杂说》有涉及详细研究，此处略去。而这场大争论中的核心争议就是孔子的地位如何评价?“今文经学”派当然推孔子为宗师，孔子的后承是子夏和荀子，至于尊孟之潮则始于南宋。“古文经学”派一直主张“尊周不尊孔，传经不传道。”他们认为儒家宗师当然是周公，孔子只是个积极传道者。而孔子自我定位是“述而不作”，“述”者继承，“作”者创作，即编辑整理而不作新论。孔子认为夏商亦伟大但文献不足真，唯周公的那套仁义治理必须继承。“古文经学”派普遍认为殷周三代为盛世，为“圣治”，周公乃极盛，为“极圣”。以后则求之“小康”而不可得，如今则是“礼崩乐坏”。对此太史公在《史记   儒林列传》中作了详细记载：

“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嗟乎!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薄，后世学者多录焉。”

孔子对儒学做得最多的还是整理西周典籍即六经。当然在编撰时掺杂了孔子本人的价值观这是毋容置疑的。于是笔者质疑“孔子为何在周公典籍上化如此功夫?”很重要的原因是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生活的时代正在发生极具动荡，曾经“三代”所治理的一套体制正在瓦解之中，孔子对此痛心疾首，他以恢复“周礼”而赴汤蹈火，整个诸子百家的兴起和展开都是在这种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大环境下，包括很多一些失传的学派，以后没有失传还有影响的学派都是在这个周秦之变中作了各自的价值判断。对周秦之变态度最激烈，冲突最严重还是儒法之争。儒在诸子百家中对恢复周制态度自始至终。而法家所追求的就是推翻周制建立秦制。毛泽东在晚年讨论儒法斗争则说“二千年思想斗争的一个主线。”其实笔者觉得有些不妥，无论怎么说秦统一之后，两汉，六朝，唐宋元明清等都沿用了秦的中央集权统治，而儒家思想似一件外衣披在统治集团肩上主次和谐而得到认可，这里谭嗣同的论述可谓准确。

至近代王国维先生考证殷周甲骨，在其名著《殷周制度论》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大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二十世纪初范文澜先生受王国维影响提出了“西周封建论”，将殷，周作了夸张，他认为殷是奴隶社会，周是封建社会。还有些人提出殷，周之变类似于西方罗马帝国灭亡时的蛮族征服，有人认为西周是蛮族，殷商是罗马。可是当上世纪七十年代周原甲骨的考古发现以后，这样的争论戛然而止，因为从周原甲骨分析，殷和周是同一个文化层次，不存在蛮族与罗马的情况。后人不管持何种观点，即便新中国开启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观点，都不能否认在春秋战国时期确是以一种社会形态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即“殷周三代”与秦有着极大的列变，这就是“周秦之变”开启汉文化思想史，它与后来的“唐宋之变”视两个关卡锁住中国约三千七百年可证历史皇权制度演变。

笔者认为把握“周秦之变”在审视历史如何走进秦制具有深刻意义，它让今人清楚认识到在这一变迁中所谓传统儒家以及被后人称赞的诸子百家的思想争议和衰亡的历史本质和其历史局限。这会帮助今人重新看到，当近代历史走出秦制时是何等面目?又在走向共和时，还有如此之多的国人之思想仍然依附在两千年前早已荡然无存的儒教死圈，当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场思想革命彻底将脑中这颗“古瘤”铲除后，剩下的脑壳空荡无物，干净得令人胆寒。

<    待  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