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公认，三十年代是中国上世纪前半期经济、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在苏维埃国情况则绝然不同：在极不合理的土地国有制度下，农民被强制改造为无产阶级，被驱使强制劳动，丧失了生产积极性，苏区经济已经接近崩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试验为什么惨败

　　《伐林追问》第77期，2020年3月27日首播

　　◆高伐林


　　我小时候，“老红军”在心目中是十分崇高的形象。现在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见不到老红军了，当年的“红小鬼”活到今天，都是硕果仅存的百岁老寿星；但是上个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健在的老红军还不少，经常在革命传统教育活动中被请到学校去讲述革命经历。我仰视他们，如饥似渴地倾听他们回忆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可惜老红军没几个有文化，讲起往事来往往颠三倒四。后来与一些老红军有过一些接触——例如我在武汉老家就与一位失去一条腿的老红军当邻居，据说他经历过长征，是位一字不识的马夫，这么老的资格，定了处级养起来，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位中年女性配偶，又有了一位养女，组成一个三口之家。他有些当年战友来看他，我近距离接触，对老红军的敬意就大打折扣了。尤其是在文革初期，这位老红军要他读初一的养女当红卫兵，对所谓“黑五类”大搞打砸抢，霸占人家房产——不是他的红卫兵女儿主动要去霸占，而是老红军唆使她及她的高干子女同学打着“造反”旗号去霸占，然后自己一家堂而皇之住进去。直到文革结束，当局给他安排了更理想的住房，才把霸占的房产退还给原主人。
　　这是孤例个案，还是普遍现象？我一时说不上来。

　　1920年出生在贵州、14岁参加红军的李光，省吃俭用资助贫困学生，99岁去世。

　　关于当年红军，在共产国际的旨意下成立苏维埃国前三年，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中就说：“红军的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他又说：“红军士兵大部份是由雇用军队来的”。红军、苏维埃政府还和全国的哥老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苏维埃政府曾发出通知要求参加哥老会的党员务必参加开山堂，周恩来《关于哥老会问题》要求他们宣传“有苏维埃，有红军，哥老会就有了靠山”，并鼓励苏区内的当家、管事的要积极到白区发展。可见红军的构成从一开始就掺杂着土匪、山堂、帮会成份。

　　红二十九军军长李仲英（第二排左二）曾是哥老会大佬，在扩红和筹粮中用上了帮会人脉。

　　为了保证兵源，苏维埃政府动用种种手段开展一系列“扩红”运动，使红军规模迅速扩张。一个重要措施是收编俘虏，并用种种手段诱使白军官兵反水。对于老百姓，扩大红军的方式，首先是鼓动。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中指出：“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忱最高涨时，要适时地提出扩大红军”。对于经过屡次动员而无动于衷的农民，则组织“儿童团耻笑队，宣传三四次不去便耻笑他”。
　　二是利诱。湘赣边区《土地法》中规定：“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粮食调济局卖粮食先卖红军家属，再卖给困难群众，卖给群众要扣除损耗。红军家属无钱可以借粮，秋后归还，不取利息。无疑，这样的优惠条件在极端贫穷的地区对农民有诱惑力。

　　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陈列着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公田碑”。

　　三是征兵。苏维埃国《宪法大纲》规定实行征兵制度，通过强行摊派兵额，指定各村限期完成。毛泽东《长冈乡调查》有生动记载：在“扩红”会议上，“长冈村代表答应扩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应四人，新溪村代表答应三人，泗网村代表答应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征兵就意味着并非自愿。
　　通过多管齐下，农村出现了男子都当兵吃粮的局面，如才溪乡上才溪村十六至五十五岁男人五百五十五人，当红军四百一十九人。下才溪十六至五十五岁七百六十五人，当红军四百四十二人。未参加红军的在乡男子也编入赤卫队、儿童团，如长冈乡在家二十四至四十五岁男子编赤卫军一排，全乡六十六人，除重病残废二十人外，全部编入。同龄女子编赤卫军一连，全乡二百四十六人，除病残二十六人外，一律编入。1933年秋是苏维埃国全盛时期，总人口400万，红军竟达12余万人，不包括阵亡数字。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红军标语：“欢迎白军士兵到红军中来”。

　　毛泽东虽然是苏维埃国主席，但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才是真正的一把手。历史学家张戎说，在莫斯科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国中之国”建成一个斯大林模式的极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多个名目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等等。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青壮年参加赤卫军。善于学习的毛泽东看到这一切，称赞这是一张无所不包的网。
　　迅速扩张起来的军队，素质低下，官兵等级森严，打骂士兵、虐待伤员，士兵逃跑不断，还有士兵不堪虐待而自杀。毛泽东写了多篇文章《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从标题就可以知道情况相当严重。

　　在瑞金的谢家祠堂，用木板隔了15个小房间，作为苏维埃国政府各部委办公室。

　　毛泽东制定苏区最早的《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竹林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分配土地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必须强制劳动。不但没收地主、富农、中农土地，而且还没收贫雇农、佃农拥有的少量土地及一切寺庙、宗祠、义庄、学田等公共土地，遭到各社会阶层普遍反对。一九三四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修改了，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分配”。同时，没收地主财产，没收富农土地，“只分了些坏田、破屋给他们”。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国有”政策，农民并没有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他们全部成了另一个雇主苏维埃政府的佃户。
　　即使是这样的土地革命也被当时中共领导层视为革命不彻底，有的地方，革命前五六年、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人或者只请过一二年长工的富裕中农，也列为富农，财产被没收。如胜利县原划地主富农二千一百多家，后地方苏维埃重查有一千三百多家改为中农或贫农，说明错划者占一半以上。但是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有错不纠，公然掠夺中农、贫农财产。

　　传为红军留下的宣传告示。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央政府土地委员会发出第二号训令，要求苏区重新分田，“限二月内必须彻底分好，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当时中央苏区约有三百万人口，地主、富农以占百分之五计，至少有六万人失去了生活来源。这一年苏区开展查田运动，是毛泽东对这个政权的主要贡献之一。由于按共产党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进劳役队当苦力。毛泽东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一些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又被收回了土地，甚至采取株连手段，如长冈乡“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与工农结婚的六人，从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担六斗”。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公认，三十年代是中国上世纪前半期经济、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在苏维埃国则呈现绝然不同的情况，这种极不合理的土地国有制度，农民被强制改造为无产阶级，被驱使着强制劳动，丧失了生产积极性，苏区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说：“工人，木匠失业百分之三十，裁缝大部失业，泥匠失业百分之三十，篾匠失业百分之十”。“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全区绝迹”。苏区最有优势的项目是竹木、钨砂等，但由于战争封锁，根本就无法流出苏区。毛泽东说，“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但粮食的大量出口对贫穷的苏区来说，进一步加重了普遍的饥饿。

　　中央苏维埃国家银行。这个机构秘密保管红军掠夺来的巨额财富。

　　在税收方面，苏区统一由县苏维埃征收，交上级苏维埃政府支配。苏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税源少，征税十分困难。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规定征收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税，财政入不敷出，迫使一些地方苏维埃政府擅自抬高征收标准，毛泽东承认：“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这自然又加重了农民负担。
　　在物价方面，毛泽东记录下了详细情况，在模范长冈乡，豆子暴动前每担七元，三二年十元，三三年十二元；鸡暴动前每斤七百五十文，三二年九百文，三三年一千二百文。另一个才溪乡情况也基本相同：盐暴动前每元十斤，三三年每元一斤，有时仅买十四两；洋油也就是煤油，暴动前百分之五十人家点洋油，每元买七斤十四两，三三年只买一斤五两，因此除机关办公外，无人点它了。

　　共产国际的标志。在共产国际指示下中华苏维埃国采取的政策导致经济崩溃。

　　群众的痛苦还不仅止于此，整个苏维埃国的农民成为集体农奴，他们的劳动成果几乎被掠夺殆尽。苏维埃政府按辖区人口约三百万人的规模发行经济公债三百万元，主要由在乡农民承担。如长冈乡摊销公债五千四百五十六元，全乡除去当红军者外，每个劳动人口实际负担七元多，有的农民一户摊派竟高达四十五元。毛泽东说在长冈乡开了四次会才摊派下去，他承认百分之六十儿童都买了公债。要求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卡献出来折抵公债。但买后又发动退还公债运动，要农民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政府。公债公债，本来是债，是民众把钱借给政府，这样一来就等于无偿捐献了！
　　由于需要供养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多万人，苏维埃的垄断经营和名目繁多的土地税、集资款、经济公债、义务工和强制劳动，使苏区农民实际负担远远高于白区佃农的负担，苏区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并不是夸张的形容！

　　中国工农红军军旗。这支军队竟成为一支抢夺民众财产的军队。

　　中共信奉暴力革命，主张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苏维埃存续的历史就是一部血醒的屠杀掠夺史。各级苏维埃政府命令赤卫军、少先队用强迫手段将“反动家属”赶出苏区，对不愿离开者施以棍棒，断绝饮食。于是这些被没收了全部财产、土地，身无分文的地主及家属四处亡命。
　　除了屠杀，红军对平民财产还进行有组织的搜括抢掠。福建省《党史研究参考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五期记载了红军打下漳州时的情况：杨成武回忆说“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有的不是土豪，而是华侨。”红军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筹集了款项一百多万元。《彭德怀自述》说，红三军团“在黄石港宣布没收帝国主义的洋行、商店，成千上万农民组成搬运队”，“农民挑着铜币、银币，一担一担送到红军司令部”。黄石港乃湖北东部一小城市，哪里来的帝国主义？毛泽东在其文集不止一次地说“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钱亦完全靠打土豪”。红军不仅自己抢掠，还组织群众参与，毛泽东自豪地夸耀：“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豪劣绅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

　　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的龚楚，1990年9月13日晚，从海外回到广东省乐昌县定居，受到亲朋邻居欢迎。

　　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的龚楚的回忆录中，记载有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泽东叫这个女干部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面前坦白交代了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罪行，当众处决，征兵任务很快就完成了。写下回忆的龚楚是资格很老的红军将领，1925年入党，百色起义时他是红七军参谋长，1934年一度代理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一职，红军长征后龚楚被任命为中央军区参谋长，率部留在原地游击战。1935年5月他离队投向国民政府，当上国民党少将。1954年，他在香港出版《我与红军》，由张国焘写序，后来扩展成《龚楚将军回忆录》。陈毅曾经说《我与红军》所写他叛变之前那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杨尚昆也是瑞金时代的当事人，在小范围内承认龚楚回忆录真实性。

　　《龚楚将军回忆录》。陈毅和杨尚昆等当事人都曾评价龚楚所写是真实的。

　　龚楚还说，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后杀掉。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里，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着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
　　我所介绍的这些苏维埃国情况，资料来源广泛，包括毛泽东著作和其他领导人像张国焘等人的回忆录，《彭德怀自述》等等，主要参考两个来源，一个是《龚楚将军回忆录》，还有一个是国民党熊式辉将军的日记体回忆录。熊式辉——不是那个中共著名间谍熊向晖，一字之差，别混淆了——1928年9月任淞沪警备司令，主要对手就是共产党中央。1930年5月，任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1931年12月，蔣介石任命他為江西省政府主席，随后兼任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要对付的更是苏维埃国和中央红军。1945年9月任国民政府东北行营主任，主管东北一切军政事务，再次跟中共干上。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他的亲属出版了一本《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由史学大师余英时作序，余英时说“本书第二编第二章《剿共与国内之牵制》”是最值得细读的部分。这本书由洪朝晖编校，明镜出版社出版，我受明镜指派参与了校对，所以看得很仔细，第一次接触中共苏区的有关史料，顛覆了我过去由中共灌输形成的刻板印象。长期以来那段史实被掩盖，人们被歪曲宣教所蒙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今仍戴着人民政权、“模范苏区”的耀眼光环。实际上呢，苏维埃国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苏区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一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另一个数字是，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干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和肃反被杀的。
　　苏维埃国之所以在1934年不得不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战略转移，除了军事上失利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苏区政治、经济上完全破产，民穷财尽，山穷水尽，不论是兵员、粮食、还是财政都无法再支持下去。熊式辉书中描绘国军来到苏区看到中共祸害的惨状触目惊心。当时谁能想到，这个祸害了三四百万人口局部地区的政权，十五年后夺取江山，祸害了全中国亿万人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