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

斯是思史X106. 菲尼斯为啥走不出是与应当的迷宫？

这些年的法哲学圈子里，英国的约翰·菲尼斯名噪一时，因为他打算让近两百年来，一直走下坡路的自然法，再次伟大起来，英文又叫“make natural law great again”，差不多算是当代的复兴潮里，一个小前辈咧。所以哈，尽管算不上思想家，还是有必要把他，放在学术史的层面，简单说上几句。

古希腊就露出尖尖角，还在现代早期的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那里，兴旺发达的自然法，怎么到了20世纪中叶，就陷入了后继乏人，急需重振的衰败境地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讨论霍布斯的时候说过的：它有个打娘胎落下的毛病，总想着在人性领域里，从“自然之是”直接推出“法之应当”。

搁以前吧，这其实不算个事，反倒好像还能给它，增添不少魅惑：真的很神奇吔，这样子把“自然”与“法”合为一体，不留一丝丝缝隙。可惜哦，等到18世纪的休谟，提出了“是与应当”的质疑，自然法的软肋上，就被捅了狠狠的一刀：要是从事实不可能直接推出价值，实然的“自然”与应然的“法”，还怎么水乳交融呀，倒不如说更像油水两分，搞不到一块去吧。

你看喔，思想家的绕不过去，就是这样子彪悍：想当年的休谟，不过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小伙，提出“是与应当”质疑的篇幅嘛，也就区区几百字，但靠着原创理念的深度洞穿力，硬是把一个源远流长了两千年的强势思潮，逼进了底气不足，一蹶不振，快要消亡了的困境。不服不行，不是？

走进20世纪，摩尔之流也来凑了一波热闹，进一步鼓吹：任何想从自然的事实描述出发，定义好坏价值概念的意图，都犯了“自然主义谬误”，结果把寻求“自然”与“法”合一的理论思路，逼进了一蟹不如一蟹的死胡同，躲不开下面这个噩梦的萦绕：从自然的“是”推出法的“应当”，真有那么“自然”么？

菲尼斯一定深切感受到了，这股强大的冲击力，所以决定复兴自然法，写下代表作，《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时候，才不惜动用第一编的全部篇幅，开门见山地讨论这个看起来不相干的质疑，然后才在第二和第三编里，正面阐发他的规范性立论。

这种理论架构清晰地表现出，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要是不走出事实与价值关系的迷宫，要想在当代复兴自然法的传统，注定了徒劳。然而很可惜，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他打算重振旗鼓的努力，最终还是陷入了徒劳，非但没把自然法从泥巴坑里拖出来，反倒让它的致命伤，暴露得很显眼咧，嗯哼。

问题在于，为了摆脱著名的“自然主义谬误”，他的手法很黄很暴力，不是如实探究是与应当的本来面目，而是一举斩断了二者的双向关联，既否定了“从事实推出价值”的可能性，又否定了“从价值推出事实”的可能性，公然宣布：“评判绝不是从描述推出来的……描述也不是从评判推出来的。”

他甚至为悠久的自然法传统洗地，一方面声称，从是到应当的任何推论全是“非法”的，另一方面主张，以前的自然法解释者，都是些“守法”的良民，从没想过要从自然事实推出价值规范，因而也不去追问，什么是合乎“自然人性”的，而是只忙着追问，什么是“合乎理性”的；至于他自己呢，也不关注“自然人性”，仅仅从“实践理性”的原则出发，专心讨论“无源而出”的“属人之好”……

这样子看，菲尼斯为了拯救自然法，快有点不计成本，不惜血本咧，不仅断言从事实推不出价值，而且更上一层楼，断言从价值也推不出事实，一点余地都不留，甚至把一直是自然法基础的自然人性，也打进了南极洲的冷宫，主张自然法不是源于自然人性，而是源于实践理性，却不敢正视一个否认不了的事实：从开始起，自然法的主流思潮，就喜欢把“理性”当成最“自然”的“人性”看，不是？

同时吧，他好像也没察觉到，如此决绝地把自然法，塞进是与正当老死不相往来的二元架构，会让它的鼎鼎大名面临黑色幽默的严重尴尬：不以“自然人性”为基础的“应当之法”，或许能够另辟蹊径地找到别的冠名，但还有什么资格，美其名曰“自然法”呢？一言以蔽之哦，与“自然人性”无关的“法”，还能说成是“自然—法”么？不如改名换姓，另立山头算了。仅此业已表明，菲尼斯的重振旗鼓，笼罩着何等无奈的自败气氛，嗯哼。

更自败的是，他接着又在明显的自相矛盾中，谈起了事实与价值之间，“循环往复”的兜圈子：“如同从属人处境的事实，无疑可以推出人们对属人价值观和实践理性要求的基本评判那样子，描述性的社会科学，也无疑可以还原成伦理或政治判断的辩护书……这个意思上讲，描述性的社会科学是‘价值无涉’的。”

这段话不算长，但好像很有几个说不通：第一呢，要是从事实到价值的推论是“非法”的，从“属人事实”到“属人价值”的推论，怎么就摇身一变，突然“合法”起来了呀？第二嘛，要是从事实到价值的推论是“非法”的，描述性的社会科学，如何为人们的伦理或政治判断做辩护呢？第三吧，要是描述性的社会科学“可以为价值判断辩护”“给人们分配赞赏和责难”，它怎么可能成为“价值无涉”的吔？无论如何，想要围绕“价值判断”，展开“价值无涉”的“辩护”，听起来总有点像子虚乌有的“圆形之方”，不是？

话说到这份上，就能看出来咧：面对是与应当质疑的致命冲击力，菲尼斯的对策，其实属于“既要—又要”的那种，一方面想把非此即彼的现代二元架构无保留地照搬过来，另一方面却依然坚持自然法的老传统，直接混同了事实与价值……

于是乎，这样子和稀泥的结果，虽然相当辩证地左右逢源，同时却也让他的重构落入了两头为难的左支右绌，不管怎么圆场，都难以维系逻辑上的自洽一致，尤其让人拎不清，他到底站在了哪一头：究竟是站在了“从事实绝对没法推出价值”的这一头呢，还是站在了“从事实无疑可以推出价值”的那一头，嗯哼。

也因此，尽管菲尼斯的初心善良，很想砸碎“是与应当”这个卡脖子的瓶颈，让自然法一劳永逸，免去“自然主义谬误“的坏名声，却又因为自己搞折衷瞎调和，反倒把套在自然法脖子上的那根绳，扯得越来越紧啦：你想哟，要是自然法的价值规范属于“无源而出”，与人性的自然事实无关，不就等于说，它是个没啥根基，悬在半空的海市蜃楼么，风一吹，说不准就垮咧……

特别是主流西哲强调的“理性”，认知维度上的原初功能，就在于找到“原因（reason）”，可菲尼斯却凭空端出了个“无源而出”，你说他鼓吹的“实践理性”，到底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呀？又怎么可能证成，自然法的永恒正当呢？估摸着阿奎那要是看见了这个词儿，连棺材板儿都盖不住了，不是？

尤其让人想不通的是，是与应当的谜底，找起来其实没那么难，特别是考虑到，第一么，麦金太尔和马斯洛等人，已经提到了“需要”的关键作用（虽然没给出什么具体的论证），花点工夫综述一下文献，应该很容易搞定；第二呢，菲尼斯接下来将属人的基本好或基本价值，分成七类“生命、知识、游戏、审美、友谊、实践理性、宗教”的时候，他自己也多次谈到过“需要”，嗯哼。

更滑稽的是，在第二编里，他不仅优先考察了“知识”问题，等于是承认了，实践理性也要以认知理性为前提，而且在讨论的过程中，或许由于事实没法否认的缘故，还全然忘记了自己说过的，“属人之好都是无源而出”，一个不留神，就把知识这种基本价值的根源，归因到作为认知需要的好奇心那里去啦。

请看他给出的精辟定义：“好奇心”是“为了避免无知或错谬，去认识和发现真相的纯粹意欲”，也就是“为了认知的缘故，想要了解某个东西的意欲、意向或感到的需要”。至于“知识”能够成为一种“属人之好”或“基本价值”，应该说也恰恰与这种“需要”或“意欲”直接相关，因为作为“值得拥有的东西”，“好（善）”正是指“人们的意欲、选择或行为的目的”……

话说到这份上，就不好再说啥了吧：联想到菲尼斯专门分析过，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有关“好是万物意欲的东西”的说法，再联想到他自己还讲过，“好奇心不是唯一的基本冲动、意向或兴趣”，下面的结论不就是水到自然成了的嘛：无论哪一种属人之好或基本价值，都不可能是“无源而出”的。

倒不如说，它们都是经由需要或意欲这个中介，来自各种事实特别是人自身存在的事实，如同生命之好源于人们的求生需要，宗教之好源于人们的信仰需要那样子……不好意思吔，亲，各位要是还不能一眼看出，这个结论直接见证了，以需要为原点的人性逻辑，是怎样地放之四海普遍真，俺老汉又不好再说啥了哦，不是？

为啥面对着就在手边的清晰答案，他还是没能走出事实与价值的迷宫，反倒在左右逢源中，落入了左支右绌呀？别的原因就甭瞎猜了，有一条是明摆着的：菲尼斯缺乏足够的分析批判精神，既不想抛弃自然法混同是与应当的传统，又不敢否定现代的二元对立架构，于是乎就以“既要—又要”的糊涂方式，把这俩不共戴天的玩意儿，囫囵吞枣地统统纳入了，自己重构的“全新”理论中。

当然喽，比他更不堪的，或许是西方法哲学界咧，居然没看到，这种理论的漏洞百出，处处窟窿，反倒热情赞誉他的复兴贡献，丝毫木有察觉到，他是怎样把套在自然法脖子上的那根绳，扯得越来越紧滴，尤其木有意识到，只有抓住“需要”的枢纽，走出事实与价值的迷宫，才能治好“自然法不自然”的致命伤。再联想到同一个法哲学界，面对法学实证主义的“恶法亦法”命题，也是束手无措，一筹莫展，浅人在此给它的这个定位，好像很难说成是“偏激”的哟，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