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觉得父母是天下最好的人，老师是天下最聪明的人，毛主席是天下最伟大的人，共产党员是天下正确的人。

 长大后步入社会，以前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有些是颠覆性的。父母是天下最好的人，那些坏人哪来的？老师是天下最聪明的人，那些愚蠢的人哪来的？毛主席是天下最伟大的人，建国以来那些政治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共产党员是天下最正确的人，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是怎么产生的？

 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应该使前后认识差距缩小，欺骗，哪怕是善意的也不可取。

 我的一生是坎坷的，小时候经过文革，当过知青，后来回城了。说来也怪，那短暂的苦日子给我留下的印象难以磨灭，甚至盖过了后来的，长久的，安稳的，朝八晚六的大锅饭日子。怎么回事？想了很久，终于悟出了“度日如年”这个词语，一天等于一年，算下来我竟活了几千年！

 苦日子难熬，比起别人，我这辈子倒没吃过多少苦，家庭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父亲是民国时期的名校大学生，母亲也是学专科的，中共夺取天下后百废待兴，这类人得以利用。祖辈都是剥削阶级，不剥削哪来的钱供孩子上学？土改后，祖父坐牢，后因健康问题假释回家等死。外祖父是中学校长，对中共存有幻想，本想留下为新中国效力。后听到比他低职位的同志都枪毙了，杀戮十分猖狂，命如草菅，不用审直接枪毙。外祖父担心日后遭清算，之前地下党折腾得厉害，煽动学学生罢课配合共军南下，身为校长的他自然不答应，梁子结下了。好在学生及时通知他，并安排逃往香港，情况紧急，临走前连家也不敢回。多年后，海外校友以外祖父的名义捐款建教学楼，针对注名和塑像的问题产生分歧无果，还是早年他不配合中共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暴力革命是推翻专制统治的唯一手段，每次改朝换代都免不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制造了无数冤魂枉魄。想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依然适应中国大陆下一次暴力革命，中国人民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长期受专制思想和利己主义的浸泡，早已失去斗志，像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

 我从小受红色熏陶，认为祖辈是有罪的，罪在剥削。我憎恨自己的出身，自卑感十足，从心里怪父母不该会生下自己，使自己来世上受苦受难，怨自己命苦，怎不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那是一个比穷的时代，土改以经济状况定成分，越富越发动，越穷越光荣。真正改变我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父母和子女都受到打击。那次浩劫是一个非常好的反面教材，毛泽东跌落神坛，中共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时至今日，只要一提起文革，中共就有揭伤疤的感觉。

 尽管家庭经济状况良好，大饥荒和文革期间时依旧可以定购鲜奶，每天早晨，家门口都放着两个厚厚的玻璃瓶摆在那，瓶口较大，用硬纸壳封住。撕开后倒入小铝锅中，然后把空瓶放回原处，送奶的三轮车夫会来取。牛奶是生的，没有消毒，需要煮沸后才能喝。只是煮的那段时间须特别小心，多数情况下都会溢满出来，弄得到处都是，只要听到嗤嗤的声音，就知道坏了。

 虽然祖上是地主，但他们的生活却异常节俭，一分一毫地从嘴里扣出来，攒下的钱用来买田地出租，收租的钱供孩子们上学读书，我听父亲说过曾祖母喝粥时一颗豆豉掰两瓣的故事。祖父是遗腹子，事业有成后孝敬老母，把她接来城里住。老人家见到城里什么都得花钱，上百块大洋的房祖，嚎啕大哭道：“这些钱可买好多地呀！”尽管老人家知道儿子挣多花多，城里就这样，就是看着难过，还是回乡下心情好些。我也听二姨抱怨外祖母吝啬，走几十里山路不肯买东西吃，饿得她头晕，从那时起，二姨对饿失去了感觉。

 孩时接受红色教育，我不相信这些，直至遇到李香玉。知青那阵子，我曾与地主寡妇李香玉同住一个屋檐下，我对她感情从仇视鄙视到同情关心，整个一百八十度大反转，彻底颠覆了我以前的观点。

 无论哪个朝代，无论过去还是今天，财富的积累靠勤奋，靠知识，靠节俭，并在合法的状况下慢慢形成的，没偷没抢，要错也是制度造成的。贫富不均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不触发这个引发革命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才是我们要关注的。

 前年我曾到过大陆一回，病了一场，又吐又泻。每次都这样，说是水土不服，为什么早不发生，而是在三个星期之后才发生？由于时间紧迫，我带病去了曾经插队的故地走了一遭，目的是想采访几个老人，收集资料，尤其是土改至人民公社时期。这是个不可公开的秘密，我只能藏着掖着。

 几位同学们开车一起去的，又有当地领导干部的陪同，老天又不帮忙，阴雨绵绵，一点收获也没有。一个人去当然好，但一个海外人士偷偷摸摸不与当地政府合作，必动机不纯，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任何超出政府可控范围的行为都被禁止。

 金埠多为明清时期的建筑，之前获得了三百万元的修缮款，把那些几乎坍塌的房屋修复一下。但有些改造我不满意，比如地面铺瓷砖，先前地面都是土，换了瓷砖不伦不类的，总觉得有些别扭。还有一些屋内放入几尊金光闪闪的佛雕，住人的地方哪有这玩意儿，画蛇添足。反正的公款，不私吞就已经难得的了。

 这间老屋的劳改释放犯金俊发和他舅母曾居住过的地方（见《春花》），里面放着一排佛雕，我乘机打开话匣子：

 “据我所知，金埠共有三个地主，金仲侣，李香玉，还有金俊发。”

 “其实只有两个，仲侣和俊发的爸爸是堂兄弟。”

 “原来这样，”我点了点头，略有所思，“那么金仲侣和李香玉，谁的势力大？”

 “没得比。金仲侣是官僚地主，当过县长，人际关系广泛；李香玉只是个靠出租土地和放债的地主。”

 “李香玉还在吗？”

 “死了七八年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最不想知道的事终于发生了，上回见到她时，戴着一个头箍子，是当地人治头痛的土办法。

 “在这儿死的？”

 “不，在她女儿家死的。”

 李香玉只有一个女儿，嫁去五里之外的龚家。想必她年迈体弱不支，生活无法自理时，女儿把她接去的。我十分了解李香玉的脾气性格，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离开这里，因为她有一个心愿，可惜这个心愿至死没有实现。

 我不好再问下去，在他们眼里，这类人仍属阶级异己分子。

 我们来到早年住过的小院，土改后，李香玉一家子被赶到这里，公婆，丈夫，女儿和她，最后只剩下她一人。我在这住了五年，后三年与她为邻。

 我要求一个人进去，说好拍几张照就出来。同行的人们见里面如此荒凉，也没兴趣参观，都留在外面抽烟闲扯。

 大门虚掩着，我推门走了进去。院内长满杂草，已很久没人来打理了。石凳和石桌还隐现在不远处的草丛中，当年我常坐在那乘凉，看书，唱歌，练琴。屋内因阳光不足没生草，只是滋长了一层厚厚的像地毯似的青苔，附在青苔上的毛细水滴在光线的照射下闪闪发亮，绿油油一片。缺了一条腿的桌子依墙靠着，不至于倾倒。厅堂内的墙上残留着当年革命对联的痕迹，“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但没一个字是完整的。

 李香玉睡房内的那张宁波床还静静地躺在那，似乎在等待着主人归来。雕上去的凤爪被饥饿的老鼠啃掉一截，截面坑洼不齐。那时的我与鼠作伴，它们时常从枕边窜过。靠窗的柜台上立着我走时留下的热水瓶，真空胆已不见，只剩下壳，当年我用它盛开水，留着晚上洗脸洗脚时用。为什么不扔掉？我感到眼圈一阵潮湿，我闭上双眼，使情绪稳定下来。

 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当年，

 由于兴修水库，大量的库区移民迁入本地，我们以前住的那个祠堂要挪出来给新移民住。为此我们曾搬过一次家，被分散进住社员家里。房子村民空去来的，说是临时住，但住久了他们会有意见，尤其是需要房子的时候。如遇到儿子要结婚，兄弟要分家等情况，就吵着要赶我们走。我们也不想住在厢房，整天你见我，我见你的。我们仍喜欢住那祠堂，虽然居住条件恶劣，但独门独户的，干些什么偷鸡摸狗的事也没人知道，行动自由。我们清楚，在移民建新村之前我们是搬不回去的，只好暂时捱着。

 一天，张军相中了一幢独门独宅的院子，认为它很适合我们知青居住。经查询，得知是地主寡妇李香玉的房子。一个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估计让她滚蛋不难。那时候地主是不当人看的，张军限她三日内搬出此屋，理由是“五七大军”要搬进来住。对我们的无理要求，她当即拒绝，且一气之下跑出去对邻居们诉说。

 此时我们打开了她家的后门进了厨房查看，厨房里有锅有灶，还有不少劈柴，这些都是我们缴获的战利品。同学们巡视了一圈后都离开了，我仍在厨房内转悠，无意中发现靠墙的碗橱后面夹着一件东西，一卷被塑料薄膜包裹着的物品，觉得有几分奚尧。那是什么呢？我轻轻移开橱柜，那卷东西扑的一声掉落地上，我赶紧打开塑料包一看，两个纸卷筒内是两幅精美的人物彩画，画中分别是身穿清代华丽服饰的一男一女的坐姿像，不知是哪一辈的流传下来的。还有一本记载着她婆家的土地划分范围的册子，分明是一本“变天帐”，一旦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恢复资本主义制度时，这本变天帐即可兑现，她可以收回自己的土地和房屋。

 说心里话，当时我脑海里曾闪过私藏那两幅人像画的念头，只因那本变天账是祸根，留不得的。权衡利弊后，我把那包东西交给了张军。

 张军见后喜出望外，这么重大的罪证掌握在咱们的手里，还怕她不搬！何况这巳不是搬不搬的问题了，这事件巳上升到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问题了。于是我们不动声色，赶紧向新上任的生产队长桂叔汇报情况。经商定，当晚立即召开全村社员大会，斗争地主婆寡妇李香玉私藏变天账妄想复辟旧社会之事。大会前变天账之事保密，桂叔负责召集村民大会，我们负责押送李香玉到会场。

 晚饭后，当桂叔走街串巷敲锣呐喊时，我们来到寡妇李香玉处。李香玉在家，家中还有一位年轻女子，已出嫁的女儿从夫家赶来，少妇怀里抱着婴儿正吃着奶。我想：上午并不见她女儿，想必她去龚家叫女儿来帮忙的。

 我们通知李香玉立即去会场开大会。

 李香玉知道在劫难逃，索性豁出去了，冲着我们叫道∶“我就不搬，也不去开会，看你们能拿我怎样！”

 少妇见状不妙，赶紧用手指拨开婴儿的嘴，将乳房塞入衣内，系好衣扣。她把孩子放在摇篮里，孩子哭闹着，少妇顾不了这些，挡在母亲的前面央求我们说：“你们就积积德吧，我娘已没地方可去了，总不能睡露天吧。”

 李香玉是本村大地主金国进的填房，嫁过来时也是个富家女。因脾气倔强，足缠得不够好，母亲白天缠，她就夜间拆，后来母亲就没有勉强她，就成了这样不大不小的一双脚。那时相媳妇要看足，缠足可磨练女人的忍耐性，相夫教子。李香玉吃了不缠足的亏，下嫁给金国进做填房。李香玉婚后只生一女，家底虽殷实，无奈缺儿无后，夫妻俩心中难免郁闷。丈夫是个有文化的人，闲事在村里教私塾，不为钱，只图卖个人情，博个好名声。天有不测风云，土改时不知金国进得罪过什么人，被判恶霸地主枪毙了。

 丈夫死后，李香玉含辛如苦地把女儿拉扯大。那时候的人都重视阶级成分，地主之子无人敢嫁，地主之女无人敢娶，她一直为女儿的婚事担心。只因女儿得到母亲的遗传，天生丽质，不乏媒人踏破门槛。终于五里之外的龚家选了个好人家嫁了，男的不仅相貌堂堂，还是贫农的后代。夫妻恩爱，更生出一儿一女，活脱脱一对金童玉女，令人很是羡慕。

 女儿出嫁后，李香玉孤身一人独守夫家，一来自己才四十出头，生活可以自理；二来地主分子不能外流，“初一，十五斗地主。”要接受大队干部训话；再有就是不死心自己的财产被别人占去，希望能等到翻身的那天。

 张军是知青的头，见李香玉竟敢不听他的调遣，觉得自己很没面子，上去左右开弓一顿猛抽。打得李香玉眼冒金星，跌倒在地。女儿扑过去用身体紧紧地护着母亲，心疼地抚摸着母亲红肿的脸，跪下来向我们哀求：“不要打我娘，不要再打了，不要···。”

 我脑海里猛然闪过母亲被本单位造反派批斗的情景：带高帽游街，学狗爬，跪玻璃瓶。这造的是什么孽呀！我后悔自己多管闲事，那卷东西本就应该留在柜橱后面，不该拿出来的。我不忍心见那少妇的眼泪，悄悄地从人群的前排退到后面。

 张军也不与她理论，推开那少妇，拖着李香玉往院门口扯。走到门口时，李香玉突然向外喊道∶“打人啦，下放学生打死人啦！”

 张军看她如此嚣张，怒火心生，一步上前抓住她的后领往回使劲一拽。李香玉站立不稳，一下跌倒在五米之外的排水沟里。我当时吓得愣住了，心里念叨：张军呀张军，你可别闹出人命案啊！

 好个李香玉，浑身湿淋淋的她爬起来继续往外呼救奔逃，张军怕了，再次把她拖回厅堂。这时不明真相的邻居们闻声赶来，纷纷谴责城里学生的暴行和抢占民房的无理要求。当时我们不便与村民们解释，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李香玉押到会场。

 张军见她如此浑身湿淋淋的，到了会场后必引起村民们同情甚至共愤，对我们这些外来人不利，就要求她换去湿衣服。李香玉冲他吼道∶“不必换衣裳，就这个去！”

 我们始终没有亮出我们的致命武器，按计划我们要在开村民大会当众展示我们的杰作。最终她还是在众村民的劝说下换了件干净的衣服来到会场。

 刚到会场时李香玉还是很嚣张的，不明真相的村民们也不断地谴责我们的暴行。当我们将那两张图展开在李香玉面前时，她立即低下了头。

 我们问她∶“这两幅画里面的人是谁？”

 李香玉吞吞吐吐地说：“不知道，我没见过，可能是我太公和太婆的画像。”

 我们又拿出那本变天账问她：“你为什么要保留这本帐簿，是不是想复辟到旧社会去？”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家婆藏在那里的。” 

 “你不老实！ 你家婆死了多久了，难道那个碗橱一直没搬动过吗？”

 李香玉低头不语。

 人群一阵骚动，人人都想亲眼目睹一下那本记录着那些曾经分到手的土地（后归人民公社所有）和那些巳经属于自已的房屋的变天帐。解放前，全坊的地主只有两个，伪县长金宗侣是最大的地主，其次是金国进，两家拥有全村大部分土地和房屋。土改后李香玉一家被赶到这个小院居住。

 “你藏那个做甚？ 打死你都应该！”老党员庚伯斥责她。庚伯是村里在五十年代初期最早发展的党员之一，土改时与他哥哥两人平分她家的一幢大宅院。一小时前他还为李香玉打抱不平，现在知道李香玉仍时刻不忘收回她的房产和土地时，从怜悯转为厌恶。

 李香玉只是低头不语。她的心理防线被我们彻底地打垮了，垮在她至今仍保留着那本时刻不忘收回自家土地房屋的变天帐和她公婆的画像上，垮在她不识时务与“五七大军”抗衡不搬家。

 生产队长桂叔不敢怠慢，第二天将那几件罪证上交大队部，大队上交公社，最后到达县革委会。那时，芝麻小的事就上纲上线，何况变天帐这等大事。变天账事件立即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说明阶级斗争依然存在，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宣传机构折腾了好一阵。

 李香玉被我们赶出来后，无处落脚。茂公见她可怜，腾出一间厢房给她暂住：“下放学生在这里呆不长的！”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金埠的，有路子的都跑了，留下我这个阶级成分不好的，没本事的，孤零零一个人。说好了扎根农村一辈子，怎么都溜了？我开始抗拒劳动，一年之中住不上几个月。用父母的钱来买口粮，不欠队里的钱，生产队长无话可说。这里的社员几乎都是欠粮户，何况我的劳动能力远不及我的工分值，那是上面压下来的规定，知青不能低于七分半（最高十分，全能劳动力，懂操牛）。我不去稀释他们的工分值，皆大欢喜。

 李香玉见那院子空着，欲搬回来住，就与我商量。起初我不同意，一个人多自由自在啊，有个人在面前走来走去的，总觉得别扭。后来我同意了，因为我在这呆不了几天，能有人看房子，何乐不为？再说，我对她还是有愧疚的，假如我不拿出变天账来的话，她不会被整得这么惨，到底是我害了她。

 我原先睡里间，里间有扇后门通厨房，平时那扇门是锁着的。李香玉肯求我调换一下，她要里间，因为去厨房方便。我那时已用煤油炉烧饭，不需要厨房，我就搬到外间来。

 我的日常生活简单而枯燥，吃饭，睡觉，拉琴，唱歌，听收音机。想吃就吃，想睡就睡，逍遥自在。只是天天盼望上调回城的那一天，那心情，说它钓鱼也可，说它守株待兔也罢，概率近似于中乐透奖。晚上听李香玉讲故事，关于村里的故事，多半是从她口中得到，也为我今后写作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偏僻小山村与大都市一样应有尽有，大到反共救国军，生产队长监守自盗，小到扒灰乱伦。比如细伯就不是一般人，年轻时学了些手艺，杀猪酿酒打饴糖，平时在外做手艺，很少在家。他人脉广泛，黑白道上有朋友，打家劫舍的事也做过。听说他是地下党，土改时任村农会干部，分到地主金国进的主宅。

 细伯的故事也是从李香玉那里得出的。那天李香玉去女儿家住了一晚，回来后发现关在厨房里的老母鸡不见了。晚上才对我提起这事，问我昨晚听到什么动静没有？我答没什么异样，只是细伯来了一趟。

 “哎呀，我就晓得是他做的！”李香咬牙切齿地说，我反映的情况与她的判断相吻合。

 细伯极少来我这坐，我也觉得有蹊跷，但不认同她的看法：“不会吧，偷了鸡在家杀，儿媳妇和孙子们不知道吗？不管怎么说，偷盗不是光彩事呀。”

 “你不晓得，他会去宗侣的小老婆那里煮吃。”

 金宗侣是金埠的首富，曾任宝鸡县副，土改时被划成分为官僚地主。他不愿去台湾是因为小妾拖了他的后腿，原本以为自己没得罪过任何人，共产党不会对他怎么的。哪知就因为他是国民党员的身份，审也不审，拉出去崩了。

 我知道细伯死了老婆很久，但不知道他有专搞别人老婆的癖好。细伯只有一个儿子，在六十里外的虎形山镇当医生，一个多月才回来一次，平时家里只有他和儿媳住一块。

 那厨房门是怎么开的？原来农村的门都是木制的，门柱底下有个托，很浅，用扁担翘一下就移开了。那门闩更假，空心闩内藏三个活动钉，木制钥匙相对应三个固定钉，就这么掏啊掏地开了。对于细伯这类爬墙钻洞的老手来说，简直是形同虚设。

 李香玉还告诉我，细伯几乎睡遍村里所有寡妇，经常见他大清早从某家出来，这事在村里已是公开的秘密。我过去只知道细伯好交朋结友，算得上是村中一霸，没人敢惹。我问：细伯怎有这本事？李香玉说细伯的粘性可厉害啦，死皮赖脸地缠住你，哪能甩得脱的。

 见李香玉怨恨的样子，我脑海中闪出一种猜测：既然这样，细伯是否也睡过她？李香玉的厨房门正与细伯家的后门相通，行动起来也是方便的。一天我放工回来，无意中撞见细伯在里屋为李香玉敷膏药的情景：李香玉的上衣被掀起，那两个雪白葫瓜正晃悠着。

 回城后，我曾探过金埠。八十年代末，农村所有的阶级异己份子都摘了帽子，她重获自由。那天她领我去别人家搓麻将，宗侣的小老婆也在那。李香玉说记她的账，我不怎么会打麻将，一圈下来老是输，斗不过她们。李香玉见我不行，就接过手去打。

 望着这几位老女人玩牌时的兴致和熟练程度，可想而知，当年她们做太太那时是多么的逍遥自在啊！天灾人祸不可预料，命运捉弄人，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也许是劫难吧，这么想会心宽些。

 对了，李香玉还欠着我的钱嘞。好多社员都欠我的钱，说是借，实际是施舍，别指望谁会还。

 那回在金埠住了三晚，分别时李香玉对我说：“常来玩吧，把这当作娘家一样。”我说会的。她又说：“带你老婆一起来，我还没见过她呢。”我点了点头。

 当初的情景，仿佛久远，又似昨天。

 我从小院出来时，大伙已等得不耐烦了：“你在里面磨蹭个啥？烟散过两圈了。”

接着我又去拜访了几位老人，岁月不留人，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了，每次来都会多添一份伤感。

 回美后，我老想这么一个问题：假如中国大陆再来一次土改运动，财富重新分配，那些城里人是否会学李香玉那样，藏起自己的房主证，银行卡，金银首饰收据，等待变天？假如美国闹土改，乞丐搬进来，我到贫民窟去住，我是否学李香玉那样？

休里

2021-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