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1613年-1682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曾化名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明朝直隶昆山县(今江苏苏州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知识渊博,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清初三先生”或“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梁启超引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期流传,“天下”被改成了“国家”。这不是顾炎武的本意,而且正好相反。
按《日知录》明明是这样说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段引语中间删节处是批评魏晋之士无父无君的话。这是顾炎武的儒家正统思想。姑存不论。他的本意很清楚,“国”指的是政权,政权的兴亡,也就是改朝换代,那是在位的皇帝与大官们的事;“天下”指的是道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民族精神,社会正义,那是“匹夫”有责的。
顾炎武说这话的时候是明末朱家朝廷将亡之际,有一些士大夫已经纷纷降清,如钱谦益。顾对此十分愤慨,认为统治者荒淫无道把政权给折腾完了,我们没有责任,但是“匹夫”应该坚守的是道义原则,不论谁入主中原,这一原则不能变,也就是“士”的气节。其实他所谓的“匹夫”还是指士大夫,只是暂时在野而已,真正的黎民百姓,引车卖浆者流也是无法负起这种道义责任的。
顾炎武把政权和民族区分开是有道理的,他把政权的覆亡称为“亡国”,而民族被征服,文明被野蛮统治则为“亡天下”。“亡国”是权贵们操心的事,而“亡天下”则“匹夫有责”。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德语:Westfälischer Friede)是指于1648年10月24日分别在神圣罗马帝国明斯特市和奥斯纳布吕克市(威斯特伐利亚区)签定的一系列和约,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签约方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西班牙王国、法兰西王国、瑞典帝国、荷兰共和国、神圣罗马帝国诸侯以及帝国自由城市。和约由《明斯特和约》(签约双方为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王国以及各自盟友)和《奥斯纳布鲁克条约》(签约双方为神圣罗马帝国和瑞典帝国以及各自盟友)组成。和约象征三十年战争和八十年战争结束,政治学者一般将该条约的签订视为“民族国家的开始”。
此和约导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失去大量领地,也削弱了王朝对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各邦国的控制,使王朝陷入中衰,也使德国陷入封建分裂的时代。另外,此和约导致法国,荷兰和瑞典这三大欧洲新霸主的崛起。
民族国家的起源和早期历史有争议。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先有民族国家,还是先有民族?”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首先形成。民族主义是民族要求其合法主权而形成的,而民族国家则符合了这个要求。一些民族主义的“现代理论”也认为民族认同主要是政府政策的一个产品,政府使用这个政策来统一和现代化已经存在的国家。大多数理论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19世纪的欧洲现象,它是大众文学和早期的大众媒体的结果。但是历史学家也注意到较早出现的比较统一的、拥有一个共识特征的国家,比如英国、葡萄牙和尼德兰。而民族国家的成型,大多认为始自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民族国家的主意是通过现代国家体系的产生而诞生的。由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这个现代的国家体系也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个系统的特征是“势力平衡”,其基础是明确规定的、中央控制的、独立的国家(不论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之间对对方的主权和领土的尊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没有创造民族国家,但是民族国家满足这个体系对国家的要求(前提是民族国家之间没有领土问题)。
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一般国家行政管理当局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一种拥有治理一个社会的权力的国家机构,在一定的领土内拥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
依据马克斯·韦伯的定义,国家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因此国家包括了一些机构如武装部队、公务人员或是国家官僚、法院、和警察等政府机构。在国际关系的理论上,只要一个国家的独立地位被其他国家所承认,这个国家便能踏入国际的领域,而这也是证明其自身主权的重要关键。 被统治者“治”成了一盘散沙的“匹夫”又怎能真的担起“国家兴亡”的重责?
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书中,老艺人苏昆生放声悲歌,尽情发抒:
“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把五十年兴亡看饱”,以反复强调的手法,谴责统抬者的豪奢腐朽。三个“眼看他”,无非兴、亡二字,雄辩地表明了荒淫腐化和亡国之间的必然联系。作者用步步深入的手法,抒发了强烈的亡国之痛。“乌衣巷”三句扩大了上一层中“楼塌了”的景象,把统治荒淫无耻所造成的后果,由统泊者的垮台扩大到国家山河的巨变。“乌衣巷”句,借王导、谢安势衰,乌衣巷转换主人的历史,感叹现实的兴废。
冠以“不信”二字,实则是不愿相信。“不信”二字,伴泪和血,妙极天人,非大作手不能为。不信归不信,现实却是:“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袅鸟。”这又是—种对比,任你信与不信,严酷的现实已是无法改变了。“舆四换稿”的“换”字,包含了很多难言的内容。明亡后,清政权圈地剃发,清兵大屠杀,文字狱的广为连坐……这山河易色,人民血泪的种种,都在这“换”字中含混包括了。结句“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把感情再深化一步,表明了要永志不忘亡国的哀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