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的墓碑上并没有署姚文元的名字，只写着他的妻子金英的名字。墓碑是一块黑色大理石，正面刻着四个金字：“真理真情”。背面刻着一首词《蝶恋花》，虽未标明作者姓名，从词的内容可以判定出自姚文元之手。这首《蝶恋花》他晚年的精心之作。词中一连用了“悠悠”、“沉沉”、“寂寂”、“漫漫”、“历历”、“年年”六个叠词。词意隐晦，“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而点睛之笔在于“不改初衷”、“真理真情”——这是否表明，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姚文元对他自认为的“真理”，依然“不改初衷”呢？

漫步在姚文元墓前

叶永烈

最近，我在上海郊区寻访了姚文元的墓。

它坐落于普通墓群之中，墓碑上并没有署姚文元的名字，只写着他的妻子金英的名字。

金英于1996年8月19日病逝。安葬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谁都没想到这个金英就是姚文元的妻子。金英病逝时，姚文元尚在服刑期间——虽说离他刑满只有一个多月。

姚文元是在1976年10月6日被捕的。1981年，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因此刑满之日是1996年10月6日。

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我曾经去过上海姚文元家，拜访过金英。姚文元被捕之后，他的妻子金英回到上海，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宿舍里。在上海市区东南一条稍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姚家住在二楼的一间。

夏日中午，二时半，我敲响了房门。开门的是姚文元的三女儿。她是个中学生，正准备去上学。听说我要访问她的母亲，便带我走过小小的灶间，步入卧室。灶间里放着一大碗烧熟的梭子蟹。

金英刚从午睡中醒来，脸颊上有着枕席的深深的痕印。（她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她一头短发，脸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颗痣，穿一件短袖细咖啡条子上衣。

家里共两间屋，书橱里堆满书，床上铺着竹席，家具很简单。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谈着，桌上正放着一份当天的上海《文汇报》。

金英不断地唉声叹气，几度想哭。她的手不断地摸着方桌玻璃台板的边缘。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调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长期请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后，她曾获准前往北京秦城监狱探监，见到了姚文元。金英记得，1976年10月6日晚上，姚文元在北京离家时，连帽子都忘了戴。金英拿着帽子赶出去时，姚文元已经上车走了。

金英出生于1933年4月28日，终年63岁。她的墓是在姚文元出狱之后的1997年7月建造的，上刻“慈母金英之墓”，下面署繁体汉字：“女金虹丽群继红婿浩岐殷伟圭章孙颖婷沐春冰聪金星”。不言而喻，为了避人耳目，女儿只写名字，没有写“姚”姓。

墓碑是一块黑色大理石，正面刻着四个金字：“真理真情”。背面刻着一首词《蝶恋花》，虽未标明作者姓名，从词的内容可以判定出自姚文元之手：

遥送忠魂回大地

真理真情

把我心涛寄

碑影悠悠日月里

此生永系长相忆

碧草沉沉水寂寂

漫漫辛酸

谁解其中意

不改初衷常历历

年年化作同心祭

从词意可以看出，这是姚文元专为妻子的墓碑而写的。墓碑正面刻着的“真理真情”，就是出自这首词。

姚文元过去写过类似顺口溜式的诗。这首《蝶恋花》倒是他晚年的精心之作。词中一连用了“悠悠”、“沉沉”、“寂寂”、“漫漫”、“历历”、“年年”六个叠词。词意隐晦，“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而点睛之笔在于“不改初衷”、“真理真情”——这是否表明，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姚文元对他自认为的“真理”，依然“不改初衷”呢？

据公墓负责人告诉笔者，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姚文元妻子之墓，更不知道姚文元病逝之后，也安葬在这个墓中。他们后来得知，姚文元生前曾几次到这里凭吊妻子。

在“反右”中崭露头角

1931年，姚文元出生于作家之家。父亲姚蓬子是诗人，也写过小说，还翻译过外国文学作品。姚蓬子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姚蓬子任执行委员。他曾与丁玲一起创办左联刊物《北斗》。

1932年，姚蓬子抱着一岁的姚文元去鲁迅家中拜访，鲁迅写了《赠蓬子》一诗，这是姚文元后来所津津乐道的——因为他在那么小的时候就见过鲁迅。

不过，令姚文元沮丧的是，父亲姚蓬子于1933年12月在天津被捕，并于1934年5月14日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上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声称“在忏悔过去的错误之余，我完全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脱离中国共产党，自后决定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从此，姚蓬子以开设作家书屋为生。

据上海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孙志尚、冒金龙告诉笔者，1948年10月姚文元在沪新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姚文元声称父亲姚蓬子是“进步作家”、“鲁迅战友”。

解放后，姚文元先是担任共青团上海市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

对于姚文元来说，1957年6月14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开始就提到：“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6月10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人民日报》同时转载了那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是谁写的？姚文元也。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则出自毛泽东之笔。毛泽东不仅注意到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杂文，而且以那篇文章为由头，狠狠地批判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这下子，青年作家姚文元名震全国，一跃而为上海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从1957年6月14日到年底，短短半年时间里，姚文元发表了50多篇“反右派”文章，差不多3天一篇。姚文元批判“右派分子”施蛰存、徐懋庸、许杰、流沙河、王蒙、邓友梅、刘绍棠、陆文夫、徐中玉……一时间，姚文元博得了“棍子”之称。

“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到了1958年，姚文元从“棍子”进而成为“恶棍”。这位27岁的“文坛新秀”，批判的锋芒直指一大批文坛老将：驳巴金，批冯雪峰，斗艾青，骂丁玲……

姚文元的“棍艺”被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市委常委张春桥看重。

1963年初，来自北京的“女客人”江青悄然南下。江青要以上海为“基地”，打造“现代京剧”（也就是后来的“样板戏”），而当时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与江青一拍即合。江青明确地对柯庆施、张春桥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张春桥则被柯庆施派去协助江青建立“基地”——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

姚文元成为“大写十三年”的热烈鼓吹手。1964年3月，他分别在《收获》和《红旗》杂志发表两篇长文，贯彻柯庆施、张春桥的意图：《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关于现代剧若干问题的研究》，《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谈话剧〈年青的一代〉》。

“女客人”对于上海这个“基地”非常满意，1965年春节刚过又来上海。这一回，她找张春桥完成一篇重要的“大批判”文章，而张春桥则向她推荐了姚文元。姚文元骑着自行车来到上海锦江饭店。于是，江、张、姚多次在此秘密讨论，写作那篇“重量级”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诚如江青后来所吹嘘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全国震惊。这篇“宏文”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从此，姚文元被称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受江青“提携”，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姚文元接二连三地发表长文，写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批判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批判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写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连同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四评”是姚文元进入高层的 “奠基”之作。姚文元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张春桥）。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0年8月，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倒台之后，姚文元接替他成为全国的“舆论总管”。

“四人帮”中最后一个离世

1973年，随着王洪文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王、张、江、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结成“四人帮”。“四人帮”实行“四结合”：江青的“旗子”，王洪文的“位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笔杆子”。他们在政治局里反对周恩来，反对邓小平，曾筹划着一旦大权在握，将作如下“分工”：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张春桥任国务院总理，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姚文元任全国政协主席。

1976年10月6日爆发的“十月革命”，把“四人帮”送进了囚牢。

“四人帮”中第一个离世的是江青，她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自杀身亡，终年77岁。接着，王洪文在1992年8月3日因肝病去世，终年58岁。张春桥于2005年4月21日因癌症病亡，终年88岁，是“四人帮”中最长寿的一个。

姚文元在“四人帮”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张春桥病故后不久，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74岁。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其病故之后半个月由新华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华社用简短的篇幅报导姚文元之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香港媒体披露说：新华社的此条消息是姚唯一的官方讣闻，不过港台报刊和国外媒体却多有报导。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说：“新华社消息出来后，美国《洛杉矶时报》等七八家媒体都有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国内媒体的一个采访电话。”他认为，官方讣闻的发布是特意选择了周五的下午时间，因为接下来是双休日，以此避开海内外媒体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内中提及的“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显然是指在下。

姚文元之死，为“四人帮”兴亡画上了句点。“四人帮”俱亡，然而“四人帮”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永远值得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