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的墓碑上並沒有署姚文元的名字，只寫着他的妻子金英的名字。墓碑是一塊黑色大理石，正面刻着四個金字：“真理真情”。背面刻着一首詞《蝶戀花》，雖未標明作者姓名，從詞的內容可以判定出自姚文元之手。這首《蝶戀花》他晚年的精心之作。詞中一連用了“悠悠”、“沉沉”、“寂寂”、“漫漫”、“歷歷”、“年年”六個疊詞。詞意隱晦，“漫漫辛酸，誰解其中意”，而點睛之筆在於“不改初衷”、“真理真情”——這是否表明，一直到生命的終結，姚文元對他自認為的“真理”，依然“不改初衷”呢？

漫步在姚文元墓前

葉永烈

最近，我在上海郊區尋訪了姚文元的墓。

它坐落於普通墓群之中，墓碑上並沒有署姚文元的名字，只寫着他的妻子金英的名字。

金英於1996年8月19日病逝。安葬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誰都沒想到這個金英就是姚文元的妻子。金英病逝時，姚文元尚在服刑期間——雖說離他刑滿只有一個多月。

姚文元是在1976年10月6日被捕的。1981年，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因此刑滿之日是1996年10月6日。

徵得有關部門的同意，我曾經去過上海姚文元家，拜訪過金英。姚文元被捕之後，他的妻子金英回到上海，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宿舍里。在上海市區東南一條稍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樓，姚家住在二樓的一間。

夏日中午，二時半，我敲響了房門。開門的是姚文元的三女兒。她是個中學生，正準備去上學。聽說我要訪問她的母親，便帶我走過小小的灶間，步入臥室。灶間裡放着一大碗燒熟的梭子蟹。

金英剛從午睡中醒來，臉頰上有着枕席的深深的痕印。（她與二女兒、三女兒住在一起，大女兒已經出嫁了）她一頭短髮，臉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顆痣，穿一件短袖細咖啡條子上衣。

家裡共兩間屋，書櫥里堆滿書，床上鋪着竹蓆，家具很簡單。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談着，桌上正放着一份當天的上海《文匯報》。

金英不斷地唉聲嘆氣，幾度想哭。她的手不斷地摸着方桌玻璃台板的邊緣。她早已不在原單位工作，調到一個很不起眼的單位，只是掛名而已，從未上班，長期請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後，她曾獲准前往北京秦城監獄探監，見到了姚文元。金英記得，1976年10月6日晚上，姚文元在北京離家時，連帽子都忘了戴。金英拿着帽子趕出去時，姚文元已經上車走了。

金英出生於1933年4月28日，終年63歲。她的墓是在姚文元出獄之後的1997年7月建造的，上刻“慈母金英之墓”，下面署繁體漢字：“女金虹麗群繼紅婿浩岐殷偉圭章孫穎婷沐春冰聰金星”。不言而喻，為了避人耳目，女兒只寫名字，沒有寫“姚”姓。

墓碑是一塊黑色大理石，正面刻着四個金字：“真理真情”。背面刻着一首詞《蝶戀花》，雖未標明作者姓名，從詞的內容可以判定出自姚文元之手：

遙送忠魂回大地

真理真情

把我心濤寄

碑影悠悠日月里

此生永系長相憶

碧草沉沉水寂寂

漫漫辛酸

誰解其中意

不改初衷常歷歷

年年化作同心祭

從詞意可以看出，這是姚文元專為妻子的墓碑而寫的。墓碑正面刻着的“真理真情”，就是出自這首詞。

姚文元過去寫過類似順口溜式的詩。這首《蝶戀花》倒是他晚年的精心之作。詞中一連用了“悠悠”、“沉沉”、“寂寂”、“漫漫”、“歷歷”、“年年”六個疊詞。詞意隱晦，“漫漫辛酸，誰解其中意”，而點睛之筆在於“不改初衷”、“真理真情”——這是否表明，一直到生命的終結，姚文元對他自認為的“真理”，依然“不改初衷”呢？

據公墓負責人告訴筆者，他們當時並不知道這是姚文元妻子之墓，更不知道姚文元病逝之後，也安葬在這個墓中。他們後來得知，姚文元生前曾幾次到這裡憑弔妻子。

在“反右”中嶄露頭角

1931年，姚文元出生於作家之家。父親姚蓬子是詩人，也寫過小說，還翻譯過外國文學作品。姚蓬子曾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時，姚蓬子任執行委員。他曾與丁玲一起創辦左聯刊物《北斗》。

1932年，姚蓬子抱着一歲的姚文元去魯迅家中拜訪，魯迅寫了《贈蓬子》一詩，這是姚文元後來所津津樂道的——因為他在那麼小的時候就見過魯迅。

不過，令姚文元沮喪的是，父親姚蓬子於1933年12月在天津被捕，並於1934年5月14日在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上發表《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聲稱“在懺悔過去的錯誤之餘，我完全放棄過去的政治立場，脫離中國共產黨，自後決定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從此，姚蓬子以開設作家書屋為生。

據上海滬新中學地下黨支部書記孫志尚、冒金龍告訴筆者，1948年10月姚文元在滬新中學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姚文元聲稱父親姚蓬子是“進步作家”、“魯迅戰友”。

解放後，姚文元先是擔任共青團上海市盧灣區工委宣傳部副部長，後任中共上海市盧灣區黨委宣傳部理論教育科科長。

對於姚文元來說，1957年6月14日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這天，《人民日報》在第一版發表編輯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一開始就提到：“下面轉載的這篇文章見於6月10日文匯報，題為‘錄以備考’……”《人民日報》同時轉載了那篇《錄以備考──讀報偶感》。

《錄以備考──讀報偶感》是誰寫的？姚文元也。而《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則出自毛澤東之筆。毛澤東不僅注意到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的雜文，而且以那篇文章為由頭，狠狠地批判了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這下子，青年作家姚文元名震全國，一躍而為上海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反右派”領導小組成員。

從1957年6月14日到年底，短短半年時間裡，姚文元發表了50多篇“反右派”文章，差不多3天一篇。姚文元批判“右派分子”施蟄存、徐懋庸、許傑、流沙河、王蒙、鄧友梅、劉紹棠、陸文夫、徐中玉……一時間，姚文元博得了“棍子”之稱。

“無產階級的金棍子”

到了1958年，姚文元從“棍子”進而成為“惡棍”。這位27歲的“文壇新秀”，批判的鋒芒直指一大批文壇老將：駁巴金，批馮雪峰，斗艾青，罵丁玲……

姚文元的“棍藝”被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市委常委張春橋看重。

1963年初，來自北京的“女客人”江青悄然南下。江青要以上海為“基地”，打造“現代京劇”（也就是後來的“樣板戲”），而當時柯慶施提出“大寫十三年”，與江青一拍即合。江青明確地對柯慶施、張春橋說：“我支持‘大寫十三年’！我來到上海，覺得非常親切。上海的‘氣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當作‘基地’！”張春橋則被柯慶施派去協助江青建立“基地”——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

姚文元成為“大寫十三年”的熱烈鼓吹手。1964年3月，他分別在《收穫》和《紅旗》雜誌發表兩篇長文，貫徹柯慶施、張春橋的意圖：《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創造最新最美的圖畫——關於現代劇若干問題的研究》，《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長——談話劇〈年青的一代〉》。

“女客人”對於上海這個“基地”非常滿意，1965年春節剛過又來上海。這一回，她找張春橋完成一篇重要的“大批判”文章，而張春橋則向她推薦了姚文元。姚文元騎着自行車來到上海錦江飯店。於是，江、張、姚多次在此秘密討論，寫作那篇“重量級”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誠如江青後來所吹噓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

1965年11月10日，《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全國震驚。這篇“宏文”揭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從此，姚文元被稱為“無產階級的金棍子”。受江青“提攜”，進入“中央文革小組”。

姚文元接二連三地發表長文，寫了《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批判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寫了《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批判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寫了《評陶鑄的兩本書》，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連同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四評”是姚文元進入高層的 “奠基”之作。姚文元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張春橋）。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姚文元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70年8月，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倒台之後，姚文元接替他成為全國的“輿論總管”。

“四人幫”中最後一個離世

1973年，隨着王洪文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王、張、江、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裡結成“四人幫”。“四人幫”實行“四結合”：江青的“旗子”，王洪文的“位子”，張春橋的“點子”，姚文元的“筆桿子”。他們在政治局裡反對周恩來，反對鄧小平，曾籌劃着一旦大權在握，將作如下“分工”：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張春橋任國務院總理，王洪文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姚文元任全國政協主席。

1976年10月6日爆發的“十月革命”，把“四人幫”送進了囚牢。

“四人幫”中第一個離世的是江青，她於1991年5月14日凌晨自殺身亡，終年77歲。接着，王洪文在1992年8月3日因肝病去世，終年58歲。張春橋於2005年4月21日因癌症病亡，終年88歲，是“四人幫”中最長壽的一個。

姚文元在“四人幫”中最後一個離開人世。張春橋病故後不久，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終年74歲。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其病故之後半個月由新華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華社用簡短的篇幅報導姚文元之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於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歲，於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6年10月刑滿釋放。

香港媒體披露說：新華社的此條消息是姚唯一的官方訃聞，不過港台報刊和國外媒體卻多有報導。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說：“新華社消息出來後，美國《洛杉磯時報》等七八家媒體都有打電話來，我沒有接到國內媒體的一個採訪電話。”他認為，官方訃聞的發布是特意選擇了周五的下午時間，因為接下來是雙休日，以此避開海內外媒體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內中提及的“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顯然是指在下。

姚文元之死，為“四人幫”興亡畫上了句點。“四人幫”俱亡，然而“四人幫”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永遠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訓，永遠值得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