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列入二十世纪十件大事的十月革命，影响中国百年命运，中国人理应高度关注。如果说在大陆没有声音归咎主政者不想听到不合自己心意的声音；那么在海外也听不到多少声音，就得反省我们自己。好在很多有识之士重视这个百年反思时机


　　老高按：再过11天，就将迎来十月革命一百周年（1917.11.7～2017.11.7）。
　　十月革命，有充分的理由被列入二十世纪十件大事——有的评选者将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立国69年的苏联散伙，与十月革命并为一条，理由也非常充分。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中国人来纪念、反思这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那段话，就把理由说得清清楚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走俄国人的路，走得战火纷飞，走得血泪交迸，走得濒入绝境……走不通了，于是从走俄国人的路改为走自己的路，但仍然没有脱离十月革命的思路框架，走得尸横遍野，走得人心分裂，走得前途渺茫……
　　是时候了！是时候来反省十月革命的是非功罪，反省对于中国的利弊得失！

　　最近一段时间，我读到俄罗斯在十月革命百年到来之际如何评价和纪念等方面的很多报导：
　　▲到今年年底前，俄罗斯全国已举办或将举办一百多场活动，有许多学术会议、展览、演讲等，媒体上也出现了更多介绍和讨论，但据说官方总的打算是低调；
　　▲一组名为“悲伤墙”的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的建筑将于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前夕在莫斯科中心建立；
　　▲一些最新民调反映俄罗斯民众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仍然截然不同。有官方背景的全俄民调中心的报告说，1990年苏联解体前）时，认为十月革命代表和不代表俄国民众利益的人分别为36％对37％，今年持这种观点的人分别为45％和43％。有38％的人认为十月革命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民调还认为，俄罗斯民众目前对当年两个阵营的主要历史人物的好感都普遍提升。对末代沙皇有好感的人目前高达60％，对斯大林、列宁和捷尔任斯基有好感的人也分别达到52％、53％和57％。
　　但官方背景较少的列瓦达中心民调显示，高达45％的人认为布尔什维克非法夺取政权，认为列宁等人合法执政的有35％。与1990年时相比，对列宁有好感的人已从当时的67％下降到了今天的26％。

　　中国对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官方态度，以9月26日在京举行的“十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为代表。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并讲话（20多天之后，刘奇葆的这些职务都没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在这次会上以“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为题发言，他谈了两点认识：
　　第一，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就不可能在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
　　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好坚持，对十月革命精神的最好弘扬。
　　在大陆，民间只有少许声音。有一条消息说：新疆中视紫禁城影业传媒有限公司和俄罗斯雅罗斯拉夫电影制片厂将联合拍摄30集电视连续剧《列宁和他的中国卫士》，由真人真事改编。计划于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前夕在俄罗斯开机。
　　这样一个影响中国百年命运的大日子，我们中国人不太关注，怎么说也是不正常的。如果说在大陆没有声音，归咎于主政者不想听到不符合自己心意的声音；那么在海外也听不到多少声音，那就只能反省我们自己的认识有偏差了。
　　但还是有很多有识之士，重视这个反思百年的时机。去年诗人孟浪主编了一本《致命的列宁——十月革命一百年祭》，其中有不少好文章。今年56岁的孟浪，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并投身非官方的地下文学运动。先后参与发起创办或主持编辑《MN》、《海上》、《大陆》、《北回归线》、《现代汉诗》等中国大陆的诗歌民刊，曾任美国布朗大学驻校作家，担任过《倾向》文学人文杂志执行主编、晨钟书局总编辑。2001年作为主要创办人之一参与发起独立中文笔会。2010年创办溯源书社，这本《致命的列宁——十月革命一百年祭》，就由溯源书社出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撰写了这部文集中的一篇重要文章《人性、历史、帝国的多重变奏——“十月革命”百年祭》。因为读到这篇文章，我邀请张教授作为《历史明镜》电视节目的嘉宾，来给我们讲一讲十月革命和中国。预定是两期，讲题是（初定，可能会有更改）：
　　第一期：十月革命百年——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误入歧途；
　　第二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什么？
　　第一期，将在今天（10月27日）下午3点开始直播，随后将放在YouTube，供大家随时观看、聆听和评判讨论。第二期，也将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11月7日）之前播放。
　　张博树教授的研究范围很广，眼下他正在另一个网站做关于中美俄三国演义的长期电视节目。他告诉我，美国与中国，从世界格局来看，现在实际上进入了新冷战。我与他商定，请他来做比较冷战（美苏两大集团）和新冷战（美国与中国）异同的系列节目。
　　下面，我全文转载张博树教授在《致命的列宁》一书中的这篇长文。张博树接受我主持的《历史明镜》节目的访谈，会涉及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但他一定还有更充分、更广阔的发挥。


　　人性、历史、帝国的多重变奏——十月革命百年祭

　　张博树，《致命的列宁》（溯源书社）

　　2017年，“十月革命”一百年了。这场革命引发的后果深刻影响、形塑了20世纪人类史。它曾经被认为代表着人类的希望，最终却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20世纪三大极权主义政权，它孕育了两个，但这场革命本来是要“消灭阶级”、乃至“消灭国家”的。它的使命中还包括和私有制、甚至私有观念“彻底决裂”，这不啻于要向人性挑战，当然，同样败得很惨。
　　那么，从历史哲学看，这一切何以发生，又何以可能发生呢？特别是，“革命”的原发地是俄国，这个既被人赞颂、又遭人诅咒的国家如何成为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十月革命”改变了这个国家吗？还是说，它的所有结果反倒证明着这个国家最传统的那部分力量的强韧有力？
　　在上述设问后，我们自然不会忘了中国。百年中国史，我们与“十月革命”有太多的瓜葛，剪不断理还乱，至今仍未从它的巨大阴影中走出。
　　这是笔者愿意拿出些时间写这篇祭文的理由。
　　我不想丑化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会使研究者自己陷于浅薄。既然我们还承认这是一场“悲剧”，某种深刻的、悲凉的东西总是值得挖掘的。这使我们在批判历史的同时保持对历史的一份虔敬，哪怕我们的心头在滴血。

　　共产革命就是改造人性

　　这是十月革命的形而上基础。当然，提供这个基础的不是列宁一类布尔什维克党人，而是他们的导师卡尔·马克思。
　　1844年，马克思提出了一套人的“异化”与“复归”的学说，当时这位德国思想者不过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儿。“异化”指人的本质在私有财产制度下的变异，私有制使劳动者的劳动反过来否定劳动过程，也否定劳动者本身。年轻的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同时树立起人的理解的新标尺，那就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才是人之为人的真正本质。这是个融合了费尔巴哈的“类意识”、赫斯等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分期观点以及巴黎新潮社会主义的哲学概念，是马克思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厦的真正基座和起点。在马克思那里，命题并不是“改造人性”，而是“复归人性”，马克思比其同时代人高明的地方只是企图用一套“科学”的理论证明何以这个“复归”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马克思其实并没有、也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他的人学假设的工具；他的经济学也只是他的哲学人类学的工具。这个理论的唯一成果是杜撰了关于“无产阶级”的神话，据说这个阶级最终将担负起推翻私有制的伟大使命。接下来的，将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商品生产的被废除，阶级对立的物质根源不存在了，劳动的异化性质也就不存在了，人类将由此终结自己的“史前史”而进入真正的“人的历史”。
　　今天大概很少有人再认真对待此类“热昏的胡话”，它充其量是对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欧洲资本主义疯长的哲人式批判而已，不无深刻但矫枉过正，反倒走入自己设定的概念误区。但当时，这套东西确曾被许多人认为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其余波一直延伸到20世纪的各类左翼运动。更重要的是，乌托邦如果仅限于理论架构和研讨，其虚幻性还难以显现；一旦付诸行动甚至成为某种制度现实，它却会变成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十月革命”即当作如是观。
　　事实上，革命前夜列宁在秘密状态下写就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已经在讨论革命后“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简单点说就是一旦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俄国共产党人将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改造整个国家（理论上将分成若干阶段）。此公果然说到做到。1919年，尽管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内外交困，面临诸多困难和威胁，列宁仍然力主推进经济乌托邦方案，包括“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虽然马上消灭货币还做不到，但“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做好准备。”（见列宁1919年2月起草的《俄共（布）纲领草案》）
　　十月革命两周年时，列宁又撰文《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与政治》，该文称：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了消灭阶级，首先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其次要消灭工农差别，而“要解决第二个任务，就要把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大经济”。诚然，在现实压力下，列宁做了调整、退却，这就是后来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但列宁念念不忘“小生产会每日每时地、经常地、大批地产生资产阶级”，所以新经济政策至多是向个体农民的暂时性妥协，是暂时的“退却”，布尔什维克还是要转入“进攻”的。
　　当然，布尔什维克总是和“资产阶级”过不去，这个账不能仅仅算在马克思身上。就俄国人而言，对私有制的厌恶其实颇有传统。我们可以从俄罗斯村社制度中看到这一传统，这个古老的制度甚至可以追溯到800年前的古罗斯时代。村社制度强调“共有”，因为俄罗斯农民把土地视为上帝的恩赐而不属于任何个人。当波雅尔贵族向地方收取贡品时（这是沙皇赐予贵族的特权，贡品相当于国家税收，在沙皇与贵族间分享），他们打交道的对像是村社，而不是单个农户，这强化了村社的集体职责。甚至，近代以来俄国的迅速扩张也在某种意义上仰仗村社制度：扩张要求财政支持，要求兵源支持，而这两者都是通过村社提供的。这是理解何以村社集体安排制在15世纪后欧洲的其他地区走向衰落而唯独在俄国一枝独秀的重要原因。村社保证了俄罗斯农民（包括农奴）的基本生活，形成了社区内的庇护和依赖关系，人们自我封闭而不思进取，这与同时期欧洲其他地方生机勃勃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诚然，俄国知识界对如何界定村社的历史价值颇有争议，19世纪俄国知识界中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就曾各执一词。饶有兴味而又意味深长的是，那位曾经是“西方派”的莫斯科贵族亚历山大·赫尔岑，在到西欧各国转了一圈后竟然痛批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和残酷无情，而突然发现伟大的俄国村社以原始的、缠绵的、无意识的方式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优点。——半个世纪后的中国学子梁启超几乎重复了同样的故事，只是场景变换了。这里按下不表。
　　还有位俄国民主主义者查苏利奇，专门给马克思写信，询问俄国的村社制度可否使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倒是非常谨慎，在回信时四易其稿，最终也只是说，他的《资本论》的适用范围仅以西欧为限。但马克思同时称：根据对原始材料的研究，俄农村公社有可能成为俄国社会的新生支点。这个有关“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通信非常著名，后来它又和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扯在一起。其实，问题并没有如此重要。无论马克思还是他的信徒，共产主义都是先在的必然，资本主义作为高级的人类异化形式，即便不可避免，也终在否定之列。在这个意义上，俄国的村社制度不过是以俄式传统为德国哲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提供了某种特殊路径罢了。当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俄罗斯需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也曾为此而猛烈批判民粹主义，但令人深思的是，一旦布尔什维克握有政权，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却迅速走向激进化，迫不及待地要终结私有制了。这就是乌托邦理念的力量。制度搭台，理念唱戏。“十月革命”开的就是这个头，干的就是这个事。
　　“复归人性”，哲学思辨而已；苏维埃政权真正要做的，乃是强制性的“改造人性”。更严格地说，正因为“复归人性”不过欺人之谈，“改造人性”乃至“锻造新人”才成为必要之举，成为极权主义乌托邦的巨大工程。
　　关于此类“工程”，人们可以举出很多。比如，列宁时期就有所谓“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对此的赞颂是“不领任何报酬地加班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难道这不是极伟大的英雄主义吗？难道这不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开端吗？”——只有通晓马克思共产主义乌托邦中“人”的含义，列宁的极具煽情的语言才能被理解。斯大林时期也曾大力提倡塑造“苏维埃人”，据说“共产党人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保尔·柯察金成为那个年代“苏维埃人”的典型代表。巴甫洛夫的生理学、米丘林的遗传学都曾被用来证明“新人”的产生是可能的，是有“科学”根据的，因为它们都证明后天的力量，环境可以改变人。但斯大林在经济领域并没有把共产主义的原教旨坚持到底，他越来越多地诉诸物质刺激，诉诸奖金，培育特权，而把革命理想、阶级觉悟放到了一边。也许这位红色沙皇有他自己的苦衷，大概非如此不能建立苏联帝国内复杂的依附网络，所以除了秘密警察之外，金钱、特权也是控制下属的必要手段。但这自然使斯大林背上“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恶名。托洛斯基这样批他，后来的毛泽东也这样批他（表面上是批赫鲁晓夫，而且是以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名义）。
　　说到毛，这位山沟里出来的革命者未必读过多少马恩，却同样憧憬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毛的经济乌托邦掺杂了张鲁式的中国古典大同观、克鲁泡特金的俄式无政府主义以及毛本人战争年代的经验，也揉进了反等级制、反官僚的某些民粹主义要素。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毛式共产主义的一次大进军，虽然撞得头破血流，并招致大饥荒，数千万饥民死于非命，但并没有动摇他的基本信念。毛晚年没有再搞类似“超英赶美”那样的经济胡来，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向修正主义宣战，向私心杂念宣战，号召八亿人民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在所有领域“割资本主义尾巴”。想想这还是一个大多数国民食不果腹的国家，这个巨大的乌托邦实验可谓既空前绝后，又荒谬绝伦。
　　与毛的文革几乎同时，古巴的“新人”实验亦别有洞天。据说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有一种近乎神秘的观念，那就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乃是意识和道德动机而非物质动机的形成，它们能改变世界、推动历史”。“青年岛”是古巴“新人工程”的典范之作，那里聚集了5万名共青团员，不用货币，吃住免费，俨然一块社会主义古巴的共产主义飞地。“新人”的个体典范则是古巴的另一位领导人切·格瓦拉，此人身兼国家银行行长和国家工业部长，却只领取一份工资，最后为了世界革命，竟然辞掉古巴领导人职务而跑到非洲、拉美的丛林去打游击战，直至英勇牺牲。（见程映虹《塑造“新人”：苏联、中国和古巴共产党革命的比较研究》）但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的吗？搞了几十年共产主义实验的古巴仍然是一个短缺社会，足见卡斯特罗对人性的理解并不正确。近年来，古巴在卡斯特罗的兄弟劳尔·卡斯特罗领导下正在效彷中国搞经济改革。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兄弟要比卡斯特罗自己明白得多。
　　“改造人性”固然荒唐，以共产主义为名实施屠戮则更为可怖。这方面，柬埔寨红色高棉提供了一个“极品样板”。据说红色高棉的目标是在社会改造领域“超越列宁和毛泽东”，中国还在用钱，红色高棉则要彻底取消货币。1975年柬埔寨革命刚成功，红色高棉就宣布要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寺院，实行集体食堂制，彻底重构社会。在接下来的4年里，由于强制性大规模人口迁移、高强度劳动、政治镇压、内部清洗等原因，约100万人死于非命，而当时的柬埔寨全国总人口亦不超过800万！
　　这就是极权主义“人性改造”工程留下的纪录。
　　一个19世纪哲人的乌托邦想像，一个本来包含着对资本主义逐利本性批判之部分合理性乃至深刻性的人学推想，竟然演变为20世纪巨大的人权灾难。那散布在各国共产主义实验废墟里无边无际的堆堆白骨，无声地诉说着这当中包含的全部悖谬和罪恶。难道还有比这更为震撼的历史景观么？
　　而这一切，作为行动，作为制度，都始自“十月革命”。
　　从经济意义上讲，否定人性势必遭到人性的报复。红色国家普遍存在的票证时代和短缺经济就是最好的证明。这里的“人性”指人的经济行为的自私性，人类至今尚无法超越自然和人类演进史施加的这一限制。但人类发明了现代市场经济，可以既利用经济人的趋利本性，又把它规约在法治范围内，使之造福于个人、家庭的同时亦造福于社会。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是在经历了巨大挫折和历史灾难后才弄明白了这一点。——对了，还不能说“整个”，至今仍有个北朝鲜在顽固地拒绝现代文明�%